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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生产论文范文第1篇
（一）违章操作
在生产中，违规操作、操作错误以及不按照化工的安全规章制度等等。化工的储存、运输以及生产都有严格的程序，违背安全操作规则，则容易发生安全事故。从笔者的统计来看，在整个化学事故中，由于操作人员违规操作导致的化学事故大约占了28%左右。
（二）设备故障
1、先天性不足
例如：化工场地选择不正确，规划不够合理，不符合化工厂搭建的安全距离，生产工艺不够成素等等，都会在化工的生产上带来先天性的隐患。
2、设备设计上的缺陷
设备的选取不当，制造安装设备的质量低劣，缺乏比较的管理、维护以及及时的更新等等。多数的化工产品在生产的过程汇总都需要高温、高压，加之多数材料产品具有强烈的腐蚀作用，极容易造成生产所需的管、缸、塔由于腐蚀损毁导致有毒有害的气体（液体）出现跑、冒滴等现象。
（三）管理上的漏洞
管理制度的不健全，不能够及时的将隐患消除或者治理，化工生产操作员工没有经过良好的培训，作业环境底下，管理层领导不当等，都容易导致化工安全事故的发生。
（四）意外因素
意外事故主要是包括了突然的停水、停电，导致化学反应失去了原有的控制，或者是在有害物质的运输中，出现了爆炸、泄漏或者是车祸等事故。从上面四方面的安全事故的根本原因来看，化工事故造成的原因当中，人为因素占有的比重较高。既然化工事故中，人为因素占有过高，就应当想方设法的将人为的化工事故的发生控制完好。
二、预防化工事故的几点措施
（一）把好设备质量关
随着石油化工企业的生产规模不断的扩大、设备技术工艺的不断改善以及量得增长，经过多年所使用的设备和仪器，难免会出现一些异常的情况，而新投入的设备仪器还没有处于稳定状态，而操作人员也没能详细的了解设备的运行，也容易导致在生产过程中出现一些错误操作，从而发生各种安全生产事故，所以作为化工企业的管理层，需要高度重视设备的安全、质量。例如：根据生产管理的实践，制定出一套相对的、科学的、有效的安全责任管理制度，并建立出相应的台账。尤其是特种设备、大型生产设备、存储器等等设备以及装置的管理和维护，并对设备定期的检测、维修，如发现安全问题，应立即处理；如遇到不能处理的情况，则需要立刻对有关的单位进行报告。
（二）建立健全安全制度体系
石油化工企业的安全管理是一种综合性的管理工作，建立出使用的、恰当的安全管理体系是做好安全生产的关键。化工生产的安全与每一个操作员工的人生、财产安全都有着直接的影响，也是关系到企业存亡、发展的关键因素。如果一个企业没有安全管理制度作为保障，就更谈不上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得一席之地，企业想要争取到理想的经济效益，安全的生产是必要的前提。在企业中，要树立出安全就等于效益的生产经营理念，在内部建立出自我约束、检查、纠正的管理体现，实行科学化、规范化的管理，真正做到 防微杜渐 ，有效的遏制安全事故的预防、发生。
（三）建立安全事故问责制
在2001年4月21日，（国务院令第302号文件）国务院正式颁布施行了《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在制度的施行之后，石油化工企业先后将重大安全事故的问责制度落到实处。如果发生以下几类重大安全事故，则应追求其企业领导责任：其一，违反了安全生产、消防、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等有关的法律、法规；其二，违反了企业新建或者是扩建的项目管理制度规定；其三，违反了国家、行业的有关技术规范、标准；其四，面对安全事故，处理不够及时、恰当，从而导致事故进一步的严重或者出现次生灾害；其五，没有对有关专业技术人员、操作人员进行岗前技术培训以及上岗技术指导、监督。
（四）建立安全管理机构
安全管理机构的建立，是一个企业安全生产的重要保障。安全管理机构的合理完善，对企业的安全生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安全生产管理机构的建立必须要有企业高层领导的参与，这样才能有效的增强其执行力。安全管理制度是否能够落实到位是管理的关键，有管理制度不执行，是安全生产中发生安全事故的主要源头，安全生产必须将制度落到实处，否则一切都是空话。领导管理层需要以身作则的执行每一项规章制度。建立安全管理机构的最终目标是让每一位员工都懂得安全、了解安全、重视安全。在遵守安全制度中，对于一些取得了成绩的人员要进行一定的表扬与奖励，相反，对违反了操作规章制度的人员，必须进行严厉的处罚。
（五）全员参与全方位的安全管理
石油化工企业想要将安全生产做到最好，保证员工人生、财产的安全，就必须将 安全生产、人人有责 的话语落实到每一位员工的心理。为了做到这一点，则需要员工将生产实践与安全理论联系在一起。在企业内部，除了将安全管理工作人员的作用发挥到最大的同时，还应当让每一位员工都参与到安全的生产管理中来，只有调动、发挥出每一位员工的安全意识、安全积极性，才能够有效的切断、防止安全事故的根源。让每一位员工养成安全意识，真正的实现员工能够拥有自保能力、相互保护能力以及配合保护的能力，这样也能够将安全事故发生的几率将至最低。安全生产管理，换一句话来说，就是对化工企业生产中人员的操作进行安全的、有效的管理，制定出相应的安全操作规范条例、章程等。在企业中建立出切实可行的安全生产管理模式，不论是管理层还是一线员工，都应当将安全的理论知识熟记于心，在上岗之前，加强技能操作培训，改正以往操作中的不安全、不正确的操作方法。石油化工企业的安全生产管理，是将有效的方法贯穿到生产的每一处。
工业生产论文范文第2篇
一、依靠高新技术创建绿色生态产业链
鲁北企业集团的前身是一家小硫酸厂，1977年8月创建。当时，鲁北的创业者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扎根盐碱荒滩，以创建之时的40万元试验经费，承担了国家“六五”重大科技攻关项目——石膏制硫酸联产水泥技术，并取得成功，填补了国家空白。他们又依托此项技术成果，建成了我国第一套磷铵、硫酸、水泥联合生产装置，这套装置对我国化学工业是一个重大贡献。用生产磷铵排放的废渣磷石膏，制造硫酸并联产水泥，硫酸又返回用于生产磷铵，使上一道产品的废弃物成为下一道产品的原料，整个生产过程没有废物排出，资源在生产全过程得到了高效循环利用，形成一个生态产业链条。这既破解了磷复肥工业排放的废渣污染环境、制约磷复肥工业发展的世界难题，又开辟了硫酸和水泥生产的新的原料路线，改变了传统的“资源产品废物”的单一线性模式，达到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的有机统一。1997年5月，在第72次国家香山科学会议上，鲁北的绿色产业链被科学家确认为我国独有的零排放技术、绿色环境技术。
鲁北企业集团生产的主要产品，无论是科技含量较高的溴素、磷铵，还是一般的硫酸、水泥，都是用途广泛的成熟产品，其创新之处不在于产品本身，而在于产品的生产过程。在生产过程中鲁北集团深刻认识到环境保护与企业的发展是相统一的，制定了“开发环保科技产业，综合利用资源，实施可持续发展”的企业发展战略（称之为绿色文明战略），把环保、资源综合利用作为战略决策的首要因素，并使之成为企业乃至职工的自觉行为。在创建石膏制酸技术生态产业链之后，以发展海洋化工为目标，该集团又完成了海水“一水多用”生态产业链的创建，使海水在蒸发、净化过程中，通过合理的分布调节，实现了“海水取宝，滴水不漏”。
鲁北企业集团石膏制酸联产水泥和海水“一水多用”这两大生态产业技术的成功实施，也昭示了一种新的资源观念和环保观念，即人类对自然资源可以进行重复多次的利用，从而使有限的资源构成一个多次生成过程。这种既能多次重复利用资源又能保护环境的高科技绿色产业，将使我国传统化工产业完成由“夕阳工业”到“生态工业”的革命性转变。对于生态工业园，中国工程院陆钟武、金涌院士在2000年11月“山东鲁北企业集团技术创新院士行”活动中是这样评述的：工业生产有五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达标排放；第二个层次是零排放或微排放，在正常运行中企业所有废物都能循环利用，对外没有污染，假如出现事故，还是有污染；第三个层次是源头治理，开发新的清洁工艺，把污染消灭在源头；第四个层次是生态化工，不仅生产过程无污染，而且产品也没有污染，要求产品本身生命周期是安全的；第五个层次是生态工业园，对地区所有企业统一规划，使一个厂的废物成为另一个厂的原料，整个地区的物流、能流甚至知识流全部闭合运行。生态工业园是一个或多个绿色产业链构成的理想工业系统，是未来的工业经济发展方向。鲁北化工走的正是绿色生态之路，符合生态工业概念，因而被誉为生态工业园。
二、加强技术创新及其产业化机制，推动生态产业发展
鲁北企业集团起步于科研，腾飞于科技产业化，对于技术创新及其产业化有着深刻的认识。实践表明，高新技术不仅仅存在于信息技术、生物工程等领域，通过技术创新及其产业化，同样能使传统产业脱胎换骨。为提高企业的科技实力，增强技术创新能力，鲁北集团先后创建了部级技术开发中心、化工建材设计院、绿色化学研究院和高新技术攻关部以及与之相配套的6个中试基地。集团以自己的科研机构和实力为依托，注重技术创新和经济实效，构建了以企业为主体、适应市场需求的技术创新产业化体系，使自主开发的50余项重大科技成果全部实现了产业化。鲁北企业集团还对科研机构实行企业化管理，把单纯的科技开发转化为全方位的科技经营管理，把市场风险机制引入技术开发中，把技术开发贯穿于生产经营的全过程，最大限度地开发适应市场需要的新技术、新产品。
工业生产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生物工程毕业设计（论文）多元化
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是工科高等院校教学计划中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教学环节，占用一个学期，达大学教育阶段的八分之一。这一教学环节能培养学生查阅文献资料、使用各种工具书、应用计算机、外文翻译、工程设计与科技论文写作等方面的能力，提高学生的调研能力、实践能力、动手能力、社交能力，同时通过毕业答辩培养和强化学生的材料组织能力、讲演与口头表达能力、反应敏捷能力。东北电力大学生物工程专业的教师经过多年的教研总结出：这些培养目标仅靠在校园里苦读书本、纸上谈兵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要提高毕业设计（论文）的质量，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增加学生就业的机会，只有到社会实践中去，走学科交叉、产学研合作办学之路。
一、改革的措施
1.采用多元化毕业设计（论文）模式进行个性化培养
将参与毕业设计（论文）的学生分为考取研究生进一步深造型、签约就业型和自主创业型三类。根据不同类型学生特点，进行个性化培养，指导教师有针对性开题，学生根据自己的特长并结合自己的毕业去向选择合适的毕业设计（论文）题目；也可以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提出新颖创新的毕业设计（论文）题目，由专业教师把关审题；也可支持学生到就业单位或实习实训基地做毕业设计（论文），可使学生受到正规的科技开发训练，熟悉未来工作单位的环境和要求，提前完成由学生向工程技术人员的角色转换；支持学生参与大学生"综合性、设计性、研究性、自主开放型"实验项目的研究，参加大学生节能减排等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为日后的就业、创业和研究生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支持考研学生参与教师的科研课题，提前进入研究生课题的研究。这些措施能极大地激发学习的积极性，对增强我校学生的社会竞争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建立和完善独具特色的多元化毕业设计（论文）联合指导企业基地
积极探索与企业联合开展科学研究、产品开发、共建研究等产、学、研合作模式，企业借学校人力资源进行研发工作，学校利用企业条件培养人才，互利互惠，建设一批工程实践基地，形成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学生作为生力军，直接参与工艺设计、产品研制、科技开发工作，锻炼了学生的工程能力，形成了特色。我校地处各大类企业门类齐全的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吉林省，有优越的校企联合优势和校企合作传统，同时，各企业中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很多是我专业的毕业生，因此可依托本地建立多元化毕业设计（论文）联合指导企业基地，在培养一批校外兼职指导教师同时，也解决了教学设施和工程训练场地不足及到企业实习只能以参观形式进行的困难，为学生工程能力的培养提供了有力的硬件支撑和保障。
3.建立和完善实效显著的校内工程训练基地
利用校内资源条件，发挥学科优势，依托我院学生科技园、应用化学特色专业、省水处理实验中心组建了培养学生工程能力的校内工程训练基地，为毕业设计（论文）的顺利进行提供了有力保障。
4.对校内指导教师进行工程实际能力再培训，增强题目的工程实用性
近几年，我专业引进了一批青年教师，他们的学历高、综合素质高，但没有工厂企业工作的经历，缺乏深入的工程背景。因此，每年安排青年教师在学生到单位进行毕业设计（论文）过程中也下到企业锻炼，亲身体验工程实际和生产管理运行过程，积累工程经验，既可提高他们的理论教学水平和科学研究水平，同时，也能提高毕业设计（论文）的指导水平。
5.建立可操作性强的质量保证和评价体系
针对不同方式的毕业设计（论文）情况，制定相应的工作计划要求及联合指导协议书等教学文件，以保证毕业设计（论文）的有序进行。为考核学生的培养效果，制定了学生毕业设计（论文）质量评价内容和指标体系，提出了评价的操作及过程控制方法。在毕业设计（论文）中实行10～15%的末位复审制，保证了毕业设计（论文）的质量。
二、改革的可行性
"学科交叉、产学研结合"毕业设计（论文）新模式的研究与实践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它是教师的一种自觉需求，教师既可以寻找科研立项课题，也可为企事业单位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同时在为社会服务的过程中，学习生产新技术，反过来又促进教育质量的提高，最终为教师提供了一个施展才华的更加广阔的空间，有利于高校双师型师资队伍的形成。
这种模式也是学生渴望的，学以致用，用才是学习的终极目标。一方面考研学生参与教师的科研课题，提前进入研究生课题的研究，激发学习的积极性，也提高了我专业研究生的综合素质；同时有计划地指导学生在毕业设计（论文）过程中申请校级、市级、省级乃至全国的自主创新科研项目，参加大学生节能减排等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另一方面企事业单位委托的课题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学生真题真做感兴趣，更易激发他们的创新潜能，培养合作和团队精神，提高综合素质；同时，企业在这个过程中也能了解到学生的真实情况，及时与优秀学生签订就业协议，在一定程度上防范人才流失，增加了引进人才的可靠性，节省了培训费用。
通过这种模式的实践有效地缓解了我们专业实验资源不足的问题，充分利用企业或科研院所的实验设备作为学生毕业设计（论文）实验的有益补充，能有效地缓解学校因扩招而造成的资源紧缺的状况，提高了企业与科研院所实验设备的使用价值。
三、结束语
这种新模式的研究与实践有利于造就优秀的应用型本科人才，可全面提高我专业的教学质量，是我专业教学改革的方向，符合高等教育综合化的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1]冀满祥.本科毕业设计（论文）质量控制的实践与思考[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4）：142-143.
[2]李卫祥.高校本科毕业论文教学改革探索[J].太原大学学报，2005，1（6）：59-61.
工业生产论文范文第4篇
当前，A生产加工企业仓储原材料主要有：钢材、建筑五金、金属材料、橡胶及制品、劳保用品、通用机械设备、电力电工设备、电工材料、电工元器件、日用电器、通用仪器仪表、工具量具刃具磨具、紧固件、轴承、阀门等。现阶段，A生产加工企业在原材料库存管理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A生产加工企业仓库储存空间情况如下：物资库存仓库总面积750平方米，长50米，宽15米，高30米；托盘长1.5米，宽1.5米。A生产加工企业产品仓储管理规定内容如下：（1）产品完工后，各生产单位核算员凭主卡、产品附件清单，在生产技术部成品保管员处办理入库手续，并填写《公司成品入库单》，简称成品入库单。生产单位根据成品入库单编制本单位《产品完工产值情况统计表》，生产技术部凭成品入库单编制《产成品收入明细表》。（2）生产单位凭主卡、成品入库单、领料单，到经营计划部销卡，凡超出定额费用部分一律无效，可直接从收入总额中予以扣除。（3）市场开发部负责依据《产成品收入明细表》编制《产品完工汇总表》，向企业主管领导、财务资产部报送。（4）工程竣工后，各分公司及时报请工程项目部、监理公司对工程质量、数量、工期、施工资料等进行验收。
二、生产加工企业仓储管理存在的问题
A生产加工企业生产原材料存量大，大量的产成品仓储库存积压、大量的生产在制品、市场供应商家原材料一次性来货太多等因素，造成了企业仓储管理中出现许多问题。
1、储存结构设计不合理企业储存空间应包括物理空间、潜在利用空间作业空间和无用空间，即储存空间＝物理空间＋潜在利用空间＋作业空间＋无用空间。而A生产加工企业的仓库设计，将重点放在物理空间上，仅物理空间就占75％以上，其余空间共占25%不到。由此可见，企业的仓库整体空间利用率并不高，物资库存中存在拥挤、堆积现象，一旦到了企业产品销售旺季时，仓库就会变得更加拥挤、混乱，仓储产品卸货、入库、分类及管理效率极其低下，而空间拥挤还会造成产品脱落、碰撞以及破损。
2、仓储管理制度不健全A生产加工企业当前的仓储管理模式还是采用了原始的仓库储存管理模式，明显已经无法满足当前企业对物资管理的精细化、集约化要求。受到传统仓储管理模式的影响，A生产加工企业在仓储管理制度建设方面做的不到位，未精确考虑各种物料项目之间的联系，公司成品规格种类多、物资管理混乱、编码不统一，造成货位摆放混乱，影响仓储效率。此外，在库存的物料分类方面也没有按照精细要求划分，常常从价格方面进行归类，忽略了不同物料的体积、流量、订货周期、保存要素等情况，很多仓库储存区域没有得到明确划分，由于区域划分混乱，一些金属制材、电器零件、变压器、导线、开工部件等只能在室外摆放，长此以往企业仓储材料、物料损耗较多。
3、仓储管理人才管理不善A生产加工企业仓储管理人员配置不到位，在岗的仓储部门库存管理人员都是些老员工，常常在没有专业库存技术和理论支撑下进行管理，依靠的是自己多年积累的经验，而不是科学理论和数据依据。仓储管理人员的缺失，导致一些区域仓库没有人负责，仓库里的物料、材料混乱堆放，影响了库存管理秩序，导致A生产加工企业一些重要材料存放不规范化。此外，由于A生产加工企业目前仓储管理人员不足，无法根据公司材料、物料库存管理要求进行有系统的存货盘点，造成企业的仓储账目、物混杂现象日趋严重。
4、仓储管理技术落后A生产加工企业仓储管理之所以混乱、仓储区域之所以不能明确划分、仓储物资管理之所以出现较大误差，与落后的仓库管理技术有密切联系。尤其是很多仓库现如今还延续着十年前的人工记录、人工测量、人工统计方式，仓储管理方式陈旧落后严重影响了仓储管理的时效性和仓储库存数据的准确性。只有少数的仓库采用了先进的仓储管理系统，大部分仓库即使装有仓储管理系统，也没有得到充分应用。通常情况下只做账目统计利用，无法适应现代化、信息化仓库管理需求，导致公司仓储物资账目出现偏差，账、物不符现象百出。
三、生产加工企业仓储管理优化途径
单一的物料仓储管理策略、笼统的仓储控制规划，以及混乱的仓储物料分类是导致A生产加工企业当前仓储管理面临诸多挑战，因此当务之急是针对A生产加工企业不同物料仓储要求，通过采用ABC分类法及现代化的仓储技术等实现仓储管理优化。
1、采用ABC分类法进行管理ABC分类控制法是库存控制的方法之一，采用ABC分类仓储管理方法进行旧有仓储管理优化升级，从生产加工企业运营特点出发，对现有的仓储物资展开合理的主要、次要划分，充分利用三类物资的仓储空间，展开合理高效的仓储物资的区域管理。采用ABC分类控制法进行库存管理的目的是合理进行物资划分，对仓库中的多种产品进行划分、归类，针对ABC三类物资可以采用相应措施制定仓储管理计划、订货方式、配置要点、记录方式、保存要求等，对仓储进行ABC分类之后，还需要根据企业的经营策略对不同级别的仓储物资进行不同的管理和控制，促使企业仓储管理日趋合理化、规范化、高效化。
2、应用现代化的仓储管理系统为保证生产加工企业仓储管理优化方案实施时，保证各部门成员之间信息传递的时效性、准确性，需要根据企业仓储管理需求，采用先进化的ERP系统、CRM系统等，还要根据需求预测模型的建立，构建能够分析需求因素指数的整合系统，切实保证公司仓储信息的安全、库存数据的精确、库存交易记录的保密等。此外，还需要借助B/S程序构架，基于IT信息技术之上，对企业仓储物资的现金流、物流等展开适时追踪，提高仓储管理效率。
工业生产论文范文第5篇
通过“文化工业”这一概念，对“启蒙意识形态的倒退”在电影和广播中的表现进行了分析。在《启蒙辩证法》的草稿里，阿多诺使用了“大众文化”(massculture)称呼研究对象，但是在定稿中，他将这种商业化的大众文化称之为“文化工业”，以与真正产生于民众的文化相区别。阿多诺多年后解释说，对“工业”这个词不要太注重字面的理解，它是指事物本身的标准化———例如西方的、电影院常客了如指掌的那些东西的标准化，是指扩散技术的理性化，而不是严格地指那种生产过程。和艺术品中的技术不同，文化工业的技术从一开始就是扩散的技术，机械复制的技术，所以总是外在于它的对象。［7］98文化工业别有用心地自上而下整合它的消费者。它把分隔了数千年的高雅艺术与低俗艺术的领域强行聚合在一起，结果，双方都深受其害。高雅艺术的严肃性在它的效用被人投机利用时遭到了毁灭;低俗艺术的严肃性在文明的重压下消失殆尽———文明的重压加诸它富于造反精神的抵抗性，而这种抵抗性在社会控制尚未达到整体化的时期，一直都是它所固有的。［7］98－99阿多诺发展了卢卡奇的“商品拜物教”概念，他指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工业把一切艺术作品变成商品，用交换价值取代使用价值，同时也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商品化(物化)了。“呈现商品化趋势，具有商品拜物教特性”是“文化工业”的第一个特征。机械复制的工业生产模式使得大众文化呈现出标准化和伪个性化的特点。文化工业产品对商业利润的追逐使得其对获得商业成功的产品进行模仿，而工业生产技术和现代大众媒介的快速发展又为这种复制提供了良好的平台。文化工业离不开整个社会体制，它与晚期资本主义的经济与政治系统具有同一性，或者说晚期资本主义使得文化工业成为整个现代化制度大楼的黏合剂。资本主义通过文化工业，把工人的闲暇时间也纳入到了与工厂生产一样的精神状态之中，人们被动地接受着资本主义的逻辑，仿佛那是人唯一的、理所当然的生活方式。换句话说，文化工业加深了人的异化。所以文化工业是启蒙运动中理性崇拜的结果，是对大众的麻醉，导致其判断力丧失。［8］156－161阿多诺、霍克海默及马尔库塞对通俗文化的批判，让当时的学界耳目一新，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对商品社会的分析移植到文化的研究之中，结合心理分析，对远离政治的大众文化背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进行了大胆地揭露。他们从中看到了工具理性造成的大众精神空虚，并认为这种统治与法西斯威权主义的统治方法只是形式不同，其危害都是一样的。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文化工业理论主要分析了文化的生产机制，对文化的消费过程则重视不够。来自文化研究传统的研究者尽管也肯定受众对文本中所编码的意识形态的优先解读(preferredread-ing)，但他们同时认为受众的解码方式并不完全由文本决定，还会受到已有阶级意识和文化背景的影响。对美国肥皂剧的《达拉斯》的跨文化解读的研究也证明，受众所在的群体文化影响了他们对文化工业产品的意义赋予过程。［9］尽管今天看来，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学者所提出的“文化工业”还缺乏必要的反思性，对研究者自身的认知能力与立场没有进行充分地批判与客观化，乃至于有精英主义的色彩，对受众的能动性估计不足。但是这个概念中所蕴含的不与现实妥协的批判立场却启发了许多知识分子，同时他们对于文化工业双重性———既是工具理性的产物，同时又是维护工具理性的工具———的阐释，强调了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对包括文化研究学派在内的后来者影响颇大。当然，文化工业理论本身的得失不是本文的重点，它进入中国后所引发的误读、意义转移、置换、修正、重新定向等过程及其背后的逻辑才是下面要着重探讨的内容。
二文化工业概念在中国的发展概况
以“文化工业”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上进行论文搜索，并以每年关于“文化工业”的论文数量制成图表，论文数量的变化曲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应该理论在中国的发展状况。，1994年起关于文化工业的论文突然增加，这与当时中国大众文化的“井喷式”发展息息相关，与之相对应，学界开始对这一新兴的文化现象进行讨论和反思，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人文主义者进行大众文化批判的最重要的理论工具。在1995年和1997年，关于“文化工业”的论文数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这一波动并不算大，但是不容小视的是，在1995年到1997年间，确实出现了更多质疑文化工业理论的声音，质疑的原因既包括新的大众文化理论———如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引进，也包括基于现实社会经济发展和利益的考量。1998年以后，关于“文化工业”的论文数量呈现初稳步上升趋势，但这项数据并不能说明文化工业理论在中国受到了更多的重视和发展。上世纪90年代后期国家学院体制的大幅扩张以及大学扩招，使得知识分工与生产体系日益专业化，高校学生和学术期刊数量大幅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相关论文数量。“文化产业”是与“文化工业”紧密联系但又相互矛盾的概念，如果将1990－2010年间与“文化产业”和“文化工业”相关的论文数量进行比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剔除国家学院体制建立和大学扩招的影响，较为客观地反映文化工业理论在中国的发展趋势。1998年起，关于“文化产业”和“文化工业”的论文数量开始产生巨大的差距。从数量上看，1998年，关于“文化工业”的论文仅占“文化产业”论文的14．21%;到了2010年，这一数据变为3．38%。对比之下不难发现，1998年以后，文化工业理论在我国学界的受重视程度逐年下降;而正是从90年代末开始，我国大众文化进入了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尤其是在加入WTO以来，大众文化的商业性不断加强，文化产业的发展模式也得到了更大范围的推广，日益接近法兰克福学派提出文化工业理论的历史语境，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我国关于文化工业理论的研究却严重萎缩。面对这样的趋势，有学者将文化工业理论在中国的发展比喻为“未结硕果的思想之花”［10］。同时，更应该追问的是，为什么在英语中具有相同源头的“文化产业”概念会在2000年左右出现高速增长，而“文化工业”概念却并没有出现这一现象。当然，考虑到知网所收录的论文及期刊良莠不齐，不少文章并不是严肃的学术研究，因此论文数量的统计只能给我们一个大致的印象，要了解“文化工业”概念在学术场域中的具体接受情况，还必须对文本及其语境做进一步地分析。
三“文化工业”概念的引入
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政治环境相对宽松导致的思想解放使得大量的西方理论引入中国，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由于该理论在当代西方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是我国学界了解西方当代社会文化的重要窗口;另一方面，批判理论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既相互关联又相互区别，而马克思主义又是我国学界长期以来的主流话语，因此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引起了国内学者的重视。［11］1979年，《国外社会科学》刊发了西德学者赫 杜毕尔的《评〈辩证法的幻想〉》(即马丁 杰伊《辩证的想象》)的书评专著摘译，其中，“文化工业”作为一个没有附带任何内容介绍的空洞名词首次出现;［12］1985年，美国杜克大学的詹明信(FredricJameson，又译为杰姆逊)教授在北京大学开设以“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为题的系列演讲，在“意识形态诸理论”章节中对文化工业理论进行了简要介绍。［13］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文化热”期间，“文化工业”的思想在一批以“批判性”口吻评介法兰克福学派的文章中得到较为系统的介绍，并大体经历了从比较负面到渐趋正面的过程。①1986年，刘继在《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的批判》一文中第一次对文化工业理论进行了较为系统的介绍，但作者没有对霍克海默、阿多诺的文化工业理论同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的文化批判理论做严格的区分，将法兰克福学者的观点笼统地划归为一种思想;同时期，赵一凡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旅美文化批评》［14］、张伟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观剖视》［15］也都体现出了相似的特点。但总的来看，在80年代的中国，文化工业理论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文化工业理论广泛应用于我国大众文化批判的过程，是和中国大众文化自身的发展过程相一致的。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众文化快速发展，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在我国迅速落地生根提供了良好的文化土壤。1990年，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著作《启蒙辩证法》被译作中文，随后阿多诺的《电视和大众文化模式》的译文发表在《外国美学》第9辑上。这两部作品的翻译使得文化工业理论正式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为这一理论的接受提供了条件。1993年起，我国学者对大众文化的研究热情突然爆发，不少学者借助文化工业理论对新兴的大众文化进行批判，如，陶东风的《欲望与沉沦———大众文化批判》［16］，金元浦的《试论当代的“文化工业”》［17］，张汝伦的《论大众文化》［18］和《大众文化霸权与文化生态危机》［19］等。在这些文章中，学者们表达了对大众文化的负面评价，“标准化”“物化”“欺骗性”等阿多诺式的语言随处可见。在这一时期，运用文化工业理论对大众文化现象进行的批判多数沿袭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的分析风格，从具体的文化现象入手对大众文化进行批判的并不多见。事实上，“文化工业”这一概念最早来源于阿多诺对现代流行音乐(特别是爵士乐)的反思，他在《论流行音乐》中指出，标准化和伪个性化是流行音乐显著特点，一旦某些程式取得成功，文化工业就反复鼓吹或大肆渲染此类同样的东西［20］220－221。无独有偶，一些中国学者也从音乐的角度对文化工业现象进行批判。潘知常在《MTV:当代人的“视觉快餐”———当代文化工业的美学阐释》中［21］，对MTV这种新的音乐表现形式进行讨论，也有个别学者从影视剧的角度对文化工业进行批判。［22］
四错位的批判与符号资本的争夺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媒介文化研究者对半个世纪以前提出的“文化工业”概念的“重新发现”并不是偶然的。这一时期中国的大众文化开始占据普通人的生活，正如李陀所说:“1994年回国，我惊奇地发现，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非常迅速，中国社会已经开始进入大众消费时代，大众文化如洪水般蔓延全国。”［23］就连其中的参与者王朔也坦言:“《渴望》播出后那个轰动劲儿使我初次领教了大众文化的可怕煽动性和对其他艺术审美能力的吞噬性。”［24］140－171在这一时期，“文化工业”常常被作为“大众文化”的同义词出现，仿佛中国已经由一个计划经济的文艺体制一夜之间走进了文化工业大生产的时代。但是以今天的后知之明来看，尽管以邓小平1992年的“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为转折点，中国开始了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但是90年代的所谓文化产业在今天看来还十分的粗糙和原始。对于大众文化究竟是什么，其有什么本质特征，即便是大众文化的生产者也并非完全清楚。在九十年代初的中国文化圈，电视剧究竟应该像电影一样精心打磨还是像戏剧一样工厂化生产是人们热烈讨论的话题，不同的编剧导演对该问题也有迥然相反的观点。［24］140－171从大众文化产品的数量和规模来看，真正文化工业式的生产模式在当时的中国并未真正建立起来。对于今天的研究者来说，很自然地会产生一系列疑问:为什么中国的媒介文化研究者会把“文化工业”的批判误置到90年代的中国?他们批判话语的真正指向是什么?一种解释是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边缘化导致他们将不满和道德谴责转移到了大众文化和文化工业身上。正如《法兰克福学派史》的译者单世联在中译版中写的那样，“急速转型的社会结构使知识分子在饱受政治摧残后又遭经济白眼，愈益边缘化、异己化，这些都可能使其本能地接近批判理论。［20］1联系到90年代初市场经济的初步建立和学术界掀起“下海”大潮的背景，这种从经济基础角度做出的解释似乎成立，但是如果把对文化工业的批判和90年代初中国知识分子中开展的“人文精神”大讨论联系起来看，又会发现单纯的经济解释似乎并不能完全阐明学术场域内部的逻辑。虽然学术场域会受到经济和政治权力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并不是能直接作用于场域内的行动者。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每个场域内的行动者都具有自己独特的“幻象”，他们对什么事物值得追求有着场域外人士不能理解的偏好。学术场域也不例外。媒介文化研究场域主要行动者来自文艺学、美学等领域的活跃分子，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他们便敏感地从西方引进各种理论资源，引领文化潮流。深受“五四”启蒙时期所倡导的“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进路”［25］的影响，知识分子所主导的学术场域与社会其他场域的边界比较模糊，振臂一呼，云集响应的场面在80年代并不鲜见。进入90年代之后，随着经济变革和中国加入全球化大潮所带来的不同场域边界的重新界定和学术研究分工的精细化，知识分子的影响力不仅越来越难跨越不同场域之间的界线，“读书无用论”的甚嚣尘上使得知识分子手中的文化资本也在急剧贬值。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确实需要有新的理论排解这种失落感。但是这种反抗的动机并不能简单地还原为经济逻辑，学术场域有其独特的逻辑。由于市场经济的不发达和文化工业在中国尚不具备强大的影响力，还无暇建立起当下常见的经济资本对社会各场域的“总体统治”，90年代的学术场域仍具有相当大的自主性。学术场域中最重要的资本是符号资本，能否通过创造或引进新的概念解释世界是学术人追求的“幻象”。这种通过符号资本确立自身地位的幻象对于学术场域的新进入者来说尤其具有吸引力。从80年代以来大批学者借着对西方概念、理论、学者的引进和研究，功成名就。媒介文化作为一个新兴领域，缺乏定规和权威，正是新进入者和新理论的最佳登陆点。运用新理论、新概念解释社会关注的大众文化现象成为当时媒介文化学界一个快捷的成名之路。知识分子曾经一度在新兴的大众文化面前因为缺乏恰当的语言而失语，这些新理论则让他们重新拥有了发言权，表达的欲望使研究者们无暇对一个西方概念或理论做深入语境的解读便简单地套用到中国。既无视理论的产生历史，又无视中国的历史，造成所谓的“双重去历史化”之弊。［26］把西方概念作为符号资本导致的一个严重问题是把西方的学术发展看成一个线性的过程，一个由落后向先进发展的进化过程。这一点不仅体现在“文化工业”概念的引进以及对大众文化的批判上，还体现在后来学界通过引进文化研究、后现代主义等学说对“文化工业”的批判上。1995年至1996年，海外学者徐贲最先对文化工业理论提出了质疑。在论文《美学 艺术 大众文化──评当前大众文化批评的审美主义倾向》［27］《能动观众与大众文化空间》［28］《影视观众理论与大众文化批评》［29］中，徐贲指出了单纯用文化工业理论进行大众文化批判不妥，号召使用文化研究的思路，对当代大众文化应进行“实践批评”，即深入大众文化，承认消费者积极的意义解读能力，尽量避免简单地套用现成的理论框架，“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已有的理论，并根据当下的生存需要和条件来不断更新批评方法和标准”。［30］在这一倡导下，从90年代末开始，文化研究便取代了“文化工业”理论，成为中国大众文化研究的主导思想。对新观念和新理论的重视是八九十年代中国学术场域进行资本争夺的表现之一，如果对西方学术资源的掌握出色，便可拥有更多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从某个意义上来说，当时的媒介文化学术场域的自治性甚至要强于今天，至少行动者之间通行的货币还是理论本身，而较少政治权力的干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完全实现了自律，它的不自由主要体现在对西方理论的无条件接受。为了迅速地积累与兑现手中的符号资本，许多西方理论并未经过真正的反思与批判便直接应用于中国，这才出现了用“文化工业”概念进行的“错位的批判”现象。
五从“文化工业”到“文化产业”
从英语用词上看，“文化工业”与“文化产业”本身并无实质差异，均是cultureindustry的汉语翻译，但在中国语境中，二者却具有明显的差别。传播研究者祝建华认为中国所使用的传媒“产业化”本身是个缺乏严格定义的概念，“商业化”(marketiza-tion)、“市场化”(commercialization)才是更具有操作性、通行性的概念。［31］陈卫星则从法国政治经济学派的角度对这两个概念进行了区分。他认为“文化产业”是culturein-dustries的中文翻译，是当时的法国传播经济学者用以反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cultureindus-try)而提出的新概念。他们不同意法兰克福学派所持的“文化产品的生产遵循一个简单的逻辑”的观点，在他们看来不存在单数意义上的文化工业，因为它是一个由完全不同的要素构成的整体。他们研究重点为文化产品的特征、文化产业多样化的制度化模式、生产和发行的管理架构以及消费者拥有或使用产品的方式等。［32］然而今天中国学术界所使用的“文化产业”概念并不是复数的“文化工业”概念，而是一个杂糅了文化霸权的全新概念。通过将同一英语词的翻译加以改变，这一概念替换了“文化工业”中所包含的否定性，代之以肯定性，完成了一次意义的置换。赵勇认为的这两个概念同根同源，只是一个翻译问题。［10］实际上这不仅是翻译的问题，而是中国学术场域与政治经济权力合谋完成的一次“创造性转化”，这一转化过程在90年代末反思“文化工业”概念的正当性时就已经初露端倪。最早采用文化工业理论对中国大众文化进行批判的学者在接触了文化研究学派的观点后，改变了最初的立场，转而认为文化工业理论与我国大众文化的生成环境和发展现状并不相符。例如金元浦认为，面对我国刚起步发展的市场经济，学者却“直接移用了西方后工业社会对后现代消费社会的激进主义批判话语和理论资源”，由于忽略了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的基本现实，必然会出现一些“错位与混乱”，在以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为主体的现代化进程中，对科学主义的、实用工具理性的、市场意识的提倡仍是十分重要的。［33］陶东风则指出，如果说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世俗化的大众文化已经代替了官方意识形态而发挥意识控制的作用，那么中国当下世俗的大众文化则发挥着解构神圣、解构旧意识形态的积极作用［34］，它包含着“民主化、法制化，包含新价值、新规范、新道德的建构”［33］。1999年底，中美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达成协议，“国门”的打开引起了不少学者关于民族文化的忧虑，他们认为，随着外国文化产品的进入，西方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等，会在潜移默化中对中国大众的道德和价值观产生影响，有损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相比于欧美发达的传媒产业，我国的传媒体制呈现出“条块分割，媒体资源分散，缺乏优化配置”的局面，不仅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也无法形成规模效应，不利于提高国内媒体业的竞争能力，从而使得我国难以应对入世后欧美文化带来的强烈冲击。［35］面对这样的文化局面，不少学者献计献策，其中，“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几乎是人人提及的对策。［36］在相关著作中，有学者甚至指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价值观念、思想意识、行为方式，只有通过大规模的文化产业形态，才能向全世界辐射，并渗透到千百万人的日常生活当中去。……如果不是通过市场交易和产业生产，要把文化产品输送到五大洲的千家万户是不可能的。”［37］1998年在政府体制改革、许多国家机构被精简的背景下，文化部却新成立了文化产业司。这一举措说明文化产业得到国家的认可和正视，也标志着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进入了“从自发到自觉”的新的历史阶段。［38］20世纪90年代末，北京、上海、广州等中心城市纷纷将发展文化产业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目标。以北京为例，北京早在1988年就提过发展文化产业的问题［39］，1996年由北京市政府主导的“首都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试验性提出“文化产业”战略构想，1997年即在第八次市党代会报告中正式决定“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并发出建设“全国重要文化产业基地”的雄心壮志。［10］1999年下半年，北京起草“十五”规划中的文化工业发展意见。在首都的示范作用下，东、中、西部主要省会城市，也积极跟进举办文化产业战略研讨会。经济大环境的推动和相关政策的推出，使得文化产业成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的表述，具有正当性。从文化工业理论的角度来看，文化产业正是其批判的对象，但此时再谈论文化工业却变成了不合时宜，转而使用“文化产业”则可以规避这种进退维谷的尴尬。例如金元浦在《试论当代“文化工业”》发表仅一年之后就在《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6期上发表《文化市场与文化产业的当展》一文，放弃“文化工业”而代之以“文化产业”。［10］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媒介产业”也在90年代末迎来了真正的发展。从1996年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成立开始，中央及地方党报、广播电视台和出版社纷纷成立媒介集团。市场化的媒介为了寻找有效的方式提高市场占有率，借助传媒学者的市场调查，进行报纸和节目改版。这种对媒介经营管理和内容方面的需求导致了一种新型知识的出现。“媒介经济学”作为一个新兴学科进入新闻传播学。由于没有文艺学曾经批判过“文化工业”的“历史负担”，“媒介产业”和“文化产业”被作为一个新的、中性的概念引入媒介经济学，它们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关系要么被忽视，要么被曲解。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批判仅仅被作为“文化产业”和“媒介产业”概念的史前史来阐述，它们两者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被忽略。和前一个阶段的错位诠释不同，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的“文化产业”概念不仅没有批判工具理性的文化生产方式，反而为其寻找正当化的理由和提供智力支持。它割断了cultureindustry这一概念曾经与批判理论之间的联系，而将其作为市场化、民主化和民族主义中新产生的话语，从而赋予其正当性。随着媒介机构和政府对学术界投入的增加，这一时期的学术场域的自主性有所下降。经济资本通过布尔迪厄所说的“符号暴力”，通过改换概念及其意义，影响着学术场域的运行。
六重新定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