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望与光荣》:邪恶有时也可能赢得名望,但光荣永远在正义一边

《名望与光荣》是波兰作家伊瓦什凯维奇的代表作。这部作品着重描写了1914年一战爆发到1947年间的事态进程,反映了波兰民族生死存亡的大转变。下文为《名望与光荣......

距华沙三十公里之处,绵亘密林中有一座私家花园。这儿远离通衢大道,僻静天然,车马之声不闻,人迹罕至。园子里树木参天,山花烂漫,园子深处有一幢二层的楼房,彩绘斑斓,雕刻精美,它便是波兰当代著名诗人、小说家、戏剧家、评论家和翻译家雅·伊瓦什凯维奇的故居。长篇小说《名望与光荣》就是在那小楼典雅的书斋里诞生的。

 

这部作品的问世给作家带来了极大的荣誉。1963年他因这部作品获波兰文化艺术部一等文学奖,1969年获约里奥居里金质奖章,1970年获波兰国家一等文学奖,1970年获列宁奖金。

   

《名望与光荣》不仅代表了伊瓦什凯维奇创作的顶峰,而且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波兰小说创作中取得的最高成就。它已被许多国家列为世界名著翻译出版,我国外国文学出版社也于1986年将其收入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出版了中译本。

伊瓦什凯维奇于1894年出生于乌克兰基辅附近的一个具有爱国传统的波兰小贵族家庭。1902年父亲病逝,家道衰落。1912年伊瓦什凯维奇中学毕业,考入基辅大学,攻读法律,后在表兄、波兰著名作曲家卡尔·席曼诺夫斯基的影响下,改修音乐。他自幼天资聪慧,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在大学时代便发表过不少诗作,成了小有名气的诗人。可是,他为了生计不得不在中学时代便开始做家庭补习教师。不料这工作竟给他日后的发展带来了好处。他结识了在乌克兰的许多波兰贵族,寒暑假得以带着学生遍历乌克兰,不仅能同百姓接近,而且也饱览了乌克兰迷人的自然风光。这片土地的广袤和独具风格的色彩竟构成了他的传世力作《名望与光荣》的基调。

1918年10月,年轻的诗人满怀激情和对自己的创作能力的坚定信念,只身来到即将结束长达123年的奴役和瓜分状态、获得独立和统一的波兰共和国首都华沙。起初他仍然是靠当家庭教师维持生计。1919年他出版了第一部诗集,同时在华沙参加了波兰20世纪初著名的诗歌团体“斯卡曼德尔”社,成为“斯卡曼德尔”派突出的五诗人之一。1922年伊瓦什凯维奇与波兰富户李尔波普的独生女安娜结婚,招赘入室,自1928年起在安娜家的森林别墅定居,并把那座幽涤的私家花园定名为斯塔维斯克,在那里度过了五十余个春秋,直至1980年3月2日去世。

同安娜的结合改善了这位未来文豪的生活条件,使他得以游历波兰各地,为他的创作找到了取之不竭的源泉。除华沙郊区的寂静园林之外,李尔波普家在波兰疗养胜地扎科潘内的别墅,也为诗人提供了赏心悦目的休息场所。塔特拉山雄伟端庄的美对他具有无比的魅力,他把在那儿感受到的欢乐和情趣都写进了《名望与光荣》,在群山峻岭中的漫步和沉思都在这部作品中折射成了对人生的探索。

1927到1936年间,伊瓦什凯维奇在波兰外交部供职,得到周游西欧诸国的机会。他的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之行日后都构成了《名望与光荣》的重要篇章,使其成为波兰文学中少有的超越国界、涉足世界的鸿篇巨著。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伊瓦什凯维奇是“斯卡曼德尔”派五诗人中唯一留在国内坚持反法西斯斗争的人。在法西斯的铁蹄践踏波兰大地的血雨腥风的日子里,他那幢隐藏在密林深处的花园楼房中,却开展着活跃的地下文化活动。对于许多爱国的波兰作家和音乐家来说,这儿是他们真正的庇护所,大灾大难中的挪亚方舟。他们不仅能在这儿求得宁静和温饱,而且还创作出了许多优秀的文学和音乐作品。

    

六年的反法西斯斗争也是伊瓦什凯维奇创作旺盛的时期,在这期间他写出了许多动人的中短篇小说和诗歌,并着手写作《名望与光荣》第一部。

    

战后,伊瓦什凯维奇积极投身社会活动,为振兴波兰文化立下了汗马功劳。大战刚结束,他便主编双周刊《文学生活》,接着又创办《文学新闻》,自1955年起主编大型文学月刊《创作》,直到逝世。1946年他当选波兰作家协会主席,1949年离任,自1959年起重又连续当选为作协主席,直到1980年他停止了呼吸。自1952年起他一直出任波兰议会议员;1953至1957年间他担任波兰保卫和平委员会主席。他还是多次国际肖邦音乐比赛的主持人。

    

伊瓦什凯维奇是个精力充沛的作家,他的勤劳和多产在波兰文坛上是罕见的。在他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创作活动中,可以说一切写作形式全部“涉猎”到了,他书斋的玻璃柜里整齐地摆放着他留传后世的各种体裁的著作和译作近八十卷,岂止千万言!

他的作品包罗万象,触及波兰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角落,探讨过人生的各种问题;在表现手法上变化多端,他博采众家,兼收并蓄,不仅尊重波兰文学中的一切优秀传统,而且十分关注现代文学、艺术、思想和哲学上的各种新风格、新流派,善于从中吸取有益的养分。他不仅在文学上具有博大精深的学问,而且对于音乐、绘画也有极高的造诣,这一切在他的不朽名篇《名望与光荣》中都得到了印证。波兰评论界把这部作品说成是他小说创作经验的总和不是没有道理的。

《名望与光荣》洋洋洒洒一百一十万言,出场人物不下百个。小说共分三部,第一部发表于1956年,第二部发表于1958年,第三部发表于1962年。据伊瓦什凯维奇本人回忆:“这部小说的构思由来已久,在1938年我到意大利旅行的时候就产生了。第一部手稿最后完成的日期是1949年。仅这一部就花了十一年的光阴。”

    

波兰著名评论家亨·贝雷扎在评论这部著作的时候提出,它是一部以真实的历史事件为背景的、反映了波兰民族处于大转折关头的重要时期的当代史诗。

《名望与光荣》确实反映了波兰民族生死存亡的大转变。书中通过原先生活在乌克兰的几个波兰家庭(罗伊斯基一家、梅申斯基一家,希莱尔一家)的遭遇,反映出了波兰民族命运的变迁,同时也间接反映了整个欧洲局势的大变革。书中不仅着重描写了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1947年间的事态进程,而且追溯这几个家族的宗谱,不下几个世纪。但是,作家的主旨并非抒发思古之幽情,也非追忆波兰进入乌克兰的“光辉时代”,而是紧紧抓住大动荡、大变革的三十三年来展示历史发展的轨道,更远的追忆不过作为背景的烘托而存在。三十三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只不过是短暂的一瞬,然而,它又是个多么不平凡的时代!这是个烽火连天、硝烟遍野的时代,是正义同邪恶进行殊死搏斗的时代,是不仅对波兰民族而且也对整个人类进行了一次大考验的时代。作家在总结这个时代的斗争时,做了个寓有哲理的评论:邪恶有时也可能赢得名望,但是光荣永远在正义一边。

    

书中写到了自1914到1947年间在波兰和世界历史上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第一次世界大战、席卷全俄的革命风暴、资产阶级波兰共和国的建立、波兰地主资产阶级武装对十月革命的干涉、标志波兰走上独裁政体的五月政变、西班牙内战、德意法西斯的崛起、慕尼黑阴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波兰人民在国内和欧洲战场上进行的艰苦卓绝的反法西斯斗争、举世闻名的华沙起义、波兰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反人民、反民主、反革命的邪恶势力确实曾喧嚣一时,然而人民的正义的力量却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作家引用波兰著名诗人诺尔维德的话说:“你们以为喧嚷就等于历史的雷响,而名望的鼓声就像森林里的号角一样!”

    

《名望与光荣》与19世纪的史诗体小说有所不同,它不是正面描写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而是从侧面来表现、评价这些事件。作家没有着力渲染斗争的主战场,书中看不到气势磅礴、波澜壮阔的大战役和巨幅的群像,而是通过贯穿全书的大斗争的余波、大激战的回响来展示出一幅幅真实生动的时代画卷。通过乌克兰的各派势力的较量,我们看到了俄国革命的复杂性;通过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对革命的态度由狂热转向徬徨,我们看到了革命的艰辛。在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时,书中虽然不曾展示德国法西斯动用两千四百辆坦克和两千架飞机进攻波兰的场面,但是,读者从书中描写的惊心动魄的大溃败、大撤退,便不难想象战争的规模。写华沙起义没有描述决策者们的运筹帷幄,而是通过普通士兵为争夺每一寸土地而显示的爱国热情和流血牺牲,来说明华沙人民为解放自己的首都付出了何等高昂的代价。书中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场景,它是通过人物命运的波折来反射出事态的进程,用普通人的眼睛所能看到的局部战斗,用普通人切身体验到的灾难和痛苦来再现整整一个时代。它虽没有史诗的庄严肃穆,却有更多的对于历史的反思,包含了比正面描绘某个大战役更为深刻的内容和更为强大的感染力。

    

伊瓦什凯维奇以敏锐的观察和细致深沉的笔触描绘了极为丰富的社会和政治变革,再现了当时复杂的生活风貌。他从战前牧歌式的田园生活写到战时的流离颠沛;从富丽堂皇的府邸写到黑暗阴森的监狱;从寂静空旷的敖德萨海滨写到光怪陆离的巴黎闹市:形成一幅全方位、多层次的构图。当时波兰社会上存在的一切阶级、阶层和等级:豪门、贵族、地主、资产阶级、小市民、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科学家、艺术家、将军、官僚、政客以至游民、娼妓都在作品中找到了自己的一席地位。贵族孤岛、地主庄园、农家小院、自成一统的域外领地、附庸风雅的文艺沙龙都在作品中得到了忠实的反映,展现出了一幅幅富有时代特征的、绚丽多彩的社会生活画卷。

    

伊瓦什凯维奇评传的作者安·格龙切夫斯基把这部作品说成是大舞台上演出的有声有色的人间悲剧。“有多少种社会结构、多少种类型的人物、多少种社交方式和社会习俗从这个舞台上一一消逝了;多少欢乐和烦恼、名望和光荣、追求和幻想化成了灰烬;有多少崇高的愿望、卑污的打算和罪恶的图谋交织在一起,又一起灰飞烟灭。作品中笼罩着一种悲剧气氛,似乎是对于一去不返的过往的哀歌。”

    

《名望与光荣》带有悲剧的色彩,然而并非是令人绝望的悲剧。与其说是对过往的哀歌,不如说是同过去告别。波兰在乌克兰的贵族大地产土崩瓦解,波兰势力退出乌克兰被作家看成是历史的必然。旧制度灭亡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种波兰民族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新制度,资产阶级共和国迅速消亡了,人民共和国在血与火的洗礼中诞生。最后一章的标题《尾声和续篇》决不是随意加上的,特别是最后迁坟移葬的场面,从地下挖出的遗骸同盛开的鲜花形成鲜明的对照,同时也具有象征意义。遗骸象征过去的终结,鲜花象征美好的未来,象征用辛勤的劳动建设新的生活。这也是小说的乐观主义的主导思想,而不只是一个光明的结尾。

《名望与光荣》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部借助于虚构的自传体小说。波兰小说家和评论家伏·马赫把伊瓦什凯维奇称为“客观虚构的大师”,他认为作家是用虚构某些人物和情节来掩饰小说的自传性质。小说中确实塞进了作家自身的许多经历,作家对小说中的许多人物都赋予了他自身的某些素质,其中包括他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保持的知识分子超阶级的空想和游离于社会之外的骄矜,包括他的人生观、哲学观,包括他的兴趣和爱好,也包括他在艺术上的追求、探索和苦闷。因此,亨·贝雷扎说:“《名望与光荣》中一些人物形象加起来就是伊瓦什凯维奇的自画像。”也可以说,作家正是通过这些人物的生活实践,重新评价自已所走过的道路,评价自己在过去数十年中形成的思想意识和积累起来的丰富而艰辛的生活和创作经验。其中不乏清算过去的自我反省、自我批判,这种批判是深刻的、真诚的,因而也是感人至深的。

   

伊瓦什凯维奇在刻画人物方面独具匠心,塑造出了许多个性鲜明、绘声绘形的艺术形象。

    

在进行人物分析的时候,我们可以从《名望与光荣(第三部)》扉页上所引用的警句中找到钥匙:“浮士德式的人物往往在痛苦中获得光荣,而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信徒则从各自不同的角度企图重建幸福。”在作者的笔下,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各类人物虽然都受到历史的制约,有着时代的共性,但是他们对世界、时代和人生却各持不同的态度。马克思的信徒——书中的革命者——兼善天下,他们用积极的行动去认识和改造世界,使其变得公正,从而在斗争中获得幸福;弗洛伊德的信徒独善其身,涤荡变态心理、自卑感和恐惧感,从而赢得内心的平静和幸福。浮士德式的人物则是不断追求丰富的知识、美好的事物、崇高的理想,不断探索人生的真谛,提出“生与死的意义何在?幸福何在?”这样一些浮士德式的问题。在欧洲文学传统中,这种追求和探索往往都以悲剧告终,因而总是与痛苦、失望和悲观联系在一起。在伊瓦什凯维奇的笔下也不例外。

    

书中的主要人物雅努什·梅申斯基的形象具有双重性,他对人生痛苦的探索和对真、善、美的追求体现了一个浮士德式的人物走过的人生道路;他的生活波折、哲学观点和政治态度的转变又体现了作家所说的弗洛伊德的信徒自我完善的过程。

    

雅努什出生在贵族之家,自幼便受严父的管教,束缚了他的行动自由;大量的阅读、天生的多思、不断深化的孤独感和压抑感,造成了他思想上过于早熟。对于阿丽亚德娜的狂热的、理想化了的爱情也不可能给他带来内心的平静。

童年和青春时代的经历造成了他对于生活的畏惧,至少是使他不想积极参与任何一件事、解决任何一个问题,而是消极静观事态的发展。他对一切都缺乏热情,他当不了弄潮儿,只能做个旁观者。然而,他并不是个肤浅之辈,对事态进程漠不关心只不过是一种假象,或者说是表面现象。他不只是在观察世界,而且也在竭力寻找这个世界存在的意义,他不断给自己提出问题:什么是人生的真理?他深信,世上发生的一切都有自己的意义,从每一件事物中都应得出某种结论,人生也应服从于这个规律,人活一世对自己和对别人总应该有某种道义的意义,总该有某种价值。

    

他相信人,却不善于跟人交往,他是孤独的。奥拉对他有一段绝妙的评论:“您……难道没有感到他隐藏在淡漠的外表、茫然失神的眼睛、近视眼镜以及笨拙的动作后面的那种非凡的内心的激情?我很看重雅努什的一个特点:渴求真理,希望认识真理。他以后也许能够找到真理,有志者事竟成嘛!可惜的是……没有一个人爱雅努什……”雅努什对人的冷漠,他的寂寞和空虚,一部分也是由于谁也没有爱过他,谁也没有对他提出过什么要求,谁也没有对他有过什么企望。他一生失意,半世飘零;他身为伯爵却靠别人的接济过日子;他是个有才气的诗人,却没有发表过一篇作品;他感情深挚、忠贞不贰,但爱情和婚姻却充满了悲剧;他在生活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却刻意追求人生的意义。

    

他同情十月革命,曾一度被裹挟到革命的洪流之中,但他背负着贵族的因袭重担,不可能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只好半途而废。他回到了刚获得独立的波兰,现实又没有向他提供任何足以填补空虚的价值,他迷惘、彷徨、痛苦地在杂乱纷繁的社会中挣扎。终于在民族的大灾大难面前,在生死存亡的决战中,在游击队员们的感召下,他的思想上产生了飞跃,他不能满足于无所作为的生活,他要奋起,要跟那些热忱、勇敢的爱国青年一道,积极投身反法西斯斗争。“现在一切都要变了。”“我有了目标!”可就在这时,他倒在了法西斯的枪口下,就像浮士德最后在改造自然的事业中得到智慧的结论,却在这一瞬间死去一样。

    

埃德加尔·希莱尔是作家塑造的另一个浮士德式的人物。埃德加尔与雅努什有许多不同之处:雅努什愤世嫉俗,埃德加尔安分随时;雅努什疏懒,认为一切都不值得他花费力气,埃德加尔孜孜不倦地工作,充满了创作激情;雅努什孤芳自赏,与人群隔离,埃德加尔平易近人,从不摆大音乐家的架子,乐于与人交往,甚至希望别人给他做宣传;雅努什对人不讲情面,言辞尖刻,埃德加尔温良敦厚,对人有更多的宽容和谅解,从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他们的外表给人的印象都是淡漠,埃德加尔却有更多的内在的温暖。他们的共同点,也是两个朋友心灵的交会点,一是:两人的精神世界都有超越的意境、高邈的情怀;二是:两人都多思,都爱对世界和自身进行哲学的思辨,尽管得出的结论大不相同;三是:两人一样命苦,一样寂寞,一样忧郁,一样在茫茫人海漂浮,没着没落。

    

埃德加尔的手边总有一本歌德的《浮士德》,并且不断在其中找到新意,既找到了鼓舞他信赖生活,信赖自己的章节,也找到了动摇这种信仰的章节,找到与他自己的情绪一拍即合的悲观、失望和忧伤。《浮士德》中那种对人生和艺术的价值又怀疑又坚信的二重性最符合埃德加尔的心理状态。尽管他充分意识到了自己的音乐天才,但从不妄自尊大,名气越大越是感到名实不符,越是反躬自问:我的创作的意义何在?我的作品是否真有价值?是真正代表了音乐领域的进步还是体现了艺术的扭曲和概念的错误?他一生在因袭传统和勇于创新、在追求艺术的民族性和普遍意义之间摇摆不定。他运用了20世纪最时髦的创作技巧,又深感现代派艺术的晦涩和空虚。他不知自己的作品具有传世的生命力还是过眼烟云,他相信只有未来才能作出答复,可那捉摸不定的未来会作出怎样的评价?甚至,未来会不会把他的作品连同整个世界一齐摧毁?埃德加尔死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夜,那时他的头顶上已笼罩着战争的阴云,他的这种担心不是没有理由的。

    

埃德加尔表现出了一个创作者的孤独和疑虑。他深刻感受到在创作过程中是何等的孤立无援,他记录下来的奇逸的乐思能为别人理解吗?他体会到的不是创作的喜悦,而是创作的痛苦,是抽象的理想和具体的实践、无限丰富的想象力和有限贫乏的表达方式、高尚美好的艺术境界和荒唐的现实生活之间的尖锐对立。艺术是他的生命,也葬送了他的生命,直到生命的尽头他还在“认识、理解、表现”,为了追求艺术的真谛,他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付出了一腔心血。如果说雅努什体现了作家探索人生真理的痛苦,那么埃德加尔便体现了作家探索艺术真理的艰辛。

    

卡齐米日·斯彼哈瓦是作家精心刻画的一个政界人物。他是贫苦农民的儿子,初出场时只不过是贵族罗伊斯基家的带有几分土气的年轻家庭教师。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对他日后的道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前者为他的仕途敞开了大门,他投笔从戎,参加了波兰军团。后者使他的私生活复杂化了,在革命的风暴中他结识了落难的公爵夫人玛莉亚·比林斯卡,抛弃了热恋中的情人奥拉,成了玛莉亚的情夫。波兰独立后,身为陆军大尉的斯彼哈瓦进入外交部工作,从此平步青云,爬到了部长顾问的位置,跻身于上流社会。他外表显得踌躇满志,内心深处却有说不出的悲凉。出于出身低贱,他始终不能与玛莉亚结为夫妇,长年的尴尬的关系使他受尽了屈辱。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玛莉亚弃他出走,他却本着农民对乡土的眷恋留在国内参加反法西斯斗争,成为华沙起义的决策者和领导者之一。

   

斯彼哈瓦不同于雅努什和埃德加尔的是他惊人的毅力和进取精神,以及他的讲求实际和对待事物的功利主义态度。他不爱也不懂得进行空泛的哲学思辨,而是事事处处清醒地分析形势,每走一步都要经过周密的权衡。他有权力欲望,但不颐指气使;他善于钻营,但不投机取巧;他在政治斗争中见风转舵,却又是出自真诚的信仰;他讨好上司不是靠逢迎拍马,而是靠精明干练和责任感。他既是通才又是懦夫,他能决定别人的生死,却不能解决自己的婚姻问题。他染上了许多官场恶习,却保留了那么一点儿农民的淳朴本性。他就是这么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作家对他既有批判,又有同情。

    

书中出现了各种类型的女性形象,都写得活灵活现、栩栩如生。雅努什苦恋的情人阿丽亚德娜一出场就生龙活虎,她是个好强、任性、喜怒无常的姑娘,一个狂热的幻想家。在弟弟的影响下,她曾积极投身革命,可一不如意便逃亡;到了巴黎刚崭露头角又突然放弃了成为她步入艺术界的手段的绘画,跑到意大利进了修道院;在当了多年的修女之后一转念又还了俗。她的这种大起大落,表面上看似乎不好理解,其实非常符合她性格上的逻辑,她表面上好走极端,敢作敢为,骨子里却非常脆弱,干任何事都有始无终,任何成功都不能淡化心灵深处的失落感。因此,当一切尝试、一切追求都宣告失败之后,自杀便成了她唯一的归宿。

    

奥拉的性格与阿丽亚德娜完全相反,这个寄人篱下的姑娘表面上软弱得像个面团,但是却有惊人的韧性。生活的折磨没有破坏她内心的平衡,她永远是那样温柔、甜蜜、乐天安命。她不仅是个贤妻良母,而且是个充满了智慧、善于理解人的朋友,成了埃德加尔和雅努什这样一些不安的灵魂的精神支柱,她的家对他们简直就是沙漠中的绿洲。玛莉亚·比林斯卡的内心也从未失去过平静和镇定,在任何情况下她都不失温文尔雅、雍容华贵的风度,她的这种平衡是出于倨傲和冷酷,她是那种艳如桃李、冷若冰霜的女性典型。

    

伊瓦什凯维奇不是个宿命论者,生活对于他决不是某种命中注定的一串事件的组合,也不是某种机遇的偶合。他笔下的人物经历的一切都有明确的因果关系,都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发生的,都打上了阶级和时代的烙印。

    

《名望与光荣》是一部结构复杂的作品,作家为了展示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和人们的内心世界,采用了多种多样的艺术表现手法,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描写事态的发展和刻画人物的性格。所以说,这是一部集波兰古典文学优秀现实主义传统和现代流派名家创作经验之大成的杰作。

伊瓦什凯维奇在波兰受到高度的评价和普遍的敬仰。1979年波兰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专门为他的创作举行科学讨论会,认为他是波兰现代文学的一面旗帜。他的作品培育了一代又一代波兰作家,以至战后三十五年被称为波兰文学史上的“伊瓦什凯维奇时代”。

作者: 迎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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