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特朗普支持者用“上帝”来动员群众时,他们究竟在说什么?

国会山骚乱事件的余波仍在不断扩散。不少西方媒体人与作家在回顾国会山骚乱之时,都不约而同地提起了法国大革命,这显然不是一种偶然。实际上,在冲入国会的暴徒的旗帜与......

两天之后,美国当选总统拜登将于华盛顿特区举行就职典礼,为特朗普时代画上句点。就在这权力交接的两周之内,一连串戏剧化事件的相继发生,为美国的前景又蒙上一层阴影。

国会山骚乱事件的余波仍在不断扩散。据相关报道,美国首都华盛顿和50个州严阵以待,在新冠疫情的威胁之下调动军队,防止国会山骚乱的重演,保障当选官员安全。而另一些报道则称美国多地正在酝酿武装抗议,包括极右翼反政府组织“布加洛运动”,可能于总统就职典礼前后在首都华盛顿和50个州首府进行武装抗议活动。

与此同时,一场关于美国“言论自由”的大讨论也在持续发酵。国会山骚乱之后,特朗普被推特、脸书、谷歌商店、苹果商店等17家社交媒体“封杀”了相关账户,甚至连其支持者的账号都遭到了大批封禁。而美国国会众议院民主党人也在日前正式提交针对特朗普的弹劾条款草案,指控他“煽动叛乱”。反对的声音抗议科技巨头公司正在把触角伸向公共空间的每个角落,警告“监控资本主义”时代已经到来。支持者则认为这些人显然误解了言论自由的边界。另一些人士则表示对特朗普的“封杀令”可能存在着“量刑过当”之处。

在这些讨论与纷争之中,“读刊”发现了另外一些值得被关注的视角,比如政治行动的语言。不少西方媒体人与作家在回顾国会山骚乱之时,都不约而同地提起了法国大革命,这显然不是一种偶然。实际上,在冲入国会的暴徒的旗帜与口号中,我们很容易就能发现政治狂热与宗教信仰的紧密缔结关系。当特朗普支持者大量使用“上帝”、“拯救”、“三位一体”等语词来动员群众时,他们究竟在说什么?

本期“读刊”栏目介绍一些西方作者的观点,从语言、历史与哲学的角度回顾国会山骚乱事件。讨论这些宗教相关的语言不是为了争论宗教本身,而是因为探讨政治语言的可能性,正是这个时代我们共同面临的处境:除了面红耳赤、党派相争的抨击与攻讦之外,我们是否还有其他语言来向我们的政敌表达观点?

自美国国会大厦被袭以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暴乱前后看似无关主要叙事的细节也渐渐浮出水面——譬如在暴乱中依旧无处不在的“上帝”。如果在象征层面上我们可以说特朗普的右翼支持者依仗着对民族主义的狂热信仰,这一次的游行中是确确实实有宗教的影子。

《大西洋报》记者Emma Green在《一场基督教复兴》中描述道,暴徒高举“耶稣拯救我们!”和“上帝、枪支和肝胆让美国强大”、“让我们使三位始终一体”等旗号。冲击者在国会中叫嚣着“爱耶稣就喊出来”,为“爱川普就喊出来”的口号伴奏。他们自称为“耶利哥”,圣经中恶神与腐败之城。正如耶稣命约书亚带着吹号角的牧师绕耶利哥游行七次,示威者也在华盛顿吹响了犹太教中的公绵羊号角,自诩如约书亚一般在驱散“选举黑幕的阴霾”以保证“腐败之墙崩塌”。基督教元素被挪用,之前默不作声的教会成员也终于在冲击后忍无可忍,在社交媒体上公开斥责特朗普。

这次国会大厦的冲击被称为“夺权”,也常被比作上溯至法国大革命的又一次民众起义。在法国革命期间,罗伯斯庇尔也建立了自己的至上崇拜教,以此替代之前的国教天主教,和法国有史以来第一个无神论教派,以人为本的理性崇拜。罗伯斯庇尔不信天主,却为神祗的全然消失而大惊失色——他相信一个至高无上的存在主宰社会秩序,便一手设计了自己的革命宗教,认为理智只是靠近那个神明的手段,且人的灵魂不死。他的理论根基在古希腊与罗马的公民意志与美德,并以对自由和民主的忠诚为修炼途径。

这一切听起来无可厚非,但却成为了罗伯斯庇尔戕害异己的正义光环,譬如主张去除宗教信仰的激进理性崇拜者赫伯特·史宾塞和安那卡西斯·克洛斯。但就在至上崇拜教颁布的同年也就是1794年,罗伯斯庇尔因为信仰矛盾的发酵被斩首,至上崇拜教也从此销声匿迹。这一切,似乎余温未去。虽然特朗普没有公开宣扬自己的教义,但将政治道德转化为信仰与党派争斗之利器的手段,却如出一辙。

国会事件的“耶利哥”杂音并不是宗教涉足美国政治的唯一例子,也不是宗教塑造政治语言的孤案。即使是在如今崇尚民主与理性的现代民族国家,宗教也是建立政治领袖与群众意志的常用手法。

作家兼记者David Masciotra的新书《我是个人物:杰西·杰克逊为什么重要》中花了一整个章节回顾杰克逊在1988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讲。这篇文章在暴乱后被选登在Literary Hub文学网站上,题目是《关于杰西·杰克逊一生中最伟大的演讲》——这个刊登时间并非偶然。杰克逊是美国著名的黑人民权领袖和浸信会牧师,而在1988年,他是作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发表讲话的。他的正式演讲的开头是这样的:“在座的各位觉得自己是坐着的,但我们其实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接着是一连串为美国民主进程牺牲付出的人的名字——白人,黑人,基督教徒,犹太人和在暴力冲突中献出生命的无神论者。

Masciotra认为,这是党派内部全国代表大会演讲的全新策略。七十年代,美国政治制度改革,种族歧视的问题得到进一步纠正;党内精英的投票比重减小,初选比重加大。党团集会从政治斗争的现场,变成了一场自我庆祝的内部派对。但作为刚刚加入政治体系的黑人群体的代表,杰克逊一上台就回顾了美国民主历史的血雨腥风。他有一个小时的电视直播时间,他知道自己的观众“不是会议参与者,而是电视机前那些从未参与过党派政治的人——局外人,少数群体,那些被我们的竞选首次领入这些大事件的人。”

 
作为牧师,杰克逊运用了宗教中的先知概念。在圣经中,一叶知秋的先知者不是通灵的萨满;宗教预言,是“上帝将自己的声音借给沉默的痛苦和被掠夺的穷人,以面对世俗的肮脏财富”——这是犹太拉比亚伯拉罕·约书亚·赫歇尔在著作《预言家们》中的定义,而赫歇尔正是马丁·路德·金的密友和并肩作战的政治战友。神学家和宗教历史学家理查德·谢尔比在《传教之王:马丁·路德·金与其改变美国的语言》中将古代宗教先知分为边缘和中心两类。他认为马丁·路德·金为总统肯尼迪和林登·约翰逊讨论民权法案的时候是“指导王权顺民意、听天命的中央先知”,而晚年越发激进、自处游走时是“与权力对立的边缘先知”。

杰克逊从未获得马丁·路德·金的影响力,但他在1988年的竞选,可以理解成一个先知形象从民间到政府、从边缘到中心的过程。在赫歇尔看来,卷在尘世间政治纷争的我们很容易因为分裂的意图和考量背离我们人类共同体的团结和责任,而从上帝视觉出发的先知们可以从一个完整的、神性的角度提供解药。

在此,笔者并非提倡政教合一。只是想说,如今美国的纷乱局面中缺乏的是一种基于人性的包容和联结,而各个国家与文化背景的社群对此也常有善意不足的反应——我们都时常在各类时事评论中看到过幸灾乐祸的语调。

关于政治,我们总是希望以学术的角度加以解读,也难免习惯性地在国内或国际政治时事中选边站。那么在理智甚至偏于技术统治论的剖析和面红耳赤、党派相争的抨击以外,我们是否还能有更博爱甚至是理想主义的政治态度?我们还有没有其他的语言方式来理解和表述政治?这也正是牧师政治家杰克逊在1988年为今天埋下的启示。

正如Masciotra在文章中对杰克逊的评价:“一个预言性的时刻,或许可能理解成一个抵达人类境遇真相的时刻——关于全人类联结情谊的真相,关于痛苦的真相,关于爱的救赎力量;这是启迪了很多宗教教义和伟大艺术的真相,是人类在最光辉时刻所希冀的真相。”这也是为什么杰克逊并不在演讲中只和基督教徒对话,而是用诗意的语言和自己的经历;他希望撼动听众的情感,而不仅仅是理性的政治思索。Masciotra在文中引用了杰克逊的一段话:

“我在南加州的格林维尔长大。那时候,我的祖母连买床被子的钱都没有。她没有抱怨,我们也没有受冻。她翻出了些旧衣旧布——补丁,羊毛,丝绸,华达呢,麻布——全是碎片,甚至擦不干净你的鞋子。但它们很快就焕然一新。她用厚实的双手和坚实的绳线把它们缝成一条被子,一个美、力量和文化的结晶。现在,民主党员们,我们也必须站在一起,织成这样的一床华被。”

杰克逊将自己的家庭细节化为彼时最重要的政治隐喻,将不同的民主诉求和社会斗争比作补丁——工人的劳资纠纷、黑人的权力、儿童保护法的正义、带薪休假的争取、拉丁裔的工作问题等等。每个补丁都很有自己的正义光环,但每个都很小。杰克逊建议:“我们应该向我的祖母学习,把所有的碎片都缝在一起,用同一条绳子连接起来。当我们披着那条团结、共识的被子,我们就会有力量面对社会福利、住房、工作和教育的问题,就会对我们的国家抱有希望。”

 

这只是杰克逊演讲中的一个片段,但充满情感和诗意手法的语言比比皆是。已逝的纽约市长Mario Cuomo曾说过,一个有影响力的政治领袖应该以诗歌之人性光辉来竞选、以散文之缜密逻辑来治理。这不是说以类似宗教狂热的方式煽动、收买人心,而是在政治的较量和执行中加入对人性的考量,加入一种有温情的理想主义。前者譬如罗伯斯庇尔的至上崇拜教和最近冲击国会的耶利哥派,那是以信条的差异纵容暴力,采取的是冲突的逻辑;后者譬如马丁·路德·金、甘地或杰克逊,是以善良的逻辑,提取各自信仰中关于博爱的元素,弥补理性治国的不足。

也就在这周,在杜克大学研究中世纪法律与文化的博士生Meghan Woolley发表文章《十二世纪英国法律中关于爱的语言》,提到了《亨利一世律法》。书中说到:“和解比法律重要,爱比判决重要”。Woolley解释说,这是对现代庭外和解的鼓励,是赋予基于爱与友谊的和解以法律意义。即使亨利一世律法不算松懈,这也或多或少有以情代法的嫌疑,与现在律法精神相违背;但至少,它能给我们的启示是,法律的执行无情,可律法或许依然能承载人的情感,至少怀揣那种理想。情感与理智不一定水火不容。
 
无独有偶,记者、作家和哲学讲师Nick Romeo与斯坦福大学的古典文学研究生Ian Tewksbury在这周的Aeon网站上发表了《柏拉图在西西里》一文,重温了柏拉图的政治理想。公元前388年,年近四十的柏拉图已经经历了寡权政治、民主复兴和苏格拉底的行刑。对雅典政治体系失望的他转向哲学,认为政治的核心是人的幸福快乐和政治的公义,因此王者应具哲思或哲人应为贤王。柏拉图周游各国,而在西西里岛的城邦锡拉丘茲,面对骄奢淫逸的国王戴奥尼夏,柏拉图辅佐哲人王的希望破灭了。这些经历与相应的反思,都记录在他的《第七封信》里。

“哲学不像其他学科一样可以完全用语言表达”,柏拉图写道,“只有在师生间长时间的讨论、通过对同一话题的共同追求,哲学才会像电光火石般在灵魂中扎根、生长”。Nick Romeo与Ian Tewksbury写道,柏拉图的理想区别于现代学术环境中常见的竞争现象和自我封闭式研究;在柏拉图的世界里,哲学的探讨,需要纯洁热忱、无有私欲的切磋和碰撞,不仅不排除人之感性,还正需要借助热情即生命力、以政治为手段,将探索的硕果实现和造福大部分人。也只有这样,“理智和知识才能在人类的极致努力下,照亮一切。”

在柏拉图看来,哲学不是孤独的求索,也不是统治者手中的皮鞭,而是需要以“热情、善意和不带嫉妒”的思想交流,将民主有爱之光带给所有公民。他的核心追求中,包含人的情感和联结。正如其追随者、希腊哲学家及文学家普鲁塔克对柏拉图的解读:“爱、热忱、情谊或许比硬邦邦的规矩比起来显得软弱,但它们才能最深厚长久地支撑统治”。而这些,是超越了现实政治、不被任何统治个体定义的关于人的真理。形而上的真理或许已经过时,但柏拉图那超越政治的、对人类本身境遇的关注,却与马丁·路德·金和杰克逊等人以宗教式博爱参与政治的原则殊途同归。

这也是为什么在最近爆炸式的对美国政治的分析中,大西洋周刊上一篇关于国会议员Jamie Raskin的文章尤其触动笔者。在文中,我们看见的不是“示威者”、“民主党员”或“共和党议员”等标签,而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以人之存在呼应人之存在的父亲。他参与了选票的清算确认,暴乱发生时他正在国会大厦演讲,引用者林肯反对集权、以民意为重的告诫。他的女儿也在。

可以说,他们经历了生死。而就在前一天,他参加了儿子的葬礼——这个二十五岁的青年因为抑郁症,在2020的最后一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暴乱发生后,周四早晨,Raskin回到国会大厦的麦克风前,否决了一名共和党员对宾州计票结果的反对:“一周前,我的家庭在新年夜遭受了语言无法描述的痛苦,但我们不是唯一一个在2020年承受这种极端痛苦的家庭。够了,我亲爱的同事们”,他语气一转,“到了让美国愈合的时候了。是时候让我们的家庭和集体联合一致的时候了。让我们别再毫无缘由地,在美国的伤口上洒盐了”。他没有抨击或辩论,而是从自己的经历中提炼出了自己的政治语言,从自己的伤痛推演到了所有人的伤痛——这种情感的联结,让笔者想起了1988年的杰克逊。

什么才是最佳政治体制,如今美国和世界局势到底需要怎样的出路——这是复杂的课题,甚至永远的悬案。我们应该呼吁更有学术洞见的客观分析,也支持合宜的义愤填膺的声音;但至少,在国会闹剧之后,除了各种解析和抨击,在网站上的各种历史回溯中,我们隐约看到了对另一种表述的渴求,而这种对政治语言的思索,承载着各社会群体重新联结的渴望。这或许是永远无法实现的“幼稚”理想主义,但何尝不是一份长久冲突后的真实需求?

作者: 小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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