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有人见到常书鸿,他就说,“你一定要去敦煌”

作为首任敦煌研究院院长,常书鸿曾说:“从在巴黎见到伯希和的《敦煌石窟图录》,我的命运便与敦煌紧紧联系在一起了,从那以后的半个世纪,我尝尽了一家离散、横遭迫害的......

 

敦煌文化是世界现存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内容最丰富、保存最完整的艺术宝库,也是世界古代文明的缩影。而被誉为“敦煌守护神”的艺术家常书鸿,正是敦煌故事背后的首位守护人。作为首任敦煌研究院院长,常书鸿曾说:“若有来生,我还是要守护敦煌。”

 

1月12日,叶文玲长篇报告文学《此生只为守敦煌:常书鸿传》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作家邱华栋,评论家李炳银,《文艺报》总编辑 、评论家梁鸿鹰,《人民文学》总编辑、评论家施战军,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何向阳,《文艺报》原总编辑范咏戈,作家出版社原总编辑、评论家张陵等十余位专家到会,以研讨的方式,共同怀念这位用一生守护敦煌的艺术家。

常书鸿是与张大千、徐悲鸿同时代的著名画家。1936年,他毅然放弃在法国的优越生活和稳定的绘画创作环境,回到战火纷飞的祖国。1944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成立,常书鸿任首任所长。此后半个世纪,他坚守敦煌,以苦行僧般的坚忍与执著,为敦煌艺术的保护、研究和传播做出了无以替代的贡献。

 

 

在常书鸿的带领下,有组织、有系统的保护和研究工作得以展开,使敦煌结束了400多年来无人管理、无人修缮、无人研究的状态,得到了抢救式的保护。

 

据浙江人民出版社社长叶国斌介绍,为了写好这部常书鸿传,叶文玲曾六次前往敦煌,与常书鸿先生及其家人、友人建立了深厚的友情。

 

邱华栋说,常书鸿是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他能够在20世纪30年代从欧洲回到中国,沉浸在像敦煌这样的文化遗产里面,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文化遗产的守护、保护、整理、发掘,是非常了不起的。与此同时,邱华栋指出,对敦煌的守护,对敦煌的整理发掘的工作远远没有结束,敦煌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的一个区域、一个领域,它的发掘还有巨大的空间。在书中,只要有人见到常书鸿,常书鸿就说:“你一定要去敦煌。”

 

“你去过敦煌吗?”

“没有。”

“那你一定要去。”

“你去过敦煌吗?”

“我去过。”

“那你还得再去。”

 

 

而在当下,邱华栋表示,敦煌依然是中国当代文化非常重要的资源,“我们从中发现很多生长性的元素,然后把它创作到当代正在生成的艺术门类里面……敦煌的文化能够跟当下文化不断相撞,而且能生长出来,我觉得特别有价值。”

 

书中最为打动施战军的部分是家乡和家园的对照。“常书鸿的家乡是西湖,他的学术家园在敦煌。” 施战军说,温润暖和的江南和干冷、大风的西北形成了一种对照,这样巨大的反差,加强了常书鸿精神上的亮光。此外,施战军认为,《此生只为守敦煌:常书鸿传》这部传记事实上是一部长篇对话,是常书鸿对于敦煌,或者中国民族文化遗产之间的一种对话。

 

那么,什么是敦煌守护者的精神呢?梁鸿鹰认为,这种精神和敦煌本身一样,已经成为中国文化当中一个重要的因素,不可忽略的一部分。从“文革”之前一直到改革开放,一直到新时代,一直都在提倡的正是敦煌精神,也是几代守护者的品格。

 

 

梁鸿鹰说,在所有开创者和守护者当中,常书鸿的故事格外悠长,格外动人。“常书鸿首先有一种牺牲的精神,他本来在国外从事油画专业,完全可以走上个人艺术家的道路,成为一个画家。他画的那些画被大博物馆收藏,已经有非常强的能力,如果他沿着那条路走下去,肯定是一个非常了不得的大艺术家。但是,他看到《敦煌石窟图录》之后,依然觉得他应该做更大的事情,就是把我们的民族文化传承下去,放弃个人的绘画追求,而投入到更大的,把毕生经历都投入到祖国遗产的保护当中。这是需要精神的,需要体力、智力各方面精神的付出。”

 

在回国之后,常书鸿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国家正处于半封建半殖民的形态当中,艺术不受重视,国家的遗产沦为外国人吞食和当地土豪抢掠的对象,而对他打击最大的就是家庭的变故。但所有的挫折都没能让常书鸿低头,没能让他垮下去。梁鸿鹰说:“从1943年一直到1994年去世,敦煌成为他唯一的选择,这种矢志不渝的精神是非常感天动地的。”正如叶文玲在该书的后记中所说的:“在面对敦煌的735个洞窟、2000座彩塑、45000平方米壁画时,你没法不心灵震颤。在深入地了解了这位‘守护神’的‘九十春秋’后,你也没法不为他的一生所歌哭所涕泣。”

 

作者: 乐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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