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青年的穿越梦想,为何是宋代东京汴梁?

对于许多当代青年来说,宋朝因何成为他们心目中穿越首选的朝代?北大历史系教授赵冬梅认为:“穿越的热门目的地从汉唐转向宋,表明中国人看历史的心态开始摆脱鸦片战争以......

“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对于宋朝的赞誉并非唯一。“今读(宋朝人的)《梦华录》、《梦粱录》、《武林旧事》,则宋之富盛,过今远矣。今天下一统,赋税尤繁,又无岁币之事,何一邑之间,千金之家,不过一二?”明代文学家郎瑛对宋朝的向往可见一斑。民国学者陈寅恪也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曾经对汉唐繁华的热血和钦慕,缘何会转为对东京梦华的神往和欣赏?对于许多当代青年来说,宋朝又因何成为他们心目中穿越首选的时代?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赵冬梅在新作《法度与人心:帝制时代人与制度的互动》中,从“理解之同情”的角度解读帝制时期的制度与政治文化,以一个全新的视角揭开了一个不同于寻常认知的宋朝。

以下内容节选自《法度与人心:帝制时代人与制度的互动》,小标题为摘编者所加,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近年来,有不少人对宋朝的态度发生了一些重大转变。比如,北宋首都东京汴梁开始成为热门的穿越目的地。在二十年前,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20世纪以来,中国人所热爱的朝代是汉唐,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汉武帝前期的汉和安史之乱之前的唐,因为那是华夏民族最具扩张力的时候。“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将军三箭定天山,战士长歌入汉关。”这样的句子,激荡着强烈的民族情绪,读来令人血脉偾张。
 
在汉唐的穿越想象中,穿越者给自己所设定的角色其实多半是皇帝,至少也是将军,是“一将功成万骨枯”中的那“一将”。汉唐的穿越想象中,看不见“万骨”,更看不见“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的蚀骨悲情。
 
穿越的热门目的地从汉唐转向宋,表明中国人看历史的心态开始摆脱鸦片战争以来的不平之气,趋向平和,开始关心个体的命运,欣赏优雅、沉静、细密的和平之美。
 

 
愿意选择宋朝作为穿越目的地的朋友,不再执着于“万国来朝”的天朝想象,而是接纳“天有二子”的事实,以平和的心态看待宋辽、宋夏之间和平共处、友好往来的事实。宋朝穿越者的自我角色设定多半是读书人,可以是寇准、范仲淹、韩琦、包拯,可以是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可以是“二程”,可以是“三苏”,可以是苏黄米蔡,也可以是柳永、晏几道。
 
宋朝的疆域不能与汉唐媲美,但是宋朝士大夫的天地与心胸并不因此而坍缩。他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立朝仗义,可执国柄、却强敌,“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当仁不让君与师。他们治民有道亦有术,修渠凿井以便民,以工代赈以救荒,兴建学校,推广教育,以利民为政绩。公务之暇,退闲之后,贬谪之中,他们诗词唱和,书画怡情,以茶以酒,或阐释经义,或著作史传。东京梦华,令人神往。
 
当代青年的穿越梦想与民国学者陈寅恪的宋朝观遥相呼应。陈先生曾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而陈寅恪先生的宋朝观则可以上溯至元代学者欧阳玄对宋朝的赞美:“三代而降,考论声明文物之治,道德仁义之风,宋于汉唐盖无让焉。”
 

关于欧阳玄的话,余英时先生有精到的解读,他说:“宋代在政治史上虽不能和汉唐争辉,但在文化史上则有超越汉唐的成就。”余先生所说的“政治史”,指的是传统政治史中最看重的“国力强盛、疆域开拓之类”,而他所说的“文化史”正与本书所标举的“政治文化”相契合。
 
若论个人的读史感受,我以为,11世纪中期,北宋东京曾经出现了帝制时期儒家政治所能取得的最好成绩,如《宋史·仁宗本纪》所言:“吏治若偷惰,而任事蔑残刻之人;刑法似纵弛,而决狱多平允之士;国未尝无弊幸,而不足以累治世之体;朝未尝无小人,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
 
官僚队伍的效率并不怎么高,但是没有残忍刻薄的官员;刑法的执行似乎很松弛,但是法官大多公平正直;朝政不是没有弊端,但是不足以败坏大局;朝臣之中不是没有小人,但是不足以压过良好的风气。这是一种并不纯净整齐的中庸的美好,它容纳了人性的复杂,因而是真实的,按道理讲,应该也是可以长久的。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一点,不仅是我的读史感受,也是宋朝人的感受。华夏第一政治通史《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把截至宋朝的华夏历史分为“王政”和“霸政”两个时代,他观察到,自从平王东迁进入“霸政时代”以来,“上下一千七百余年,天下一统者,五百余年而已”。而这五百余年中间,又有着数不清的小动乱,并不太平;唯独本朝,自从979年太宗平定北汉,完成统一大业之后,基本上做到了“内外无事”。
 

通过历史比较,司马光得出如下结论:“三代以来,治平之世,未有若今之盛者也。”差不多同时,大儒程颐表达了同样的“本朝自豪感”,他说:“尝观自三代而后,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如百年无内乱;四圣百年;受命之日,市不易肆;百年未尝诛杀大臣;至诚以待夷狄。此皆大抵以忠厚廉耻为之纲纪,故能如此,盖睿主开基,规模自别。”
 
在北宋中期,人们普遍相信,“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超越古今,在帝制时期的“朝代竞赛”中独占鳌头,“三代而后”属第一。但是,北宋人对本朝政治的批评,却可能是华夏政治史上最为密集、激烈和尖锐的。
 

 
淳化五年(994年)上元节,宋朝的第二代皇帝宋太宗在端拱楼举行盛大的上元招待会,发表了题为“理乱在人”的重要讲话。讲话首先追忆了五代战乱给社会造成的创伤,特别是四十四年前后周太祖郭威篡汉纵兵掳掠开封那悲惨的一幕,“夫否极则泰来,物之常理。晋、汉兵乱,生灵凋丧殆尽。周祖自邺南归,京城士庶,皆罹掠夺,下则火光,上则彗孛,观者恐栗,当时谓无复太平日矣”。“追昔”当然是为了“抚今”,太宗最后总结说:“朕躬览庶政,万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贶,致此繁盛,乃知理乱在人。”
 

 
天下的治理和混乱都取决于人的努力。宋太宗的话,虽然有自我吹嘘的嫌疑,终究还是有感而发、情真意挚的。皇帝讲完,按理就该轮到群臣山呼万岁,高喊“陛下圣明”了。然而,宰相吕蒙正却是这样回应的,他“避席曰”——从充满了喜庆气氛的丰盛筵席间走出来,严肃地说:“乘舆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尝见都城外不数里,饥寒而死者甚众,不必尽然。愿陛下视近以及远,苍生之幸也。”
 
京城集中了全国的精华,才会有眼前的繁盛。城门之外,不出数里,就有冻饿而死的人。愿陛下把目光伸向远方,看到广袤土地上的芸芸众生,这才是天下苍生的幸运。上元是一年之中最重要的节日,在这样普天同庆的喜庆场合,宰相却拒绝配合演出、粉饰太平,皇帝虽然一时尴尬,“变色不言”,却也只得听纳。这就是宋朝政治。
 
1040年初,由于宋夏在陕西开战,百姓负担加剧,南方的一些州军出现了小股盗贼,规模其实并不大,但是,盗贼白昼入城公然劫掠,造成了巨大恐慌。庆历三年(1043年),朝堂之上,有人指责朝廷墨守成规,“只守弊法,不肯更张”,为照顾官僚利益而损害国家利益,“惟恐不才不贤者怨恨,不早罢去,故以州县委贼残害”。
 
义愤所激,此人甚至说出这样的话来:“若以朝廷自来处置次第,早合贼满天下……若朝廷依旧避人怨恨,不早更张,臣恐盗贼愈多。窃据州县,或称将军,或称太尉,或称帝王,兵戈四起,所在僭伪。事到如此,生灵如何?社稷如何?朝廷守此一城,还得安稳否?”
 
这样激烈的批评之词,出于何人之口?枢密副使富弼。他的听众是谁?仁宗皇帝。接下来的庆历新政,一项很重要的措施就是对地方长官进行甄别裁汰。有问题就要面对,唯有直面才能解决。这是宋朝政治。
 
嘉祐六年(1061年),又有人这样尖锐地批评皇帝与朝政。他首先批评皇帝缺乏未雨绸缪的远见:“古之圣人,无事则深忧,有事则不惧。夫无事而深忧者,所以为有事之不惧也。今陛下无事则不忧,有事则大惧,臣以为陛下失所忧矣。”接着,他又严厉地批评了皇帝的施政与个人作风对国家财政、政治风气和社会民生所造成的危害——“陛下择吏不精,百姓受害于下,无所告诉”;“陛下赋敛繁重,百姓日以贫困,衣不盖体”。
 

他质问皇帝:“吏之不仁,尚可以为吏之过;赋敛之不仁,谁当任其咎?”那么,陛下的钱用到哪里去了呢?官吏俸禄、军费开支、外交开支这三样,是不当省也省不下的,“臣独怪陛下内有宫中赐予玩好无极之费”,“凡今百姓所为,一物以上,莫不有税。茶、盐、酒、铁,关市之征,古之所无者,莫不并行。疲民咨嗟,不安其生。而宫中无益之用,不为限极,所欲则给,不问无有”。
 
宫中宠姬上千人,国家财政困难,老百姓日子愁苦,宫中赏赐却从无节制,财政主管不敢争辩,宰相等臣子不敢劝阻,底下人奉宫里的条子办事,比处理军机要务还要麻利。“臣恐陛下以此获谤,而民心之不归也。”这简直是在诅咒皇帝了,是谁发出了这样尖锐刺骨的批评?年轻官员苏辙,批评的对象包括仁宗皇帝、宰相府和三司(财政部)。
 
苏辙的文章其实是考试答卷,命题作文,言辞慷慨,但是严重跑题,说得也不全对——他太年轻,无法理解皇帝人生的无奈。然而,被他批评的人,包括皇帝、宰相、三司使都承认,这个年轻人指出的问题的确是存在的。经过一番讨论之后,苏辙还是被录取了,因为这一场考试要寻找的,正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的人,宋仁宗说:“求直言而以直弃之,天下其谓我何!”这就是北宋前、中期的政治状态。
 
在那个时代,没有人认为批评会损害本朝的伟大。司马光以历史学者的严谨,论证了本朝是“三代以来仅有”的治平之世。但同时,他也是一个最称职的批评者。司马光做了四年零三个月的谏官,共上谏书一百七十多道,平均每个月三至四道,差不多是最勤奋的谏官。被他批评过的人,首先是“今上”,然后是后宫的宠妃、傲娇的公主、弄权的宦官、膨胀的外戚,再然后是以宰相为首的文武百官。
 
在司马光的眼里,朝廷的长治久安是第一位的,任何人的任何行为,只要危害了朝廷的治安,都必须予以纠正。批评错误与赞美成就,是司马光忠诚于宋朝的方式,这是“大忠”之爱,他忠于江山社稷而非皇帝个人。
  

 
南宋赵汝愚编有《国朝诸臣奏议》,专收批评文字,几乎所有宋朝官员的现存文集之中都有对朝政的批评文章。在宋朝的政治制度中,存在着专司批评的官员——台谏官。而台谏官绝非唯一的意见群体。
 
通过不同的制度渠道,在不同的场合,以不同的方式,各级各类官员人等的意见都有可能“上达天听”。“防范壅蔽”,保持皇帝和朝廷的信息通达,是宋朝政治的重要目标。在宋朝的政治传统当中,批评被认为是保持政治机体健康的法宝,他们相信“国事成败在宰相,人才消长在台谏”。
 
御史台和谏官并非宋朝的创造,也非宋朝所独有,然而纵观中国历史,监督与批评如此成功地发挥着帝国政治纠错功能的,似乎唯有北宋东京。原因何在?
 

 
帝制时期,大的政治结构都是君—臣—民。让朝代与朝代拉开距离、时代与时代发生变奏的,第一是开国之君的见识、襟怀与格局——本朝传统,从这里开端。第二是守成之主的性格、心理与教育——皇权本质是至高无上的,没有强制性的约束,因此,守成之主是否受到良好的儒家教育,他的性格如何,心理状况怎样,会深刻影响王朝的政治走向。第三是官僚集团的整体状况,最重要的指标是是否出现分裂。选拔的方式决定了官僚的平均素质,杰出人物的标杆作用塑造官场风气,而官场风气会决定大多数平庸之辈的精神面貌。
 
皇帝的好恶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谁能脱颖而出,成为杰出人物。但是,官僚对于皇帝并非不能制约。先儒的教导赋予他们引导皇帝的精神特权,然而在现实之中,要想对皇帝进行教导,官僚集团必须在大面上保持团结,不能出现恶性分裂。一旦官僚集团出现恶性分裂,陷入小群体的利益之争,官僚集团便会跌下道德制高点,失去教育引导皇帝的资格,沦为皇权顺从而谄媚的奴仆。而皇权在得到奴仆的同时,却失去了“同道共治”的助力,愈专制,愈危险。
 
以上述标准衡量,北宋政治得天独厚。用程颐的话来说,本朝立国百年,之所以能够取得“三代而后”的治绩,必须归功于开国皇帝的智慧,“此皆大抵以忠厚廉耻为之纲纪,故能如此。盖睿主开基,规模自别”。宋太祖赵匡胤开国时只有三十五岁,身体强健,心态平和豁达。他军人出身,经历过生死考验,对生命和“人心”都有一种特别的珍惜。就像王安石在《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中所说的,太祖爱民,一切政令“以安利元元为事”。
 
继任皇帝太宗,在宋朝历史上具有“第二开国皇帝”的意味。他大开科举之门,提拔新进士,开创了宋朝“以文官包打天下”的政治格局。再接下来,真宗保守太祖、太宗留下的基业,能够听得进不同意见,在关键时刻起用了自己有所忌惮的能臣寇准,以务实的澶渊之盟奠定了宋辽之间一百二十年的和平,后来大搞神圣崇拜运动,造成了巨大的财政消耗,功过相抵,不算败家。
 
第四位皇帝仁宗性格温和,敬畏天道人心,克制私欲,坚持和平的对外原则,没有滥用民力;在统治集团内部,他维护言路畅通,不偏听偏信,保持了谏官、御史制度的有效。
 

从开国之君太祖到守成之主仁宗,就像程颐所说的,“四圣百年”,皇帝的人选基本靠谱。所以,才有了司马光所说的“三代以来数第一”的成就。当然,这个时代也不是没有问题的,如《宋史·仁宗本纪》所说,官僚队伍的效率并不怎么高,但是没有残忍刻薄的官员;刑法的执行似乎很松弛,但是法官大多公平正直;朝政不是没有弊端,但是不足以败坏大局;大臣之中不是没有小人,但是不足以改变良好的风气。
 
这四个句子,句式特点相同,都用“而”(但是)将两个小句子联系起来。“但是”之前是委婉的负面意思,“但是”之后是直接的正面。把负面意思联起来,就是百年统治之后宋朝的主要(并非全部)问题了:官僚队伍效率不高,刑法松弛,朝政存在种种弊端,大臣良莠不齐,君子小人杂用。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问题重重的时代,两者并不矛盾。未来是更好还是更坏,取决于人们的选择。

作者: 吴雅青

为您推荐

发表评论

您的电子邮箱地址不会被公开。

联系我们

联系我们

0898-88881688

在线咨询: QQ交谈

邮箱: email@wangzhan.com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9:00-17:30,节假日休息

关注微信
微信扫一扫关注我们

微信扫一扫关注我们

关注微博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