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有些人与事,不该被我们遗忘|年度回顾

今天是2020年的最后一天。在这艰难的一年里,阅读给我们带来了许多依靠与抚慰。在这岁末年初时刻,我们整理了这一年文化频道重要的报道,与你一起回顾这些正在发生的......

今天,是2020年的最后一日。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今年都可能是尤为艰难的一年。这跌宕起伏的一年里,充满了震惊、悲伤,也有安慰与力量。我们期望阅读能带来抚慰,或许正是因为阅读以外的世界充满缺憾。

回顾今年,我们在公号端平均每天发布5条推送,共发布了1800余篇原创文章,累计阅读达到3000万+。在app客户端也日更5条,随时跟进最新的文化动态。在文字报道之外,我们也积极探索音视频转型,完成了多场线下线上直播活动,在线参与人数破百万,在线播放量突破五千万,将思考的媒介扩展得更宽阔。

有些人与事,不该被我们遗忘。在这个岁末年初的时刻,我们整理了2020年或许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选题,与你一起回顾这一年的大事。它们或是新媒体热点、或是报纸专题,抑或是来自我们的线上直播。当我们回顾这些内容时,其实也是在回顾这一年人们的心绪与思考集中于何处,让这些成为时代记忆的片段再次进入我们的视线。伴随着这些时代记忆,我们每个人也在对这一年进行生活再总结。

如果有什么值得庆幸的,那就是在不得不穿越这层层迷雾之后,我们愈发能认清彼此真实的模样。我们期待书评周刊是这样一个平台,能引领我们相聚,在无助时互相扶持,在迷茫时探明方向。

 

2020伊始,疫情席卷而来,所有的生产、消费和娱乐都被迫按下暂停键,但这恰恰给了人们一个重新思考诸多关于人性、道德、社会制度等终极性问题的契机。新京报书评周刊适时推出了“疫期读书”栏目,采访了一批学人作家,请他们分享在疫情期间的工作与生活、阅读和思考。

著名教育家刘道玉先生也为我们的“疫期读书”栏目撰文。先生曾为高等教育战线上的拨乱反正和恢复统一高考起到过重要作用,更在武汉大学校长任上(1981—1988)为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拉开了序幕,为中国教育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

先生已87岁高龄,他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同时,也时刻关心着疫情的发展变化。他通过新京报书评周刊撰文呼吁:全国同胞痛定思痛,吸取教训,有必要就疫情进行一场全国启蒙。

关于疫情,我们还讨论了这些:

今年8月,有关“散装卫生巾”的话题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大量讨论。争议的开端是一位网友发布的两张图片,其中一张是淘宝一款100片售价仅21.99元的卫生巾,图二则是一位网友针对这款卫生巾的提问:“这么便宜的三无产品也敢用?用在私处的也敢乱买?”而两位买家对此的回答是,“生活难”“我有难处”。

 

事后经过各方查证,这款卫生巾并非三无产品,有正规厂商,只是没有外包装,价格相对低廉。但实际上,缺少外包装的卫生巾在运输、储藏过程中也容易遭病菌污染,从而引发一系列疾病。

对于“散装卫生巾”的讨论,将长期被忽视的“月经贫困”问题抛到了大众眼前。卫生巾真的很花钱吗?“月经贫困”何以产生?身为男性,是否可以对这个问题置身事外?

关于女性,我们还讨论了这些:


今年,“小镇做题家”成了很多人口中的流行语。有人预言,这个词将在未来成为像“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那样人尽皆知的精辟词汇。

“小镇做题家”,是那些通过高考进入重点高校,从物理上离开了“小镇”,但在精神上没有办法摆脱小地方的青年的自称。它最早出现于豆瓣小组“985废物引进计划”。作为“小镇青年”叙事下的衍生词汇,“小镇做题家”实际上是985、211大学的学生对自己生存状态的形象化表述,也是某种意义上的精英学生对于自己精神世界略带沮丧的描述。

然而,现实中通过高考进入高等教育体系的大学生,某种意义上皆可被称为“做题家”。如果我们跳出狭义的“小镇做题家”讨论,会发现二本、三本和专科学生面临着相似的困境,却被排除在讨论之外,而这背后,则是中国高等教育机制的代际变化和社会流动的历史变迁。

学者、作家黄灯出版了最新作品《我的二本学生》,关注中国最普通二本院校学生的命运。黄灯在一所二本院校从教,长期的课堂教学以及课后的师生交流,使她成为这群学生成长变化的见证者。

关于教育,我们还讨论了这些:

2020年,许多事情都变得不一样。但又似乎没有什么不一样,源源不断的新问题其实也都是陈旧的、早已反思过的老问题。毫无疑问,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它正在深刻改变着人们对于未来生活的看法,也正在激烈变革着不同领域不同行业的生存方式。

而向来在物质和精神的缝隙中挣扎求生的实体书店,受到的冲击是既长远又直接的。它将一个原本可以缓慢回答的“是什么”的问题直接加速成了一个需要迫切应对的“怎么办”的问题。

 

冲击之下,有些书店无以维系,有些书店默默坚持,有些书店大胆突围。随着正常营业时间的延宕,大家都意识到了某些亟须改变或者坚守不变的东西。就此,书评君采访了一些处在变革中的书店人。采访期间,种种关于书店的悲喜哀乐时时袭来,时晴时雨。不过,听到青苑书店开门营业的那一刻,还是带给我们难以言传的触动。

线上读书会、直播带货、私域流量......都成为书店们的自救探索。诚然,疫情的发生是件坏事,但是它同时迫使书店人思考与行动。如同“书萌”创始人孙谦所说:“有能力活下去的书店会继续活下去,遇到问题还在坚持的书店可能会看不到春天。但是活下来的书店,它们一定要有一种另外的姿态。”

关于文化出版行业,我们还讨论了这些:

一位性侵受害者会是什么样?最常见的形象大概是披散着头发,面目不清,为了保护隐私,五官打了马赛克,她可能衣衫不整,至少不会打扮得时尚精致,她会缩在角落,带着哭腔小声回答媒体或律师的提问。

 

但是香奈儿·米勒会打破你既定的想象。《知晓我姓名》一书的出版,有望帮助读者了解香奈儿·米勒的内心世界。

香奈儿·米勒今年在纽约接受了新京报记者的视频采访。在这本书中,除了以更敏锐的观察和更细腻的情感讲述案件的经过,米勒还穿插了自己在成长过程中所目睹的、所经历的暴力和伤害,分享了自己从自责、羞耻、绝望到愤怒、勇敢、战斗的心路历程,更质疑了美国冰冷、繁琐、对受害者造成二次伤害的法律体系。

今年的专访,我们还采访了他们:

今年BBC纪录片《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在英国热播,引起国内众多读者关注。这也是西方有史以来第一部关于杜甫的纪录片。纪录片中,历史学家迈克尔·伍德来到中国,足迹遍布与杜甫有关的大地山河,河南、长安、成都、三峡、湖南……依次在片中出现,并配以杜诗,让人仿若回到了那个遥远的极具传奇色彩的唐代。

这一期“周末读诗”栏目里,我们跟随杜甫的脚步,回到历史,在古老的大地山河中游走。本期选的诗与纪录片中的多有不同,这些多与大地山河有关的诗,更能展现这位“中国最伟大诗人”的热忱,其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以及对个体生命的珍怜。这些诗是他“诗史”的一部分,也是他为自己写下的个人史诗。

关于传统诗歌,我们还关注了这些:

今年11月,美国大选吸引了不少目光,今年的选情局势可谓胶着。

在关键摇摆州的争夺上,特朗普和拜登呈现出极为白热化的状态。最终拜登的获胜,也引发了不少余波。而无论是哪一方获胜,对方都很难以接受,这也体现出美国社会的撕裂。

许多专家也分析,不管谁当选,美国社会都很难回到四年前,而新的挑战也无可回避。我们第一时间梳理了各媒体的观察与分析。

关于国际新闻动态,我们还关注了这些:

除了这些“热点”议题,我们也专注于长久的发现与观察。这些努力在我们的报纸专题中体现得更加扎实。疫情期间,我们的纸刊停刊两个月,复刊以来,我们也奉献了30余期报纸专题报道。它们涵盖了文学、社科、历史、艺术、设计、书选等方方面面,也是我们在喧闹的信息爆炸中,坚守的一方文化阵地。希望这些专题,带来的不只是昙花一现的流量,更有悠远绵长的思考。

塞巴尔德生于1944年二战时期的德国,1990年出版第一部小说《眩晕》,之后是《移民》《土星之环》和《奥斯特利茨》。随着英译本推出,他很快受到重视,被詹姆斯·伍德、苏珊·桑塔格等人推崇,不过就在《奥斯特利茨》出版的同一年,塞巴尔德因车祸去世,留下一片惊讶和叹息。

塞巴尔德小说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将小说、回忆录、札记、游记和影像等结合,组成奇特的文本,也因此要求一种新的文学审美方式。而在上述这种结合的背后,是塞巴尔德作品真正的特质,虚构与真实的悖论式组合:在宏大真实历史事件中虚构一处处小细节,用具有高度现场感的照片对应本是虚构的情节,有时甚至根本不去对应。另一个悖论式的组合是沉默与言说。当书中人物不停言说(回忆)时,你总觉得,他们因为害怕受伤或记忆失效,没有说出有可能说出的很多话。也正是在两种悖论中,塞巴尔德将真实引向虚构,构建起虚构的真实,“一种新的真实”,在其中,时间、空间,最重要的是那些死去的人,得以复活。

塞巴尔德说记忆塑造生者的生命,通过他回望式的写作,记忆也挽回着那些死者的生命。生者与死者彼此塑造,彼此拯救。

关于文学与写作,我们还关注了这些:

在20世纪涌现的拉美文学大师中,科塔萨尔是最古怪的一位。他宣称要开创一种前所未有的短篇小说,让读者在自由的解读中与文学融为一体。科塔萨尔为后世读者留下了一块想象力的魔方,走进这个世界后,会发现答案并不是最重要的,那璀璨夺目的折射与阅读路径才是其作品的乐趣所在。

沃尔科特1930年生于加勒比海地区的圣卢西亚,一个远离欧洲的小小岛国。英国、法国、荷兰先后殖民此地,留下他们的文化和贫困的现实。沃尔科特的体内流着荷兰人、黑人和英国人的血液,用殖民者的语言——英语写作,这矛盾导致的撕裂让他感到痛苦:“在这/非洲和我喜爱的英语之间如何选择?” 而最终,沃尔科特接受,或说超越了这一矛盾,融合西方传统文化和加勒比海的历史与现实。

198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埃利亚斯·卡内蒂将“人性”一词作为自己毕生写作的主题。他研究人性中复杂的曲调,分辨在大众难以区分善恶的、众声嘈杂的20世纪中,哪些音调是人类灵魂所固有,哪些又不过是口号或信仰的回音。从《迷惘》《获救之舌》《耳证人》,再到社会学著作《群众与权力》及笔记《人的疆域》,卡内蒂的作品为我们在今天理解人性方面留下了丰富的样本。

亲身经历过殖民战争、从医经历、见证了20世纪葡萄牙社会变革的安图内斯,小说的风格压抑。他不讲寓言,而是讲述黑暗与破碎的时代,他希望读者用“染病”的方式感受那个重疾缠身的葡萄牙社会。在黑暗和梦境的交替中,安图内斯用文字缓缓展开多视角的回忆,让那些已经飘离了现时性的事物,重新通过意识流的途径回到读者的眼前。

贝内德蒂的《破角的春天》的主人公圣地亚哥说:“流亡是这十年的关键词。”某种意义上,“流亡”也是整个二十世纪的关键词。两种流亡,两种命运,同样沉重的生命暗影。而从更广义的层面来说,也许每个人都处在或身体或精神的流亡之中。贝内德蒂在书中引用聂鲁达的诗说:“我只需念出‘春天’这个词,就会感到生命力、勇气和活力。”我们期待着找到独属于自己的春天。

今年6月14日是马克斯·韦伯逝世100周年。

现代社会学的三大奠基者之一、公共行政学的创始人、法律社会学和宗教社会学的开创者,比较文化研究先驱人物……后代学人授予了马克斯·韦伯数不清的头衔,无形中彰显着他对于各个学科领域持续至今的影响力。韦伯逝世百年后的今天,他的时代诊断仍然保持着鲜活的生命力。过去几十年间,金融危机的频繁来袭冲击着国际市场,“黑天鹅”成为了生活里常见的词汇,未来的不确定性一直在积累。近来,新冠肺炎的疫情,更是加剧了地区间的冲突与对立,撕扯着本已脆弱不堪的共识。

诚如一位德国学人所言,只要现代性的历史不曾终结,韦伯的洞见和思考方式就不会过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克斯·韦伯永远是我们的同时代人。

而今年的9月30日,是张爱玲的百年诞辰。

1920年9月30日,张爱玲在上海租界的一个贵族宅邸出生。转眼间,今天已经是张爱玲诞辰100周年纪念日。

毫无疑问,张爱玲已经成为一个象征性的人物。她的情感经历、日常生活、散文随笔中冒出的遐想,以及作品里被摘录的金句——“出名要趁早”“你年轻么?不要紧,过两年就老了”“爱就是不问值得不值得”——这些零散的资料如同飘浮在空中的花瓣,塑造出一个色彩缤纷、又空洞迷离的张爱玲。

当我们一次又一次通过这种方式来举例证明张爱玲的性格时,其实却很容易陷入误区,因为,想要了解真实的张爱玲,必须回归到她的小说里,去那里找到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

2020年,是英国著名哲学家、数学家伯特兰·罗素逝世50周年,也是其来华访问100周年。对大多数人而言,罗素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他经历过一战、二战、冷战和越南战争,因反战和反核两度入狱。他以著文、演说、游行的方式深度介入世界,践行着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责任与道义。

今年6月9日,是狄更斯逝世150周年。虽然已过一个半世纪,但狄更斯笔下的人物却鲜活如初:奥立弗·退斯特、大卫·科波菲尔、小耐儿、小杜丽们依然吸引着新读者,影视不断重复塑造着他们的独特性格与样貌。这大概是后世对为数不多的大作家们的特殊待遇。为什么狄更斯可以拥有如此多的读者?最重要的原因也许是狄更斯与时代的紧密关系。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以地道的农民彭斯起始,到短命的济慈抵达高峰——摧毁了古典主义理性至上、克制个人情欲的规范而鼓吹激情;摒弃已成定规的“诗意词藻”而从日常话语中采撷新的枝叶,朴素且清新。他们倚重想象力,关注自我,是“自我书写”的先声,为二十世纪诗歌开辟出新的道路。这些美学原则大都在华兹华斯《抒情歌谣集》第二版的序言中得到阐释,这篇序言也成为华兹华斯本人、乃至整个浪漫派的宣言。

 

儿童阅读障碍症是什么?有什么表现?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它?家庭和教育体系又该如何帮助这一群体?在阅读成为全民热议话题的今天,大部分人对儿童阅读障碍症的了解依然非常有限,甚至简单地将之与孩子故意逃避学习、智力低下、懒惰、笨小孩等画等号。如同抑郁症、自闭症一样,儿童阅读障碍症同样渴望得到正视。

 

在今年的六一国际儿童节,我们将目光聚焦到这一特殊群体,期望人们能够给予他们更多的理解与关注。我们需要了解阅读障碍,尊重个体生命的差异。如同由阿米尔·汗导演的影片《地球上的星星》所传达的那样,每一个孩子都是地球上的星星,他们的人生终将独特。

今年上半年,《在路上》的公版让图书市场上增加了十余种不同的译本。“在路上”与“垮掉的一代”,也再次唤醒了年轻读者内心的野性。远方、逃离、激情、追逐自我等概念让人们向往不已,这也是“垮掉的一代”至今仍拥有强盛魅力的原因。然而,“垮掉的一代”真正的旅程并不如想象中那般美好。

今年,国产剧《隐秘的角落》成为最受关注的影视作品,不仅收获了热烈的讨论度,还获得了极高的口碑。推理故事总能抓住人心,但与此同时,推理小说又处于尴尬的境地:长期以来,它总是被文学界忽视。如何看待侦探与推理小说——这个严肃的异类?

20世纪之初的中国,诞生了第一批科幻小说。知识分子以科幻为武器,将科学和理性寄寓科幻小说之中,试图以科学幻想的小说形式,扫除愚昧落后的国民心灵,重新塑造新的社会。

在今天,作为生产力和消费者的女性,蕴含了强大的社会能量。毫无疑问,这也是“女权”类话题能够持续引发公共热度的动力之一。如果我们将舆论空间理解为一个话语的市场,有消费实力的女性显然在话语分配层面具有极强的存在感,而最关心女性问题的群体,显然就是女性本人,尤其是中产阶级女性。但话语首先争取的是承认的政治,而与实际成果和现实境况之间往往存在错位。

中国网络文学发展至今,已经走过二十余年。今天的网络文学类型、网站盈利模式和写作者生存境况都与二十年前截然不同。网络文学诞生之初已被证明不可行的“免费”,如今在资本加持和“流量变现”的需求下重新出现,并对原本逐渐成熟的付费阅读市场造成了强烈冲击。而《甄嬛传》《庆余年》《陈情令》等网文改编电视剧的热映,又使得影视化改编、游戏化改编等IP运作模式成为网络文学发展的另一种可能。

“八百孤军血战四行仓库”的事迹,是中国抗战史上最震动人心的一幕之一。从10月27日孤军奉令留守闸北开始,到10月30日接到命令撤入租界,四天惨烈的战斗,让苏州河畔的四行仓库,成为了举世瞩目的焦点。

在之后长达八年的抗战中,只要提到“孤军精神”“八百壮士”,就足以让人血脉贲张,斗志昂然。它俨然成为了中国人民抗击外来侵略的爱国精神的象征。直到今天,这段英勇的历史已经成为了一段珍贵的国家记忆。

根据这段历史改编的电影《八佰》于今年8月公映,引爆票房热潮。但本专题并没有使用“八佰”这个热门数字,而是使用经过历史学者严谨考证出的四行孤军真实的人数“四百二十”。

历史并非容不下神话,但诬妄之辞,终将随风而逝。唯有真实的历史所构建的神话,才能成为史诗,流传千古。

每一座城市都有它的前世今生。北京,现代中国的首都,帝国时代的京师,享受着万众敬仰的荣光,自然也有着独一无二的创建史。它是先秦古国燕国的都城,号为燕都,春秋时代的金戈铁马,战国的北地雄风,至今仍是响彻耳畔的传奇,也是这座城市的创建之始与辉煌的起点。千年后,历经数代沧桑,作为蒙元帝国这一世界帝国的大都,它屹立在辉煌的顶巅。来自世界各地的能工巧匠将它打造成举世瞩目的世界之都,接受那些跨山越海的慕名访客们由衷的赞叹。明清两代则延续了它傲视万方的辉煌,通过持续不断地建设和扩张,将这份辉煌一直传递到今天。《创城记:北京 一座都城的诞生》特刊借四篇主文和一份书单,分别从周代燕国都城、汉代到晚唐五代的幽州、元大都和明清帝都四个维度展现北京的城市创建史。

1915年,一部名为《中国雕塑史》的厚重著作诞生,将中国雕塑推上了举世瞩目的舞台。这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中国雕塑史的著作,撰著这部巨作的,正是封面右下角,那位伫立仰望龙门石窟力士雕像的中年男人。他是一位日本学者,名叫大村西崖。在他成长的明治时代,正是日本高唱“脱亚入欧”声势最高之时,但他却宁可背道而驰,将目光投向隔海相望的中国,认定寻找日本乃至东洋文化的根源,就在古老的中国文明之中。

六百年前,在位的明成祖皇帝朱棣的一道谕旨,决定了一座城市长达六个世纪的命运。这道“正北京为师”的谕旨,则意味着帝国自这一天起,权力的中心将从南京迁往北京,迁往北京那座专供皇帝居住的紫禁城中——紫禁城作为帝王之城491年的历史,由此肇基。也因此拉开了紫禁城至今六个世纪的序幕。

未来与过去,站在时间的两端,身处现在的我们,走过的每一个足印,都成为过去的一部分,踏出的每一个步伐,都迈向未来。2020年,我们经历了太多的试炼和磨砺,走过的每一步都比以往更加艰辛。因此,也难怪有那么多的人,期望让时间重启,让过去重新成为新的未来。

重启2020,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但幻想,却可以在书中实现。每一本书,都是我们过去的存档,但每一本书,又都是写给未来的我们。如果光已忘了照亮前方的路,一本好书,将成为指引未来的路灯。如果你纠结于过去和现在,那么一本好书将为你打开众多的未来。

 

岁末又至,我们的年度阅读推荐也如约而来。回望第一次进行年度书选的时候,我们提出了“公共立场,专业品格,独立思想,现实情怀”的十六字标准。多元阅读新版图之下,书评周刊编辑部按照文学、历史、社科、经济、思想、艺术、儿童、教育、新知、生活10个不同分类选出88本入围书单。所谓选择,并不是为了盖棺论定,而是为了在茫茫书海中给普通读者提供一点参考。

人类与动物的一大区别,就在于我们拥有辨识色彩的能力。尽管现代科学证明了这个说法存在误区,但正是人类对色彩的敏锐捕捉与运用,使得我们从黑白的世界中走出来,并得以拥有缤纷的选择。

色彩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也经历了许多波折。早期社会的人类受限于工艺,无法调配出理想的颜料,而后,昂贵的颜料又成为古代社会阶级秩序的象征,在之后,不同的色彩在文化中出现了固定的对应含义,许多颜色因此遭受贬低与冷落。今天,受现代艺术的影响,大多数传统色彩已经从象征的束缚中挣脱,我们不会再对着某种颜色或某种色彩搭配,赋予其固定的社会含义或审美评价,绿色未必邪恶,黄色不再意味着财富与堕落,然而,也有新的颜色含义被不断开发出来,例如风靡的牛油果色便与健康和朴素联系在了一起,蒂凡尼蓝则成为幸福与爱情的象征。

未来,还会有什么新的色彩流行起来呢?对此我们无法预测,但可以肯定的是,不断细化的描述与分类,不断精确的色彩,意味着一种更丰富的生活——遗憾的是,这件事情在未来将不会由诗人或艺术家完成,而是将由商业设计取而代之。

动物是人类讲故事的常见元素。本组专题中,我们选择了蚂蚁、大象、乌鸦、狼和兔子,共五类动物。蚂蚁建造的复杂社会让人产生并不可行的效仿冲动;借助狼形成的“狼性文化”,受到男性乃至现代企业推崇;乌鸦被借指以貌取人,以及产生污名化偏见;大象经常被比作重要、庞大而被忽视的事物。如果说它们都处于现实世界,那么兔子则跨出了这个世界,在文学艺术创作中,当作者创造了现实与异想两个世界,带领人类在其中穿梭的往往就是兔子。

作为造物主心血结晶的产品,人类堪比最精妙的机器。在新近翻译出版的畅销科普著作《人体简史》中,比尔·布莱森指出,大自然创造人类的一个特性就是让他很不容易死,但奇葩的是人类又往往“自寻死路”。人类会因为狂妄自大败在小小的病毒手下,会因为意见不合大打出手,会为了争权夺势发动战争自相残杀。

这是一本简单易懂的人类使用手册,从人类的使用方法,到人体各零部件的说明,再到“人何以为人”这个问题的讨论,是一本小巧的人类说明书。而人类的未来,取决于能发现自己真正的“使用方法”,找到真正的“自我”。

作为文化媒体,我们想做的不只是报道新闻。文字有密度,但也有距离。我们试图用直播的形式,勾连起不同角落中的你我,怀抱不怕被嘲笑的理想主义,探索表达的可能,唤醒新闻的价值。2020年,我们在直播、活动领域进行了诸多探索,在影像与画面中与大家共赴思索之旅。

贾樟柯对谈梁鸿 | 疫情之后,克服文化上的轻浮,提升驾驭繁华的能力

不是所有事物都会被时间摧毁,文学和影像是对逝去时间的收复。时代向前,发出巨大的轰鸣,乡村静默无声。

梁鸿的梁庄、吴镇,贾樟柯的汾阳,都是普普通通的村庄和县城,中国正是由无数这样普通的村庄、县城组成,是我们曾经或正在以那样的形态生活的依据。

贾樟柯和梁鸿,都是对时代情绪和现实生活具有敏感捕捉力的创作者。当故乡熟悉的风景,渐渐丧失了它原有的活力,当无数故乡的青年人转身离开告别、流转离散,乡土中国的生活形态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与断裂。两位创作者一直坚持用脚步与目光丈量,用影像和文字记录,为我们留下这个村庄,留下村庄中的人们倔强生活的印记。

今年4月,新京报·文化云客厅系列直播第5期,我们邀请著名导演贾樟柯和学者、作家梁鸿对谈,从话语中回望中国社会色彩明丽的流转变迁。

越纯净的群体,越容易出现霸凌 | 王明珂x蔡伟杰

对于历史人类学家王明珂来说,“边缘”的历史时空既是他的学术聚焦点,也是推动他不断审视与反省当下社会的锚点。从西南羌族地区的村寨深沟,到内蒙古、新疆的边陲之地,王明珂长期研究边缘地区的民族历史,诠释文本典籍中的群体记忆与失忆,也挖掘出“边缘民族理论”的新型研究范式。

今年《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修订再版。本书自出版以来,一直受到学界与读者的欢迎,被认为是理解中国历史与民族的关键读本。借此机会,我们邀请到作者王明珂与青年历史学者蔡伟杰做客新京报文化云客厅,一同聊了聊从“边缘”如何反思“中心”;站在“边缘”,我们又如何理解当下漫无止境的身份争端等问题。

秦晖x阎步克x赵世瑜x罗新x张帆x刘苏里:对谈《王气黯然》

周秦汉唐的陕西是中国的枢纽。宋元明时期陕西的“王气”骤然暗淡。宋元明时期的陕西史又将如何帮助我们理解中国历史?

今年《王气黯然》出版,9月15日,秦晖、阎步克、赵世瑜、罗新、张帆和刘苏里,与大家一同分享宋元明时期陕西的纷争与纠葛。

毫无疑问,2020年将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回顾全年流水般的热点和公共讨论,“变化”是主旋律。在恒定的变化之中,最需要我们做的,或许是保持思考、坚持追问。它们无法帮我们获得即时的利益,却能助我们寻找方向。说清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理解生活,然后才有基础,去思考如何抵达更好的世界。

对于2020,你最想问什么问题呢?书评周刊回顾这一年的事件与情绪,策划了三场年终盘点类活动:

从这些值得耐心推敲的问题出发,我们对于今年的热点事件与情绪以及出版行业的变化与趋势给出了自己的思考。

熟悉我们的朋友都知道,我们每年会举办年度阅读推荐颁奖典礼,今年是特殊的一年,但我们的颁奖典礼不会缺席。2021年1月16日下午两点,2020新京报年度阅读盛典,我们不见不散!

敬请期待——2020新京报年度阅读盛典“众多未来”1月16日14:00

作者: 赵海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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