波兰诗人亚当·扎加耶夫斯基逝世,享年75岁

据波兰媒体援引出版方的消息,波兰诗人亚当·扎加耶夫斯基于当地时间2021年3月21日逝世于波兰克拉科夫,享年75岁。下文刊发新京报记者对亚当·扎加耶夫斯基的专......

据波兰媒体援引出版方的消息,波兰诗人亚当·扎加耶夫斯基于当地时间2021年3月21日逝世于波兰克拉科夫,享年75岁。

亚当·扎加耶夫斯基,波兰著名诗人、散文家,波兰“新浪潮”诗歌的代表诗人和主要理论阐述者。主要著作有诗集《无止境》、随笔集《另一种美》《捍卫热情》等。曾获特朗斯特罗姆奖、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格里芬诗歌奖终身成就奖、阿斯图里亚斯公主文学奖等多项权威大奖。“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扎加耶夫斯基创作了不少该主题的诗歌作品,因此也常被外媒称为“9·11诗人”。

下文刊发新京报记者对亚当·扎加耶夫斯基的专访,以作悼念。原标题为“不回避恐惧,也不回避狂喜|专访扎加耶夫斯基”。

扎加耶夫斯基生于一九四五年,一个特殊的年份。因战后各方政治势力对领土的重新划分,他被迫在四个月大时随家人离开出生地利沃夫(原属波兰,今属乌克兰),迁往格里威策,一个被诗人称为“丑陋的工业城市”的地方。十八岁时扎加耶夫斯基去到波兰文化中心克拉科夫,在那里学习哲学和心理学、写诗、投身“新浪潮”诗歌运动,成为该运动理论的主要阐述者和代表性人物。一九八二年,因波兰颁布戒严法,扎加耶夫斯基自我流放到巴黎,开始了流亡之路,并于二〇〇二年回到克拉科夫定居至今。

东欧的共同历史轨迹深刻影响着东欧作家群的写作题材和写作方式。“纳粹占领和威权统治”,让他们的诗歌和小说不得不去应对政治体制、意识形态控制和毁灭性灾难,强调智识、价值与思想。扎加耶夫斯基是这一优秀群体——米沃什、赫贝特、哈维尔、昆德拉、伊凡·克里玛、伊斯梅尔·卡达莱等等——中的一员,年轻时被视为“政治诗人”,就像他诗歌上的“父亲”米沃什和赫贝特一样,他们同是伟大的政治诗人,尽管这只是他们诗人身份中的一小部分,但在他们的具体语境中不可或缺。

年轻时,对自由言说的渴求,以及对舌头的管辖的讽刺是明确、强烈又克制的,扎加耶夫斯基早期的《舌》这样写道:

被关在一只白色的笼子里

每当最轻微的风拂过

它都想逃走

在说出几个字母之后被俘

它在波兰语中的溃逃

受到最宽大的处理

即便如此口腔的残忍

也难以形容

在面部的禁猎区

舌是最后的动物

在此,“舌”同时隐喻着“词语”和写诗这一行为本身,而“白色的笼子”终是无法剥夺所有词语和诗,无法辖制对“逃走”的欲求,因为“动物”本质上的凶猛,拒绝被驯服。

在随笔《理性与玫瑰》中,扎加耶夫斯基这样勾勒米沃什的诗歌道路:

“在早年,他深情的低语述说着世界的秘密和大火;在成熟期,他观察、赞美、批评现实的世界,历史和自然的世界;进入生命的晚期,他越来越多地忠实于记忆的要求,无论个人还是超个人的记忆。”

回顾扎加耶夫斯基的中译本诗集,从诗选《无止境》到诗集《无形之手》和《永恒的敌人》,上述对米沃什诗歌道路的描画,同样适用于扎加耶夫斯基自己。写作视阈从政治的“笼子”中探出身,进入更广阔的外在与内在。但不可忽视的是,历史的重负已早早被诗人扛在肩上,“进入我的生活和意识”,这些历史的回音时时在扎加耶夫斯基各个时期的诗歌中响起,只是语调更趋平缓、温和,如记忆的淡黄色调。

记忆在扎加耶夫斯基诗中的比重随年龄的增加而增加,这也正如他在本次采访中形容自己从“政治诗人”走向更广大写作领域时的状态:“成熟就是一切。”记忆因素的增多并不仅仅喻示着岁月的流逝或经验的累积,它同时是一种成熟,一种接纳“个人与超个人记忆”的能力,一种无限制的心灵与视野。

谢默斯·希尼说,“米沃什的作品暗示出,文化记忆对人类的尊严和生存是必要的。”扎加耶夫斯基则在采访中说,“记忆是一切诗歌的基础。”

我读外国诗人写的,

关于波兰的诗。德国人和俄国人 

不仅仅有枪,也有 

墨水,钢笔,一些心肠,和大量的 

想象力。

——《关于波兰的诗》(节选)

新京报:辗转各地之后,你于2002年回到波兰,定居克拉科夫。你目前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有正在进行的写作计划吗?

扎加耶夫斯基:我的日常生活平淡无奇,非常私人。我和妻子一起过着平静的生活。想就我的工作拍出一部有趣的电影是不可能的:坐在椅子上,读很多的书,听听音乐,把笔记本电脑放在膝头以写诗或散文——这些事情,如果被一架摄影机所观看,简直可以说是无聊的。

新京报:为什么选择克拉科夫这座城市作为定居之所?包括米沃什在内的一些作家后来都定居于此,对于波兰作家,这个城市有着怎样特殊的吸引力?

扎加耶夫斯基:你一定记得,克拉科夫是我上大学的地方。我十八岁来到这里,并在雅盖隆大学学习。对我来说,在外漂泊多年后回到克拉科夫是明显的选择,而不是去华沙或者其他任何城市。这里住着我的大多数朋友,我也许需要独处的时间,但同样需要朋友。

新京报:波兰是个诗歌大国,出了多位杰出诗人,你认为是什么造就了波兰如此强大的诗歌传统?

扎加耶夫斯基:关于这一问题,没有好答案,至少我无法给出一个有力的回答。有时我想,二战之后波兰陷入绝望的境地——首都华沙沦为废墟,波兰人不知道未来会怎样,(可)矛盾的是,这引发了人们对此类困境带有强烈诗意的回应。雪莱称诗人为“世界的立法者”,因此我父辈的一些诗人成了这个国家的“立法者”。

隆隆作响的货车和喝醉军官的叫喊 

在夜里吵醒我们,二十一岁的 

士兵们,渴望着血,深信 

真正的战争在迫近。

——《二十一岁的士兵们》(节选)

新京报:1982年,出于各种原因你离开了“营房般阴沉”的波兰,移居巴黎。这次巨大的人生变动对你的生活和写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扎加耶夫斯基:这一变动是艰难的,也让我摆脱了束缚。我因此置身于一个全新的环境。我在我的国家并不“著名”,但在波兰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在巴黎,没有人在乎这些。被忽视的好处是,它可以给你带来某种特殊的自由。突然间,我再次变得年轻,我可以享受“新起点”式的幻觉。

新京报:你年轻时被视为一个“政治诗人”,一个愤怒的青年。促使你从“政治诗人”向更广阔、丰富的内心世界和精神领域迈进的,有哪些原因?

扎加耶夫斯基:我想这是走向成熟的一个自然的进程,像莎士比亚说的,“成熟就是一切”(注:出自莎剧《李尔王》)。当你年轻时——如果你是位写作者,一个诗人,或艺术家——你读很多书,阅读重要的作品,对它们进行反思,这让你成长。我认为自己年轻时作出的政治承诺是好的,也许可以说是必要的,但不是可以永远支撑我的东西。

新京报:在什么样的状态下,一首诗的念头会出现在你的脑海里?你在随笔中谈到写诗,多次用到“狂喜”这个词,写作过程中你总能感受到狂喜吗?

扎加耶夫斯基:写诗的念头可能出现在火车上,飞机上(曾有一位机敏的批评家写了一篇关于我诗中交通工具的文章),可能出现在花园中或听音乐的时刻。这些念头是一首诗的种子,一颗需要生发的种子——就像在先前的技术时代中需要二次处理的胶卷底片。

狂喜时有出现,并且强度不同,但某种精神流动的加速是必不可少的。

父亲几乎什么都不记得了。偶有例外。 

你是否还记得为国家军修理发报机? 

当然记得。你害怕过吗? 

不记得了。妈妈害怕吗?我不知道。

——《和父亲一起外出散步》(节选)

新京报:在你最著名的诗之一《试着赞美这遭损毁的世界》(又译为《尝试赞美这残缺的世界》)中,光明与黑暗同在。这种复杂的情感也体现在你的《朋友们》《雨中的天线》《诗歌寻求着光芒》等诗中,让人感受到你在了解苦难后的一种乐观精神,“赞美”这一特性也在你的随笔中有突出体现。是否可以说你看待世界时有积极乐观的一面?宽容和具有超越性的爱是否是乐观的源泉的一部分?

扎加耶夫斯基:在我看来,我的生活,可以这么说,位于山峰的顶部,很多诗的写作发生在我下定决心的那一刻——在这五分钟里,我仿若国王——决定给哪一面以特权,阴暗的那面,还是光明的那面。

新京报:在随笔《捍卫热情》中,你为诗歌中的热情辩护,并说,只有热情才是我们文学建筑的基础材料。“热情”和“赞美”在你的写作和生活中起着怎样的作用?

扎加耶夫斯基:所有这些都与我的写作生涯有关——对我而言,没有任何脱离坚定信念的写作,没有任何脱离热诚的“是”或热诚的“否”的写作。写作时间之外,我在“日常生活”中不会积极地表现出同样的热情。不过这并不是说在写作之外我没有热情,只是以不同的方式来表现。

新京报:“记忆”是你诗歌的重要主题之一,这个词也多次出现在和你父亲有关的那些诗中。你如何看待诗歌的记忆功能?

扎加耶夫斯基:记忆在任何诗歌中都起着核心作用:记忆是我们曾经存在于其中的图像、事件和情感的巨大收藏所——就像一座私人卢浮宫,它不独属于诗人,而是属于每一个人——在其中,诗歌意象和隐喻像河里的鱼一样被捕获。这条河的一部分在情感上留下深刻的印记:那些关于父母、爱情或恐惧的记忆……

新京报:在诗歌中,你如何面对比如奥斯维辛这样“历史的重负”?你的“赞美”是否可以被视为对这类重负的一种平衡?

扎加耶夫斯基:类似奥斯维辛这样的地方存在于一切“赞美”之上。人们可以把它比喻为黑洞,正如我们从天文学家那里学到的。这些地方是某种沉默,黑暗的存在。

新京报:米沃什说,历史和形而上的沉思在你的诗中得以统一。你怎么看这一概括?你称自己是拥有历史意识的诗人,这一历史意识在你身上是怎样形成的?

扎加耶夫斯基:正如你所说,这是一个概括。我想我们不会适用任何概括。以我们自己的见解来说,我们是具体实在的,没有任何概括可以改变我们的自我认知。

话虽如此,我无法拒绝米沃什的概括。

历史早已进入我的生活和意识,它不需要诗或小说作为传输带。历史的压力无所不在,问题在于如何让历史塑造我的作品,而非是否要去适应历史的压力。

你总是想要超越 

诗歌,在它之上,飞翔, 

同时也更低,深入我们 

卑微、怯懦的领域起始之处。

——《读米沃什》(节选)

新京报:你在诗中写到了不少诗人、画家、音乐家,这些诗像是你与他们的一次深入对话。这种“对话”给你带来了什么?

扎加耶夫斯基:我不知道它们“给我带来了什么”,对我来说,陈述它们的诞生更容易。我们这个星球上存在的艺术,比起表现其他任何行为活动更喜欢表现战争、磨难和金钱,这是一个奇迹。这一奇迹需要用各种方式去赞美。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无视非艺术的生活。

新京报:你曾在文章中表示,我们必须防范修辞。为什么?

扎加耶夫斯基:修辞有很多定义。如你所知,有一门专门涉及修辞学的人文学科。我将诗歌中的修辞理解为一种常规语言,不是通过创造产生,而是现成的,温和的,机械的。

新京报:你说,诗能改变诗人。写诗的过程对你来说是否是一个发现自我并修正自我的过程?你的诗正在影响很多读者,它们对你本人意味着什么?

扎加耶夫斯基:是的,某种程度上,写诗是自我发现的过程。问题在于——至少对我来说——诗人的生活从根本上被分为创造时刻和其余的时间。当然,创作时刻和其余的生活时间会有部分融合,沉思就与此有关。一般来说,诗人很少是证券交易所的大鳄(stock exchange sharks)——尽管众所周知,弗朗索瓦·维庸(注:法国中世纪杰出的抒情诗人),曾被指控犯了谋杀罪。

对我来说,我的诗在我处于人生非诗意时间时就像远房表亲,我可能还记得它们,但只有在写作的过程中,它们才会真正回到我身边。

新京报:你如何保护创作时需要的孤独?

扎加耶夫斯基:这是每个诗人或艺术家必须去处理的事。我很幸运,拥有一个可以在其中安静阅读、写作的房间。我不是政客,也不是摇滚歌手,不会有粉丝围攻我的住所。

新京报:你认为,写作是表达兄弟情谊的行为,是通向他人的隧道。孤独和团结是矛盾的吗?

扎加耶夫斯基:我认为二者是彼此完成的关系。孤独(loneliness)是不快乐的经历,但在英语中有“独处”(solitude)一词,可以补充“孤独”这一说法。团结有多个面向:它可以是政治团结,兄弟之情或只是针对某一务实目标的团结。团结——与他人连接——可以让人摆脱孤独,但团结同时意味着同情他人这一基本需求。

新京报:你说自己是个写得很慢的作家,认为写得过多是危险的。你认为会产生怎样的危险?你写得慢是因为每一首诗歌都需要一定时间来提纯吗?

扎加耶夫斯基:是的,每首诗,每篇随笔都需要很多时间。这是唯一的原因。每当想起我曾写过这么多的诗,我都会想:“这实在是太多了。”当你写了这么多诗,意味着你在邀请读者进行选择。也许这是不可避免的。

新京报:关于是否修改已经写好的诗,不同的诗人有不同的做法。你会反复修改自己的作品吗?

扎加耶夫斯基:不。写诗时我需要处理很多问题,但修改不是问题。一旦一首诗在诗集中刊发,我就不再管它。我会尝试写新的一首来改进旧诗——或说我梦想如此。

新京报:据说你写过四部小说,目前还没有中译本。对你来说,写小说和诗歌的体验有何不同?

扎加耶夫斯基:说来话长。写长篇小说是场马拉松,其中有几个站点,在那里,你可以补充水分,或者吃点巧克力。写抒情诗是百米冲刺。但这并非重点,重点是不久你开始懂得(这是我的情况):是否我拥有的才能不是针对长篇史诗的,长篇要求角色的建构,以及对情节的控制——这需要另一种想象力,不那么密集,而更注重对不同内容之间的协调。抒情诗存在于即时即刻。

新京报:你从米沃什和赫贝特两位诗人那里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扎加耶夫斯基:对我而言,最主要的是他们诗歌中的严肃性,那接纳整个人类经验的雄心,这一经验以历史的视角观看,又聚焦在具体的个体生命上。同时,我也从他们那里学到某种冷静——这种冷静并不排斥热情。还有他们写作的范围,以及伴随着高度严肃的幽默感。

新京报:诗人极为依赖语言。对你来说,波兰语有着怎样的意义?

扎加耶夫斯基:波兰是我的母语,我的血液。讲母语的人无法评判他们的语言,他们不能说“我们的语言如何如何,比别的语言更丰富,诸如此类”。不,它是他们的语言,我们无法远距离观察它,就像在博物馆里观察一幅画。我们继承它,并在写作中创造它。

作者: 吴盼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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