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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0,揭露不端、反思“唯论文论”|年终学术事件盘点

前段时间,社交媒体上流传着一句话——“2020学术界,以师娘很美开始,以康德很烂收工”。这当然是戏谑之语,不必当真。然而它背后试图进行嘲讽、反思的问题,却又是真实的。

 

年初,一篇原刊于多年前的《生态经济学集成框架的理论与实践》突然刷了屏,此文分上下两篇,占30个版面,由作者徐中民发表于其导师主编的《冰川冻土》上。全文“阐述了导师的崇高感和师娘的优美感,描述了他们携手演绎的人生大道”。论文随后被撤销。年末,《江苏海洋大学学报》刊登的《康德的伦理学其实很烂》一文也迅速刷屏。标题的“很烂”引发极大争议。作者和刊物则解释实为“创新”。

 

这两件事,堪称2020年最受社交媒体关注的学术新闻事件。近代以来,学术研究便是知识生产的一种主要方式。它的读者多为同行、同学科的学生,或跨学科的研究者,而较少受到学术圈外关注。从期刊到大众读者,中间一般需要转化,在推动这一转化的,有媒体,有书籍,也有学者。如果转化成功并得到关注的是圈内学者,如今被叫作“出圈”。

 

学术事件原本发生于学术界,可能不为外人所知。这里的盘点则挑选产生较大影响的一些学术事件。它们在今年得到较高关注,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学术界人们关心的是什么、反思的是什么,以及要改变的是什么。

 

这一年,在豆瓣、微博、知乎等平台上,一如既往有对“学术不端”的揭露,有的得到处理,有的不了了之;学术评价体系发生转型,尤其是开始改变“唯论文论”,而学术评价体系将何去何从仍是需要继续思考的问题;“不升即走”“不发表就淘汰”还是青年教师面临的挑战,而“发表论文追热点”则成为新的话题,学术发表的性别差异也得到关注。同样是在这一年,法学教师罗翔“出圈”,网络直播成为诸多学术讲演、学术论坛的沟通形式,堪称学术直播“元年”。

 

2019年2月初,演员翟天临被曝论文抄袭。随后,翟天临公开道歉,博士学位被撤销。这一起“学术打假”的风波,仿佛一瞬间聚焦了舆论对看似与世无争、纯洁无瑕的象牙塔的关注,其激起的层层愤怒及其后续的影响,让许多在读研究生戏言翟天临以一己之力提高了他们毕业的难度。目前,中国大陆在学研究生达到300万人,写毕业论文时的焦虑、担心不能毕业的惶恐成为许多人面对的日常情绪,加之中国高校教职的竞争日趋白热化,无怪当得知翟天临作为一位跨界者如此轻松地获得学位时,大家都义愤填膺。打击学术造假因此也不仅是一场对知识尊严的捍卫,更是一次全民参与的对正义的呼吁。

2020年,学术造假行为同样成为经常引爆舆论场的热点事件。

 

11月19日,天津大学化工专业硕士生吕某将一篇长达123页的实名举报材料发布到网络上。材料称,张裕卿在2011年到2020年间,所做的实验、发表的论文多次造假,并多次帮助其女儿发表论文等。当晚,天津大学化工学院即发布通报称张裕卿学术不端行为属实,已被学校解聘。

 

作为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遭遇学术不端指控,张裕卿并非孤例。4月初,江苏大学理学院教授戴美凤刊发于Nature杂志旗下知名期刊《科学报告》的论文被撤稿,原因是此文大量抄袭匈牙利布达佩斯技术经济大学的一篇于2013年完成的本科毕业论文。

 

权力关系,往往是人们谈论到学术造假问题时脑海中第一个闪过的词汇。尤其是当权力与亲情联系在一起时,学术造假行为常常能唤起人们心中有关“拼爹”等阶层话语的联想,从而激起更为强烈的舆论反应。虽然在此后接受采访的过程中,张裕卿回应新京报记者,自己被举报的情况与女儿没有关系,学校已经通过相关渠道进行处理。但这份举报材料中对张的质疑,依旧引发了许多网友对所谓“亲情掩盖下的学术造假”的讨论。

 

无独有偶,就在今年7月,昆明市一位六年级小学生开展的结直肠癌相关研究获得全国大奖,同样引来网友的大范围议论。这篇出自小学生之手的研究报告有着研究生论文一样学术范儿十足的标题:《C10orf67在结直肠癌发生发展中的功能与机制研究》,它作为云南代表队参赛作品,获得了第34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三等奖。然而,研究的复杂性明显超过一位小学生的知识水平,舆论对此报以的显然不会是对“后浪”潜力无穷的称赞,而是认为这是一次由幕后家长作为推手的学术造假行为。据新京报记者了解,该大赛获奖者,可在高考投档时获得不超过20分的加分,自主招生时同等条件下会优先考虑。

 

7月15日,科技日报报道,受到广泛质疑的涉事学生家长陈勇彬通过邮件,就事件作出了情况说明,并表示申请上交所获得的奖项,“尊重和服从大赛组委会的处理意见”。陈勇彬称,在项目申报过程中,他未充分掌握及领会组委会发布“项目报告必须是作者本人撰写”的关键信息,过度参与了项目书文本材料的编撰过程。同时,第34届云南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组委会办公室当晚也认定该研究报告专业程度超过作者认知水平,判定其不可能由作者本人独立撰写,对该项目奖项予以撤销。

 

学术“拼爹”的本质是学术造假。为了遏止类似的现象发生,许多媒体与网友也纷纷建言献策,例如新华网评论指出,在未来的同类竞赛中,应增设答辩面试环节,以检验答辩人是否真正独立地理解自己的项目。“如果监督不严,评奖随意,本意在鼓励科技创新的比赛,迟早要变成从事科研工作的家长们‘神仙打架’的舞台,而将那些真正热爱科技创新的孩子排挤在外。”

 

打击学术造假的正当性在理念上毋庸置疑,然而在现实操作层面做到并不容易。尤其在中国人情社会的语境下,各类实体与无形的权力网络使得维护学术真实的发声常常阻力重重。不过,随着社交网络的蓬勃发展,学术打假的渠道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拓宽。前述2020年的许多学术打假新闻,都来自于社交媒体中网友的爆料。8月,杭州师范大学教师郭彦努被指论文抄袭,11月,郭的毕业院校南京艺术学院认定其博士学位论文《祁彪佳的园林世界》和其期刊论文《绍兴石宕园林研究——以羊山石佛寺为例》存在多处抄袭、剽窃现象,情节严重,撤销其博士学位。

郭彦努学术不端事件的起因,恰恰是今年8月在豆瓣流传的一则帖子。8月10日,豆瓣博主“心匠”质疑郭彦努的《绍兴石宕园林研究——以羊山石佛寺为例》抄袭自己的文章《深山藏古寺,古宕石佛寺》。该帖子在引发广泛关注后吸引多名网友接力“反抄”,8月14日该话题登上知乎,随后获得澎湃新闻等媒体的跟进。整个事件落定后,亦有豆友建立了完整的时间线帮助回顾事件全程。社交媒体上的网络围观,已经越来越成为制约学术造假的无形正义之眼。

 

除了学者,学生的学术不端行为在2020年同样引发许多关注。7月,天津大学硕士生刘宇宸与厦门大学硕士生林鲤的学位遭遇撤销。两名学生的硕士学位论文存在高度雷同,经天津大学和厦门大学调查,刘的硕士论文存在由他人代写事实,而林则在硕士论文撰写中存在买卖论文的学术不端行为。

 

硕士生对论文的低要求折射出某种社会心态的变迁。当在校研究生超过300万,中国的研究生教育悄然开始向学历教育转型。拥有一个研究生学位,在大多数学生的心中往往意味着拥有找工作的敲门砖,而不是开启学术道路的神圣凭证。2020年研究生招生调查报告就显示,“提升就业和从业核心竞争力”的考研动机占比最多,超过60%,出于“对学术研究感兴趣”而选择读研的学生比例仅仅在20%左右徘徊。

 

然而,“志不在学术”,不等同于可以突破学术的底线。在学术不端问题频发的现况下,社会各界都对此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和及时的回应。9月22日,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要求把论文写作指导课程作为必修课。抓住研究生培养关键环节,健全学术不端行为预防和处置机制。同时,将学位论文作假行为作为信用记录,加大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查处力度。

  

2020年11月,据韩国中央日报报道,韩国明星洪真英硕士论文《通过韩流看文化内容产业动向的研究》涉嫌抄袭,重复率高达74%。12月23日,洪真英被认定论文抄袭,硕士和博士学位均被取消。洪真英的遭遇成为2020年全年学术不端事件的尾声,一时间,“韩国翟天临”的名号被放在她的名字前。和与她有着相似经历的翟天临一样,同样引发了许多人愤怒和批评的洪真英也成为了这个时代“学术打假”的一个注脚。在一个生活节奏加速、社会竞争日益“内卷”的时代,象征着“冷板凳”的学术不断遭遇冷落与冲击。但人们对此的担忧、愤慨与相应的回应,也恰恰证明了学术所象征的“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与造假行为依旧如方枘圆凿,是世间最势不两立的存在。

 

2020年,学术评价体系正在面临一场改革。

 

过去二十年来,国内学术界积极推进量化考核,例如在自然科学领域,根据在SCI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把学者的研究成果量化为一个个具体的数字,并将这些数字与学者的切身利益挂钩。自然科学界的“SCI崇拜”、人文社科学界的“唯论文”现象可谓积弊已久。

今年2月下旬,教育部、科技部印发了文件《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 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旨在纠正当前SCI论文相关指标存在片面、过度和扭曲使用的现象。其中列举一系列相应的纠偏举措,例如:加大发表国内高质量期刊论文的要求、降低 SCI 和影响因子在学术评价标准中的地位、收紧论文发表费用、推行论文代表作制度、不将 SCI 论文指标作为招聘和毕业的前置条件。

 

学术评价体系的改革并未就此停步。如果说2月份的《意见》更多地影响了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领域,近日又把改革方向对准了人文社科领域。12月中旬,教育部印发了《关于破除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不得简单以刊物、头衔、荣誉、资历等判断论文质量,防止“以刊评文”“以刊代评”“以人评文”。

 

这两份《意见》代表了今年学术评价体系改革的大趋势,也在学术圈内外引起了一场大地震。

 

在各大社交平台上,不少网友为此叫好,直言“早该打破SCI崇拜了”“SCI害人不浅”。但不少硕博士生也表达了自己的顾虑。评价标准改变之后,毕业会不会变得更困难了?推行论文代表作制度后,学生想要毕业,导师却想追求代表作,如何平衡之间的矛盾?

 

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的心情更为复杂,一旦SCI论文指标权重下降,如何保障职称评定、人员聘用评价中的公正性?如果过去的评价标准因为不合理而被破除,新的标准又如何“立”起来呢?

 

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同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张端鸿指出,教授同行顾虑的背后,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内学术界的同行评价制度还远未成熟。在这一过程中,如果失去了SCI这个相对硬性的指标,最后就可能会出现人情泛滥的现象。“新的标准必须是硬杠杆,而不是所谓的院系全体教师投票决定,或者由外省外部同行专家来进行评定。”

“这轮调整主要是针对被误用过度的指标进行纠偏,它并不是说意味要彻底改变原来既定的方针。”张端鸿认为,《意见》要求更多的是指向各层级的学术管理部门——作为教育主管部门,在修订评价标准时,注重不同学科评价的差异化需求,不要过分地看重所谓的大学排名,政府下属的专业机构也不要过度地采信。

 

高校的教育主管部门理应在各方力量的推动下有所作为,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也对此持相似的看法,他在近日撰文指出,切实破除“唯论文”评价体系,具体到高校而言,则是要把学术委员会建设为学校的最高学术权力机构,统筹行使学术事务的决策、审议、评定和咨询等职权。

 

让学术评价回归学术本位,这类呼吁我们已经听得太多。2020年的这轮改革,是否有望开启学术评价的“破冰之旅”?也许只有时间能够给我们提供答案。

2012年,“蚁族”概念的提出者、青年学者廉思出版了一本描绘中国高校青年教师生活困境的作品《工蜂》,这本书如今知名度并不算太高,当初也曾遭遇过许多争议。在当时新京报的一次对廉思的采访中,他提及有网友指责他“不关心底层”,而关心大学老师,因为在旁人眼里,大学老师有假期,还是体制内工作,“说他穷,说他苦,谁信?”在当时的廉思看来,这恰恰也是《工蜂》出版的意义:让社会关注到这个平静的、不瘟不火,却构成高校科研体系重要部分的群体。

 

时间来到2020年,想必类似的指责会少得多了,因为高校青年教师的生存压力,显然已经并不算一个新鲜的话题。就在今年年末,腾讯谷雨实验室的一篇名为《985高校青年教师,身不由己追热点》的报道引起了许多讨论。报道呈现了一幅高校青椒之间你追我赶的学术竞赛图景:不断积累时髦的“学术词汇”以迎合各类期刊对“前沿性”的要求,为了在越来越细化和严格的考评体制中脱颖而出,不得不将一篇费尽心血完成的研究肢解成若干论文“快快发表”。

在某种意义上,报道所描绘的“青椒”学术竞赛越来越像韦伯在《学术与政治》中所形容的,是一种“鲁莽的赌博”,需要年复一年的忍受无数的平庸之辈爬过头顶却无动于衷,只是日益“麦当劳化”的论文,似乎再也承不起神圣的“天职”。早在2016年,《南方人物周刊》的一篇名为《“青椒”之焦:大学青年教师的现实之困》的长篇报道,就曾十分全面地关注过高校青年教师的困境:处于职业生涯初期,待遇一般却面临着较大的养家糊口压力;科研工作外还承担着繁重的教学任务,为在评教中获得不错的口碑而如履薄冰;在各类规则繁琐的量化考评机制和学院的人情世故中焦头烂额。这篇文章和今年年末的《985高校青年教师,身不由己追热点》隔空相对,中间跨过的四年,似乎并没有让高校青年教师的境遇获得太多的改变。

 

两篇报道中,在中国顶尖高校普遍存在的“非升即走”制度屡次被提及。国内的这一制度效仿美国的终身教职的制度,其建立的初衷是希望学者在一定期限内通过考核后获得永久或连续性聘任,以保持学术生涯的持续性从而促进学术自由。在国内,这一制度的实行常常设立2到3年的首聘期,通过考评后则进入稳定教职轨道,否则转岗或离职。同样在今年年末,上海交通大学副教授沈洋等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非升即走”制度成为高校青年教师重要的压力来源,仅有少部分填写问卷的教师对这一制度持支持态度。

 

更重要的是,沈洋等的研究凸显了“青椒”压力的性别维度,比如根据此次研究的调查问卷显示,签订“非升即走”合同的女教师中,有61%的表示压力非常大,而这一比例在没有签订“非升即走”合同的女教师中是45.5%。受到生育压力的影响,“非升即走”制度直接影响了女教师的生育规划,为了满足高强度的考核期内工作需求,68%已婚已育女教师表示其生育实践因工作压力而改变。研究的结尾部分提及了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在有生育需求的高校女教师考核方面的扶持,例如延长终身制考核政策等,呼吁国内进一步关注青年教师考评体制的人性化。

 

纵观历史,科研领域的性别鸿沟其实不仅体现在青年教师之中。

今年2月,来自普林斯顿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黄俊铭博士及合作者在《美国科学院院刊》上发表研究,指出虽然每年发表论文的作者中女性占比在持续增长,但仍然远远少于男性,这一现象在所有主流学科中都不同程度地成立。而值得注意的是,研究发现男性科研工作者的平均职业生涯为11.0年,而女性的平均职业生涯只有9.3年,男性在时长上的优势达到16%,而当控制职业生涯时长等因素后,学术成果的性别差异大幅减少。

 

在繁重的科研工作之外,女性科研人员往往还需要承担繁琐的家务劳动。这些“看不见的劳动”,与女性在学术圈面临的“透明天花板”,在今年肆虐全球的疫情中变得进一步可见。

 

英国《卫报》今年5月的一份报道提及,《英国科学哲学》副主编伊丽莎白·汉农博士发现,女性学者提交论文的数量呈现急剧下降的趋势,而男性学者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汉农认为,在隔离期间,女性学者们要承担更多的照顾孩子、做饭、打扫卫生等家务任务,这使得她们无法专注于科研工作。

  

细数近年来学术界引起公众热议的事件,往往伴随着错愕、叹息、愤慨和担忧。奇葩论文登上重点期刊、违背学术伦理的基因编辑婴儿、各类论文造假抄袭、屡遭曝光的校园性侵案……倒是刑法学教授罗翔的“出圈”,也许是今年疫情之下学术界为数不多的惊喜。

 

作为一名开设司法考试培训课程的大学教师,罗翔在互联网上的“走红”实属意料之外。最初,一些上课学生把他的上课录像剪辑成几分钟的短视频,上传到Bilibili网站,没想到创造了现象级点击次数。之后,B站主动找上门来,罗翔签约并开设了个人账号,不定期分享短视频,风趣幽默地讲解法律知识。目前为止,罗翔的官方账号已经拥有超过1千万粉丝,经他人剪辑传播的金句和妙语短视频随处可见。他举例时常用的“法外狂徒张三”也成为了一个网络文化梗。

 

很多人欣赏罗翔,绝不仅在于他会“讲段子”。在妙语连珠的背后,罗翔始终在用通俗的话语传达法治精神的精髓和他对人性的思考。根据《新华每日电讯》的报道,一门课结束时,常有学生找罗翔留言,他总是写“愿你成为法治之光”。“法治之光”,在罗翔看来意味着一方面要追求良善,另一方面也要自觉遵守规则,不要觉得自己在规则之外。

 

受到“90后”“00后”追捧的“弹幕文化”常常被批评过于娱乐、情绪。但留意罗翔网课视频的下方留言和弹幕,会发现其中不乏对具体法律问题和法治精神的严肃探讨与辩论。有些评论或是引经据典,或是附上其他参考链接,提供给对法学感兴趣的朋友学习。

 

20世纪初,北大未名BBS、天涯社区是网友们谈经论道的聚集地,百家讲坛捧红了易中天、于丹等第一代学术明星。2020年,罗翔的不经意走红,依赖的是自媒体力量的全面崛起。而这些优质弹幕和留言的批量出现,说明了只要有好的引导,在日益碎片化、立场化的网络舆论环境之下,也能找到些许理性讨论的空间。

 

另一方面,罗翔的走红也反映了直播网课的兴起。受到疫情的影响,大多数的大专院校都在今年采取过直播网课的形式。对于很多大学教授,直播授课带来了很多新问题。如何在上网课时保持学生的注意力,如何与电脑屏幕前的学生建立眼神交流,都是留给教授们的难题。直播授课无形间对教师的言行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可能一次口误,就会在课后成为学生微信群里的笑料,形式多样的“直播事故”也是屡见不鲜。

 

实际上,网课这个概念并不新鲜。从最早的Coursera、网易公开课等线上公开课程,再到得到、喜马拉雅等知识付费项目,网课这一形式已经被很多人接受。今年的变化在于,在疫情影响之下,大量的线下讲座、学术研讨会无法如期进行,不得已改成了线上会议形式,通过Zoom会议、腾讯会议连线。

 

未曾料想,主办方原本的无奈之举促成了直播网课的新突破。摆脱了地域的约束,国内外的学者的交流渠道更为开阔。打破了空间的限制,普通观众只需提前报名,输入会议密码即可参与,过往热门讲座人山人海、排队占座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一位出版社负责活动的编辑透露,过往的线下学术讲座多是一、二百人的规模,如今线上每期历史类讲座都有几千位观众参与。

 

如今很多人把2016年视作知识付费的“元年”。几年之后回首,2020年或能成为直播网课的“元年”。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严飞今年参加过多次直播网课和线上直播讲座,在他看来,这将是未来教育的一个趋势。直播网课让更多普通人有机会接触到学术前沿和学者大家,严飞认为,这种形式是打破阶层鸿沟,促进教育平等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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