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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服务贸易如何跨越重重阻碍成就“新跑道”?

  新闻调查丨中国服贸如何跨越重重阻碍,成就“新跑道”?

  有人说服务贸易是未来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催化剂。世界贸易组织《服务贸易总协定》将服务贸易分为12大类。但中国的服务贸易起步晚、底子薄、经验少,在新一轮开放中将面临更多挑战。《新闻调查》记者通过走访在这一领域深耕多年的人们,回望他们走过的道路、探究关于服务贸易的奥妙。

  建筑

  魏焱是中建一局的副总经理,主要负责公司的海外业务。

  记者:现在有多少个项目正在进行的?

  魏焱:我们30多个项目。

  记者:30多个。

  魏焱:对,30多个项目分布在15个国家。

  随着我国整体经济实力的增强,我国的建筑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已不再单纯依靠劳动力输出,并且多年来均保持了出口大于进口的局面。

  上世纪80年代,我国国内建筑市场是最早实行改革开放和引入外资的领域之一。1985年,颇具代表意义的中外合资项目——北京国贸一期工程就采用了国际招标的方式。当时,国内的建筑企业竞争力有限,项目的总承包商和80%以上的分包商都是外国公司,中建集团仅能以为分包商的身份参与其中。

  魏焱:我觉得那个时候这个国外的承包商实力还是很强的,就是我们在(此之前),和这样的公司(在国内)基本上没有直接的竞争, 当时(1985年)应该说中国的各行各业都是刚刚起步。

  魏焱:尤其是在建筑行业,我们以前不光没做过,我们都没见过,所以对于承担这样项目的,整个工程总承包的这种角色,我们还是有困难的。

  1995年,也就是国贸一期项目建成后10年,国贸二期项目启动,中建一局的总体实力有了大幅度提升,他们决心要改变自己在市场竞争中的角色。

  杨晓毅是中建一局的副总工程师,上世纪90年代他毕业于同济大学。

  杨晓毅:其实在我们毕业的时候,应该说我们正好赶上了中国建筑的一个黄金时代,因为大量的建筑,包括新技术的这种快速提升都是从这个阶段(开始)。包括大量的这种,就是特大型工程也是从这个阶段才开始逐渐地出现。

  记者: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国贸的这个项目?

  杨晓毅:国贸二期当时投标,我们那时候在这个公司总部,然后就开始做整个项目的这种整体投标,然后当时就觉得其实这个项目还是需要考虑的东西非常多。因为当时这个(时期)的话,就是我们整个对施工技术还有关键技术的研究就比较深了。

  杨晓毅说,在上世纪90年代,建筑市场的改革开放不仅仅促进了建筑企业实力大幅提升,国内与建筑相关的其他产业,如装备制造、建材装饰等等也都有了明显的进步。国贸二期项目依旧施行国际招标,但业主方变得更加精明。他们将工程分为三个标段:一标地基土方工程、二标地下结构、三标地面建筑的总承包。

  高传友是中建集团的老员工,他参加过国贸一期、二期的建设。

  高传友:就是说你接这个标段,第一标段你是挖土方,你土方干得好了,我的第二标段再给你,第二个标段你要是干得不好,那往上(第三标段)我就不给你了。

  然而这第一标就是块难啃的骨头。

  高传友:从长度是250米,宽度是将近50米,你想多少土方?坑深大概是18米6。那时候我们下大坑,我告诉你那都害怕,那时候没有梯子,那是用钢管搭的一种,忽悠忽悠就下去了,一天爬四趟。

  当时二期施工地点的周边已经盖起了不少高楼,基坑被挤压在一块非常狭小的地方,施工难度和成本大大增加。外国公司见状主动放弃了一标,中建一局却将国贸二期工程视为宝贵的机会,定下了“夺一争二摘三”的目标。

  记者:你们当时的能力和水平,已经能够跟国外的这些大公司并驾齐驱了吗?

  杨晓毅:在那个阶段,其实我们应该说专业能力,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强了,就是从我们像现场的技术管理、商务管理,然后包括我们的安全管理、质量管理,就是形成了一系列的这种标准管理制度。所以我们整个做这种总承包的这种管理策划,在那个阶段,我们应该已经逐步能够替代他们了。

  记者:这个变化能体现在哪里?

  杨晓毅:其实越是这种特殊项目,其实越需要掌控不同的资源和组织不同的资源,这样的话其实咱们国内的企业,其实对国内的整个资源的把控,比外方其实要更好一些。就是做具体管理的话,它其实在那个阶段已经离不开中国的公司了。

  作为项目管理者的中建一局,最终还达成了拿下二标、三标的目标,成为名副其实的总承包商。1999年国庆前夕,国贸二期项目如期完工,中建一局写下了这样的总结:

  “从合同看,公司是总承包商,但从实际看,仅仅扮演着土建总承包商的角色,机电、精装修、玻璃幕、溜冰场等专业承包商,则直接由业主招标,公司并无承包责任。业主代表曾直率地宣称:凡是顾客能见得着的,就不让你们做;见不着的,就让你们做。”

  杨晓毅:现在好像俄罗斯这种标准的更新程度比较慢,咱们现在更多的还是怎么适应他们。

  自我反思并不等于全盘否定,就像出击前先得将拳头回抽,这回抽,实则是寻找差距,积蓄力量,为了争取今后的成功。那么在国内市场所经历的锤炼,会给中建一局在海外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魏焱:我们的经援部,经济援助部,经援部的主要的工作就是承担我们国家的一些对外的经济援助的,一些工程项目。

  记者:就是去海外。

  魏焱:到海外,但是往往我们在很多市场上经援项目做完之后,我们都往往会在当地,再继续开拓当地的这种承包市场,市场化的运作。当时我们在巴巴多斯(人口28多万),在特多(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在圣文森特,在圣卢西亚周边的国家我们也投了很多标,但是它这个市场很小,每年发包额也很小,所以后来我们就从那个市场就退出来了,已经不适合我们今天,整个中建包括中建的任何一个工程局的这样一个定位了。

  统计数据显示,1985年我国服务贸易总额为52亿美元,到1999年超过了572亿美元。其中建筑出口9.8亿美元,进口15.4亿美元。建筑领域的贸易逆差直到2002年才转为顺差。这意味着那些年我国建筑业的国际竞争力还不尽人意。但是中建集团却决定要放弃规模较小的市场,再度进军美国。

  中建第一次进军美国市场是在20世纪80年代,但并不成功。1999年中建再次看到了进军美国的机遇。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雷吉纳 阿布拉米在她的文章里写道:

  “当时海尔计划在南卡罗莱纳州周建立30万平方英尺的冰箱组装厂,中建集团将此视为其打开美国市场的第一个机会——成为该项目的总承包商。在拿下项目后,中建集团采取了快速建设法,工程1999年4月动工,2000年3月海尔已经开始生产冰箱。对于中建集团来说,这是他们在美国市场上第一次作为总承包商的成功。”

  魏焱:当时的投资应该也是海尔在境外的第一个投资,也是当年为数不多的中国企业到美国这样的发达市场上去投资建厂的,当时公司就派我去那个项目,负责这个项目的施工。当年的计划就想,这个项目干完一年就可以回来了。

  记者:结果呢?

  魏焱:结果在那(美国)待了11年。

  魏焱:因为我们这个项目做完以后我们也是决定要在当地开拓这个市场,因为我们也认识到只做这些中资的项目,是没有办法支撑我们这种长期地发展,这种成规模地发展,只能解决温饱问题,生存问题,解决不了发展问题,当时我们找到的突破点还是在南卡罗莱纳州。

  如何才能在美国市场扎下根来?中建美国公司的策略是先参加公共工程,而不是私营项目的投标。

  法国律师:进入美国市场很难吧?

  魏焱:是的,进入美国市场很难。

  相比之下,公共工程的招投标逻辑较为简单——就是“价低者得”。

  2002年中建第一次参加公开竞标的项目是由地方政府投资的马里昂湖高中和圣地技术中心。

  魏焱:当时我就负责招标投标这个工作,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前面连续投了九个标都没有中,所以我们这个也是一次一次的,失败了再来,失败了再来,当时我们在投第十个标的时候,我们感觉自己这个价格如果还是按照前面的这种方式,中标的难度依然很大,所以当时我们就给总部的领导打了个报告,当时总公司领导对我们也很支持,说允许我们降50万美元,这是2000多万美元的一个项目,因为这一步不走出去永远迈不出去。

  记者:当时你的目的是什么?

  魏焱:我们一定要拿,我们一定要进去。

  记者:你的目的是什么?我一定要拿下这个标的目的是什么?

  魏焱:我们才能真正进入这个市场。

  终于中建集团中标。在后续建设过程中,通过良好的管理,实际并未发生亏损反而还小有盈利。此后中建集团接连拿下多个公共工程项目,并因质量过硬多次获得美国相关机构的嘉奖。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中国建筑工程公司开始在海外市场上崭露头角,获得越来越多的项目订单。进入21世纪后,我国建筑服务贸易业渐渐从逆差转为顺差。

  2019年,有74家中国建筑工程企业入围年度“全球国际承包商250强”,上榜企业数量和国际营业总额均位列第一。

  法国律师:你觉得2021年会怎样?

  魏焱:这也是我们来的目的,来讨论和寻找答案。

  专利

  热衷于搞技术发明的周云正,退休后潜心研究“等离子空气净化技术”。他在家人的支持下先后投入个人积蓄150多万元人民币进行实验,终于找到了既能提高等离子产生效率、又能做到臭氧不超标的技术解决方案。

  周云正向欧洲专利局提交了发明专利申请,历时8年却被驳回。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很强的周云正找到中国贸促会专利商标事务所专利代理师王会卿,决心要申诉到底。

  周云正:当时我跟王博士讲,我说万一不授权,全部责任我来承担,你也努力了,我也知道。但是我想我跟你这样合作,欧洲专利局一定能够依法授权。

  周云正和王会卿都知道要推翻欧洲专利局的驳回决定难度高、成功率小,他们最后的机会就是去参加2020年1月在德国慕尼黑举行的“口头审理”。为了届时能清楚地阐述发明创新要点,他们把设备拆开、反复研讨对策。

  王会卿:因为我们做专利这一行,还是技术最重要,我还是想请他给介绍,你的发明到底是什么,然后他给我介绍之后,我觉得还是有点,跟(被驳回的)专利申请文件反映得有点不太一样。因为等离子放电,都需要有正电极,都需要有负电极。他的一个主要的改进点,是涉及对正电极的改进。学理工的可能都知道,都是学过物理,因为尖端放电,这是我们常用的一个现象,这个周老先生的发明非常好,他是省去了针尖,是在利用正电极的一个狭窄的平面(金属带),直接放电,不需要再用针尖了。但是他在(被驳回的)专利申请文件里边,他还是说的是正电极放电,所以如果本专利写成正电极放电的话,跟现有技术(其他专利技术),就根本没有区别开。

  王会卿:如果我作为一个专利审查员,我即使认可你(发明点),但是你没写好,我就不能给你保护。

  记者:就是他审查员也明白,你是不用针尖放电。

  王会卿:对,是这样的。

  记者:但是你不写明白,我就不保护你。

  王会卿:对,是这样的,(之前的申请书)没写好。

  找到专利申请被驳回的症结所在后,王会卿认真准备了4套答辩方案。2020年1月,他和周云正登上了飞往德国的航班。

  记者:当时你自己心里有一个预计,这事能不能办得成?

  王会卿:能不能完成,当时来说还真不敢说,我比较坚定的是,发明人的发明点,他真正的发明,是非常有创造性的。

  记者:从情感上你已经认可,愿意去做这件事?

  王会卿:是的,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我们事务所,总体来说代理的这种跨国公司比较多,包括(外国申请人)进中国的比较多,但是如果能代表一个中国的申请人,去到海外去申请,帮他获得海外的专利保护,或者海外的权利,这个从情感上来说,还是不一样的。

  2020年1月20日上午,德国慕尼黑,“口头审理”如期举行。

  王会卿:他们专门的有一个口审厅。有点像法院,然后合议组有三个成员,有一个合议组组长,另外有个主审员,有个参审员。年纪还都不小了,估计都应该比我年纪大了。资深的审查员,非常严肃,就跟法官审案子一样的,实际上是。然后下边这边对面就是我们三个,当时是这么规定的,我们针对合议组关心的问题,一个个审,碰到一个问题过不了,死亡,案子不用往下审了。

  王会卿说“口头审理”的第一项是程序问题,合议组在听完王会卿和欧洲专利律师的陈述后,决定暂时休庭、闭门讨论。

  王会卿:其实第一次休庭的时候,是最忐忑的,因为首先我也是问欧洲律师的判断,你什么意见,欧洲律师当时他说也很难,因为通常来说,如果这个问题能很顺利地过去,这就不需要停了。需要休庭合议的时候,就是需要做抉择的时候了。而且需要我们回避,不是跟我们讨论的,所以一停就是个坎。

  王会卿说第一次休庭大约有十来分钟,然后合议组通知他们回到口头审理厅。

  王会卿:进去之后,合议组组长就告诉我们,就是认可对第一个问题的答辩意见。

  “口头审理”从当天上午9点一直进行到下午2点,共休庭5次,耗时5个多小时。

  王会卿:其实他每一次休庭,我们结果会更乐观一点,每一次休庭(回来)就会更乐观一点,都走下来了。然后(第五次)休庭之后合议组长,相当于对我们当庭宣布,这个案子给你授权(专利)了,给你专利权。那时候是很高兴,因为确实没想到,各方面的信息,除了我跟周总,各方面的信息反馈过来,都是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让周云正和王会卿他们更意想不到的是,“口头审理”结束后合议组组长当面向他们表示感谢。

  王会卿:他说是(他)第一次,接受中国人(专利代理师参加)口头审理。感谢我们的坚持,说没有我们的坚持,这个案子就不可能授权。有可能当时就是有一个,就是错误的一个驳回决定在那了。

  从2010年提交申请,到2020年1月20日通过欧洲专利局上诉委员会的“口头审理”,周云正耗费10年终获得欧洲专利授权。按照规定,欧洲专利自申请日起20年内有效,这意味着周云正得好好利用这剩下的、宝贵的10年。

  金融

  日本的百年老店大和证券在北京设立了新公司。事实上他们对中国市场并不陌生,上世纪80年代,包括大和、野村在内的多家日本证券公司就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进入中国的外资投行。

  时代造化,他们穿梭在两个市场之间、两个发展阶段不同的国家之间,特殊的位置让他们的视角也与众不同。

  涩谷慎志:我觉得正好是一个反差很强的一个冰火两重天的时代了。

  涩谷慎志在上世纪80年代末前往日本留学,大学毕业后就进入当时日本四大证券公司之一的山一证券工作,负责开拓中国市场。

  涩谷慎志:我们(山一证券)当初(1984年)在北京设立办事处的时候,中国没有证监会,没有交易所。那时候做的什么业务,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企业很多有外汇的需求,这些企业去海外发债,有发日元债,有发美元债,发日元债是最多的,这时候几乎是日本的证券公司的一个。

  早在上世纪60年代,日本的证券公司就是靠发行债券走出岛国、打开美国市场的。到了80年代中期,日本政府放松资本市场管制,日本的证券公司转而在日本国内,发行了大量欧美企业的日元债券,并藉此迅速成长为世界级规模的投行。1981年中信公司向日本野村证券发出发行100亿日元私募债券意向书,这是改革开放后国内企业第一次到国外发行债券。那一时期,日本的证券公司成为承销中国企业外币债券的主力军。

  涩谷慎志:1991年,中国开始有了证监会,有了上交所。外资进来什么时候开始做股票,B股(1992年开始),在那一段,我们做了很多这类B股的这些上市承销的东西。在这之后,中国又开始真的去海外上市,就是中国的企业去香港,或者去纽约等等地方上市。还有想去日本上市等等,做了很多背后的准备工作。这其实90年代我们在做的事。

  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中外合资投资银行类机构管理暂行办法》,其中规定允许外资设立投资银行类机构,但在经营的业务中不包含人民币普通股票的自营买卖和代理买卖。

  记者:但这样的一个市场对于你们像当时,一个外来的,或外资的金融机构看来,它是更有风险的一个市场,还是说更有吸引力的一个市场?

  涩谷慎志:两面都具备我是觉得说,日本讲叫玉和石混合在一起的这样一个时间。这可能我是觉得说先进国家的金融机构有这点的优势。相对来说在先进国家的一些认知,一些经验,甚至一些教训,他都碰过很多东西了。然后这里边还有一个特别的就是说,(市场)规模越来越大,中国出去的国企越来越多。从日本券商来看是非常有发展的一点。直到今天还是这样。

  上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但日本经济却因泡沫破裂坠入低谷,证券和金融市场也经历了剧烈的动荡。

  记者:我看了一下您的履历,大概(大学毕业后)十年的时间,您换过三家公司。

  涩谷慎志:是,都是被迫的。

  记者:都是被迫的,为什么?

  涩谷慎志:当时1992年以后,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一下子咔碴(日本)经济下来了,(日本)经济马上陷入一个箫条状况。可能我的履历你也看见了,最初在(日本)山一证券也是四大证券之一,然后走到了一个(清偿债务后)自主废业的,当然还有一些别的法律原因,四大证券少掉一家。

  然后我后来又换到了日兴(证券),也是四大证券之一的公司,然后这家公司被美资收掉,被花旗银行给收(购)掉。第三家才是大和(证券),我是这么走过来的。

  记者:每一次的离开应该都很不容易吧。

  涩谷慎志:对我来说,我一直说我搭的顺风车,是因为我一直在做中国的业务。我觉得正好是一个反差很强,一个冰火两重天的这样一个时代了。反过来说,中国的经济是一路向上,证券公司、证券市场的发展也是一路扩大,我因为是一直在做这个业务的,所以相对来说不愁没地方去,反过来说的话,占了这样的好处。

  1993年耿欣从对外经贸大学毕业,他进入当时的中国土产畜产进出口公司从事货物进出口贸易,一干就是17年。在这期间国内的证券市场在迅速发展变化。1999年中国《证券法》颁布实施,那时沪深两市的上市公司已超过千家,总市值逾2.6万亿元人民币,证券市场对国民经济的作用越来越重要。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签署的协定共有三个:货物贸易总协定、服务贸易总协定、以及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记者:这个入世对你们的进出口贸易当时应该是有比较大的影响。

  耿欣:当然,我觉得直接的影响就是说,第一我们做的事不太一样了,以前可能就是说,真的就是纯粹的进出口贸易业务。到了那个时点,很多企业你要构建起自己的核心竞争能力。而不仅仅是说我就会做进出口贸易就行了是吧?而且当时还有一点,就是说整个我们国有资产的管理的体系,也正处于逐步地改革当中。所以今天的这些企业,包括原来的这些外贸公司,我们今天再回过头来看,在那些年已经发生了一个很大的改变。甚至不仅如此,我认为(入世)它的意义肯定不局限在仅仅是货物贸易领域,应该是更深远的一个影响。

  在2001年签署的服务贸易协定中,我国承诺将开放9个领域的100个分部门,其中也包括金融行业。但当时人们对货物贸易关税和配额的关注程度远远大于服务贸易。但是时任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的马图· 阿迪特亚却颇有洞见,他撰文表示:

  “中国在服务贸易领域的承诺,代表了世界贸易组织谈判中最激进的服务改革方案。在金融领域,中国所承诺的时间表锁定了一些建议的改革步骤,为国内金融部门实施改革议程施加了压力。”

  2003年,大和证券与上海国际集团组成了海际大和证券有限公司,日方第一次获得了证券公司的持股权。

  涩谷慎志:取得中国的本地牌照是大和本身就是梦寐以求的想法、战略,所以我们觉得有这样的机会我们应该尽早地进来,先试试第一个,只有一个业务(牌照),而且(股份)只有33%,但是从我们外资角度说我们的期待是,因为开放中国肯定是一步一步循序渐进地在走。

  记者:那当时你们进来的时候,具体的业务考量是怎么样?

  涩谷慎志:肯定是每做一个公司,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这样一个分析,可行性报告出了好几版,真的当时我们也是有这样的期待。虽然说我们知道政策没有达到一定的程度,可能是需要忍几年,但是我们是觉得,从我们看别的发展中国家一路走过来的经历来说,中国这个经济规模,中国这个市场一定会上来,迟早的事,能进的时候所以赶快进,这确实是我们经营层的一个想法。(中国)总有一天会走到一个,就是说跟伦敦,跟纽约,跟香港同等的大小规模的一个证券市场,这样的金融市场,我们是对此充满信心的。

  对于这些老练的外资参与者来说,中国证券市场值得期待,但对于我国市场的监管者来说,在开放竞争之前,亟需提升制度的质量。我国证券市场在设立之初规定,国有企业的一部分股份可以上市流通,另一部分股份暂不上市流通。这被称为“股权分置”。这种制度安排导致大小股东利益不统一、证券市场的供需失衡等多重弊端,曾被认为是困扰我国股市发展的头号难题。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全面展开。

  耿欣:股权分置改革就是拆除了最后这一道枷锁也好或者叫障碍也好,让整个的市场能对资产进行一个更全面地这样一个定价。那有了这样一个制度基础,你想对整个我们这些从业人员或者是从业的企业来讲,也开启了新的一个时代。

  2010年耿欣决定离开工作了多年的外贸行业,进入金融领域。

  那一年中国国内的证券公司数量超过百家,总资产逾1.9万亿人民币。2019年耿欣加入大和证券(中国)有限责任公司,担任总经理兼首席运营官。

  耿欣:原来的一个老领导也说过,就是个人当然在整个的国家发展过程当中,个人都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我们要做的是一件什么事呢,我们要力争要在主跑道上。当时我就在想,中国的资本市场还是一个年轻的市场,还有着无限的一个可能。

  2018年,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博鳌亚洲论坛宣布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具体措施和时间表,其中包括将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人身险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上限放宽至51%,三年后不再设限;2020年3月证监会再次下发通知,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外资持股比例限制正式取消。

  8月,证监会公告核准设立大和证券(中国)有限责任公司,株式会社大和证券集团总公司持股51%,两家内资股东合计持股49%。截至2020年3月,证监会核准批复的外资控股券商数量已有8家。

  从市值上看,中国建筑集团已经是国内行业龙头,但是杨晓毅他们总是在提醒自己,国门之外还会有不断涌现的、新的竞争对手。

  2020年11月,魏焱前往埃及乌克兰、格鲁吉亚等国家。那里有多个中建一局承建的工程项目。

  魏焱:所以我们现在既广泛布点又重点聚焦,现在很难判断到底在哪个市场上我们一定能够成功,这个是比较难的,因为国外的市场还是很复杂,不可控因素特别多,还是要继续再努力、再开拓。

  周云正的“等离子空气净化机”成功吸引到了国内民营企业的投资,目前正在进行更多新产品的外观设计。

  周云正:我重点放在经济发达地区,美国、欧洲,所以我申请了欧美的发明专利,两个核心专利全部都在欧美。

  在中国贸促会专利商标事务所的办公室里,无纸化办公后淘汰下来的一排排印章已经成为往日工作模式的纪念。

  记者:算是一家初创企业吗?

  耿欣:那绝对是,你看我的员工卡是一号,那绝对是一个从零开始的这样一个过程。我希望我们能以北京作为一个新的起点,真的叫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服务贸易领域开放承诺已经全部履行完毕。在世界贸易组织分类的12大类服务贸易部门、160个分部门中,中国开放了9大类、100个分部门,接近发达国家成员平均承诺开放108个分部门的水平。

  记者丨柴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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