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西医理论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股骨头缺血坏死（ANFH）是一种常见、渐进性髋关节致残性疾病，其病因复杂，治疗方法较多，疗效多不满意。笔者根据收治的ANFH患者，采用中西医结合介入治疗后动脉置管5～7天，连续局部灌注药物治疗38例，收到良好的效果。现将护理体会总结如下。
一、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我科2005年10月～2006年4月采用介入治疗后留置导管于旋股内、外动脉或闭孔动脉持续灌注药物治疗ANFH38例，其中男29例，女9例，年龄31～76岁。双侧8例，单侧30例，病程6个月～3年。接受过激素治疗18例，长期饮酒12例，外伤史3例，无明显诱因2例。其中有3例既有长期饮酒史又接受过激素治疗。其主要症状为跛行、髋部和下肢疼痛、麻木、不能下蹲等。
1.2治疗方法采用Seldinger穿刺技术，经患侧对侧股动脉穿刺插管，将4F导管或5FCobra造影导管分别超选插管至旋股内外动脉及闭孔动脉，先行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观察患侧股动脉血供情况，造影后将导管置于病变血管，缓慢注入尿激酶50～100万u，复方丹参注射液90ml，川芎嗪120mg，低分子右旋糖酐150ml。注药比例：闭孔动脉为药物总量的1/3，旋股内外动脉为药物总量的2/3。每次注药后再造影观察血管数及血供改变情况。交换4F的直头多侧孔导管，将导管头置于旋股外动脉或闭孔动脉内5～7天。术后每日遵医嘱用上述药物经导管做持续灌注溶通治疗，最后一次灌药后4～5h拔管，股动脉加压包扎，患肢制动8h，卧床24h。
二、结果
本组38例患者中，经扩张血管、溶栓介入治疗后，27例股骨头髋部疼痛明显缓解，髋关节运动自如；10例股骨头疼痛消失，术后血管造影：股骨头供血小动脉增粗，细小动脉增多，显影时间缩短，骨坏死囊坏区染色变浅，血液回流加速，1例无效。
三、护理
3.1术前护理
3.1.1心理护理由于病人对此种治疗方法不了解，术前均有不同程度的顾虑和紧张情绪，手术前护士应主动向病人介绍手术的目的、方法、介入治疗的优越性及病人需要配合的有关事项，使其解除思想顾虑，保持良好的心态配合治疗。
3.1.2术前准备全面了解病人的身体状况，观察和询问病人有无牙龈出血、消化性溃疡等出血性疾病病史和药物过敏史，女病人避开月经期。完善血常规、血小板、出凝血时间、凝血酶原时间、肝肾功能和心电图等各项检查。术前3天指导患者练习床上大小便，以适应术后肢体制动的需要。做碘过敏试验，穿刺局部备皮，术前4h禁食、禁饮，术前15min肌注安定10mg。
3.2术中护理
3.2.1密切观察病情在手术过程中，护士要随时观察病人的病情变化，安慰并转移病人的注意力，消除其恐惧心理，使病人能配合术者顺利完成手术。
3.2.2物品准备护士准备好一次性无菌手术包、无菌手套、注射器、生理盐水、2%利多卡因、造影剂、穿刺针、血管鞘、Cobra导管、直头多侧孔导管、导丝、肝素帽、低分子右旋糖酐、川芎嗪注射液、复方丹参注射液、尿激酶等。配制肝素盐水。
3.2.3导管使用方法最后一支血管注药后，往导管内注入肝素盐水10ml，导管尾接肝素帽。术毕协助医师用酒精纱布将导管、鞘管表面、穿刺口周围皮肤的血迹擦净，用两块小方纱遮盖穿刺口，然后用无菌透明胶布固定穿刺口；将导管卷曲，连同鞘管一起再用一块无菌透明胶布固定于大腿上，导管尾露出胶布外约5cm（便于术后灌注药物），导管尾用无菌纱布包裹，写明标识。
3.3术后护理
3.3.1做好饮食及生活护理术后给予患者高蛋白、高钙质、高维生素、低脂肪饮食、禁烟酒。卧床期间保证大小便通畅。做好口腔护理、皮肤护理，保持床单整洁干燥，预防褥疮等并发症的发生。
3.3.2妥善固定，避免导管脱出置管期间，病人要严格卧床，保持穿刺侧肢体伸直，踝部用约束带固定于床尾，松紧度以不影响患肢血运为原则。病人可翻身，但患肢一定保持伸直。
3.3.3保持管道通畅每次注药前用生理盐水20ml冲管，冲管前先回抽，检查导管是否通畅，如无回血，切不可用力推注，否则易将血块推入血管，形成血栓。注药后用肝素盐水10～20ml（肝素1支12500u加入生理盐水500ml中配制而成）封管。
3.3.4注意观察穿刺口有无渗血因需连续几天用血管扩张药、抗凝血药等，极易引起出血。因此，术后每次灌药前均需做出凝血时间和凝血酶原时间测定，根据检查结果调整尿激酶的用量。如穿刺口渗血，要立即用手按压穿刺口上方的动脉，直至止血并报告医师。做好交接班。
3.3.5严格无菌操作，预防感染每天用碘伏消毒穿刺口及其周围的皮肤，并更换敷料，如有渗血随时更换。每次灌药前要吸好所有的药物至床旁，肝素帽用碘伏消毒后用7号头皮针接注射器灌药。灌药时要注意无菌操作，同时严防气泡进入动脉内。
3.3.6留、拔管时间一般导管留置3～5天为宜，最长不超过7天，留置时间越长，感染的机率越高，拔管时也越不易止血。最后一次灌药后3～4h拔管，如灌药后立即拔管，因药物在起作用，恐怕不易止血。拔管时压迫穿刺口的时间要长，松手后如无出血，即可用弹力绷带加压包扎。患肢再制动8h，拔管后24h才能下床扶拐行走，不可负重，以免引起股骨头塌陷，加重损伤程度。坚持扶拐行走6个月～1年。
四、讨论
动脉置管中西医结合介入治疗ANFH，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笔者通过对38例ANFH患者动脉置管中西医结合介入治疗的护理，认为在术后护理中避免导管脱出、保持导管的通畅、防止穿刺口的出血和感染，是保证介入治疗成功的关键。
【参考文献】
［1］王滨，曹贵文.介入护理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83.
西医理论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中西医结合；医学疗法；新看法
中医中药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是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瑰宝，至今仍在保障人类的健康中发挥重要作用。西医兴起并传入我国以后，中医的地位和影响力受到了极大的挑战，甚至有人在网络上主张废除中医，目前中医的发展前景令人担忧。正确的中西医结合研究方向直接决定着中西医结合健康快速发展，能有效地减少在中西医结合探索过程中所走的弯路，能更快地提高临床疗效，更好地为人民群众的健康服务，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现就中西医结合的研究方向进行理论上的探讨。
一、医学的产生与发展
1.1医学的产生
1.1.1医学的产生医学不是原创学科，它是将当时其它学科的相关知识应用到人体，研究人的生命现象，疾病的产生、发展及防治等，从而形成的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它是当时将其它学科的相关知识与人体相结合的产物。在我国古代，将当时的哲学、数学、天文学、历法学、地理学、气候学等学科的相关知识应用到人体，经过长期大量的医学实践，形成了具有完整理论体系和诊疗规范的中医学。西方文艺复兴之后，将当时的哲学、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学科的相关知识应用到人体，产生了现代西医学。
1.1.2中医与西医的区别中医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主要是“气”和“象”、整体思想、天人相应、取类比象等；西医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主要为机械还原论、线性因果决定论、实证思想等。中医与西医的世界观、方法论有着根本性的不同，从而导致中医与西医的理论体系、诊疗技术等截然不同，最终形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医学，这就是中医与西医的本质区别。
1.2医学的发展
医学发展的内容其发展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①内部的发展内容：主要包括原有的医学理论、诊疗技术的不断完善和深入；新的医学理论、诊疗技术的不断创立等。②外部的发展内容：主要包括影响力的增强，应用范围的扩大，民众认可度的不断提高；对外交流范围的增大，交流频率的增多，交流水平的不断提高等。内部的发展内容是内在本质，代表着医学的发展水平，外部的发展内容是外在现象，受内部的发展内容的影响。
二、中西医结合的现状
2.1中西医结合的层次
中医与西医的世界观、方法论有着根本性的不同，从而导致中医与西医的基本理论体系截然不同，在理论层次上是无法结合在一起的。但各自的研究对象与研究目的是相同的，都是治病救人，因此在技术应用层次上是可以结合的。这种在技术应用层次上的结合是目前的结合层次。
2.2中西医结合的现状
目前中西医在临床实践中相结合，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绩，但由于没有统一的医学理论的直接指导，还是处于实践摸索阶段，主要体现在以下5个方面的摸索：①中医的介入阶段。中医在病情的哪个阶段介入最合适。②中药的介入途径。面对某个病人的具体病情，中药以哪种途径介入最合适。③中药的介入依据。中药在何种理论的指导下介入，是以辨证论治的方式介入还是以西医的药理医理为指导进行介入。④中药介入的时间。中药介入多长时间获得的效益最大。⑤中药与西药的协同作用。
从上可以看出，目前中西医在临床实践中相结合的目标是避免单一医学的不足，更好地提高临床疗效，做到两种医学在临床实践中优势互补。但是这种在技术应用层次上的结合需要长期大量的探索，且不能上升到医学理论上的结合而形成新的统一的医学理论，其根源在于两种医学体系的世界观、方法论截然不同。
三、中西医结合的目标 途径及新医学的特征
3.1中西医结合的目标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西医结合的目标应该是从目前技术应用层次上的结合转变到中西医世界观、方法论的结合；从目前临床实践中的优势互补转变到中西医世界观、方法论的劣势互消。中医世界观、方法论的劣势是忽视人体的细微物质结构和功能，西医世界观、方法论的劣势是忽视人体的普遍联系及整体功能。如果各自克服自己的劣势，保留自己的优势，那么就可以发现，这两种医学在世界观、方法论上就融合成为一种医学，这种新医学同时具有中西医的优点、又同时去掉了中西医的不足。在研究局部时，将局部的物质放到整体中去研究，不忽视整体；在研究整体时，充分考虑各个局部的相互作用及影响。因此，中西医结合的真正目标是在世界观、方法论的层次上相结合，从而产生新的医学理论体系和诊疗技术，产生新医学，这与20世纪50年代提倡的“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造我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的方针政策是完全一致的。
3.2中西医结合的途径
目前中医与西医的世界观、方法论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分别代表着两种对世界的认识方法及思想，是无法直接结合的。因此，需要对各自的世界观、方法论进行改造，保留各自合理的部分，同时积极吸收新的世界观、方法论成果及其它所有学科可以利用的成果，将其有机地整合到一起，产生一种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新的世界观、方法论的指导下，对现在的医学理论进行改造，保留合理的部分，同时吸取相关学科，特别是一些横向边缘学科的理论、技术，将其应用到人体，产生许多新的医学理论和诊疗技术。这样，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在世界观、方法论上，在理论体系、诊疗技术上都被统一起来，成了一种医学，这就是新医学。
四、结束语
总之，目前中医应该在世界观、方法论层次上发展，而西医的发展虽然迅速但不是全面的发展，中西医结合有着美好的发展前景。中西医在技术应用层次上的结合需要长期大量的探索，且不能上升到医学理论上的结合而形成新的统一的医学理论。中医的世界观、方法论博大精深，有待我们去重视和挖掘；一些新的世界观、方法论已经出现，有待我们去吸取和利用。因此，在世界观、方法论的层次上进行中西医结合的研究，作为中西医结合的研究方向，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和美好的发展前景，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莫镇涛.方永奇教授中西医结合治疗慢性炎症经验[J].吉林中医药，2012，32（4）：31-32.
西医理论论文范文第3篇
中医学是中国传统中宝贵的文化形式，是中国科学的代表形式之一，是中国生命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中医学的进步不但对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有过不能以其它文化形式可替代的作用，也由于其坚实的本体论基础而持久的影响了中国文化发展的理路，“儒必通医”就是最好的说明。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历程，西方的医学思想和医疗模式也开始输入中国。由于西方医学在治疗技术上的方便性，使之国人在医疗实践中能够接受西医的治疗方式，但是，正是这种实用主义和“全盘西化”的价值承诺形成了对中医学和中国文化的否定思潮。表现在思想形式上，由于自五四以来的“全盘西化”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数典忘祖、思想浅薄、急功近利成为学术思想界的主流之后，中医学也成为被否定的内容之一。为了提供否定中国文化的理性基础，自觉的不自觉的以西方的哲学思想判释中国文化的方法就成为时代的风气，以西方的医学模式判释中医学以比较两者的优劣，成为这个时代中医学研究的重要特点。如果说以西方医学技术上的特点做为可接受的标准还带有实用主义的特点，从而还能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证明理性的必然，那么，以“全盘西化”对中国文化及其对中医学的否定就是对中国文化理性自觉的背叛，而成为厚西薄中的思想方法了。
时至今日，随着对西方科学文化产生的一系列误区的深入认识，中医学在医学实践中的特殊的、基本的疗效被肯定，中医学也日渐受到重视。但是，对中医学的肯定仍然是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远没有在哲学理性上实现自为而自在的统一。尤其对于解决这一已经产生了几千年的中医文化的继续发展的理路问题而言，就更需要哲学的根据和支持。
问题表明，对中医学的正确认识及其发展理路的研究，首先需要中医哲学的研究作为基础。然而，以我们已经熟悉并习以为常运用于思想的西方哲学思维进行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结果的。以西方哲学的模式为坐标系进行中医学的研究，其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正确的方法是，应对中国文化之所以能产生中医学的哲学思想进行发掘，进而研究中医学的科学性，以对中医学的发展方向作出推定。这些是研究中医学发展应解决的基础理论问题，应当成为一切关心中医学发展的学者应投以相当大的精力进行研究的问题。但是，对于中医学发展方向的困惑而言，面对的问题既是中医哲学带来的也是以哲学对中医学提出的本体论承诺出现的。这表现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医学学科的科学性及其产生的哲学基础与我们所熟知并运用自如的现代科学和哲学对其进行研究而产生的误区，另一方面则要求中医学本身能证明自身的科学性和哲学基础，即中医学的学科性在本体论哲学的支持下表明其科学形式与哲学方式的统一──中医学是中国哲学形而中论的自在自为的统一。
就中国哲学的基本原理进行研究，其表明的哲学原理与中医学有怎样的相关性以及中医学表现出怎样的规律，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哲学和中医学的关系，表明了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在与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的统一性中展示出的科学上和文化上的重要意义。如果说由于中国文化的哲学基础生成了中医学的学科形式，从而表明了中国文化的一以贯之的理论特点，那么，中医学就在其内容和形式中展现出的基本规律将代表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基本形式。因此，应当说，进行中国哲学研究──真正想探索中国哲学奥秘、并认为中国哲学是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具有独立的哲学形式，就应在《周易》、《道德经》和《内经》及《论语》等儒家和道学经典的研究上下功夫，这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基本方法，同样，这也是研究中医哲学的基本方法。
对中医学的哲学思维进行的研究，以发现其基本规律，这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问题，这已成为现代以来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产生的“全盘西化”、西体西用的理性进路，所以，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和以西方哲学推定中国哲学的研究一样，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无不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进行西化式的推定。从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由于脱离了自在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中国文化对哲学的承诺及其原理的推定，应当认为这些推定的结果根本不是中国哲学或中医哲学的本来面目，而只是西方哲学和西医学对中医学理论的异化。
如果承认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并且承认中国文化的形式具有独立性──中医学也因此具有完全不同于西方医学的形式，那么，对生成中医学的哲学思维及其基本规律的研究只能是对中国文化研究的自在的哲学反思──哲学的承诺和推定的统一并进行推定的结果。生成文化的历史和逻辑只能是历史和逻辑在文化形式中的统一。所以，对生成文化的哲学基础进行推定，只能是由文化所承诺的哲学──哲学所能推定的文化形式在哲学形式上的统一。哲学在文化母体的自在性，使其被文化所承诺和推定，而不可能以任何外来文化所承诺的哲学进行推定。以西方哲学进行的推定，只是一种比较意义上的诠释，哲学的比较不具有本体论承诺和推定的统一性，本体是自身的逻辑推定。尤其是西方哲学在当代的进展产生了分析哲学和解释学，其理路表明的逻辑和形式对思维的限定，使对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运用产生了严格的限定。西方文化的内在结构──被语言和文字及形式逻辑所限定，就其文化形式内部所进行的历史文本的解释──以其自在的语言系统和思维方式对文本所进行的解释，不可能达到本来的意义。既然对自在的文化的解释呈现出重重困难，使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语言本身所进行的解释都不具备其文本意义，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学原理和学科形式对中国的文化和哲学进行解释呢？真不理解当代中国学界何以能用西体西用的方法论进行中国文化的研究，并自以为是的认为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规律”。当以中国哲学自在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与这些“基本规律”（例如辩证法）进行比较后，就会发现中西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形式，就思维方式的基本性而言，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简单的类比和实现哲学思维方式的统一。因此，就中国哲学的研究而言，只能用承诺推定法进行哲学的外化。承诺推定法表明的哲学思维与文化形式的统一性表明，任何一种独立的文化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因此,中国文化的形式和内容只能是自在的中国哲学思维产生的结果。
所以，对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以哲学的承诺和推定法进行的研究。由于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只能在中国文化的母体中寻求，所以，这种研究只能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这一研究还必然包括：中医学的哲学究竟是什么形式的？与中国哲学的关系是怎样的？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表明，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形成中医学的哲学基础问题。显然，在这一研究进路中，将同时构成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的反思。我在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中，以《时空统一论》⑴的哲学原理对中国的知识系统进行承诺推定法的研究反思，发现在中国文化的知识形式中，《易经》是中国哲学的基础，而中医学是运用中国哲学思维所产生的成熟的科学形式，也可以这样认为，从中医学中可以反映出中国哲学的本质性，所谓“医易相通”是也。那么，中国哲学的本质性与中医学的统一是以怎样的原理表现出来的？这是研究中医学的哲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所以，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的是用哲学的承诺推定法把《易经》的思维方式外化为哲学的形式。我对《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形式的工作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易经》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并以形而中论⑵的哲学原理进行了对中国哲学的概括，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及思维方式表明，时空对应的认识论原理、对应和中的方法论原理、中和统一的时空本体论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因此，中医学能否反映出这三个基本规律就成为承诺和推定中医哲学的基本工作。
从中医学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维方式并对其进行与中国哲学原理的整合是这一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医学的思维方式与《易经》统一，所以历代中医学者对“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都有相当深刻的理解，例如，清代名医章虚谷说:“诗、书、春秋，论世间事迹，褒君子，贬小人，以明治乱之所由，原非论阴阳之理者。《易》象表阴阳进退消长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乱事之道。……故易为大道之源，医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辞》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概医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体，医书岂真与易书比哉？医经与易经，体同而用异，拙集屡申其义矣。即将先天后天打作两橛，遂有一橛截全体之见，而不识其体用所在也。圣人韦编读易，不闻读医，假年学易，不闻学医，盖以此也。圣人为治世之大道，不为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达不敢当。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体一也。其所系之重，犹先于大道，何故？盖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业。保性命者，医道也。其理与《易经》同出阴阳太极之源，故体同而用异也。”（《章虚谷：《医门棒喝·论易理》）显然，章虚谷对《易经》和医经的哲学关系的认识是深刻的。由于中国哲学的外化是当代哲学的研究任务，因此，和所有对“医易相通”有相当深刻认识的古代学者一样，这一研究是以《易经》自在的哲学思维的承诺和推定并以外化的形式阐释中医学的哲学思维的。
笔者以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所作的概括，就是上述研究方法的结果。既然中医学的哲学基础是形而中论的统一，那么，中医学在形而中论哲学思维中生成的基本规律是怎样的形式、以及这些基本规律对中医学发展的基本意义之所在就成为中医哲学研究的重要的价值论承诺。
《周易》和《道德经》及《内经》的哲学思维对当代的哲学发展及对中医学的继续进步将有极重要的意义。这已在近年的中国文化热中显见端倪。笔者在对人存在的本质性问题的研究中，结合西方哲学中的问题，以哲学的承诺推定法对《周易》的道器之论之承诺，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形而中论的哲学认为，人对存在的认识，是以形作为主体认识、并区分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人的存在形式和主体地位实际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和者也，因此，人是存在的形而中者。人以时空的方式建立起对形的认识，因此，形而中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建立在时空的本体论基础上，并且与中医学的时空观统一。所以，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能很好的解决一系列重大的中医学哲学问题。
二、医易相通
随着世界学术界对《周易》研究的关注，“医易相通”作为中国古代学术史上重要的哲学命题，在当代尤为引起重视。“医易相通”的承诺表明，其不朽的意义和学术魅力发生于对人类生命本体的哲学思考和推定。“医易相通”概括了易学的哲学思维作为中医学理论基础的基本特点，其不但表现出易学的博大精深，同时也说明了中医学理论基础一以贯之的哲学内涵。显然，从内容到形式作出的分析都表明中医学理论基础的易学哲学性质。《周易》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制式，表明其哲学思维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哲学思维。就医学的作用和价值而言，中医和西医这两种不同的医学理论和实践特点表明了其起源于两种不同的哲学思维，从对存在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及其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不同，使其各自承诺不同的价值及推定出不同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对主体存在本质的不同认识，使其对生命形式本体的认同形成不同的医学观念，在此基础上的发展，使我们看到了人类对生命的不同理解并表明在历史形式中和由此产生的现实问题──中医和西医展现在历史中的不同的逻辑理路和学科建构。
然而，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存在而言，就哲学的层次上推定人类的存在形式，不能不认为虽然有西方自然科学近三百年来的主导和促进，但是，人类就基本的存在问题而言，尤其是生命的本质性问题，还是作为一个亘古常新的课题困扰着人们的理性。近现代表现出所谓的人类进步绝大部分是在其表象上，而不是表现在人类生存本质上的进步，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人类是在其自为的异化形式下存在，对人类的理性的理想形式而言，自为的对自在的超越──自为的达到生命的更高的存在形式──实现自为自在的生命存在形式，显然，人类的存在现状表明，人类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一目标。
因此，当西方科学模式对人们所期望解决的终极关怀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而且又由此产生了严重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时，人们已经显得彷惶不安，尤其是自然科学产生的负面价值引起人们的反思时，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和文化思潮应运而生。可以说，后现代主义思潮表明的对理性否定的坚决性已经成为困惑西方文化及科学理性的重大问题。一些思想家把力图走出误区的方法寄托于中国文化时，中国的《周易》就不失时机的又一次成为显学。对中医哲学的研究而言，面对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当企图再以西方哲学的制式推定中国文化时，无疑是当头棒喝。在这种形势下，对于中医哲学研究而言，许多学者不约而同的想到了“医易相通”的古老命题。所以“易学热”也把中医哲学带入其中。但是，就其以“医易相通”为命题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却令人倍感失望，因为其产生的结论，无不带有西方哲学的“前见”。问题表明，因为《周易》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中医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性，使之用西方哲学的制式不可能正确的推定中医哲学。中医哲学由《周易》的哲学制式所推定，这是应当首先明确的问题。
显然，后现代主义表现出的西方哲学的多元性及其带来价值取向的多元性对理性的异化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在当代中国，也随处可见西方文化的哲学、科学和宗教以各自的价值承诺带给人们存在方式的异化。以《周易》为基础的中国哲学的一以贯之，不但使“医易相通”，而且使《周易》与中国古代科学相通、《周易》与宗教相通，《周易》因此成为中国文化的基石。可以说，综观人类文明的几大形式，没有任何一个文明能像中国文明那样能够锦延不绝，持续发展并表现出文化的稳定性。西方哲学表明，就哲学问题及其表现出的多元性而言，西方哲学家们在近代和当代由于他们内在哲学传统思维形式的形式化限定使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显得无能为力，最终以据斥形而上学作为西方哲学的终结。然而，问题却没有解决，问题伴随着其造类存在的异化在当代使人们终于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优越性。但是，由于中西方哲学思维巨大的差异性，所以尽管《周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但是，由于西方哲学及科学和宗教是对存在形式化的结果，所以，不能将《周易》与西方文化及哲学作简单的类比，例如我们看到的把《周易》比附为科学或者把西方的思想文化的成果认定为在《周易》中早已有之那样。形而中论表明，《周易》的重要贡献是其哲学的本体论思想，在这方面，同样不能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作简单的比附。对西方哲学的形式化而言，《周易》哲学是内化的，因此，把《周易》哲学作为明确的形式外化出来，是一项历史性的任务，《周易》哲学的外化将带来人类哲学及存在形式的空前革命。
《周易》和中医学的学科形式表明，其属于不同的知识形式和结构，之所以称为“医易相通”，是指其作为共同的哲学本体而言的，具体讲，《周易》的哲学思维是中医学的基础，易道广大使中医学与《周易》在“道”的层次上相通。因此，对道的理解问题成为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这属于哲学层次的问题，在中国的学术史中被历代学者所重视，在基本方面提高了《周易》群经之首的学术地位，但是，在西学倡兴的当代，则带来了更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以《周易》为首的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关系和相互的哲学承诺，成为人类文化交融中的问题，尤其是人类发现其自身历史的和社会的、群体的和个体的行为方式所引起的价值失衡，使之把自身的本质作为反思的对象时，以《周易》为代表的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就又一次为人类提供了她深沉的思想。
所有人类存在的问题表明，其中最重要的，能引发出其他所有问题的都应归结为一个基本问题──这就是所谓的终极关怀问题，“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表明了其与西方医学和哲学的截然不同的本体观──而西方哲学对终极关怀的无能为力在后现代主义哲学中已经充分的暴露无遗。中医学家、道家及道教学者在对“医易相通”的基础上和以自身的医疗及修炼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生命科学关于人的本质和应达到的存在方式，解决了终极关怀问题。中国的生命科学表明，“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和推定与《周易》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说卦传》）终极关怀的价值论承诺的统一，是“医易相通”的重要表现形式。
关于“医易相通”的基本原理，在中医学的基本理论方面，在中医学的发展过程中，张介宾的论述简要而精到的指出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他说:“宾偿闻之孙真人曰：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每窃疑焉。以为易之为书，在开务成务，知来常往；而医之为道，则调元赞化，起死回生，其义似殊，其用似异。且医有内经，何借于易，舍近求远，奚必其然？而今也年逾不惑，学到知羞，方克渐悟。方知天地之道，以阴阳二气造化万物；人身之理，以阴阳二气而长养百骇。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医易同原者，同此变化也。岂非医易相通，理无二致，可以医而不知易乎？”又说：“神莫神于易，易莫易于医，欲赅医易，理之阴阳。故天下之万声，出于一阖一辟；天下之万数，出于一奇一偶；天下之万理，出于一动一静；天下之万象，出于一方一圆也。方圆也，动静也，奇偶也，阖辟也，总不出乎一与二也”、“予故曰：易具医之理，医得易之用。学医不知易，必谓医学无难，如斯而已也，抑熟知目视者有所不见，耳听者有所不闻，终不免一曲之陋。知易不知医，必谓易理深玄，渺茫难用也，又何异畏寒者得裘不衣，畏饥者得羹不食，可惜了错过了此生。然则医不可以无易，易不可以无医，设能简而有之，则易之变化出乎天，医之运用由乎我。”
上论表明，张介宾非常精练的总结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把医学和易学在天地万物存在的基本层次上统一起来，使之形成易体医用、体用不二的一元论哲学思维，是中国哲学和医学上的重要思想。
总结前人在“医易相通”方面的研究，应当认为《周易》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影响是重大的。《周易》是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其具体影响了中医学的脏腑理论、经络理论、阴阳气血理论、病理病机理论、诊断理论、治疗理论、方剂学和本草理论。而在当代具有重要作用的是其在生命科学领域内的具体运用──“气功”理论成功的运用易理，可以作为“医易相通”最好说明。
以当代的哲学观推定“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必然要求从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层次分析《周易》对中医学的影响。《周易》的阴阳之论表明，阴阳之道是时间和空间产生的并由主体承诺和推定的形式，其表明本体是时空的阴阳变化生成的存在。阴阳之道的推定是主体所能发现本体存在之为存在的基本方式。就本体而言，《易传》认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所以，阴阳能对人体的存在发生生命的本质性作用是因为时空的本体性，而这种本体性作用与主体性方式的正确统一，是在主体的形而中的方式性中产生的正确推定。形而中的方式性由“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传》）的命题承诺和推定。人作为一种存在，本身是属于《周易》哲学推定的哪一种形式呢？人是什么呢？这些问题的存在使人的存在方式成为哲学所关心的也必须给预回答的主体论哲学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问题。但在《周易》哲学中，是不作为问题的，因为结论已经内化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承诺之中。所以。对应于西方哲学的主体论承诺而言，《周易》对这一问题没有作出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因此，在研究关于人的主体性的中医学中推定这一与《周易》相关的哲学问题，对今天的人类哲学而言是重要的。我认为，《周易》的哲学模式表明，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承诺的主体论作出的形式推定，说明了人的主体形式既不属于形上之道，也不属于形下之器，而是属于形而中，即形而中者谓之人。所以，主体被形而中所承诺──人是形而中者也。所谓的形而中者，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而言，是指人的存在的时空层次和主体意识时空能力的对应和中，通过主体时空方式所能把握主体自身存在和客体存在的形而中的方式，即通过主体的形而中实现对存在──主在和客在的正确认识。
“医易相通”是中国生命科学中的重要命题。“医易相通”的形而中论哲学推定，使主体的生命存在形式成为中国生命科学研究的内容。形而中者谓之人的主体论形式推定，使人的存在是形而中的方式，主体将通过对时空的形而中的方式性实现主体的价值。主体能够适应时空层次，并通过时空阴阳的形而中的自作而把握存在，从而超越生命的时空形式。这是形而中论哲学承诺的生命科学原理。形而中者谓之卦──形而中者谓之人的统一，从而解决了认识论的主体性问题。形而中论哲学表明的认识论本质是：人没有独立的主体性，客观实在也没有独立的客体性，自为是自在的自为，而自在也是自为的自在，世界的时空统一性要求人类把握的世界要成为人在其中的世界，因此，对客观的存在而言，绝没有独立性可言，人的主观存在也绝没有独立性，因此，在方法论上的建构，《周易》之卦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统一，形而中论推定的人的存在形式，是形而中的方式性的──-而不是西方哲学的形而下的形式性的存在。因此，以形而中的方式性把握世界，是《周易》对人类哲学发展作出的重要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及方法论方面的贡献，其由形而中的主体方式承诺和推定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生命科学将成为人类科学的终极形式。
在“医易相通”中，以阴阳的概念范畴承诺了哲学认识论。《易传》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阴阳的推定成为中国哲学中的基本概念范畴。在中国文化中，阴阳范畴的具体应用，可谓一以贯之。在中医哲学中，阴阳承诺了哲学本体论的逻辑推定和主体论的形式推定。例如“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阳生阴长，阳杀阴藏”、“阳化气，阴成形”、“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中有阴，阳中有阳”（《素问·金匮真言论篇第四》）等等。张介宾认为：“阴不可以无阳，非气无以生形也；阳不可以无阴，非形无以载气也”（《类经附翼·求正录·真阴论》）；石寿棠认为：“阳不能自立，必得阴而后立，故阳以阴为基，而阴为阳之母，阴不能自见，必待阳而后见，故阴以阳为统，而阳为阴为父”（《医源·阴阳互根论》）；吴谦等认为：“一阴一阳者，天地之道；一开一和者，动静之机”（《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卷二·六味地黄丸集注）；郑寿全认为：“人身所恃以立命者，其惟此阳气乎！阳气无伤，百病自然不作，阳气若伤，群阴即起”（《医理真传》卷二·阳虚证问答目录）柯琴认为：“阴阳互为其根，阳中无阴，谓之孤阳；阴中无阳，便是死阴”（《伤寒来苏集·伤寒论注·卷一·伤寒总论》）等等。从上面众多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阴阳概念在中医学中的应用是相当广泛而重要，并且在逻辑上是自恰的。如果阴阳的推定方式对人的生命形式的作用是自律的，那么，形而中论哲学的对应和中的推定方式，将使这一自律由主体的自为而实现。这是“医易相通”承诺的中国生命科学自在性的表现。
三、形而中论与中医学
如果把《周易》作为群经之首，那么，中国的哲学原理就应当被《周易》所包容。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的形式化，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周易》之“卦”的研究而推定为哲学形式的──形而中论是对“卦”的时空本质性研究并以“形而中者谓之卦”的命题产生的哲学原理。关于“形而中者谓之卦”，我已多次进行论证⑴，在这里再简单的作一介绍。“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思维以时空方式生成对存在的认识，中国哲学是以“卦”作为方式的，其中所表明的认识论原理是形而中的方式。这就是说，“卦”是存在与思维的统一方式──存在与思维的对应和中，“卦”是“道”、“器”的对应和中者也。因此，笔者认为“形而中者谓之卦”，这是中国哲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表现形式。就人存在的本质性而言，因“卦”承诺了主体论及其形式推定，所以，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就有形而中者谓之人的推定。形而中者谓之人的哲学推定表明，主体的对应和中是外化并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是由形而中论哲学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及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的统一而实现的。
笔者在关于《周易》的研究方面，从认识论的角度把“卦”的哲学内涵归结为“形而中者谓之卦”，“卦”的形式为阴阳爻表示的“时”和“空”，由此使“卦”无所不包，“卦”作为万物即形而上的方式和形而下的形式的中和性，推定出“卦”之上的形而上，即“道”，已是方式的存在，而不是形式的存在，由此理解《易》的“太极”，才能推定“太极”承诺的本体。把“太极”以“太极图”和“八卦图”统一的推定，都出于形而中论的哲学推定。具体讲，在“卦”之下，即“器”，是“形式”化所把握的与主体对应的存在，“卦”之上的“太极”或“无”是不能与主体的形式对应的因此是用“方式”所能把握的存在，“卦”是“形式”和“方式”的“中”，“卦”是以“中”的方式推定出“形上”和“形下”的主体形式，因此，方式性的把握本体，即本体不能作为形式推定的存在，本体只能以时空进行方式性的即和中的推定，即以“中”的方式推定形上之道。下面简单的讨论形而中论的几个基本问题。新晨
西医理论论文范文第4篇
为了适应当前高等中医药院校教学改革形势，满足社会发展对人才素质的要求，优化组合中医眼科的课程体系，使之更科学化、现代化，我们对本门课程进行了中西医结合教学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1 加强和重视眼科基础知识的教学
西医基础理论知识不扎实是大多数中医院校中医专业和中西医结合专业毕业生的通病。与中医院校相比，西医基础理论这一模块是西医院校的优势，因此我们要把西医基础理论课程放到一个与中医基础理论课程相同的高度来重视。强调西医基础理论教学的同时，亦不能放弃对中医学基础理论的教学。只有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做到中西医互相取得实效，达到满意的教学效果。中、西医眼科毕竟有区别，中医强调整体，西医强调局部，中医强调辨证，西医强调辨病，而且在眼科学名词方面亦存在着区别，如中医眼科聚星障见于病毒性角膜炎而暴盲又可见于西医的急性视神经炎、视网膜中央动脉栓塞及视网膜中央静脉栓塞。中西医结合教学方法以保持和发扬中医眼科学理论特色为授课基本点，同时吸收西医现代技术理论，更加深化和延伸中医眼科学理论。通过授课，使学生更加深刻理解中医的整体观念与辨证施治，以及中医的望闻问切与西医辨病施治相结合的切合点，从而把西医理论自然地渗透到本学科中，使中、西医按恰当比例兼容结合，相得益彰。
此外，眼科研究的器官形象鲜明，直观性强，视器是个光学器官， 通过一些光学仪器可以清楚地看到从角膜、前房、虹膜、晶体、玻璃体、视网膜、脉络膜， 直至前房角、睫状体等眼球各部，除虹膜背面外，可以一览无遗。大多数眼科疾病有其形态学特点，可以想象，如果视觉器官的基本解剖生理特点都不清楚的话，如何进行眼科病理和临床辨证方面的学习，总而言之，必须从基础着手，只有在掌握了扎实的基础知识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2 采取多种形式的教学方式，优化眼科教学手段
采用比较式、问导式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在教学过程中，既要讲述中医，突出中医特色，又要与西医进行比较，阐明各自的特点，以加深学生的印象，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中、西医学是两大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研究的对象、目的都是人及其疾病，但由于中、西医学是东西方文化孕育的产物，毕竟两者之间存在着差别，中医的主要特点是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强调整体、功能，西医强调结构、局部。中医强调辨证，西医重视诊病；中医注重动态性，同一种病出现不同的证，要用不同的方法治疗，西医强调规范性，凡是诊为同一种病，就要用同一常规治疗方法。在教学过程中，结合教学内容，适时插入临床常见眼科病例，如近视眼、青光眼等，启发学生主动地去分析判断，通过比较式及问导式的教学方式，逐渐改变学生的思维方式，由以西医为基础的思维模式转变为既能接受西医，又能接受中医的双重思维模式，达到学以致用的效果。
结合现代化教学手段，提高教学质量。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计算机辅助教学已成为医学教育的一种主要方式之一。在课堂教学中，开展多媒体教学，使用幻灯、投影、录像等辅助教学，增强直观性效果。在眼科学教学中，许多疾病从理论角度去讲往往使学生越听越乏味，如应用多媒体教学，把眼科学中的各种疾病用图片、动画、影像等各种形式生动、立体、逼真地展示在学生面前，既可节约大量的板书时间，又使教学内容直观形象，便于理解，增强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保持精力集中，达到良好的教学目的。我们根据教学大纲的要求，在PowerPoint演示文稿的基础上制作出一套眼科学多媒体课件，课件内容包括视觉器官的基本解剖生理结构，中医眼科学基础和西医眼科学基本概念，其中插入一些眼科常见病例，如白内障、人工晶体置换术等一些Flas，在课堂教学中穿插播放，学生普遍反映良好，既提高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加强记忆，又使学生对难点问题更易理解。应用多媒体教学，实现教学手段现代化中西医结合专业的学生要求必须掌握中西医两套技能，教学中应注重将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论治相结合，立足于中医理论，重视经典理论和古今医案等经验的运用，借助现代的实验室检查手段，提高中西医结合诊疗水平。在疾病的诊断上多借助现代医学的方法，而在治疗上多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手段，体现“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的原则。
3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中西医结合教育的具体实施者是教师，组建中西医结合教学体系合格的师资队伍，是完成中西医结合教学的前提，教师的素质、能力、专业知识的深度和广度是保证中西医结合专业教学改革质量的关键因素，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的教师队伍中，缺乏掌握系统中西医结合知识的教师，而现在真正具有扎实的中西医两套理论的教师并不多。如何建设一支具备中西医结合知识的高素质教师队伍，是我们面临的重要问题。
教师为了适应中西医结合教学的需要，需要努力学习，教师应先行中西医结合，必须强调中医学习西医，西医学习中医，才能在真正意义上保证教学质量。带教教师必须积极参与临床实践，加强中西医结合理论修养，刻苦钻研，这样才能够承担该门课程的教学。当然，教师应关注中西医结合的研究动态，能经常把新的研究成果、学术动态介绍给学生。当前，有关中西医结合的研究日趋深化、细化，有对中医基础理论的现代研究，更有中西医结合的临床应用性研究，把这些内容充实到课堂上，有助于学生对中西理论的综合运用，也有助于激发学生进行中西医结合研究的兴趣。教师不但要有扎实的理论功底，还必须有比较丰富的中西医临床实践经验。无论是基础课还是临床课教师都应该有适当的时间下临床，积累实践经验，并选择典型病案，以不断充实、更新课堂内容，在教学时做到有理有据，提高教学效果。教师应有比较系统的现代医学知识，能在举例时用中西医两种不同的理论来说明同一种病理现象。这就要求教师不但要有基本的现代医学基础知识，还必须有一定的本学科西医理论，做到胸有成竹，授课时才能中西结合。此外，临床教师的素质直接影响临床教学质量，临床教师必须具备教学能力、自学能力、研究能力、思维能力、表达能力、应急能力、组织管理等方面的能力；同时关心学生成长，为人师表、以身作则，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热爱教育的工作作风。教学过程中，要求带教教师提供完整的教案，课前全科集中讨论，精心做好课前准备，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采取不同的教学方式，并适当组织病案讨论，以加深学生的理解。这样，到学生进入临床实习阶段，往往对眼科学的基本病症有一定的了解，达到较好的效果。
西医理论论文范文第5篇
一、中医药国际化进程中翻译存在的问题
目前，中医药国际化进程中在中医药专用名词、中医药产品说明书、中医药商标、中医药广告等方面翻译上存在的问题较为突出，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医药跨文化传播的进程。
（一）中医药专用名词翻译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中医药专用名词的翻译大多直接借用西医现成的术语翻译法。但中医是与西医完全不同的一个医学体系，有着许多独特的概念及疗法。如果照搬西医术语去翻译，一方面容易造成误解，如“white patch wind”（白癜风）、“wind fire eye”（风火眼）这两种疾病被译成西医名称中的“vitiligo”和“acute conjunctivitis”，尽管两种疾病中西医的症状是相似的，但如果照此翻译，就不符合中医对发病机制的理解；另一方面完全照搬西医的术语不能准确表达中医的概念，如“fearful throbbing （心悸），它的西医名称为“heart palpitation”，而在中医理论中，心悸又被划分为“惊悸、怔忡”，仅用“heart palpitation”是无法准确表达中医里面“心悸”概念的。
（二）中医药产品说明书翻译中存在的问题
中医药产品说明书作为指导使用者合理用药的依据，其翻译的质量直接关系到中医药产品能否拓宽国际市场，真正走向世界。中医药产品说明书翻译过程中往往按照中文的字面意思或用其他学科术语直接将药品成份译成英文，如“Processed Radix Ginseng”（红参）被译成“Red Gin seng”； “新雪颗粒”药品说明书中“Gypsum Fibrosum”（石膏）被译成“Calcite”（地质学名词“方解石”）；此外，中医药产品要开拓海外市场，说明书必须符合国外人士的使用规范。中医药产品说明书应包括Composition （成分）、Action （药理作用）、Indication （适应症）、Administration （用法）、Dosage （用量）、Contraindication （禁忌）、Packaging （包装）、Date of Production （生产日期）、Date of Expiry （失效日期）等，这样才能更好地被国外使用者所接受认可。
（三）中医药商标翻译中存在的问题
中医药作为商品推向国际市场过程中，中医药产品商标品牌名称的翻译至关重要。中医药商品在翻译成英语商品名称时，应该以通俗易懂为原则，从而拉近产品和国外消费者的距离，增强他们对这种商标品牌的亲和力。可根据药物功效采用直译法，如“Lung Heat Expelling Powder”（泻白散）、“Pill for Invigorating Kidney Energy”（肾气丸）、“Spleen―warming Decoction”（温脾汤）等，这样翻译使商品简洁易记，符合商标的主要功能。但是有时直译会使外国人产生误解，如“Baihu Decoction”（白虎汤）本是一副清热剂，被译为“White Tiger Decoction”，会使动物保护意识强烈的外国人误认为这种药是用白虎的骨头熬制而成的，他们就难以接受这种药品了。因此，在翻译中医药商标名称时应该首先考虑意译，因为意译能够更充分地体现中医药商品的内涵和文化气氛。
（四）中医药广告翻译中存在的问题
中医药产品在做广告时常用的广告语是“补”、“利”、“生”等，在翻译时容易发生如下错误：不顾中西医术语所载概念不同，一律生搬硬套，造成误译，如“wasting-thirst”（消渴）错译成“diabetes”；“diabetes”在西医中是“糖尿病”，而中医中的“消渴”，分为上、中、下三消，从广告效应角度来讲，“消渴”可直译成“wasting-thirst”；以不成熟的中西医理论指导术语翻译，造成中医西化，如“reinforcing male hormone”（壮阳）错译成“increasing male hormone”。其实，专指补阳的时候，最好用“reinforcing，invigorating，strengthening”这样的词。
二、中医药国际化进程中的翻译障碍
随着中医药对外交流日益频繁，中医药翻译成为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中医药交流的纽带。但由于中医独特的理论体系、专门的中医药翻译人才的奇缺、东西方医学与文化的差异等原因，导致中医药国际化进程中的翻译障碍问题特别突出，这些障碍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医独特的理论体系导致翻译标准化缺失。
中医药学是在中国哲学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发展进程中始终保持着自身的独特理论体系。中医语言与哲学用语的融合，一方面固然促进了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与此同时又导致了中医翻译标准化的缺失。大量带有哲学色彩的名词术语如“阴阳、五行、精、气、神”等在译成英语时容易导致歧义。如“wuxing”（五行）在中国哲学中的理解是“木、火、水、金、土”五种物质形态，被译成“five elements”。但在中医学中“五行”不仅代表物质形态，更讲究“五行”之间的相生相克的运动变化过程。“five elements”无法准确表达中医“五行”的内涵；又如“qi”（气）是中医学中最常见的词条之一，很多人译成“energy”，但是，“energy”的英文意思是“能量”。中医既有功能之“气”，也有物质之“气”，统一音译为“qi”更具准确性和实用性。
（二）专门的中医翻译人才奇缺
目前国内外大部分中医药翻译工作者主要由不具备中医专业知识的英语教师，或是懂英语但缺乏翻译技巧的中医医生组成。在实际中医药翻译活动中，他们往往借助诸如汉英中医辞典，再加上自已的理解和习惯去翻译。所以，不可避免地造成中医翻译过程中标准化缺失，甚至闹出了一些笑话。如“Gongsun”（公孙）是人体的一个穴位名称，一些人将其译为“爷爷和孙子”；又如“severe and migratory arthralgia”（白虎历节）本指四肢关节走痛，痛不可忍，即痛风，被译为“白色的老虎在奔跑”；如“gynecologist”（带下医）本指妇科医生，被译为“躲在裙带下的医生”。因此，中医药翻译人才不仅要精通翻译知识，而且必须掌握一些中医中药的基础知识。
（三）东方医学与西方医学的差异
中医与西医是处在两个完全不同文化背景中的医学科学，有其各自的理论基础。中医是以阴阳五行等抽象概念为思维，西医是以解剖、细胞、组织等进行具体分析为思维，两者无论是基本理论还是在诊断治疗方面都有很多不同之处。中医是一门完整的科学学科，有自己独特的语言体系和风格，只有尊重和保持语言特色和风格，才能进一步得以发扬光大。失去其语言特点，就失去了中医独特的内涵。如“Shixiao Powder”（失笑散），本指“具有行血止痛祛瘀，推陈出新的作用，病人用此方，每于不觉中病悉除，不禁欣然失声而笑”，故名“失笑散”。 这里的“失”不是“失去”，而是“得到”的意思。但“失笑散”通常被译为“Powder For lost smile”，这种译文就与原文内涵完全相反。
（四）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对西方人士而言，传统中医药学是一种异质文化。东西方文化背景的差异可能引起文化禁忌和误解。因此，在中医药翻译过程中一定要加强对东西方文化背景的理解，切忌使用有文化禁忌的词语来翻译中医。如“Powder of Two Well-matched Drugs”（二妙散）被错译成“Two Wonderful Drugs Powder”，会使外国人容易理解为“二种奇妙的药物”。其实“二妙散”是由黄柏、苍术两种药组成，这里的“妙”字是指这两种药搭配起来所产生的绝妙效果，并不是指这两种本身有多么奇妙。又如“wujl Baifeng pill”（乌鸡白凤丸）在许多字典里被直译为“black cock and white phoenix pill”，这就触到了西方的文化禁忌。因为在西方国家，对于如“cock，Piss，shit，fuck，tits”等词是严格禁止使用的，这被认为是西方社会遵循的最起码的伦理道德准则。再如“黄帝内经”被译为“Yellow Emperor’s classic of internal Medicine”，这就是因为外国人对中国历史文化不了解的结果，黄帝是人名不是“皇帝”，也不是黄色，内经不是内科，而是一部书的卷。因此，中医药翻译存在对文化内涵的理解和表达问题。这就要求译者不但要有双语能力，而且还有双文化乃至多文化的知识，对东西方文化背景均有一定的了解。
三、中医药国际化进程中的翻译对策
长期以来，中医药国际化进程中的翻译问题及障碍使我国至今尚未建立健全规范化的翻译理论指导体系，缺乏统一规范的翻译标准，在一定程度上严重制约了中医药跨文化传播的深度和广度。因此迫切需要探索研究中医药国际化进程中的翻译对策，用以指导中医药翻译实践、理论传播和成果推广，从而更好地推动中医药的对外交流与合作。
（一）加深文化趋同，克服文化差异障碍
充分了解东西方的文化背景在中医药英语翻译中非常重要。如果忽视西方文化背景的差异，仅从中医本身或仅以教材上给出的翻译作解释，往往不够全面、准确。如果忽视东方的文化背景，又不能弄清中医术语、体系的来龙去脉。因此，从文化传输角度来看，中医药翻译应以东西方文化趋同作为衡量标准。所谓文化趋同即东西方文化特征相互覆盖的部分。中医英译应有强烈的文化意识，克服文化差异的障碍。从中医理论的起源、特色、英汉语言差异和翻译理论规律中，寻求这种文化趋同，力求中医译文的统一规范。译者可以借用西医的某些术语来翻译相同相近的中医概念，如疾病名称和解剖名称。中医的药物剂型有些与西医相同或相近，如丸、散、片等，可译作pill， powder， tablet等。但更多的却属中医特有，在西医上没有对应概念，如汤、饮、丹等，这些中医特有剂型可以统一翻译。如将“汤”译作“decoction”；“丹“译作“boluso”；“饮” 译作“decoction”。
（二）确立中医药翻译的原则，统一翻译标准化
中医药国际化进程中要使中医药更多地被外国人所理解认可，中医药理论基本术语英译的统―非常必要。近年来，中医术语英译标准化的研究虽然发展较快，但主要集中于对翻译方法问题的研究。其实，翻译方法属于语言文化交流与沟通领域的表层问题，确立正确的翻译指导原则才是实现中医药跨文化传播的根本问题。中医药翻译应采用“简洁明了、保持特色、互通有无”的原则。“简洁明了”就是中医译语也应力求简洁，要用常用词语来翻译以保持本意。“保持特色”就是要求在中医翻译中保持中医特色，译出纯正中医的味道，而没有必要过分拘泥于中医的美妙修辞和行文方式。对于独具中国文化特色的术语最好采用音译法。如 “气”、“阴阳”、“气功”、“推拿”等；“互通有无”就是中医英译中可把中医术语转换成相应的西医名词。如“Heart liver Soleen Lung Kidney”（心、肝、脾、肺、肾）、“headache and vertigo”（头晕目眩）、“vexation and palpitation”（心悸心烦）、“insomnia and poor memory”（失眠健忘）等。
（三）建立中医药翻译语料库，形成统一的中医翻译理论
目前中医药翻译缺乏统一的标准主要是由于没有形成统一的中医翻译理论对目前的翻译实践进行指导。因此，针对我国的实际情况，通过建立中医药翻译语料库，包括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治疗、中药、方剂、针灸、临床各科等基本词条，对中医术语的英译进行规范，从而形成统一的中医药翻译理论具有其现实意义。语料库的建立可以通过研究西医英语的特点来规范中医术语的表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