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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地缘政治；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
中图分类号：D851.2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0961(2007)04-0050-03
一、地缘政治因素是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的理论基础
地缘政治因素来源于地缘政治理论，它强调地理环境对国家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意义，认为国家的政治、军事活动受制于地理环境的影响。地缘政治因素是国家制定政治、军事、外交政策的主要依据。国家安全战略是国家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地缘政治因素是国家安全战略制定的理论依据。地缘政治强调地理环境因素对于国家利益、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及其在国际政治中的意义。由此可见，俄罗斯的国家安全战略也离不开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认为，一个国家的地理环境决定了该国的政治制度、精神特征以及对外政策。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一些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要求重新瓜分世界，达尔文主义为国家间竞争提供了理论基础。德国地理学家弗里德里希・拉采尔创立了政治地理学，他把人类国家和世界当作有机体来研究，认为国家在政治上的力量取决于该国领土的大小，国家之间不断进行着争夺生存空间的斗争。因此，他认为国界也应是经常变动的，国家为了维护自己的安全必须确立生存圈。地缘政治理论确立后，经过马汉的“海权理论”、金麦德的“陆权理论”、皮克曼的“边缘地区理论”的发展，逐步形成了近代资本主义扩张和争夺世界领导权的理论依据。
历史上俄罗斯国家安全就与其独特的地缘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地理位置成为俄罗斯民族保障国家安全的独特力量和手段。从最初寻求生存的领土安全，到扩大势力范围的帝国主义扩张战略，再到确保其独特欧亚大国的安全战略，地缘政治因素已经渗透到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中。
在探讨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的内在影响因素时，如下因素必不可少：历史上俄罗斯民族的大规模迁徙浪潮开辟了俄罗斯国家扩张的道路，经济利益是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中恒久不变的因素。大俄罗斯主义成为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中坚定不移的信仰，沙皇制度是俄罗斯国家不断扩张的重要因素，而更为恒久的则是地缘战略因素对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的影响，因为地缘战略因素不仅赋予了俄罗斯国家对外扩张的内在需求，同时也为俄罗斯提供了对外扩张的客观条件［1］。
二、地缘政治因素对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的影响
（一）地理扩张时期地缘政治因素对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的影响
从地缘角度看，自基辅罗斯到伊凡三世统一俄罗斯的整个历史时期，由于俄罗斯位居欧亚大陆腹地，周围没有利于防御的天然屏障，易受攻击。从公元11世纪到14世纪，南方的波罗维茨人、东方的蒙古人、西方的立陶宛人和波兰人都曾袭扰过古罗斯，加之内部的混乱和彼此征战，不安全思想一直影响着俄罗斯，并积淀到俄罗斯的政治文化和思想中。因此，进行领土扩张和控制周边地区成为俄罗斯国家安全思想的核心内容。
在彼得大帝统治时期，俄罗斯的不安全感被人为地加重了。1713年彼得大帝下令把首都从莫斯科迁到他征服的第一块波罗的海海岸上的城市彼得堡，把俄罗斯置于一个不能保证安全，甚至不能保证不受屈辱的位置，极大地刺激了俄罗斯民族对外扩张的野心。在俄罗斯主义思想体系中，基于地缘考虑进行的地理扩张被认为是防御的，是自卫性的，随之而来的是与西方意识形态对抗，进一步强化了俄罗斯国家通过地理扩张来实现国家安全战略的理由。
辽阔的东欧大平原几乎没有任何天然屏障，所以不断对外扩张领土往往被看做是确保俄国自身安全所必需的行动。从彼得一世到叶卡捷琳娜二世，一直到尼古拉二世，沙皇俄国的地缘战略目标主要是：通过联盟来掌控边缘地带，以向南部、西部扩张寻求暖洋出海口为手段，实现对整个欧亚大陆的控制。十月革命后，苏联地缘战略空间一度收缩，面对严峻的形势，苏联被迫提出了“空间换时间”战略。经过二战后的短暂恢复，苏联很快确定了把美国势力逐出欧亚大陆，在实现对欧亚大陆掌控的基础上，与美国进行全球争夺的地缘战略。
在总结俄罗斯历史时，俄罗斯地缘政治学者阿尔巴托夫指出：“俄―苏帝国在许多方面不同于19世纪的欧洲帝国。欧洲帝国是典型的经济帝国，而俄―苏帝国是军事政治帝国。俄罗斯大国地位是建立在不可分割的四大支柱上，国家控制用于保障巨大军事威力的集中经济，旨在控制这种经济和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依托的严格等级极权政体和救世主思想，建立帝国及无止境的领土和政治扩张，对抗以及为对抗体制找理由。” ［2］
（二）冷战后地缘政治因素对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的影响
苏联解体后，两极格局终结，美国成为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而俄罗斯在世界上的影响力逐步下降。苏联解体使得俄罗斯陷入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之中，俄罗斯处于两难境地，这使得地缘战略思想在俄罗斯再度复兴。俄罗斯国家周边环境严重恶化，失去西线和南线战略屏障，对俄罗斯的国家安全构成了现实的挑战。同时俄罗斯国内经济、政治、军事处于转轨时期，各国内部及国家之间因领土、民族、宗教等问题引发的局部战争和地区冲突对俄造成潜在的或现实的外部威胁，直接或间接影响着俄罗斯国家的安全和稳定。同时北约积极东扩，将东欧地区逐步纳入北约战略防御空间。这一系列内部和外部威胁使得俄罗斯地缘战略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影响逐步加强。
从横跨欧亚大陆的独特地理位置出发，冷战结束以来俄罗斯形成了很多具有欧亚主义倾向的地缘政治思想流派。这些地缘政治思想体现了欧亚主义关于俄罗斯文明独特性和地缘政治正面临挑战的典型特征，主张俄周边国家和国内民族及种族的融合、边界稳定、对西方采取不合作的态度，欧亚主义地缘政治思想对俄国家安全战略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俄罗斯的潜在势力，尤其是雄踞欧亚大陆的特殊地缘政治优势，使得俄把构建一个有利于自身长远利益的周边地缘政治结构作为一个特定国家安全战略目标加以追求和完善。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地缘战略环境大大恶化，这不可避免地促使地缘政治安全思想在俄罗斯再度复兴。在地缘战略思想的指导下，独联体国家在俄联邦国家安全战略中占据着独特的位置。俄罗斯把在地缘政治、经济、安全、文化、历史传统与俄有着密不可分联系的独联体视为稳定周边、抗衡北约东扩、重新树立世界大国地位的重要依托，把推动独联体范围内的全面合作和一体化进程作为俄对外政策的优先任务，把建立稳定的独立国家联合组织、使其在经济和政治上实现一体化，并且有能力在国际社会中占据应有的地位作为俄对独联体国家安全政策的战略目标。俄把自己与近邻国家之间的边界称为“内部边界”，其特点是不设防，并在海关、居民出入境等方面执行较宽松的制度，而把近邻国家与近邻以外的国家间边界称为“外部边界”，由俄罗斯与近邻国家共同防御。“外部边界”实际上就是俄罗斯的战略边界，因此，实施集体防御是确保俄罗斯大国地位的战略选择［3］。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地缘战略环境发生了重要的变化，面临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冷战后新的历史时期俄联邦国家安全战略目标是，对内复兴俄罗斯，巩固俄罗斯的国家制度，维护现有的地缘政治疆界和领土的完整，保证公民和社会的安全与发展，对外创造有利于俄罗斯国内发展的外部条件，确立俄罗斯在多极化世界中的主要力量中心之一的地位。1997年《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构想》的颁布标志着俄罗斯欧亚大国安全战略的最终确立。鉴于亚太地区在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中的重要作用，俄罗斯积极参与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合作，借此发展和稳定远东，确立俄在亚太地区的地位，维护亚太地区战略平衡。
身处欧亚大陆的地理位置使得俄罗斯拥有成功运用东西方平衡、突出俄罗斯地缘上欧亚中心位置的优势的可能性，但在借助自身实力的同时，集体安全和地区稳定也是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中的重要内容。冷战结束后，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取代世界战争成为国际社会不稳定的根源，俄罗斯主张在扩大经济、军事、科学技术合作的基础上建立未来的集体安全体系，以全面的集体安全为核心构筑地区和国际安全机制。
三、地缘政治因素对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启示
地缘政治因素既是理论因素又是现实因素，它本身具有双重属性。杰弗里・帕克在《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未来》中认为地缘政治因素是从空间或地理的视角所作的国际关系研究。地缘政治的本质就是政治行为体通过对地理环境的控制和利用来实现以权力、利益、安全为核心的特定权利，并借助地理环境展开相互竞争与协作的过程及其形成的空间关系。
国家的地理位置制约着其政治行为，或者说，地理位置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家对外政策的方向。在地理状态上，中国的海陆邻国众多，其历史一直为地理因素所支配，因此中国在对外战略中运作的精力应放在亚太及周边地区。地缘政治的存在有着明显的边际效应，近邻国家比相距较远的国家对本国的影响力会大得多。因此，对周边国家和本地区的关注是地缘政治的必然要求和自然机理，从战略全局来看，亚太及周边地区潜在的危机可能成为中国安全的直接威胁。
亚太地区是中国对外战略必须首先予以考虑的区域大环境。立足亚太是指作为亚太国家的一员，中国的国家利益主要集中在亚太地区，中国的对外战略决策和实践主要领域范围也是亚太地区。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与实施应以亚太地区为核心，应通过对外战略活动促进亚太地区的稳定与繁荣，把自身的安全与亚太地区的稳定有机地结合起来。
亚太和周边地区的稳定是中国作为亚太大国所必然拥有的地缘政治战略。在客观层面，中国面临的亚太和周边态势的基本情况是，潜伏着诸多不安定因素且缺乏相应的安全机制。在这种情况下，亚太和周边的动荡将会直接影响到中国国内社会政治的稳定和经济发展。从这个角度说，中国立足亚太和稳定周边的对外战略的优先考虑，就是进一步在亚太地区积极筹谋各种双边或多边安全机制，推动亚太地区整体局势的稳定。
随着冷战后国际关系中经济因素作用的上升，地缘经济考虑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凸显出来。地缘经济是指国家间、地区间或民族间从地理位置出发的联合、经济对立、设置壁垒等。冷战结束后，各国都把发展经济置于首要地位，从而提高了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度并以此改善国家间政治和安全关系。在亚太及中国周边地区，经济发展的新兴局面使各种层级的地缘及国际活动异常活跃。中国在亚太与周边地区开展的互惠性双边或多边地缘经济活动将会极大地推动和提升中国的对外战略能力。
参考文献：
［1］亨利・赫坦巴哈，等俄罗斯帝国主义：从伊凡大帝到革命前［M］.上海：三联书店，1978：16.
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论文范文第2篇
当前中国面临的周边外交环境特点
（一）东亚地区逐渐形成经济、安全二元分化格局
自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持续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并逐步缩小与美国的经济总量差距。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已经成为东亚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中国作为诸多周边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本着分享“入世红利”的原则，为周边国家提供“经济便车”，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囊括了所有东南亚国家在内。当前，中国自身面临产业结构升级转型的压力，东南亚国家则相应缺少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如果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顺利实现产业调整对接，就实现互利共赢。但是，由于中国未能主导或改写本区域的经济规则，因此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经济行为总体来说仍在美国主导的经济秩序下运行。因此，中国的经济中心地位并不稳固。同时，由于经济行为难以突破安全限制，故而中国虽然作为东盟国家的最大贸易国，在安全领域内不仅不能正常发挥域内大国作用，反而擎肘于与部分国家的南海争端问题，被视为地区安全隐患。美国为巩固其安全中心地位，也会采取不同措施激化、放大东盟国家与中国的贸易矛盾，借助经济手段维护其主导的地区安全秩序，阻挠中国地区经济中心地位的形成。目前，虽然伴随特朗普上台，美国宣布退出“TPP”，但日本已经表示要继续接掌并推动“TPP”的通过，势必仍将在经济领域对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合作深化造成不利影响。
（二）美国以维护“南海自由航行”为由，深度介入南海争端以实现“亚太再平衡”
在南中国海争端中，美国多次强调自己在其中的国家利益，并主动帮助一些东南亚国家寻找和平解决南中国海问题的途径。重要的原因恐怕是介入南中国海问题契合了美国的新亚太战略布局。 当前，美国對于南海局势的介入已经由幕后转向台前，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将海洋视为拓展生存空间的新方向，逐步实施海洋强国战略，另一方面是为了转移国内对当前美国综合国力相对衰弱而不满的情绪，通过制造和渲染“中国威胁论”，既可以增加对外军售，又有助于维护其国际影响力。自2015年起，美国联合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国在南海海域频繁举行大规模军演。印尼更是在2016年6月靠近中国宣称拥有主权的边缘地区举行了最大规模的军演，模拟各种夺岛战争。
总体而言，美国为实现“亚太再平衡”，需要亚太地区的盟友助力。支持东南亚各声索国的海洋权益，有助于强化美国的联盟体系，同时通过制造中国与东南亚声索国的矛盾来反向加深东南亚各国对美国的依附。
（三）周边安全环境恶化，战略互信难以构建
目前，美军舰将南海巡航作为维护“南海自由航行”的手段实现了常态化。同时，美国与日本、澳大利亚及部分东南亚国家举行联合军演的次数和规模较过去均显著提升。这些举动不仅不利于当前南海问题的解决，反而恶化了和平解决南海争端的环境，不利于谈判和对话的开展，一定程度上也加重了当前中国的周边安全隐患，持续削减中国与东南亚声索国的战略互信。此外，美日、美韩、美澳等美国主导下同盟体系的扩大了美国在中国周边的军事实力，势必对中国的安全战略空间造成挤压，限制中国的海军建设，进而损害中国正常的海洋权益发展。
中国周边战略体系的完善
（一）坚持为周边国家提供“经济便车”，加强经济中心地位建设
中国作为诸多周边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为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繁荣贡献力量，但是尚未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经济中心”国家。中国及其周边国家的经济发展仍在美国主导的经济秩序和原则下运行，使得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往来很大程度上掣肘于现有的经济规则。想要缓和地区矛盾，中国必须在保证自身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坚持为周边国家提供“经济便车”，以“一带一路”构建为契机，加大对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与周边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国家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加强双方经济互动机制建设。
（二）适当转变当前安全战略，参与地区安全公共产品建设
稳定的安全环境是一国生存及发展的必要前提条件。美国以联盟体系为基础，打造了当今世界安全秩序。作为缔造者和维护者，极为重视其在东亚地区的保障自身及周边国家安全环境。但在当前情况下，中国继续执行“韬光养晦”政策很难继续收到过去那样的效果。从实践上看，“韬光养晦”政策的顺利推进，从根本上依赖经济领域合作的深化与发展，而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很大程度上已经改变了区域经济合作的内容和方向，一些大国特别是美国对中国经济实力的上升和经济影响力的扩大十分敏感。
中国对自身的定位是负责任的大国，在东南亚地区，中国与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和越南的联合缉毒行动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对于地区内非传统安全问题有一定贡献。但在地区传统安全的维护与建设上，中国尚未作出有效努力。适当提供地区公共安全产品并不意味着与美国在地区安全领域进行全面或正面对抗，相应的，地区经济有序发展离不开地区公共安全的前提。维护地区公共安全不仅有利于弱化美国与其盟友的依赖关系，而且有利于中国展现承担更大的地区责任的决心，有助于缓解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疑虑，有助于实现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多边合作机制构建。在南海争端问题上，中国可以尝试提供南海航行自由的公共产品。
（三）借鉴美国国际话语权的主导方式，完善我国国际传媒战略体系
国际话语权是主权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维护自身权益的一种方式，表现为主权国家利用国际舞台与大众传媒平台表达对全球事务与自身利益的观点和立场。在南海争端问题上，中国由于缺乏与国际社会的有效沟通，造成国际话语权缺失，主流国际舆论整体上并不利于中国维护自身的合法海洋权益。
美国对于南海争端的话语主导权并非是一朝一夕而得，而是与其经年的南海政策配套而行的。在南海问题上，美国为全面施展其话语影响力，采取了政府主导、媒体造势和智库渲染等手段。 为了避免在今后可预见的南海海洋权益声索中继续处于不利地位，中国必须加强国际话语权建设，丰富国家公关方式。
首先，明确关于南海权益的主张，以积极方式对国际社会进行宣传。国际社会在南海争端中批评中国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未能明确阐述自身对于南海海洋权益的主张和定位。庞大的经济体量和日益强大军事实力使得模糊的海洋权益定位成为中国合法声索海洋权益的阻碍。
其次，充分利用国际传播与沟通渠道，动用民间舆论渠道。信息全球化使得公民参与、全民参与日益成为国际传媒领域的重要方式。单凭官方渠道难以改变国际舆论已经形成的对东南亚国家的支持和同情感，民间舆论或许可以成为打破当前美国一手掌控关于南海争端的国际话语权的突破口。道义型公众比利益型公众对舆论的影响更大，我们今后的国际舆论争取工作不宜过多作批判性宣传，而需要考虑共识性沟通。 公共关系坚持互惠的立场，从而也可以探索调适南海合作主张的可行性，或许存在通过部分利益替补的方式寻求理性解决方案的可能。
再次，现阶段，我国驻外使馆在向所在国和国际组织解释南海维权行动时尚未形成制度性的安排，未来可以考虑在影响南海问题国际话语权的重点国家和国际组织形成“常设性”的信息制度，以便及时且有针对性地向所在国家和国际组织介绍中国的维权行动。
最后，支持关于南海争端的学界研究，建立舆论监督与管控机制。当前关于南海争端的研究，学界方面对于南海主权归属所作的工作突出表现在史籍资料整理方面。而在新闻传播学界，关于南海的舆论争端上缺乏亮点。南海争端作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长期性问题，尤其是我国目前在国际舆论环境下处于下风的状态下，建立舆论监督与管控机制十分必要。合理引导国内媒体、学者对其研究分析，在国际社会提出有利于中国阐明自身需求的报道和分析迫在眉睫。同时，要警惕国外部分媒体的恶意报道在国内煽动民众情绪的做法，积极引导国内媒体正确的舆论导向。
结语：南海局势在不断的变化与发展，中国的南海周边战略体系也应适时地调整与完善。要使其既能够促进南海区域合作的发展，又应能够适用并解决各种突发性国际问题；使其不仅能够运用硬实力保卫领海主权完整，而且能够通过文化软实力不战而驱人之兵。在此过程中，除了要注重结合中国自身的发展现状与周边外交环境现状，还应积极借鉴别国的长处，以促進我国周边外交战略体系具有中国特色的同时，还能够满足全球化趋势的发展要求，维护我国边境安全，成为我国国际大战略的有益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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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论文范文第3篇
中国历史漫长久远，周边局势复杂多样，但就中央王朝以强者姿态来处理与周边小国关系而言，双方的互动具有一定的循环意味。尽管时期不同、具体背景也有所不同，中央王朝却总要面对周边小国的袭扰。总体而言，中国的周边战略目标具有相当强的防御性质，即使中国处于明显优势地位，即使中国遭受到来自周边的不同程度的袭扰，也是如此。本文谈论的是在朝贡体系下中国应当周边小国袭扰的一些做法。
古代中国的防御性周边政策
古代中国使用“天下”一词来指代世界，而且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与近代的国家观念十分不同。但是对中国历史上的强大的误解也就在于此。与人们对宋朝“积贫积弱”的印象不同，按照如今计算国家综合国力的方式，宋朝恰恰是中国历史上相对于世界同期而言最为强大的时期。有人认为，其国内生产总值至少占世界总量的65%，甚至可能达到80%。这个数字比历史上任何时期的世界级霸主的优势都要大。与此相比，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所获得的巨大优势不过是小巫见大巫了。惟一不同的是，美国当时所面对的是一个比800年前的宋朝远为开放、联系远为频繁的世界。但是，在两宋岁入惊人的外壳之内，宋朝一直面临众所周知的国家安全危机，在它的北方存在着几个强大的对手，对它形成严厉打压，使它本来已经严重缩水的江山先失半壁，再则彻底倾覆。即便如此，宋朝貌似仍然没有按照人们熟悉的西方国家的基本逻辑行事，即通过吞并传统势力范围以外的小国，达到增强实力、抵抗北方对手的目的。联想一下俄罗斯从莫斯科公国发展到沙皇帝国的历史，这一对比再鲜明不过了。GDP超强的宋朝，从来不是个“中央帝国”。而宋朝的做法典型地体现了古代中国处理周边关系的传统做法。自秦汉以来中国基本版图格局奠定以后，中国为什么从来没有染指过周边地区呢？这就是本文要重点讨论的内容。
通常意义上，人们认为中央王朝在处理与周边政权的关系时，经常采用的是“羁縻”政策。“羁”就是用军事和政治的压力加以控制，“縻”就是以经济和物质利益给以抚慰。羁縻政策的对象既包括可以直接设立州县的边远地区、内属之国，也可包括敌国和“绝域之国”，承认或册封其当地政权，后者对中央政权有朝贡义务，亦即至少在名义上承认中央政权，而其余一切事务中央政权均不予干涉。这一政策的核心是中央王朝笼络周边政权，从而维系周边安定，保证中央集权制度的统治。
显然，这种所谓“统治”是十分脆弱的，既无军队驻扎，也无直属关系，口头或纸面上一句称臣纳贡，实际上则是天高皇帝远，逍遥自得乐。历史上，缅甸、越南乃至与中国关系最为密切的朝鲜都曾经在中央王朝的周边地带袭扰不已，并最终引发了中央王朝的征伐行为。但是只要这些国家低头认错，中央王朝便会既往不咎。这些国家则继续以朝贡之名获得前者更多更实在的回赠，乐此不疲，受益不已。这实际上就说明了中央王朝的羁縻政策的另一面。怀柔安抚是中央王朝处理周边问题时的主导策略。历史事实是不会撒谎的，中国与周边关系总是处在一种动态之中，朝贡体系所描述的状态只不过是其中之一。如今我们回顾那些具体的历史事件，只想到了“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与汉武大帝的四处杀伐，却忽略了在2000余年的封建王朝历史中，中国并不或者说经常不以进攻性策略为主要方式来处理周边关系的事实存在。关于此问题的原因，中国社科院学者周方银曾引用《汉书》作者班固说过的一段话：夷狄之地，“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意思是中国以外的地方既没有必要去统治，也不可能去统治。换言之，就是统治这些地方的成本必然大于收益，中央王朝在政治和经济上无利可图。因此，以羁縻之道,保持边境的稳定,双方相安无事就可以了。
本着这样的思维，中央王朝的对外政策大体上是防御性的，一方面稳定了周边局势，但一方面也纵容了袭扰中国边境地区的小国。下文将选择一些历史的片段，来进一步说明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策略上的互动过程。
清缅战争：高昂代价才换取边境安宁
明朝年间，中国对缅甸经常采取一种平衡策略，即通过保持缅甸内部各个割据势力的平衡，利用其间矛盾维系边界稳定和中央权威。但当16世纪东吁统一缅甸后，这一政策失去意义，东吁缅甸开始不断袭扰明朝云南边境。清朝建立后，吸取了明朝的教训，拒不与东吁王朝建立宗藩关系，并一直保持强大的武力威慑。东吁王朝末期为了维系自身统治，开始主动向清朝纳贡称臣，乾隆十五年（1750年）大清与东吁的宗藩关系正式建立。不料其后一年，东吁为雍籍牙取代，后者开始大肆袭扰云南边境，并且向原属中国的耿马地区索取“花马礼”。尽管缅甸军队后为耿马军队击败，但是否缴纳花马礼，本身意味着当事地区归属问题。云贵总督向乾隆报告此事时，只将此事当作边境袭扰问题而未提及花马礼之事，而忙于平定新疆内乱的乾隆，更以之为蛮夷小国的匪患，而非缅甸新王朝的军事入侵，没有下令出兵严惩。清朝的宽容使得雍籍牙王朝的骚扰变本加厉，直到乾隆三十年（1765年）缅甸侵入车里（今云南景洪）。此时乾隆终于认为，即便是匪患，也不能没完没了，于是做出清剿决定，延续多年、耗费甚大的清缅战争由此爆发。但起初乾隆内心并未觉得兹事体大，所以仅仅派出文官刘藻前去清剿，结果战局一直十分被动，直到换成武将杨应琚才打败缅军，收复失地。但此时，乾隆认为缅甸偏远，清朝大军扫荡费力不讨好，不如就此作罢。而杨应琚则希望彻底扫清匪患，建功立业。所以在乾隆并没有派大军支持的情况下，杨应琚便深入缅甸，结果遭到大规模反击。随后乾隆又派出亲信明瑞、傅恒等人，也屡有战败之事。但缅甸毕竟是小国，而且正在与宿敌暹罗作战，消耗不起，期间也数次向清朝请降，乾隆以缅人狡诈为由不允。最终，缅甸不得不与清朝签署了“永不侵犯天朝”的条款，中缅迎来了较长时间的和平。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中央王朝与缅甸之间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而中央王朝的羁縻政策实际上是一个动态结果。在明朝末年，中央王朝的怀柔安抚策略让缅甸发现袭扰的机会，随后清朝初期的边疆意识让缅甸一定程度上臣服。当缅甸改朝换代后便开始对云南边境大肆掠夺，清朝初期由于不以为然，数度被动。直到乾隆正视缅甸在威胁国家安全后，派出大军征剿数次，终于在付出高昂代价后迎来了边界的安宁。
隋唐的朝鲜政策：忍让妥协致对方误读
再来看看朝鲜与中国宗藩关系的相关历史，我们会发现历史上的类似何其多。朝鲜与中国的宗藩关系总体上形成于唐朝，但在隋朝双方便已有形式上的关系。在隋唐年间，朝鲜半岛正处在著名的三国时期，百济、新罗和高句丽三足鼎立。三国中以高句丽实力最强，新罗和百济则结成联盟，并经常向隋朝求援。隋朝则希望通过三国相互制衡来稳定周边局势，这与后来明朝时期的对缅政策并无二致。公元589年，高句丽侵入隋朝辽西地区，隋文帝派水陆大军30万出征，尽管最终损失惨重，但仍然震慑了高句丽，使之遣使谢罪，称臣纳贡。到隋炀帝期间，高句丽仅纳贡一次，而且开始与突厥联合。隋炀帝当即使用了威慑策略，诏令高句丽必须立刻朝贡臣服，否则将立刻征伐。高句丽却不为所动，同时不断向南扩张，入侵新罗和百济。面对后两者的求救，隋炀帝决定征讨高句丽。但是在部队派发过程中，他一直看重威慑，这与后来乾隆对缅甸的想法不谋而合，他们都认为天朝之兵所向披靡，甚至可以不战而屈人，但事实上大军惨败而归。后来隋军又两次征讨高句丽，最终后者筋疲力尽、难以为继，于是上表谢罪。而隋朝也损失严重，并且内乱四起。这种和平是双方相互妥协的结果。唐朝建立之后，形势为之一变。百济在看到隋朝失败后，逐渐倒向了高句丽，而新罗作为最脆弱的国家则完全倒向了唐朝。后来唐朝帮助新罗灭掉百济和高句丽，这却造成了新罗一家独大的局面，并开始对抗唐军。唐朝在事件发生时本意忍让，并做出实质性妥协，前提是新罗仍守宗藩之礼。但这却让新罗认为唐朝的让步等同于不会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于是放胆扩张。随后唐朝下令征剿，在迫使新罗收缩防守后即表露出无意进取。新罗领会其意，遣使朝贡并谢罪。
在上述这段历史的概述中，我们再次看到中央王朝与周边国家的策略选择互动效果：周边国家的臣服总是暂时性的，而且经常伺机反扑，同时中央王朝的武力威慑策略则往往归于失败。正如周方银所说，从中国安抚、邻国臣服逐渐过渡到中国安抚、邻国袭扰再到中国征伐，进而再次形成中国安抚，邻国臣服的局面，这样的循环不论以何种状态为起点，总是反复出现于整个东亚朝贡体系的历史之中。
朝贡体系的华丽外衣之下
通过上述历史分析，我们首先发现一个基本事实：“劳师袭远”导致代价远远高于收益。据载，仅清朝对缅甸的最后一次用兵，清军三万一千人最终仅存三分之一稍多,而白银也花去一千三百万两，这是乾隆所谓“十全武功”中成效最差的一次。因此中央王朝的历代君主在表面上纷纷采用以威慑为主的策略，但却往往不成功。因为古代中国总是希望邻国尽量不要多惹事就好，凡事以息事宁人为目的，但这种以怀柔安抚为核心手段的做法会激发周边邻国的机会主义动机。换言之，他们明知道自己这样做会激起中央王朝的愤怒，但却绝对没有国家倾覆的危险，反而可以从中得到诸多好处。利益总是诱使国家行动的根源，所以自古以来中国周边国家的机会主义倾向十分浓厚。
其次，周边国家的臣服经常是权宜之计，而臣服本身也经常本着自己必会获益的逻辑。我们知道，所谓朝贡，实际上是“薄来厚往”，中国“赐予”藩国的礼物不论是质量还是数量都会远远超过藩国的进贡，所以中央王朝实际上主要是以经济利益等怀柔安抚政策来维持边界安定关系。但是臣服并不是周边国家的固定策略，袭扰只要有利可图，他们便会伺机而动。
最后，中央王朝的征伐可以收到效果，尽管次数不多，而且代价很高，但这确实有助于周边国家意识到中国的决心。威慑的成功不仅仅在于实质上的巨大实力差距，还必然包括被威慑方要确信威慑方使用武力的决心。反之，中央王朝一再忍耐且虚张声势的结果，只能让周边国家的袭扰成为常态。而威慑手段的增强则可以使得周边国家放弃袭扰策略，转而选择臣服。国际政治充满着信息的误读，想要证明自己的决心，就要增强手段的使用和声势的宣传，这一招不论是隋炀帝还是乾隆等中央王朝的著名君主，都曾经反复采用。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朝贡体系那华丽的外衣之下，则是中央王朝痛苦的。面对众周边小国较为频繁的袭扰，古代中国似乎从来都不是个彻底的胜利者。
（本文引用了周方银在2011年第1期《国际政治科学》中《朝贡体系的均衡分析》一文中采用的案例和分析，在此表示感谢）
第八届中国韩国学博士生论坛举办
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外事翻译在边防涉外事务处理中具有重要作用，在边防外事翻译实践中我们要特别注意保持高度的政治敏感性。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对外经济、文化、科技等交流的日益扩大。边境形势变得日趋复杂，涉外问题日益增多。担负着边境一线管控任务的公安边防部队随着形势的发展，根据与邻国双边关系发展的需要及针对具体事件，与邻国相应边防部门的交流、会谈、会晤、联谊及临时性的约见不断增多。作为一名翻译，在参与对外活动的过程中，不仅要有坚定的政治立场，更应时刻注意保持高度的政治敏感性。笔者曾两次担任省级会谈的主译，经常性参与定期会谈、会晤、联谊及临时性的约见。结合实践，就边防涉外翻译中如何保持高度的政治敏感性谈几点体会。
一、翻译人员在公安边防涉外事务处理中的重要作用
翻译是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们之间进行沟通的桥梁，是利用一种语言对另一种语言的内容进行准确而又完整地表达。无论是在融洽的联谊中，还是在严肃的会谈场合。翻译的人员的作用和地位都是比较突出的。准确的翻译不仅可以树立良好的大国形象，创造和谐的会谈氛围，更可减少理解上的歧义，确保会谈双方观点的准确表达，确保会谈事项的圆满完成。“边防无小事，事事通中央”，从一个侧面凸显了翻译人员在边防对外活动中的重要性。
二、涉外性是公安边防部队的三大特性之一，保持高度政治敏感性在公安边防外事工作中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我国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决定了我国公安机关的性质，即公安机关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公安边防机关是公安机关的重要组成部分。武装性、执法性、涉外行是公安边防机关的三大基本属性。
公安边防机关在边境管理活动中，依据国家的授权，按照我国对外方针、政策以及与有关国家签订的边界(境)制度条约、协议、协定，与有关国家相互合作，打击跨境犯罪，进行边境会谈、会晤，协商处理发生在边境地区的涉及双方安全和利益的边境事务，在诸多方面建立了涉外工作关系，成为我国对外工作的组成部分。随着改革开放力度的不断加大，边防部门同周边国家的合作联系机制的不断完善，边境管理的涉外性将更加明显。当前，边境地区社会治安总体平稳。但是，不稳定的因素也时有发生。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增强大局意识，全局观念，在维护边境地区稳定中，要树立与时俱进的思想，切实增强政治敏感性，做好公安边防外事工作，确保边境地区社会稳定。
三、在公安边防外事工作中，如何培养高度的政治敏感性
（一）增强爱国情感，坚定政治立场
爱国主义是我军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思想基础和强大精神支柱，也是战斗精神不竭的力量源泉。作为一名边防官兵，就要不断增强爱国情感，努力培育与推进中国改革事业相适应、与革命军人特殊使命相一致的人生观、价值观，坚决克服崇拜金钱、讲求实惠、贪图安逸、计较得失等不良倾向，自觉把牺牲奉献作为一切行为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同时，还要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始终坚持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树立全局观念，善于从国际形势和国家战略大背景中领悟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一切行动都要自觉服从国家政治和外交斗争的需要；强化使命意识，牢固树立“外事无小事”的思想，时刻听从党的指挥、服从战略全局的部署。
外事翻译工作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原则性都很强的工作，不但涉及到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还涉及到外交关系。所以，一定要始终保持强烈的爱国热情，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以维护国家主权尊严和声誉。有人说：作为警察，身体不好是“废品”，学习不好是“次品”，但政治思想不好则是“危险品”。在公安边防领域，尤其如此。
（二）及时掌握国际国内形势变化，认真分析政治热点问题
公安边防外事翻译人员要要坚持用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提高科学判断国际形势和进行战略思维的水平。深刻认识国内大局和国际大局、内政和外交的紧密联系，科学把握世界的深刻变化及其特点，主动顺应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的时代潮流，正确应对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的发展趋势，做到审时度势、因势利导、内外兼顾、趋利避害。正确观察、看待、分析和把握国际形势，是公安边防外事翻译人员应当具备的一种重要能力。公安边防外事翻译人员掌握了这种能力，才能够立足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放眼世界，善于从国际形势和国际条件的发展变化中把握方向，掌握发展全局，一方面可以更好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外事工作；另一方面也可确保在对外翻译场合中，始终保持高度的政治敏感性。
（三）正式场合与非正式场合均要保持政治敏感性
外事交往对象主要是国际机构、国际商业集团组织、其它国际政治实体，我们必须清醒地认清国际形势，看到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长期以来的和平演变、人权攻击以及领土分化等行为，因此，外事翻译工作不同于其它普通翻译，要有足够的政治敏感性和警觉性，不给国外任何敌对势力以可乘之机。从国家大局来讲，外事翻译代表着国家的对外形象，它有着不同于其他翻译的特定的要求，正如周恩来总理曾说过“外交人员是不穿军装的解放军”。外事翻译者翻译有坚定的政治立场，有着符合国家和政策的原则，在翻译时反映国家的立场、政策和态度，不能具有丝毫的随意性。
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一带一路” 区域安全 合作机制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为进一步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应对当下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我国领导人与时俱进、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一带一路”战略。这意味着我国在经济发展、区域安全合作等领域迈向了一个新阶段。“一带一路”战略“是一个具有全球视野、蕴藏中国智慧、高屋建瓴、内涵深刻的长期综合战略，具有对外统领性质和深远历史意义”①。然而，挑战与机遇并存，关注大国之间的经济发展与合作给中国乃至中国周边带来的挑战，关注个别国家的动荡使中国的区域安全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是贯彻“一带一路”战略的必然选择；其次，非传统安全问题在全球范围内日益凸显，对区域安全的挑战日益凸显。一方面是全球性风险挑战，主要来自美国、俄罗斯、日本、印度等国家，另一方面是地区性风险挑战，主要是中小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因此，为了适应新的国家发展战略，确保“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利进行与圆满成功，我们必须审时度势，把握好区域安全合作机制的新动向和新思路。我们必须全面、立体地针对当前局势，对“一带一路”沿线进行风险评估，提前做好预警机制，形成区域安全合作战略，积极应对合作与竞争中面临的问题。
区域安全合作研究的新视角
“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为我们全面认识国家安全和区域安全提供了最新视角。我们面临最为复杂的外部条件，也要充分发挥“以和为贵”的文化传统，促进本国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合作。只有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充分发挥各地区的能动性，优化沟通渠道，保持经济、政治、文化交流无阻，才能更好地贯彻落实“一带一路”战略。
近年来，中国日益成为世界经济回暖与复苏的领跑者，亚洲的全球战略地位逐渐上升，而欧美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文化等发展的方方面面争夺各国的主导权，中国和亚洲其他各国共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由于亚洲国家各方面的发展有很强的互补性，因此各国非常希望能有区域合作的机会，而中国在亚洲乃至世界区域安全合作的舞台上担当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一带一路”战略应运而生，它必然能够推动泛亚地区的发展合作、维护区域稳定，即是实现伟大中国梦的“助推器”，也是实现我国和亚太地区人民福祉的又一良方。“一带一路”战略是历史的传承，也是新时期历史的选择，这一选择成为区域安全合作研究的新视角，将区域安全合作机制放入与时俱进的全球化大潮中，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更加密切相关。
毋庸置疑，自经济全球化以来，区域安全合作问题成为人民意志关注的焦点。多元化的合作关系使得我国不得不在新形势下，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大背景下审视当前我国区域安全合作面临的问题，并且提出有力的应对策略。“安全问题是一个涉及多领域和多学科的复合性的研究领域，但很长时间以来，人们比较习惯从单一的视野进行单向研究。”②
“一带一路”战略是以运输通道为纽带，以互联互通为基础，以多元化合作机制为特征，以打造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的新型区域合作安排。其实质上是次区域合作的形式和表现。“一带一路”战略表面上看起来是经济合作战略，事实上它涵盖了经济、政治、人文、资源等多项元素，它促成国家与地区之间的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的多层次、多方位的合作。这不仅仅有利于全面提高我国经济对外开放的整体实力，也有利于促进合作国之间的科技、文化交流，互通有无，取长补短。“一带一路”战略既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拓宽了发展的新空间与新思路，同时优化了国际合作的大环境，提升了我国促进区域安全与合作的能力。在大力推进“一带一路”战略中，必须充分发挥我国国际合作的能力和优势，保障我国的国家利益，加强国家间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服务的互联互通，与周边以及沿线国家实现有效、积极的协调与沟通，将文化交流作为各国沟通的桥梁，更能进一步互通有无，增强合作。
“一带一路”战略具有很强的国际影响力，它是古丝绸之路文化的续篇；是中国实现全方位开放的新起点；是中国周边战略的依托；它必将促进亚欧国家的共同进步和共同繁荣；是发展战略的创新成果，也是传统丝绸之路文化精华的完美继承；打破东部海陆的壁垒，为发展与交流提供广阔平台；为提升国际话语权增加了有力砝码；有利于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推动区域竞争与合作，实现区域共同发展；有利于打击“”，维护地区安宁与和平。对安全问题的研究是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研究区域安全问题更是一个全新的领域。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为各国的交流与合作提供了平台与契机。
众所周知，和平与发展始终是世界发展的主题，各国之间已经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很多时候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立足国际新形势，审视中国具体国情，强调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倡导新常态下的区域安全合作战略，不是单纯地追求竞争中的胜负，而是求同存异。力量不在胳膊上，而在团结上。“一带一路”战略下的区域合作机制的建立将会促进中国与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它不仅仅关乎中国国家的发展命运，更关乎世界人民的福祉。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只有谋求合作、维护和平，才能以合作促安全，以安全谋发展，以发展来实现广大人民的最终利益。“一带一路”战略为区域安全合作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也发出了新的挑战，这使得国家安全与区域安全研究有了深远的现实意义。
机遇与挑战因素分析
区域安全合作的机遇。首先，亚欧国家积极支持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同时表达出了踊跃参与的热情。“一带一路”战略是一项综合战略，惠及包括中国在内的65国，44亿人口，它必将促进亚太经济圈、欧洲经济圈的繁荣，推动沿线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安全发展。21世纪以来，以中国为首的亚太新兴经济体迅速崛起，世界经济重心呈现向亚太倾斜的趋势，美国推出的亚洲再平衡战略正是为了应对亚太崛起，“从传统的大西洋国家转变为太平洋国家，美国还制定了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③。泛亚地区的经济发展结构与中国的经济发展存在很强的互补性，这些新兴经济体国家希望与中国合作，增加发展的活力，实现经济的全面复苏。因此，“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顺应了现阶段中国乃至亚欧各国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一带一路”战略是为了“打造一个覆盖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从中亚到印度洋和波斯湾，贯穿欧亚大陆，与中巴经济走廊、中印孟缅经济走廊相连接的经济体，并以此加强与周边国家经贸往来与经济合作，为实现中国梦拓展经济发展的新空间”④。
其次，东盟、阿拉伯国家以及沿线的许多国家与中国都有着坚实的合作基础。“亚太地区的历史文化传承数千年，亚洲一词，虽说是西方化的概念，然而亚洲人，包括中国人、日本人、印度人、阿拉伯人等是百花齐放，各有千秋的。亚洲文化与欧洲文化形成鲜明对比，由于文明发展的多样性，西方对亚洲的了解需要深入、客观，才会促进欧美与亚洲之间的良性互动，积极合作战略是指以诚相待、文化互通、经济互补、政治互信，其结果远远超乎人们的想象。”⑤中国有很好的历史基础，可以充分发挥大国的窗口门户作用以及比较优势，促进东、中、西部的良好互动与协作，大陆各地区与港澳台的区域性开发项目。
再次国内相关省份纷纷制定实施规划方案，希望可以改变中国经济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现状。“一带一路”战略是当前新形势下应运而生的发展战略，它既传承了“古丝绸之路”精髓，又赋予了其新的时代内涵，区域安全合作便是该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
最后“一带一路”战略关乎国家的发展与稳定。政策实施是促进区域合作的导向与根本，经济发展与合作是实现共赢的主线，科技、人文交流是互利合作的必要支撑，最终使经济发展更加具有融合性、文化发展更加具有包容性、政治稳定更加具有持续性。“一带一路”战略饱含中国智慧、是中国版的“全球化战略”，我国更加深刻地参与到全球治理与改革的大潮中去，中国将秉承“稳固周边、布局全球”的战略，在这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平台上做出历史性的贡献。
区域安全合作的挑战。“‘一带一路’沿线地缘政治关系错综复杂，是大国战略博弈的敏感区域。大国的战略判断及其政策立场对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具有重大影响。”⑥第一，美国积极实施“新丝绸之路”战略和主导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中美之间的竞争关系凸显。第二，“欧亚经济联盟”是俄罗斯寻求欧亚地区事务主导权的战略之一。第三，日本实施“丝绸之路外交”战略和搅局南海围堵中国，中日关系持续处于“冰河期”，虽然已经达成“四点共识”，但是结构性矛盾短期内难以解决。第四，国内省市争打丝绸之路牌引发无序竞争、同质化竞争和恶性竞争。第五，领土问题和岛屿问题纷争矛盾尚未停歇，大国地缘政治之间的博弈依然存在。第六，个别国家的政局较为动荡，社会稳定性较差，会为“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带来隐患。第七，有组织跨国犯罪与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等对“一带一路”的海上安全形成威胁。“亚洲乃至周边国家的发展日新月异，然而无不伴随战争、恐怖主义活动、暴力事件的阴影。尽管人们享受着风险环境中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利益，但是最根本的解决方法并不是习惯在风险中发展，而是进行科学合理的风险评估，趋利避害，惩恶扬善，为国家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周边环境。”⑦第八，地区主义、国家、社会、民族和宗教层面的矛盾众多，边境地区军事安全问题突出。第九，“一带一路”战略的内涵和外延非常广泛，把握和理解“一带一路”战略具有一定难度。第十，区域安全合作协调机制不健全，缺乏有效的落实平台和信息沟通渠道。
潜在风险因素分析。一是地缘结构与文化差异错综复杂，短时间内不能实现交流的畅通无阻；二是社会资源分配不均，社会福利与保障机制不够健全，贫富差距拉大激化更多社会矛盾；三是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凸显，值得重视；四是成员过多且不分主次，可能会导致对安全问题的研究难以深入和决策困难；五是议题较多使安全问题更复杂，缺乏系统性和层次性；六是应当统筹好“一带一路”框架下合作与地区现有合作机制的关系，认真进行实地考量和评估；七是社会媒体、舆论有待规范化，社会舆论的约束机制和法律保障并未很好实现；八是地区民意基础薄弱，有待加强。
“一带一路”战略下区域合作安全机制建设路径
理念意识层面。第一，加强中国和东盟国家以及阿拉伯国家共同建设“一带一路”，打造命运共同体，实现合作共赢。“自从1967年东盟成立以来，东盟经过40多年的发展，其东盟安全机制基本框架初步形成。东盟安全机制呈现出大国平衡性和制约中国的针对性等特点。”⑧第二，国际文化话语权提升国家文化安全，加强区域内的人文交流，发挥文化在维系地区安全合作中的粘合剂作用。国家话语权目前仍然是“西强中弱”，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西方话语已经渗透到中国乃至亚洲地区的各个行业，无论是在经济发展还是文化融合过程中都会明显感觉到西方话语权给中国带来的压力。中国必须增强自身软实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同时，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加强中国国际文化的传播能力，捍卫自己的文化权益，捍卫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第三，培养各国政府积极合作的态度，引导各国、各地区采取积极措施，为维护地区合作安全提供保障，尤其保障国民的海外安全问题。国民安全问题是区域安全合作问题的重要表现，对于海外国民的关注，不仅有利于推动区域安全保障工作，更是衡量中国综合国力的标尺之一，中国政府始终坚持“执政为民”，义不容辞地保护海外公民的利益，充分兑现“以人为本”的承诺。第四，区域内各国各地区要建立政治上的互信关系和交流，避免由于政治动荡造成的政策“朝令夕改”现象，摒弃“冷战思维”、地区主义和集团主义。第五，经济成效的良好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安全与否，因此要重视合作中对安全公共产品的提供，与此同时，还要特别注重企业的区域安全合作，“首先是要防风险，一两个项目可能就事关生死存亡，一定要小心”⑥。第六，倡导多元文化和谐发展的精神，文化差异是不可避免的，但建立“求同存异”的文化观对于合作安全同样十分重要。第七，扎实舆情引导工作，消除不利舆论因素，善于引导国内外舆论，营造社会稳定、和谐的氛围，使舆论向有利于安全工作的方向发展。第八，加大对“一带一路”战略理念、过程、内容、原则等内容的宣传，打消外界的误解和担忧。
机制建设层面。一是实现沟通协调机制的立体化，搭建更多交流与合作的平台，建立良好的群众基础，获得各方面的支持才能夯实区域安全合作的基础。二是建立最高领导人定期会议机制和非官方的反馈协调机制，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影响合作安全的因素进行交流，采取针对性措施。三是实现国际区域合作机制标准升级，组建新的经济共同体，充分发挥各国经济优势、地缘优势、文化优势等，完善区域安全合作机制，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四是构建跨地区安全合作框架，明确安全合作的原则、规范、决策程序等内容。五是区域安全合作机制的建立必须将国际反恐合作摆在重要位置，积极开展双边和多边合作，重视非传统安全问题带来的威胁和挑战。六是社会各界通力合作，阻断贩毒通道，遏制蔓延，把地区间的非传统合作摆在重要位置。七是引导企业服务国家战略目标，充分发挥企业获取经济利润和在维护领域安全和地区安全的作用，实现在经济与安全合作上的成功对接，拓宽安全合作的外层空间。八是建立完善的劳工权益保障、关税、贸易等经济合作机制，避免经济摩擦或纠纷导致安全合作形势的恶化。九是积极与相关国家、地区寻求利益契合点，建立分歧管控机制，在秩序的范围内，将会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健康发展。
（作者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⑥王卫星：“全球视野下的‘一带一路’：风险与挑战”，《学术前沿》，2015年5月上，第6页，第10页。
②姜维清：《交织―国家安全的第三种威胁》，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年，第9页。
③④卢丽刚，魏美玉：“中国梦视阈下的‘一带一路’战略”，《华东交通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第32页。
⑤⑦Christopher J. Cubbage， CPP David J. Brooks， PhD， 《Corporate Security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CRC Press， 2012， p3.
⑧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2012年中国国家安全概览》，北京：时事出版社，2013年，第12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