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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一体化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 本文介绍了区域货币合作的主要理论——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历程，并通过对欧、美、非三种区域货币合作的动因、模式、汇率制度等方面的比较后，得出启示：区域货币合作是今后一段时间内亚洲货币金融合作的重点，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是区域货币合作稳步推进的保障。
在世界经济尤其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区域货币合作已成为国际金融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并在部分国家和地区出现尝试性实践，其中欧盟的区域货币一体化进程最引人注目。与区域货币合作直接相关的理论是最优货币区理论(简称OCA理论)。本文介绍了区域货币合作的主要理论——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历程，对迄今为止几个影响较大的区域货币合作案例进行剖析，通过对欧、美、非三种货币合作的比较后，认为区域货币合作是今后一段时间内亚洲货币金融合作的重点，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是区域货币合作稳步推进的保障。
一、区域货币合作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1.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历程。根据《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定义，最优货币区(OCA)是这样一种区域，在此区域内，“一般的支付手段或是一种单一的共同货币，或是几种货币，这几种货币之间具有无限可兑换性，其汇率在进行经常交易和资本交易时互相钉住，保持不变；但是区域内国家与区域以外的国家之间的汇率保持浮动。”
1961年9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l)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他著名的《最优货币区理论》一文，以全新的视角看待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问题，他从一个崭新的角度研究汇率和货币区，开创了观察汇率问题和货币区的全新视野，触发了有关“最优货币区(OCA)”理论的大量文献。蒙代尔提出用生产要素的流动性作为确定最优货币区的标准，所以有人将他的OCA理论称为要素流动论。
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提出之后，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界的密切关注，也引起了更多经济学家对有关最优货币区判断标准的讨论，促进了最优货币区理论的进一步发展。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学者们对最优货币理论的讨论大多集中在最优货币区的构成条件上，这些讨论从不同的侧面发展了最优货币区理论。
1963年，罗纳德·麦金农 (R.I. McKinnon )提出了把“经济开放度”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又一评价标准，即一国生产或消费中贸易品占社会总产品的比率。1969年，彼得·凯南 (P.B. Kenen) 在《最佳货币区：一个折衷的观念》提出，经济高度多样化的国家是货币区的更为理想的参与者。詹姆斯·英格拉姆（J·C·Ingram，1969）指出，为了达到货币区的最优化，有必要考察经济社会的金融特征，并提出以“国际金融高度一体化”作为最优货币区标准的观点。哈伯勒 (C·Haberler，1970)和弗莱明（J·M·Fleming，1971）分别提出把“通货膨胀率的相似性”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标准，即通货膨胀率接近的国家更适于达成货币一体化。1976年，爱德华·托维尔 (E·Tower)、托马斯·维利特(T·Willet)和弗莱明强调把“货币区成员国之间的政策相似性”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标准。
但是，以上这些研究也不可避免带有一些局限性。首先，这些标准都有一定的片面性。其次，有些标准难以量化，缺乏实际上的可操作性。第三，这些理论在强调组成货币区的正面效应时忽视了一国加入货币区的成本问题。加入货币区在给一国带来收益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定的成本；特别是，货币是一国经济主权的象征，加入某一货币区即意味着该国对其主权的放弃。因此，成本和收益的权衡对一个考虑加入货币联盟的国家而言，具有现实的重要意义。
2.最优货币区理论的进展。传统的对最优货币区的研究视角是短期的、静态的，侧重于现实约束对汇率制度选择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后，滨田宏一 (Hamada，1985)研究了一些国家加入货币区的福利含义。而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新理论加入了私人部门的自由选择权和自由放任思潮。克鲁格曼和奥博斯菲尔德(Krugman & Obstfeld，1998)也对该理论的研究做了总结，并提出了通过GG一LL模型判断加入货币联盟的时机。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现实世界一体化和区域化发展趋势的增强，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逐步从相对孤立的宏观经济稳定转移到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共同发展上，汇率制度本身越来越成为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政策工具。新的研究不仅放宽了对于价格和市场竞争性的假设，综合了各种关于最优现实标准的探讨，而且提供了从动态视角阐释”最优”的研究思路。区域一体化发展和区域对称性的动态联系，成为主导最优货币区成本一收益判断的主要因素，对于区域货币合作前景的判断，从关注成本——收益的现实约束状态，放到关注区域货币一体化发展和实质经济一体化发展，以及同区域内部对称性增强之间的动态前景上，研究的视野更加宽广。
二、区域货币合作的主要实践
1.欧洲货币一体化。早在20世纪50年代起，欧洲联盟（欧洲共同体的前身）就开始了进行货币一体化的尝试，一直到2002年1月1日起欧元正式流通，成为欧元区各国惟一的法定货币。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实现是世界货币史上的一个创举。正如欧洲中央银行前行长杜伊森贝赫所说，欧元是欧洲人民联合的象征。
随着欧元区资本市场不断一体化发展，欧元区国家投资者，尤其是政府部门更愿意在欧元区而非国内市场借债，单一货币欧元为在国际市场融资带来的优势，同时投资银行费率的降低和投资者倾向于通过国际市场进行投资组合分散风险也带动欧元区的主权债券发行的增长。以欧元发行的国际负债额已经远远超过以美元发行的国际负债额，成为全球最大的发行比重。伴随着欧元区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巨大的具备较强流动性的金融市场的形成，欧元拥有了挑战美元作为最大储备货币的潜力。由于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尤其是亚洲国家的中央银行在将外汇储备多元化时越来越青睐于欧元。2006年末，美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降至约64.7%，而与此同时，欧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从1999年17.9%升至2006年底的25.8%。随着近年来欧元兑美元的汇率水平屡创新高，欧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也会不断提高。
2.拉美国家美元化。拉美国家货币美元化的内涵，从经济学角度来解释，就是通常所说的“货币替代”现象 。“货币替代”是指一国居民因对本币的币值稳定失去信心，或本币资产收益率相对较低时发生的大规模货币兑换，从而外币在价值储藏、交易媒介和计价标准等货币职能方面全部或部分地替代本币。在经济易发生动荡的拉美国家，为寻求本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实施美元化政策，使美元具有和本国货币同等的法定货币资格，由此形成了特有的美元区域化现象。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政策制定者早就提议在西半球建立美元集团，NAFTA的贸易伙伴们在许多贸易中已经大量使用了美元。 根据统计，已经有包括阿根廷、秘鲁、乌拉圭、厄瓜多尔、墨西哥、多美尼加等多个国家已成为高度或中度美元化国家。
地区经济一体化是拉美经济“美元化”的重要动因。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拉美国家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不断加强区域内联系与合作，以增强抵御外来冲击的能力。南方共同市场、安第斯共同体、美洲自由贸易区等经济协作体的建立，就是这种合作的体现。地区经济一体化，特别是贸易一体化推动了货币一体化。当贸易关系加强时，同主要的经济伙伴分享一种共同货币自然会带来利益，因为利用汇率差别转移资本的成本会变得更高。2005年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加强了拉美同占统治地位的美国市场的贸易联系，并加速了这个地区的“美元化”。
3.非洲区域货币合作。非洲的货币合作最早起源于殖民地时期，法属殖民地和英属殖民地的各类国家群体联合进行了共同的货币制度安排。当时实行的货币制度安排主要采取两种方式:英属殖民地国家的货币钉住英镑，并由英镑支持，当地政府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殖民行政当局凭借在英国政府储备投资的利息而获得领地特权收入;而法属殖民地的法郎也是钉住宗主国法国的法郎，且殖民地的货币发行最终是由法国财政部的可兑换性保证和对政府借贷融资幅度的限制来支持的。
非洲法郎区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货币、经济和文化区域，是世界上惟一一个融合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真正的地区性货币体系。非洲法郎区货币合作的模式是在原法属殖民地的法郎联盟逐渐扩展基础上组成了非洲法郎货币联盟。该种模式的特征是：从技术层面上讲，法郎区是一个具有内外联系的货币体系。从政治层面上讲，法郎区则是各成员国政府所支持的合法组织（张延良、木泽姆，2002），它以一种国家责任的方式实施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是不发达金融合作体系的典范。
三、区域货币合作给我们的启示
货币一体化论文范文第2篇
【英文摘要】tong bao currency is the most complex and perfect coppersystem with the longest period of utility in chinese monetaryhistory.it ha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chinese economichistory and has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chinese civilization.the traditional study of tong bao currency laid particularstress on coinics.the study that uses the method of economicsbegan in the early days of this century and has undergone twohigh tides--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present age. onoccasion of epitomizing chinese coinics in the past hundredyears and the world entering the new century, the academicconditions for making a systematic study of tong bao currencysystem are ripening.this paper presents a brief and account of the authors conception of the history of the establishment,development and declination of tong bao currency system.
【关 键 词】货币史/通宝币制/货币文化
currency history/ tong bao currency system/ monetary culture
【 正 文】
我国是世界最早的文明古国之一，使用货币至少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在历经上古先秦实物货币、贝币和青铜铸币的递嬗后，以秦王朝统一货币为标志，奠定了方孔圆形的铜钱形制。自秦迄隋，半两币制和五铢币制递相代谢，各领。至唐王朝初年，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多重历史因素孕育下，终于形成了独步千载的通宝币制。
通宝币制是中国货币史上行用时间最长、制度最复杂完备的一种铜币体系，在中国经济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其漫长的运行历程中，形成设置严密、运转灵活的铸造发行体制和具有鲜明历史特色的管理调控政策，产生了蔚为大观的货币思想和钱币文化，对中国中古以来历史文化产生过深远影响。这些都是中国历史上其他币制所无法比拟的，从而凸现出通宝币制独特的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
运作之时间跨度，是衡量一种古代币制地位的首要指征。中国古代货币虽然可以追溯到先秦乃至三代，但作为一种具有相对成熟完备内涵的货币制度，是从半两币制开始的。半两币制的上限，约为秦国孝公时代的商鞅变法（公元前359年）， 秦王朝实现大一统后即成为一种全国性的货币制度，入汉后又行用至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 前后跨度为240年。汉武帝中期实行货币改革，于元狩五年推出五铢币制， 历东汉魏晋南北朝隋代，至唐武德四年（621年）废止，前后跨度为738年。从世界古代货币史的范围来考察，半两、五铢币制的时间跨度记录已经相当可观，但与继踵而起的通宝币制相比，仍难免逊色。通宝币制诞生于唐高祖武德四年，所铸开元通宝在整个唐代通行不衰。两宋自太祖铸宋元通宝始，历朝君主皆铸行通宝钱。元代一度禁钱行钞，但大部分时间仍然铸行通宝。明代钱银并行，自明太祖铸行大中通宝始，除个别年代外，皆行通宝制钱。清代通宝自开国迄于宣统，铸行与清王朝相始终。直至民国时代，云南等省还曾铸造过民国通宝，成为通宝币制的余响。综上所述，通宝币制创始于公元621年，迄于1911年， 运行达1300年，这是中外货币史上通行时间最长的一种铜铸币制度。
在不同时期货币结构中所居地位，是评估一种历史币制的重要依据。众所周知，我国封建社会货币体系的根本特征是实行铜币本位，通宝货币在封建社会中后期即充当了这种本位制度，从而成为中古货币结构中的主体制度。在唐代，一般认为实行所谓"钱帛平行本位"，实际上唐后期绢帛地位在货币体系中日趋式微，平行本位维系时间不过在唐前中期而已。宋代至元明前期实行钱钞流通制度，纸币作为对铜本位的补充。元和明代前期曾一度禁钱行钞，以钞代铜银，但为时有限，并未真正动摇通宝货币的铜本位地位。明代中后期货币结构发生明显变化，白银货币地位增强，形成大数用银小数用钱的银钱平行本位。清代以降，银钱本位格局受到西方银本位币的冲击，银钱比价跌涨无常；通宝币制代表的铜本位面临本位转换的空前挑战，在衰微困境中通宝币制借助传统的力量并未迅即退出历史舞台。清末从法律上废止通宝币制后，一些农村地区通宝制钱仍旧沿用至北伐战争期间。由此可见，通宝币制在中国货币史上担当了何等重要的角色，是我们必须予以透彻考察的基本币制。通宝币制与其他币制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以及通宝本位长久占据货币本位的内在原因和影响，无疑成为通宝币制研究中有待追问的学术课题。
通宝币制在其历史运行中，逐渐形成一套职能完备的铸造管理体制。在唐代，中央铸钱机构有少府监。御史台监察御史的职掌中，包括巡按郡县铸钱。临时性职官有朝廷委派并隶属于户部的铸钱使。盛唐以后创置的盐铁使、度支使、按察使亦掌天下铸钱的事务。唐代地方钱监主要设于"天下诸州产铜之所"，实行集中管理分散经营。各州钱监皆以州府最高长官兼任主监，先后有州刺史、都督和观察使、节度使判监等。洎乎宋代，三司使即盐铁、度支和户部总理财政，三部下辖铁案主管天下坑冶铸钱事务。元丰年间官制改革后，上述事务归隶工部属下之虞部及少府监统领。在全国产铜各路，设有提举坑冶铸钱司，下辖坑冶场和钱监，在各路专置司之上，宋廷对东南重点铸钱诸路，又设有中央直辖的区域性建置机构--提点江淮荆浙福建广南路坑冶铸钱司，大体常驻饶州，代表朝廷管理东南诸路坑冶铸钱事务。钱监是宋代铸币生产部门，分设在路州级政府之下，设有监官、监门、检勘、物料、库官等。宋代铜铁钱诸监由于朝廷调控需要和币动，置废相当频繁，体现了宋代铸钱体制较突出的灵活性和变通性。明清两代传世文献档案富赡，其铸行体制、机构皆有史载可循，得叙其详。明代中央置宝源局和宝泉局，各行省皆设宝泉局。宝源局设有提督员外郎等，由工部户部官员充任。依据传世文献和钱币背文线索，大致可考定明代各省钱局的置废变革状况。清代沿承明代旧制，分别由工部辖宝源局、户部辖宝泉局铸钱，从内地到边疆各省皆设铸钱局。钱局从采铜运输到铸造管理等职守均趋严密，有史档可稽其详。上述制度中，唐宋时期各地钱监置废情况去今已远，文献中的历史信息出入亦较大，努力将其间变迁真相加以考辨复原，亦是通宝币制研究中颇有价值的课题之一。
丰富多样、成败各异的货币调控政策和法律则例，构成了通宝币制的基本历史内涵。唐代是通宝币制形成和初步发展阶段，围绕中唐以来钱重物轻、私铸私销等货币流通症结的治理，先后出台有钱帛兼行、收兑禁断恶钱、禁蓄钱、禁铜与禁毁钱为器、除陌等一系列重大币政，对缓解唐代钱荒和物轻钱重，保障通宝货币合理购买力起到了积极作用。进入宋代后，蓬勃发展的商品经济的货币要求和贵金属货币发展相对迟滞，加剧了货币流通内在矛盾，钱荒依旧为两宋通宝币制遭遇的主要症结。同时，宋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间的冲突对峙局面下引发的货币战，亦成为制约宋代币政的重要导因。明清时期，随着传统经济模式向近代经济的自发嬗变，通宝币制进一步受到钞币、白银的挑战。为了维系通宝币制的主导地位，统治集团先后采取了令本朝制钱与历代旧钱相兼行使、申令收钱之例、定课税时银钱兼收与专令使钱之例、以钱折俸、制定银钱比率等旨在疏通钱法的政策和措施，这一系列政策阻遏了贵金属币本位的发展趋势，维系了银钱双本位结构，使通宝币制在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有所发展的环境下，于清代出现了一度复振局面。对于上述不同时段的通宝币政，我们必须同时从稳定货币，发展经济和促进历史进步的多重维度加以审视，并充分考虑到中国历史特点和国情特点，从而进一步拓展评价的思维空间。
为了摆脱财政危机，加强对社会财富的攫取，应付王朝内外社会和军事压力，通宝史上又多次出台通货贬值性质的铸行虚价大钱政策。在唐代，高宗铸乾封大钱，肃宗铸乾元当十钱，皆希冀坐收十倍之利，其后肃宗又铸一当五十的重轮大钱，与开元通宝并行流通。至北宋神宗时蔡京主政，一度专铸当十铜钱和当十夹锡钱。清代咸丰年间，又曾铸行当十、当五十、当百、当千等虚价大钱。由于大钱面值与真实币值严重悖离，完全依恃超经济强权发行，所以严重违背了经济规律，无一例外地引起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大钱的市价也迅速跌落，均以失败而告终。究其原因，既有理财者在货币原理认识上的误区，更主要的在于统治集团私利蒙蔽了货币决策应有的理性。凡此，均给后世留下有待进一步深刻反思的教训。
通宝币制为后世留下了异彩纷呈、蔚为大观的货币文化。中国古代货币一般可分为钱币、金银、纸币和实物货币四个类型，其中钱币类型在种类、形制、原材等方面均构成传统货币文化的主体，而通宝钱在钱币类型中又是品类最复杂、形制变化最多、流通范围最广、影响也最大的。通宝货币在其一千三百年流通史上，先后出现大钱、小钱、细钱、恶钱、官炉钱和私铸钱之分；明代又有金背、火漆、镟边等名目。又有小平钱、折二、折三、当五、当十直至当五千。还有合背、合面、对文、对读、旋读、复决文、传形等不同造型差异。历代通宝钱的纹饰亦相当复杂，如星纹、月纹、孕星纹、波纹、云纹、鸟纹、马纹和龙纹等等。这些纹饰的缘起和文化内涵，也成为颇为费解的货币文化课题。就断代变迁而论，唐代通宝首推开元钱，学者根据其书体变异和背纹等要素划分为许多版别。北宋凡九帝三十五个年号，而北宋通宝中有二十六个年号铸钱。自南宋光宗绍熙年间以后，除按年号铸钱文外，还在钱的背面铸上"元、一、二、三、四……等字，标明系该年号中第几个所铸，是为我国最早的纪年钱。史家公认，宋钱在通宝钱流程中是最复杂和最精致的。明代通宝中，万历钱号称精整，尤以崇祯通宝为复杂，文字制作大小、轻重、厚薄千变万化，仅钱背文字就有数十种。清代钱中独具特色的为汉字钱、满文钱、满汉文钱，新疆诸钱局又铸有红钱，19世纪末洋务派引进西方机铸技术，出现了亘古未有的机制钱。就钱文书法而言，不同时期的通宝钱亦是缤纷流华、各呈风采，尤其是北宋通宝的钱文书法可谓百花齐放，篆、隶、真、行、草书体各臻其妙。作为广义的通宝货币文化，还包括了历代通宝币材的探索，铸造工艺的演变等科技文化内涵。总之，通宝货币文化不啻为传统文化中的一大宝库，需要我们精心清理开掘，从历史回溯中获得美学启迪和感受。
自通宝币制问世以来，以关注王朝货币行废和国计民生兴衰的忧患意识为出发点，以评说通宝货币及其政策为中心，历代政治家思想家留下了林林总总、叹为观止的宏论卓识，形成与通宝币制密切互动的货币思想流程。这笔思想遗产既是我们全面把握通宝币制演变的不可缺少的宝贵史料，又是深入诠释通宝币政决策之因果得失的思想根源，也集中反映了中古至近代经济思想所能达到的历史高度及其自身难以逾越的认识局限。在唐代，围绕铸币权收放的政策抉择，刘秩祖述《管子》和贾谊学说，对国家垄断铸币权原则作了继承和发展。在对钱荒的剖析和对策论议中，陆贽依托传统轻重论，更清晰地表述了铜铸币条件下的货币数量论。至宋代，沈括格外留意通宝流通速度与数量间关系，最早提出了货币流通速度的理论概念。宋人周行已则阐发了"钱与物本无重轻"，"而相形乃为轻重"的思想，使传统轻重论空前地逼近了科学价值论学理。这些认识成就，是唐宋通宝币制极盛时期深入发展的货币经济现象在主观认识上的反映，也指导了朝廷有关货币决策，为改善货币现实发挥了某些积极的影响。
自纸币问世后，南宋杨万里、陈耆卿运用传统母子相权论，创造性地提出钱楮母子论。上述理论思考，对宋代钱钞并行流通现实和通宝与钞币间关系的认识达到一定深度，以此为基础，形成了"称提之术"，即运用通宝、银绢等收兑流通中过多的纸币以稳定纸币币值的管理调控方法，这是历史上币论与币政密切互动与结合的典型史例。历史进入明清时期后，在银、钱、钞多元货币体制的背景下，持续出现了"废银行钱"的货币思潮，许多启蒙思想家如王夫之、黄宗羲至近世的冯桂芬等均未能免俗。这种货币思想发展迟滞现象和"恋铜情结"，亦是明清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缓滞的历史投射。同是对通宝币制的维护与推重，却因为时代的变异而具有进步与落伍的分野，其间历史因果与是非，无疑也构成了回溯古代币制传统和通宝货币思想时有待反思的重要命题。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通宝币制作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项货币制度，精芜并存，包罗宏富，历尽兴衰，影响深远。通宝币制以其内在的历史价值和学术魅力，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货币史学的重大课题。
二
通宝币制的研究，可追溯到唐宋以来历代正史的《食货志》，一般都记述本朝的通宝币制运行与沿革。正史之外的其他史部典籍，如唐代的《唐六典》、《通典》，宋代的《册府元龟》、《通志》，元代的《文献通考》，明代的《续文献通考》、《古今治平略》，清代的"续三通"、"清三通"，以及各朝的《会典》、《会要》等都载有这方面的内容。但严格而论，由于传统时代学人对于经济现象认识理解能力的局限和传统学术中经济史学的有欠发达，致使这些典籍对通宝币制在研究层面上留下的认识成果相当有限。从当代学术的角度而言，毋宁将它们视为通宝币制的基本史料。
从钱币角度研究通宝货币，在中古以来学术史上却一直是门久盛不衰的大学问。唐代有封演的《续钱谱》。南宋洪遵著《泉志》，为现存世的第一部完整的泉学专著。明代有胡我琨《钱通》等。至清代泉学再盛，名著如翁树培的《古泉汇考》，倪模的《古今钱略》，李佐贤的《古泉汇》等。这些著述中保存了通宝钱币文化的大量资料和学者的精到研究。至民国时期，丁福保编著《古钱大辞典》，虽属大型工具书，实际上汇聚了历代有关通宝的拓片和论述资料，代表了民国时期通宝钱币文化研究的水准。凡此，皆为今天深入研讨通宝货币文化营造了丰厚的学术基础。
运用近代经济学和历史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货币，起步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民国时第一部中国货币史著作是章宗元的《中国泉币沿革》，1915年出版，全书八节中只有第一节"历代泉币沿革大略及制钱沿革"简略地叙及通宝货币。1925年张家骧出版《中华币制史》，全书十余万字规模，其中第一编述及通宝币制。
五六十年代关于中国历代货币通史的著述有彭信威的《中国货币史》，彭著熔货币史和钱币学于一炉，对两门学科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被学界公认为是标志本世纪中国货币史学发展的里程碑式的巨著。该书在叙述历代货币通史过程中，给予通宝币制空前的关注，对起于唐代迄于明清通宝货币的铸行、购买力、货币理论和信用问题，运用异常丰富的史料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和论述。诸如唐代通宝的币重币轻，宋代的钱荒与铜钱外流，唐宋通宝购买力的波动，明代通宝的行废，清代通宝制钱流通中的银钱比价等通宝币制史上许多重大问题，均作了一定深度的探讨并提出明确的结论，其中不少经典性的研究思路和观点皆泽被泉界，启迪后学。虽然有些论证和看法有待进一步探究和完善，但作者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是仰之弥高的。
60年代问世的断代货币史著，有杨端六的《清代货币金融史稿》，全书七篇中以三篇的规模对清代通宝币制--即制钱制度首次进行了详尽的整理和论述，至今仍是研究清代通宝币制最好的专著。60年代还有胡寄窗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册、中册出版，该书中册不少篇章也开创性地论述了与通宝币制相关的历代货币思想，在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
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在学术界思想解放、百花齐放的新形势下，中国货币史学和钱币学研究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学术界不仅对历代通宝货币进行具体而微的钱币学考察，而且就通宝币制开展的货币史研究也日渐深入，已发表的论文中力作频见，胜义迭出。同时，其间出版的经济史、财政史著述中，也有一些关于通宝币制的精辟论述，如傅筑夫著多卷本《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漆侠的《宋代经济史》，汪圣铎的《两宋财政史》，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李潜龙《明清经济史》等。在古代货币通史方面，萧清推出一卷本《中国古代货币史》，该书以24万字篇幅浓缩地论述了古代货币发生、发展历程，对于通宝币制给予较多关注，在表述角度和侧重点上对彭著有所突破。在货币思想通史方面，叶世昌先生推出了《中国货币理论史》，在系统探究历代货币理论的宏大背景下，论述了自唐宋至近代以来的通宝货币思想，在研究视野和理论诠释上皆有新突破，同时填补了中国近代货币理论专著的空白。80年代出版的萧清的《中国古代货币思想史》、叶世昌的《中国经济思想简史》和赵靖的《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等，也以不同篇幅论及与通宝币制相关的货币思想，代表了国内学术界在这方面课题上所达到的较高研究水准。
当然，从本课题的学术角度而言，上述货币史著作也存在一些研究和表述的缺憾。首先，这些著述均为全景式货币通史性质，将各个朝代、各种货币统统纳入其研究范围，而不可能对其中的通宝货币作专题深入的探究。迄今尚没有一部通宝币制的学术专著，诚为百年货币史学的一大憾事。其次，从作为一门制度史的学科建设来看，在其逻辑思路、整体结构和表述框架上，存在需要加以完善之处。比如对通宝币制在内涵、外延范围内的一些基本制度范畴研究不尽全面，诸如每个王朝的货币管理体制、铸造机构、铸行法律、法规沿革等币制最基本层面，亦可称为币制的硬件，几乎被忽略而付阙如。
回眸本世纪的货币史钱币学研究，经历了民国和当代两度高潮，其间学人辈出，成果斐然。尤其是八九十年代学术界对通宝币制各个侧面展开的单题研究，逐步廓清对这一历史制度真相的认识，提高了理论诠释水平，近年有关通宝币制的考古文献资料也呈现新的开发局面。值此中国泉学百年总结集成、学术走向世纪换千的历史时刻，系统总结通宝币制史的学术环境和条件已渐趋成熟。
三
基于以上认识，笔者在从事江苏货币史研究课题时便萌发了对于通宝币制特别执着的兴趣，在经年思考酝酿后，慎重选择本课题作为学术攻坚的战略突破点，旨在填补学术研究空白，撰成迄今第一部系统论述通宝货币制度创立、发展和衰亡演变史的专题著作--《中国通宝币制史稿》。
关于本书性质，如所周知，古代货币的研究存在货币史和钱币学的学科分野。本书以货币史学的研究为主体，同时遵循当代学术趋势，努力将两门学科紧密结合，扬长避短，力求相得益彰之效。
在占有基本研究成果和学术信息方面，亦付出较大努力。本书稿引用、参考货币史、钱币学和经济思想史著作数十种，以及刊登在高校学报、经济史和钱币学专门刊物百余篇论文，广泛了解和把握海内外在这个领域的学术动态，充分吸取历代学人和时贤研究精华。
在学术创意方面，力求超越既有货币史著的思维定势和研究局限，以社会经济史为基本背景，以通宝币制和币政为研究重点，突出历代封建皇朝在货币制度建设与货币管理决策方面的经济职能和主体作用，尽可能搜集丰富的第一手史料，力求全面具体生动地反映通宝币制运行史貌，深入评析历代有关通宝货币的经济思想，客观展示通宝货币文化的辉煌成就。
对于通宝币制在历代演进中产生的重大历史问题，本书稿也力矫以往史著中考论不力，与一般史事平均使用篇幅诸不足之处，精心排比梳理史料，辨析史实，勾勒脉络，阐明观点和倾向，力求给读者较明晰的回答和有新意的启迪。诸如通宝币制之渊源、通宝之命名、唐代之钱重物轻、唐宋铸钱机构之沿革、宋代之夹锡钱、明清之银钱关系等许多重大问题，均提出作者独到见解，尽量做到根据充分，思路缜密，在自圆其说的基础上有较强说服力。
货币一体化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货币流通速度；货币政策；实体经济市场
一、引言
从亚当斯密在《国富论》提出“看不见的手”以来，经济学市场领域是市场调节为主还是政府调控为主是一直争论的话题。但不可否认的是，任何政府都从未完全停止调控行为，放任市场规律调节经济。特别是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诞生后，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就我国而言，虽然本届政府不断简政放权，努力回归市场对经济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但是宏观调控手段在我国仍然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地位。
就货币政策而言，几乎所有的国家政府都以直接或者间接调控货币数量为主，关于货币流通速度的研究却相比较少，即便在著名的费雪方程式MV=PT提出后，国内外非常多的理论也在假设货币流通速度是一个常数。
所以，本文意在对我国实体领域的货币流通速度进行研究，分析影响其变化的因素，验证其变化是否稳定，并进一步揭示其变化的趋势。从而在货币流通速度方面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实施提出相关建议。
二、文献综述
国外自威廉配第开始就将货币流通纳入经济学研究的范畴，配第在其《货币略论》中，提出货币流动速度和货币流动数量方面呈反比，是互补的关系，并第一个提出了货币流通速度的函数。
魏克赛尔（1915）找出关于货币流通速度中最重要的5个变量：第一为人们对货币交易的需求，第二为人们对货币的预防性需求，第三为贸易信誉，第四为银行的信用，第五为货币利率与自然率的差值，以上几个方面决定了货币流通速度的大小。
费雪（1911）提出了清晰的货币流通方程式MV=PT，反映的是在某个时间上，货币周转和商品周转的关系。为了使得交易价值总量PT和名义货币量M相等，所以在货币存量M上乘以V即货币流通速度，代表在时间段中货币的平均周转次数。
收入说主要是针对在费雪方程中一般价格水平比较模糊的缺点，同时结合宏观领域国民核算的进展，庇古提出了收入方面的货币流通交易方程式MV=PY，其中Y代表的是国民收入，而V代表的是收入的货币流通速度。并且在此方程中，收入的货币流通速度V是一个比较容易观察和计算的变量。
现金余额说的代表是剑桥的现金余额方程式，主要是剑桥经济学家马歇尔等人提出的，其表达式为Md=KPY，其中P乘以Y是代表名义国民收入，而Md代表的是对名义货币余额的需求，或者称为是现金需求，K所表示的是人们手中所持有的货币量与名义国民收入之比的大小。不同于前两者的货币供给理论，现金余额理论从货币需求角度入手，在货币均衡的时候货币的需求等于外生的货币供给。
相较于国外理论研究，我国对货币流通理论研究较少。基本可以分为，制度方面的研究和市场方面的研究。在制度方面，易纲（1996）将原有费雪方程式MV=PY中加入货币比例系数λ，得到新的交易方程MV=λPY，他认为我国货币流通速度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我国货币化进程的加快。曾利飞等（2006）认为随着金融的发展，货币流通速度会上升但是效果不是很明显，但是第三产业的发展会导致货币流通速度不断下降。
在市场方面，冯菲（2010）认为交易流通速度具有明显的顺周期特征，并说明2000年前后交易流通速度和收入速度出现了分化，原因是金融交易引起的货币需求。胡正，秦娟（2012）运用1978-2009年数据分析得出随着1992年中国资本市场规模的扩大，虽然我国实体经济中的货币流通速度在下降，但虚拟经济中的货币流通速度在加快且已经超过前者下降的速度。
三、理论分析
传导机制分析：实体经济的增长理论上会促进货币流通速度的增加，而金融投机市场投机的增加可能会对实体经济货币产生替代作用，从而导致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市场利率的增加会增加储蓄意愿减少信贷需求，从而减少实体经济的货币流通速度。
建立理论模型：根据凯恩斯货币需求持有理论有，并联立庇古的国民收入货币流通速度方程MV=PY，有（货币流通速度约束）。效用最大化下的新凯恩斯曲线，在其货币流通约束下解得：
（1）
（2）
通过分析方程（1）可以研究得出：
命题一：当其他条件不变时，预期到的国民收入上升时，实体经济市场的货币流通速度是增加的，这说明人们在预期到经济趋势向好的时候，货币流通速度会增加；当其他条件不变时，交易性和谨慎性需求k增加时，实体经济市场的货币流通速度是降低的。这可能是由于在经济环境一定的情况下，交易商品的方式方法发生改变，或者交易性需求和谨慎性需求综合作用，使得货币流通速度的相对下降。
命题二：投机需求h的变化要受到对经济增长预期的影响，当预期到的经济向好时，小于0，投机需求的增加导致实体经济市场的货币流通速度增加。说明在预期经济增长的条件下，人们预期实体经济市场的回报率会上升，所以相应提高该市场的投机需求，从而增加了货币流通速度；相反在预期经济预期衰退的情况下大于0，投机需求的增加导致实体经济市场的货币流通速度减少，这可能是由于预期经济衰退，所以投机的领域集中在金融投机市场上，从而减少了实体领域货币的流通速度。
通过分析方程（2）可以研究得出：
命题一：当其他条件不变的时候，市场利率的增加会导致实体经济市场货币流通速度的降低，这主要就是因为人们储蓄意愿的增加和企业信贷意愿的降低所致；反之市场利率的降低则会提高货币在实体经济市场的流通速度。
四、实证分析
1.测算我国实体经济市场上的货币流通速度
根据庇古的收入货币流通速度方程MV=PY，可以得到MV=GDP。但是由于本文研究的是实体经济领域的货币流通速度，所以名义货币量M要减去两个方面的数据：其一为金融投机市场上的货币量，本文用流通股票的市值代表；其二为法定存款保证金，这部分资金只是存放在央行的沉淀资金而不进入实体经济领域。而且名义货币量用M2表示，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包括进入实体经济市场的资金。
所以根据以上分析得出实体经济市场的货币流通，通过选取国家统计局我国1993年-2003年的数据和人民银行1993年-2003年数据计算可以得出：
我国实体经济市场的货币流通速度并非是一个常数，而是大致在0.9-1.6之间，而且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不是平稳的，而是自1993年以来有先加速再减速再加速的趋势。
2.我国实体经济市场货币流通速度和预期经济增长、市场利率的计量关系
由于预期经济增长率比较难以衡量和估计，本文假设人们可以根据本年的经济增长率大致估计下一年的经济增长率。即用本年的经济增长率作为预期下一年经济增长率的估计，建立多元回归方程并带入我国1993年-2013年国家统计局数据并用加权最小二乘法可得：
Y=1.38+1.51X1-0.06X2
（5.1）（-51.5）
F=1328
（其中X1代表我国GDP增长率，X2代表我国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
通过以上数据分析可得：
经济增长率和市场利率对我国实体经济市场的货币流通速度影响显著，从数据得出在我国，国民收入GDP增长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我国实体经济市场中的货币流通速度增加1.51个百分点；而我国的市场利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我国实体经济市场中的货币流通速度减少0.06个百分点。进一步验证了理论模型中预期国民收入的增加对我国货币流通速度有促进作用，而市场利率的增加则对我国货币流通速度有抑制作用。
本文的实证部分主要说明了三点：
第一，通过计算我国实体经济市场的货币流通速度判断我国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并非是一个定值，也并非平稳，而是在一个范围（0.9-1.6）内波动的。这种波动可能来自于实体经济增长方面和市场利率方面。
第二，通过计量分析，进一步在数据上说明了我国国民收入增长率和央行利率对我国实体经济市场的货币流通速度是有统计影响的。其中我国国民收入对货币流通速度有着促进作用，而市场利率对货币流通速度有着抑制作用。
第三，结合第一点和第二点分析我国实体经济市场中货币流通速度非平稳的原因是由于我国经济周期和经济的波动，还有货币当局央行的频繁调整利率货币政策。使得我国货币流通速度自1993年以来呈现先加速再减速再加速的趋势。
五、政策建议
1.在不考虑金融投机市场的情况下，货币当局增发货币量同时保持市场利率不变时，名义货币量的增加会导致国民收入增长，而且国民收入增长会进一步导致实体经济中货币流通速度的增加，从而促进国民收入进一步的增长，产生螺旋上升效应。
2.在不考虑金融投机市场的情况下，货币当局不仅增发名义货币量，而且同时还降低市场利率的时候。则是对经济的一种强刺激，两者共同作用，可以比较迅速的提高国民收入。
3.在考虑金融投机市场的情况下，国民收入、市场利率和实体经济的货币流通速度机制虽在也在发挥作用但有可能会减弱。因为有一部分货币量进入到金融投机领域，使得实体经济领域中的货币量减少或者流通速度减慢，从而减少了货币政策的效果。
所以，在我国整体的经济环境下，不仅要从货币数量和货币流通速度两方面考虑货币政策的作用，同时也要考虑到实体经济市场和金融投机市场对货币政策的“分配和稀释”作用。
参考文献：
[1]魏克赛尔.国民经济学讲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2]费雪.货币的购买力.商务印书馆，1934.
[3]易纲.中国金融资产结构分析及政策含义.经济研究，1996（12）.
[4]冯菲.我国货币流通速度分析-理论，逻辑，结构分析及其政策含义. [博士学位论文]南开大学，2010.
[5]曾利飞.中国金融机构的资产结构与货币流通速度.世界经济，2006（8）.
货币一体化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货币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7-0052-02
一、货币哲学研究的可能性
（一）什么是货币
货币出现在人类社会历史活动的早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产生了私有财产。不同的家族拥有的私有财产也许不同，袭击别的家族是获取其私有财产的一种方式，但同时自己也会随时遭受其他家族的袭击。后来一些聪明的人发现与其他人进行私有财产的交换，比袭击他们对自己更有利、也更安全。于是货币就在交换中就慢慢推广和发展起来了。货币与语言类似，都是为了适应人类社会交往的需要产生的，都是人类彼此之间密切联系的符号。［1］
（二）什么是货币哲学
货币作为一种经济现象。一般属于经济学研究的问题，何以能成为哲学研究的对象，从哲学的维度对货币进行研究何以可能，又有何意义?要回答“什么是货币哲学”，我们首先要把握哲学的本质，没有正确的哲学观，就没有合理的货币哲学理念。正确的货币哲学观念，对于我们理解货币哲学具有指示性的意义。
哲学是人类理性思考的结晶，是以理性为基础的事业，在社会各个领域具有巨大的普遍性特征。货币哲学可以表现为一种自觉地哲学理论形态，但是货币哲学又不是一个界域明确的、具有独立的研究领域的哲学学科，它存在于众多哲学流派和学说之中。货币哲学研究成为可能，是因为经济学价值判断内含着哲学的分析。［2］
二、货币哲学思想史的梳理
研究货币哲学不能忘记对哲学思想史的梳理，从哲学的历史画卷中拣选比较重要的哲学家对货币问题的思考来探寻货币哲学思想史，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把握货币的前世今生。
（一）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充分注意到货币与经济活动以及与生活中其他要素之间的关系，并从这一观点出发，讨论了许多货币问题，从人类生活实践中研究为什么需要货币这种交换形式，以及货币从一开始出现就与人性的存在和发展相关联的特征。
（二）休谟
休谟在他的著作《论货币》、《论利息》、《论贸易平衡》中提出了著名的货币数量论。他的货币理论主要是对重商主义进行批判。揭示了货币的数量与人性的勤勉的关联性，从定量与定性的分析中揭示了两者的积极性，说明了货币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积极推动作用。
（三）康德
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从道德哲学的角度，对货币引发的金钱观持有批判的态度。他在《实用人类学》中指出，声誉、强力和货币钱财是影响人的行为能力的三个方面的力量。货币的发明带来一种拥有癖。拥有癖主要是人对货币的贪婪占有心理。康德说，“钱就是敲门砖，财神爷光顾谁，对穷人关闭着的一切大门都会朝他洞开，这种愚蠢的是最可耻的。”
（四）黑格尔
黑格尔提出对货币概念的哲学思辨，他认为要理解货币首先要从价值范畴着手。在谈到货币和纸币时，黑格尔说：“例如，票据并不代表它的纸质，它只是其他一种普遍物的符号，即价值的符号。物的价值对需要来说可以多种多样。但如果我们所欲表达的不是特种物而是抽象物的价值，那么我们用来表达的就是货币。”货币夷平了一切东西的差别，代表一切价值，但是货币本身却不是价值本身，而只是各种需要的一个统一的代号，所以货币本身的价值又需要重新被各种特殊价值所支配;货币作为抽象的物仅仅代表这种价值。
（五）莫泽斯?赫斯
赫斯是德国社会学之父，著作《论货币的本质》，他是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渊源人物。赫斯与马克思从1841年开始交往，在《莱茵报》和巴黎时期的《前进报》都合作过，曾参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撰写。如果说费尔巴哈和黑格尔在哲学方面对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那么赫斯在经济学、社会学方面对马克思异化观的经济学转向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形成起过积极的促进作用。
（六）西美尔
西美尔的《货币哲学》从货币存在的实质、意义出发阐释货币，从货币对内在世界的影响，考察货币对个体生命情感和命运的结合，以及对一般文化的影响。
三、马克思是第一位深刻揭示货币本质的思想家
（一）货币本质
货币就是财富的收据，货币就是人类劳动的信用体现。某个人创造了财富，发出一个收据，另外一个持有收据的人，可以到银行机构要求兑现这个财富，这是货币的基础。人们拿着一元钱对银行说，能不能把我的劳动还给我，他给的就是某个人欠银行系统的债券，这就是货币最本质的东西。［3］
（二）马克思从唯物主义出发对货币哲学的论述
马克思在1843年写的《论犹太人问题》、《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以及《神圣家族》、《哲学的贫困》和《伦敦笔记》等著作中都有关于货币问题的论述。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第一次对自己的货币理论进行了详细而系统地探讨,对货币的社会功能和社会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揭示了货币是商品交换和发展的必然结果,对货币的本质、职能,货币与资本的关系,货币向资本转化的必要条件等进行了全面地厘清和阐述,揭示出货币是社会关系的物化本质，指出货币与价值内在关联,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人类社会三大形态演进规律。
马克思说：“人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是他们做为商品所有者之间的关系。商品就其本身来说是超越一切宗教、政治、民族和语言限制的，商品的共同语言是价格，商品的共性是货币。”
马克思明确指出，货币可以使矛盾具体化，但并非是矛盾与冲突的必然原因。货币可加剧社会矛盾，也可以缓和矛盾，但它并非必然地创造社会矛盾。任何一种货币或货币系统都具有自身的结构与规则。货币不仅仅具有经济意义，而且还具有政治、文化、道德、心理等意义。货币的意义不是固定不变的，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角度来研究货币有助于丰富和深化我们对货币现象以及货币在人类经济行为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理解。
马克思认为，对货币本身进行攻击而力图消灭之，这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货币本身是一种中性的东西。货币的这种中性表现为，货币可以体现财富和权力不均，但货币本身并不是创造这种不均的原因。货币在原则上与社会中的财富和权力的不对称没有本质上的关联。货币可以体现社会压迫和阶级压迫，但压迫不是货币的本质。［4］
马克思唯物主义辩证法告诉我们，手段服务于目的，受目的的制约。货币和理性一样，在人类的发展上的作用功不可没，它们曾经把人类带出蒙昧和黑暗的中世纪，但这两者同样仅仅是达到终极目标的手段，本身不是终极目标。货币作为一种手段，如果不与其他内容相结合，就是一种无内容的手段。不为内容服务的货币，对于目的来说就等于无。另一方面，目的也受制于手段。手段是达到目的的现实条件和桥梁。脱离了手段的目的同样也等于无。谁不重视手段，谁也就不能真正重视目的。
亚里士多德说：“目的总比那些手段好，例如健康比为了健康的东西更好。”在目的与手段的关系中，一般来说，人们往往首先看重目的，因此目的占据支配地位。而货币本身不是最终目的，如果将货币作为生活的最终目标，那就没有弄清楚货币被发明出来的原因是什么。如果目的和手段发生错位，人就会成为金钱的奴隶，受到金钱的奴役。但是，也不能得出只有目的才是重要的、高尚的，而手段则是卑下的、无关紧要的结论。医生考虑的关键并非是健康，而是怎样达到健康。我们应当承认，金钱对于我们的生存和行为具有深远的影响，我们不能认为只有超出金钱的目的才是高尚的，而作为达到目的的金钱手段则是卑贱的。
马克思对资本的统治、商品拜物教、金银上帝之类的现象提出强烈的谴责。他认为货币手段并不适合一切目的，就像他曾经说过的那样，“你只能用爱来交换爱”。
四、马克思货币哲学思想的人学意义
马克思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揭示货币本质是一种人格化的社会关系，同时指出商品交换从表面上看是货币交换，但实际上却是劳动与劳动交换，这体现了人对他者的尊重和认同。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货币内在本质的人学内涵：货币是人类劳动的结晶，是人对象化的产物。它负载着人与人之间经济联系的职能，引导着人们相互之间的经济行为。因此从本质上来讲，货币是一种凝结了人类无差别劳动、负载着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力量，是人格化的社会关系
（一）人对货币的认同与货币对人的解放
马克思指出：“人们之所以总是信赖货币。那是由于它具有社会的属性，而货币之所以拥有社会的属性，是因为它凝聚了一般人类劳动，它是一般劳动时间的对象化。货币不是人与人认同的原因。而是其外化的结果，即不是因为有了货币才有人对人的认同和信任。而是由于有了人对人的这种认同和信任，才有可能产生对货币的这种‘信用’。”
在早期人类社会因生产力水平低下，个人还不具有独立性，个人只存在于血缘或宗法式的共同体中，人的存在形态自然也表现为人对人的依赖。随着生产与交换的发展，货币从一般商品中分离出来，成了固定充当交换的一般等价物，货币也就成为一种支撑人独立的物质力量。［5］
（二）货币对人本质的物化
马克思认为：“货币的本质实际上首先不是在于财产通过它转让，而在于人的产品赖以互相补充的中介活动或中介运动。人的、社会的行动异化了并成为人之外的物质东西的属性”。在这里“人使这种中介活动本身外化，他在这里只能作为丧失了自身的人、非人化的人而活动、在人之上本质所进行的活动。［6］由于这种异已的中介——人本身不再是人的中介，——人把自己的愿望、活动以及同他人的关系看作是一种不依赖于他和他人的力量。”这就意味着人只有通过货币的形式才能取得社会的权利，实现自己的价值，确证自己的本质力量，致使货币的存在和价值高于人的存在和价值。
五、马克思货币哲学思想的当代意义
中国处于社会的转型期，经济发展较之改革开放前有长足的发展，丰富的物质产品不断冲击着我们的眼球，攻击着我们脆弱的抵御能力，瓦解着我们的信仰。理想的丢失、精神的紧张、思想的空白、心理的焦虑、人与人关系的冷淡，都是现实问题，亟需解决。物质文明越是高速繁荣，人们的精神越是出现空虚，生活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越是质疑。货币，是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但是社会发展的规律不可能消除货币，那么就得正确的对待货币。面对日趋一面性的社会，我们应该用心灵感受事物微妙的差别和独特的特征，摆脱货币和理性对人的异化，走出“单向度的人”。
参考文献：
［1］黄爱华.货币哲学“中性”概念之研判［J］.探索.
［2］张义生.马克思货币哲学的人学思考［J］.党史文苑.
［3］史清竹.马克思货币哲学思想研究［D］.吉林大学博士论文.
［4］曾友中.马克思货币理论与当下金融危机［D］.武汉大学博士论文.
货币一体化论文范文第5篇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金融国际化飞速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之一,全球经济和金融系统之间表现出越来越高的关联性,两者的交互作用也日益复杂,这不仅提高了金融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效率,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风险在全球各个经济体之间的传导效应,进一步地扩大了经济系统的随机涨落作用,而货币政策常常被用来调和经济系统中的这种涨落,货币政策工具、操作目标、中介目标、最终目标、规则、传导机制以及货币政策效应等的组合称为货币政策系统,决策层大多选择搭配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实施有效的财政金融措施,实现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促进金融安全、高效、稳健运行,推动宏观经济的稳定健康持续发展。
货币政策系统作为非线性复杂社会经济系统的组成部分,其自身也是一个非线性复杂系统[1],在货币政策系统中存在最终目标、中介目标、操作目标等目标,同时涉及利率、汇率、就业率、通货膨胀率等多种变量,并且在货币政策系统的动态演化过程中存在着各种随机的涨落,在各种变量和目标的非线性作用机制下,微小的随机涨落得到放大形成巨涨落,最终导致货币政策系统发生突变,传统线性均衡的经济理论无法解释货币政策系统演化过程中的非线性现象。因此,本文在研究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运用突变理论对货币政策系统的突变机制进行分析,同时对货币政策系统的突变机制进行相关的实证研究,以论证货币政策系统突变机制的理论分析。
二、文献梳理
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基于线性逻辑假设揭示了货币政策系统的运行演化规律,即各经济主体对货币政策的反应是一致的,这也就意味着货币政策系统中各变量之间是通过线性的模式进行交互作用。但是,实际的经济运行状态则是,微观经济主体对同一货币政策往往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进而会引起货币政策变量间的交互作用由线性走向非线性,货币政策系统表现出非线性的特征,如在高通货膨胀时期,微观经济主体往往有更高的欲望调整现金持有量;而在低通胀时期,微观经济主体由于存在调整价格的成本,对前期通胀的反应往往不敏感。
基于线性理论的研究框架,国外学者Carrasquilla(1998)运用VAR模型以哥伦比亚1980—1996年的宏观数据为研究样本,对货币政策的效应进行了相关研究,研究显示,货币政策实施后,利率和资产价格会发生变化,但是消费没有显着变化[2]。同时期,De La Rocha(1998)应用描述性统计的方法对秘鲁的货币政策传导渠道进行了相关研究,研究表明秘鲁的货币政策大多依赖于利率传导渠道,而信用渠道不明显[3]。随着非线性科学的发展,货币政策系统的非线性特征越来越受到相关学者的关注,国外学者Kim D.H.(2002)以实证研究的方式,运用Hanmilton(1994)[4]提出的浮动法对美国的货币政策操作效应进行了相关研究[5],认为在1979年以前美国的货币政策表现出明显的非线性特征,而在1979年之后美国货币政策的非线性特征不够明显。国内学者赵进文、闵捷(2005)用单方程非线性STR模型对我国货币政策操作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货币政策操作效应存在非线性特征,且转换函数为逻辑型函数的形式[6]。随后,彭方平(2007)同样运用STR模型对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非线性问题进行了相关研究,揭示了我国货币政策系统的非线性作用机制,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认为货币政策应根据不同的信贷状况做出调整[7]。与之不同,刘超,张伟(2012)从货币政策目标的角度出发,运用系统动力学原理构建了反馈模型、结构流图和方程,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实证研究,揭示了货币政策目标间的非线性交互作用[8]。
现有的相关研究较多的采用实证方法验证货币政策效应、货币政策目标或货币政策工具等某一方面的非线性特性,对货币政策非线性机制的理论研究较少,本文拟将货币政策工具,货币政策操作目标、中介目标、最终目标,货币政策规则,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以及货币政策效应等的组合看作一个系统,并就整个系统的突变机制进行理论分析,在此基础上运用突变级数法对其进行实证检验。
三、我国货币政策系统的突变机制分析
法国数学家托姆1972年提出的突变理论主要是对某种系统或运动过程的研究,从一种稳定状态跨越中间的不稳定态向另一种稳定状态的跃迁。突变理论在自然和社会领域具有重大的应用价值。突变理论与耗散结构论、协同论一起,在有序与无序的转化机制上,将系统的形成、结构和发展联系起来,成为推动系统科学发展的重要学科之一[9]。突变理论的理论核心是在研究过程中即使是对系统形态的基质所具特性或作用力本质一无所知,仍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理解形态发生的过程[10]。
(一)货币政策系统突变机制
货币政策系统作为一个动态的演化系统,存在两个或多个不同的稳定平衡态,在经济开放和全球化条件下,国际资本流动、金融创新和投融资工具多样化发展,导致货币政策安排中成本和效益关系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一方面,作为开放的系统,货币政策系统受到政治、经济、金融、技术等环境因素的影响,通过和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使得货币政策系统发生变化以适应变化了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货币政策系统中存在着各种随机涨落,这些涨落不断地通过各子系统、主体元素之间的非线性作用机制形成巨涨落,在货币政策系统内、外界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下,系统的状态参量逐渐偏离平均值,从而形成各种随机涨落,在系统发生突变的临界区域附近,涨落会使系统偏离定态解;在临界点处,货币政策系统中控制参数的微小变化使得货币政策系统由一种稳定态跨越中间的不稳定态跳跃到另一种稳定态,实现系统的组织结构、制度结构、功能、运行机制在复杂巨系统层次上演化,这一转变是突然完成的,稳定态的形式取决于控制参数的运动轨迹或路径。在货币政策系统的演化过程中,存在着系统层级跃迁、转换或创生的过程,即MST(The Meta System Transition)过程,这一过程具体通过货币政策系统的结构体现,在演化过程中,通过MST过程,货币政策系统最终会成为一个多层次跃迁系统。货币政策系统最终到达的稳定平衡态取决于控制参数的变化方向,当控制参数沿原路径返回时,系统不会回到最初的稳定平衡态。货币政策系统在整个突变的过程中内部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以适应新的外部环境和自身发展(见图1)。
(二)货币政策系统突变的根源
货币政策系统的突变并非凭空出现的,它具有可以查询的客观根源和能够用科学揭示的产生机制。货币政策系统是由众多的经济主体(元素)、目标、规则等构成的非线性复杂系统,各经济主体之间具有多重反馈性,根据苗东升教授论述的系统涌现性来源于构材效应、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环境效应[11],结合货币政策系统的上述特性,对货币政策系统的现实突变来源做以下初步探讨。
1.反馈效应
所谓反馈,是指一个过程或系统的输出(结果)通过某种途径返回到出发点,并作为该过程或系统的输入(或输入的一部分),从而对下一个输出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如果是对过程或系统输出的激励,则称为正反馈;如果是对输出的抑制,则称为负反馈。在货币政策系统内部,正反馈会使经济主体增加自身适应学习能力,逐渐做出理性、正确的判断,而负反馈会导致经济主体无法进行适应学习,阻碍货币政策系统的突变进程。货币政策系统内部各经济主体会不断加强那些与正反馈相关的机制,从而使得这些机制越变越强,当货币政策系统内部的反馈机制运行到临界点时,货币政策系统就会从一种稳定态跃迁到另一种稳定态,完成整个突变过程。
2.元素效应
货币政策系统是由元素或组分(各经济主体、目标、规则等)构成的,货币政策系统的整体突变性归根结底来自于内部的元素或组分。突变是货币政策系统的元素或组分的结构、成分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过程中发生的瞬时变化,最终导致货币政策系统由一种稳定态跃迁到另一种稳定态。一方面,货币政策系统的突变特性必定受到各经济主体特性、目标选择、规则的制约,并非任意的元素或组分都可以造就特定整体的突变性,而要求产生货币政策系统整体突变性的元素、组分或个体具有一定的性状,包括组分或元素本身的特征、环境的约束、接受信息的反应以及相互的作用、运行机制等;另一方面,货币政策系统的元素和组分之间发生非线性作用,使得货币政策系统的内部结构发生变化,元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导致货币政策系统的有序和无序。
3.层级效应
首先,突变是货币政策系统整体(或系统的高层次)具有而部分(或系统的低层次)不具有的属性、特征或功能。其次,突变是由货币政策系统等级层次提升产生的结果。系统层次结构的提升往往会产生一种高层次等级具有而低层次不具有的新质的突变,同时也意味着货币政策系统结构向着复杂化方向发展。最后,货币政策系统整体(高层次)的突变来源于部分(或低层次),这表明,货币政策系统整体所具备的新的属性特征来源于原来没有此特征的系统的部分,货币政策系统突变性的主要标识就是系统高层次中新质的产生以及系统层次之间的不可还原性。
4.结构效应
在货币政策系统中,要保证货币政策系统的可持续发展,货币政策系统的稳健运行,不仅需要良好的目标结构、高效的操作工具组合,而且还需要高效率的运行规则,因此,为了使实施的货币政策达到预期的效应,就应该选择合适的货币政策工具,制定高效的货币政策规则,并将两者有效的组合起来,以实现预期的货币政策目标。
5.环境效应
货币政策系统在与外界环境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流交换的同时,从中获得资源,努力开拓自己的生存空间,并形成边界,建立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的渠道和方式。货币政策系统凭借这些渠道和方式与环境进行物质、能力和信息的交流与运动,以此来决定如何通过整合或组织其他部分以实现突变,来适应环境的约束,提高抗干扰能力等,突变的结果是产生新的货币政策结构,以实现预定的货币政策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