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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疗法（bibliotherapy），又称读书疗法，阅读治疗，目前为人们广泛接受的是《韦氏新国际英语词典》给其所下的定义，一是指用有选择的读物辅助医学和精神病学的治疗，二是指通过有指导的阅读，帮助解决个人问题。目前国外［1］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跨文化、性别与阅读的关系以及阅读治疗与其他治疗技术的结合这三个领域，阅读治疗的应用主要体现在临床治疗和教育领域，临床治疗抑郁症、酒精成瘾、惊恐障碍；教育方面体现在：教育发展精神病患者的孩子，不良少年的行为纠正及儿童死亡概念教育。
国内对阅读疗法的研究从研究领域看主要集中在教育方面，研究对象主要为在校的学生，查阅目前的文献，探讨阅读疗法与图书馆功能结合的文章尤多；在研究性质上多为理论探讨，实证研究较少，理论研究多为探讨阅读疗法的含义，理论探讨阅读疗法与图书馆功能的结合，实证方面主要有用阅读疗法治疗抑郁症［2］及实验验证阅读疗法对心理健康［3］的积极影响。
2 典籍在阅读疗法中的价值探讨
目前国内对阅读疗法的研究中，具有开拓性的是有一些人探讨了在阅读治疗中不同书籍的不同作用，更有人开出了阅读疗法书目，但是在所列书目中均较少提及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典籍。本人查阅目前研究文献，已有人详细探讨传统文化与心理学关系，儒释道三家中有益的心理学思想均有人谈及，但均不够详细。根据心理学的最新研究，辩证思维能够降低人的攻击性［4］，而典籍中蕴含了大量的辩证思维，本文拟从挖掘典籍中辩证思维这一点出发对传统典籍的应用价值做一理论分析。
笔者查阅了儒家《四书》、《五经》、《十三经》，佛教十三经，道家《道德经》等文献典籍，各家典籍卷帙浩繁，渺如烟海，本文分别从三家典籍中仅举几例探讨。
2.1 儒家典籍中蕴含的辩证思维
儒家思想的最高理想是“内圣外王”，具体表现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展示了“三纲八目”［5］，“三纲”即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的这一系列思想正是一个由内及外，由己及人的过程。《诗经》《尚书》《周易》中所蕴含的明德、亲民等思想，体现出革新的思想，正是儒道思想的源泉-易经中变化思想的体现，明德体现了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结合，亲民体现了变与不变的辩证发展过程。
另外一部让人不得不提到的儒家典籍是《孝经》，孔子学在《论语》，行在《孝经》，《孝经》是中国几千年孝道文化的源泉，也是上至君侯下至平民起码的行为准则。《孝经》中论证孝乃“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不是空洞的说教，用辩证的逻辑阐明孝与身、孝与家、孝与国休戚相关的关系，并从天子到庶人，从孝与不孝的正反两面建构来系统辩证地建构人们的行为准则，辩证思维贯穿始终。
2.2 道家典籍中蕴含的辩证思维-以《道德经》为例
老子《道德经》中的辩证思维尤其丰富，《道经》中的辩证思维既是其理论的哲学基础，又是《德经》中治国与行为处事方法的理论依据。老子从“有”和“无”开始，论证了“一于多”、“静与躁”、“大与小”、“强与弱”、“争与不争”、“有为和无为”等一系列的辩证统一关系。先叙述自己的“道”的含义与由来，又论证万事万物对立转化辩证统一的关系，接着论述得“道”之人的种种行为表现，深入浅出，将其辩证思维贯穿始终，成为一个庞大复杂而有结构的系统，仅三千言就道尽世间一切现象与道理，无论是从文章体系还是从文章内容，都是辩证思维的绝佳表现。下面仅举几例佐证：“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躁胜寒，静胜热。清静为天下正”；“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柔弱胜刚强”；“固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2.3 佛家典籍中的辩证思维
如果要非要以儒释道三家对欲望的观点做一比较的话，本人认为，儒家较少限制欲望而入世，道家清心寡欲而出世，佛家则绝情灭欲而脱世。佛家强调一切皆为虚幻，诸相非相，无人无我，无心无佛，也强调轮回转世因果报应。《佛教十三经》［6］是指：《心经》、《金刚经》、《无量寿经》、《圆觉经》、《梵网经》、《坛经》、《楞严经》、《解深密经》、《维摩诘经》、《楞伽经》、《金光明经》、《法华经》、《四十二章经》。
本文仅以《金刚经》和《坛经》为例说明。《金刚经》中有“不住于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的说法，意谓不要执著于事物的外在相状，万事万物不是如此，而是名为如此，所以一切都是虚幻，如雾如电，如梦幻泡影。体现了外表和内在，动与静的辩证思维。而《坛经》中六祖“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偈更是脍炙人口，流传千古。《坛经》主张自性，心中有佛便能成佛，舍弃众生，更舍弃自我，不执著于外境一切事物现象，就无生灭，不起好恶之心，自性则戒除贪嗔痴。从内外两面论证如何修行，欲对外先扫除内心孽障，辩证统一。
3 小结
中国传统文化典籍蕴含丰富，其中有很多思想能为当下流行的阅读疗法提供素材，本文仅从辩证思维这一角度进行了粗略的挖掘和叙述，以期为心理咨询提供理论论证。但是典籍中不可避免的会有自相矛盾之处，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何从典籍中去粗取精，精选材料，还需要更多的研究。
道家典籍范文第2篇
【关键词】中华典籍；典籍翻译；现实意义
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明历史，孕育了中华文化深厚博大的内涵。中华民族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创造出了辉煌的华夏文明，而流传下来的文化典籍则是我们中华儿女智慧的结晶。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不但具有很高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同时也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它们反映了中华民族在各个方面从古到今的人文状况。上自古神话，下至清代学术，前后数千年的重要作品，包含着中华文化遗产的全部精华，而如何更好地向世界传播这些优秀的中国文化典籍则是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和汉语文字的特殊性，中国几千年文明进程中积淀下来的优秀文化很少被介绍到世界各国，以至于世界各国对中国悠久灿烂的历史与文化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近年来，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同时在中国政府的殷切关怀以及在我国众多学者和译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国文化典籍的外译工作得到了很大发展。1995年我国开始启动《大中华文库》工程，它是我国首次全面而系统地向世界各国介绍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的重大出版工程。《大中华文库》工程所翻译出版的文化典籍几乎包含了我国五千年历史文明中的所有精华。《大中华文库》不但向世界精准、传神地翻译了我国的历史文化典籍，同时也向世人展现了我们伟大的中华文化。
当今，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要想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向其他民族学习。在向其他民族学习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懂得将中华民族的优秀典籍翻译介绍到国外，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增强在国际舞台的竞争力。这也是我们改革开放的需要，我们不仅要“请进来”，还要学会“走出去”，也就是说，作为中华儿女，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把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文化不但是民族凝聚力的集中体现，而且文化软实力也已经成为了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中国文化典籍作为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国家“文化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典籍的外译是文化输出的重要内容之一。
另一方面，从近代历史看来，中国的文化与其他民族的文化相比，大多数处于“弱势文化”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外国译者为了他们所服务的统治者的利益，在译介中国文化典籍的时候，就会不可避免地带有其本阶级的印痕，甚至是扭曲了我们的一些优秀作品。因此，我们有必要向世界提供比较全面、比较系统、比较完整、比较符合原貌的中华典籍译本。
此外，典籍翻译也是中国典籍自身发展的需要。本雅明曾经指出：翻译作品虽然与原作存在于不同的空间，然而，翻译作品却源于原作，是原作生命的延续（Munday：2002）。任何一部优秀的文化典籍都是某一个时代的特定产物，如果要将其深邃的思想文化代代传播下去，且经久不衰，就需要学者和译者不断地丰富它的翻译，甚至是重译该作品。换句话说，典籍英译不但能够使我国的古典作品重新焕发光彩，而且也能向世界传播我国传统优秀的民族文化。
下面，我们以《老子》一书的英译研究为例，来说明上述观点。
《老子》又称《道德经》，相传是我国春秋时期的老子所撰写，是我国道家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也是我国历史上首部完整的哲学著作。据统计，到目前为止，可以查到的各种外文版的《道德经》有一千多种。其译本之多，远远超过任何一部中华典籍的译本。不仅如此，“题名为《道德经》的这81个简短篇章，其译本的频繁出现，超过世界上任何一本书，唯一的例外是《圣经》”。作为译者之一的汪榕培教授也曾经指出： “《老子》在国外已有百余种英译本”，可以说，《老子》一书在不断的译介中获得了新生，而且极大地促进了我国传统道家文化在世界各国的传播。
综上，中国文化典籍不但思想深邃，博大精深，而且言简义丰，蕴含着丰富的哲理，所以作为中华儿女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将这些作品全面而准确地翻译到国外，让世界其他民族真正地了解中华文化，进而真正地了解中国。中华典籍的翻译一直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内容，同时也是我国历史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和手段。中华典籍不但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而且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从而使理解和翻译的难度相应加大。在具体的翻译策略上，译者和学者应该采取多元、互补的翻译策略以期把我国典籍作品中的文化信息准确而又完整地传递出来，这对于弘扬民族文化，开展中外交流，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 李.中国文化典籍的文化意蕴及翻译问题[J].外语研究，2000（1）.
[2] 刘性峰.典籍英译的意义[J].皖西学院学报，2005（2）.
[3] Jeremy， Munday.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 Walter Benjamin.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Routledge， Great Britain， 2002.
[4] Feng，Gia-Fu & J. English （trans.）. 1989. Lao Tsu Tao Te Ching [M].New York： Vintage Books.
道家典籍范文第3篇
关键词：红楼梦 典籍英译 中国典籍 英译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578（2016）03-0018-02
1 引言
中国典籍作品是中华文明的历史结晶，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三千年来这些优秀文化成果，深深影响着世世代代中华民族子孙，起着传承文化，育化众生的作用。这些典籍，不仅具有社会意义和历史意义，而且具有文化建构意义。具有数千年历史的中华文化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当前，我们正在加强文化软实力的建设，推进文化大繁荣、大发展。传播中华文化，让世界真正了解中国，以增进不同文化间的理解与交流，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在这个背景下，进行中国典籍作品英译研究更具有现实意义。因为中国文化要走出去，翻译是必要的渠道。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在《中国翻译词典》序言中指出：翻译是“中华文明永葆青春的万应灵药。”把中华民族富有传统特色的文化精髓译成英语，是让世界了解中国、并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有效途径。中国要取得长远发展，要在世界文化之林取得一席之地，就必须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让世界真正了解中国。因此，中国典籍作品英译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2 中国典籍作品英译研究的必要性
在当前经济及文化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优秀典籍传播的相对滞后与我国综合国力、国际地位不相符，如何将中华五千年的文化更好的传播出去是当前典籍英译研究的重中之重，中国典籍浩瀚渊博，博大精深，汇聚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化精髓，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典籍英译是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参与全球文化交流的一个极好途径，同时对提升我国的文化魅力乃至文化软实力大有裨益。当今，人们谈论最多的是全球化，而全球化不等于西化，不等于美国化。中华民族是一个海纳百川、好学上进的民族，在漫长的“西学东渐”过程中，我们翻译并学习了大量的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文化。我们已成功地“拿来”西方的文化，现在的关键是把我们自己的文化“送”出去，积极参与到世界文化交流中，让世界人民更多地了解中华文化，以保持中华民族固有文化身份。典籍英译使中国古典作品复活，并能使其精髓远渡重洋，增强中华子孙的民族自豪感，同时能更好地促进学生学习外语。
近些年来，尽管我国的典籍英译事业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能够胜任诸如典籍翻译这类高精工作的高素质人才并不够多，著名翻译家汪榕培先生指出：翻译是一项高投入、低产出的事业。所以，愿意致力于典籍翻译的作者就很少，外国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还很有限，而作为外语学习者，我们有义务使我国的传统文化为世人所了解。
3 国内外对中国典籍作品英译的研究现状
中国典籍作品是记录古代文化传承、学术研究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文献。从上古三坟五典到儒家四书五经，从诸子百家学说到历代诗书文论，中国典籍作品承上启下，推动着中华文明从远古走向现实，从现实走向未来。
20世纪以前，中国典籍作品的对外传播，主要是通过外国来华的传教士进行，而像辜鸿铭、林语堂等做过中国经典英译的国人则为数不多。遗憾的是，西方译者英译中国文化典籍可能还有其他的目的，再者由于受自己所处文化立场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翻译过程中会有意识地进行跨文化操纵，结果导致中国文化经典在翻译过程中的扭曲和变形。近年来，典籍英译作为翻译学的分支，受到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进入21世纪，中西文化交流日益加深，更多的中国文化典籍将被译介到英语世界。目前在国内外，有不少学者在从事中国典籍的英语翻译研究。全国典籍英译研讨会迄今已经召开了五届，出版了三辑《典籍英译研究》论集。以汪榕培教授为代表的一批典籍翻译专家和学者，在中国典籍英译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方面做了许多扎实细致的工作，有力地推动了这一领域的学术发展和人才培养。中国新闻出版署为了促进中国文化的对交流和发展，二十世纪末组织海内外学者、译家，开始了《汉英大中华文库》的翻译工作，为有志于从事典籍翻译和研究的学者们搭建了一个切磋、交流和提高的平台。目前已经出版了72种中国文化典籍，而且典籍英译已成系列化趋势，例如，《大中华文库》《熊猫丛书》《儒家经典译丛》《中国圣人文化丛书》《中国传统蒙学精品系列》《古诗苑汉英译丛》《王维诗百首》等等，不一而足。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系列丛书，如，《老子》《红楼梦》《墨子》《楚辞》《牡丹亭》《汉魏六朝诗三百首》和《陶渊明集》《邯郸记》等。
在提倡 “文化多元化”的21世纪，中国典籍英译研究出现了迅猛增长的势头，仅从2006年至2010年在全国五家重要的翻译及外语类期刊的典籍英译学术论文高达30篇，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典籍的英译及其理论研究。
4 中国典籍作品英译的理论依据和意义
根据《欧洲共同语言参照框架：学习、教学、评价》，语言教学的目的之一是“获得对其他国家的生活方式、思维形式、文化遗产有更为广泛和深刻的理解”。大量事实证明，光有语言应用能力并不能保证有效交际。中国人现在走向世界，到国外经商、搞项目，遇到的一大障碍是文化差异。由于文化上的隔阂，中国企业难以融入当地社会。大学英语教学应该帮助学生了解西方文明、思维方式、生活习惯，以批判性眼光看待西方文化及核心价值，熟悉中外文化差异，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同样，能够有效的表达和介绍中国的传统文化给国际友人，也是最为恰当的沟通方式。文化是使一个民族有别于另一个民族的DNA，忽略文化，就无法达到“用英语有效地进行交际”的目的。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创新对外宣传方式方法，增强国际话语权，妥善回应外部关切，增进国际社会对我国基本国情、价值观念、发展道路、内外政策的了解和认识，展现我国文明、民主、开放、进步的形象。”这提醒我们的大学英语教学要有文化自觉，从文化建设的战略高度来加强而不是削弱课程的人文性。与基础阶段英语教学相比，大学英语教学内容应更注重思想性，视野更开阔，让学生树立世界眼光，学会用英语宣传、解释中国。因此，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跨文化语境下的中国典籍文化英译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5 典籍作品英译是自身发展的需要
本雅明曾经指出：翻译作品虽然与原作存在于不同的空间，然而，翻译作品却源于原作，是原作生命的延续。任何一部优秀的文化典籍都是某一个时代的特定产物，如果要将其文化精髓代代相传并发扬光大，就需要学者和译者不断丰富它的翻译，总而言之，典籍英译不仅能够使我国的古典作品重新焕发光彩，而且也能向世界传播我国传统的民族文化。以《红楼梦》一书的英译为例，《红楼梦》作为中国文学史上最为璀璨的明珠之一，其包罗万象的叙述，不管是对社会的描述，人际关系的窥探，医药养生知识的介绍，诗词歌赋的吟诵，都反映出中国文化的民族特色，其高质量的英译本毫无疑问成为世界其他民族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红楼梦》有多个英译本，其中公认最好的为英国学者Davis Hawks翻译的名为 A Story Of Stone和由杨宪益，戴乃迭夫妇所译得名为A Dream Of Red Mansions，两种译本各有所长，都可圈可点，但作为中国本土学者，除去译笔功力深厚之外，还有外籍译者所不具备的得天独厚的优势，那就是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了解，所以在文化传播上更具中国特色与精准。下面是《好了歌》的两个译本：
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
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娇妻忘不了！
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
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
译文一
Won-Done Song
by David Hawks
Men all know that salvation should be won.
But with ambition won’t have done， have done.
Where are the famous ones of days gone by？
In grassy graves they lie now， every one.
Men all know that salvation should be won.
But with their riches won’t have done， have done.
Each day they grumble they’ve not made enough.
When they’ve enough， it’s goodnight every one！
Men all know that salvation should be won.
But with their loving wives won’t have done.
The dalings every day protest their love：
But once you’re dead， they’re off with another one.
Men all know that salvation should be won.
But with their children won’t have done， have done.
Yet though of parents fond there is no lack.
Of grateful children saw I ne’er a one.
译文二
All Good Things Must End
by 杨宪益、戴乃迭
All men long to be immortals，
Yet to riches and rank each aspires；
The great ones of old， where are they now？
Their graves are a mass of briars.
All men long to be immortals，
Yet silver and gold they prize.
And grub for money all their lives，
Till death seals up their eyes.
All men long to be immortals
Yet dote on the wives they’ve wed，
Who swear to love their husband evermore，
But remarry as soon as he’s dead.
All men long to be immortals，
Yet with getting sons won’t have done.
Although fond parents are legion，
Who ever saw a really filial son？
比较而言，霍克思对这首诗歌的翻译较好地再现了原诗歌作为歌谣的特点，押韵，上口，基本上做到了意美、音美和形美。而杨杨宪益，戴乃迭夫妇所译则力求内容的忠实，完美地再现了原诗歌的意境，重在意美，更能原汁原味的传递出诗歌的含义。因此，许多学者认为中国译者理应是中国典籍英译的主体，当然，优秀的典籍译本还需要恰当的媒介推广，才能为世界人民了解。为此，中国要认真思考，结合世界对中国的需求和中国提升自身文化软实力的需求，大力拓展对外传播渠道，发挥人力优势，借助媒体，把我们 “和合”的价值核心体系传播到世界各地，使之成为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文化理念。
6 结语
随着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化，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的内容中也涉猎了中国传统文化，狭义上来说，中国典籍文化的英译研究可以帮助学生更轻松的通过四六级考试，也就是说，最大的受益者是学生，广义上来说，学生的英语学习可以真正做到学以致用，英语不再是鸡肋，是学生苦不堪言，欲说还休，欲罢不能的必修课，而是引领他们走向世界的重要一课，在中国日新月异，日渐强大的21世纪，向世界传输我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意味着会收获更多的机遇，同时也深化了每个人的爱国之情和民族自豪感，英语成为学生们未来国际化的奠基石和敲门砖。这种意识的形成不仅可以有效提高大学英语的课堂效果，更会促进英语学习的效率。
参考文献：
[1]王佐良.思考与试笔[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
[2]汪榕培.中国典籍英译[M].2009.
[3]黄中习.外国学者与典籍英译[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2008（4）.
[4]李海军.21世纪中国典籍英译[J].名作欣赏，2010（33）.
道家典籍范文第4篇
【摘要】中国典籍的对外传播是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和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重要步骤，本文以《大中华文库》丛书为例，浅议中国典籍走出去的必要性和现状。
【关键词】中国典籍 《大中华文库》 必要性 现状
中国典籍是中国灿烂文明的智慧结晶。国家意识到，让世界了解中国，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营造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要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中国古代典籍就是属于中国文化‘文化资本’的文本”，推动中国古代典籍走出去，有利于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促进文化相互借鉴，而翻译就是架起不同文化之间相互沟通的桥梁。《大中华文库》丛书计划是中国古代典籍外译活动中比较重要的项目，成绩斐然，但同时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值得我们关注和加以分析。在本文中，笔者主要以文库为例浅议中国典籍走出去的必要性和状况，以便更好地服务于中国典籍英译工作，以便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一、浅议中国典籍英译走出去的必要性和状况
笔者认为在中国历史上中西文化交流融合发展的高潮至今大致可分为4个阶段：
1.佛经中译时期。佛经翻译自东汉开始兴起，在唐代达到鼎盛时期，自宋代之后佛经翻译逐渐减少。中国通过佛经中译与中国儒家道家等思想经典相融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佛教。
2.明末清初时期。明末清初时期，耶稣会士来到中国进行传教，一些耶稣会士翻译了不少儒道两家的经典和一些文学作品。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用拉丁文翻译了《四书》。这一阶段，耶稣会士为中国带来西方先进的科技，对我国的天文学、数学、和火器制造都有较大的影响。耶稣会士对中国典籍的外译，也让西方世界了解中国。
3. 19世纪中西方思想的交流和融汇。1807年新教传教士马礼逊是首位来华的新教传教士，把《大学》等典籍译成英文。但是，大部分传教士英译中国典籍的目的还是为了传教服务，秉持西方文明的优越感，其中不少译本会有贬儒或贬低中国的意味。清朝末期不少知识分子借鉴西方文明来拯救中国。严复翻译了亚当・斯密的《原富》等著作。
4.改革开放至今。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世界交往的深度和广度是从未有过的。现阶段中西文化的交流碰撞最为频繁。大量的国外书籍已走入中国市场。我们也要加紧步伐推动中国典籍走向世界。所以推动中国典籍英译，走向世界市场是当务之急。
二、《大中华文库》丛书计划
国家新闻出版署在《关于编辑出版〈大中华文库〉的批复》中指出：“这既是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工程，是深层次的对外宣传工作，又是对世界文化发展的重大贡献，意义深远重大”。
1.《大中华文库》丛书的出版质量和翻译质量。文库中的《论语》采用的是英国人阿瑟・韦利的英译本。但在收录时对韦译本做了改动。“文库本收录韦译时删去了前言、文本注、附录和有关礼仪的部分引言，原书的脚注与与附注经过删削后合在一起，置于译文之后”并且“编者也未对取舍和改动做任何说明”，这样“既冤屈了译者，又迷惑了读者”。编者如此做法，既没有保持原作之风采和神韵，也给读者的阅读增加了困难，这样一来可能会使很多读者丧失阅读此书的兴趣，那么出版此书的价值和意义也就不复存在了。
“文库《论语》卷前言的英译文错误百出（平均每页不下10余处）”并且“韦译本也有若干值得商榷之处”。中西文化之间存在诸多差异，任何翻译版本都无法达到与原作在内容、思想和形式上的完全对等，所以每种《论语》的译本都有自己的不完美之处，韦译本存在值得商榷之处这无可厚非。但是文库《论语》卷前言的错误之多，频率之高是很令人费解的。这不禁让人怀疑在当今中国外语人才储备如此之多的时代，译者的能力和水平。并且《大中华文库》是由国家支持的大手笔，并聘请多位专家，出现如此多的错误实属不该，不仅仅是能力问题还是态度问题，该套丛书的编者们应该发挥匠人精神，精雕细琢。
2.《大中华文库》丛书走出去的困境。“中国典籍英译界满怀走向世界的热望，然而，由中国译者主持的中国典籍英译作品在海外的发行和影响却似乎不尽人意”，并且“有些译作甚至成了名副其实的‘出口转内销’产品”。
《大中华文库》走出去所面临的困境让我们应该反思一下几个问题：译者的翻译能力和知识涵养有待提升？译本不符合国外读者的阅读习惯？国外读者对《大中华文库》的选材不感兴趣？国外读者是否了解该丛书？《大中华文库》的海外宣传和发行工作是否做得到位？这些问题都影响着这套丛书走出去的状况。
译者不单单只是一个翻译匠，还要拥有更广阔的眼界，把自己的翻译工作立足于向世界宣传中国优秀文化的使命上，不断提高自己的职业素养和能力，在照顾到国外读者的阅读习惯的同时，也要传达出我们的中国特色。加强《大中华文库》海外宣传发行力度，可以与国外电商合作，扩大销售渠道。也可以与国外的孔子学院合作，作为教材，扩大读者群体。
三、Y束语
中国文化走出去是中国与世界交流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需要。中国典籍英译迈出国门走向世界的道路上，我们取得了成绩，也面临着一些困境。需要一代又一代翻译工作者、学者秉承工匠精神，将中国的优秀文化传播海外，让世界以更加公正客观的角度来了解中国、认识中国。
道家典籍范文第5篇
[关键词] 古代藏书楼；数字图书馆
[中图分类号] G250.9 [文献标识码] A
发展图书馆是人类智慧和知识的宝库，是搜集、整理、典藏和向读者提供文献资料的机构。历来人们都把图书馆看成读书治学的场所。革命导师马克思在大英博物院就留下了永恒的脚印，列宁在流亡中到过欧洲好多图书馆，伟大领袖同志在学生时代利用图书馆读了很多书，开阔了视野，丰富了思想，著名科学家华罗庚、陈景润都是借助图书馆藏书的帮助而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图书馆存在的历史非常悠久，它收集、加工、整理、科学管理了人类智慧的结晶――各种珍贵的文献资源。早在我国的上古的殷商时代，人们就会利用龟甲等兽骨来记录日常生活的大事小情。其中大部分的记录是关于占卜的，统治者对于这样的记录很重视，因而派专门的人员进行管理。图书馆也就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这些官方机构、民间团体或私人收集典藏文献记录的处所不叫图书馆，而唤作藏书楼。但藏书楼并非皆以“楼”名，而是多以斋、阁、堂、室、观、居、轩、馆、亭、秘府名之，尽管名称千差万别，但其作用大体相同。中国的藏书文化传统悠久，相形之下藏书楼的发展是相对缓慢的，尤其是在金、元两个历史时期，连年的战争与动乱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藏书楼的发展。直至明朝，由于私家藏书的大规模兴起，藏书楼又获得了进一步发展。明代藏书楼的设计特点，主要在于解决藏书中的火、霉、蛀三害问题，营造宁静舒适的阅读环境。因为是专用的性质，设计上没有考虑公共阅览的要求。这些环境优美的藏书之所，是多少文人骚客心中理想的阅读场所。延至清代，由文渊阁统管藏书的馆阁制度已经日臻完善，另有避暑山庄文津阁、沈阳故宫文溯阁、杭州孤山文澜阁等作为清代藏书楼的代表。
中国的藏书文化传统悠久，经过数千年的传承与积淀，作为古代藏书文化载体的藏书楼，为现今的人们保存了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私家藏书与官方典藏并驾齐驱，成为中华文化保存和传播的两大重要渠道。
1 古代藏书楼的分类与发展变迁
官方藏书、书院藏书、私人藏书和寺院藏书一起，成为我国古代藏书事业的四大支柱。官方藏书是我国藏书史上出现最早的一种收藏典籍的方式。上古时期的史官收藏文化典籍开启了我国的藏书史。秦王嬴政统一六国后，设立了专门的王朝藏书机构，官府藏书就此分成宫廷藏书与国家机构藏书。藏书、供祭和讲学构成书院生活的三个主要内容，书院藏书随即应运而生。寺院藏书，是佛教传人进入中土以及大规模兴建寺院之后兴起的，其作用主要是保存佛教典籍。
本文所要探讨的主要是官方藏书和私人藏书的发展。汉高祖刘邦为了妥善地保存搜集来的文化典籍，特设了皇家图书典藏与编校机――“石渠”、“天禄”、“麒麟”三阁。延至汉朝末年，官方藏书的事业又有了进一步发展，文献典藏的数量有了大幅提升。随着隋唐盛世的到来，官方藏书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一方面大力拓宽搜集藏书的渠道，另一方面精心修缮藏书之所，从数量和品质两方面着手发展官方藏书事业。其中嘉则殿是那个时期藏书楼的典型代表，其藏书量攀至古代官方藏书史上的最高值。
到了两宋时期我国藏书体系全面完善，并且官方藏书允许政府高级官员、殿试考生等借阅浏览，藏书的数量和品质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到了明清两代，官府藏书事业日臻成熟，明太祖朱元璋下令修建文渊阁，其后弘文馆、华盖殿等藏书楼也随之建立。到明宣宗时期，藏书数已经达到古代官藏的顶峰。杨士奇曾查勘文渊阁藏书，编成《文渊阁书目》，其中收录典籍达43 200余册，7 000余种。清早期的皇帝对文化事业非常重视，为了编纂诸多文化典籍，屡次搜访民间遗书和珍本秘籍。到乾隆令纪晓岚主持修编《四库全书》、修建著名的皇家七阁，使官方藏书事业在收藏品质、环境设计等诸多方面更加完善。藏书事业也随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局面。而到了清朝末期，京师图书馆、江南图书馆纷纷建立，这意味着官府藏书从中央到地方的全面转型，也意味着我国古代藏书楼历史的终结。
私人藏书是古代藏书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最早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庄子・天道篇》有云：“孔子西，藏书于周室。”从中可以推知先圣孔子就有他的私人藏书。再根据那一时期诸如《礼》、《易》、《诗》、《春秋》等文化典籍的佐证，我们可以推知孔子拥有的藏书量很大，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古代藏书史上首位私人藏书家。并且从数量上说，他是那个时代私人藏书量最大的藏书家。在秦朝由于实行焚书坑儒的文化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私人藏书事业的发展。但就是这一文化黑暗时期，依然涌现了孔鲋、吕不韦等私人藏书家。到了汉朝，民间藏书的合法地位得到了统治者的肯定，禁止私人藏书的“挟书律”被废除了，这就给私人藏书文化事业的发展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环境。藏书家的范围也随之扩大，参与藏书的人不只限于达官贵胄，一些有条件的学者、太学生等也纷纷加入其中。其中以东汉才女蔡琰为代表，她是古代藏书史首位女性藏书家。到了隋唐盛世，科举制的兴起与发展刺激了人们对学术文化的热情，而在客观技术层面蔡伦造纸术的发明更为文化典籍的收藏提供了实现条件。这一时期的私人藏书无论是从数量规模上还是质量品质上都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一些真正意义上的私人藏书场所也开始出现，田弘正的“于府舍起书楼”为其中代表。到了两宋时期，封建文化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私人藏书文化事业也迎来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期。凭借雕版印刷术的广泛应用，文化典籍的保存与传播也变得不是那么困难了。珍籍易得，藏品可传，为私人藏书的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有一定影响的文人学者大都拥有自己的藏书楼，譬如南宋大儒朱熹的寒泉精舍，司马光的读书堂，文学家贺铸的企鸿轩都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时期还出现了一些世代藏家，如安阳韩氏、宋城王氏等。到了明朝，社会经济发展到了一个繁荣期，私人藏书跟着蔚然成风，随之而来藏书建筑的设计与建造的精益求精，浙江宁波的天一阁、毛氏汲古阁等为其中典范。天一阁也成为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私人藏书楼。及至清朝，由于统治者重视文治，私人藏书事业不论是从规模上还是品质上都日臻成熟，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藏书家仍多分布在江南。藏书建筑更为精致，其中以清晚期浙江湖州的丽宋楼、江苏常熟的铁琴铜剑楼、浙江杭州的八千卷楼与山东聊城的海源阁为其中代表。到了清末民初，随着京师图书馆、江南图书馆等的纷纷建立，近代图书馆的时代开启了。
2 古代藏书楼存在的文化价值与意义
2.1 文化典籍的保存。早在秦朝，文化藏书的这项基本功能已经得以体现。即使在秦朝焚书坑儒的历史背景下，依然有很多藏书家敢冒着失去生命的危险把文化典籍以各种方式藏匿起来，为文化珍籍的保存与传承起到了积极作用。藏书楼保存典籍的优秀范例便是浙江的范式天一阁。天一阁总藏书量达7万余卷，现尚存1.7万余卷，大多是明代刻本和钞本，尤以明代地方志和登科录为特色。其中不少典籍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孤本。
2.2 典籍的传播。其一是经阅览的途径进行传播。从宋代的李氏山房直到清朝末期的古越藏书楼，已经有很多藏书家有了将藏书楼向公众开放的意识，允许有识之士进入阅览，使一家之藏为大家所用，从而拓展了这些珍贵遗存的受众面和利用率，在此过程中也传播了文化。其二经借抄的途径进行传播。藏书家不吝惜珍本秘籍，慷慨提供底本，使原书得以复制繁衍出诸多副本，这样更有利于文化典籍的传播。当很多刻本不复存在时，抄本书的存在就显得弥足珍贵。其三是刊印的途径。由于流失与损毁等原因，古代刊印业能依照的原本相对来说比较少，这其中藏书家所能提供的藏书占有很大的比例。所以很多藏书家同时也是当时有名的出版家。五代时期的毋昭裔，是首位既藏书又刻书的典型代表。其后，不少著名文人学者也兼具藏书大家与出版大户双重身份，其中最为人所知的有明朝的范钦与毛晋，清朝的纳兰性德与黄丕烈，还有民国的刘承干，他们握有相当丰厚的藏书资源。藏书家热衷刻书由此成为我国文化史上的一个优秀传统。
2.3 典籍的维护与完善。一是对典籍的维护。北齐的《颜氏家训》有云：“借人典籍，皆须爱护，先有缺坏，就为补治。”对于典籍的爱惜和维护已经成为士大夫的必备素质之一。为了保证典籍的完好，很多藏书家汲取民间保护修缮纸张的经验与智慧。不断创造和改良各种有效的典籍保护方法，譬如珍籍的曝书和中草药治虫等方法。著名的范式天一阁及就将芸草夹进典籍中以达到防虫的目的。二是对典籍内容的校勘补正。因为抄写或刊刻过程中所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错误，故此，古本珍籍中往往会出现一些疏漏、错讹之处。针对这些错处，历代的藏书家在收藏刊印的过程中就会自然而然地对心爱的古本珍籍进行校勘补正工作，使其更加完善。例如，明朝藏书家赵用贤曾经花费八年时间，完成了对五卷本《洛阳伽蓝记》的补阙订讹，其间共参考了五种不同的抄本校雠，从而使后人看到更为完善的《洛阳伽蓝记》。三是对残破典籍的收佚集全。藏书家收集而来的典籍往往有很多是残本，影响阅读与传播。对于这些残本，不少藏书家亲力亲为，历尽数年艰辛，执著觅访，竭力使残本得延津之合，臻于完美。明人陆俨山、赵琦可谓是其中典范。
2.4 典籍的创造与生产。所谓生产，指的是对现有珍藏典籍进行加工与再创造，在博取众家之长的基础上，以汇编等方式生产创造出更为完备的文化典籍。古代文化史上有很多著名的文化典籍都是以这种方式诞生的。官方藏书诸如宋朝的《太平广记》、《文苑英华》，明朝的《永乐大典》，清朝的《古今图书集成》等都是在研究前人文化成果的基础上产生的。私人藏书方面，多位藏书家苦心孤诣、历尽多年艰辛编制而成许多被后世奉为经典的文化典籍。其中以朱彝尊的《词综》、张月霄的《金文最》、黄宗羲的《明文海》等最为著名。清朝乾隆年间纪晓岚主持编修的《四库全书》，征集了全国各地大量官藏与私藏的文献典籍，并加以融会贯通，最终形成古代文化史上又一鸿篇巨制，实乃官藏与私藏各自发挥所长、相互协作的典范。
2.5 典籍的捐公。到了现代社会，藏书家自觉地继承了古代藏书者致力于文化传播的优良传统，无私为大众服务的意识也被越来越多的藏书家所接受。为了使文化得以更好地传播，他们纷纷将自己拥有的珍贵藏本捐献出来，就这样，大量的珍稀善本与思想典籍汇聚到各个公共图书馆、学校图书馆等公共文化机构，私藏与官藏的文明之流在现代图书馆中得以融会贯通。
3 数字图书馆的兴起与发展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公共文化事业突飞猛进地发展起来，一大批致力于文化传播的文化机构得以建立。尤其在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内的政治经济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我国的图书馆也越来越倾向于与国际接轨，朝着使人们更方便更快捷地获取信息知识的方向发展。目前互联网络正在如火如荼地发展着，它也悄然改变着人们的日常工作与生活的方式。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现代化的数字图书馆应运而生并迅猛发展起来。数字图书馆具有全方位的知识定位系统，同时又兼具符合未来网络发展趋势的信息管理模式，为人们提供的大量全面的知识信息。
具体到我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大背景下，数字图书馆的建设对于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具有特殊意义。首先，它能有效地解决目前图书馆建设事业所面临的资源不足经费紧张等现实问题，其次，它的建成将大大提升信息基础设备的利用率与信息服务的水平，从而加快我国图书馆的数字化与现代化进程。从古代的藏书楼到现代的数字图书馆，我国的图书事业经历了时代的变迁、历史的演进。今天，借助于强有力的技术支持，读者能够利用数字图书馆细化对文献的需求、分析结果、变换信息形态和开展信息资源互动。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数字图书馆将以更加崭新的技术、方法和手段出现在我们面前，使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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