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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社会实践总结范文第1篇
关键词：图书馆；社区分馆
图书馆分馆制建设在我国推行了多年，尽管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其成效与投入仍有一定的不匹配性，无法达到预期目标。究其原因就是无法建立一个长效的运营机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图书馆基层社区分馆的通病。
一、纵观图书馆基层社区分馆服务网络建设，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组织结构松散，只是名义上的总分馆制。图书馆对区、街道与社区分馆的人、财、物没有控制权，只是一种基于道义或全靠个人魅力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才结成的联盟。缺乏人、财、物控制权的总分馆制就缺少坚实的物质基础。没有牢靠的利益基础与明确的权利义务规定的联合终归是难以长久的。
2.文献资源的产权不统一，通借通还范围有限。由于总馆与分馆各自有不同的行政归属与经费来源，造成了文献资源互不统属。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通借通还，在技术上已不存在任何问题。但要让转移的文献资源实际控制权与所有权重新统一，就产生人力资源、资产所有权、资源配送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一直是国内大多数总分馆制下的图书馆服务网络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通借通还的主要原因。
3.图书馆基层社区馆缺乏专业的人才队伍。基层社区分馆主要是县级以下的分馆、乡镇分馆等，人员基本是由乡镇文化站工作人员或社会人员兼顾管理，没有得到专业的图书馆业务培训，有些只限于简单的借、还书操作，没有规范化。按照图书馆基层社区分馆服务网络的层级结构理论，总馆只负责对下一级图书馆的业务进行指导、布点与业务辅导以及管理与监督。但由于实际层级建设的功能缺位，业务人员、场地等等条件的不到位，往往会致使服务管理的不到位。管理也将流与形式化。
二、国外总分馆制发展模式及国内的分馆制推行模式
国外的总分馆制研究起始于上世纪60年代，各国对总分馆制没有统一的定义与统一的模式，基本是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与历史沿革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模式。到今天比较典型的大致有三种类型的总分馆制：其一为新加坡行政机构统一管理模式，所有公共图书馆都归国家图书馆管理局管理，管理局负责全国范围内各级图书馆文献资源的统一采购、统一编目、统一配送。各级公共图书馆按照总分馆制模式进行统一规划与布局，国家图书馆是总馆，下面依次是3个区域馆、19个社区馆、18个社区儿童图书馆。按照最初的设想，社区图书馆下还有街道这个层级的图书馆。这种高度集中，各级图书馆分工负责建立覆盖全国的图书馆服务网络的思路就叫新加坡模式。其二是纽约的多头竞争型总分馆模式，美国通常采用的是我们熟知的严格的层级总分馆制，同一个城市不同系统的图书馆可以各自建立自己的服务网络，但同一系统如公共图书馆通常只有一个总馆。纽约的情况比较特殊，有3个并行的公共图书馆系统，3个总馆DD纽约、皇后、布鲁克林各自拥有几十所分馆。其三为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模式，特点是州图书馆无分馆，只有99个地区中心图书馆，中心馆各自拥有数量不等的社区分馆。州图书馆与地区中心馆虽然没有名义上的总分馆关系，但是图书馆自身没有对外开放业务，只承担对地区中心图书馆的馆际互借业务，并根据对地区图书馆的业绩考评拨付专款补助，这是一种上升为纯业务协调与管理的总馆。
国内总分馆制理论研究源于上世纪末，真正付诸实践则是在2001年左右。所谓总分馆制，可以定义为是在一定区域内各类型图书馆互助合作、联合办馆的一种模式。其最初的设想是优化资源配置，寻求社会效益最大化，现在某些地区把总分馆制实践上升到图书馆发展要走社会化道路的理性高度，追求的都是一种普遍平等的知识权利。从组织结构形态表现出来的特征看，国内的总分馆制分横向联合型、纵向层级型与混合型，单纯的横向联合与纵向的层级结构很少见，大多采用跨系统不同类型图书馆的横向联合与同系统不同层级的图书馆纵向联合相结合的方式构成完整的服务网络。这种类型的联合办馆模式虽称谓不一，但其思路或最终目的无一不是希望松散的联盟能发展到紧密型的总分馆制。现有成功的模式有“嘉兴模式”、“禅城模式”等。今年是全面推进县级馆总分馆制建设之年，社区、乡镇担负分馆的具体工作，并实现资源共享、统一管理的模式，但要真正管理好，从人力、物力等各方面的资源来说，还需详尽的考虑。
三、对目前总分馆制下基层社区分馆建设的合理化建议
通过对国内外基层社区图书馆建设的经验总结及总分馆制实践利弊分析，本文得出一个基本观点：首先，要建立一个完善的图书馆服务网络，要有更完善的组织与财力保障机制。总馆可以严格要求开放时间与业绩标准，同时认真做好各方面的管理，特别要有合格的图书馆专业人员，这是关键。其次，要将基层社区图书分馆的自有图书整理编目，进入上级图书馆的数据库，为实现通借通还做好技术准备。可以尝试采用“流动产权”概念，将文献资源的实际控制权与所有权统一起来，以解决物权转移带来的物流障碍。第三，要规范业务管理，加强对街基层社区图书分馆专职管理员的业务培训，制定业绩考核标准，从开放时间、办证量、流通人次、借阅人次与册次等多项指标上评定该馆的社会效益，确定服务输出能力的星级标准并据此确定扶持力度。第四，基层社区图书分馆布点上还是坚持“效益效第一、宁缺勿滥”的原则，切实推行总分馆制，发挥各级图书馆的作用。第五，争取建立三级以上的层级网络结构，让各层级都有各自不同的职责范围。第六，加强开拓创新力度，合理布局，积极尝试在人流量大的区域建立新的分馆。借鉴新加坡先进经验，设立社区图书馆在选址上遵循两大原则：一个是在社区中心，一个是购物中心。第七、兼顾建立图书自助借还系统，减少人力资源，实现自助化管理。
基层社区图书分馆开办容易维持难，要让每个基层社区图书分馆充分发挥其社会效益，让市民都能享受到知识普及的权利与便利的服务，最终解决方案就是要实行一元化的人、财、物统一管理，也就是将基层社区图书馆分馆办成既能管得住人，也能拥有文献资源处置权的规范化分馆。
参考文I：
图书馆社会实践总结范文第2篇
[关键词]图书馆 中国古代图书馆学 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史
[分类号]G259
在从事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史研究之前，首先要对“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史”做出准确的概念界定和学科定位。总体而言，“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史”至少涉及到关于“中国古代”的时代断限、什么是中国古代的“图书馆”、什么是中国古代的“图书馆学”、什么是中国古代的“图书馆学思想”以及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之“史”的本质等几个层次有别而又密切相关的内容。厘清这些相关概念的内涵及彼此关系，无疑是理解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史的基本前提。
1 关于“中国古代”
历史学意义上的“中国古代”，其上限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三皇五帝乃至“开天地”之际，而其下限则是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我们知道，中国所谓“近代史”正是从1840年开始的。但图书馆学思想之“史”有其自身的内在发展逻辑，并不完全接受历史学的规约。
首先，从上限来看，马克思曾经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根据这一“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笔者认为，图书馆从哪里开始，图书馆学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我国的官方藏书早在夏代便已经出现了”，因此，图书馆学思想史意义上的“中国古代”的上限应该是夏代。然而，存留于今的最早藏书实物是殷墟窖藏甲骨，因此，我们在现实研究中，只能将“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史”中所谓“中国古代”的上限，推源于距今3400-3100年之前的有藏书实物可考的商代晚期。众所周知，殷墟窖藏甲骨是盘庚迁殷到纣辛亡国汁八世十二王273年间(约公元前1395－1122年)商朝晚期(史称“殷”或“殷商”)的遗物。其次，再就其下限而言，中国近代图书馆及其与之同步的图书馆学思想并不是产生于1840年，而是直到20世纪初才真正诞生。
综上，图书馆学思想史意义上的“中国古代”实际包括从殷商到20世纪初近代图书馆学思想诞生前夕约3000余年的时间跨度。
2 关于“中国古代图书馆”
20世纪初的学者们相信，图书馆“是现代新进事业之一”，这一认识事实上否认了中国古代有图书馆的存在。流风所及，一直影响到今人对中国古代图书馆的理解。例如，谢灼华主编的全国高校图书馆学核心课教材《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在述及1840年之前的古代图书馆时均采用“藏书”术语，而拒绝使用“图书馆”一词。台湾严文郁《中国图书馆发展史》一书以“中国图书馆发展史”冠名而又以“自清末至抗战胜利”为副标题，事实上也是默认中国在“清未”之前没有图书馆。笔者相信，应该没有人坚称：衣服就是西装，中国古代没有西装，所以中国古人没有衣服。但中国学者似乎相信：“开放”是图书馆的核心特征，中国古代文献收集、整理、保存和利用的各种官私信息机构没有完全开放，所以中国古代没有图书馆，更遑论图书馆学或图书馆学思想。
事实上，中国古代的藏书，无论是就其文献收集、整理还是保存和利用，都完全适应并支持了传统文化的生成、传播和发展，承担着类似library的文献支持和信息保障功能。虽然古代的文献信息机构与西方近现代library有不同之处，但并不妨碍我们认定中国古代有图书馆的存在。这就像中国古人的衣着与西服虽有若干不同，但它们都具有以布料为主要原料，以防寒、遮羞、美感等为基本目的的本质一致性，因而两者都是衣服一样。
3 关于“中国古代图书馆学”
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是关于中国古代图书馆理论、方法和原则的系统总结。然而，当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古代“图书馆”的存在尚在质疑之中时，中国古代“图书馆学”也就丧失了基本指谓，有关建立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的努力遂成为无本之末的徒劳之举。由此导致迄今为止的“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研究还只是停留在以历史事实或历史知识的再现为目的的史实描述层次之上，缺乏基本的学科建设诉求。从现有涉及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的著作来看，王酉梅《中国图书馆发展史》、卢荷生《中国图书馆事业史》等著作所涉内容虽然包含古代的图书馆乃至图书馆学，但两者皆没有以“图书馆学”名书，事实上是否认中国古代有“图书馆学”。吴仲强《中国图书馆学史》虽以“学”名书，但在该书所分9个章节中，“中国图书馆学史”只占1章，其余8章则由“中国图书学史”、“中国目录学史”、“中国版本学史”等邻近学科构成。并且，和其他八章一样，“中国图书馆学史”这一章再由古代、近代、当代(或现代)三部分组成。这样，我们期待的有关“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的内容在全书348页正文中只占了不足16页。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研究的上述尴尬，本质上基于一个错误的认识前提：中国古代图书馆学并不是一门具有学科自律性的科学，无法构成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
笔者认为，中国古代有“图书馆”。而基于中国古代历史悠久、积淀深厚的数千年图书馆实践，中国先贤也产生了关于图书馆的理论思考，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总体上，中国古代图书馆学与1807年德国学者施莱延格以来的近现代西方科学意义上的图书馆学并不完全等同，但并不妨碍我们称其为“中国古代图书馆学”。这正像中国古代的哲学或文学与现代科学意义上的西方哲学或文学并不完全等同，但不妨碍我们肯定中国古代有哲学或文学的存在一样。
承认中国古代有图书馆和图书馆学，并非是为了满足“先前曾经阔过”的狭隘民族自尊，而是基于对中国古代文献收集、整理、保存和利用的基本史实及其相关理论思考的清醒认识。从现代图书馆(而不是古代藏书)的角度对古代藏书进行学科认读，能够超越“整理国故”的史实描述层次，并在古今对读的过程中为现代图书馆提供基于中国先贤智慧的思想资源。毕竟，“古代”藏书的研究主体是今人，其成果也是为今人服务的。
4 关于“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
在和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的对比中，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的本质得以突显。总体而言，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研究是以古代图书馆现象、事件、经验、认识及其发展历程为对象，重在对这些图书馆史实的描述和分析。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则更为强调和重视古代图书馆现象、事件、经验、认识及其历程背后的思想旨趣和观念动机，从而从思想之源的角度揭示这些史实存在的精神动力。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讲，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所关注的图书馆现象、事件、经验、认识及其发展历程无一不是特定“思想”的产物。并且，只有在图书馆学研究成果所揭橥的基本史实的基础上，才谈得上对史实背后之思想的进一步深入分析。因此，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研究既是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研究的重要前提。
总之，有关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的研究离不开对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的研究，但两者毕竟存在学术立场、目标定位和致思路向上的重大差别，值得仔细辩明。
首先，学术立场不同。古代图书馆学是以历史上具体存在的图书馆为研究对象，侧重对图书馆行为、事件、事实的知识构建与描述，是对图书馆现象和事物本身的诠释与分析。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则聚焦于对学科研究所关注的图书馆行为、事件、事实之知识和史实所蕴含的思想依据(包括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等方面的原因)进行分析，其核心是对某些或某种特定图书馆模式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的深层动因予以阐明，从而揭示具体的文献收集、整理、保存和利用背后的文化观、价值观、社会观、历史观等。显见，思想研究以普遍性和深刻性为基本特点，以一般性的观念和理论系统的逻辑成因及其与社会文化的关系为探索对象。总之，思想研究致力于向图书馆行为的底部和深层的挖掘，是文献收集、整理、保存和利用某环节或全部链条中的精神和文化表达。
从中国古代图书馆学到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的转变，也就是从重视直接的关于文献行为之历史经验的描述，转向探讨这些经验意味着什么。因此，古代图书馆学思想研究本质上是一种价值关怀，而不只是纯粹的知识建构。例如，古代书目中有关文献的具体分类原则、排列方式等是古代图书馆学的研究内容，而如此分类或排列的精神旨趣则是古代图书馆学思想的内容。如果说图书馆学研究重视史实和知识，着重解决“是什么”的问题，那么，图书馆学思想研究则重视史实和知识背后的精神活动，是关于文献收集、整理、保存和利用之意义的认识、定位及其可能的解释，着重解决“为什么是”的问题，因而更接近于对图书馆事实和行为背后的内在本质和深层规律的探讨。从这一意义上说，没有关于“思想”的进一步研究，对图书馆史实的认识既是不全面的也是不深刻的。
其次，目标指向不同。中国古代图书馆学以古代图书馆实践和理论的总和为对象，一方面要对古代的图书馆实践所折射出来的认识进行理沦总结，例如，将刘向的文献整理工作总结为“广罗异本”、“校勘文字”、“条别篇章”、“撰写叙录”等步骤。另一方面，又要对古人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理论总结再行总结，分析其是非得失和特点规律。例如，“通纪有无”、“类例详明”、“泛释无义”等是宋儒郑樵结合自己的文献工作实践而形成的理论总结，“古代图书馆学”研究需要对这些理论再行分析。然而，无论是对于古人实践的理论总结，还是对基于实践的古论的现论分析，都是紧扣古代图书馆实践的，都与古人的具体文献操作具有直接对应关系。从这一意义上说，古代图书馆学的学术旨趣是对历史实践的理论提升，并期待对当下的实践有所借鉴。例如，“广罗异本”是今人对刘向文献实践的总结，并对今天的文献整理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而“类例详明”是郑樵对自己文献分类的总结，今人对该理论的再行分析，最终也将落实为该理论对古代图书分类实践的指导意义，以及对今天图书馆文献分类实践有什么具体的借鉴价值。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是以历史上具体存在的图书馆为对象，围绕文献收集、整理、保存和利用的具体文献实践而形成的理论总结或再总结，是一门关于图书馆实践的理论知识之学。而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研究则超越了直接回应实践的操作层面，致力于在实践及其总结的基础上提出对当时总体文献文化的观念或设想。例如，刘向“广罗异本”、“校勘文字”等所有努力的深层动因是要纠偏“不复仲尼法度”的文化现状。这一“思想”既是刘向对当时社会文化总体认识的集中表达，也体现在具体的文献集藏和整理的实践操作之中。换言之，刘向表面上的“广罗异本”、“校勘文字”等文献实践，最终要服务于纠偏“不复仲尼法度”的文化理想，从而将图书馆学成果运用到更为复杂的社会文化领域。由此，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研究也从基于实践提炼而来的知识真理走向意义和价值层次的深层表达，尤其强调图书馆在社会文化重塑过程中的作用。
再次，致思取向不同。图书馆学史把图书馆的历史视为人类文献实践的结果，侧重于描述图书馆现象本身。它虽然也要考察社会历史背景，但主要还是在“图书馆学”自身的学科视野下，以学术分科或专业分工的模式，以及由此而来的理论框架和价值观念来分析问题，因而往往局限于事实实证，就图书馆自身的学科特点提出、分析和解决问题，具有十分明确的学科本位意识。而古代图书馆学思想研究把历史上的图书馆现象视为人类文化的自觉选择行为，致力于揭明现象背后的观念，并从思想认识的角度把握和解释历史。因此，思想史研究固然要关注历史上的图书馆现象，但更应侧重于从思想之源的角度查找支撑这些现象的精神观念。
“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提出学术命题，这决定了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史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史之间具有深层的统一关系。这就需要结合中国古代丰富的文化思想史资源，在总体文化思想背景中考察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发生、发展的历史脉络，尤其要重视各个历史时期积淀为理论形态的图书馆观念，并将之整合到文化史的整体研究中，从而展现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的深层内涵及其历史演进的全貌。例如，据《汉书・艺文志序》可知，汉武帝曾“大收篇籍”、“置写书之官”。从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的角度来说，应该重点研究武帝此举的藏书建设内涵(如“大收篇籍”的具体方法和手段)、现实功效(如“大收篇籍”对官府藏书规模的现实影响，比如导致“书积如丘山”)、对今天文献资源建设的意义等方面的内容。而从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的角度来说，则应该重点研究其藏书建设背后所反映的文教政策及其所表达的行政目标(诸如以藏书建设为起点，宣示“稽古佑文”的政教动机)，从而揭示藏书建设这个“纯粹”图书馆学问题是如何影响社会文化的以及影响的具体路径是什么，因而不再是“纯粹”的图书馆学问题，而变成了社会文化乃至意识形态问题。正如许纪霖指出：“思想史与一般的知识史、学术史不同，它涉及的对象并非知识领域的一般或专业的知识，而是曾经或者能够对社会和时生重大影响的思潮、观念和公共意识，换言之，它也是一部社会意识形态的历史。”同样，图书馆学思想本质上是社会思潮、观念在图书馆文献活动中的反映。立足于对社会历史文化的宏观把握是思想研究的核心和关键所在，因而需要一种跨学科视野，具有相对于学科研究的思辨色彩。
综上，古人的全部图书馆理论与实践都是根据某个目标而进行的，而该目标又是由支配全部行动的价值系统所决定的。这个价值预设就是古代图书馆学思想的核心，它作为一种意义模式决定了图书馆全部认识和操作的目标、取向、知识和态度，并导致古代图书馆认识和操作中应该努力追求什么而又刻意避免什么的倾向性选择。
5 关于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之“史”
图书馆社会实践总结范文第3篇
1．1图书馆学的主体概念及其性质
人类的实践和认识都是对象性活动。人是主体，构成对象性活动的一极；另一极就是客体。它是对象性活动所指向的事物的总称。科学研究的传统含义主要是指科学认识活动，随着科学实验成为一项特殊的人类实践形式，科学研究的概念也从原来的单纯认识活动已经发展成为“研究与开发（R＆D）”。作为主体的科研人员既包括从事图书馆学研究的专职人员，也包括从事图书馆实际工作的非专职的研究人员。历史上这两个群体曾经长期高度重合，后来随职业的分化而逐渐分离。主体是一个历史概念：即它是由一个个、一代代参加了研究活动的现实的人构成。主体具有现实性和发展性，不存在任何虚假的成分。无论是实践主体还是认识主体，都具有个人主体、集团主体、社会主体和人类主体四种形式。主体具有自然性、社会性和意识性等多种属性；而其“本质属性就是它的社会实践性”。图书馆学主体概念的虚无导致了客体概念的绝对理念化倾向。即使是圣人也无权和无力给后世研究者规定一个一成不变的研究对象。
1．2图书馆学的客体概念及其性质
客体就是主体活动的直接对象。人类实践与认识的客体主要有三种形式：自然形式的客体、社会形式的客体、精神形式的客体。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不是自然客体，而是社会客体和精神客体。社会客体是指社会存在以及由社会存在决定的社会意识。精神形式的客体是指“以物的形式存在的，并成为人们实践活动对象的精神生产的结果，如以书籍为物质载体的各种理论、学说等。……它们同时也是人们继续进行实践和认识的对象。”客体也是一个历史概念，但较之主体概念则更具复杂性。其主要属性是客观性、对象性和社会历史性。实践的客体历来是明确的、现实的。但认识客体则不然，有的明确、具体，有的则抽象甚至虚幻。图书馆学的对象既包括了属于社会客体的图书馆工作、图书馆、图书馆事业等客体，也包括这些客体在认识领域的反映，即图书馆工作、图书馆、图书馆事业的抽象概念及其相关理论等精神客体等。1．3图书馆学的主客体关系马克思指出，一切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则要“把它们当做人的感性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要“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并不是与人无关的超然的社会存在。恰恰相反，它们首先是实践主体的创造成果，也是在认识主体的正确理论指导下的通过实践不断发展完善着的社会有机体，是主体的知行合一的产物。通过实践和认识活动，主体与客体在实践与认识的循环中始终处于双向对象化的运动中。如果人们把图书馆学研究的主体直接设定为社会主体或人类主体，那么与图书馆学这个“无人身的理性”的主体相对应的，则必然是被消除了人的差别、研究的差别、时空的差别的具有整体性和抽象性的学科对象，表现为一种“只见森林、不见树木”式的极端认识方式。如果还原到个人主体和集团主体的现实状态，就必然得出不同的个人主体或集团主体的每一项具体研究的直接对象通常会是一个个更加具体的“树木”，而不必然全部指向“森林”。“树木”和“森林”反映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存在两种不同形式。主体与客体是相互规定的。这取决于客体的性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主体的本质力量的性质；客体是主体的一种本质力量的确证。鉴于主体的本质力量在历史长河中具有无限发展的潜力，因而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也必然将有与之相适应的调整，绝不会停滞不前、固定不变。马克思指出：“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对这种心理学人们至今还没有从它同人的本质的联系，而总是仅仅从外在的有用性这种关系来理解。”他进而预言：“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经验图书馆学对于传统图书馆已经做出了自己的历史总结。面对数字图书馆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当今图书馆学（包括研究对象问题）如何书写自己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关于人的心理学”、“关于人的科学”？这是图书馆学的当代重大课题。
2客体与问题
“科学始于问题”。有人据此将问题视为研究对象。客体与问题相比，具有逻辑的先在性。只有当问题被物化为精神客体并为人们的研究所直接指向时，它才能成为一种新客体，为后续研究提供一级最近的阶梯。图书馆、图书馆工作、图书馆事业等均属于社会客体，是图书馆学必须首先面对的第一性的客体。由文献等物化的图书馆学的思想、学说、理论等构成的精神客体则是第二性的客体。精神客体是思维对于社会客体的能动的反映，具有认识客体、问题、理论、概念等多种表现和存在形式。
2．1客体的三种存在形式
哲学家欧阳康指出：“一门学科一旦成立以后，这种对象对于它的研究者及其研究工作来说，便具有了二重性：一是该学科所反映的社会现象，二是作为这种现象的理论化、系统化的形式，即已有的社会科学理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不仅有社会客体形态的，同时也有精神客体形态的。当这些观点或理论成为人们研究活动的指向，成为被研究者探究、修正、或批判的直接对象时，它们就构成了图书馆学的精神客体形态的研究对象。只要承认了精神客体的存在，就必须承认人们产生精神客体的思维活动本身也构成另一类精神客体。卡尔 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的理论将上述思想更加清晰地表述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在存在形式上分别属于世界1（客观世界）、世界3（客观知识世界）、和世界2（主观世界）。传统哲学习惯于从世界2出发，直接断言和追问世界1或世界3。而当代哲学则要求从人对人与世界的关系出发来构建人类的世界观。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的理论为人们辩证地认识任意形态的客体提供了更为全面的双重路径。例如针对“刘国钧先生的图书馆事业思想研究”一题，如何把握刘先生关于图书馆学事业的所思所想？不借助上述理论和方法就无法开展全面而深入的研究。此外，主体还可以凭借思维的力量通过问题的方式超越既有客体，创造新客体。比如“二十二世纪的图书馆或图书馆学研究”这个问题所指向的客体无疑是未来事物。欧阳康指出：“社会未来之作为现实人的认识客体”，“对于未来世界的观念构建作为对它的实际构建活动的向导，对于指导人们的现实行为具有重要的作用。”
2．2问题的研究对象
“每个科学问题都有自己的问题指向预设和解答域预设。问题的指向预设是问题的本体论预设”。对于“是什么”这一类问题，其结构有三个要素，即“问题的指向、问题的疑项和问题的解答域。所谓问题的指向，就是问题所指的研究对象”，“所谓问题的解答域，就是问题的答案范围。”科学问题各有其研究对象的观点在一些科学方法论类著作中也有明确揭示。即各种实证方法的实施必须首先明确自己的研究对象。如张寒生认为：“所谓客观实证方法，就是根据研究目的，通过对研究对象大量地观察、实验和调查，以取得丰富的客观资料，从而从个别到一般，归纳出事物的本质属性和规律的一种研究方法。”再如蒋逸民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中指出：“研究者通过与研究对象直接接触来收集反映研究对象特征的数据，包括实验、调查问卷、观察、访谈等。”那些以非实证方法研究科学问题的情形也各有其研究对象。由此可以按其问题指向把图书馆学的全部科学问题分为两类：一类指向本学科的整体研究对象，即学科对象；另一类指向本学科的各种具体问题的研究对象，即问题对象。研究对象的概念由此可细分为问题的对象、学科的对象、科学的对象、哲学的对象等不同层级的概念。而本体的概念也有问题的本体、学科的本体、科学的本体、哲学的本体等。2．3问题对象与学科对象的关系探讨一个学科的问题对象和学科对象的关系是一个新课题。如果认定二者是部分与整体的逻辑关系，则学科对象就是所有已知的问题对象的总和。这个意义上的学科对象是最真实存在的，甚至可以一一历数。但是人的形而上学本性不会满足于这种集合式的对象，总是试图以一个抽象的概念来概括和指称它们。如果认定二者是特殊与一般的逻辑关系，则学科对象就是对问题研究对象的科学抽象，有一般抽象和本质抽象两种方式。而不论是哪种抽象方式，特殊与一般的逻辑关系决定了一个学科的学科对象在逻辑上不仅涵盖了所有已经存在的问题对象，而且还为涵盖未来的问题对象预留了可能性。是否可以脱离本学科的具体问题对象而孤立地去研究和确定本学科的对象？如果能，那就说明这两类问题之间并不相关，而且与人们探讨研究对象问题的初衷背道而驰。如果不能，那么学科的各种具体问题及其对象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学科研究对象的确定？事实上二者之间是相互影响和相互决定的。任何一个合理的研究对象都不是无中生有，都必须依据本学科既有的具体问题、具体问题的对象及其理论成果来抽象和概括出来并预留学科的发展空间。这种研究对象反过来则可以演绎出许多新的问题、新的具体对象和新的思考。另外，这些新问题和问题对象则可能拓展学科对象的内涵与外延。当增长的内容无法为既有的学科对象所容纳之时，就要求有新的学科对象的提出。比如现代信息技术问题和知识产权问题。它们都不是从本学科的研究对象的概念中直接逻辑地推导出来的，但又必须为本学科的研究对象所逻辑地包容。任何现代科学的体系都不是完全封闭的。那种希望从图书馆学的某个既定的学科对象出发就可以永久地逻辑推导出本学科所有问题的想法是唯心主义的。
3问题与理论
科学活动就是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提出问题意味着科学的开始，解决问题标志着科学的进步。科学问题需要一题一论。没有问题的研究和没有问题的研究成果都是不可想象的。图书馆学理论是通过一个个图书馆学的具体问题及其解答来逐步积累而成的。当这种具体的研究累积到一定程度，研究者则试图以归纳的方法来把这些研究的问题对象概括或抽象成一个学科对象；然后再以演绎的方法通过对这个研究对象的概念来演绎本学科的内容，开辟新的研究问题及内容。在归纳法和演绎法这两种基本方法的推动下，关于研究对象问题的研究就从两个不同的方向推动着学科的发展。3．1研究对象问题的解析图书馆学研究对象问题可细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是什么？这是母问题，解答域非常宽广。完整的研究不但要给出具体答案并加以论证，还必须排除其他各种可能性，难度是非常大的。第二类是诸如“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知识集合”等。这是子问题，其解答域具有特定性。目前已经存在的各个子问题的简单相加并不足以与母问题等同，因为未来还有其他子问题出现的可能性。这两类问题的论证方式也存在很大不同。用是否形成了理论为标准来衡量目前的百余种观点则不难发现，其大部分还只停留在观点的层面，并没有发展成为理论。缺乏理论的展开，一家之说不仅是不完善的，而且也无法暴露自身的理论特质和不足。刘国钧、黄忠宗、吴慰慈、徐引篪、王子舟等学者先后通过图书馆学概论或基础等著作形式系统阐述了自己的研究对象主张及其理论架构。如果一种学科对象的主张及其理论不能有效地容纳本学科已有的主要学术成果，那它无疑是有缺陷的。3．2学科对象、研究领域、研究内容一个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领域、研究内容的概念在实际使用中是时有混淆的。学科对象是一个高度抽象的概念，其内涵与外延的具体化主要是通过研究内容和研究领域来实现。一个学科的内容是由所有的问题及其理论构成的。可以把图书馆学看成是一部词典，待释义的词汇只有一个，那就是学科对象；而学科的全部研究内容都是这个词汇（概念）的释文。这部词典既是历史性的，同时也是与时俱进的，因而处于永无完结的修订之中。学科对象概念的外延的具体展开则主要是通过以下几种方式来实现：一是通过所有问题连缀而成的问题之网；二是通过基于所有问题而产生的关键词之网和主题词之网；三是通过由所有问题的问题对象连缀而成的问题对象之网；四是通过由所有问题及其理论连缀而成的研究内容之网。无论是个人的还是学科的研究领域无外乎是指上述四个正在展开之中的网络或其一部分。看一项研究是否属于图书馆学范围，通常不是看它是否属于研究对象，而是看它与这个学科的问题、主题、对象、内容之网的关联程度。
4理论与实践
理论来源于实践，反过来又指导实践。理论是由一系列的概念、范畴、判断和原理构成的知识体系。这些知识体系既为人们提供了世界图景，又为人们解释世界提供了某种原理或公理。理论主要具有解释功能、规范功能、批判功能和理想功能。早在1951年巴特勒就指出，图书馆学的“理论总是尾随实践，而不是引领实践。”指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每一循环都进入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观。”马克思指出：“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作为人的存在方式的实践不仅蕴藏着人类社会生活的一切秘密，也蕴藏着人的对象世界的一切秘密；实践是人类所面对的一切现实矛盾的总根源，同时又是人类能够获得解决这一切矛盾的力量和方法的源泉和宝库。
4．1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马克思的新世界观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在理论层面，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问题的研究应该以创新为导向，鼓励成一家之言。但研究不能止步于此，必须将理论诉诸于图书馆及相关领域的实践检验。这种检验不是一次完结，而是周而复始的。把科学研究的目的单纯地规定为发现真理是不完善的。发现真理是为了改造世界，最终服务于研究主体及人类的自身解放。
4．2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
这一原则要求必须把诸如图书馆等社会客体作为第一性的研究对象来看待，把相关的思维及思维成果的精神客体作为第二性的研究对象来看待。图书馆学关于学科对象的论述颇多，认识也很混乱，其根源就在于没有把实践和主体真正引入关于研究对象的研究。在现实中，所有的树木之和就等于森林；没有树木就没有森林。但在认识领域，森林永远大于已经存在的所有树木之和，即学科对象必须囊括那些未来的具体认识客体。这就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法则。形而上学代表着人类的一种重要的思想方法和思维倾向，它的绝对化理解与使用就会导致唯心主义。规律、本质等首先是作为科学研究的目标和任务存在。当它们成为学科的内容或结果时，才能成为进一步的研究对象。
4．3把实践客体作为认识的起点
实践是认识发生的现实基础。认识活动与实践活动具有要素和运行方式上的同构性，实践指向的对象也必然是认识指向的对象。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不仅有认识层面的，还必须把起点放在实践客体上。图书馆的实践客体是永远明确的和现实的，它是图书馆学认识客体的根本来源。图书馆的实践及其客体又是发展变化、与时俱进的；相应产生的认识客体也必然变化，并逐步向本质抽象发展。从明确的实践客体到抽象的认识客体再到认识客体的本体化，形成了一条明确的无限发展的路径。认识活动必须适时地重新回归实践，接受实践检验，并从变化了的实践客体中抽象出新的认识客体。只有这样，图书馆学及其研究对象才能逐步发展提升。理论图书馆学拒斥将图书馆工作的内容作为图书馆学的主要内容；相应地在研究对象上则强调其科学抽象性或本质抽象性。这是科学发展与认识深化的必然，也是当代图书馆学的一项艰巨的理论任务。
4．4实践客体及其认识客体的确定性
个人主体和集体主体的每一次实践客体都是具体的和确定的。当这些实践客体被抽象成认识的客体时，则必然以特定概念来指称，如“目录”、“图书”、“分类工作”等。现实的实践客体通过这种认识机制转化为相应的抽象的认识客体。由于个人主体和集体主体历史地构成了社会主体和人类主体，前者的实践客体的具体性和确定性决定了后者的实践客体也是确定的。即“图书馆”、“图书馆事业”等整体性认识的客体也是确定的，表现出知行合一的状态。这决定了经验图书馆学必然以图书馆工作概论的形式出现。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在引入实践主体及实践客体后表现出源头上的确定性。再加上学科具体问题及其问题对象的确定性，就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图书馆学关于研究对象的各种观点之争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保证了学科的正常发展。
4．5学科对象认识的相对性和无限性
恩格斯曾经对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真理性问题做过如下论断：“谁要在这里猎取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猎取真正的、根本不变的真理，那么他是不会有什么收获的。”2001年陈瑞炼根据哲学家李泽厚的观点讨论了我国图书馆学研究何以不深刻的问题。人们习惯于把这种理论的不深刻归咎为研究对象设置的不科学。但是学科对象与学科理论是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关系。没有理论的较大进步，研究对象就不可能脱离现实的理论水平而单独成为科学的东西。许多研究者承认研究对象在历史上屡有变化，有的甚至认为它还将长期处于变化之中。但是彻底的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观点则如列宁指出的：“认识是思维对客体的永远的、无止境的接近。”“人的思想由现象到本质，由所谓初级本质到二级本质，不断深化，以至无穷。”亦如恩格斯指出的“而科学从认识的较低阶段向越来越高的阶段上升，但是永远不能通过所谓绝对真理的发现而达到这样一点，在这一点上它再也不能前进一步，……在哲学认识的领域里是如此，在任何其他的认识领域以及在实践行动的领域也是如此。”进而他还提出，“这样给哲学提出任务，无非就是要求一个哲学家完成那只有全人类在其进步的发展中才能完成的事情。”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入，研究对象的本质也会被不断揭示，永无止境。
5结论
图书馆社会实践总结范文第4篇
（商洛职业技术学院，陕西 商洛 726000）
【摘要】本文以商洛市商州区基层图书馆建设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考察和走访，总结商州区基层图书馆现行发展概况及现存问题，分析了阻碍基层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各方面因素，结合目前国内出台的关于支持图书馆等文化事业进一步发展、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相关政策，以及国内利用总分馆体制构建公共图书馆文化服务体系的应用模式和成功经验，提出了通过构建总分馆体系协调促进商州区基层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总体思路和具体实施措施，以期达到促进该区基层图书馆建设、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公共图书馆文化服务体系的目的，切实贯彻图书馆“普遍、均等、免费”的服务理念。
关键词 基层图书馆；总分馆制；公共文化服务
0 引言
公共图书馆作为全社会文化信息集散中心、文化资源利用与服务中心，本着“普遍、均等、免费”的服务理念，以建设覆盖全社会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为目标，成为了新时期下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动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重要一环。党和政府对公共文化事业发展的政策和财政支持为公共图书馆，特别是对面向更广泛的普通大众的基层图书馆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近年来商洛市商州区基层图书馆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和扶持下，在文化资源建设与共享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但由于其发展基础条件差、发展起步晚等各方面的因素制约，仍不能满足广大基层群众对文化信息资源的需求。笔者通过对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背景下商州区基层图书馆发展现状的调查和分析，结合总分馆体系建设的发展模式和思路，探索一条适合商洛山区基层图书馆发展、满足民众文化需求、促进社会文化事业繁荣发展的有效途径。
结合商州区行政区划设置及图书馆发展的基本现状，本文所研究的基层图书馆对象为区—乡镇（街道）—村（社区）的三级图书馆体系。
1 商州区基层图书馆发展现状
商州区图书馆始建于1956年，现新馆建成于2004年，馆舍建筑面积1640平方米。现有职工9人，其中中级职称3人，初级职称4人，大专以上学历占职工总人数的70%。馆内藏书近10万册，其中古籍线装图书4000余册；计算机30台。现向读者免费开放的有少儿阅览室、成人阅览室、电子阅览室、资料室以及总书库，读者座位量60余个。拥有固定读者2000余人，年接待读者3.8万人次。并于2007年被纳入陕西省第二批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县（区）级支中心建设，2008年9月正式挂牌设立“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商洛市商州区支中心”。
商州区现辖23个乡镇（街道），80%以上的乡镇拥有图书馆（或称文化站图书室），笔者选取了人口相对比较密集，地理位置较靠近城区的5个乡镇进行实地考察。据调查了解，其中只有一家乡镇图书馆能够利用网络进行有效查询，该乡镇馆由该镇的文化干部具体指导工作并委派人员管理。但在走访中发现，该馆无独立的馆舍及相关的基础设施， “寄居”于一家出售学生教辅书籍的书店内，且在走访的近半个小时内（14：50—15:20），该店一直处于关门状态，只能从玻璃门外看到室内设有一四层书架，书架上方安置着“**镇图书馆”、“文化共享工程试点”等牌匾。附近居民均不知此为镇图书馆，且对图书馆的社会作用和对本人利用图书馆的权利内容知之甚少。而其余四个乡镇均设有文化站图书室，且在“送书下乡”工程的帮助和指导下拥有一定量的书刊，但文化馆的宣传力度差，利用率极低，很多当地居民并不了解文化站书刊免费阅览的文化服务，没有利用文化资源的意识，甚至不知道自己所在乡镇有这样一个免费提供文化服务的场所。
商州区共有行政村（社区）409个，近年来，随着文化共享工程的推广、送书下乡活动的广泛开展以及农家书屋工程的推广，村（社区）图书室发展迅速。据调查，近两年来，全区新建村（社区）图书室四百多家，覆盖率达到90%以上，室内图书全部为上级文化部门统一调配，多置于村（社区）的党员活动室中，由所属乡镇的文化部门委派人员进行管理。图书种类较齐全，以农用书籍为主，涉及科学教育、文化娱乐等各个方面。但利用率不高，大多数图书室内的藏书被束之高阁无人问津，并没有达到图书室丰富村民精神生活，提高村民文化水平的目的。
2 商州区基层图书馆发展现存问题及障碍分析
立足于对商州区基层图书馆发展现状的调查研究，在此对商州区基层图书馆目前存在问题和阻碍图书馆事业整体发展的各方面因素作了如下分析：
2.1 规划布局结构形式单一，经费短缺，馆藏建设严重滞后
商州区基层图书馆依照传统的行政区域划分进行设置，各级图书馆分别由各级政府的文化部门主管和建设。由于商州区地处秦岭山区，地形复杂，乡镇与城区之间、各乡镇之间交通便利程度不一，从而使得本应为全区民众服务的商州区图书馆只能为城区居民及距城区较近的个别街道民众服务，大大缩小了区图书馆的文化服务范围。此外，经费短缺也是山区图书馆建设的最大瓶颈。据调查了解，商州区图书馆年购书经费为一万元，仅用于订购期刊、杂志；书籍购置经费为零，新增书籍主要由“送书下乡”、征集、当地作家捐赠得来；数字图书馆建设缺失，不能提供数据库等数字文献资源服务。而乡镇图书馆（包括文化站图书室）、村（社区）图书室的馆藏建设更令人尴尬，除了乡镇、村政府提供相应的馆舍以外，馆内藏书均由省文化厅文化资源共享工程项目和农家书屋工程项目统一配置分发，无独立的运作经费。
布局结构的单一化，经费的短缺，馆藏建设的滞后，不仅使公共图书馆的文化服务职能难以得到有效发挥，也使其文化服务水平大打折扣。
2.2 政府主导地位的缺失
商洛市商州区属于中国西部的贫困山区，长期以来，政府的发展方向和立足点都在经济建设上，而忽略了对于图书馆等文化事业单位的支持。近年来，在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积极引导和财政支持下，基层图书馆特别是农村图书室的建设出现了跨越式的进展，但就经济、社会发展长期滞后的商州区来说，各级基层政府部门的关注点依然在经济建设上，而对于以图书馆为主的文化建设重视程度相对较低，缺乏对公共图书馆社会地位、社会职能和作用的正确认识，从而难以在财政上投入相当的经费来进行区馆和各乡镇馆的基础设施建设，不能有效开展乡镇图书馆建设和文化服务活动。在没有强有力的政府主导、政策支持和具体发展方针的指引下，基层图书馆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心有余而力不足。
2.3 技术支持条件不足，网络管理系统缺失
由于长期以来基层图书馆建设经费和馆内专业人才的欠缺，各级馆均未实现计算机自动化管理、网络系统化管理以及数字图书馆建设，从而难以实践基层图书馆在开展文化服务过程中应涉及到的馆藏文献资源共享和通借通还。
2.4 人才力量的缺失
受当地图书馆人事管理制度的限制，基层图书馆中专业人才缺乏，安置性人员较多，馆员素质参差不齐，服务水平高低不一，不仅难以提供统一的、均等化的高水平文化信息服务，也使图书馆在服务技术和手段、管理系统、数字资源建设和服务的引进和应用上障碍重重，从而无法提供数字化文献信息资源、馆际互借、个性化文化服务等相关的更高水平、更高要求的文化服务。
3 商州区基层图书馆总分馆体系的构建
针对商州地区特有的地理状况以及基层图书馆发展现状、商州区基层图书馆事业发展障碍的分析，充分发挥总分馆体系的优越性，借鉴目前国内发展总分馆制的有效模式和经验，因地制宜，博采众长，构建适宜于商州区基层图书馆发展的区—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图书馆文化服务体系，利用总分馆制的优势解决目前图书馆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最终实现建设覆盖全社会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的总目标，以满足广大民众的文化信息资源需求。
3.1 加强商州区图书馆的自身建设，为总分馆制的实现奠定坚实基础
首先，利用目前党和国家所提供的政策支撑和财政支持等有利形势，争取更多的经费进行馆藏建设：一方面，丰富纸质文献信息资源的建设，为广大读者提供更全面的借阅服务；另一方面，加强数字资源建设，结合当地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现状和需求，有侧重的购买数据库等数字化信息资源，拓展文化服务的领域和范围，为总分馆制的实践提供最基本的文化资源支撑。其次，把引进高素质的图书馆专业人才与培训馆内职工相结合：一方面，向上级人事主管部门争取相对独立的人事管理权，根据本馆的发展需要招聘具有计算机操作技能、图书馆管理技能的专业人才；另一方面，加强在职人员对图书馆文化服务基本业务知识的不断学习，提高其工作技能，学习关于总分馆体系建设和运作的相关知识，从而为总分馆制的建设和实施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才队伍。最后，引进先进的网络管理系统，实现图书馆管理的自动化和文献信息资源管理的网络化、系统化，为总分馆制的建立和运作提供必不可少的技术支持。
3.2 以点带面，初步形成自下而上的半委托的总分馆体系
由于区馆基础地位薄弱，各乡镇馆发展不平衡，故采用“以点带面，试点先行”①的方法，区馆与一发展较好的乡镇馆通过协商建立具有联合性质的图书馆服务体系，乡镇馆将双方认同的一定数额的年度购书经费委托给区馆使用，区馆按双方认同的书刊数量和资产管理方法为乡镇馆配置藏书，乡镇馆按双方认同的标准保证图书馆运行所需的设备、场地、人员和其他工作条件，并按时开放，读者用一张读者证通借总馆和分馆的图书。②
在此构建过程中，需注意：
（1）区图书馆需同乡镇图书馆及区政府、乡镇政府的文化部门进行协调，上移分馆的建设主体，使作为总馆的区图书馆和作为分馆的乡镇馆隶属于同一个管理单位——区政府文化部门，并在总馆的主导下实现总、分馆在建设方向、管理制度、运行方式、部分经费管理上的统一规划和布局。
（2）由区馆具体负责乡镇分馆文献资料的统一采购和编目、统一调配，并实现总、分馆馆藏文献的通借（由于技术力量、经费和交通的限制，暂不适于开展通还），同时注意明晰产权，将图书资料的产权与使用权分离开，通过贴标签等方法区分图书的归属问题。
（3）由区馆组织定期对分馆工作人员进行培训及相关业务素质的考核，结合选调一两名分馆工作人员在总馆进行一定时期的学习和工作实践之后再回到分馆工作的办法，提高分馆工作人员的服务水平，从而真正实现“便利读者，规范服务，统一管理，资源共享的服务理念”③。
（4）由总馆统一组织和领导、策划读者活动，有效的将总馆的文化服务延伸至乡镇级分馆，不仅得乡镇居民能够享受到与城区居民同等的文化服务，也使作为分馆的乡镇图书馆有效的支持了总馆的发展和文化服务的延伸。
3.3 积极开展文化服务，有效引导政府行为
通过先行试点，总、分馆之间广泛开展馆际互借、资源共享、讲座培训等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让每一项延伸、每一个服务点、每一个分馆的建设都产生显著成效，从而让每一个服务点和分馆都成为对政府的示范”④。通过有效实践图书馆的文化服务职能，提高图书馆的社会地位，推动政府承担起公共图书馆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责任，用实际行动引导政府从政策制定和落实、财政投入、规划管理等各方面入手，主导基层图书馆建立自上而下的全委托总分馆体系，从根本上实现总馆对分馆在设施建设、制度管理、运行经费、图书采购和分编、业务活动开展、人员设置和管理等方面的统一规划和协调，使总分馆制在节约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优势得到充分的发挥，也使普遍均等免费的服务理念得以落实。
3.4 延伸基层服务，构建全覆盖文化服务网络
由于商州地处秦岭山区，地形条件复杂，交通状况较差，实行总、分馆之间通借通还的成本过高且实际效用不大，因此，只能通过在村（社区）建立服务点的方式将图书馆的文化服务向基层延伸。借助“农家书屋”工程之东风，村（社区）提供相应的房屋、基础设施、人员，并将一定的购书经费上交给总馆，由总馆按照各村（社区）的具体文化需求配置重点突出、覆盖全面的文献资料，并负责定期在各村（社区）之间进行书刊的调换，使文献资料在基层各服务点的合理流动，以实现在更大的范围内提供更全面的文献利用服务，图书产权归原所属图书室所有。同时，区馆负责对图书室管理人员进行培训和业务考核，提高其服务能力，尽量使广大村民都能就近享受到与区馆相一致的同等的文化服务，从而使基层图书馆在总分馆体系的框架下，将文化服务延伸至每一个村镇，使每一个人都能够享受图书馆提供的文化服务，充分行使自身利用图书馆的文化权利。
4 结语
长期以来，地处贫困山区的商州区基层图书馆由于政策指导的缺失、经费欠缺、人员匮乏、基础设施不健全、管理制度不完善等各种问题，其发展远远落后于其他地区，难以真正担负起为社会、民众提供文化资源服务的社会职责，不能满足广大民众的文化阅读需要。近年来，随着党和国家对西部地区特别是贫困山区图书馆等文化事业的政策和财政倾斜，商州区基层图书馆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在这一机遇期，作为具有优先发展优势的区图书馆，更应该抓紧机遇，开拓创新，不断引进和吸收先进的管理理念和信息管理技术，学习各种总分馆模式的发展途径和思路，结合自身发展特点，创新体制，革新技术，探索一条适合本区基层图书馆发展建设的道路，最终实现覆盖城乡的基层图书馆服务体系的建设目标，不断满足基层民众的文化信息需求，切实有效的为社会提供福泽全民的图书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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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邱冠华,于良芝,许晓霞.覆盖全社会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模式、技术支撑与方案[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152.
②邱冠华,于良芝,许晓霞.覆盖全社会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模式、技术支撑与方案[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58.
③邱冠华.人民的图书馆:公共图书馆向基层延伸的模式研究[J].图书馆建设,2007(6):19-24.
图书馆社会实践总结范文第5篇
摘要：文章在分析《公共图书馆服务规范》的编制背景与实施意义基础上，分析了《公共图书馆服务规范》的特点与成就，重点基于《公共图书馆服务规范》就基层公共图书馆服务创新与延伸进行了研究。
中图分类号：G25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88（2014）12-0031-02
收稿日期：2014-11-09
作者简介：于春（1969-），大连图书馆馆员。2012年1月20日，由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公共图书馆服务规范》（国家标准编号为GB/T28220-201，以下简称《服务规范》）正式，并于2012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1]。《服务规范》的和实施为公共图书馆特别是基层图书馆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指导和契机，标志着我国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笔者在分析《公共图书馆服务规范》的编制背景与实施意义基础上，分析了《公共图书馆服务规范》的特点与成就，重点对基于《公共图书馆服务规范》的基层图书馆服务创新途径进行了研究。
1《公共图书馆服务规范》的编制背景与特点
1.1《公共图书馆服务规范》的编制背景
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取得了全面发展，但政府却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问题与挑战。原有的公共文化供给模式已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由此，中央提出了构建结构合理、发展均衡、网络健全、服务优质、惠及全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2]。公共图书馆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主要组成部分，因而国家对于公共图书馆的建设异常重视，并在近年来积极推动公共图书馆的建设和发展，如免费开放、加大投入等，也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但在取得成绩的同时，还应看到存在的问题，如服务的不规范、服务理念的缺失、基层图书馆的建设成为制约公共图书馆发展的瓶颈等，为了解决和改善存在的问题，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标准、政策成为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于是，《公共图书馆服务规范》《图书馆法》等标准、法律建设提上了日程，并得到了上至国家文化部、下至每一个图书馆员的重视，一系列相关的建设成果也相继出台并实施，《公共图书馆服务规范》便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建设成果[3]。
1.2《公共图书馆服务规范》的特点
1.2.1首先，《服务规范》的编制有巨大的理论指导意义。近年来，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以及国家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时代背景，图书馆的理论研究与服务实践都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如何梳理这些服务理论，建立全面的公共图书馆服务理论体系去指导实践的服务工作，一直是近年来图书馆界讨论和研究的热点之一。《服务规范》对公共图书馆服务理论进行了全面而具体的条文规定，明确了公共图书馆的基本服务应当免费以及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和便利性的服务定位，这与当前“图书馆核心价值”“图书馆社会责任”等图书馆理论研究一脉相承、息息相关，也符合《公共图书馆宣言》等国际图书馆研究理论，体现了较高的理论水平，形成了全面规范的公共图书馆服务理论体系，为公共图书馆特别是理论研究较为欠缺、服务观念较为落后的基层图书馆提供了理论指导。
1.2.2其次，《服务规范》具有一定的国际化视野。据《服务规范》的负责人、现上海社科研究院院长的王世伟先生介绍，除重点参考国际图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公共图书馆服务发展指南》外，《服务规范》在编制前期还进行了大量的国外调研，并在编制过程中结合中国国情，借鉴了英、美、日本等国已制定的图书馆服务标准[4]。用国际化的视野为我国公共图书馆界编制出了一部具有国际视野但又不失中国特色和国情的公共图书馆服务新规范，是新时期我国政府对于构建和完善公共图书馆文化服务体系、重视文化发展的又一重要体现[5]。
2基于《公共图书馆服务规范》的基层图书馆服务创新
2.1利用微博等Web2.0工具进行信息服务
在当前互联网迅猛发展、现代信息交互工具使用广泛的背景下，信息技术是延伸图书馆服务的有效手段和方式，《服务规范》已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但从目前的形式和发展阶段来看，基层图书馆可以利用的最有价值的工具就是微媒体工具[6]，如微电影、微博客、微信等。这是因为一方面微博客等微媒体工具的建设成本、入门门槛较低。况且国内外图书馆使用其进行信息服务取得了良好的效果[7]。另一方面，微博客对客户终端的要求较低，手机、手持移动设备、电脑等均可实现微博的信息、咨询与共享，且微博具有其他工具不具备的即时、便捷等特点。因此，公共图书馆可以以此为契机，借力微博开展诸如信息咨询、书讯推送、活动预告等信息服务。
2.2进行服务推广与延伸活动
对乡镇、社区的公共文化服务延伸，是当前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主要发展方向，公共图书馆为此也做了相应的努力与实践，如24小时图书馆、乡镇分馆、流动图书车等，但在分析这些延伸服务的同时，我们也能发现其主要实践者是经济发达省份的图书馆，如东莞图书馆、杭州图书馆、嘉兴图书馆、苏州图书馆等，经济落后地区的图书馆相对较少，相应地区的基层图书馆延伸服务实践更是凤毛麟角。《服务规范》对延伸服务的明确要求为经济落后地区图书馆及基层图书馆延伸服务提供了契机，并可采用图书馆流动站、图书流通车等形式，以乡镇文化服务站、社区服务中心为支点，进行图书借阅、信息咨询、技能培训等延伸服务。
2.3加强政府信息服务工作
于春：基于《公共图书馆服务规范》的基层图书馆创新服务研究于春：基于《公共图书馆服务规范》的基层图书馆创新服务研究《服务规范》非常明确地强调了公共图书馆有为政府部门开展信息咨询、信息查阅的责任。在图书馆界，一些省级图书馆已经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实践，如设置政府信息查阅点，为“两会”等服务。而因为经费、信息、人才资源的多重限制，基层图书馆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基层馆开展信息服务工作的还较少，随着免费开放带来较为充足的经费投入，及《服务规范》的出台，开展政府信息服务已成为一种时代的诉求，并迎来了一次发挥图书馆丰富公共文化资源和具有信息检索能力的人才优势的良机。基层公共图书馆开展政府信息服务工作的主要内容可以是较为直接和简单的图书资料配送、政府工作人员的信息能力培训、政府定点的公众信息素养教育，也可以是含有较高信息检索、信息组织水平的专题研究、舆论分析等[8]。
2.4拓展用户的个性化服务
图书馆依据用户（既可以是个人用户，也可以是团体用户、机构用户）需求，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个性化服务已成为新时期公共图书馆服务的发展趋势，而信息技术、服务平台的发展则为这些个性化服务的实现提供了可能与支撑[9]，高校图书馆开展的学科化服务、嵌入式服务也为公共图书馆的个性化服务开展提供了借鉴与经验。因此，笔者认为基层公共图书馆可以开展诸如两会专题服务、政府内参编制、农业市场信息跟踪、国家政策咨询等个性化服务，拓展图书馆服务的范畴与领域。
2.5实现全覆盖的总分馆服务
统筹规划、资源共建共享、服务全覆盖的图书馆文化服务体系是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图书馆同仁多年智慧的实践总结与理论结晶，目前已有的苏州总分馆模式、禅城总分馆模式、东莞总分馆模式、嘉兴总分馆模式、信阳平桥模式等也都已充分证明总分馆是公共图书馆特别是基层图书馆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研究也表明以县图书馆为中心（总馆）的总分馆模式是我国当前最佳的总分馆模式[10]，因此，对基层图书馆而言，联合所在区域的多家图书馆进行统筹规划，构建政府主导、分层管理、资源共享、服务普遍均等的公共图书馆总分馆服务体系，开展内容丰富的总分馆服务也将是基层图书馆的一大创新服务途径。
3结语
毋庸置疑，《公共图书馆服务规范》的和实施开启了我国图书馆发展历史上的里程碑，是在新时期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背景下的又一坚实举措，对于规范公共图书馆的服务内容、服务手段、服务方式、服务理念等均会起到重大的指导参考作用，对于提高公共图书馆工作人员的业务技能、服务水平等均会起到极大的提升作用，也会对我国当前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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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SCI南大期刊 审核时间1-3个月
上海图书馆(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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