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精选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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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时代的的家政(即经济)也有管理的意味,城邦中家庭由奴隶、主人组成,家庭活动也需要管理。政治是城邦的管理,经济是家庭的管理。古代希腊在城邦层次基本上没有经济活动,生产和交换以家庭为单位。当时只有初步的政府通过管理促进经济的思想,比如古希…

政治经济学(精选5篇)

政治经济学范文第1篇

一 城邦学说中的政治与经济 古希腊的城邦学说已经初步涉及了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这样的问题。古希腊的社会组织以城邦为单位,城邦中的居民过着共同生活,个人离开城邦难以生存,城邦的作用是保护其公民免受自然的肆虐、统治者的专横,以及外敌的入侵。城邦(polis)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古希腊还没有出现国家与社会的分化,“在一般人的理解水平上,‘城邦’的现代同义词是‘国’(country).”[1]其中既有国家的成份,也有社会的成份。当时的各门学问以城邦的运作为中心展开,所以有人把那时的学问称为“城邦学”。城邦学以研究城邦政体为主,社会、经济、文化等现象都在研究之列。“如果按现代较精确的概念来看,希腊人城邦学说不仅是政治学,而且又是伦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2]最早出现的学科萌芽有哲学、政治学、伦理学等,经济学在当时的雏形是家务管理,尚未成为独立的学科。古代思想家在正义、善、分工等概念的讨论中各自论及了财政、城邦对经济的管理、所有制,以及商业、货币等经济问题。

当时的政治制度主要是城邦制度,政治学即关于治理城邦的学问,国家的起源、政体、国家的组织和管理等从那时起就成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古代希腊的然哲学认定宇宙有自己的规律,所以政治也被看作是自然的过程,城邦的法则与自然法则相似,“整个希腊政治学说中的基本思想是:求得这种共同生活的和谐。”[3]但实际上人为因素使城邦的运行带有许多非自然的成份,“希腊政治哲学就起源于探索这样一个难题:城邦一方面是自然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人工的创造。”[4]

希腊时代的的家政(即经济)也有管理的意味,城邦中家庭由奴隶、主人组成,家庭活动也需要管理。政治是城邦的管理,经济是家庭的管理。古代希腊在城邦层次基本上没有经济活动,生产和交换以家庭为单位。当时只有初步的政府通过管理促进经济的思想,比如古希腊历史学家色诺芬[5]在其著作《雅典的收入》中从城邦国家的角度探讨了经济问题,认为城邦可在促进经济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他建议对侨居雅典的外邦人的利益给给予照顾,以吸引更多的人来雅典。这样不仅可以增进雅典城邦的收入,给城邦国家带来财富,还可以使外邦人更甘心情愿地处于雅典的统治之下。[6]他还在《经济论》(Oeconomicus)中主张完善商事法院制度,以促进外贸发展。色诺芬推崇农业轻视手工业,“农业是其他技艺的的母亲和保姆,因而农业繁荣的时候,其他一切技艺也都兴旺。”[7]在西方最早把农业放在产业基础上的思想家,被认为是近代初期法国重农主义的来源。色诺芬的主张可以说是最早的政治经济学观点,尽管如此,《经济论》并不是他的主要著作。[8]

古希腊明确和集中地阐述了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的是柏拉图[9]。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勾画了理想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从财产所有制、家庭构成、人口繁衍、教育等社会经济政治各个方面都要由城邦管起来。柏拉图把私有制与理想国家对立起来,认为私人拥有财产会妨碍公共精神的形成,主张在统治者和保卫者两个阶层中不应有任何私有的东西,妻子、儿女、家庭等都应是共有的,“因为他们一切公有,一身之外别无长物,这使他们之间不会发生纠纷。因为人们之间的纠纷,都是由于财产、儿女与亲属的私有造成的。”[10]柏拉图看到所有制对个人行为的影响,提出用公有制来纠正私有制的缺陷,可以认为是近代政治经济学中制度理论的思想渊源之一。柏拉图还主张儿童的抚养和教育由国家负责,这可能是关于国家公共职能的最早探讨。

柏拉图学说的核心概念是“正义”。正义体现于秩序之中,个人按上天赋予自己的品质,遵照分工,各尽其职。“每个人必须在国家里执行一种最适合他天性的职务。”[11]从个人的角度,城邦的建立是因为个人单靠自己无力达到自足,需要分工合作,以满足个人多方面的需要。国家以社会分工体系为基础,他把居民分为三个等级:统治者、保卫者、生产者,强调一切经济和非经济的活动都受到分工等级的严格规定。“这套分工体系完全是从国家整体需要、国家的效率、国家的和谐与秩序来考虑构思的……人都是机械被动的国家的工具,象砖头和螺丝钉,被固着于国家整体结构之中。”[12]按照分工的观点,在柏拉图这里,国家不仅是统治的工具,而且是一种人们在其中可以互换劳务的机制,国家既有政治职能,也有经济职能。

柏拉图考察了希腊城邦政体的演变,提出政体循环的规律,并进而指出了政体变革的动力,认为“从寡头政治到民主,从民主发展到(一个人心所向的领袖的)僭主政治,这一切发展过程的根源是变动,是经济变动。”[13]因此柏拉图又是西方历史上最早发现经济对政治的决定作用的思想家。他在晚年所著的《法律篇》中,对理想国家的人口规模、产品分配、婚姻制度、财产制度、政府的组成和产生办法都作出了规定,提出了包括政治、经济、家庭等完整的城邦制度构想。[14]从现代的意义上,可以说是相当典型的政治经济学观点。

亚里士多德[15]的国家学说从论证个人不能离开城邦而生活入手。他主张人的本性是合作和群居,“人天生要过城邦生活。”他的一个著名论断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把个人与城邦比作四肢与全身,一旦全身被毁,手或足也无法独立地存在。因此国家高于个人,个人应服从城邦。接着用目的论来论证国家的全面功能,他认为自然不造无用之物,每一件事物都是有目的的。人的目的是过优良的生活,组织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某种善业,国家的目的是为了最高最广的善业,即使城邦中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得到适量的财产、强健的体魄和高尚的道德。

亚里士多德谈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时,是从国家与家庭的关系入手的。他认为国家是家庭(oikia)的联合而成的,希腊文oikia 是英文economics的词源,指的是一个由隶属关系组成的单位,包括从属于男人的女人和从属于主人的奴隶。[16]家庭是国家的最小单位,对国家的管理从对家庭的管理开始。管理城邦须首先研究管理家务,家务管理的对象是奴隶,国家管理的对象为自由人,“家务管理由一个君主式的家长掌握,各家家长以君臣形式统率其附从的家属;至于政治家所掌握的则为平等的自由人之间所付托的权威。”[17]家财的运用是家庭内部的事,属于家务管理,但个人获取财产的途径和额度则需要城邦国家的监管,亚里士多德反对以经商的方式无限度地敛财。“在交易中损害他人的财富以牟取自己的利益,这不合自然而是应该受到指责的。”[18]管理国家与管理家务的道理是一样的,即注重善德,不以聚敛财富为唯一的目的。善德的核心是正义,正义的含义是“城邦整个利益以及全体公民的共同善业为依据。”[19]

亚里士多德是众多学科的奠基人,但他的学科分类中还没有经济学,有关经济(家政)的管理放在伦理学中,他认为伦理学是关于小善——个人的善的学科,政治学是关于大善——城邦的善的学科。管理活动兼有政治与经济的内容,管理国家与管理家庭的区别在于其所依据的“正义以公共利益为依归。”[20]除了平等的正义之外,亚里士多德还谈到了分配的正义,这也涉及经济问题。在探讨交换的正义时,提出了反垄断的观点,并试图寻求一种定价的公正原则。他从经济学的角度,认为政体是一种城邦公职的分配制度。亚里士多德没有独立的经济学著作,“他主要的工作以及他主要的兴趣,就社会现象而言,都在我们称之为经济社会学或者毋宁说是政治社会学的领域之内,而他将经济社会学与技术意义上的经济学都隶属于政治社会学之下。”[21]

二 政治经济学在近代出现 经济学在近代形成,从一开始就与政治学在国家问题上有重合,政治学和经济学各自从自己的学科角度研究国家,经历了从推崇国家到限制国家的观点演变。

政治经济学范文第2篇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批判 政治和哲学实现 哲学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叙述了政治经济学与社会的关系,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要内涵。在书籍中马克思认为政治经济学是市民社会的另一种展现,政治经济学批判推动着实践变革以及思想的动态发展。由于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哲学、经济学以及政治学为研究基础,以拓宽思想、政治、历史价值维度为只要研究手段,改变了传统的经济分析视角,从而使更多的人关注政治经济学批判,重视政治经济学批判:追求经济的“政治和哲学实现”。

一、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过程

政治经济学批判从起源到现今的发展已经历了二百多年的,经过时间的长河其发展与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不可分割的联系,缺少资本主义的发展,古典政治经济学难以的进步,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在十七、十八世纪主要的成果便是促进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的结果,由于资本社会的内在矛盾日益突出,人们开始反思,在不断的反思中,马克思的《资本论》应运而生。马克思的《资本论》的产生背景是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社会的转型,促使资本主义国家形成多数支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人员出现。

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以及对现今生活的启示

(一)发展过程

在传统的社会中,对于社会财富的管理主要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从法律的确认方面,也自然而然的将社会财富划分为少数人的个人利益,导致社会集体的共同利益被忽视。这种现象在哲学家的眼中是不符合社会发展状况的,妨碍人民幸福以及生活品质,因此,哲学家往往热衷于帮助政府制定妨碍社会财富增长的有关法律。随着社会的进步,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在形成《论共和国》一书中便提到了社会以及经济问题,对于社会中的财富一词也给出了相应的定义,说明财富的所有者是国家以及家庭,是经过加工的物资。这种对财富管理的理解有其片面性和不足性,这是的政治经济学处于初级阶段。社会的不断发展,促使社会团体形成,导致公共的财产的使用要满足社会团体的需要,财富的管理要由个体财产产生共同利益。从而使财政以及政治经济学悄然形成。

在查理五世时期,内政大臣加强了对国家财产的重视程度,以社会公众的利益作为支配国家财产的基础,实现了政治经济学的起步。在亨利四世时期,社会的发展进一步扩大,政治经济学被首次提出,其初步内涵是管理、控制以及自然法则,随后英国开始逐步使用这一新兴词汇,但在使用中偏好政治方面,从而创造了政治算数一词。在法国思想启蒙运动以及法国大革命时期,政治经济学开始确立。在十八世纪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已经与国家资源的生产与分配相联。詹姆斯 斯图亚特将政治经济学作为其著作的书名,在其著作内将政治经济学理解为保证公民的基本生活,完全消除导致生活不稳定的因素,为公民提供必需品以及就业岗位。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对政治经济学的定义是关于立法家与政治家的学问。具体表述为研究国民财富性质的科学。亚当斯密是对政治经济学贡献最大的人,他从哲学角度建立了政治经济学体系,创造性的提出了集合政治、经济、伦理、社会的方法论,建立了政治经济学的双重目标。

(二)对现今生活的启示

政治经济学在不断发展过程中,改变推动其发展的因素,从人类欲望驱使转化为人类自我意识的驱使。在古代社会中为满足其感性需要转化为思想认知体系的建立,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化。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而言,其发展揭示了社会中的种种矛盾,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个人与他人之间的矛盾,并将矛盾上升为规律性的总结。在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中,其发展过程与社会现代化的发展密不可分,标志着世俗化社会向现代化社会的转变,对于现代化社会而言,构成其社会的主体是市民,市民是推动辩证运动的基础,政治经济学对市民的运动提供了相应的指。在亚当斯密看来,市民社会的哲学界主要服务对象,国家在对市民社会的内涵理解上要从法律、政治方面过度到经济领域。亚当斯密认为市民的辩证运动主要体现在:个人需求的满足要与他人的需求产生联系,这样才能保持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被打开的市民社会的一切偶然事件都是灵活的,唯一受到限制的因素是市民的理性。经济与哲学是不可拆分的整体,在政治经济学当中,其主要研究方向是经济,但在整个研究过程中随时保持着哲学的思想、以及哲学的理论,在研究过程中改变了以帝王为国家所有者的治理理念,从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治理术的改变,在政治经济学中个人的生活要众人的神火紧密相连。在政治经济学诞生方面,其诞生背景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上升阶段,导致政治经济学存在一定的革命性,存在一定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进而导致其存在一定的偏离现实的部分,马克思提出在十七世纪的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财富的主要服务对象是国家,国家的整体实力的多少与财富呈正相关。这是一种伪善的形式,将财富以及财富的增值统一为国家的目的,然而对于现代国家的作用只是创造财富的手段。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阐述,揭示了其国家概念与阶级利益捆绑的属性。

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到来以及李斯特、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启示

(一)政治经济学批判时代

十九世纪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要时期,在此期间产生了两位政治经济学批判人物李斯特以及西斯蒙。

李斯特是最早从事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学家,其形成批判意识的背景是德国推行政治新制度,在推行中缺乏相应的理论作为制度推行的指导,缺乏辩证否定方法为基础,德国便难以形成相应的政治经济国民体系。在李斯特的批判中,重点批判无边界的国家主义,死板的唯物主义以及狭义的本位、个人主义。

西斯蒙第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主要表现了对政治经济学的怀疑。其形成批判意识的背景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指导的社会发展出现大量弊端,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从而使社会上出现消费与生产的不平衡,劳务关系崩溃等。在西斯蒙第的批判中,重点批判在进行研究对象的预设时存在的错误,强调“人”才是社会发展的目的,而社会财富只是社会发展的手段。还对经济学家在进行理论预设时的根本错误进行批判,社会中的人尤其是穷人的利益和地位应该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

(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启示

要始终考虑国家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系,要在充分了解世界各国的现今利益以及特殊环境的基础上,推动世界各国发展自身的工业,在与其他发展程度相同的国家进行合作,是国家间自由贸易成为可能,在贸易中增加其自身利益。还要注重世界生产力的发展趋势,在衡量各国的发展情况中不能单单以世界主义为唯一原则,以及不能由于政治上的缘由,导致生产力的下降。

(三)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启示

西斯蒙第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是近代思想史上第一次的社会批判,在其著作中存在一些传统的经济学价值观念,但从整体上还是存在一些积极意义的。在对政治经济学中对于研究“物”而不研究人的批判,为后期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启蒙作用。在经济领域坚持政治经济学的双重目的,在论述中准确的阐述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弊端,同时也揭示了在多年的政治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诸多学说与科学性发展背离的现状。西斯蒙第还对劳苦大众在社会发展中的政治地位以及社会现状进行批判,尤其对政府制定的经济、政治政策进行批判,在批判中展示政治经济学的社会责任。西斯蒙第的论述中完全抛弃了经济自由主义,经济自由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伤害公众利益,他主张通过国家制定相关政策,对经济自由进行宏观调控,从而限制经济的自由。

四、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一)马克思政治经济批判的历史性

马克思政治经济批判的历史性的具体体现是其本质特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本质特征是追溯观念形成发展的谱系关系的批判,注重自我本质的进一步澄清。在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时,要时刻注意将时间串联起来,马克思在进行时间的串联时,发现前现代与现代的本质区别,进一步揭示了现代性的本质核心。马克思从《博士论文》到《人类学笔记》再到《资本论》,这些著作的产生,说明马克思一生都在为政治经济批判作出贡献,同时这些著作的诞生也为后人正确对待政治经济学批判提供理论指导。在其理论著作中充分体现唯物历史观,注重将规律融入现实社会中,侧重思想、制度、历史演化维度的研究。由于其对规律的追问,导致经济范畴的诸多观念的绝对性以及永久性被打破,形成不断变化,不断更新的规律。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可以看出,其理论并非是从经济学到经济领域的批判而是采用另一种方式,从哲学领域去批判经济领域,重述历史发展观,对经济本身具有的范畴进行合理的扬弃。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并不是对经济领域的所有事件进行批判,而是对特定的经济活动,以及经济活动发生的背景进行哲学领域的反思,从而揭示经济活动的内在矛盾。

(二)马克思政治经济批判是哲学辩证法

马克思政治经济批判的哲学辩证法的主要特征之一是进一步展示唯物辩证法在“生成”范畴的哲学道理。对“真”的求知过程便是对资本主义发簪规律的发现过程。在求“真”的过程中,发现资本主义的实质。而“生成”是哲学范畴,是历史辩证法的范围,在“生成”中认识社会发展的认识论原理,发现经济领域的谱系关系,从而发现经济发展的规律。“生成”范畴的使用多数在研究时间生长点的绵延的历史进化意义,以及逻辑运动中,在人与自然的进化关系哲学量化也通常采用“生成”。马克思政治经济批判的哲学辩证法的主要特征之二是注重从简单入手逐步上升到复杂的逻辑辩证法。马克思对逻辑辩证法的叙述中表现为完整的进行表象的蒸发是抽象的规定,其中抽象的规定在进行思维分析中完成具体的再现。

(三)马克思政治经济批判是无产阶级活动的理论指导

马克思主义在对无产阶级的判断主要通过,揭示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以及面对规律应当如何行动进行判断。马克思是无产阶级的精神领袖也是共产主义的理论家,在其对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的过程中,充分展示了科学性以及阶级性。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就是对资产阶级的批判,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对资产阶级这种意识形态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包含唯物历史观、辩证法、哲学思想以及经济学思想,在充分的融合中产生不断完善的无产阶级世界观。

(四)马克思政治经济批判的意义

马克思政治经济批判的意义在于其充分的解释了资本主义世界的“资本”。从人的精神世界反思极端学说。解释资本与人类精神之间的关系,只有从人类的精神世界分析资本,才能从根本上认识资本,了解资本的真理,从而获得人类精神与理性权威的统一。在现今社会的发展中,虽然拥有大量的社会财富,但要时刻保持多财富本身的批判,人类欲望的驱使会导致货币的变性,而货币的异化会导致文明社会的奔溃以及人与社会、自然的对立。

综上所述、政治经济学批判要自觉运用其形式,认真对待相关著作,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解决社会中出现的生产问题、财产问题以及经济关系问题。

参考文献:

[1]夏国军.中国经济改革的哲学在场性:走向新“政治经济学批判”――“全国经济哲学研究会成立暨学术研讨会”述评[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4,(01).

[2]薛俊强.“个人”“群体”和“社会”和谐共生之社会整合视域的形成――论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哲学批判[J].前沿,2011,(01).

[3]鲍金.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重新理解《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真实意蕴[J].改革与战略,2015,(03).

[4]袁立国.市民社会与人的解放: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唯物史观[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02).

政治经济学范文第3篇

 

一、分享经济议题设置的问题意识

 

经济学的问题意识,按其侧重重心的不同,可以分为资源配置与利益分配两类。前者可称为斯密问题,后者可称为李嘉图问题。以斯密问题为出发点形成的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以李嘉图问题为出发点形成的是政治经济学(包括新、旧制度经济学)。对分享经济来说,闲置资源利用,主要是一个斯密问题(配置问题,即主体与客体关系问题),最关心的是资源如何能够实现最优配置;使用而非拥有,主要是一个李嘉图问题(利益问题,即主体与主体关系问题),最关心的则可能是谁能从分享中得到最大利益。

 

从利益关系角度认识分享经济,首先应回到这个问题的理论出发点,即李嘉图问题。李嘉图认为,利益分配是政治经济学(区别于斯密)的核心问题。劳动价值论在其古典含义中,含有人与人的关系决定价值,而不是资源配置决定价值的意味。

 

在政治经济学的传统中(包括古典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旧制度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甚至新古典政治经济学),无论左右,在这一点上都相对一致。例如,科斯的新制度经济学,从根上否定效用函数这一概念。理由与传统政治经济学一样,都在诟病效用函数表现不出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往轻里说叫利益博弈,往重里说叫阶级斗争)。因为效用最大化,没指明生产方中哪个要素主体获得利益多,哪个获得利益少。分享,表面上是资源分配,背后却是利益分享。

 

对利益的改变,如果没有一个基础的说法,遇到实际问题,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甚至上层建筑,都会出现不适。比如,对专车治理来说,有政府部门可能就会认为,只有顺风车才算分享,而约租车因为有利益回报因此不算分享。可见这个问题不是凭空提出的,而是因现实问题引起的,与具体规制对应的制度经济学利益理论就还没讲通。再比如,按大陆法系的物权法,“使用而非拥有”不能成立,因为资源归属于我,利用还是不利用(甚至浪费),拥有者具有随意支配权(滥用权),滥用资源并不违法。分享经济虽然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但于法无依。等等。可见,提出这个问题,不是为了学究兴趣,而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

 

二、分享经济的政治经济学解

 

(一) 分享经济的价值论

 

1. 对应“按使用收费”的使用价值

 

利益的基础是价值,因此利益理论的起点应是价值论。“使用而非拥有”在价值上对应的是什么?“使用而非拥有”直接的意思是转移使用权(accese),而不转移拥有权(ownership)。可以认为,拥有对应的是(交换)价值,使用对应的是使用价值。价值与使用价值的二重性,正好是政治经济学中商品的二重性。只有政治经济学区分价值与使用价值,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并不区分二者。但在政治经济学中,价值与使用价值的价格是同一个价格。

 

从这里开始,分享经济就不一样了。因为“使用而非拥有”对应的技术和经济现象都把价值与使用价值分开了。在技术上,云计算模式讲软件即服务(SaaS)时,不是按软件的价值收费,而是按使用收费,即按使用价值收费。在经济上,云服务模式,讲产品免费,服务收费。服务也是指使用。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怪异”的情况?我认为这是由生产力决定的。工业生产力与信息生产力最大的不同在于,工业生产力下的产品在使用上,不可复制(指不可非排他性使用、非竞争性使用);信息生产力下的产品在使用上,可以复制(技术上可以非排他性使用、非竞争性使用)。在工业生产力条件下,实物资产只能使用一次(如实体房子),如果出让使用权,只能收一次租金;在信息生产力条件下,无形资产(如苹果、百度的开发工具),可以让无数人同时反复使用,可以从不同使用者(如APP开发者)那里收取租金。租金就是使用费,如果在同一时空条件下,租金只能收一次,价值的现期收益与使用价值的现期收益是对等的;如果租金可以反复收,价值的现期收益与使用价值的现期收益就不再对等,反复使用这种意义上的分享,就会带来大于价值的现期收益。因此,分享的价值论与不分享的价值论就产生了不同。

 

可以这样理解其中的机理。与拥有对应的价值,是一系列使用权利束的总和。比如,一幢房子使用期限是70年,假设总收益是70年租金的总和。每一年的租金(使用费),我们称为一个使用权利束,房子拥有权的收益就等于70个使用权利束的收益。但在分享经济下不是这样算的。使用权利束是可伸缩的。比如,阿里巴巴的虚拟商铺与柜台,有多少人使用它,就有多少使用权利束。但这个权利束集合,不是一个定数。可以是70万人使用、700万人使用,也可以是7000万人使用,使用的权利束是可伸缩的。相当于70年产权的房子,使用的当期收益,可以乘70万、700万、7000万倍不等。这意味着使用价值的现期收益,由于非排他性的复制,而变得与价值的总收益不再对称。

 

2. “按使用收费”对应体验

 

在政治经济学中,价值对应抽象劳动,使用价值对应具体劳动。抽象劳动创造价值,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如果使用由于复制而具有非排他性,具体劳动创造的使用价值的现期收益,就不再与价值的总收益对称。

 

具体劳动,在分享经济中,对应的是APP们具有创造性的个性化劳动,这种劳动创造的效用,在于消费者的个性化体验。这部分对应的价值,可以是一种相对于交换价值的溢价。交换价值(如P=MC)与其溢价(AC-MC),不同于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的关系,是创造性具体劳动的结果。

 

分享经济可能使劳动者除了提供对应(无创造力的)劳动力的具体劳动外,还可能提供对应(有创造力的)劳动者的具体劳动。劳动者创造性的发挥,为在利益上分成打下基础。

 

3. 分享使用的价值论

 

当把分享使用资源这一客体角度转向主体角度后,我们会发现,分享经济将来带来的最大改变,是具体劳动、抽象劳动到更高的具体劳动(俗称创新)的演进。

 

借助创新,分享经济中会出现使用价值和具体劳动的否定之否定。在定量上,就表现为差异化服务带来的溢价。例如,在APP中,对生产资料的多次复用、多元化使用,带来创造性价值的发挥。

 

(二) 分享经济的产权论

 

政治经济学研究利益的进一步的框架是权利框架。例如,制度经济学可以认为是为权利制定的游戏规则的大杂烩。

 

1. 所有权内核二分

 

把价值与使用价值这种从商品客体角度归纳的二元特征,转化为权利的二重性,就是归属权与利用权二重性。“使用而非拥有”中的拥有,对应的是支配权(Ownership,归属权);使用对应的是使用权(Accese,利用权)。

 

工业时代的产权论,往往把拥有权(支配权)与使用权合并为一个权利,通称为所有权(常常把支配权称为所有权)。有的理论把使用权当作拥有权的一个子集,我们应认识到,这里没有明言的一个预设前提,是二种权利的当期收益对称。使用权的问题,被当作租赁权的问题。

 

刚才讲过,在分享经济中,拥有的当期收益(不分享,只供自己使用一次)与使用的当期收益,是不对称的。与传统租赁权相比,按使用收费出现了分化,一次性使用(排他性使用),是按使用收费,其特点是不管使用效果如何,都要向拥有者付使用费(例如向小贩租实体的房子,不管小贩赚不赚钱,都要收租);而复用式使用(非排他性使用,如网商使用阿里平台,不影响其他网商同时使用),将可以发展为按使用效果收费(例如,苹果对APP的策略是,不赚钱的不收租金,赚钱的才收租金)。后者的不同在于,相当于小贩租住后,视其效果(是否赚钱)来决定是否收取使用费。

 

2. 资本与劳动关系的逆转。

 

如果说,协同消费意义上的分享经济,还只是交换关系;那么,像苹果、阿里巴巴这类分享平台、工具等生产资料(而非闲置资源)的分享经济,就应深入到生产关系,特别是生产关系中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新型关系来看待了。

 

在传统经济中,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资本专用性决定了生产资料只能在产权主体内部使用,而分享经济由于生产资料(如开发工具)可以非排他性使用,因此生产资料可以分享给不同的产权主体使用。例如APP开发者与苹果公司不是同一个产权主体,但可以分享使用苹果公司的平台与开发工具。

 

资本可复制,从利益关系看,会导致资本稀缺性的流失,导致资本及其主义的地位下降。《零边际成本社会》作者杰里米·里夫金预言,“到2050年,协同共享很可能在全球大范围内成为主导性的经济体制”,“资本主义体制将丧失在经济中的主导地位”,“资本主义的没落并非由‘敌对势力’所致”,而是由于资本主义“内部架构”中存在的矛盾,“加速了它的灭亡”。

 

资本可复制,从经济角度讲,首先是其具有同质性、通用性,适合各个不同的APP劳动者使用。但劳动却难以复制。因为更高的具体劳动(创新),在一对一条件下,复制它并没有多大意义。一对一的劳动复制起来缺乏意义,这就好比,孩子出于习惯,喜欢吃母亲做的菜,复制这位母亲的菜,并不能使吃惯自家菜的别人家孩子认同同样的口味。

 

资本可复制,而劳动不可复制,从长远看,将导致二者地位的此消彼长。以物质资本投资为导向的经济,不仅仅是由于生产过剩而使资本陷入流动性陷阱,更会因为稀缺性的流失而雪上加霜。新兴的知识经济也不仅仅是由于技术上的原因而成为新的方向,更是由于知识与劳动的结合,形成更贴近消费者的个人知识,而在个性化时代成为财富权力的主要来源。

 

3. 分享经济将导致分成制:在一次分配中实现风险与收益共担的公平

 

在传统政治经济学,拥有者与使用者一般是雇佣关系,使用者只是拿工资的劳动力。但分享经济中的拥有者与使用者是分成关系。使用者在拿到相当于工资的劳动力报酬之外,还可以获得对应剩余的分成。例如,苹果商店模式中,劳资分成比例中七三分成,APP开发者得大头。

 

劳动者作为生产资料的使用者,之所以在一次分配中就可以参与分成,对分享经济来说,有两种情况。

 

一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内外提出的分享经济理论,包括私有制下的分享经济;公有制下的分享经济。共同特点是就分配谈分配。威茨曼的分成制,仅适用于滞胀条件下,一旦经济复苏,资本重新变得稀缺,分成就不再具有条件。除本分成制虽然符合共享发展理念,但其分成缺乏先进生产力和创新作为基础,因此容易流于空想。

 

二是当前互联网条件下的分享经济中的分成。它的分成不是从分配角度,而直接是从生产角度提出的。分成是因为拥有者提供平台,使用者提供创造性劳动(利用人力资本提供增值应用服务),二者都具有资本的地位而形成的。我过去提出的知本家,就是指具有知识“资本”的劳动者。在互联网分享经济中,一线劳动者比拥有者更接近顾客,在利润和溢价中形成的地位与作用不断提高,其具有的个人知识成为分成的现实基础。

 

产权的拥有与使用二分,非常适合高风险、高收益条件下的拥有者与使用者之间的利益协调。因为产权的拥有方一旦分享生产资料的使用权,在平台与应用分离的新业态下,可以同使用者谈判分担风险与收益。这也是分成得以成立的条件。

 

三、分享经济的政策指向

 

分享经济从闲置资产利用角度,可以导出对绿色发展、协调发展,以至供给侧改革的政策支持,但这不是侧重政治经济学分析的本文分析重点。我们重点从利益角度,分析一下分享经济的政策指向。

 

(一) 分享经济发展有利于实现共享发展理念

 

发展分享经济不仅仅有利于资源节约,更重大的意义在于有利于促进共享发展。分享有别于共享,在于分享不是一种慈善行为,而是一种商业行为。认为只有不以赢利为目的才算分享经济,是不符合实际的。作为以租代买的分享经济,按使用效果收费的租,毕竟也是商业性的。但是,同传统商业不同,分享经济必须以共享资源为手段,因此它客观上与共享发展具有相同的方向。

 

(二) 发展分享经济有利于先富与共富的统一

 

第一,分享经济通过平台免费和增值收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将普遍服务与商业竞争结合起来。虽然分享经济提供类似普遍服务的功能,如免费提供生产资料、开发工具等,主观上不是为了公益,而是为了赚钱,但毕竟在客观上为劳动者提供了共同富裕的机会。或者说,分享经济与传统经济的不同在于,它必须以提供共同富裕的条件,作为自己获益的条件,这在很大程度上,已优于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的模式。

 

第二,分享经济强调“使用而非拥有”,不必凡事都要问姓社姓资(即非要问谁拥有),而把重点放在谁能实际利用资产,非常符合中国特色实践。中国古代的租佃分成制、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都是“使用而非拥有”的典范,互联网使中国古代和当代的“使用而非拥有”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以发扬光大,有利于先富与后富矛盾的统一。

 

第三,应当引导国有企业以提高知识资产占比,推动生产资料分享使用,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分散经营风险为切入点,实现普遍服务与商业竞争的结合,在高风险高收益条件下实现保值增值。在这一点上,实行普遍服务与商业竞争分类管理的中央企业,实在应向实践分享经济的企业好好学习。

 

(三) 发展分享经济有助于双创和中国梦的实现

 

第一,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通过分享、协作方式搞创业创新,门槛更低、成本更小、速度更快。通过生产资料(知识工具或闲置资产)分享,使更多的人获得分享重资产,从而参与轻资产运作的机会,大大提高创业和创新的节奏和频率。

 

第二,有利于经济包容。拓展我国分享经济的新领域,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有利于增加经济的包容性。促进机会公平、社会流动。特别是分享机会有利于在一次分配中实现公平,大大减轻了国家二次分配的负担。随着互联网日益普及,中国社会加速走向城市化,公民收入差异越来越大。协同共享可以极大缩小收入差距,有利经济社会稳定协调地发展。

 

第三,有利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一方面,分享经济中,拥有者与使用者是分成关系,劳动者通过分成,改变了劳动力单纯获取工资的地位,加入到剩余价值的分配中来;另一方面,劳动者作为使用者,分成靠的是创造性劳动而不是转移支付、二次分配,更有利于自豪感和主人翁精神的养成,有助于创造条件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本文丝毫不涉及分享经济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方面的作用,不代表这个方面不重要。只是想以此说明,现在许多流行的分享经济说法,是有偏的。发展分享经济,也可以从共享发展理念这个不同角度来理解。合在一起,才更加全面。

政治经济学范文第4篇

上个世纪下半叶,由于经济体制的改革与合流,加上世贸组织的推波助澜,全球一体化形成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大潮流。尽管如此,要建构一个全球大多数国家共同参与其中的可操作的框架并不容易,“多哈回合”谈判因而触礁。在这样的形势下,部分的国家和地区寻求区域一体化乃成为次佳的选择,北美自由贸易区(加、美、墨三国)与欧盟是先驱,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双双对对的自由贸易区则如雨后春笋似地纷纷出现;在亚洲,也不遑多让,经过10年谈判之后,东盟十国与中国的(10+1)自由贸易区从2010年1月1日开始运作,东盟与韩国、东盟与日本的(10+1)谈判也都在进行之中。另外,还有本质上与自由贸易区类似的CEPA也在内地与香港、内地与澳门之间签署。这股潮流势不可当。理论上,区域化的组合越来越多,交叉重叠之后,也就越来越接近全球化了。然而,却也在这样的发展大趋势下,台湾成了极少数的例外。

由于特殊的原因,台湾与其贸易对象之间难以签署自由贸易区协定(FTA),因而当区域化趋势越明显,台湾无形中也就被边缘化了。这就使台湾处在一个越来越不利的竞争形势当中,这就是台湾为什么急于与最大的贸易对象中国大陆签署ECFA的背景。

然而所有类似FTA的协议,谈判都不容易,因为一旦签署,签署者的弱势产业及其从业者就被暴露在一个完全竞争的态势之下,从而面对发展与生存上的困难。正因为如此,有些FTA谈判持久却仍难签署,例如韩、美两国,困难就出现在韩国的鸡农与美国的汽车业的抗拒之上。

有些时候,作为谈判双方的优势一方,为了促成VrA的早日实现,也会对弱势一方“让利”。中国与东盟的(10+1)谈判,中国对所谓“新东盟”四国(缅、柬、老、越)就有所谓“让利”安排,同意这些国家可以对来自中国的货物仍然征收关税直到2015年。

两岸之间的ECFA协商显然也面临到类似的情况。双方都会有一些相对弱势的产业会面临到比以前更严峻的竞争,例如台湾的农业与中小企业。于是。这就成为作为一个在野政党据以抨击执政的主要着力点。

政治经济学范文第5篇

关键词:传播政治经济学;传播;资本;传播;权力

顾名思义,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传播与政治、经济之间的关系。“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斯迈思认为应该关注宏观的大众媒体与社会的关系,即关注大众媒介作为一种经济力量对宏观社会的影响以及社会政治、经济权力机构对大众传播活动的作用,强调一种以‘历史的’、‘制度的’方法来研究传播现象。”[1]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着眼的是宏观传播显现的研究,涉及到的领域广泛,媒介政治经济理论所涵盖的内容也是五花八门。宏观的研究层次、广泛的理论范畴、散见的理论成果等使得这个学派的学者没有明显的学术传承,甚至很多学者并不认为自己是研究媒介政治经济学的。

传播政治经济学是批判学派的重要分支,“它传承了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学术精髓,试图将传播现象放在一个更广泛的历史、经济和社会背景下来研究,探讨媒介和传播系统如何强化、挑战或影响现有的阶级与其他社会权力关系”[2]。传播政治经济学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出发,研究社会权力关系与传播生产、流通、消费的相互构建,“从总体上看,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主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同时吸收了制度经济学、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观念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从西方社会的现实出发,将传播组织置于广泛的政治经济背景中,通过考察传播组织与政治、经济权力机构的相互作用,来揭示政治经济权力关系,特别是经济权力关系对大众传播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影响,批判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为私人所有权控制的、以追逐利润为目标的商业媒介对公共利益、公民权、社会民主的损害”[1]。

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基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范畴,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阐释和批判媒介在现实世界中所产生的影响。这样的阐释和批判大多基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关注资本和权力在传播中的作用,从早期观察一个社会内资本和权力在媒介上的运作到关注国际传播中的资本及权力关系,以及全球传播不平等的现象等,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将传播放在人类发展、社会进步、民主自由等层面上加以考察。

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在界定自身研究时,提出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三个起点,“即商品化(commodification)、空间化(spatialization)和机构化(structuration)”[3],这样的三个起点背后都是资本和权力的运作,这样的运作在社会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是需要进行阐释和批判的。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被认为具有四大特点:“历史分析;广泛的社会整体理解;道德哲学(价值观, 社会良好秩序);社会干预(即实践)”[4],其研究是在广泛的社会历史视域内进行的,媒介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教育、宗教、家庭等一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模式可以总结为以下四部分:“(1)提供背景/语境 (contextualizing);(2)图绘(mapping);(3)衡量(measuring/evaluating);(4)实践(Praxis/Intervening)”[2]。传播政治经济学提倡去媒介中心化,媒介只是一种背景与语境,把传播作为一个更广阔的社会整体中的一个方面加以考察;对权力运作以及控制机制进行图绘表现,描摹政治经济权力中心与传播权力中心的相互构建关系;对权力与控制的图绘之后,站在一定价值基础上对传播机构和过程进行衡量与评估;最后就是对于研究发现的现实运用。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可以归结为两个:“一、分析政治经济压力与限制对传播与文化实践的影响,以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是如何左右传播的内容与形式的;二、研究传播产业在信息化全球资本主义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上升地位”[2]。资本是政治经济分析的重点,在资本主义世界,权力的来源也是资本。

初始的政治经济研究大多集中在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之内,关注其中的资本与传播的关系;而后随着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以及由此而来的全球化,研究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关注资本与传播的关系。需要指出的是,资本对传播的控制经历了一个变动的过程:媒介的私有化――私人资本对传播的控制;国家在传播中的扩张――国家资本及其他权力对传播的控制;世界传播发展的不平衡――世界资本及其权力对传播的控制。

传播政治经济学派作为一个流派,在借鉴其他学科知识并在斯迈思等人的奠基开创作用基础上,根据其发展的历史背景、发展状况、研究主题等演变,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初创时期――20世纪40年代末至60年代中期;蓬勃发展期――20世纪60年代中期只80年代末;反思时期――20世纪90年代以来”[1]。

初创时期的政治经济学派在30、40年代的反法西斯主义理论与实践以及50、60年代以来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和西方激进社会运动的影响下,传播研究的政治经济取向开始出现。主要的学者有斯迈思、赫伯特・席勒等,主要的成果是对媒介与国家、媒介与公共利益、媒介企业生产过程的研究。进入蓬勃发展期后,作为学派的发源地北美研究成果丰硕,这一时期除了斯迈思之外,席勒、托马斯・古贝克、珍妮特・瓦斯科、文森特・莫斯可等人的研究大量涌现;欧洲的研究也迅速崛起,以英国累斯特大学大众传播研究中心默多克和戈尔丁等为代表的欧洲学者对传播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深入研究,法国传播学者阿曼德・马特拉的研究也做出了重要贡献。该时期研究已经涉及到媒介产品本质的研究、信息及文化产品的不均衡流动、传播中的阶级关系及斗争等等。现实的深刻变化(冷战结束、经济全球化、媒介文化市场全球化等等)以及不断遭遇的理论挑战(后结构主义、后福特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等的挑战),传播政治经济学在90年代进入反思时期,在结合世界发展思考一些研究话题的同时反思自身理论的发展,结合世界发展深入探讨传播业的发展、研究传播新技术对社会的影响、考察媒介私有化对媒介内容的影响等研究发展迅速,席勒、莫斯可、默多克、戈尔丁等人都在寻求贴近变化了的现实的研究问题,成果丰富。

参考文献:

[1] 刘晓红.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13,31,32.

[2] 赵月枝,邢国欣.传播政治经济学[M].刘曙明,洪浚浩.传播学[M].511~538.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3] 莫斯可(加).传媒政治经济学[M].胡正荣,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