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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系统理论范文第1篇
关键词：佐哈尔；多元系统理论；文学系统；当代翻译理论
一、多元系统理论的兴起与主要观点
20世纪70年代末，西方翻译理论的研究方向逐渐转向了文化层面。最为著名的流派是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学派。其代表人物为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教授伊塔马・埃文-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他提出了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这一理论主要研究动态文化和异质文化。佐哈尔认为，不同文化之间存在互动，受系统关系的制约，是一项复杂的动态性活动，而不是一种预先可以固定的活动。所以，从文化形成的角度来看，不同文化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存在某种互动。因此，翻译在系统范围内也就是在不断变化的，这些互动相互密切关联。
佐哈尔还认为，传统的研究范式存在诸多弊端，过分侧重于实证主义和物质内容的分析，应该建立在大量的个案研究基础之上，用现行的功能主义范式进行取代。因此，他批评了以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为代表的日内瓦结构主义学派的静态系统观和非历史观（埃文-佐哈尔，2002：20），转而在总结俄国形式主义的基础之上，创立了一套崭新的理论，即多元系统理论。基于形式主义，多元系统理论认为各种符号现象，即由符号主导的人类交际形式，如文化、语言、文学、社会等，是由系统组成了混合体（杨柳，2009：31）。
佐哈尔把文本看作由多个层次组成的结构，让这些结构变成了一种多变的动态网络。一方面，他吸取了索绪尔的“结构”这一概念，同时全面摒弃了索绪尔用静态结构来解释语言系统的做法；另一方面，为了强调社会文化系y的历时和共时的互动作用，提出了“动态结构”的概念。
二、多元系统理论与文学系统
佐哈尔特别强调指出：多元系统论的原则之一，是绝不以价值判断为准则来预先选择研究对象。这一原则对文学研究尤其重要，因为仍然有人混淆文学批评与学术研究（佐哈尔2002：21）。因此，他为文学系统提出了三对相互对立的概念：（1）经典化和非经典化（canonized and non-canonized）模式的对立，或者说“高雅文学”和“理俗文学”的对比。通常较为保守的“经典化”模式会试图维持自身的主要地位，而其他创新的“非经典化”模式则试图取代前者的核心地位。（2）中心与边缘（center and periphery）位置的对立。佐哈尔认为，翻译文学既可能处于中心位置，也可能处于边缘位置。（3）主要和次要（primary and secondary）活动的对立，即创新和保守的对立。对某一文化多元系统进行深入了解，就必须兼顾主要和次要两种模式，对实践中的翻译实例进行全方位描述。
这三对概念之间不存在内在的关联，而是由人为设定的，受社会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的制约，可以互相转化。一个文本不是由其内在特点来决定其在系统内的地位，而是由文本之外的社会文化因素决定。
三、多元系统理论对当代翻译理论的影响
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对当代翻译理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影响。第一，多元系统理论让传统翻译研究摆脱了静态和孤立的研究方法，拓宽了研究领域，以动态观点分析翻译的有关问题，实现了推陈出新。第二，多元系统理论研究强调以大量的个案实证研究为基础，而非假设或解释，译者参与具体研究和论述，使得研究结果更为可靠。第三，多元系统理论之前的其他翻译理论以翻译产品为主要对象，而非理论本身，研究产品成为翻译研究的目标，该理论则强调理论在实践中的重要地位。综上所述，多元系统理论为传统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带来了三大根本性变化，即综合的解释性，合适的实证考查以及理论的历史演化。
四、结语
佐哈尔用多元系统理论对翻译文学的地位、翻译的规范进行了具体阐释，指导具体翻译实践。该系统并非单一的系统，而是一个异质的、开放的结构，是由相互联系的各个因素组成的一个多层次集合体，随着其中各因素的相互作用，该集合体也会变化和发展。因此，多元系统理论能够有效地解释人们面临的棘手的社会文化现象，应当以批判性的态度看待。
参考文献：
[1]杨柳.20世纪西方翻译理论在中国的接受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
[2]谢天振.多元系统理论：翻译研究领域的拓展[J].外国语.2003（4）.
多元系统理论范文第2篇
关键词:晚清 侦探小说 多元系统理论
侦探小说(detective story)是西方通俗小说中一个新的类型和新的流派,它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以翻译侦探小说着称的周桂笙说:“侦探小说,为我国所绝乏,不能不让彼独步。盖吾国刑律讼狱,大异泰西各国,侦探之说,实未尝梦见”(周桂笙,1904:3)。作为中国翻译小说的一种类型,侦探小说在近代译介较早,1896年至1897年《时务报》英文编辑张坤德最早翻译了柯南·道尔的四篇福尔摩斯探案,并刊载在《时务报》上,题为《歇洛克·呵尔唔斯笔记》;随后,许多外国侦探小说家如爱伦·坡(AllanPoe)、埃米加·加博里奥(MileGaboriau)、鲍福(Fortune
duBoisgobey)等的作品也陆续被翻译过来。到1911年左右,中国作家几乎将世界上所有的侦探小说都翻译一遍,其数量之多,用阿英的话说:“当时译家,与侦探小说不发生关系的,到后来简直可以说没有,如果说当时翻译小说有千种,翻译侦探小说要占五百部上”(阿英,1980:180-186)。据资料显示,当时投身这股翻译侦探小说热潮的译者有程小青、孙了红、周桂笙、悉若等数十人,其中不乏林纾,周瘦鹃等翻译大家。由此可见,域外小说中侦探小说的翻译在当时尤其风靡。
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theory)是以色列学者伊塔玛·埃文一佐哈尔(Itama Even-Zohar)于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的一种理论。该理论以俄国形式主义文艺理论为基础,汲取了结构主义、一般系统理论与文化符号学的积极因素,将翻译文学视为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子系统。
一 晚清侦探小说的译介
晚清时期,翻译活动明显比创作活动活跃,“就翻译书的数量,总有全数量的三分之一99(阿英,1980:180)。陈平原也认为,1896-1916年这20年间出版的小说“具体数字很难准确估计,但这20年小说出版中译作占压倒优势,却是明显的事实(陈平原,1989:29)”。当时的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学多元系统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发挥着比创作小说更为重要的影响。翻译侦探小说作为当时翻译小说的主流之一,在当时的中国文坛占据了主流的地位,其“数量之多(约占全部翻译小说的四分之一)、范围之广(欧美侦探名家几乎都有译介)、速度之快(翻译几乎和西方侦探小说创作同步)”(郭延礼,1996:81)、影响之深在当时翻译小说界可谓是名列前茅。
二 晚清侦探小说翻译热潮之缘由
在当时,侦探小说翻译热潮的形成一方面得益于其本身的艺术内容与形式:它内容新颖,“给中国读者提供了全新的阅读体验”(刘扬体,1997:281);另一方面,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和文学背景都起到了关键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侦探小说在当时的繁荣是晚清社会政治文化因素与译作之间互动选择的结果。
佐哈尔认为,翻译文学在三种条件下会在目的语的文学多元系统中占据中心地位,下面我们将针对这三种条件分别探讨分析。
1. 第一个条件——晚清时期新小说处于建立中
清朝末年,大多数具有改良意识的文人将文学作为政治改良和社会变革的手段,梁启超等竭力倡导“文学救国”,提倡译介西方小说,以作为开启民智的工具。晚清侦探小说大量译入以致形成侦探热,大约是在1907年之后,到五四时期达到顶峰。由于当时中国所处的内外交困的历史环境,人们痛感科学力量的伟大,“迫切想在政治小说中祈望新的民主体制,在科学小说中领略科技的魅力,在侦探小说中获得公平法制”(张萍,2002:53),而且晚清时期正好是中国传统的文学体系行将崩溃,而新文学体系又尚未完全确立之际(1919年爆发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中国新文学体系真正确立的分水岭),翻译文学不可避免地成为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主流,承担起了启迪民智的作用。 2. 第二个条件——晚清小说处于弱小状态
小说这一文学题材在中国传统文学多元体系中一直是边缘化的角色,属于“小道”,写小说是“雕虫小技,壮夫不为”。正是因为中国本土小说长期处于边缘和弱势的地位,它们不具备足够的影响力来对翻译小说进行限制和打压,只能放任它们泛滥流行。
传统小说的弱小使得它无法担负起当时的社会环境赋予小说的任务——改良图志;因此,梁启超等人倡导“小说界革命”,正是要借助于域外小说的力量实现新文学的发展,从而改变国家的落后地位,翻译文学在当时就一跃成为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主流,占主导地位。
3. 第三个条件——晚清传统文学受到冲击,处于转折点
晚清翻译小说的高潮可以说是随着“小说界革命”的兴起而来临的。梁启超在1902年提出“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饮冰,1989)。把小说视为“改良群治”,救国救民的关键,虽说只是传统的“文以载道”观念的延续,但前人多对此不甚重视,梁启超等却借此提倡小说。但是他们所提倡的新小说却不是中国原有的古典小说,因为中国传统小说为“中国群治****之总根源”(饮冰,1989)。至此,中国原有的传统小说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真正意义上的新小说又尚未诞生,所以外来的翻译小说自然进入了梁启超等人的视野。要“改良群治”,自然要借助翻译小说,因此域外小说变得身价百倍。在这股变革洪流中,原以诗词歌赋为文学正宗的传统文学体系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正在处于佐哈尔所说的何去何从的转折关头。当形式新颖、内容扣人心弦的外国侦探小说介绍到中国时,国内读者的注意力为之吸引,促使了翻译热潮的产生。
多元系统理论范文第3篇
论文内容摘要：在晚清的文学翻译中，尤其以侦探小说翻译数量最为众多，最受大众欢迎，影响最为深远。本文通过简要介绍晚清的侦探小说翻译热潮，根据伊塔玛·埃文一佐哈尔(Itama Even-Zohar)提出的多元系统理论，分析了当时侦探小说翻译热潮兴起的缘由。本文旨在指出此次侦探小说翻译热潮并不是一个孤立事件，它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和文学传统背景。
侦探小说(detective story)是西方通俗小说中一个新的类型和新的流派，它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以翻译侦探小说着称的周桂笙说：“侦探小说，为我国所绝乏，不能不让彼独步。盖吾国刑律讼狱，大异泰西各国，侦探之说，实未尝梦见”(周桂笙，1904:3)。作为中国翻译小说的一种类型，侦探小说在近代译介较早，1896年至1897年《时务报》英文编辑张坤德最早翻译了柯南·道尔的四篇福尔摩斯探案，并刊载在《时务报》上，题为《歇洛克·呵尔唔斯笔记》；随后，许多外国侦探小说家如爱伦·坡(AllanPoe)、埃米加·加博里奥(MileGaboriau)、鲍福(Fortune
duBoisgobey)等的作品也陆续被翻译过来。到1911年左右，中国作家几乎将世界上所有的侦探小说都翻译一遍，其数量之多，用阿英的话说：“当时译家，与侦探小说不发生关系的，到后来简直可以说没有，如果说当时翻译小说有千种，翻译侦探小说要占五百部上”(阿英，1980:180-186)。据资料显示，当时投身这股翻译侦探小说热潮的译者有程小青、孙了红、周桂笙、悉若等数十人，其中不乏林纾，周瘦鹃等翻译大家。由此可见，域外小说中侦探小说的翻译在当时尤其风靡。
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theory)是以色列学者伊塔玛·埃文一佐哈尔(Itama Even-Zohar)于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的一种理论。该理论以俄国形式主义文艺理论为基础，汲取了结构主义、一般系统理论与文化符号学的积极因素，将翻译文学视为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子系统。
一 晚清侦探小说的译介
晚清时期，翻译活动明显比创作活动活跃，“就翻译书的数量，总有全数量的三分之一99(阿英，1980:180)。陈平原也认为，1896-1916年这20年间出版的小说“具体数字很难准确估计，但这20年小说出版中译作占压倒优势，却是明显的事实(陈平原，1989:29)”。当时的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学多元系统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发挥着比创作小说更为重要的影响。翻译侦探小说作为当时翻译小说的主流之一，在当时的中国文坛占据了主流的地位，其“数量之多(约占全部翻译小说的四分之一)、范围之广(欧美侦探名家几乎都有译介)、速度之快(翻译几乎和西方侦探小说创作同步)”(郭延礼，1996:81)、影响之深在当时翻译小说界可谓是名列前茅。
二 晚清侦探小说翻译热潮之缘由
在当时，侦探小说翻译热潮的形成一方面得益于其本身的艺术内容与形式：它内容新颖，“给中国读者提供了全新的阅读体验”(刘扬体，1997:281)；另一方面，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和文学背景都起到了关键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侦探小说在当时的繁荣是晚清社会政治文化因素与译作之间互动选择的结果。
佐哈尔认为，翻译文学在三种条件下会在目的语的文学多元系统中占据中心地位，下面我们将针对这三种条件分别探讨分析。
1. 第一个条件——晚清时期新小说处于建立中
清朝末年，大多数具有改良意识的文人将文学作为政治改良和社会变革的手段，梁启超等竭力倡导“文学救国”，提倡译介西方小说，以作为开启民智的工具。晚清侦探小说大量译入以致形成侦探热，大约是在1907年之后，到五四时期达到顶峰。由于当时中国所处的内外交困的历史环境，人们痛感科学力量的伟大，“迫切想在政治小说中祈望新的民主体制，在科学小说中领略科技的魅力，在侦探小说中获得公平法制”(张萍，2002:53)，而且晚清时期正好是中国传统的文学体系行将崩溃，而新文学体系又尚未完全确立之际(1919年爆发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中国新文学体系真正确立的分水岭)，翻译文学不可避免地成为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主流，承担起了启迪民智的作用。
2. 第二个条件——晚清小说处于弱小状态
小说这一文学题材在中国传统文学多元体系中一直是边缘化的角色，属于“小道”，写小说是“雕虫小技，壮夫不为”。正是因为中国本土小说长期处于边缘和弱势的地位，它们不具备足够的影响力来对翻译小说进行限制和打压，只能放任它们泛滥流行。
传统小说的弱小使得它无法担负起当时的社会环境赋予小说的任务——改良图志；因此，梁启超等人倡导“小说界革命”，正是要借助于域外小说的力量实现新文学的发展，从而改变国家的落后地位，翻译文学在当时就一跃成为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主流，占主导地位。
3. 第三个条件——晚清传统文学受到冲击，处于转折点
晚清翻译小说的高潮可以说是随着“小说界革命”的兴起而来临的。梁启超在1902年提出“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饮冰，1989)。把小说视为“改良群治”，救国救民的关键，虽说只是传统的“文以载道”观念的延续，但前人多对此不甚重视，梁启超等却借此提倡小说。但是他们所提倡的新小说却不是中国原有的古典小说，因为中国传统小说为“中国群治****之总根源”(饮冰，1989)。至此，中国原有的传统小说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真正意义上的新小说又尚未诞生，所以外来的翻译小说自然进入了梁启超等人的视野。要“改良群治”，自然要借助翻译小说，因此域外小说变得身价百倍。在这股变革洪流中，原以诗词歌赋为文学正宗的传统文学体系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正在处于佐哈尔所说的何去何从的转折关头。当形式新颖、内容扣人心弦的外国侦探小说介绍到中国时，国内读者的注意力为之吸引，促使了翻译热潮的产生。
清朝末年，国内各种矛盾尖锐，经济处于崩溃边缘，中国社会无可避免地在各个方面都将经历巨大的改变。文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和整个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要反应近代中国的这些变化并且其本身也必然被卷入到变革之中。为了引进西方民主思想，激活中国沉闷的思想界，文学界掀起了一个译介外国作品的高潮。
侦探小说翻译之所以在晚清出现热潮，不仅得益于侦探小说本身内容新颖、蕴含西方的科学民主思想等原因，而且还由于翻译和社会文化语境之间相互选择 和促进的动态关系。借助于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不难发现，晚清时期传统文学的地位受到冲击，而新的文学体系尚未形成，因此翻译文学在多元系统中占据中心地位；同时又由于侦探小说与当时社会、文学和文化大背景的契合，就促成了晚清侦探小说翻译之热潮。
参考文献：
[1]Even-Zohar，ltama.The Position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within theLiterary Polysystem[J].In LarenceVenuti，ed.The Translation StudiesReader[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0:194.
Gentzler，Edwin.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M].Shanghai：Shanghai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L:116.
阿英，晚清小说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180-186.
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1897-1916[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29.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43.
郭延礼，近代翻译侦探小说述略[J].外国文学研究，1996(3):81.
廖七一，多元系统[J].外国文学。2004(4):49.
刘扬体，流变中的流派——“鸳鸯蝴蝶派”新论[H].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281.
谢天振，多元系统理论：翻译研究领域的拓展[J].外国语，2003(4):60.
[10]饮冰，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A].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H].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11]张南峰，多元系统论[J].中国翻译，2002(4):19-25.
[12]张萍，侦探文学在中国的两次译介热湖及其影响[J].中国翻译。2002(3):53.
多元系统理论范文第4篇
【关键词】多元系统理论；林纾；庞德；翻译；中国传统诗学
引 言
庞德经过费诺罗萨的遗孀获得费氏的手稿，1914年4月出版了中国古典诗歌集《华夏集》。可是庞德真正开始学习汉语是在1937年，所以他在翻译《华夏集》时是不懂汉语的。清末的文学翻译家林纾也不懂外文，其翻译又跟庞德极为相似，他们的翻译作品在现代翻译史上都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庞德通过《华夏集》的翻译和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创造性吸收，把中国诗歌带到西方，在上世纪初掀起了一股“中国热”。（祝朝伟，2005： 30）林纾把西洋小说带到了中国，有力的推动了中国小说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翻译不仅仅是文字转换的过程，也是与译者的各种翻译抉择以及译语社会的诗学、意识形态和赞助人密切相关的文化活动。本文尝试从多元系统翻译理论的角度对两人的译介活动进行对比。
一、翻译媒介
在比较文学中，媒介者是指为两国或两国以上的文学之间的交流、影响起传递作用的中介者，它可以是某个个人（主要指译者），也可以是某个集团、组织，甚或某种事件、环境（如旅行、贸易、战争、时代氛围），等等（谢天振，2003：144）。
庞德翻译《华夏集》是基于费诺罗萨的手稿，在汉学家赫伯特·翟里斯以及两位日本学者槐南和贺永雄的帮助下进行的。林纾也是在不懂外文的情况下翻译了一百七十多部的外国小说，翻译时全听合作者的口述，听后下笔成书。由此看来，在庞、林的翻译过程中，媒介者并不是一个人，《华夏集》从中国到美国至少经历了包括费氏在内的五个媒介者，林译小说从国外到中国也至少经历包括口述者在内的两个媒介者。而费氏、汉学家、日本学者、口述者这些起传递作用的中介者又成为媒介者中的媒介者，
他们两个人都是在别人的理解之上二次理解，获得原作信息后，用意象派手法或桐城派手法来表达原作的内容，这个过程中误译就在所难免。例如，庞德把《长干行》中的“五月不可触”翻译成“And you have been gone five months”，此处“五月”指的是五月份，把《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中的“故人西辞黄鹤楼”翻译成“Ko-jin goes west from Ko-kaku-ro”，此处不但含有日语读音，而且“西辞”意为从西向东，“故人”指的是老朋友。林纾的翻译也有大刀阔斧，越俎代庖之处，他自己借《西利亚郡主别传》的序言表示歉意：“近有海内知交投书，举鄙人谬误之处，见箴心甚感之。惟鄙人不审西文，但能笔述；既有讹错，均出不知。尚乞诸君子匡正为幸！”谢天振教授认为，绝大多数的误译与漏译都是无意识型的创造性叛逆，“五月”、“西辞”是庞德对中国文字不了解而造成的无意识误译。
二、文学系统的真空
以色列学者埃文- 佐哈尔（ Even-Zohar） 在研究希伯莱文学的过程中建立了文学多元系统论， 认为文学是由多个系统组成的多元系统， 各个系统的地位不一， 有的处于中心， 有的处于边缘。在该系统的发展过程中， 中心与边缘的位置会发生变化。如翻译文学处于中心位置时，参与系统的中心工作， 因为这时文学系统一般处于弱势、危机或转折点， 甚至处于真空阶段，这样， 文学借助翻译来输入新的思想和内容， 译法会很充分。当文学系统处于强势时， 则无须依赖翻译来输入外来元素， 翻译处于边缘地位，译法也会受到影响。佐哈尔认为， 主体文学的发展状况决定了翻译文学在多元系统中的地位， 而翻译文学在多元系统中或边缘或中心的地位又会决定译者翻译主题和翻译策略的选择， 是归化或异化， 是直译或意译（ Even-Zohar， 2000： 192- 197） 。
清末之前，小说在中国的地位向来卑微，不入“九流”，被排斥在文学范畴之外。梁启超在1902年提出“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实际上就是要把小说从边缘的位置推向中心。可是梁启超认为能够承担改革社会、启蒙大众任务的不是传统小说。那么，这个中心位置又马上给腾出来，形成了真空的状态。本来这真空状态应该由中国一种新的小说去填补，这也是“小说界革命”的意思。在新小说还没法在短时间里马上建立起来前又应该怎样办？梁启超等提供了最快捷简单的方法，就是翻译小说。（王宏志，1999：150）因此翻译小说在清末民初很是繁荣，当时的作家、翻译家借助外国小说的翻译来建造新的文学系统，林纾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开始译介的。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英语诗歌依然被维多利亚时代的诗学所主导，充斥着优美的辞藻和华丽的语言，诗歌的节奏和韵律也是连奏（legato），诗人主观情绪的抒发大大超过客观陈述。庞德对这种华而不实的诗学非常反对，提出“要构建一个新的文明”。（祝朝伟，2005：93）在庞德看来，当时的英语诗歌系统处于一个危机的状态，需要新的形式来取而代之，跟同时代的中国小说情况相似，在新的诗歌形式没出现之前，产生了“真空”状态。正在庞德探索新的诗歌创作模式时，他得到了东方学者费诺罗萨的手稿，其中关于中国象形文字的描述与庞德等人刚刚发起的意象主意诗学不谋而合，庞德甚至欣喜地将中国比作新希腊。得到手稿后的第二年庞德就出版了《华夏集》，以中国古诗为典范，开始了自由诗的探索，提出了崭新的意象主义诗歌理论。
三、其他系统对文学的制约
1、诗学
按照列菲威尔的界定，文学仅仅是一个“有许多系统组成的复杂系统“中的一个，这个复杂的体统就是文化，文学系统和其他系统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制约文学的因素有两类：文学内部和外部的因素。文学内部是指文学的专业人士，他们操控诗学和意识形态两方面的主导观念，组成的诗学包括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指文学手法、文学派别、文学主题、原型研究以及文学象征形式的总和，这是诗学的组成要素（inventory component）； 另一方面是指文学的社会角色，即诗学的功能要素（functional component）。（Lefevere， 1992： 26）
清末翻译小说的流行跟译者的文笔有很大关系，林纾用古文翻译了一百多部外国小说，正是因为林纾出色的古文，他的翻译小说的地位才提高了。可是对于西方小说的技巧林纾却吸收消化的较少，比如《巴黎茶花女遗事》中他把原著的第一人称叙述改为了第三人称，因为自古以来中国的小说就是第三人称、全知全能的叙述方式。另外，翻译小说中也会见到说书人的形象，直接向读者或看官说话，甚至加上译者的评论。当时的译者一方面推崇西洋小说的手法，比如林纾翻译侦探小说时说过：
文先言杀人者之败露，下卷始叙其由，令读者骇其前而必绎其后，而书中故为停顿蓄积，待结穴处，是一一点清其发觉之故，令读者恍然，此顾虎头所谓‘传神阿堵’也。（林纾 1908： 329）
另一方面，用“古已有之”的策略来帮助读者接受西方的手法：
纾不通西文，然每听述者敍传中事，往往於伏线、接笋、变调、过脉处，大类吾古文家言。（林纾 1905：144）
这些推崇介绍都有效的促进了中国叙事模式的转变，虽然梁启超提出了小说革命，可是诗学的传统却不是那么激进就可以改变的，尤其是林纾这样不懂外文的文人，林纾的翻译还是在传统诗学的制约中进行的。
庞德认为“意象不是一个想法（或观念）。它是一个能量辐射中心或聚合体─我只能称之为旋涡，各种思想将会从这旋涡中不断涌现出来，穿过或者沉入其中。”庞德著名的意象主义代表作《地铁车站》充分体现了这个理念，
In a Station of the Metro.
The apparition of these faces in the crowd；
Petals on a wet，black bough.
该诗描写的是诗人在巴黎地铁车站看到陌生面孔的情景，是由原来的三十行删减而来，最后只有两行十四个单词，七个意象的概念叠加表达了作者在车站的突感。两行诗看似没有联系，但是这些意象就是能量的漩涡，营造了理智与情感交融的画面，不需别的连接词。这种注重语言能量和意象并置的手法也体现在翻译中，以一种独特的翻译理念、自由的翻译方法以及对汉语诗歌结构和意象的独到理解再现汉语古诗的神韵。庞德的翻译理念和翻译主张深受中国诗学以及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他在诗歌翻译中，背离了当时诗歌翻译流行的句式、诗体和语言规范，引发了审美心理结构、想象定势和美学原则的革命（廖七一，2003：55）
2、意识形态
列菲威尔认为，改写者总是处于一定的意识形态之中，要么服务于这一意识形态，要么反对这一意识形态，因此意识形态总是影响着改写者对作品的改写。翻译作为常见的改写方式自然受到译者所处意识形态的制约。意识形态包括上层建筑中的哲学、艺术、宗教、政治等很多方面，下面就庞德在哲学方面所受的影响作简单介绍。十九世纪末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生物进化论的争论，人类的宗教观念受到了根本的动摇，出现了认识上的危机和反理性的思潮，庞德受到尼采、帕格森、休姆等哲学家的影响，对知识和理性提出质疑，寻求直接体验与抽象概念的结合办法，同时又受到语言视觉性和费诺罗萨汉语言语言理论的影响。例如《送友人》两句诗“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原诗用了比喻的修辞手法，但是诗句只是把意象罗列一下，庞德翻译成了“Mind like a floating wide cloud， Sunset like the parting of old acquaintances”，加入没有连接词“like”而直译的话，英语读者恐怕难以理解这两句诗，在这里译者成功的帮助读者体验友人离别的心情，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本人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纵。
林纾受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制约就更是明显了，林纾虽然也说过通过翻译小说来改造社会的话，可是他的思想还是很传统的，到了后来的五四时期，他就极力反对新文化运动。晚清时期的文学翻译大都是旧瓶装新酒，在传统的诗学模式下把国外的文学译介过来，结果翻译小说中出现了说书人的影子，充斥着桐城的文风。他们对西方小说的新技巧也欢迎，比如说由全知全能的叙述方式向倒叙、夹叙等多角度转变，但对于宗教、道德标准等根深蒂固的观念问题则不敢逾越。结果，很多时候，译者会以诗学来交换意识形态，即是说，在诗学上多做迁就，以求交换一些新的意识形态。这是晚晴译者时常使用的翻译策略（王宏志，1999：40）。林纾就因为翻译了《迦茵小传》中迦茵未婚先孕等与封建礼教不容的情节而受到了同时代人的谩骂指责。相对于林纾，庞德在意识形态方面受到的阻力要小得多。
3、赞助人
赞助人是指任何可能有助于文学作品的产生和传播， 同时又可能妨碍、禁止、毁灭文学作品的力量。中国的古典文学系统能够长时间的抗拒转变，秦有焚书坑儒，汉有独尊儒术，清有文字狱，原因是中国文学的“赞助人”是属于统一性（undifferentiated）的，就是说意识形态、经济、地位三者都集中在同一个“赞助人身上”，这就是中央集权的统治者。在这种情形下，中国古典文学系统显得十分封闭，且长时期固定不变（Lefevere 1992：24）。从鸦片战争开始，伴随着坚船利炮进入中国的还有西方的意识形态，中国的民众开始质疑清政府的统治，以往通过经济、地位两个因素来维系意识形态的手段不再有效。随着1905年科举制度的取消，传统的读书人彷徨失落之际看到了写作译书这条路，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职业或半职业的译者和作家。文化系统中的赞助人性质有所改变，译者和作者不一定要臣服于朝廷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反而要小心照顾读者的口味和兴趣（王宏志，1999： 37）。梁启超等人强烈对比中西小说，刻意指出中国小说是“群治腐败之总根源”，严复也称“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这些社会改革者、文坛名匠对外国小说的大力宣传与操控，加上满清政府对社会意识形态的逐渐失控，使得外国小说在中国大为流行。
庞德之所以成为当时诗坛的领袖， 是由于他非同寻常的才华、伯乐识骏马的慧眼和极具影响力的人格魅力， 这一切使他周围汇聚了一大批文学精英。从1910年到1920年这十年间， 庞德是伦敦文学界最有影响的人物， 与他有关系的文学刊物多达50多种（朱伊革，2004）。美国学者杰夫·特威切尔认为，“在庞德之前，中国没有与她的名字相称的文学流行于说英语的国家。”这些专业人士的评论、赞扬大大提高了庞德的声誉，对他翻译诗歌的流行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四、结语
林纾和庞德是中西翻译界的奇才，林纾从1899年《巴黎茶花女遗事》开始，向中国人介绍了西方的小说，让中国的知识阶级认识了不少的第一流作家。庞德1915年出版了《华夏集》，引发了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热，提出了崭新的意象主义诗歌理论，促进了西方对中国诗歌的了解。
两个人都是在不懂原文的情况下与别人合作进行翻译的，译作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翻译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受到了意识形态、赞助人、诗学的制约。如上文所言，林纾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更多的是以中国传统诗学来交换意识形态，以求引入西方的思想来图强；庞德则厌恶维多利亚诗歌的高谈阔论，更多的在诗学方面寻求创新，意象派诗人创造性地吸收利用中国古典诗歌的技巧促进了美国诗歌的发展；梁启超、严复等名流对西方小说的推崇，庞德周围的社会精英阶层对《华夏集》的赞扬都对林、庞二人的译作的流行起到了关键作用，他们是操纵理论中的赞助人力量之一。
【参考文献】
[1]Even-Zohar， Itamar. The Position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within the Literary Polysystem [A]. In Lawrence Venuti （ed.）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C].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2]Lefevere， Andre.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3]廖七一.庞德与胡适：诗歌翻译的文化思考[J].外国语，2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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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宏志.重释“信达雅”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
[6]彭予.二十世纪美国诗歌—从庞德到罗伯特·布莱[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5.
[7]陈平原.20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多元系统理论范文第5篇
问题的提出：充分学习理论知识，用以指导新课改十分必要。只有从理论基础上理清思路，改变观念，才能自觉地在高效课堂教学中更好地运用当代最前沿的教育方法和中国传统教育理论。在根深蒂固的应试教育和二元智力理论的影响下，“填鸭式”教学模式急需改变。
【关键词】认知理论 合作学习 多元评价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3）11-0016-03
中国教育改革顺应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要求，站在世界范围内和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高度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新课改要求教育家们要有新思想、新办法解决我国教育中长期存在的痼疾――学生学习能力与创新能力的不足。
当今世界，各国以教育立国，以教育兴邦之识已成大势，各种教育改革理论方兴未艾，其中不乏已成为各国学习模式（如美国的教育改革经验）。中国近年来，大力提倡课改，运用高效课堂模式，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改革之路，已经在理论准备和技术层面取得一定效果。尤其在技术层面，各种方法已经日臻成熟，已经从临摹阶段逐步向“自习”阶段发展，而我们最终走向“自创”。
因此，只有从更深的理论层次方面弄清楚其来源，知其所以然，才能在教学活动中，课堂教学设计更合理，分组合作学习更符合学生特色，评价标准更加完善。并且，能够使教师、学生向更高、更深层次开拓智力空间，才能尽快从“临摹”阶段走向“自创”阶段。
一、分组合作学习的概念及特征
1.组：“组”字从“系”，从“且”，“系”指丝绳，“且”意为加力、使劲，二者合起来，指用力编织绶带。在教学中，“组”就是由学生、导学案（问题）、教师串起来的一个合作团队。
2.学习小组：是高效课堂进行教学的一个基本单位，它是小组合作学习的组织基础，是学生主动合作学习的平台，是以异质分组为基本形式的学习共同体。
3.分组合作学习：以小组合作学习为基本形式，综合运用教
学动态因素，以学生为核心，通过学生、教师各层次之间的互动，促进学习，提高自我学习能力，以团体成绩为评价标准，共同完成教学任务。
4.分组合作学习的特征：充分发挥出学生的各种智力水平（一般个体智力分为8种），以自主、合作、探究等方式为主线，体现以“生”为本理念，把学生情况、学习氛围、师生、生生关系有机组合到一起，培养学生健康人格、自学能力和创新能力。是知识的超市，兴趣的狂欢。
二、分组合作学习的理论依据
任何一种教学模式，都是在长期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而指导实践的是经过验证的理论。当今，高校课堂教学模式，主要受两大理论体系的影响，而这两大体系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注重人格培养，尊重个体差异，人人享有平等教育，造就不同能力的人才，以及多元的评价标准。
（一）中国传统的教育理论体系影响
中国儒家传统的教育思想以孔子为代表。春秋战国时期是孔子生活的时代，思想活跃，各种思想流派层出不穷，且具有兼收并蓄，容纳百川的积极的思想学术氛围。各诸侯国为了立国治国展开了人才争夺，有德有才之人成为那个时代的“潮人”、“达人”。为了满足治国平天下的需求。大儒学家、教育家孔子创办了当时中国最大的学校，培养了大批适应当时社会急需的“人才”。概括孔子的教育思想，有以下几个重要特征：
1.孔子把教育确立为立国治国的三大要素之一。他认为，庶――富――教是立国的根本。“庶”就是劳动力（生产力），“富”就是发展生产经济，“教”就是教化、教育。因此，教育成败关键看教育在治理国家、社会的地位如何。
2.有教无类，打破不平等。他打破只有贵族是聪明人、贵族具有学习能力的不平等教育思想，认为，天赋人心智，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力。因此，孔子的学生中，有穷的吃不上饭、住不起房的，有士大夫，有有钱人，只要愿意学习，他都以宽怀接纳。
3.兼收并蓄。不论你是天资聪明，还是愚笨，不管你有超常智商，还是智力平平，孔子都来者不拒，他认为“肤良医之门多病人”。
4.开放式教学。教学时间因人而异，教学方法灵活多样，不分地域、不分种族。
5.教学内容的多样性，教材选择自主性。学有四教：文、行、忠、信。授有“六经”、“六艺”。“六经”侧重文化知识，“六艺”侧重才能、技能培训。
6.教学实践。学以致用，带诸学子游历列国，考察国情、民意，验证所学。
孔子的教学方法（技术层次）也是灵活多样。其核心是南宋朱熹的《论语集注》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因材施教是教学方法的核心。重视个体差异，因其自身特点施教。另外，孔子还有一些很好的课堂教学技法。例如：①谈话、讨论、探索式。（个别谈，聚众谈）②学而知之，知行统一。③启发诱导，循序渐进。（自学（独学）――诱导――领悟――表达――再思考――再领悟（提高））④明确标准（成人，立德），目标、标准深入人心。（评价灵活）⑤举一反三，学无定论。⑥争论、质疑。畅所欲言，质疑老师。⑦教师、学生平等。⑧寓教于乐。教《诗》配乐。
（二）国外在上世纪80年代，对教育改革理论进行行之有效的探索
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哈佛大学发展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教授提出的“多元智能理论”。他综合运用心理学研究方法，对传统的智商理论和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进行扬弃，提出了人不仅具有语言能力，数理――逻辑能力，而且还具有音乐――节奏智能，视觉――空间智能，身体――动觉智能，自知――自省能力，交往――交流能力，自然观察能力。①每一个体智能各具特点（同时独立拥有8种智能）。②个体智能的发展方向和程度受环境和教育的影响和制约。（环境、社会、自然、教育条件）③智能强调的是个体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创造出社会需要的有效产品的能力（解决、创造）。④多元智能理论重视的是多维看待智能问题的视角。
根据中外教育理论，为了充分展示学生的个体特点，发现、培养、激活个体智慧（智力），把高效的教学设计与培养不同能力的“人”紧密结合，方式、方法很多，当前流行的小班制，分组合作学习法、探究法、讲授法、讨论法、社会实践法等都在向同一个目标发展――培养有自学能力、创造能力和有社会交流能力的人。
但是，存在的问题是单一的讲授法，成了“任我行一统课堂”，不能因材施教，对分组合作学习法理解不够，运用不恰当，热热闹闹，达不到目标，课后还得靠作业压，不能体现个体差异；讨论法，漫无边际，没有主线，知识教授不到位；社会实践法走了过场，效果无法评价等等。
只有把中外教育理论与导学案的设计、分组合作学习以及评价方法紧密结合，才能事半功倍。
导学案的设计，核心是既要把知识设计好，又要充分体现学生的个体差异，导学案要有层次，有充分展示不同特点学生的内容设计。问题设计要有开放性，体现多元性，目的是发展多元智能。
导学案是高效课堂的两个重要支柱之一，是整个教学活动的主线。加德纳认为：人类天生具有独立的八种能力，即使是脑损伤的人，也只是一种能力受到了损伤，现代科技证明，人的大脑皮层分别管理不同的能力，每个人有与众不同的优势智能和关键智能，教育就是要激发这种能力。如果导学案设计脱离课堂主体 ――学生，仅就其知识内容而设计，那就背离了素质教育的初衷，也背离教学的终极目标――造就不同能力的“人”。导学案的好坏决定了教学目标的是否达成，导学案的高度就是教师水平的高度。
导学案设计体现差异性的主要方法是分层次设计，就不同智力的学生设计相同或不同的问题，设定不同的评价标准，不同的答案。孔子在差异性教学过程中，针对不同智能的学生，设计了因人而异的解决办法，同一问题，却因特点不同的学生而得出不同的结论。
三、高效课堂的第二个重要支柱就是分组合作学习
分组是为了让更多的学生充分得到尊重，让他们的智力差异和人格得到充分的展示。加德纳认为，每个人的智能潜力各不相同，都会通过不同方式得到展示和实现，都会通过某种对应符号表现为一种能力。因此，分组合作学习绝对不能成为一种形式主义，而必须成为课堂教学实现培养学生能力的重要手段，使每个学生的优势智能得到展示。
（一）分组合作学习，首先要建立在学生独学、独立思考、独立完成预习的基础之上
课堂教学顺利与否，关键看学生对导学案理解的深浅。如果没有充分的课前独学，课前的预习，并通过预习，保证课堂教学中涉及的重点、难点及主要掌握的知识点，有一个清晰的认知，就无法进行课堂教学活动，这节课就是失败的。预习，也是锻炼学生自学能力，发挥个体智能差异性的一个具体行为，为课堂教学打下一个良好基础。
（二）分组合作学习，要综合运用各种教学方法
分组合作学习是教授法、探索法、讨论法、实践法等方法的综合运用。教学时，根据课堂的不同阶段，分别利用不同方法。
第一阶段：（引入导学案）：教师要以充满激情的语言 ，诙谐而不失本意的表述，引导学生进入课堂，启发式和讲授法起主导作用，把本节课解决的问题和达到的目标清晰地告诉学生，激活学生思维，引导学生进入问题的探讨阶段。
第二阶段：（讨论、争论），组内、组间进行讨论。教师在其中穿针引线，点拨、组织课堂，主体――学生展开争论、讨论。本环节是课堂教学的重心，采取讨论法，引入竞争机制和探索模式，方法灵活，发现疑点，解决问题，让不同层次的学生从各个层面进行交流。为了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要注重一个氛围――热烈，对抗而又有序；两个关系――师生关系，教师导演，学生演员，师生平等；生生关系――同层次对学，不同层次帮学。本环节是充分展示个体智力，人格差异的主要阶段。教师要以赞许、鼓励的方法，让每个参与者都有展示才智的机会，教学秩序自由度要高，提出问题层次要强，解决问题干净彻底。通过争论、探讨，锻炼思维能力、表达能力。在本阶段，中国传统教育理论的畅所欲言、质疑、举一反三等方法得到运用。
本环节用30分钟时间。但是，教师在掌握进程时，要把握学生的讨论状态和导学案的理解情况，可再拿出5分钟进行初评，纠正一些不正确、低效率的做法，以便在评价阶段能有好的效果。
第三阶段：在争论、探讨的基础上，教师要适时引入点评。点评阶段是探索法的延伸，也是提高阶段，展示各层次的成果。教师应当以不同层次的代表分别进行点评，允许抢评。根据孔子对谈的教学方法，教师可以一对一对评，让不同个体智能差异有展示机会，也可以更深入了解个体智能差异。在点评过程中，发现新问题，解决新问题。教师在点评时，多用肯定的语气，少用否定的语气，不用轻慢的语气。
第四阶段：评价应当是清楚而明白的，应当有一个基本体系，不同科目有不同的标准。必要的定量是可以实行的，但是，不能给学生贴一个好或者不好，优秀或者差生的标签。即使打分，也不要当堂公布，尊重个体的人格，是评价方法的重要点之一。
第五阶段：课后作业。课后作业是课堂教学的延伸，但又不拘泥于课堂内容，要有开放性、选择性、自由度，作业以社会调查、手工制作、参观学习、读书心得等内容为主，把课堂与社会、家庭联系起来，锻炼学生的社会交际能力和观察能力等。
四、科学评价
1.建立新的评价体系。加德纳认为，智力是多元的，相对独立的通过不同符号表现出来，是独立的不是以整体形式表现出来的。据此，加德纳和费尔德曼教授用10年时间的研究实践，对学习活动评价方法进行设计，目标是为了发展一种新的方法，评价学生的认知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