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国外经济论文范文第1篇
作为至今仍存在的唯一的古文明，中华文化所散发的魅力及其曾经造就的辉煌是不容质疑的。但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用大炮打开国门，西方文明开始在中华大地上大行其道，国人对中华文化的自信降到了历史最低点，无奈仁人志士也只能试图靠抓住舶来品来当救命稻草。改革开放以来，伤痕累累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不断的修缮和发扬。但在与强大的以高科技高质量商品为依托的西方文化的激烈竞争中，中华文化仍未表现出人们寄予很大希望的足够的自信。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人们对外来文化的迷信或者说薄弱的抵御力。这也是为什么现在一有谈到经济模式，不论是以前的苏联模式，现在的美国模式、瑞典模式等等都有一些人对之奉若神明，恨不得中国一夜之间变成他们的副本，似乎只有那样，中国才有出路。但我们对苏联模式的盲目照搬，给我们带来的却并非通往繁荣之路。最终还是要靠我们自己独立自主地实事求是地探索。
不可否认，某些模式在一定时期一定环境中展现出较强的生命力，但每个模式都有其特定生长、发展及益于优越性发挥的社会、历史、文化土壤，也都有其特定无法规避的限制因素。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早就告诉我们不存在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的、永恒的真理。因此，对任何舶来品都不应盲目照搬甚或顶礼膜拜。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绝不能夜郎自大固步自封，也应善于有选择地借鉴舶来品的长处，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辨证取舍、择善而从。此外，借鉴利用舶来品不应超出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和消化吸收能力。中华文化就像一个框子，对任何舶来品都应首先大体地“框”一下，符合规格或接近规格的就可以坚持，不合规格的那就需要根据中华文化进行转化、整合，然后才可以输出发展具有一定指导意义的理论。这点也适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任何对其固化与教条都可能导致理论与实践的脱节。
这里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即如何保证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扭曲的？目前似乎还没有统一确定的标准。有人可能会问是否可以套用“三个有利于”标准，假如可以，那俄国及东欧诸国如果在今后的某个时期实现了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综合国力的增强，那么它的那种转型是不是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呢？显然不是。所以，这方面的标准还有待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与发展。我们虽然无法做到用未来的实践确定现在的理论是否正确，但我们可以用历史的方法通过过去实践对理论的检验来总结经验和教训，作为我们现在对理论坚持和发展的参考。我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已经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才能基业长青，才能造就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因此，实践中我们要高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更要高举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伟大旗帜，因为它们真正地把马克思主义大旗插到了中华优秀文化的沃土上，更具有深厚的文化根基。总而言之，任何一个经济模式、制度、机制和文化等舶来品，不论其有多么先进多么优越，都只是我们在实践中学习或利用的对象，都应该根据中华文化以及具体国情加以转化。二、关于中国文化与舶来品问题
在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是社会的两大基本阶级。这两大阶级都高度组织化，全国绝大多数受雇佣的职工都参加了总工会（LO），而全国绝大多数企业主都参加了雇主协会（SAF）。两大阶级性组织，各自都有从中央到地方的组织系统，两大阶级既对峙又合作。两大全国性组织定期谈判和签订工资及劳保协议，政府只是在双方有重大争议时才介入。从斯德哥尔摩高处看，全国总工会（LO）和全国雇主协议以及国会三座大厦，彼此近距离地鼎足而立，似三根柱子支撑着这个资本主义框架下的“福利国家”。从以上描述可以看出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体为寻求更大的利益而组织联合成较大利益团体在利益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巨大力量。瑞典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是与工人阶级联合斗争所表现的强大力量分不开的。在单个工人与单个企业主谈判的过程中，工人往往处于劣势，难以维护自身利益，更不用说扩大利益了。在一个无法实现民主的国家里，普遍的现象是强势集团总是不断“剥削”弱势集团。在民主国度里，政府从公共利益出发采取有效措施可以降低剥削的程度，但对弱势群体而言，关键还是要实现自身的更大更有效的联合，从而不断增加在争取自身利益的斗争中获取胜利的可能性。瑞典的实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工人与企业主两大阶级都实现了高度组织化，两方可以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进行利益谈判，避免了利益在分配中的一头独大、过分倾斜的局面。而在有重大争议时，政府会介入进行调节，尽量避免矛盾激化。这种政府调节下的二元力量的均衡既保证了工人的利益不受损害而努力工作的积极性，又使企业主的利益不被过分剥夺而保证了企业主的积极性，从而使国民经济的蛋糕越做越大，不断实现帕累托改进。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种利益集团的利益争夺是难以避免的。矛盾是普遍的客观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一个强势公正的政府可以采取措施避免出现斗争双方任一方的过分强大。但随着民主意识的深入与建设服务型政府呼声的日益高涨，政府力量不断削弱。这种情况下，政府可以借鉴瑞典政府的做法，对斗争双方或者博弈双方，尤其是其中的弱势群体组织，进行恰当地引导与培育，不断实现斗争双方力量均衡，避免因力量差距悬殊而导致社会利益分配的极端不公等。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达到社会主义高级阶段时，各阶层实现共同富裕而利益不断趋同，利益集团也将完成历史使命而趋于不断消亡。
三、关于市场经济与公有制兼容问题
市场经济与公有制兼容问题本质应该是产权制度的构造和要素市场的形成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久而有之。荣格模式、布鲁斯的分权模式、锡克的宏观收入计划指导下的自由市场理论、斯卡的“个人社会所有制”等都对二者的兼容性进行了探索，但并没有多大的进展。经济史学中，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共同信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决不相容。例如1875年，马克思在著名的《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里，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耗费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它们所具有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地作为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存在着。”1876年，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指出：“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又指出：“社会一旦占有生产资料并且以直接社会化形式把它们应用于生产，每个人的劳动无论其特殊用途如何的不同，从一开始就成为直接的社会劳动。”西方学者以米塞斯为例，在他题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计算》的文章中提到，合理的经济行为，必须有合理的成本计算和利润计算，合理的经济计算需要一个竞争性货币价格体系，只有私有制的竞争性市场经济，才有表现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体系，在此基础上才有资源配置的合理计算，而社会主义公有制取消了竞争性市场，就不可能产生均衡的价格体系，因而不可能有合理的经济计算。市场价格体系与社会主义两者互不相容，“市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只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它才是可行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它是不能被人为地仿制的”，要么是社会主义，要么是市场经济，两者必居其一。
国外经济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依据IMF数据库和《中国统计年鉴》1982-2005年我国GDP和对外经济合作的实际完成额的数据，进行计量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对外经济合作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正相关关系，应继续推行对外经济合作的政策,充分利用对外经济合作来促进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关键词：对外经济合作;经济增长;协整关系
1对外经济合作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IMF数据库和《中国统计年鉴》的历年数据，对中国1982-2005年的对外经济合作（FEC）和经济增长（GDP）等时间序列进行经济计量实证分析，检验对外经济合作和我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1)单位根检验。对GDP和对外经济合作完成额（FEC）数列进行平稳性的ADF检验，结果见下表：
说明：(1)D(*)表示对变量的一阶差分;(2)检验类型括号中的C表示检验平稳性时估计方程中的常数项，0表示不含常数项；T表示时间趋势项，0表示不含时间趋势项；最后一项表示自回归滞后的长度。
由表2可知，GDP和FEC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都没有通过平稳性检验，即他们都是非平稳序列；他们的一阶差分在5％的显著水平下也没有通过平稳性检验；而二阶差分在1%的显著水平下都通过平稳性检验，说明这些变量具有二阶单整性Ⅰ(2)。
(2)协整检验。根据协整理论，如果一组非平稳时间序列存在一个平稳的线性组合，即该组合不具有随机趋势，那么这组序列就是协整的，从长期看这些序列具有均衡关系。协整检验从检验的对象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基于回归系数的协整检验，如Johansen协整检验。另一种是基于回归残差的协整检验，如CRDW检验，DF检验和ADF检验等。本文将采用Engle和Granger(1987)提出的协整检验方法。检验结果显示，u^t序列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接受不存在单位根的结论，因此可以确定u^t为平稳序列，
即u^t∽Ⅰ(0)。上述结果表明：GDP和FEC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3)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计量经济模型的建立过程，本质上是用回归分析工具处理一个经济变量对其他经济变量的依存性问题，但并不能有效说明该经济变量与其他经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本文利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就中国对外经济合作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单向检验，检验结果见表4。
经上述检验可知，中国对外经济合作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两种格兰杰因果关系：（1）FEC的变化是GDP变动的原因；（2）GDP的变化是FEC变动的原因。
2结论及政策建议
从以上分析来看，中国对外经济合作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正相关关系，一方面，对外经济合作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我国的经济增长又会推动对外经济合作。
为了使我国经济健康平稳的发展，必须从以下方面推动对外经济合作的发展：
(1)我国的对外经济合作主要分布在亚洲，同时近年来，中国和非洲之间的联系逐步加强，非洲已经成为了中国对外经济合作联系最为紧密的第二大洲。要想促进我国对外经济的发展，需要不断开拓国外新市场，在发展亚洲、非洲和欧洲对外经济合作的同时也要加强对拉丁美洲、北美洲和大洋州的经济合作。
(2)在国际工程承包方面，资金短缺，规模小，市场范围窄、管理水平低仍然是困扰中国公司发展的主要障碍。因此，对于中国公司而言，要扩大对外承包工程的规模和提高层次，减少过度分散带来的不利影响。一方面，要求中小企业间实行专业化分工与协作，实现优势互补。另一方面政府应采取各种优惠政策鼓励大型承包企业兼并中小企业，鼓励中小承包企业相互合并、联合与资产置换。与此同时，中国公司也应该正视现实，拓宽融资渠道，改善管理水平，更广泛地开拓国际市场，使自己在竞争中求得发展。
(3)在劳务合作方面，应该在充分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努力提高我国劳务输出的层次，扩大国际市场分额，提高人员素质。要不断扩大我国的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必须拥有一支高素质的外向型人才队伍，因此，企业除了要通过各种培训方式提高人才队伍的整体素质以外，也应该把人才队伍建设纳入战略规划，制定出具体的目标、计划和实施措施。
(4)要逐步重视对外投资和对外经济援助。我国统计年鉴的对外经济合作中，只包括了对外承包工程、劳务合作和设计咨询三项，随着对外经济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对外投资与对外经济援助也要引起高度地重视。
(5)企业之间强强联合，实现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经济合作。
参考文献
［1］张国清.对外经济合作在贸易结构调整中的作用［J］.国际经济合作，2004，（9）.
［2］李军.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新发展［J］.外交学院学报，2003，（2）.
国外经济论文范文第3篇
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的衰退，引起了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学者们从各个方面探寻其长期低迷的原因，其有信服力的解释有这样几种：1.金融体制的缺陷与泡沫经济的影响，长期以来，日本的融资结构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在大量中小企业与房地产业的资产泡沫破灭后，形成了巨额的银行不良债权，不良债权的存在从根本上阻碍了经济的增长；2.企业尤其是国内经济部门的企业效益低下的影响，日本国内企业规模偏小，内部治理结构不利于市场竞争机制发挥作用，创新能力不足，开发新技术提升产业层次缺乏微观基础；3.日本陷阱的出现与宏观政策调控不当的影响。以上解释归根结底都是对消费、投资、政府支出三大需求总量不足以拉动经济的进一步解释，本文从总需求的第四大总量—净出口出发，论述日本贸易竞争力的减弱与经济衰退，作为以上三种解释的补充。
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及其被忽略的原因
从理论上讲，出口对一国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总需求的拉动作用，其大小由对外贸易乘数所决定，相对于政府支出而言，由于不存在挤出效应，因而其实际效果要大；二是资源配置效应，产业间贸易总是出口其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从一般均衡的角度来考察，出口的产业或产品构成都是相对劳动生产率高于相对工资率的产品，因而出口的增长可以改善一国生产要素的配置，提高劳动生产率，带动经济的增长；三是规模经济效应，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如果企业的边际生产成本是累积产量的减幂函数，企业可以通过出口做大规模，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国际竞争力，在国际市场上占取更大份额谋取垄断利润，从而提高一国国民的净福利，如果该产业在资本与技术密集度上高于其它产业，则还可以取得正的社会效应。日本的发展离不开钢材、家用电器、汽车、精密机床等产品的出口，从人口、国土面积、资源、技术等方面来综合考察，日本绝不能算一个大国，能在世界上持续保持超级经济大国的地位，没有国外市场的支撑是不可能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推行的向内需主导型经济增长结构转变的战略是值得商榷的。既然出口对日本经济具有显性作用，为什么在分析总需求各因素对经济衰退的作用时，会忽视贸易因素呢，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是净出口在日本GDP中所占比重太小，其影响可以忽略，（王洛林2001），以1995年为例，日本的消费占GDP的比重为59.4%，而净出口只占1%，也就是说，消费增长1个百分点，就能拉动GDP增长近0.6个百分点，而净出口需增长60个百分点才能达到同样的作用；第二是“日本神话”的影响，认为日本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部门高效率依然如旧，竞争力一如既往（袁跃东2001），日本经济虽然衰退了，但贸易竞争力并未削弱。
在总需求各构成因素中，消费一般所占比重最大，因此在经济衰退时，刺激消费往往成为首选之策。但消费主要受收入、价格等因素的影响，预期的作用相对很小，从长期趋势来看，平均消费倾向一般都很稳定。在个人的一生中，今日的多消费将以明日的少消费为代价，以一国的平均水平来看这一趋势更加明显，因此在总需求的各构成因素中消费是稳定经济而非扭转经济趋势的因素，只有变动不居者才是解释经济转折的关键，政策作用的对象，这也正是凯恩斯看重投资因素的重要原因。在日本经济中，投资的重要作用不容忽视，在1986年11月至1991年5月长达54个月的“平成景气”期间，旺盛的民间设备投资就是支撑此次经济高涨的物质基础。同样，对于曾以“贸易立国”为经济发展之策的日本来说，进出口因素的作用也是举足轻重的，尽管净出口只占日本GDP的1%，但进口毕竟是漏出因素，将其从出口中扣除必然低估偏估出口对经济的增长作用，正如税收与政府支出对经济的作用相异一样，我们不能将税收从政府支出中扣除，只算政府的净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以日本2000年上半年第2季度为例，商品与服务净出口对GDP增长率的贡献度为0，但如果分开算，则出口的贡献度为+0.6，进口的贡献度为-0.6（注：转引自《2000-2001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73页。）。
三、日本贸易竞争力下降的直接市场原因
世界经济论坛所的《世界竞争力报告》认为，一国的竞争力指通过管理资产和经济过程、吸引力和扩张力、全球性和就近性以及通过把这些关系整合到经济和社会模型中去创造增加值和由此增加国民财富的能力，贸易竞争力反映了国内经济竞争力在国际上的表现，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可贸易的本国产品、产业以及从事贸易的企业在向本国开放的外国市场上所具有的开拓、占据其市场并以此获得利润的能力，体现了一国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转引自《中国对外经贸理论前沿》第一辑）。比较优势是建立在要素禀赋差异基础上的产业间的比较，竞争优势是建立在同类产业或产品之间竞争上的比较，对于资源贫乏，进出口都较严重依赖外国市场的日本经济而言，贸易竞争力尤其是出口产品的竞争优势尤为重要。
竞争优势建立在技术含量、技术创新以及同类产品的价格上。整个1990年代，由于美国经济持续增长，对日本的进口亦持续增长，加之东南亚金融危机，日本进行自私的日元贬值，因此日本的贸易还是盈余的，但这种盈余并不代表竞争优势，一旦国际市场形势逆转，其出口即严重受挫，1993-1994年日本由于贸易黑字导致日元升值，立即大大削弱了日本产品的价格竞争力，汽车、家用电器等出口产品可以说是日本的支柱产业，因日元升值出口锐减，仅汽车一项，1993年就下降8.4%（注：转引自车《日本经济周期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第395页。），直接导致1990年代日本衰退的开始。出口指数［等于（出口额—进口额）／（出口额＋进口额）］常用来表示产业贸易竞争力的大小，其值在-1至+1之间，数值越大表示产业竞争力越强，反之则反是。自80年代中期以来，代表日本竞争优势的制造业出口指数值一直呈下降趋势，由1986年的0.48下降到1998年的0.27，软件业的出口指数95年、97年、98年均为-1，（注：转引自白雪洁《“IT革命”与日本的产业竞争力》，“日本学刊”2001年第3期。）。据日本经济产业省所做的调查表明，日本目前企业购买货物和服务的价格是美国企业的1.87倍，中国企业的5.57倍，表明日本的物价水平依然在全世界居高不下，具体说，日本工业制成品的价格是美国的1.03倍，能源为1.53倍，服务价格为2.73倍，明显高于美国企业，与中国企业相比，日本的工业制成品是中国的2.49倍，服务价格是8.44倍（注：引自《国际金融快讯》，2001年8月6日，第143期。），企业成本高，加之质量差距与别国日益缩小，严重影响了日本产品的竞争力。随着中国以及东亚其它新兴工业国技术水平的提高，日本产品再也不像1980年代那样畅销全球，以彩电为例，与中国相比日本彩电的价格/质量指标肯定是高的，近几年中国城市居民家庭国产彩电的日益普及可为明证，尽管仍有一些爱时髦的人偏好日本货，但这样的愚行已不普及，消费者的货币选票胜过了一切计量分析。从总体的情况来考察，自1993-1998年，日本的货物出口所增非常有限，从3526.6亿美元增长为3740.4亿美元，而从1995年算起，则从4287.2亿美元降为3740.4亿美元（注：引自《2000年国际统计年鉴》。），1996—2000年，日本的出口占世界出口的比例下落了1.3个百分点（注：转引自课题组《世界经济走势及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管理世界》2001年第1期。）。
四、日本贸易竞争力下降的结构原因
从根本上来说，在国际市场上日本产业竞争力的下降是由内外经济结构调整相互作用的结果，提高生产技术，扩大产品差异化程度，是日本企业提高竞争力的一贯法宝，而信息技术和高新技术产业是最具生产技术外在效应的行业，是产业技术提升的火车头。但与美国相比，日本已大大的落后，虽然日本的信息技术起步并不算晚，且一度也有过独创性见解，但日本产业界过于偏爱新高制造技术，在信息技术领域缺乏战略构想，只注重在速度、容量和功能等计算机硬件上赶超美国，对软件技术落后的严重性没有足够的认识，以至于在IT领域日本至少比美国落后20年（注：引自《国际资料信息》2001年第6期。），加之十年衰退，损害了企业自身的调节能力，日本的企业研究开发支出从1990年到1999年所增非常有限，失去了发展知识经济的先机。与东亚其它国家相比，两者的经济结构差距及产业技术差距也在日益缩小，竞争日趋激烈。1994年，克鲁格曼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了“虚幻的亚洲奇迹”一文，认为亚洲国家的高速经济增长并非奇迹，只是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初期现象，是靠低廉的劳动成本和资源投入取得的，并非技术创新带来的增长。自此以后，人云亦云，对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的质量持怀疑态度的人越来越多，东南亚金融危机似乎进一步证实了这样的怀疑，都把技术水平低，产业层次低作为危机的深层原因，认为在东亚的雁形模式发展过程之中，日本居于雁头地位，在产业的垂直分工上，由日本生产并出口深加工工业品，东亚其他国家生产并出口农副产品和初加工工业品，在生产工序的分工上，日本致力于研究开发技术密集型生产工序，出口中间产品，进口制成品，东亚其他国家则侧重于加工组装等劳动密集型生产工序，进口中间产品，出口制成品，由此而形成的产业传递与产业分工格局，由日本居于金字塔的顶层，“四小龙”为中间层，底层为东盟，中国则大体居于中间层与底层之间，在技术上严重依赖于日本的技术出口，在市场上则严重依赖对日本中间产品的进口，形成了对日的大量贸易赤字，技术上缺乏创新能力，市场需求上缺乏提升能力（王允贵2001）。
以上分析在一定层面上反映了客观现实，尤其是克鲁格曼认为靠流汗(perspiration)而非凭创新(inspiration)的经济增长潜力非常有限，这一看法值得所有发展中国家深思，但东亚各国经济依其在“雁陈行列”中的不同位置而有不同程度的生产效率提升和技术进步，不能笼统地一笔抹煞，对此我们至少可以提出以下疑问：第一，既然技术层次低和产业同构化是东亚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为什么危机过后，日本经济回升乏力，而“四小龙”与东盟却复升势头强劲；第二，1980年代以后东亚的产业转移主要是由跨国公司对东亚的直接投资推动的，跨国公司的战略目标与行为方式既受母国国家目标、消费者目标的影响，也受东道国国家目标、消费者目标以及市场竞争行为的影响，为实现自己的长期利益，跨国公司的投资行为一般更多的带有当地特征，难道跨国公司行为、当地政府行为以及当地市场特征的影响可以忽略吗？
东亚各国产业转移与分工布局的理论阐释以小岛清的边际产业论与弗农的产品寿命周期论为基础，小岛清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本国（投资国）已经处于或即将陷入比较劣势的产业—边际产业（这也是对方国家具有显在或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依次进行”，对日本来说边际产业即劳动密集型产业，该业的中小企业为处于比较劣势的边际性企业，对外投资应由此开始。弗农的产品寿命周期理论经克鲁格曼、赫尔普曼等人的发展，内容逐渐由理论设想而接近于现实，模型由发达国家开发并生产新产品，从国内、国外市场获取垄断利润，当产品在设计和生产方面达到一定程度的标准化后，国内外模仿者纷纷加入，市场竞争加剧利润下降，此时发达国家应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不发达国家中寻找合适的生产区域，实现产业的转移与分工的调整。这两种理论对解释1970年代以前的国际产业转移具有一定说服力，但带有狭隘的民族情结，在“可持续转移”上受发达国家尤其是日本这样的国家持续创新能力的限制，当跨国公司在贸易与投资一体中的作用日益加强时，其理论阐释力则俞益下降。
长期以来，由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推动而形成的东亚贸易格局，日本确实是生产并出口技术密集型的中间产品，东亚其它国家作为加工基地完成劳动密集型的组装过程，向美国出口。对日本而言，组装是劳动密集型，但对东亚新兴工业国而言却是技术密集型，因而这样的产业转移仍提高了整个区域的技术层次。从动态来考察这一技术层次的提升，随着资本的积累，收入小平的提高，教育的日益普及，东亚新兴工业国吸引外资投资于中间产品的生产以及国内企业自身技术水平的提高都已具备了一定的人力资本基础。东亚国家也不可能只是关心静态的资源配置效率，持续的经济增长与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必然是贸易政策的首选目标，出口导向战略代替进口替代战略就是服从这一目标的政策选择，通过减免税等生产扶持手段、出口补贴等激励政策以及关税、配额等进口保护手段，生产成本沿“学习曲线”下降的新产品、新产业，资本和技术密集度具有明显社会技术进步效应与扩散效应的产业得到了生产与发展。1980年代中期，“四小龙”通过结构提升就已实现了工业化，并确立了高科技企业领先发展的局面，从而成为东亚地区内部资本、中等技术和中间产品的供应者。
自1980年代开始，跨国公司开始角逐东亚市场，从而为技术提升注入了新的机制。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收入增长迅速，市场容量不断扩张，劳动力成本便宜，兼有就近生产和垂直分工生产的双重区位优势，欧美跨国公司也日益青睐东亚市场，中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地都成为外国直接投资的重要场所，中国的巨型市场使之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受资国。东道国尽管让出了部分生产市场，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先进技术代表了跨国公司的迁入优势，通过跨国公司互相之间的竞争，东道国成为技术转移的受惠对象。与当地企业相比，跨国公司要支付由于文化、法律、制度、语言等方面差异所产生的额外成本，先进技术、管理技能、规模经济以及产品的差异都是弥补成本差异进而获取垄断优势的重要措施。当然，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难免会有知识外溢，特别是随着需求日益多样化增长，专业化和分工越来越细，中间产品的设计与创新也更加频繁，知识形态的产品不断增加，知识外溢将使技术转移钧旋毂转。为克服这种市场失灵，跨国公司采用垂直型投资与分工，以内部市场取代不完美的外部市场，将知识形态的核心资产通过内部交易由母公司转移到东道国的子公司，甚至将研发机构直接设在子公司，以公司内贸易代替了国际贸易。有人担心跨国公司的垂直型技术转移对东道国没有外在效应，其实只要东道国的区位优势尤其是技术劳动力的成本优势与市场需求的增长优势能够保持，就可以不求所有但求所在，资金是流动的，但市场是永恒的。而且在跨国公司的竞争压力下，国内企业会主动更新技术，提高管理，使新技术扩散到整个产业乃至整个经济。根据江小娟、冯远(2000)等人的调研，中国外商投资企业的技术水平在整体上明显高于国内高新技术企业的水平，北京48家跨国公司中全部或部分使用国内空白技术水平的占76.3%，其余使用先进技术的企业占23.7%。谢洁(1998)用国产化程度衡量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技术扩散，发现超过93%的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有技术扩散行为。
在东亚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的产业调整过程中，日本在产业升级即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上输给了美国，在传统产业的技术提升上受到了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竞争压力，随着其海外投资的增加，国内产业和雇佣在一定程度上也出现了“空洞化”现象，因而其整体竞争力已大受影响。根据刘明兴(2001)等人对日本巴拉萨显示比较优势指数平均化的计算结果，自1992年到1997年，日本该指数值从2.03下降到1.96，并且还是在美国经济扩张，对日进口增加，东亚金融危机，日元不断贬值情况下取得的，虽仍具有比较优势，但从趋势上来说，竞争优势在下降，而从1992年到1997年，韩国、中国、中国台湾、马来西亚与菲律宾等多数东亚国家（地区）的指数值都有了较大提高。根据经合发组织的研究，1995年，东亚9国和地区与日本的出口在世界市场上相互竞争的商品已占出口的40.3%，这与美国、日本、西欧之间的出口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程度已相差无几，日、韩在机械、运输设备等产品的出口结构上非常相似，1998年，双方通过竞争性汇率贬值，都大大降低了出口产品的价值（注：转引自黄范章等主编《东亚经济路在何方》，国际文化出版社，第41页。）。东亚金融危机以后，新兴工业化国家受到了很大损失，但受损的主要是财富而非财富的生产力，这也是其经济迅速恢复且竞争力犹存的主要原因。
国外经济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俄罗斯经济转轨金融危机西向化休克疗法
【作者简介】王金存，1936年生，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732)
俄罗斯金融危机引发了更为全面、激烈的经济、政治、社会危机，同时也引起了俄罗斯国内对其社会经济转轨道路和模式合理性的反思。本文拟就这种模式的基本特点、主要矛盾及其与金融危机的关系做些概略分析，以就教于读者。
(一)俄罗斯经济转轨模式的基本特征
1992年初，由激进民主派代表人物盖达尔等人主持的俄罗斯新政府在其西方顾问的协助下，提出了内容庞杂而激进的经济转轨规划，其基本内涵大体可概括如下几个方面：
(1)私有化。它是整个经济转轨的核心和基础，其基本内涵是出售和处理国有企业及国有资产。当时政府规定，私有化从小型国有企业的所谓“小私有化”入手，继之推行大中型国有企业的“大私有化”，整个私有化预定到1995年末基本完成，届时70%左右的国有企业转为私有。其目标是，建立起以私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同时形成一个广泛而强大的有产者和企业家阶层，作为新政权的社会经济基础。
(2)自由化。其基本内涵是：全面放开价格，而且力争一步到位；彻底抛弃物资计划调拨制，同时全面废除国家计划和国家计划管理机构；给企业以充分自由，同时断绝国家对企业的投资和一切其他资助，让企业在市场上自谋生路。如果说私有化的目标是彻底改变所有制关系的话，那么自由化的目标则是彻底改变经济体制和经营思想，力求尽快地和彻底地铲除计划制度，尽可能迅速地形成自由市场体制。
(3)西向化或全盘西化。这种西向化不同于通常的对外开放，具有特殊内涵：第一，转轨方针制订者认为，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是世界上最先进、最合理的社会经济制度，俄罗斯必须全面引入和效法；第二，没有西方国家的援助，俄罗斯社会经济转轨是不可能的，俄罗斯的社会经济转轨符合西方国家的战略利益，因而西方国家也会愿意提供援助；第三，向外国首先是西方国家的商品和资本全面开放国内市场，向外资首先是西方国家的资本廉价出售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尽可能多地争取西方国家的投资和贷款。总之，西向化方针的实质是：投靠西方、依赖西方、模仿西方，全盘西化首先是美国化，这乃是激进民主派提出并坚持的俄罗斯社会经济转轨模式的主导思想。
(4)休克疗法。如果说以上3个特点反映了俄罗斯经济转轨的方向和目标的话，那么休克疗法则体现了激进民主派实现这种目标的基本方法和手段。其基本内涵是：在实行全面的自由化，特别是全面放开价格的同时，实行严格的货币紧缩政策，把稳定卢布、控制通货膨胀、减少政府预算赤字作为政府经济政策的重中之重，生产发展、产业政策、结构政策、科技政策均应让位于或服务于货币紧缩政策，处于次要地位。在这种方法的炮制和推行者看来，这是俄罗斯尽快摆脱经济危机、实现经济稳定的惟一有效途径。从表面来看，休克疗法只是一种方法问题，只是一种局部的货币政策，实际上它是激进民主派整个社会经济转轨指导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基本思想是通过“休克”这种极端手段，尽快和尽可能彻底地打碎旧制度，尽快建立起他们所向往的资本主义制度。总之，它集中体现了激进民主派社会经济转轨的政治目的和意图，是其整个经济转轨模式的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点我们还要单独加以说明。
激进民主派的上述经济转轨模式虽然是在美国顾问帮助下，按照美国样板设计的，但在推行过程中却走了样，形成了一种严重扭曲、极其畸形、俄罗斯特有的转轨经济形态，其基本特点大体可概括为如下几点。
(1)官僚性。民主派力图通过经济转轨特别是私有化形成一个广泛、强大的有产阶级和企业家阶层。实际上，这个阶层并未形成，在广大居民相当普遍地贫困化的同时，却出现了一个官僚垄断集团。这突出地表现为少数金融寡头的经济乃至政治势力急剧膨胀。据透露，现在俄罗斯九大金融-工业集团控制了大部分最有实力和发展潜力的工业部门、大部分商品进出口业务、金融证券业务、近50%的基建投资。这些集团的领导人绝大多数都是原苏联的党政官员，现在则成了民主派的重要支柱和依托力量，他们与政府官员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是所谓上了“克里姆林宫电话簿”、持有“克里姆林宫、白宫出入证”的人。他们靠私有化和金融投机发家的同时，又把巨额利润通过各种途径移到国外。
(2)强制性。激进民主派高喊自由化、民主化，实际上这种经济转轨模式既不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也不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而基本上是少数人依靠政权的力量强制推行的。事实表明，这种模式严重脱离俄罗斯国情，既缺乏经济基础，也缺乏群众基础，它一开始就受到绝大多数政党、派别、社会舆论、企业界、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反对和抵制，在整个社会，支持和认同这种经济政策、方针、模式的人是极少数。而且，随着这种模式矛盾的暴露和加深，反对者日益强大、增多，支持者日益减少、衰落。
(3)政治性。这首先表现为，激进民主派之所以制订和强制推行这种经济转轨方针，主要是服务于政治目的，即尽快和尽可能彻底地摧毁旧计划体制和旧所有制关系，以消除旧制度复活的社会经济基础；尽快形成一种以私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和一个强大的有产者阶层，以增强其统治的社会经济基础。至于它在经济方面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则是第二位的，次要的。此外，坚持和反对这种经济转轨方针和模式，从社会经济转轨伊始就成为俄罗斯政治斗争和对抗的核心和焦点，并且贯彻始终、愈演愈烈。总之，不仅这种模式本身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而且由于它的强制推行，使俄罗斯整个社会生活政治化了。
综上所述，俄罗斯这种经济转轨模式，可以说是一种由西方国家策动的，少数人为了政治目的，打着自由化、民主化旗号，利用政权、通过休克疗法强制推行的极其特殊的官僚垄断性经济模式。这种模式既不符合俄罗斯国情和广大人民的愿望，更不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其失败、消亡是不可避免的。下面就这种模式的主要矛盾及其后果做些分析。
(二)休克疗法的主要矛盾和后果
休克疗法不仅是俄罗斯经济转轨最重要的方法，而且作为一种金融货币政策与金融危机的联系最直接，因此，我们首先加以分析。众所周知，这种办法并非俄罗斯首创，在俄之先，拉美、东欧一些国家已经采用过，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应该承认，在经济转轨之初，在骤然开放市场、放开价格的情况下，为遏制通货膨胀，适当紧缩银根是必要的。也就是说，在俄罗斯确实存在着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采用这种办法的客观需要。问题在于，俄政府将这种紧缩政策长期化，政治化，变成了一项基本国策，将其视为是否坚持改革的重要标志。俄罗斯实行货币紧缩长达7年之久，而且紧缩到了极其荒谬的程度，创造了世界纪录。一般说来，货币发行量(M2)应与GDP规模相适应，西方国家一般为GDP的80%～100%，苏联时期为了保持卢布的稳定，大体控制在社会总产值的70%左右，这已经是偏低了。而俄罗斯自经济转轨以来，在休克疗法支配下，货币发行量平均不到GDP的20%，最高年份也未超过60%，现在还不到15%。从实践来看，这种极端的货币紧缩政策，使得俄罗斯经济休克长期化，带来了严重后果，是政府最不得人心的经济政策之一。其矛盾和弊端造成了如下几个明显的恶性循环。
第一，它造成了企业支付危机，破坏了生产运行的正常条件。由于缺乏支付手段，各企业近一半的产品供销不得不用易货方式，相当多的企业不得不用产品发工资。这是企业之间三角债和工资拖欠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生产大滑坡的重要原因之一。生产萎缩使国家税源枯竭，为满足政府必不可少的开支，不得不增加税种、提高税率，这使企业税赋如毛，税负超重，这又使生产进一步下降，税源更加枯竭，造成税收危机。这是第一个恶性循环。
第二，它造成了政府债务危机。税源枯竭，税收不足，必然造成国家预算赤字。为弥补预算赤字，大体有两种途径：一是增发货币，向银行透支；二是举借国债，发行国库券。在休克疗法、货币紧缩方针指导下，俄政府选择了后者。结果是政府的国内外债务越积越多。到1998年中，俄政府外债约1400亿美元，内债近800亿美元，两项合计已达GDP的50%以上，加上政府的各种拖欠已近GDP的100%，俄罗斯经济成了名副其实的负债经济，每年的偿债支出约占预算支出的1/3，这又成了增加预算赤字的重要因素。现在，俄政府只能依靠举新债还旧债过日子，借债越多支出越多，预算赤字越大；预算赤字越大越要靠借债弥补。这是第二个恶性循环。
第三，俄罗斯政府长期推行货币紧缩政策的一个重要理由是治理通货膨胀，实现经济稳定。实践证明，这一目标并未实现。长期货币紧缩在造成生产滑坡、预算赤字、债务超重的同时，也就从根本上破坏了经济稳定特别是货币稳定的基础，为货币贬值、通货膨胀埋下了祸根。货币越紧缩，生产越滑坡，货币的根基越不稳，通货膨胀可能性越增大；通货膨胀压力越大又越要紧缩。这是第三个恶性循环。199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卢布的再次恶性贬值，通货膨胀率再次大幅度攀升就是这种恶性循环的明证。自1998年5月金融危机以来，卢布汇率下降近2/3，通货膨胀率剧升为200%以上。多年的紧缩“成果”顷刻间化为泡影。
人们不禁要问，既然这种休克疗法给俄罗斯经济带来了上述种种恶果，并且在推行过程中受到政府反对派以及为数众多的著名经济学家强烈反对和批评，政府为什么还要长期坚持这种方针呢?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
首先，盖达尔等人当年之所以接受这种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西方国家流行的自由主义和货币主义经济理论的影响。根据这种理论，对经济活动干预最少的政府是最有效率的政府，货币政策是政府调节经济的最合理、最有效的手段。这可以说是俄罗斯推行以货币紧缩为核心的休克疗法的理论基础。
其次，盖达尔等人之所以极力鼓吹休克疗法还具有深刻的政治目的。这表现为，他们力图通过自由化政策以及全面放开价格等措施，尽可能快和彻底地铲除旧体制，尽快地建立起自由市场经济。因此，所谓休克可以说首先是让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休克。此外，休克疗法也是让一部分国有企业休克，首先是军工企业休克。在休克疗法推出之前，它的泡制者们就曾声言，在开放市场、放开价格、形成竞争的过程中，那些经营不善、产品没有销路、缺乏竞争力的企业破产、倒闭是不可避免的。它们的倒闭对于国民经济健康发展来说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在他们看来，这类企业不仅是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绊脚石，而且是旧体制、旧制度的重要经济基础和维护者。总之，休克疗法不仅仅是一种经济调节方法，它具有强烈的政治内涵。对于西方国家来说，通过休克疗法削弱俄罗斯庞大的军工综合体更是其重要的战略目标之一。
再次，俄罗斯政府之所以长期推行这种货币紧缩政策也有西方国家迫使的成分。与盖达尔等人不同，叶利钦总统和前总理切尔诺梅尔金在盖达尔等人下台之后，都曾明确指出，“今后不再推行这种不得人心的休克疗法”。但实际上，在切尔诺梅尔金当政的时期，人们普遍认为是推行了“没有盖达尔的盖达尔政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推行休克疗法，使俄罗斯经济已经难以摆脱西方国家的援助，具有很强的依赖性。生产大滑坡，税源枯竭，政府财政困难，使俄政府不得不向西方国家不间断地申请贷款，以解燃眉之急。而西方向俄罗斯提供援助是有条件的。这就是，俄罗斯的经济政策必须符合西方国家的要求和利益。这除了“坚持改革”，加速私有化、自由化这些基本要求之外，坚持货币紧缩政策是提供每笔贷款都要提出的前提条件。因此，多年来，俄罗斯政府在编制国家预算之前，总要与国际货币基金协商、谈判，其中货币政策，货币发行量，通货膨胀率则是谈判的重要内容。这就形成了另一个恶性循环，即货币越紧缩政府财政困难越难解决，越需要依靠西方的贷款来维持，而要获得西方贷款又必须坚持紧缩政策。长期以来，俄罗斯政府已经深深地陷入了这种种恶性循环而不能自拔。
以上四个方面的恶性循环，使得俄罗斯经济特别是货币金融体系极其脆弱，经不起些许风吹草动。这乃是俄罗斯这次金融危机深层次的经济政策根源。从实践来看，这次金融危机虽然有东亚国家金融危机冲击、石油国际价格下跌以及政府更迭等客观因素的作用，但从根本上来说还是俄罗斯财政金融体系深刻矛盾积累的结果，尤其是休克疗法造成的负债经济崩溃的结果。首先，外资撤离，抛售他们购买的政府债券是1998年5月下旬俄罗斯证券、股票和汇率暴跌的直接原因；其次，8月份基里延科政府宣布延期偿还政府的短期债券引发了股市、汇市更加激烈的下跌。所有这些都是与政府债务超重紧密相联的，而休克疗法和货币紧缩政策则是形成负债经济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俄罗斯私有化的特殊破坏性
经济转轨以来俄罗斯社会经济危机加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休克疗法之外，俄政府私有化政策的破坏性也是重要因素。应该指出，在经济转轨前，苏联长期以来形成的全盘国有化格局是十分不合理的，适当出售一些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缩小国有经济的比重，发展多种经济成分是必要的。正因如此，即使俄政府的反对派也没有笼统地否定非国有化或私有化的必要性。早在社会剧变前，苏共和苏联政府已相继制订了非国有化和私有化纲领和法令，当年苏联政府提出的稳定经济的“500天计划”，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向企业职工和居民出售国有资产。根据该计划的制订者们的构想，当时苏联居民手中的现金达5000多亿卢布，如果这笔巨资用于购买国有资产就可能一举数得：第一，大大减轻市场压力，避免恶性通货膨胀；第二，使企业获得急需的新投资，扩大生产，增加市场供应和政府的税收，减轻政府财政压力；第三，职工和居民成为企业的新所有者，给企业输入新活力，有助于改变企业的经营思想，提高经营效率。尽管这种办法还有待实践检验，但就当时的条件而言不能不说是一种摆脱危机的出路。
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激进民主派推行的上述经济转轨方针，使这种改造国有企业的计划完全失去了实施的可能。这是因为，俄政府在休克疗法指导下，不顾条件地全面放开了价格，立即引发了恶性通货膨胀，卢布大幅度贬值，使居民多年的积蓄几乎是在一夜间变成了废纸，使绝大多数居民骤然间全都陷入贫困的深渊，不要说购买国有资产，即使填饱肚子也十分困难。
在广大居民普遍贫困化的情况下，民主派政府为了实现其私有化计划，加速私有化进程，只有无偿赠送和廉价抛售国有资产。这就是俄罗斯无偿性大众私有化出笼的条件和背景。其结果是，俄罗斯的私有化具有了特殊的破坏性，如果与西方国家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加以比较，这一点就尤为突出。
第一，西方国家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总体上是一个动员社会投资的过程，是社会总资本增量的过程。这表现为：私人购买国有资产会增加政府的预算收入，为政府再投资提供了可能，从这种意义上说私有化是国有资本存量和结构调整及优化的过程。这突出地表现为，政府将那些经营不善、已失去了政府占有和直接经营必要性的企业出售的同时，增加那些对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具有更大意义部门或领域的投入，如文教和高新科技开发等；此外，私人购买了国有企业之后，大多还要追加投资，对企业进行改造。
俄罗斯的私有化特别是那种大众私有化则不同，它直接变成了一个国有资产大流失的过程。据俄罗斯国家杜马私有化结果分析委员会委员弗·利西奇金透露，俄罗斯已出售的12.5万家国有企业，平均售价仅为1300美元，其价格之低廉创世界记录。例如，拥有34000多名职工的大型国有机器制造企业乌拉尔机械制造厂仅卖了372万美元，拥有35000多名职工的车里亚宾斯克钢铁厂仅卖了373万美元，拥有10500多名职工的科夫罗夫军工厂只卖了270万美元，拥有54300多名职工的车里亚宾斯克拖拉机厂只卖了220万美元，而欧洲国家一个中型面包厂价值就达200万美元。至于向居民无偿赠送的“私有化券”，政府更是分文未得。据利西奇金援引政府财政部门提供的数字，从1992年到1996年期间，每年上缴预算的私有化收入仅约占预算收入总额的0.15%，仅1996年一年，因国有企业私有化造成的损失就比希特勒侵苏战争使国家财产遭到的损失还要多[1]。
第二，在西方国家，私有化也有向外国投资者出售国有股份的情况，而在俄罗斯，由于国内缺乏私人企业，居民贫困，无力购买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因此，大型国有企业资产的相当大一部分是廉价卖给了外国人。更为严重的是，在西方国家，向外商出售国有资产是一个吸收外国投资的途径，而在俄罗斯则变成了一个国有资本大量外流的途径。这是因为，外国购买者相当多的是投机者，他们用廉价购买国有资产或股票，与本国的投机者相勾结，从事金融证券投机活动，并通过各种途径把投机利润和收入移到国外。据利西奇金估计，经济转轨以来，俄罗斯流到国外的资金最少也有3000亿美元，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由国有资产转化而成的。如果说国有资产流失是流入本国人手里，企业的资产仍在，仍然继续运转，那还是一种财产分配不公的问题，对企业和国民经济发展为害还不太大的话，那么国有资产流失是流入外国和本国的投机者手里，他们又设法将获得的资金移到国外，那就不简单是国有资产流失，而是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生产能力流失和破坏了。
第三，在西方国家，出售国有企业，由国有变为私有并非惟一的目的，甚至不是主要目的。在这些国家，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根本目的是转变企业的经营思想和经营方式，由官营体制转为民营体制或商业体制，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正因如此，在这些国家，除了私有化这个一般术语之外还有“财产私有化”或“产权私有化”和“管理私有化”或“经营私有化”之分，而财产或产权私有化即出售国有资产只是手段，管理或经营私有化即转变企业经营思想和经营方式，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则是根本目的。
在俄罗斯则不同，私有化变成了单纯地出售和处理国有资产和消除国有企业，至于企业私有化后的经营管理和经营效率如何，那是购买者的事，私有化方针的制订者们似乎并未将此放在心上。事实上，俄罗斯大多数大型国有企业通过私有化产权关系虽然改变了，形式上都变成了股份公司之类的新企业，建立了董事会之类的新机构，但管理方法并没有多大变化，大多仍然是由原班人马用老办法来管理和经营。从实践来看，大多数私有化了的大企业，其经营效率还不如原来国有时期，甚至不如现在尚保留着的国有企业。
俄罗斯政府的反对派乃至政府系统中相当多的人士对丘拜斯等人的私有化政策早已提出了不少批评，说他们是“为了私有化而私有化”，是“完全不顾经济效果和社会后果”。实际上，激进民主派之所以不顾人们强烈的反对、不顾条件地强制推行这种方针和政策，有其深刻的政治动机和目的，那就是力图尽快地铲除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尽快培植起一个新兴的资产阶级，以增强其政权的社会经济基础，消除旧制度复活的社会经济条件。对于他们要想达到的这一最重要的政治目的来说，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经济上的损失都是次要的。
第四，与西方国家相比，俄罗斯私有化的进程、速度是创记录的。只提出这一点就够了：积极带头推行私有化的英国，尽管存在着俄罗斯无法比拟的强大的私人资本，将其仅占国民经济10%左右的国有经济减少5个百分点，就用了10多年的时间，而俄罗斯在几乎还不存在什么私人资本的情况下，将其占国民经济90%以上的国有经济，在短短5年里削去了60多个百分点。俄罗斯私有化的这种超速度，是与它的目的和方法紧密相连的，也正是这种特有的目的、方法和速度，使之区别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正在进行中的私有化过程，决定了其特殊的破坏性。
(四)经济转轨西向化方针的得与失
从封闭性的计划经济向开放性的市场经济过渡，是所有原计划经济国家经济转轨的一个共同方向，但正如第一节已经提到的，俄罗斯对外开放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西向化或全盘西化。这除了照搬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之外，另一个突出的内涵是，激进民主派把经济转轨顺利进行的希望寄托在西方国家的援助上。在经济转轨之初，激进民主派的一些代表人物声言，鉴于俄罗斯现实的经济形势和经济转轨任务的复杂性，没有西方国家政治上的支持和经济上的援助，俄罗斯经济转轨，建立起新型的市场经济是不可能的。一些头面人物估算，为了使俄罗斯经济比较顺利地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和克服面临的社会经济危机，西方国家至少要在转轨期间提供3000亿美元的各种形式援助。在他们看来，俄罗斯经济转轨的计划和方法是在西方国家的专家帮助下按照西方国家的模式制订的，其社会经济转轨目标和方向又符合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战略利益，因而西方国家的援助必将是慷慨的。
结果如何呢?的确，为了推动和确保俄罗斯的经济转轨沿着西方国家所希望的方向坚持下去，这些国家以及由这些国家支撑的国际经济组织向俄罗斯提供了相当多的贷款和援助。据法国《世界报》报道，在从1992年至1997年末这一时期，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以各种形式向俄罗斯提供了495.8亿美元的贷款[2]。另据日本工业新闻报道，在此期间，包括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在内的国际金融机构通过双边关系向俄罗斯提供的信用贷款为700多亿美元[3]。根据俄官方数字，现在俄罗斯外债为1400亿美元，扣除苏联时期约800亿美元的旧债，经济转轨以来俄罗斯的新债余额大体为600亿美元，与上述数据大体吻合。据估算，如果把各国政府和企业向俄罗斯政府和企业提供的各种贷款和援助加在一起，大约共1000亿美元左右。这的确是一笔不小的资金，即使如此，也只为激进民主派在经济转轨之初预想的3000亿美元的1/3左右。这说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援助并不像激进民主派设想的那么慷慨。
此外，激进民主派还曾设想，由于政府推行私有化、自由化和西向化政策，就会为外国投资创造良好条件，西方国家的投资就会滚滚而来。但令人失望的是，西方国家的资本家比他们的政府更谨慎，他们对俄罗斯的投资更是少得可怜。据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的资料，自1992年初到1998年1月1日，外国投资累计额只为218亿美元，其中直接投资只为99亿美元，其余大多是投机性的债务投资[4]。
且不说西方国家的贷款、投资对俄罗斯的经济发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经济转轨以来，西方国家注入俄罗斯的资金远远少于俄罗斯流向西方国家的资金。从以上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在此期间，西方国家向俄罗斯提供的贷款、援助、投资加(下转第56页)在一起最多不过1200亿美元，而据估计俄罗斯通过各种途径流向西方国家的资金至少也有3000亿美元。总之，仅仅从资金流入和流出角度来看，俄罗斯经济转轨这种西向化方针也是得不偿失。其实质是，俄罗斯用自己极其稀缺的资金换来的是不堪承受的沉重债务和对西方国家难以摆脱的依赖。
还应看到，激进民主派这种西向化方针对俄罗斯经济的损害不仅仅表现为资金流入和流出的巨大逆差，更为重要的是，机械模仿西方国家经济模式给俄罗斯造成的政治、经济损失难以估量。此外，激进民主派的经济自由化政策，对西方国家的商品和投机性金融资本全面开放本国商品和金融市场，给本国企业的生产和国家货币金融秩序造成了严重危害。到目前为止，俄罗斯市场销售的日用品和食品约50-60%是外国产品。这使相当多的本国企业丧失了竞争力和生存能力而处于倒闭边缘。投机性金融资本自由出入不仅为资金外流大开方便之门，而且成了金融危机的重要引发因素。
综上所述，俄罗斯的金融危机归根到底是其经济转轨模式种种弊端综合作用的结果，金融危机实质上是其经济转轨模式的危机，是其全面、彻底失败的标志。因此，摆脱这场危机的根本途径是，甩开这种模式的束缚，寻求经济复兴的新道路。现在，俄罗斯新政府和人民正在这方面进行积极探索，恰恰是这种新探索蕴育着俄罗斯经济复兴的希望。
[1]以上数据见〔俄〕《论坛报》1998年10月15日。
[2]〔法〕《世界报》1998年10月30日。
国外经济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自2006年3月起，我国外汇储备已经跃居世界第一。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2007年第一季度我国外汇储备增加1357亿美元，同比多增795亿美元。不过欣喜之余，何有效管理庞大的外汇储备，成为很多人关注的焦点。其中外汇储备的多元化成为人们主张管理中国外汇储备的一种解决方法。本文就外汇储备的多元化问题进行了论证。
中国已经是世界上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中国外汇储备中美元资产所占比重大约是70%。根据公开数据，截至2005年11月底，中国实际持有美国国债的总量为2500亿美元左右。在人民币升值压力下，人民币的升值就意味着美元的贬值；虽然升值意味着购买力的增强，但是由于外汇储备几乎都是美元资产，又意味着外汇储备的跌价。因此，在人民币不断升值的今天，外汇储备的多元化就显得越来越重要和必要了。
一、关于外汇储备
（一）什么是外汇储备
外汇储备是指一国货币当局所持有的、可以用于对外支付的国外可兑换货币。并非所有国家的货币都能充当国际储备资产，只有那些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且能自由兑换其他储备资产的货币才能充当国际储备资产。我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在对外贸易与国际结算中经常使用的外汇储备主要有美元、欧元、日元、英镑等。
（二）外汇储备的作用
1．调节国际收支
一定的外汇储备是一国进行经济调节、实现内外平衡的重要手段。当国际收支出现逆差时，动用外汇储备可以促进国际收支的平衡，促进宏观经济的平衡。同时当汇率出现波动时，可以利用外汇储备干预汇率，使之趋于稳定。
2．干预外汇市场、稳定本币汇率
为了保持稳定，本国管理机构可以通过自己手中持有的外汇储备，去进行干预。
3．维护国际信誉，提高对外融资能力
一个国家的偿债能力，很大一部分是体现在他的经济实力上，经济发展是基础。外汇储备是最直接的保证能力的体现。
4．增强综合国力和抵抗风险的能力
外汇储备代表着我国央行的资产，外汇储备越多，央行资产就越多。我国进行国际事务就越有经济支持。同时，当国际发生金融危机时，我国就越有能力去面对。
二、我国外汇储备的现状
（一）现状
自1994年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以来，我国外汇储备便开始进入了一个高速增长期。从体制改革之后的1995年到2005年底，我国外汇储备从736亿美元迅速扩张到8189亿美元，10年间增长了将近10倍。这在我国乃至其他发展中国家外汇储备增长的历史上都是从未有过的。进入2006年以来，由于贸易顺差和外资流入增长的继续推动，外汇储备进一步增长，至2月底攀升至8536亿美元。与日本同期8501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额相比，高出大约35亿美元。这意味着我国首次超过日本而成为世界上拥有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
（二）存在的问题
1．外汇储备持续增加意味着我国大量的资源正被国外利用。国外需求的增加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国内经济发展和扩大就业，但也意味着我国大量的资源被外国所利用。大量外汇储备的背后，实际反映的并不是国民财富的增长，而是我国大量的实物资源不断地输送到美国等国家。
2．外汇储备大量增加，需要付出高额成本。我国外汇储备70%以上是美元资产，而美元汇率自2002年至今已缩水40%以上，且市场预期，今年美元会持续贬值，潜在的利率损失不容忽视。因此，拥有庞大的外汇储备，意味着要付出高昂的成本。
3．持续增长的外汇储备，容易引发通货膨胀。1994年汇率并轨以来，外汇储备的持续快速增加，使得外汇占款成为央行投放基础货币的主要途径，这会对宏观经济运行和金融形势构成不利影响，给我国货币政策带来中长期的通货膨胀压力。
4．外汇储备过多，将进一步加大人民币升值压力。从2006年7月21日起，美元与人民币的固定比价被颠覆，渐进式升值已成定局，这会导致我国商品出口竞争力的削弱，继而会直接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影响我国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从这个角度看，外汇储备也不宜过多。
5．大量的外汇储备，不利于对外低成本融资。
（三）实行外汇储备多元化的必要性
由以上数据我们可以发现，在我们现在超储备的情况下，问题已经越来越多，尤其是我国外汇储备中，以美元所占份额最大，而从全球经济情况来看，美元在持续走低，并还有进一步贬值的风险，这无疑对我国外汇储备大大缩水。中国现本身是一个非常需要资金的国家，却用外汇储备大量购买美元资产，等于变相地向美国提供了低息贴现贷款。
三、我国实行三、外汇储备多元化对我国经贸的影响
（一）外汇储备多元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影响
1．汇率体制的改革。外汇储备要想保值必须进行多元化投资，如实施多元化的外汇储备策略，加大其它货币的投资权重等。但现在政府的决策也是步履维艰，如果提高利率，则会抑制消费信贷和投资的增长，目前互补政策的空间越来越小。所以汇率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
2．产业的升级。实行外汇储备多元化的过程多，过多的货币储备政府应如何处理呢？我认为政府可以将这些外汇储备投向高附加值的产业，通过资本来带动国内相关产业的升级，同时，这也有助于企业在不同区域开展不同的生产经营计划，缓解沿海地区的生产压力，实现区域的平衡发展。
（二）外汇储备多元化对我国贸易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的储备主要是美元，其在美国的投资渠道主要是美国国债和银行储蓄等。RoubiniGlobalEconomics的经济学家布拉德·塞泽尔表示，估计中国外汇储备中大概有70％为美元资产，20％为欧元资产，另外10％为包括日元和韩元在内的其他货币资产。其中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便是美元比重过大的问题。我们实行外汇储备多元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因此有利于我国货物的出口。尤其在人民币升值压力越来越大的今天，就显得更加重要。但同时我们也发现，这只是一条缓兵之计，最终出口形式又不是外汇储备多元化所能根本解决的。超级秘书网
四、做好外汇储备的多元化的见议
（一）中国外汇储备多元化是一个渐进过程
首先，中国直接通过国际金融市场调整外汇储备的数量非常有限，这既不符合中国利益，也可能人为加大来自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的压力。无论将美元资产换成何种形式的外汇金融资产都可能导致美元贬值或美国债券价格下跌，这将给本已受累于贸易伙伴制裁的中国企业制造更多麻烦。
其次，中国目前需要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配合经济改革和宏观调控。
（二）应加大黄金和能源储备比例
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06年3月，我国外汇储备中的黄金储备为1929万盎司，约为600吨。目前我国黄金储备仅占外汇储备的1.3%，远低于其他发达国家采用的3%-5%的一般标准。而在当前世界主要石油消费国中，我国是惟一尚未建立战略石油储备的国家。而美、日、德的石油储备量分别相当于其158天、169天、117天的消费量。所以黄金和能源储备对于我们来说也是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
[1]钱荣，《国际金融》，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张泰欣，“今年人民币升值幅度有望突破5%外储运用成焦点”，《中国证券报》，2007年02月09日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