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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概论论文范文第1篇
【关 键 词】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逻辑起点/现实起点
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的西方政治发展理论，自80年代中期介绍到中国以后，在中国政治学界大体经历了一个由译介、简单套用到理性反思的过程。自9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政治学界一些有识之士提出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重视政治发展理论研究的命题，并在学术实践中进行了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发展理论的探索[1]。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崭新命题，进一步促进了学术界对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迫切性的认识，一些学者提出了打破在政治发展理论上存在的西方话语垄断的问题[2]，主张用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来研究和指导中国的政治发展实践。政治学学术研究的进展和中国政治发展的实践进程，都展现了一种政治学自觉的学术意识和追求——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
一、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必要性
(一)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及其内在缺陷
20世纪50年代，随着一大批民族独立国家的诞生，西方政治学界从西方国家的整体战 略出发，在西方社会经济发展理论和行为主义政治学潮流的启发和促动下，开始了以发 展中国家或地区的政治问题为对象的政治发展研究，形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政治学研究 领域——政治发展理论。西方的政治发展理论一开始就表现出了不同的理论倾向，从方 法论上来说，至少在60年代就已经形成了三个主要的方法论派别：即体系功能方法、社 会进程方法和比较历史方法[3]，与此相适应，在对政治发展这一核心概念的理解上也 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亨廷顿等人认为，政治发展这一概念一般有四种用法：一是地理的 ，即实际上是把有关发展中国家政治方面的研究，都冠之以政治发展；二是派生的，即 把政治发展看作是“更为广阔的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方面和后果”[4]，三是目的论的 ，即把政治发展看作是朝向诸如民主、稳定、合法性、参与、动员、制度化等一个或更 多目标的过程；四是功能的，即把政治发展看作是朝着现代工业社会所特有的政治的一 种运动，实际上就是把政治发展看成是一个“有效发挥功能的现代社会的必需”。对政 治发展的以上几种认识，明显地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因而，进入80年代以后，西 方政治发展理论也出现了调适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引入“文化”要素 来拓展和深化政治发展的研究领域[5]，1987年，亨廷顿和迈伦·韦纳合编的《了解政 治发展》一书，重点讨论了“发展的文化问题”，认为“就解释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同模 式而言，关键性的独立变项是文化”，他们从现代化的目标模式的层面，指出了发展中 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非西方化的进程”；二是区分了政治现代化和政治发展，认为把 这两者等同起来，太多地限制了政治发展这一概念的“时间和空间”，势必缩小其经验 内涵[6]。实际上，早在1968年出版的经典性著作《变化世界中的政治秩序》中，亨廷 顿就试图用政治变迁研究来取代政治发展研究。他关于政治现代化和政治发展相区别的 思想只不过是他这一思想的逻辑延伸。很显然，在亨廷顿看来，政治现代化只不过是政 治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而不是全部。
尽管无论从共时性的角度，还是从历时性的角度看，政治发展理论都不是一个统一严整的理论体系，特别是从历时性的角度看，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在发展中还表现出了试图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倾向的企图，但就其总体特征和价值导向来看，西方政治发展理论依然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缺陷，充满着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学者所特有的傲慢与偏见，并不是一种普适性的理论主张。它不仅解释不了一般亚、非、拉国家的政治发展问题，也解释不了西方发达国家自身的政治发展问题，更解释不了像中国这样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中大国的政治发展问题。总括起来，人们认为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固有缺陷是：(1)西方的政治发展理论从根本上来说，并没有摆脱其主导意识形态和价值立场，无论其如何变化，都不能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泥潭，在政治实践上是服务于西方国家的国际国内战略的。正如英国学者科林·莱斯批评道：政治发展理论“以引人注目的方式复活了现代化思想，那就是将前殖民地世界是构成帝国主义战略行动的基础这一观点局部地加以充实而使其在整体上更能迷感人”[7]；(2)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在时间和空间上带有 很大的局限性，把政治发展这样一个在时空上具有普遍性的现象，限定在了一个特定的 时空范围之内；(3)西方的政治发展理论着重于对政治现象的描述和理解，缺乏对政治 现象的本质性解释，如对政治发展的动因、政治发展的实质等问题缺乏深度分析；(4) 西方的政治发展理论存在着用业已形成的假设、概念来裁剪政治现实的现象，把复杂的 政治过程和政治现象简单化。这些缺陷的存在，严重削弱了西方政治发展理论自身的理 论张力，因而到90年代以后，政治发展理论在西方呈衰落态势。
尽管如此，西方政治发展理论还是给人以深刻的启迪：一是西方政治发展理论所开辟的研究政治变迁的这一基本取向是富有价值的，它促使人们用更为动态和宏观的视角来观察人类的政治生活；二是西方政治发展理论所使用的一些基本概念有助于人们从一个新的向度上来认识政治生活，如该理论所使用的政治结构与功能分化、政治一体化、政治动员、政治参与等核心概念，丰富了政治学的知识宝库；三是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研究方法也给人们研究政治变迁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如亨廷顿所采取的比较历史方法、阿尔蒙德所采取的结构功能主义方法等，就为人们提供了研究政治学的有效认识工具，对政治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因此，应当吸收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有益成果并避免其内在缺陷，建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治发展理论。
(二)我国政治发展理论的研究现状要求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政治发展理论被介绍到中国大陆以后，我国政治学界就开始积极回应这一全新的政治学研究取向，其对政治发展理论的态度大体上经历了一个从译介、简单套用到理性反思的过程。就基本倾向性而言，我国政治学界对西方政治发展理论有以下几种态度：一种是把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奉为圭臬，全面肯定这一理论的价值，并用这一理论的价值观、概念和方法来解释中国政治发展(这种倾向在80年代中后期较为普遍)；第二种是试图对这种理论进行嫁接改造，具体做法是给西方的政治发展理论戴上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帽子，但对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基本内容、基本方法仍然持全面肯定态度；第三种是自始至终坚定地认为西方政治发展理论不适合于中国国情，主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研究中国的政治发展问题，并且在学术实践上也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第四种态度则主张打破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话语垄断，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这几种对待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基本态度，也基本上反映了中国现阶段政治发展理论研究的基本状况。很显然，我国政治学界还没有形成较为完整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这种状况与我国正在进行的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实践的要求还有相当的距离。因此，如何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是摆在中国政治学界的一个严峻课题。
(三)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是中国政治实践的要求
就政治学知识是否对政治发展实践起作用的问题，有人认为存在着两种倾向，即建构理性主义和演进理性主义。对于建构理性主义而言，制度是可以运用政治学理论知识来系统设计和重新塑造的；而对于演进理性主义而言，制度是不可以设计的，政治制度只能是逐渐累积的，是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通过政治权力的反复博弈而逐渐演进的。前者以美国为代表，后者以英国为模板。但就人类政治发展的实践进程看，几乎所有的政治实践都是两者的结合[8]，即便是对英国来说，其政治发展过程中也不乏政治学知识的指导作用。比如1885年出版的《英宪精义》一书，对英国政治发展显然具有建构作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洛克的政治思想显然也对英国政治制度的形成发挥了重大作用。就中国来讲，由于历史上几乎没有自觉的政体理论，因而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中国的政体只是一种周而复始的循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践又使我们看到了错误的政治理论对政治发展的巨大破坏作用。只是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后，我国确立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9]的理论导向，我国的政治发 展才呈现出了崭新的面貌。因而，政治学知识对政治发展的影响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就 目前而言，对中国这样一个封建专制传统深厚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来讲，政治发展 更具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必须要有正确理论的指导。简单照搬马克思主义的现成 结论来裁剪中国现实的做法已经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盲目接受西方政治发展理论也 无法认识和解释中国政治发展的实践进程。因此，中国政治学界应当以自觉的学术意识 回应中国政治发展实践提出的严峻课题，努力探索和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
二、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逻辑起点和现实起点
政治发展理论的逻辑起点只能是人们对政治发展概念的认识。对政治发展概念的不同认识决定着政治发展理论的基本面貌和内容体系。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各种缺陷从根本上看也是源于他们对政治发展概念的界定方面。因此，如何认识政治发展概念就构成了政治发展理论的逻辑起点。我认为，政治发展就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演进与建设过程，以这一核心理念为逻辑起点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其理由如下：
第一，从对政治发展的这一认识出发，可以建构起政治发展理论的概念体系。理论的要素是概念，要建构政治发展理论的概念体系必须从元概念出发。政治发展就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演进与建设过程，不仅涉及到政治发展和政治文明这两个元概念，而且揭示了这两个概念的内在联系。从这些概念和命题出发，可以进一步逻辑地展开对有关政治发展的目标、内容、途径、阶段、动力等问题的研究，能够建构起一个较为完整的政治发展概念体系。
第二，对政治发展概念的这一认识，拓展了政治发展研究的时空范围，将政治发展研究扩展到了人类政治实践活动的全过程和全方位。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一个重大缺陷就是仅仅把政治发展的空间范围限定在发展中国家，将时间范围限定在与现代化同步的狭小范围内，这主要是由他们对政治发展概念的认识决定的。将政治发展看成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演进与发展过程，大大拓展了政治发展研究的时空范围。
第三，对政治发展概念的这一认识，揭示了政治发展途径、目标的多样性，有利于克服西方中心主义的片面性。即便是最保守的西方学者也无法否认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政治文明是人类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因而政治文明发展的道路、途径、目标等也应当具有多样性，如果把政治发展仅仅看成是现代化的一种政治后果或其他，就很难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困境，即使是像亨廷顿试图引入“文化”变量来破解这一困境，到头来也只能陷入循环论证。而将政治发展看成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演进及建设过程，则有利于破解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这一困境。
第四，对政治发展概念的这一认识，体现了政治发展中连续性与阶段性、量变与质变的有机统一。大多数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家着重于研究政治发展的连续性和量变，但是对阶段性和质变则囿于其阶级偏见而视而不见，从政治发展的客观进程看，任何政治发展都是连续性与阶段性、量变与质变的有机统一。而且，对政治发展的这一界定，有利于反映政治发展的客观进程。
第五，对政治发展的这一认识，体现了政治发展既是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又是一个人为建构的过程，是演进和建构二者的有机统一。政治文明具有演进性和累积性，但政治文明也可以通过人的积极能动的设计和建设过程而得到发展，无视政治文明的演进性、累积性，而人为地随意改变政治文明的发展进程，破坏政治文明的历史继承性，只能造成拔苗助长的后果；而无视政治文明的建构性，任凭政治文明的自然演进，则放弃了人类理性的天职，同样会大大延缓政治文明的发展进程。
从以上诸方面我们可以看出，把政治发展看成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演进与建设过程，符合政治发展的实际，也符合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要求，是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逻辑起点。当然，将政治发展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演进与建设过程这一命题作为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逻辑起点，并不是说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只是研究人类政治文明的演进和建设史，并不是说要将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建构为一门历史科学。尽管对政治文明演进与建设历史的研究是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但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主要使命仍在于立足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实际，研究和解决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从而对中国政治发展发挥指导和促进作用。因此，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现实起点应当是中国当代政治文明建设与演进的实践进程。
三、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途径
1.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以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马克思主义是以寻求人类解放为根本宗旨的思想体系，它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包括政治发展的最一般规律，因此，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指导地位。但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僵死的教条，它必须与各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而且还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一是要坚持 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观察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实践，总结和研究中国政 治发展中的规律；二是要以与时俱进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的政治发展研究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的化的重要理论 成果，要充分挖掘其关于中国政治发展的思想资源，来指导中国当代的政治发展实践， 当前特别是要认真研究和学习关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思想，来具体地指导中国特 色政治发展理论建构的实践；三是要从马克思主义解放全人类的精神实质出发，探寻人 类解放的政治形式和政治途径，将政治发展的进程作为人类获得政治解放的一般进程来 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指导地位 。
2.必须坚持以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过程为主要对象和经验基础，来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必须要以研究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为己任，以指导和推进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为出发点和归宿。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国家，由于历史—文化—社会及经济发展程度、阶级力量对比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使得中 国走上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道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决定了我们既不 能照搬马克思主义的现成结论来解释中国的政治发展，也不能简单套用西方政治发展理 论来解释中国的政治发展，而必须立足于当代中国的政治实际，以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 为研究对象，探索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动力、制约因素、途径等问题，形成具有 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体系。
3.大力借鉴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积极成果，形成既具有本土色彩，又能与国外政治学界进行对话与交流的政治发展理论。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尽管存在着不少缺陷，但它毕竟开辟了政治发展研究领域的先河，其中的一些观点也反映了人类政治发展的一般过程，如果抛开其意识形态属性的话，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一些概念工具、研究方法以及解释模型对我们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有积极的借鉴意义。我们既不能盲目地照搬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基本概念和方法，也不能用中国政治发展的经验资料去附会和验证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假设和模型。要大力开展对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研究工作，跟踪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最新进展，采取科学的批判、分析态度，借鉴其积极成果，抵制其消极影响，建构既有本土化色彩，又能与国外政治学进行交流与对话的政治发展理论。
4.必须在继承、引进已有的思想资源的基础上，大胆创新。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政治大国，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的经验，建构中国的政治发展理论不能完全无视前 人的思想遗产和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无论是政治发展目标的设定，还是政治发展 道路的选择，我们都不能完全绕过前人留下的丰厚的文化遗产。但是从自己已有的思想资源和文化底蕴出发，并不意味着固步自封，我们必须放眼世界，借鉴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积极成果。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之下，以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为研究对象，既继承前人已有的思想资源，又能大胆借鉴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在此基础上大胆进行理论概括，提出新的概念、范畴，才能实现理论创新的目的。而只有实现了政治发展理论上的创新，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才能最终确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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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概论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概念内涵；研究综述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经过30多年的努力，奠定了相对独立的学术地位，但该学科的一些基本概念还存在争议。根据中国期刊网（CNKI）相关论文资料统计，从1983年到2013年30年间篇名包括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的文章有33592篇，可见对“思想政治教育”这一问题的研究俯拾即是，本文主要从纵向向度和横向向度来对思想政治教育概念的演进脉络和研究维度进行疏理，通过对思想政治教育概念内涵的嬗变提出现代性启示，为思想政治教育这一学科的发展研究提供概念性基础。
一、概念内涵的演进脉络
从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概念的演变过程看，大致经历了“施加论”、“转化论”、“内化论”和“发展论”四种模式。首先，“施加论”模式，主要存在于改革开放之初到1984年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专业正式设立这段时期。这一时期，学者们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概念的界定，主要参照加里宁对德育的界定，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是指一定的阶级、政党、社会群体遵循人们思想品德形成发展规律，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显然，这种界定具有典型的意识形态性，把思想政治教育理解成外在性的“施加”，强调为政治、国家、社会服务，忽视了受教育者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主体性。由于受“施加论”的影响，我国学界现在依然有许多思想政治工作者依然没有摆脱“施加论”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模式。
“转化论”的思想政治教育概念阐释强调“教育者按照一定社会或阶级的要求，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施加系统的影响，把一定的社会思想和道德转化为个体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的教育。”显然，这种“转化论”仍然是“施加论”的延续，在强调“施加”的同时，有意突出“转化”的思维，强调要取得实效还有一个由外向内和由内向外的转化过程。尽管“转化论”仍然没有摆脱“施加论”的影响，但毕竟注意到了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和德育的有效性，毫无疑问具有进步意义。
20世纪90年代以后，许多学者对思想政治教育内涵的研究又取得了新的成果，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内化论”，强调思想政治教育是“教育者按照一定社会的要求，通过特定的教育活动，把特定社会的思想和道德规范内化为受教育者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的过程。”这一观点看到了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要施加、转化，而且更重要的是把外在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内化为受教育者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显然，“内化论”比“转化论”又前进了一步，它强调了思想政治教育由注重外在施加转变为内在认可、接受，肯定了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受教育者的主体性。但这种内化是片面的，它只是外在施加影响之后的内化，受教育者并没有根据自己的发展需要作出独立的判断和选择。
于是，一些学者提出“发展论”模式，思想政治教育是“教育者根据一定社会和受教育者的需要，遵循品德形成规律，采用言教、身教等有效手段，在受教育者的自觉积极参与的互动中，通过内化和外化，发展受教育者的思想、政治、法制和道德几方面素质的系统活动过程。”这种“发展论”的界定摒弃了外在施加性和被动接受性的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肯定了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强调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发展和个体德性提升的内在性需要。
自20世纪80年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成立以来，学界对“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概念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丰富和发展了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从思想政治教育概念的确立、发展过程中也可以看出，思想政治教育越来越重视受教育者的主体性，也越来越重视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随着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和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以及相关学科的理论发展，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不断深化，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也随之更丰富、更系统、更科学。
二、思想政治教育概念内涵的研究维度
以上主要是以实践为线索从纵向这个向度来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内涵，因此第二部分主要从横向向度来探讨学术界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概念内涵，学界主要有几个研究维度：
第一个维度，从社会实践的角度看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主要是解决“做什么”、“怎样做”的问题。主要以张耀灿等学者为代表，他们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矛盾是“教育者掌握的社会所要求的思想政治品德要求与受教育者思想政治品德发展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是贯穿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始终的矛盾，思想政治教育是以这一基本矛盾为研究对象而开展的活动。矛盾要得到合理的缓解需要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客体、环体和介体的相互作用。从这一角度来说，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实践活动，以人为作用对象，目的在于帮助人们形成符合社会要求的思想政治品德，主要帮助人们解决“做什么”“怎么做”的问题。
第二个维度，从学科的角度看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主要解决“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门学科，具有规律性、科学性、普适性的特点，能够为尽可能多的受众所接受，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主要以张耀灿等学者为代表，他们认为“把人们思想品德形成发展的规律和对人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作为自己研究对象的。”从教育主体而言，该学科研究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从教育客体来看，该学科学研究的是人的思想品德形成发展的规律，因此，可以说“一定社会、一定阶级对人们思想品德的要求与人们的实际的思想品德水准之间的矛盾”，也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基本矛盾，这与作为社会实践活动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相同点，但不同的是，作为社会实践活动的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矛盾的展开是动态性、过程性的，而思想政治教育学基本矛盾的展开是静态性、规律性的，它以科学认识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各种现象进而揭示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为目的。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就是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的科学。
第三个维度，从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属性来看，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最重要的内涵。杨生平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是指一个阶级或集团为了建立或巩固其政治统治而进行的符合本阶级或集团根本利益的、包括一定的政治、法律、哲学、道德、艺术和宗教思想的意识形态理论的教育”，显然这种观念的目的是通过意识形态的控制和引导来维护特定的阶级集团的利益，突出思想政治教育的阶级性，强调构筑思想防线的价值意义，忽视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的客观要求。张耀灿等人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念、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或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不难看出，其内涵的阐述仍是强调其功能性和阶级性，这些概念都难以逃脱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的思维窠臼。尽管目前思想政治教育有加强人文教育、重视素质教育内容的趋势，但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属性并没有淡化，它还是为执政党服务的，依然承载着浓厚的政治性。
周茜蓉认为从政治性界定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存在着“重意识形态功能价值作用而轻科学性”的问题，因此有学者主张更改学科名称的提议。黄钊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旨在突出“政治”为核心内容，是与阶级斗争为社会主要矛盾的情况相适应的，今天阶级斗争已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仍沿用传统提法作为学科名称，就难免有因循守旧和固步自封之嫌，因而改名为“思想教育”。王颖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内涵和政治特征一贯而又明显，因此没有改动的必要，但必须严格使用这个专有名词”在这争锋过程中，谢祖鹏则从另一路径说明思想政治教育内涵以解除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政治性强的尴尬，他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功能是民族精神、民族凝聚力的根基”，这为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必要性做了最好的注脚，也为其科学性提供了理论的前提。
第四个维度，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来看，在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性的争锋中，有学者将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性和科学性统一于内容的教育性，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郑永廷教授提出的，他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学科坚持素质取向，即以形成、提高我国社会发展的要求和人的发展，遵循思想形成发展的规律，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正确的价值观念、道德原则转化为对象的思想与行为，提高思想道德素养质，这是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学科的特殊本质，是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及其学科的本质，是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学科区别于其他的根本所在”。而张耀灿则从内容上来阐述思想政治教育是“受政治制约的思想教育和侧重于思想理论方面的政治教育，主要包括思想理论教育、政治方向教育、法纪道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在含义上接近于思想政治工作”。周茜蓉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角度纵向切割为三个层面：一是从理论原理的层面围绕人的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与发展这个主题展开；二是从应用层面中围绕教育对象成长和成才的认识、心理、发展过程展开；三是从实践层面中围绕当前社会和思想热点、焦点和思想教育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展开。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必然要求深入到具体的历史境遇与时展之中，确立其科学性和意识形态属性两者之间合理的平衡和张力关系”。把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层次勾勒清晰，而且首次把科学性纳入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在概念的界定上已有很大的突破。在这当中，我们不难发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侧重于某种价值判断而不是客观事物的状态描述，但其价值判断必须建立在科学性基础之上，因而“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是统一的。
第五个维度，从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性来看，丰富的文化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属性。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学界从实践性、意识形态性、科学性等角度做过丰富有价值的探讨，然而学者沈壮海认为我们忽视了从文化性来探讨思想政治教育。首先，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一种社会精神文化或寓于社会精神文化之中。其次，思想政治教育有政治教育、思想教育、道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人文关怀教育和人际交往教育等多个方面，政治文化、政治行为、道德文化等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交融。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之间的融合、渗透，呈现出社会文化性。再次，提高人的文化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之一，也是社会文化发展传承的目标之一。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不能脱离社会整体的文化环境，而只能在社会整体文化发展的格局中实现自身独特的价值与使命。最后，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与价值往往在社会整体文化中得到体现和检验。
三、思想政治教育概念内涵嬗变的现代启示
思想政治教育概念的现代演变与发展，离不开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和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时代特点。虽然这一概念的发展充分体现现世的特点，但并不意味着忘掉过去，抛弃传统。因为传统并不等同于过去，尽管在习惯上常常把传统视为过去的东西，但事实上传统总是现在存在的、现实的，如果仅仅是“过去的东西”，那它就没有现实性了。传统是“活”在现实中的，是在人们的社会行为和社会事物中发生作用的。
因此，从人们在探求思想政治教育内涵发展的基本历程中，侧重反映现代人自觉提高生活质量和追求生命意义的内在发展成为未来思想政治教育概念内涵演变的一个重要向度。从思想政治教育概念的逻辑内涵嬗变过程中，反映出个体主体依据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合理确定自身生存方式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人的现代特性在生活世界逐步生成的过程。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提升人的思想政治素质的实践活动，要“引导现实的人的内在生命自觉，激发起对思想政治教育所传播内容的理解、认同和接受，避免知易行难。不仅要突破知识体系的说教，而且要通过所传播的价值理念引导人的行为活动并逐步把它转变成人的思想道德品质。”因此，不难看出，未来思想政治教育概念内涵的发展，应体现现代人的生命关怀意识、生活质量意识和生态环境意识的自觉培养过程，进而在人与自身、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中寻求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科学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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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概论论文范文第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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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概论论文范文第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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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概论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PBL教学法；“国际政治学概论”；策略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107（2016）05-0001-02
一、PBL教学法简介
与以教师讲授为主的传统教学方法（Lecture-based Learning，简称：LBL）不同，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方法 （Problem-Based Learning，简称PBL），最早由美国神经病学教授布劳恩（Barrows）于 1969 年应用于加拿大的麦克马斯特大学医学院的医学教学中。其理论基础属于建构主义的理论范畴，其教学理念是 “问题是学习的起点，也是选择知识的依据”。
与传统教学法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强调学生的主动性学习，要求将学生的学习置于复杂的、有意义的问题情景中，通过学生的自主探究和与他人的共同合作解决问题，学习隐含在问题背后的科学知识，掌握解决问题的技能，提高自主学习的能力。
二、“国际政治学概论”教学现状
“国际政治学概论”是大学政治学、国际政治学和外交学专业本科生必修的专业基础课，主要讲授内容是国际体系中各个国际行为主体之间的政治关系及其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其教学目的在于，通过本课程的讲授，使学生初步具备运用国际政治学的基本理论方法观察分析国际关系历史与现实的能力，进而为政治学、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和外交学专业本科生学习本专业和其他相关专业课程奠定理论基础。
“国际政治学概论”是一门理论性较强的专业基础课程，其授课对象是刚刚踏入大学校门的本科一年级学生。考虑到从高中到大学的知识衔接，新生尚未完全适应大学的学习与生活等因素，故而 “国际政治学概论”教学大都采用以教师个人讲授与知识灌输为主要特色的教学方法。
从当前“国际政治学概论”教学现状看，课堂教学过程中往往缺少授课教师与学生的互动，缺乏学生对国际政治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自主探索，课堂氛围沉闷，学生提不起精神，教师也感到教学乏味，授课效果不佳。在“国际政治学概论”教学中，如何引入多样化的教学方法，调动学生学习兴趣，引导学生自主学习，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已成为当务之急。
目前在诸多学科教学中现已广泛采用的、以问题导向为核心的PBL教学方法，为“国际政治学概论”的教学改革指明了一条新途径。在“国际政治学概论”教学中完全可以做到，课堂讲授与随机提问结合起来，也可以把设置问题与课堂讨论结合起来，也可以将合作探讨问题与自主学习和研究问题结合起来。教师也可以开展实践教学，将所学理论应用于国际关系史上重大历史事件分析与当代重大国际问题的分析。
如果把PBL教学方法很好地运用到“国际政治学概论”的教学，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也可以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也可以做到“教学相长”。一些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发现的新问题、在课堂讨论中提出的分析问题的新角度等也可促使教师对其进行进一步思考，使其最终转化为教师的教学、科研成果。
三、PBL教学法在“国际政治学概论”教学中的运用策略
下面以《国际政治学概论（第三版）》（陈岳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四章“第三节 国际政治中的国家利益”教学为例，浅谈PBL教学方法在“国际政治学概论”教学中的具体运用。
有关“国家利益”的理论是国际政治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外学界普遍认为，国家利益是国际政治中影响各国对外行为最根本因素，是国家对外行为的最基本动因。几乎所有国际政治学理论著作都会涉及“国家利益”问题。陈岳的《国际政治学概论（第三版）》就有关国际政治中的国家利益问题设置了三个议题，即国际政治中国家利益的内涵、作用和特点。很显然，仅仅通过这三个方面很难透彻地把握国际政治中的国家利益理论。为此，作为辅助理解国际政治中国家利益的内容，在“国家利益及其内涵”之下设置了“君主――王朝利益与民族国家利益”，“国家、国家理由和国家利益”等内容，讲述了国家利益的历史演变与国家利益同国家、国家理由、国家荣誉的关系。最后对国际政治中的国家利益作了如下界定：“国家利益是指一个国家内有利于其绝大多数国民共同生存与进一步发展的诸因素的综合。”依据这一概念，分析特定时期某个国家国家利益时，学生依然难以准确把握特定国家、在特定时期、特定环境下的国家利益。在“国家利益理论”教学中实际上学生感到最难的是国家利益的生成机理、国家利益的层次和优先次序、国家利益的认知与判断等问题。把这些问题弄清楚了国家利益的作用和特点就比较容易理解和掌握了。
在“国际政治学概论”教学中为了让学生掌握上述难点，透彻地了解和掌握国家利益理论，在教学中教师为学生设置了如下四个问题和三个案例。其一，国家利益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其二，国家利益是“有利于其绝大多数国民的共同生存与进步”综合性的“好处=利益”，那么它都包括那些“好处”？有层次，有轻重缓急吗？其三，某种“利益=好处”是不是“国家利益”是由谁来认知和判断的？其四，一国“国家利益”都受哪些因素的影响？
结合上述四个问题，笔者向三组学生（每一组约15个人）具体布置了三个具体分析案例，中国抗日战争、“朝核问题”和“克里米亚问题”，用国家利益理论分析上述案例中相关国家各自的国家利益及其认知过程，上述国家采取的具体行动以及上述行动所折射出的各自的利益诉求和博弈结果。经一周的准备之后，各组首先派一名代表在课堂上汇报本组的学习成果，之后就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了课堂辩论。学生对国家利益是否具有阶级性？不同层次的国家利益中最核心的国家利益应该是什么？国家利益的抽象性和具体性、国家利益的客观性与主观性以及国家利益是否受到约束和限制等问题结合案例展开了热烈讨论。极大地活跃了课堂。纵观学生的汇报发言和辩论，尽管他们的发言不够全面、甚至是片面的，但总体上已触及到了核心问题。虽然在辩论中也出现了偏离研究主题的现象，但在教师的及时提示和纠正之下也很快回到了讨论的主题。最后，教师对上述学生的课堂汇报和辩论作了点评，对学生的积极主动参与和敢于提出问题的探索精神给予了肯定，并结合整个讨论环节，对国家利益的作用、特点进行了归纳和总结。
通过上述学习和辩论，让学生深刻认识到，在当代民族国家体系之下国家利益的认知和最终确认是需要过程的，并通过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最终获得确认。但有时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所标榜的未必是真正的国家利益，阶级利益并不等同于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是分成次，分轻重缓急的。国家利益可划分为，安全利益、政治利益、经济利益、文化利益、国家荣誉等，其中国家的安全利益是最基本、最核心的利益。国家利益根据轻重缓急可分为重要利益、次要利益；当前利益、长远利益等。不仅如此，一国在某一问题上的国家利益还受到地缘、时间、空间、国际环境及相关其他国家利益的制约等。
从PBL教学法的实施效果来看，应该说基本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和效果。通过问题导向性的PBL教学，克服了过去教师单方面讲解理论，单向度地向学生灌输知识，学生被动学习和接受理论、知识的弊端，使理论导向性的“国际政治学概论”教学变得更加生动，师生之间的互动和交流增加了，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了学生对“国际政治学概论”的学习热情。
四、反思
PBL教学法是一种比较符合现代教育理念的教学方法，但在“国际政治学概论”教学的具体实践过程中，还存在以下困境。
其一，教学任务与授课课时之间的矛盾。“国际政治学概论”教学大纲安排的课时是72（72×40分=2880分）学时，而陈岳的《国际政治学概论》教材共7章加导论和结束语大概相当于8章的内容，每章平均学时为时，但采用PBL教学之后，《第三节 国际政治中的国家利益》一节内容就耗时达4学时。如果每个章节都采用PBL教学法，教师就很难完成教学大纲规定的教学任务。因此，一学期72学时的课堂教学中， PBL教学法的运用次数不宜过多。教师只能根据教材内容，一学期安排两三次PBL教学即可。
其二，课程性质、要求与师生综合素质之间的矛盾。“国际政治学概论”是理论导向性的课程，逻辑性、思辨性很强，这要求教师和学生都必须具备较高的综合素质。而这些刚刚步入大学校门、尚不知大学学习为何物的高中毕业生，在当下应试教育指挥棒下，无论是知识面，还是视野都比较狭窄，无论是对国际关系史的基础知识，还是对当下国际热点问题的了解都非常有限。加上他们刚刚在高考压力下解放出来，在远离父母、没有教师督促的“无人约束”的自由自在的大学环境里，除了“玩儿”，对学习根本提不起精神，甚至很多人对学习本身产生了厌烦情绪。因此，重新调动大学一年级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与读书热情存在诸多困难。
另外，PBL教学法对教师的教学能力也提出了要求。它要求教师不仅透彻地掌握教材内容，而且还要花很大的力气阅读相关材料熟悉案例，并结合案例精心设计相关问题，这对那些初涉讲台的青年教师而言，是一种不小的自我挑战。此外，PBL教学法对教师的课堂管理能力、教学组织能力、讨论掌控能力等也是考验。一旦出现偏差，课堂很容易就变成“杂谈”和“闲聊”，而这恰是大学一年级新生最喜欢和“最擅长”的。
总之，无论是LBL教学法、还是PBL教学法，毕竟都是一种教学方法和手段，并不是教学目的。每一种教学方法都有其合理内核和值得推崇的一面。因而不论运用何种教学手段，只要能让学生听明白、看明白、学明白所学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并能灵活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解决实际问题，才是课程教学改革的“王道”。
参考文献：
[1]陈岳.国际政治学概论：第三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2014：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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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郑振峰.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教学问题初探[J].广
西教育，201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