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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者王莽,死于“祥瑞”的“河豚毒”

在中国古代的所有掌权者中,王莽是极为特殊,也是最具争议性的人物之一,在许多语境下甚至可将“之一”去掉。他大概怎么也不会想到,在两千年后的互联网上,他本人经常被认为是超级穿越者,一是因为他在土地改革、废除奴隶制等方面的均权、平权思想,二是因为他超前地使用了“游标卡尺”等工具器物——这些说法,有的其实只是传说。

王莽称帝不过十余年,却推行了一大批改制举措,建辟雍、制礼乐,并恢复井田。是篡汉者,还是改革家?前不久出版的一本历史非虚构新书《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以下简称《祥瑞》),便以西汉末年的政治社会为背景,再现了王莽如何借“祥瑞”之说走上朝堂最高点,随后又被“天人共弃”的历程。

北宋梅尧臣诗云“斯味曾不比,中藏祸无涯”,南宋辛弃疾又作“河豚挟鸩毒,杀人一脔足”,可见,河豚味道之美,致死之毒,早在两宋之间已然名闻天下。不过,梅尧臣在与当时“南方人”的对谈之中,听到的几乎都是对这种食材鲜美的矜夸,却对因口腹之欲而死的食客们视而不见,所谓“皆言美无度,谁谓死如麻”。在古代王权社会,这种场景像极了一个人对权势的想象和体感。个中滋味,王莽怕是最能感同身受。

在《祥瑞》一书中,礼乐之美、三代盛世的理想,在儒生的传唱之下,就像美味的河豚肉一样令人神往,作为天下归心、应运而生的“新圣人”,无数梦幻般的“祥瑞”证据,鼓舞着王莽和他的时代,从小心翼翼地蚕食到肆无忌惮地鲸吞人世间的权力。这一整条河豚鱼。

《祥瑞》一书中所述及的王莽和他的时代,与传统史学中贬于闰位的“新莽”故事,最大的不同点在于,不再寻求“大一统”式的因果叙述。

传统史学的视角,实以班固为《汉书·王莽传》所作的赞语为宗,即:

炕龙绝气,非命之运,紫色蛙声,余分闰位,圣王之驱除云尔!

这里一系列的比喻,如紫色为“间色”,蛙声为“邪声”,“余分”是历法中自然年与纪年相减所剩的零头,都不是正经的角色,尤其是“闰位”,更是创造了一个特殊的史学概念,见唐人刘知几所作《史通·列传》:

如项羽者,事起秦余,身终汉始。殊夏氏之后羿,似黄帝之蚩尤。譬诸闰位,容可列纪。

简单解释,就是“非正统之立国者”,固然于修史可以容纳更多的事实,却也在逻辑上承认了“非命之运”的存在,这一点,无疑将为后世的诸多效仿者提供了前车之鉴,并为“天命”合法性的故事破产,埋下了伏笔。

那么,这个故事从何而来呢?

从文本逻辑来看,还要从殷商时代说起。

在《史记·殷本纪》和《诗经·商颂·玄鸟》中记录的商朝始祖神话中,一方面强调了其先祖简狄为“帝喾”之妻的身份;另一方面,点出了“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即商王族诞生自“天命”。而甲骨文的研究也可以佐证,“喾”实为甲骨文中“天帝”之名“夔”的变体,由此可知,商王族一直以神裔之族自居。

代之而起的周国,作为商文化的边陲传播者,也是重要的联姻诸侯,在崛起灭商前后,一样进行了类似的“始祖神话”创作,《史记·周本纪》中记载的周人先祖周嫄,也被写作“帝喾”之妻,且身份定为“元妃”,《史记·殷本纪》中记载的商人始祖“简狄”反居“次妃”,生子的故事,也是与简狄类似的天人感应。

经过这么编排之后,周人的始祖成了天帝血裔神族的“嫡长”,而商人的始祖反而变成了“庶孽”。

很明显,《殷本纪》、《周本纪》都是西周、春秋、战国和秦汉人修改过的始祖神话,因为在这个版本中,“帝喾”已经由甲骨文中的唯一“天帝”化身为“五帝”之一,即由上帝变成了人王,这个过程,基本上是在战国、秦、汉之际蒸腾,至汉武帝时代大成。

依照这个故事,武王伐纣就不再是一场“下克上”的叛乱,而是纠正“上天伦理失序”的正义之战,即嫡出神裔夺回应有“天子”之位的必须之战。

不过,依据甲骨文的研究和存世文献,这一旧体“神格”的利用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三监之乱”后的西周,转而以强调另一个合法性解释,散见于周人“王官之学”中流传的五经,即诗、书、礼、乐、易等作品中。

尤其是《诗经》和《尚书》中,借先祖之口反复告诫周人贵族,“天命”与“德”相关,政权是靠着人世间的统治得来的,如《尚书·吕刑》说:“惟克天德。”而原本完全笼罩在“天”之下的“政”,开始以“德”为纽带,作用于“天”,得到“天命”,即《尚书·蔡仲之命》中所说的:

“皇天无亲,惟德是辅。”

如果站在“人定胜天”的角度,“惟德是辅”似乎是一种进步,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天命观”直接挂钩的是政治权力的效能,即人间为政之“德”,可以得到“天”的响应。更进一步来说,在当时的“生死观”中,原本是神裔先王、贤臣死后升序成为“天帝”之左右,而常人则视死如生,这也是“绝地天通”之后的常情。不过,帝王的欲望往往包裹着好奇心,在《国语·楚语》中就记录了,楚昭王曾问大臣观射父,《周书》中提到重、黎使天地不通,如果没这么做的话,是不是普通人就可以上天了?

观射父的解答,将上述生死观中的故事置于上古,而将少皞之后的世道视为衰世,表现就是:

“夫人作享,家为巫史。”

表述不少,归结起来,就是以血脉为基础的神职散于民间,导致了“民神同位”,所以,到了颛顼受命时,才有了:

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

简言之,生死的界限,禁锢着包括帝王将相与贩夫走卒的所有人,其间的沟通媒介,只能是祭祀与巫觋。

但是,到了战国时代,新崛起的妫姓田氏、嬴姓赵氏虽然取得了国家社稷,却无从接续于旧的“天命观”,故此,“五德终始说”应运而生。

具体来说,即在周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概念基础上,对“德”进行可见、可归纳的描述,而最为直观和易理解的,无过于“五行之说”,作为一项脱胎于经验观察的自然、物质解释,“五行之说”一直到1500多年后王安石撰写《洪范传》的时代,仍在沿用,哪怕再过1000年,还有中国人在醉心于其中的“博大精深”。

在此条件下,由物质世界的“常识”推导社会“规律”,顺理成章,所以,秦帝国以“水德”自居,并为周王朝塑造本来没有的“火德”,再借用“五行相克”的理论,讲述秦代周的“天命”,人间王朝秉承天命,在“德”的轮转中万古长存。

对此,司马迁一样笃信不疑,所以,在《史记·封禅书》中不厌其烦地记录了:

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螾见。夏得木德,青龙止於郊,草木畅茂。殷得金德,银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乌之符。今秦变周,水德之时。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

简言之,“祥瑞”就是上天赐下的“证据”,它的背后,是自商周之际先民流传的“天帝”信仰逐步演化的政权合法性的逻辑关系,由“神裔”到“有德”,由“有德”到“德运”,由笼罩于“天”之下的“天命不可知”到“天命可知”,要素犹在,内核却已面目全非。

这套变化,神似面对敌人的河豚鱼,瞬间重启滚圆,浑身尖刺,所谓“忿腹若封豕,怒目犹吴蛙”,若是单看某个状态,谁知道竟是一个物种,又怎么会意识到这奇形怪状的家伙,竟然是人间佳味呢?

尽管秦朝的速亡,给五德终始的“规律”带来了现实反例,但由于秦朝公认的“不施仁义”,无所谓“有德”,完全不足以颠覆整个理论体系,故此,“内多欲而外施仁义”的汉武帝得以继而用之,向公孙弘等贤良文学提问:

属统垂业,物鬼变化,天命之符,废兴何如?

在这之前,汉武帝已经不止一次对贤良文学表达类似的意愿:

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其号,未烛厥理。

伊欲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

何修何饬而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灵,德泽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

简单解释一下,汉武帝关心的包括,“三代”受命的符瑞是什么,灾异发生的原因,乃至于个体命运不同的原因,推而广之,如何行政才可以达成上天荫庇、无灾无难的圣王之世?

对此,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以《春秋》大义解释,汉家乃“天命”所归,“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也就是“祥瑞”。故此,在元朔七年,汉武帝因“幸雍祠五畴,获白麟”而改元“元狩”,理由就是:

此天之所以示飨,而上通之符合也。宜因昭时令日,改定告元。

意思是上天给予酬报,是“受命之符”,此后的“元鼎”、“元封”年号均与“祥瑞有关”,简言之,就是为“符”纪念,以标识“受命”,也就是政权的合法性。

非常有意思的是,在《汉书·王莽传》的赞词中,班固对王莽篡逆成功的解释完全继承了这个逻辑:

推是言之,亦天时,非人力之致矣。

推而广之,就是汉家天下是“天命之选”,汉武受命也是“天命之选”,王莽篡逆还是“天命之选”,自然,光武中兴更是“天命之选”,祥瑞的诱惑,并不因皇帝的变化而有别,更何况,在“受命”之余,祥瑞还带来了更大的欲望满足,那就是——长生。

相比之下,《史记·孝武本纪》几乎就是一本修仙指南,各种狂信妄举不胜枚举,而王莽之前一直以儒家“新圣人”的形象示人,从而受到天下儒生支持而“受命”,却在称帝之后第二年,就开始“兴神仙事”,作八风台,行“黄帝谷仙之术”,又“数下诏自以当仙”。

当然,《汉书·郊祀志》中记录的求仙皇帝远不止这两位,可作为时时以三代之治自命的“大人物”,他们的上述举动,不由得让人不怀疑,“圣王之治”和“神仙长生”究竟哪一个是目的,哪一个才是手段。

或许,秦皇、汉武、新莽之流对权势无限膨胀的嗜欲,让两者本就掺杂在一起,如同河豚鱼肉在传说中的鲜美,越是老饕,越是能解个中滋味,恰是汉武帝、王莽这两个公认的“学问家”才有机缘、资格将这份膨胀实践在千百万人身上。

也正因为如此,“吃货”苏东坡在常州吃河豚时感悟,无疑很能展示二人的心理。却说东坡大嚼良久之后,投箸大声赞叹:

“也值得一死!”

所谓食权知味,在“天人感应”的理论体系中,引申至“神仙长生”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并不涉及个人的贤愚,甚至可以说,恰恰正是这个知识体系下的“贤者”,才有这样的动力和责任感,去开创这样一个“圣王之世”。

王莽居家以仁孝著称,执政则以直道而行,居国居家都是人之楷模,正如白居易诗中云: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这种理解,其实也是千载以降对王莽评价的要旨,即以篡逆为界,一个人长期“伪装”,终于暴露了本性,开始了一系列的倒行逆施,即:

及其窃位南面,处非所据,颠覆之势险于桀、纣,而莽晏然自以黄、虞复出也。

在这里,班固还是点出了王莽的“自诩”,即自以为黄帝、虞舜复出,而实则行桀、纣之恶政。

事实真的如此吗?

《祥瑞》一书以轻松的笔调、翔实的史料勾勒出了“新朝”建立之后一系列改革的真相,它们既不是穿越者的“社会主义实验”,也不是毫无来由的倒行逆施,看似荒诞无稽的诸多政策,无不打着儒家伦理导向的烙印,但实施之中,由于“吏治国家”的制度运行规则,又不得不走回汉武帝时代众多“专利”政策的旧路。

面临西汉末年的危局,王莽号召官员们节俭度日,与百姓共患难,带头捐款一百万钱,捐地三十顷,用来救助贫民。每遇水旱灾害,他就吃素,与民同甘苦。在他的带领下,共有二百三十名高官显贵捐献田地,分给贫民。他还按照《周礼》的记载,在全国建立常满仓,储备谷物,做赈灾之用。

此后,王莽更奏请进一步制定条例,以便做到“市无二贾、官无狱讼、邑无盗贼、野无饥民、道不拾遗、男女异路”,“犯者像刑”,目标直指传说中的三代盛世。

这些举措,在班固的眼中,正是“勤劳国家,直道而行”的一部分,但是,王莽建立“新朝”之后,其改革举措并不是什么桀纣之行,而恰恰是上述政策的深入,即“三代之治”。

只不过,如同涉水,越是深入越有行差踏错的没顶危险,“三代之治”,在触及西汉末年最根本的社会危机时,彻底变了味儿。

由于西汉王朝建立于秦制基础之上,虽然经历了多代君王的制度微调,土地国有背景下的爵位等级占田限额,也即“田宅逾制”问题,已经全面蔓延,甚至走向了事实上的“土地私有制”,而这一制度背景下的土地兼并,已经被儒生们视为“祸乱之源”。

与此同时,汉武帝所建立的“专利”、“专卖”制度已经名存实亡,蓬勃发展的商品经济让豪强富户富埒王侯,而“吏治国家”却无从在不断扩张的交易行为中搜刮税金,甚至无从控制物资的流向。

在上述物质基础之上,秦朝以来由国家直接干预甚至束缚百姓人身的“徭役”制度,由于对百姓“生计”的控制力几乎丧失而名存实亡,“流民”问题愈演愈烈,直接对以“簿籍”为管理基础的国家机器形成了挑战。

王莽执政的所有举措,都是符合儒家伦理的,天下为公,就不要“私有”,更不能有“市场”,使民见利忘义,就算不得不存在“商品交易”,也要置于朝廷的全面控制之下,王莽和他的同道们都相信,只有加强管制,将一切社会经济资源都掌握在朝廷手中,才可以解决西汉末年因管制松弛而造成的严重财政危机,实现“增收”。

问题是,当年曾经向朝廷上书提请为王莽“加九锡”的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尤其是其中九百零二名王公列侯、卿大夫,这些能够提起笔来写字的支持者,都不可能是“无产者”,当王莽真诚地、善意地改造这片土地时,这些本想得到“更多”的人陡然发觉,他们正在“失去一切”。

如果王莽只是触及既得利益者的灵魂,“新朝”的国祚或许还会更长一些,但一系列的货币、专利政令,除了填满长安的金库之外,几乎毫无意义,面对举国皆反的危局,积蓄的数十万斤黄金彻底沦为了“厌物”。

因为在“增收”的同时,王莽还在积极“节支”,他制定了一套全新的以绩效考核为标准的“吏禄”制度,表面上让各级官吏纸面收入大幅提高,但繁琐的计算方式,除了增加文书成本之外,毫无意义,结果是:

莽之制度烦碎如此,课计不可理,吏终不得禄,各因官职为奸,受取赇赂以自共给。

官吏本应是朝廷政令最坚定的支持者,他们的薪俸都发不出来,又要应付烦苛的文书指令,只会将压力向小民转移,这一点,连王莽派出的使者都知道:

盗贼解,辄复合。问其故,皆曰愁法禁烦苛,不得举手。力作所得,不足以给贡税。闭门自守,又坐邻伍铸钱挟铜,奸吏因以愁民。民穷,悉起为盗贼。

很明显,“新朝”试图除汉家苛政,但是不仅没有解决老问题,反而创造出了无数新问题。毫无疑问,被河豚美味诱惑的“新朝”,并不满足于小心翼翼脔割而下的鱼肉,而是一口吞下整条大鱼大快朵颐,直至被河豚毒素麻痹全身,眼睁睁地等待死亡的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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