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财务学论文(精选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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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分类: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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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思想家马克斯・韦伯认为,任何一项事业的背后,必然存在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企业财务也不例外,企业财务的背后就是财务文化。企业财务文化与财务资本的结合,是推动企业财务管理的关键因素。因此,注入“文化”因子于我国企业财务管理之中,深入挖掘财务学的…

行为财务学论文(精选5篇)

行为财务学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 财务文化; 财务理论; 财务制度

现代财务理论经过五十多年的演进,无疑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富有活力的内在有机的方法体系。但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与之相关的消极趋势似乎也在滋长着,财务理论对于其分析范式的自信正在演变成哈耶克所警戒的“致命的自负”。这种心态,阻碍了财务理论以沉静谦逊的姿态借鉴与汲取来自其他学科的思想精华。就目前的状况来看,财务理论对于“工具理性”的尊崇已经使得其发展成为一种精致而繁琐的“数学形式主义”。作为现代财务理论基础的资产组合理论、有效市场理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MM资本结构理论和期权定价理论等,几乎无一不运用数学模型予以表述。翻开我国近年来出版的财务理论书籍及杂志,这一现象也能得以验证。财务理论在普遍性和统一性逐渐趋于“完美”之时,其实也抽象掉了财务理论所必须关注的文化与制度这些重要的路径依赖要素,抽象掉了财务理论背后的文化传统与民族性,因而也同时消解掉了古典经济学中始终坚守和洋溢的人文关怀的精神立场。

著名思想家马克斯・韦伯认为,任何一项事业的背后,必然存在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企业财务也不例外,企业财务的背后就是财务文化。企业财务文化与财务资本的结合,是推动企业财务管理的关键因素。因此,注入“文化”因子于我国企业财务管理之中,深入挖掘财务学的文化内涵,不仅将对原有的财务管理学带来冲击,同时也预示着我国财务管理的实践方向和发展趋势。

一、财务文化的内涵界定

对于财务文化内涵的界定,近几年我国学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主要观点如下:

杭州电子工业学院课题组(2003)认为财务文化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财务人员在长期的财务理论与财务实践中创造和形成的、最高层次的、非经济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财务文化可分为财务物质文化、财务制度文化和财务精神文化。财务价值观、财务精神(风气)、财务道德观、财务知识、财务形象和财务设施是财务文化的要素。财务价值观与财务道德观是财务文化最重要的两个方面(冯巧根,2003)。

陈兴述(2003)认为财务文化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去认识。广义的财务文化是指影响财务发展变化及其模式选择和财务行为的,包括知识、宗教、信仰、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在内的人类的活动方式、行为模式以及精神与物质设施构成的并为财务所隐含的复合体。狭义的财务文化仅仅是指财务人员的意识形态,即财务人员在长期实践活动中形成的一种文化观念。

李连华(2004)则认为财务文化应该包括财务价值观和财务理念两个不同的层次,财务价值观指股东利益最大化、诚信至上、社会责任感,而财务理念则是服务为先、现金至上、时间价值最大化、财务风险最小化、沟通和合作、财务管理创新。

夏明(2006)认为广义的财务文化是企业在财务领域的渗透和体现;狭义的财务文化是企业财务部门长年累积形成的具有自身个性的财务宗旨、财务观念及财务行为准则的综合,是融化于企业财务流程并与企业的资金流、行为流相互糅合的一种“文化流”。

二、财务文化对传统财务理论的影响

企业财务文化是一种“内隐文化”,是企业为了实现财务目标而一贯倡导、逐步形成、不断充实并为全体成员所自觉遵循的理财价值标准、道德规范、工作态度、行为取向和生活观念,以及由这些因素融会、凝聚而形成的整体财务管理精神风貌。不难看出,财务文化的实质是以人为中心,以文化引导为根本手段,以激发财务人员的自觉行为为目的的独特的文化现象和财务管理思想。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强调建立以人为本的财务管理哲学。在认识问题、解决问题时都以人为出发点,以文化的形式实现财务人员群体的凝聚力,从而使财务人员群体发挥出最大的整体功能。作为一种财务管理思想,它认为财务人员是财务管理的主体,财务管理的核心是对财务人员的管理,只有提高财务人员的思想觉悟、业务水平、文化素质、道德情操等,才能充分发挥财务管理的职能作用,实现财务管理的目标。由此可见,传统财务理论忽视财务文化的重要性是偏误,而重新挖掘财务学的文化属性并以此探讨财务文化对传统财务理论带来的影响就显得很有必要。

(一)研究前提的重新界定

任何一种理论,必须有其严谨的理论前提。而财务理论的理论前提从根本上可归纳为经济学中的理性经济人假设。经济人假设,缘于古典经济学兴起之初。“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师和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自他们自利的打算。”在亚当・斯密看来,“经济人假设”的基本内涵是:经济人是自私的,追求自身的最大利益是驱动其经济行为的根本动机;经济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同时也是扩大社会物质财富的过程。因此,“经济人”可以设定为“利己动机+理”(李心合,2003)。这一假设运用到财务理论中,才有企业价值最大化作为理财目标的可能,才有资本成本成为企业融、投资决策的依据和标准等等。可见,经济人假设是判断经济主体行为是否合乎理性的价值判别依据,如今已成为指导我们认识公司财务问题最有影响力的分析工具。

理性经济人假设在现代财务理论中得到充分运用和体现,但其局限与无能也使人们越来越对其进行深刻的反思。第一,中国从“富则修”到“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经历了对穷的狂热、虚假的赞美到对金钱病态的疯狂追求。在物质财富面前,部分中国人变得狂躁不已,把道德置诸脑后,不择手段。这正如马歇尔所说,“所谓经济人就是他不受道德的影响,而是机械地和利己地孜孜为利”。第二,经济人也可能存在私人偏好和社会偏好。在现代经济学中,说“经济人是自私的”,仅仅是就“使偏好函数最大化”而言的。作为经济人,“自利”这一概念仍然可以很好地表达包含利他偏好的“私人偏好”:一是基于“血亲机制”,经济人自愿放弃自己的部分财富来改善亲朋好友的处境而获取“声誉收益”;二是基于“互惠机制”,经济人以牺牲眼前的资源来换取未来的更大回报。此外,经济人追求的个人利益并不只是物质利益,受人尊重、社会地位、名誉等“个人的社会价值”也构成个人利益的一部分。也就是说,现实生活中的人在不同的制度框架内,既可能是利己主义者,也完全可以是共同利益的直接追求者,甚至可以是利他主义者。这正如经济学家A・森在《伦理学与经济学》一书中所言,“如果假定人类是坚定的自利者,永远以一种自我中心的范式来行使自由,那么对理性的进步和公共行动的预期就是异想天开。”第三,当我们进入那些与交易缺乏明显的、直接的联系领域时,经济人就会终止履行经典教义的规定(杨春学,2005)。企业家为保护环境而自甘受损、为救助穷人而匿名捐款、为社会公正而甘愿牺牲等行为,都是理性经济人假设难以解释的。同样,经济人假设也难以解释企业员工出于对团队的忠诚而忘我工作、不计报酬。因此,我们不能把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视为唯一符合理性的,而追求其他目标(如公益精神、团队精神等)就是不理性的,这将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从财务文化的角度来考量,财务理论的研究前提应该是“经济人”与“社会人”的交融。

(二)研究导向的重新定位

在传统财务理论中,把企业的行为抽象为理性经济人的行为,这种理性的集中表现就是将追求利润最大化作为自身的目标。以此为导向,传统财务理论构筑了一套以“企业价值最大化”为目标的理论体系。但是,这套理论体系直接导致了财务价值导向的偏颇,基本上排斥企业“与制度相关动机”和“与伦理相关动机”,而这些动机事实上都是现实世界里企业财务活动无法回避的。因此,在嵌入财务文化的情况下,财务研究导向(即企业理财目标)就需要作出重新定位。我们知道,企业作为多种资本的集合,作为一系列经济性和社会性契约的集合,其目标函数的结构是很复杂的而不是单一的,其中既有经济性契约的目标函数,又有社会性契约的目标函数。经济性契约的目标函数要求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为社会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社会性契约的目标函数要求企业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还应该履行其社会责任。因此,从财务文化的角度来考量,财务研究导向应该是“利润”和“责任”的统一。

(三)研究方法的重新考量

传统财务理论在研究方法上承袭了个体主义方法论,认为社会是由个人或个体组成的,所有行为都是个人或个体的行为,在个体成员的行为被排除在外后,就不会有社会整体的存在和现实性。哈耶克(1989)说得更彻底,“我们在理解社会现象时没有任何其他方法,只有通过对那些作用于其他人并且由其预期行为所引导的个人活动的理解来理解社会现象”。但是,财务学界对个体主义方法论提出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批评,认为其存在严重的缺陷:第一,个体主义方法论将人类行为的动机假定为主观效用价值最大化,而这个假设的理论前提是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统一性。然而事实上,由于社会成本的存在,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冲突随处可见。第二,个体主义方法论在确认公司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却忽视了非财富性目标的客观存在。第三,由于实证研究的盛行,运用个体主义方法论构建的传统财务理论基本上无视制度和文化因素对公司财务行为过程和方式的影响,而是只注重“理性工具”(即财务技术)。不可否认,财务研究方法由于包含众多的数理知识而呈现出明显的技术性特征,但“人”(既为经济人,也为社会人)的“观念判断”却常常决定财务研究方法的走向和结论。因此,从财务文化的角度来考量,财务研究方法应该是“技术”和“观念”的糅合。

(四)研究对象的重新表述

传统财务理论的研究对象主要局限于公司财务的经济效率性,或者说价值创造是传统财务理论的研究对象。但不管如何表述,传统财务理论忽视财务的社会性问题已是不争的事实。当然,作为创造财富的经济组织,企业关注其价值的最大化也无可厚非。但是也应看到,公司财务行为作为一种嵌入在社会结构中、受社会结构限制的网络化行为(李心合,2003),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或无法离开社会对其的影响。历史、文化、经济与政治制度、社会环境、伦理道德等非经济要素,同样是进行财务理论研究时不可或缺的。也就是说,财务理论研究不仅要关注财务活动的效率性,还应该关注财务活动背后所蕴藏的财务关系。因此,从财务文化的角度来考量,财务研究对象应该是“价值”与“关系”的互动。

(五)研究内容的重新审视

在传统财务理论研究中,一般将财务管理划分为筹资活动、投资活动、资金营运活动和利润分配等财务活动并单独研究某一项财务活动的规律性。这从企业财务管理的角度看是必须的,也是重要的。但是,这种“就财务论财务”的思维偏差势必导致财务理论研究的日趋封闭。所以,对财务理论研究内容的重新审视,就应该把握两个方向:一是重视财务制度的重要性;二是强调道德文化的重要性。

对财务制度的重视,除继续研究完善财务本位性正式制度外,尤其应当重视财务关联性制度的研究。所谓财务本位性制度是指直接约束企业财务行为要素的制度规范,它既可以是财政部制定并颁发的企业财务通则,也可以是散见于公司法、税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中的“公共财务规则”。而财务关联性制度在性质上并不是财务性的,比如伦理道德、产权制度、市场制度等,但却对企业财务行为及其企业利益相关者的财务网络关系起约束和限制作用。财务关联性制度事实上就是财务本位性制度的环境性约束条件,因而财务本位性制度与财务关联性制度需要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以摆脱传统财务理论“就财务论财务”的思维局限性,实现财务学与社会科学的互动式发展。但是,财务制度本身并不能保证效率,有效率的财务制度除了需要同有效的产权制度和法律制度相配合外,还需要具备诚实、正直、公平、正义等良好道德品质的执行者,同时还需要与制度相吻合的、丰厚的文化土壤。因此,从财务文化的角度来考量,财务研究内容应该是“制度”与“文化”的衔接。

三、嵌入财务文化的财务理论重塑

传统财务理论从本质上来说是一门“技术财务学”,它是诉诸物质财富为中心的理论研究,其内容结构基本上是按照融资管理、投资管理和利润分配为主线布局的。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以人为本”观念的价值逐渐凸显。从宏观角度而言,无论何种经济体制,无一例外地从不同侧面强化了“人”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主导地位;从微观角度来看,无论何种类型的企业,也都从不同侧面强调了“文化”在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方面的作用。因此,在此背景下,财务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就必须要反映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的最新进展,充分展示企业财务中人文思想与财务机制的内在联系,从财务文化的角度把握现代财务理论的核心内涵。也就是说,是否关注“财务文化”是传统财务理论和现代财务理论的根本区别。

(一)让“认识”变为“理念”

传统财务理论的研究一直局限于“技术主义”而不能自拔,这种只见“物”不见“人”的认知是不符合财务的本质特征的。财务,顾名思义,是指涉及钱财的事务。这里的“财”,属于物质的客观范畴;“务”属于意识的主观范畴。也就是说,“财务”原本就是物质的客观性和意识的主观性的统一。那么,财务理论的研究也就不能只强调“技术”而忽视“人文”,财务理论应同时具有技术和人文双重属性。毋庸讳言,财务管理学关注资产、资本、成本和利润等物化因素本是应有之义,但影响和决定这些物化因素的人及其行为也不应该忽视。因此,在财务理论的创新研究中,要把对财务的“认识”变为一种“理念”,不仅要继续重视“资金流”,更要充分关注“文化流”。

(二)让“观念”充满“过程”

财务文化的缺席,充分说明传统财务理论对财务观念的理解是片面和狭隘的。文化的主旨是观念、思想、精神和智慧,而“观念”又是文化的核心。从财务理论的发展来看,在由“哲学观念、专业观念、基础观念”所组成的财务管理观念层次中,最核心的观念应该是“人本观念、市场观念、法治观念、信用观念、环保观念、公益观念”。这些核心财务观念不仅源于市场经济的精髓要义,也深刻体现了财务文化的精神实质。它们不仅是企业财务活动的中心内容,也是进行财务理论创新研究的前提和基础。

(三)让“文化”融入“创新”

财务理论整体框架既包括财务专业技术的知识内涵,又包括财务文化的知识内涵。作为财务专业技术的财务理论已日臻成熟,并在财务管理实践中被广泛运用,但对于财务文化以及财务文化对财务专业技术影响的研究却乏善可陈。财务专业技术对于保证企业财务管理的规范性和准确性,其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进行财务管理的是人而不是物,人是有思想的,所以对财务文化的研究与关注是不可或缺的。财务诚信的建立、财务行为的慎独、财务能力的发挥等,无一不打上财务文化的烙印。同时,财务文化对财务技术有很强的制约性,没有财务文化将无法保证财务准则的有效执行。财务专业技术有形而财务文化无形,但财务文化对企业的影响却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因此,在财务理论的创新研究中,我们应该跳出技术层面的束缚而努力向制度层面和文化层面拓展,使财务文化深深融入财务理论的整体框架中。

【主要参考文献】

[1] 夏明.财务学的重新塑造与整合:一个文化的视觉[J].财会通讯(学术版),2006(8).

[2] 陈兴述.论财务文化[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6).

[3] 夏明,杨春甫.财务文化与财务文化学[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5).

[4] 李心合.利益相关者财务论―新制度主义与财务学的互动和发展[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5] 夏明.“双翼财务学”:重构财务学科新体系的另类思考[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6(8).

[6] 李心合.论制度财务学构建[J].会计研究,2005(7).

[7] 郭葆春.我国公司财权配置研究:理论与实务[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

行为财务学论文范文第2篇

一年来,在商务部党组正确领导、有关部门、全体会员单位和理事的大力支持下,学会全体干部职工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和党的十七大精神,遵循为企业服务、为会员服务、为商务事业服务的宗旨和发展、改革、创新、自立的指导思想,围绕商务工作中心任务,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按照学会五届一次理事会审议通过的工作计划,加强了与部财务司等有关司局的联系,启动了学会内部管理机制改革,健全了内部管理规章制度,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取得了一定成绩。现将2007年工作总结和2008年工作思路报告如下,请各位理事审议。

一、2007年工作总结

(一)加强商务财会理论研究

2007年,全国商务系统财会理论研究和论文评选工作进展顺利。各省市、大区以及外经财会专业委员会的理论研讨和论文评选工作已经圆满完成,正在组织对拟推荐论文的修改及报送工作。全国论文评选委员会将于2008年1月份召开评审会,优秀论文将在2008年初召开的全国商务系统财会工作会议上予以表彰。2007年的理论研究和论文评选工作有以下几个特点:

1.加强了理论研究组织领导

2007年,部财务司和学会联合发出了《关于加强商务财会理论研究工作的通知》和《关于2007年商务财会论文评选工作安排的通知》。按照通知精神,各级商务主管部门和学会联合开展理论研究工作。通知强调,商务财会理论研究工作是各级商务主管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各级学会的中心任务;同时,对理论研究具体工作做出布置。“两通知”的,进一步明确了理论研究工作的重要意义,提出了开展理论研究工作的整体思路和具体要求,为开展理论研究工作提供了保证和依据。

2.深化了理论研讨和论文评选的具体指导

接到通知后,各级商务主管部门财务处和外经贸会计学会领导深入指导理论研究具体工作。从落实课题、征集论文、组织审改到论文评选,全程关注甚至全程参与,并亲临省区市或者大区组理论研讨会,根据商务工作发展需要,提出理论研究工作的思路和要求。北京、辽宁、四川、广东、江苏等21个省市商务主管部门财务处负责人参加了大区组理论研讨暨论文评选会。

部分省区市商务主管部门和财会处领导率先垂范,有的亲自撰写论文,有的亲自审改论文,为我们做出了榜样。山西省商务厅领导安云亮同志对理论研究工作十分支持,坚持年年撰写论文,并且论文有深度,质量高。辽宁省外经贸厅原财会处处长林国军同志,调任贸发处长以后仍然热心商务财会理论研究工作,亲自审改辽宁省的论文,并参加辽宁省和东北大区组织的理论研讨会。

3.完善了大区理论研讨与论文评选机制

大区组作为学会理论研究组织推动工作的一级机构,对理论研究工作顺利开展和取得成效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近年来,由于各种原因,有的大区理论研讨会不能正常举行。今年,总会和各省市商务主管部门、外经贸会计学会认真贯彻通知精神,积极完善大区组组织机构和运行机制,充分发挥大区组的作用,全国5个大区组以及外经财会专业委员会都如期召开了理论研讨会。其中华北、中南、华东3个大区组以及外经财会专业委员会继续坚持开好研讨会,东北、西北西南大区组恢复了大区组研讨会。

4.提高了论文评选及表彰层次

从今年开始,进一步完善了论文评选制度,对优秀论文将在全国商务财会工作会议上进行表彰。同时,改进了论文评选机制,对论文评选委员会的构成进行了调整。这些积极有效的措施,进一步提高了商务财会理论研究的权威性、学术性和指导性。

(二)《国际商务财会》更名改版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进一步拓展,对外经贸从单一的商品贸易逐渐向商品贸易、服务贸易、利用外资、对外投资、国际经济合作、技术引进与输出等方式相结合转变,传统外经贸行业的概念逐渐淡化。为适应形势发展,更好的满足读者需要,经商务部和新闻出版总署批准,2007年1月,杂志正式更名为《国际商务财会》。

杂志更名改版得到了各界的关心与支持:原党和国家领导人李岚清同志为我刊亲自题写刊名;杂志顾问、原外经贸部刘山在副部长,杂志编委会主任、商务部傅自应部长助理对杂志改版给予充分肯定和鼓励;新一届编委会也给杂志更名改版提供了许多支持。

更名改版后的杂志从内容、版式以及市场运作上都有很大改进:内容上,突破传统外经贸的框框,紧跟商务财会工作需要,开辟“准则实施”、“商务观察”、“国际运作”、“财会人生”等新栏目;版式设计上,改进封面设计、内文用纸,便于读者翻阅和查找;在市场运作上,杂志扩大对外合作,以媒体交换等形式,在各类报纸、期刊等广告媒体上广泛宣传,提升杂志知名度。

读者的订阅是对杂志更名改版工作最好的肯定。从省市学会发行主渠道看,上海、山东、山西、辽宁、黑龙江、吉林、武汉、沈阳等省市学会的订数有的比2006年明显增加,有的比前几年明显回升。从2008年杂志征订情况看,各省市都很有信心增加杂志订数。上海、江苏等华东各省市以及天津、辽宁等省市表示2008年的订数一定会比2007年有较大幅度增加,有的学会甚至表示杂志订数要翻番;宁波在原订180本的基础上,再增加100本。

(三)3本书的编写

1.《财经法规财会制度选编》

近两年来,随着新会计准则、新财务通则和新税法的出台,与之相适应的各项指导意见和通知陆续下发。为使企业更好地贯彻这些新制度、新法规,方便财会人员查找和学习。2007年,我会受部财务司委托,按期出版了两册(2006年下册和2007年上册)《财经法规财会制度选编》,共纳入400余个重要的财经法规和财会制度文件。

《财经法规财会制度选编》作为学会出版的传统书目,发行量一度受到网络媒体的冲击。为转变这一状况,学会按照市场细分的理念,针对习惯纸质媒体的读者需求,改进装祯版式;各省市学会积极加强各方面联系、推介,发掘习惯纸质媒体的读者群,夯实发行渠道。目前这两册书的征订情况良好。

2.《企业风险管理》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企业要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国内市场和复杂多变的国际市场上取胜并保持长盛不衰,就需要特别加强风险意识,建立完善企业风险管理体系。本着为企业加强风险管理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借鉴的目的,出版了《企业风险管理》一书。

该书内容丰富,案例详尽,既阐述了风险管理的基本理论,也提供了防范和应对各项业务风险的具体措施;既纳入了生动的风险案例,也包含了重要风险管理文件。适合企业管理层、财会人员和业务人员阅读和学习;也可以作为各省区市商务主管部门、外经贸会计学会进行企业风险管理培训的参考教材。

3.《反倾销会计实务》

为更好的帮助企业应对反倾销诉讼,2007年学会组织了几位反倾销专家编写了该书。目前该书的初稿已经编写完毕,正在抓紧时间总撰编审。

(四)培训工作

1.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培训

2007年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培训共举办了26期培训班,学员共计3 162人,占国务院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和中央企业财会人员应培训总数的10%,取得一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2.反倾销会计培训班

根据部财务司《关于举办2007年“全国反倾销会计人才培训班”》的批示精神,学会承办了全国反倾销会计工作培训的任务。2007年在长沙、郑州举办了两期培训班,共培训学员216人。总体看,2007年反倾销培训工作有以下几个特点:

(1)各地商务主管部门、会计学会高度重视:不仅积极组织落实,宣传、推动培训的开展;还亲自参加培训,既带动了其他学员学习的积极性,又为日后组织反倾销应诉工作做了思想认识和知识技能准备。

(2)培训重点向中西部地区倾斜:85%~95%学员来自湖南、河南本省及其他中西部地区省市。

(3)学员普遍反映良好,认为本次培训内容实际、深入,受益匪浅,不仅消除了对贸易争端的惧怕心理,而且掌握了基本的应诉程序和自我保护措施。

3.联办新会计准则培训班

2007年,我会与各省市学会合作,分别在海口、大连、成都成功举办了3期新会计准则培训班,共有272人参加培训。培训班特邀了部财务司领导和资深专家分别就当前外经贸政策和新会计准则做了详细讲解,受到学员好评。联合办班的模式,发挥了“总会”和省市学会各自优势,将师资、生源、协调组织等各种资源整合在一起,实现了双赢、双发展。

(五)召开财会处长、审计处长联席会

为使商务系统企事业单位财务、审计部门负责人和财会人员及时了解、掌握国家政策调整变化情况,开展相互间学习、交流活动,2007年6月22日至26日我会与部财务司在贵阳市联合召开了“2007年度全国商务系统企、事业单位财务处长联席会”。90多人参加会议。财政部会计司制度处负责同志讲解了“新企业会计准则在上市公司实施后反映的新情况、新问题;财政部专家工作组的处理意见;新财务报表的格式及其影响等。”商务部财务司综合处负责同志介绍了“对外经贸形势;进出口税收政策变化;出口退税和人民币汇率调整对企业的影响及应对措施等。”上海兰生集团等单位进行了经验交流。

2007年9月18日至20日,我会与部财务司在西宁市联合召开了“2007年全国商务系统企、事业单位审计处长联席会”。70多人参加。财务司审计处负责人向大家介绍了商务部开展内部审计工作情况,反映出的问题和下一步工作要求。中天恒会计师事务所李三喜总经理讲解“如何构建中国式内部控制”和“中国企、事业单位全面风险管理的相关问题。”中国中化集团等单位进行了开展内部审计工作的经验交流。

(六)杂志创刊20周年庆祝活动

2007年是《国际商务财会》创刊20周年。5月,学会在武汉召开了杂志创刊20周年庆祝会暨杂志编委通联员会议。庆祝会得到了商务部领导和湖北省商务厅的重视,原外经贸部刘山在副部长、商务部傅自应部长助理、李荣灿司长到会祝贺并讲话。会上还对杂志创刊20周年征文的获奖作者以及对杂志创办和发展有贡献人员进行了表彰。

(七)编发简报

为及时反映各级省市学会的工作动态,相互交流、学习,促进工作,学会加强了简报的资料收集、整理、编写工作。全年编发25期,比去年增加9期。

(八)加强学会组织建设,发展新会员

为加强总会与省市外经贸会计学会的联系与合作,为更多的外经贸企业和财会人员服务,省市学会经过协商,同意已加入省市外经贸会计学会的会员单位,加入中国对外经贸会计学会,目前已有26家省市属企业加入总会。

(九)网站

在部信息化司的支持下,学会新版网站于2007年10月10日开通,运行良好,月平均点击量占“协会学会类”前3名。

二、2008年工作思路

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也是商务财会改革30周年。30年来商务财会在财税体制、财会制度以及调控机制上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学会也将围绕“商务财会改革发展30年”为主题开展工作。

(一)举办主题论坛或研讨会

主题论坛或研讨会将以“商务财会改革发展30年”为主题,具体组织方式将根据论坛或研讨会的内容、规模来确定。在此,希望各位理事多提意见和建议。

(二)编好2本书

1.修订《外经贸财会基础手册》

随着新会计准则、新财务通则在企业的推广实施,新税法的出台,企业迫切需要有一本既反映外经贸行业特点,又紧跟各项财税政策的业务指导用书。2008年将进行《外经贸财会基础手册》的修订工作。《基础手册》修订将注重知识性、实用性、可操作性。不仅可以指导财会人员做好本职工作,还可以作为中小企业财会人员培训教材。该书作为外经贸财会领域的传统书目,伴随着外经贸财会领域的几次改革,因此也将作为“商务财会改革发展30年”的工作之一。

2.继续编好《财经法规财会制度选编》2007年下册和2008年上册。

(三)加强理论研究与论文评选工作

1.重点做好课题研究

为提高理论研究的主动性和指导性,在鼓励财会人员对广泛开展理论研究活动的同时,学会将征求各位理事和各省市外经贸会计学会的意见,选择几个重点研究领域作为专题研究课题。课题将以商务财会改革发展30年以及当前商务财务工作的热点、难点为主题,以提高理论研究对实践的指导性。

2.设置论文评选工作组织奖

坚持各级商务主管部门和会计学会联合开展商务财会理论研究和论文评选机制。为加强论文评选组织工作,明年将增设论文评选组织奖。表彰5~10名组织工作做得好的省市商务主管部门财会处、省市外经贸会计学会。组织奖的条件有:重视理论研究工作,健全组织协调机构,配备专人负责;参加理论研究工作的商务主管部门和企业的人数较多,撰写的论文较多、质量较高;做好大区组理论研讨和论文评选组织工作并富有成效;积极参加全国商务财会理论研讨和论文评选活动等。

(四)培训

1.继续申请反倾销会计培训立项

鉴于目前沿海省市中小企业、民营企业集中,需要增强反倾销意识,提高反倾销应诉及自我保护能力,2008年将继续申请反倾销会计培训立项,培训对象将向江、浙、沪地区的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倾斜。

2.酝酿组织企业境外考察

为帮助企业更好地“走出去”、扩大对外交流,明年学会将酝酿组织企业境外考察。考察的主要内容为企业会计制度,考察国别(地区)拟定在台湾省、日本或韩国。根据实际预报名的人数和考察意向,确定考察的时间和具体安排。

(五)办好杂志正刊、增刊与网站

为更好的满足读者需求,增加信息量、增强实用性,2008年杂志正刊页码从64页增加到80页,增设企业理财、个人理财副刊,同时为配合“商务财会改革发展30年”活动,增设“商务财会改革发展30年”栏目;办好两本增刊,帮助财会人员、评定职称、提升自我,为财会理论研究交流提供平台;维护好网站,增加信息量,提高信息效率,为省市学会及时获取信息、交流情况提供平台。

(六)开好财会/审计处长联席会

为搭建商务系统财会/审计处长交流平台,2008年我会将继续和部财务司联合召开商务系统财会/审计处长两个联席会。

(七)编发好学会简报

由于部分省市学会网络条件的限制,学会纸质简报仍是学会之间获取信息与交流情况的主要渠道,2008年将继续做好学会简报编发工作,及时将各省市学会工作情况进行交流。

行为财务学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财务治理 财务治理效率

一、引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司治理一直是国内外理论界研究的热点课题。受此影响,我国部分财务学者借鉴公司治理理论研究成果,提出了财务治理理论,希望从财务方面为解决公司治理问题提供参考。实践中,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问题常常交织在一起,为解决某单方面问题而采取的措施很难取得理想的效果,只有综合研究并提出全面解决方案,才能切实解决实践中出现的复杂问题。财务治理是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交叉渗透的产物,肩负着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赋予的双重使命,财务治理理论的提出和不断完善,正是适应了这一方面理论与实践发展的现实要求,迅速成为财务理论研究的新兴领域。财务治理理论研究是由西方财务理论界开始初步探索,并在国内财务届得以明确提出并有所发展。财务治理两大理论基础是公司财务理论和公司治理理论,西方理论界起初对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理论的研究是各自独立进行的。西方财务界对公司财务理论研究较早,其理财思想可追溯到15、16世纪时期。一般认为,以1900年法国学者贝奇里耶发表的博士论文《投机理论》为标志,西方财务学开始以其独特的研究核心和方法从经济学中独立出来。现代西方财务理论发展,是以马科维兹(Markwitz)的投资组合理论(1952)、莫迪格利尼(Modigliani)和米勒(Miller)的资本结构理论(1958)为基础发展而来的。两大理论加之以后发展起来的资本资产定价理论、资本市场有效理论、期权定价理论等,共同构成了现代西方财务的理论基石。公司治理问题的提出是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而正式展开公司治理理论研究,可以追溯到1932年美国学者伯利(Berle)和米恩斯(Means)发表的经典论文《现代公司和私有产权》。经过60年代前后鲍莫尔(Baumol)、马瑞斯(Marris)等人的进一步发展,公司治理理论已经成为当今西方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成果十分丰富。特别是近些年企业理论的发展、成熟,深化了公司治理理论研究,为其进一步深入拓展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学基础。随着财务理论、公司治理理论的发展,为解决日趋复杂的公司财务与治理问题,仅仅从各自学科出发,独立研究财务或治理问题已经不能满足学科发展和经济实践的需要了。理论研究需要拓展视野,进行交叉性学科研究。由此,西方理论界便产生了对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融合研究。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综合研究成果有:1976年,詹森(Jensen)和梅克林(Meckling)开创了资本结构的契约理论,从公司治理角度,建立了强调资本结构与经营者行为之间关系的成本模型,得出了当股权边际成本等于边际债务成本时,公司资本结构最优的研究成果。由此,开始了西方理论界有关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理论融合性、开拓性研究――财务资本结构问题的研究。此后,罗斯(Ross)的信号传递模型、格罗斯曼(Grossman)和哈特(Hart)的担保模型、阿洪(Aghion)和博尔顿(Bolton)的控制模型等具有广泛影响的资本结构理论的建立和完善,极大丰富了财务资本结构理论的研究,对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理论发展意义重大。1988年,美国《财务杂志》(The Journal of Finance)第七期发表了威廉姆森(Williamson)的《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Corporate Finance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一文,该文明确指出:应综合考察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问题,如负债与股权融资,不仅仅是可相互替代的融资工具,更是可相互替代的治理结构。文章在比较了“交易费用经济学”分析方法与“理论”分析方法基础上,阐释了公司融资方式选择受交易费用因素影响,主要取决于资产的特性。此外,该文还就其他一些相关治理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为进一步综合研究公司财务与治理问题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1991年12月,世界第一部公司治理原则文献――卡德伯瑞(Cadbury)报告在英国产生。该报告由英国财务报告委员会、伦敦证券交易所等机构合作成立的公司治理委员会起草并。报告的题目是《公司治理的财务方面》(The Finance Aspect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着重突出了公司治理中财务的重要性。报告注重了董事会的控制与报告职能以及审计人员的角色,尤其注重公司内部财务控制和风险管理问题,对公司财务治理理论建立与发展,影响深远。

二、财务治理理论综述

(一)财务治理(结构)内涵 西方对财务治理问题的研究是伴随着信息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激励机制设计理论等微观经济学的新进展而产生的,彰显了基于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关联性基础上的融合交叉研究趋势,产生了以信息不对称理论为中心的新资本结构理论(即资本结构成本学说、资本结构财务契约论、资本结构信号模型、资本结构新优序融资理论)和以控制权理论为中心的后资本结构理论(即资本结构控制权理论)两大主要理论成果。西方理论界对公司财务和公司治理研究已具有融合研究的趋势,并有所发展,产生了财务治理理论的萌芽,其研究成果必将对财务治理理论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文献检索显示,尽管西方学者意识到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具有内在关联性和依存性,但并未展开深入研究,未能正式提出财务治理范畴,未能构建出完整的财务治理理论体系,更没有深入研究财务治理的根本目标――财务治理效率问题,因而其理论探索尚处于“萌芽阶段”。关于财务治理的内涵,国内不同的学者从不同视角进行了界定。伍中信教授秉持财权配置论,认为财务治理结构是以财权为基本纽带,逐步确立出资人、董事会、经理人和企业财务人员财权流动和分割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分别体现各主体在财权上相互约束、相互制衡的关系(伍中信,2001)。衣龙新(2005)博士也是财权配置论的拓展者,认为财务治理是指基于财务资本结构等制度安排,对企业财权进行合理配置,在强调以股东为主导的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前提下,形成有效的财务激励约束等机制,实现公司财务决策科学化等一系列制度、机制、行为的安排、设计和规范。宋献中教授(2000)从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关系进行界定,认为财务治理结构是一组规范所有者、经营者的财务权力、财务责任和财务利益的制度安排。林钟高教授和冯巧根教授则从“财务契约安排”的角度进行了定义。财务治理作为一种规范、完善企业财务制度的创新组织和契约机制,它通过一定的财务治理结构、机制和行为手段,合理配置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以形成科学的财务约束机制和相互制衡机制,目的是协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和权责关系,促使他们长期合作,以保证企业财务决策的科学性和效率性(林钟高等,2005)。财务治理结构是通过一定的财务治理手段,合理配置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以形成科学的自我约束机制和相互制衡机制,目的是协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和权责关系,促使他们长期合作,以保证企业决策效率的一种契约制度(冯巧根,2000)。从财务治理与公司治理关系视角进行考察,财务治理结构是公司治理结构的子系统,从属并取决于公司治理结构的根本性质,是公司财务决策权、财务执行权和财务监督权的划分与配置;公司重大财务事项的决策权必须赋予董事会,一般财务事项由经理人员斟酌决定,财务经理和财务职能部门拥有财务执行权,财务监督权则赋予监事会(黄菊波等,2003)。公司财务治理权是公司法人财产权的核心,法人财产权的主要内容就是法人财务治理权(包括财务决策权、财务执行权和财务监控权)。财务治理结构是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重要部分,财务治理权配置是财务管理体制和财务运行机制的核心内容,配置合理与否是影响财务资源配置效率的关键性因素(李心合,2001)。从利益相关者角度看,公司财务治理“是指通过财权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不同配置,从而调整利益相关者在财务体制中的地位作用,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的一系列动态制度安排”(杨淑娥,2002)。以上各位专家的论述,笔者发现对财务治理概念的界定仍然比较混乱和模糊。我们认为,“财务治理”是在股东主导的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基础上,通过财权合理配置和财务冲突协调,形成财务治理结构、财务治理机制与财务治理环境良性互动,实现财务决策科学化和财务治理效率最大化的制度安排。

(二)财务治理主体杨淑娥(2002)将财务治理主体分为两类:(1)依赖公司内部财务治理保障其利益的主体。主要包括大股东、董事会和经理层,一般掌握着公司控制权,在财务治理中处于相对主动地位。(2)依赖公司外部财务治理保障其利益的主体。主要包括小股东、政府、债权人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其利益易受侵害,居于相对被动地位。衣龙新(2005)认为,财务治理主体是有能力、有资格、有意愿参与公司财务活动,并在公司治理中占有一定地位的内部权利机构、个体与法人,主要包括: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和债权人。油晓峰(2005)则认为财务治理主体主要是股东、经营管理者和债权人三个主体。本文认为,公司是物质资本所有者(股东和债权人)、人力资本所有者(经营者和雇员)和社会资本所有者(顾客、供应商、政府、社区)(以下简称“利益相关者”)缔约形成的合作收益大于合作成本的产权契约联结体。公司财务治理主体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角度来理解。狭义上的财务治理主体是有资格有能力对财权合理配置和财务冲突协调、财务决策科学化和财务治理效率最大化具有重要影响的机构、法人和个体,主要包括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股东、债权人、雇员。广义的财务治理主体除狭义的财务治理主体之外,还包括顾客、供应商、政府和社区等社会资本提供者。

(三)财务治理客体 财务理论界对财务治理客体的研究并不多,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财务治理的客体是(财)权,即特指财务治理范畴的财之权,因为财务治理主要就是对财权的配置(伍中信,2007)。财务活动的客体可以归结为“本金”,它贯穿财务活动始终,是财务主体共同作用的目标,财务主体都关注和追求本金的增值。财务治理活动作为财务活动的组成部分,其客体也应该是“本金”,只不过与作为财务管理对象的“本金”所处领域不同罢了。而从财务关系角度,财务治理的客体又具体表现为本金运动所形成的特定“财务权利”关系(当然,这部分财务权利并不是一般意义的财权,而是特指财务治理范畴内的财权),对财权的配置贯穿治理活动始终。因此,财务治理客体就相应具有了两种表现形式,治理框架下具体体现的是“财权”,财务范畴之内总体体现为“本金”(衣龙新,2005)。财务冲突是财务治理研究的起点,也是财务治理的客体。财务冲突是指企业中各利益相关者之间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产生的财务矛盾或冲突,具体包括两类:一是股东与经营管理者之间的财务冲突,二是债权人与股东之间的财务冲突。从国外的研究来看,财务冲突来源于财务不合作的倾向性,而财务不合作的倾向性主要是由于企业财务信息不对称以及利益相关者在财务契约中对现金流量要求权的本质差异造成的。而这种财务不合作的倾向性转变为现实的财务冲突则主要是因为财务治理机制不健全(油晓峰,2005)。财务治理客体,也即财务治理的对象,取决于财务治理的属性。财务治理的核心在于明确出资人、董事会、经理人和企业财务人员在财权流动和分割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而财权体现为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的对称分布,在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合理分配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已成为财务治理的现实内容。因此,如何在各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的合理分配是财务治理的客体,具体表现为筹资、投资、资本运营、收益及其分配等财务活动及其所形成的各种财务关系(张敦力,2002)。我们认为,财务治理的客体也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来理解。广义的财务治理客体是指“财权”,狭义的财务治理客体特指“财权”中的“权力”。虽然“财权”包括通用财权和剩余财权两个方面,“权力”也包括通用财权中的“权力”和剩余财权中的“权力”,但广义财务治理客体的核心是指剩余财权,狭义财务治理客体的核心则是指剩余财权中的“权力”。

(四)财务治理目标 财务治理的目标是实现公司内部和外部利益相关者的信息对称和利益均衡(姚晓民,2003)。也有学者认为,财务治理的目标是协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责利关系,合理分配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以促使利益相关者利益的最大化,为顺利实现企业目标提供基础(李秉祥,2003)。从公司财务角度来看,财务治理目标直接体现为本金(资本)增值的满意化;从公司治理角度看,财务治理目标主要体现为优化财务资源配置、促进科学财务决策。因此,财务治理目标是形成科学合理的财务治理体制、制度和行为规范。这些治理体制、制度和行为规范是对财务治理主体的直接约束,是财务治理体系要取得良好运作成果、财务科学决策及本金有效增值的根本保证(衣龙新,2005)。财务治理的目标是协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财务冲突,以促进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为顺利实现企业目标提供基础。这个目标基本上分为两个部分,其一是具体目标,即协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财务关系;其二是战略目标,即促使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油晓峰,2005)。财务治理的目标是协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责、利关系,合理分配财权,尤其是剩余财权(剩余财务控制权与剩余财务索取权),以促使企业价值最大化和企业决策科学化,为顺利实现企业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伍中信,2007)。既然财务治理在公司治理和公司财务中扮演着“双肩挑”的重要角色,那么财务治理目标必须在综合考虑公司治理目标和公司财务目标的基础上进行界定。因此,我们认为,财务治理的根本目标就是实现财务治理效率最大化。

(五)财务治理机制 张兆国教授等(2004)认为,在利益相关者合作逻辑下,要使各利益相关者的财务收益权和财务控制权都能实现,就必须建立一套共同治理和相机治理相结合的企业财务治理机制。企业财务的共同治理机制就是建立一套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各利益相关者都有平等机会分享企业财权,即通过分享企业财务收益权来实现其产权收益;通过分享企业财务控制权来相互制衡,以保护其权益免遭他人侵害,从而达到长期合作的目的。企业财务的相机治理机制是指在企业经营出现危机时,通过建立一套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受损失的利益相关者能够取得企业的财务控制权,以改变既定的利益分配格局。杨淑娥教授等(2005)认为相机治理机制的依据是关注企业所有权的或有特征(state-contingent),主要是通过对剩余控制权的争夺来改变既定利益格局的,各利益主体可通过相机治理机制,确保财权在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配置能发挥衡量监督和激励是否相容、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是否匹配,从而利用财权配置达到相关利益者价值最大化的目标。衣龙新博士(2005)认为,财务治理机制是在企业财权配置的基本框架下,基于财务治理结构安排和一定制度设计,能够自动对企业财务治理活动进行调节和规范的一种机制。财务治理机制包括财务决策机制、财务激励机制、财务约束机制三个方面,这三大机制与财务基础机制的财务主体机制、财务动力机制和财务制衡机制保持着内在的一致性。林钟高教授(2005)认为财务治理机制主要解决财务基本机制、财务激励约束机制以及财务相机治理机制等问题。张敦力博士(2002)探讨了委托结构中的激励机制(薪金激励机制、职位消费激励机制、期权激励机制和声誉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内部约束机制和外部约束机制)。

(六)财务治理(结构)体系 林钟高教授(2005)和衣龙新博士(2005)均认为,财务治理体系包括治理结构、治理机制与治理行为三个部分,但在对各构成要素的具体内容上存在分歧。林钟高教授等认为,治理结构主要解决财务资本结构安排、财务组织结构安排、财务运营模式安排以及财务机构岗位安排等;治理机制主要解决财务基本机制、财务激励约束机制以及财务相机治理机制等问题;治理行为则主要解决财务政策选择、财务战略规划以及财务行为规范化问题。衣龙新博士则认为,财务治理结构由财务资本结构安排、财务组织结构安排和财务运营模式安排构成;财务治理机制由财务决策机制、财务激励机制和财务约束机制构成;财务行为规范由财务决策行为规范、财务监控行为规范和财务分配行为规范构成。油晓峰博士(2005)提出的财务治理理论框架包括财务治理主体、财务治理客体、财务治理假设和财务治理模式等构成要素。伍中信教授(2007)认为,财务治理结构体系包括治理主体、治理客体、治理中心、治理模式和治理目标等基本要素。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个以财权配置为核心,以融资结构为基础,以财务激励与约束机制为内核的财务治理结构的研究体系,并认为财务治理权具有财务决策、控制和监督三个权能。财务治理权是财权范畴中的核心,其对财权配置的作用和影响主要是通过财务决策权来实现的,因此财务决策权就成为财务治理权、财权配置乃至企业财务治理结构的核心。

(七)财务治理效率 财务治理效率是财务治理的根本目标,没有对效率的深入考量,就不可能有财务治理理论的真正成熟。关于财务治理效率的研究,国内研究的不多,其代表如下:姚晓民和熊瑞芬直接触及了“财务治理效率”这一研究主题,但其研究还有待完善。姚晓民等(2003)认为,公司各种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财务信息不对称引起包括内部利益相关者和外部利益相关者之间以及内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矛盾,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司财务治理效率。其中,前者是主要矛盾。而公司财务治理的根本目标是提高公司治理效率,实现公司内部和外部利益相关者的信息对称和利益制衡,因此,外部相关者(尤其是债权人)利益的保护成为提高公司财务治理效率的关键。可见,这种论述混淆了财务治理目标与公司治理目标,也没有抓住财务治理效率的本质。熊瑞芬(2004)则从独立审计的角度触及了财务治理效率问题,但并未论及问题的实质。认为要提高上市公司财务治理效率,就必须改变上市公司的融资结构,控制信息不对称对各方利益的影响,充分发挥独立审计在财务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三、总结

国内财务治理研究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明确提出并剖析了财权、财权配置、财务治理、财务治理结构等概念;初步提出了财务治理(结构)理论体系。但是国内理论界对财务治理内涵、财务治理体系等基本问题尚未达成共识;未能系统地阐述财务治理的理论基础;研究财务治理效率、财务治理评价等深层次问题的理论成果十分少见。通过文献综述并结合我们的理解,可以发现,财务治理产生的原因是公司财权契约不完备和问题的存在;财务治理的本质是剩余财权配置(剩余财务索取权与剩余财务控制权配置);财务治理体系由财务治理环境、财务治理结构、财务治理机制和财务治理效率组成;财务治理效率则是财务治理的根本目标。

参考文献:

[1]钱颖一:《企业的治理结构改革和融资结构改革》,《经济研究》1995年第1期。

[2]张维迎:《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孙永祥:《公司治理结构:理论与实证分析》,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4]衣龙新:《公司财务治理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5]林钟高、王锴、章铁生:《财务治理:结构、机制与行为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05年版。

[6]黄菊波、杨小舟:《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与财务治理相关问题的研究》,《财政研究》2003年第2期。

[7]杨淑娥、金帆:《关于公司财务治理问题的思考》,《会计研究》2002年第12期。

[8]油晓峰:《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治理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9]伍中信:《现代企业财务治理结构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10]Shleifer A,Vishiny R.A Survey of Corporate Governance,Journal of Finance,1997.

行为财务学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理性财务范式 新制度主义 财务学

一、财务学的理性选择范式及其理论与现实缺失

财务学的研究范式是承袭主流经济学的“理性选择范式”。该范式是从亚当。斯密著作中的一个基本假设——“经济人假设”继承而来,同时承接了马克斯。韦伯的“工具理性”概念。理性财务范式的基本范式构件包括:(1)把理性的个体作为财务研究与分析的基本单位和根本出发点。所谓理性,在财务学上是指理财者有判断选择所从事行为的财务成本与收益的能力;(2)理性个体的财务选择和财务行为动机是实现收益最大化,表现为利润最大化、股东财富最大化或企业价值最大化等;(3)财务的制度因素和文化因素是既定的,是解释财务行为的外生变量,对所有企业的影响是均质的,因此不是财务行为范式解释中的自变量;(4)由于把企业及其利益相关者集团界定为自我利益的最大化者,所以对整个企业财务状态的基本判断是冲突的。这些基本的范式构件使理性选择范式具有了自己鲜明的特点和解释优势。表现在:理性范式在确立财务基本假设时采用了“剃头式”的做法,把“多余”的问题全部去除,使假设简单明了,从而保证了整个范式解释的清晰和系统,避免了通常因为过大的理论雄心而希望面面俱到所导致的理论的内在矛盾。同时,由于理性范式在基本假设上肯定了既有的制度,突出了个体利益本位,实际上认同甚至维护了西方社会所倡导的价值观,因此长期占据西方财务学的主流地位。

理性选择范式虽有解释上的一定优势,但也存在难以克服的缺陷。反映在财务学理论体系上主要有如下方面:第一,由于认同了既有的制度,没有把制度纳入财务行为的解释框架,因而对制度与财务行为之间的内在联系缺乏深入地分析,无法为财务制度的改革和创新提出见解,使理论的构建趋于保守。如同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在批判主流经济学时所指出的那样,检查一下学术杂志和著作,我们可以看到连篇累牍的复杂的形式推理与经济计量技术,完全将人、制度、文化等社会基本要素游离于财务学之外,财务学因此而变成“没有血液循环的躯体”;第二,由于工具理性发达以及过分关注财务的“操作性”技术方法,企业的财务效率大大提高,但同时也导致了对非正式制度(如文化)安排在企业财务中作用的轻视,并使人类的一些基本价值准则遭到蹂躏;第三,以经济人假设为理论前提,必然形成对财务经济性效率和经济性规则的过分关注以及对财务的社会属性的轻视。由于正统财务学强调理财者的“利己主义”和“机会主义”倾向,因此,尽管日益受到重视的经济伦理学将这种“自利性假设”称为经济学的“无伦理”现象,并批判性地指出这种极其狭隘的自利行为假设阻碍了对一些富有意义的经济关系的关注,也尽管涉及“人性”的理论在社会学、伦理学和管理学等学科中已有较大的发展,但在财务学领域,至今仍看不到任何“社会人”的影子,有关社会的公共性利益、社会的规则和制度至今没有被引入财务学的分析框架;第四,理性选择范式具有盲目地把西方文化和理财价值观推向普遍主义的危险和倾向,忽视甚至无视其他文明和文化的存在,因而在分析非西方背景下的财务选择行为时难以深入。这大概就是近年来我国财务学理论研究中“西化”倾向较为严重、缺乏体现本国制度和文化特色的财务学研究的方法论根源。从实践看,理性选择的财务范式还导茁财务价值导向偏颇和财务制度设计失效,进而使财务实践偏离“情、理、法”。就中国企业的财务实践看,主要表现为:对账面利润的过分追求,结果导致对企业财务行为的社会后果的轻视,生态破坏和环境损失严重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缺乏主流价值观的文化背景下过分追逐财务的收益性或盈利性,导致企业理财中大量“败德行为”发生,诚信危机、信任危机、信用危机,说明了单纯强调“工具理性”的负面效应,同时也说明了确立“以德理财”、“以义理财”和“以信理财”等“非理性化”财务理念的现实意义。可以说,财务学的理论与现实缺失是正统财务学强调“工具理性”逻辑并采用“个体主义方法论”的必然结果。因此,要从根本上克服正统财务学的理论与实践缺失,必须对理性选择的财务范式进行彻底革命。

财务学所遵循的理性选择范式,实际上早就受到包括经济学在内的所有社会科学的批判。早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美国经济学家凯里就指出,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提供给我们的“经济人”假说,讨论的是人性的最低级的本能,是一种纯粹的“野兽哲学”,认为斯密的经济人是“经济的利己主义者”,是惟利是图的“抽象的人”、“虚假的人”(王可敏,2000)。制度主义经济学对经济人假设的批判更为猛烈,认为它是超越一切社会环境和历史时间概念的、非伦理、抽象化的人性观,是导致“金钱社会”的根源。按照制度主义经济学的观点,我们所研究的对象,不是一些简单的个体,而是一些在社会秩序中占有一席之地的社会个体。为了了解这种个体,我们必须把它放在群体环境中加以研究。因此,制度主义经济学十分强调在广泛的制度和文化等社会环境中来考察人的行为(G.M.霍奇逊,1993)。对理性选择范式的批判导致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出现“科学总估价的转变”(1),同时引起了社会科学工作者对人、制度和文化的高度重视的倾向,这种倾向后来被统称为“新制度主义”。新制度主义在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体现。按照詹姆斯。马奇(JamesgG.March)的看法,新制度主义包括三种,即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和新制度主义社会学。毫尔(PeteraA.Hall)则把新制度主义分为另三种,即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的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有四个突出的特点:(1)倾向于在相对广义上理解制度与个人行为间的关系;(2)强调与制度的运行和发展相联系的权力的非对称性;(3)强调“路径依赖性”的制度发展观;(4)特别关心将制度分析和观念等因素结合在一起的分析方法。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实际上是理性选择范式向制度方面调整的结果,它继承了理性选择范式中关于个人行为的基本假设,同时又较为充分地考虑到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对个人行为的约束。社会学上的制度主义发挥了自己的学科优势,在界定制度上采取了更为宽泛的态度,试图把文化涵盖进制度的框架中。这个界定打破了制度与文化在概念上的隔离,使文化更加具体化,更容易在分析中加以把握,同时也强化了该范式在宏观层次上的解释力(李惠斌、杨雪冬,2000)。

因此,可以说,财务学的研究正经受着一种奇特的精神困惑,这就是“理性主义的财务行为观”,这是导致财务学理论逻辑缺欠和现实缺失的极为重要的方法论根源。如同在社会科学里出现的变革情形,财务学的进一步发展也必须寻求财务学与制度主义的有效结合。

二、财务学与新制度主义理论耦合的可能性分析

1.企业财务行为的社会性与嵌入于社会结构之中的企业财务行为。斯维德伯格和格兰诺维特(R.Swedberg and M.Granovetter)曾就经济行为的性质及其与社会结构的关系提出了三个基本命题:第一,经济行动是社会行动的一种特定类型;第二,经济行动具有社会性的定位;第三,经济制度是一种社会性的建构(2)。这三个基本命题,实际上也是企业财务行为的基本命题。尽管正统的财务学继承主流经济学的逻辑传统,将企业财务行为视为一种有目的性的纯经济行为,但事实上,企业财务行为的社会属性是客观存在的。企业是社会结构体系的一个基础性环节,其决策与行动必然地给社会带来一定的经济的和非经济的、消极的或积极的后果,企业因此也就成为了一个“社会经济机构”,尤其是处在高度社会化市场经济中的现代企业。这里的“决策与行动”,自然包括财务的决策与行动。就是说,企业的财务决策与行为必然地会形成一定的社会影响,自然也受到社会的种种约束与限制。即使把财务行为视为一种理性的行为,但正如韦伯所分析指出的,任何理性行动都受到社会的影响,因为它必须考虑到他人的相应行动并作出调整。其次,企业财务行为均是有主体的行为,也就是由人来进行的行为。作为从事财务活动的人,首先就是“社会人”,因而其行动也首先就是一种社会行动,限定于特定的社会情境之中。第一,财务行为受到理财者的社会价值观的指引和约束。可以说,任何财务行为都是基于某种道德判断之上的,这种判断影响着理财人对财务行为目标和手段的选择与使用,中国历史上“儒商”(3)的理财行为就是较好的说明;第二,理财者在对物质利益追求的同时,往往还夹杂着对他人的赞同、个人地位及权力的渴望,这些都与其他社会成员有关。完全不受限制的纯以个人为中心的最大化行为是不现实的;第三,即使是不受限制地对物质利益或经济利益的追求,也必然受到建筑在社会互动之上的互惠性期望的限定。因此,企业财务行为实际上是“嵌入”于社会结构之中的。“嵌入”(embeddedness)是社会学广泛使用的概念,意指各类经济行为都受到其所处的社会结构的限定,这种社会结构决定着它们的形式与结果。社会学中的“嵌入性理论”给财务学研究的重要启示就是,财务学应当象经济社会学和制度经济学那样,把“制度”纳入企业财务行为分析的框架。

2.财务的基本职能与财务效率的制度性影响。笔者认为,财务的基本职能是有效培育和配置财务资源。在财务职能的实现过程中,效率总是被优先考虑的因素。财务效率取决于多种因素。从系统论的角度看,主要包括:(1)理财者的素质,特别是掌握财务决策控制权的经营者的能力与责任心。(2)环境。在不同的环境中,财务效率也是有差别的。通常的情况是,经济繁荣时期的财务风险小于经济萧条时期,而过剩经济条件下的财务风险又大于短缺经济。(3)技术和方法。一般情况下,采用科学的决策技术在效率上总是优于“拍脑袋决策”,科学的管理效率总是优于经验管理,尽管经验管理经常地被人采用。(4)信息。信息越充分可靠,财务的效率也就越高。(5)制度。包括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财务效率的影响因素是随着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而不断变化的。比如科学技术,在马克思时代是重要的效率因素,到邓小平所处的时代就上升为“第一生产力”。制度也是一样。尽管制度与管理、分工、协作、科技等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添加的要素,但是,正像其他领域通行“后来居上”和“软件能高于硬件”的原则一样,从效能的角度衡量,在财务活动中制度的地位和作用并不能低估。谭忠真、邹东涛(1999)曾将制度解释为“更是第一生产力”,并认为制度生产力包括制度的整合力、制度的激励力、制度的规范力、制度的开发力、制度的协同力和制度的更新力六个方面。

本文的看法是,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影响财务效率的各种因素中,关键是制度因素。具体地说:(1)制度是充分发挥理财者创造潜能和积极性的“启动器”。科斯在考察制度的作用时曾提出,实际的人是在“现实制度所赋予的制约条件中活动的”(4),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在1841年对西方国家经济史的对比考察后指出:“个人的生产力大部分是从他们所处的社会制度环境中得来的”(5)。制度所制约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制度所提供的社会条件制约着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因此,没有有效的制度,经营者的理财积极性的创造性不可能会充分发挥出来,财务效率也就不可能会高。(2)制度创新是财务技术和方法创新的“孵化器”。诺思在分析制度的作用时曾提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增长的关键因素。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就在于发展了一种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有效率的经济组织需要建立制度化的设施,并确立财产所有权”(6)。从财务上说,没有一种在制度创新基础上形成的组织上的有效创新,现代的财务管理技术和方法是难以在实践中有效利用的,这是国有企业财务管理中习惯于传统的经验式管理的重要原因。(3)制度是信息充分可靠的“保护神”。没有良好的制度体系,财务资源配置中所依赖的信息的充分性和可靠性是根本无法保证的,曾“一石击起千层浪”的“郑百文”等就是典型的例证。(4)制度架构是制约资本生产力“水流”大小的“管道”和“阀门”。现实中,资本或财务资源是一种能量系统,制度则是一种控制系统,控制系统制约着能量系统的开发。控制系统通过制度规则创新、管理体制创新、产权法则创新、激发社会创新的活力,释放能量,使资本的各种潜力得以发挥,形成现实的生产力。因此,资本就好比“水”,而制度是“阀门”,决定着“水”的流量。制度与财务效率的关系原理告诉我们,财务学的研究必须充分考虑制度对财务效率的影响,并在理论上将制度主义有机地融入财务学体系。

3.利益相关者财务网络与财务性的制度安排。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依赖于有效率的利益相关者财务支持网络,这个网络的稳定性和强度是企业财务效率的又一重要影响因素,因此财务学的研究不能忽视企业的利益相关者财务网络。企业的财务支持网络首先具有合作性的特征。利益相关者(诸如股东、债权人、经营者、员工、客户与供应商、政府和社会公众等)愿意给企业提供有形的和无形的财务支持,是因为他们相信通过财务支持的形式组成“战略联盟”能够产生“合作盈余”(企业价值大于其所有成员独立行动的收益之和的差额),并相信自己能够从合作盈余中分得比独立行动更多的收益,企业的财务活动本身就是利益相关者合作(包括有形资本合作与无形资本合作)的产物。但是,企业的财务支持网络同时又具有“冲突性”或“非均衡性”,诸如包括出资者或股东与企业及其经营者之间的财务冲突、不同股东类型(如国家股东与非国家股东、优先股东与普通股东、中方股东与外方股东等)之间的财务冲突、债权人与企业及其经营者之间的财务冲突、政府与企业及其经营者之间的财务冲突、企业与其客户之间的财务冲突、企业及其经营者与社会公众之间的财务冲突、经营者内部董事会与经理班子和董事长与总经理之间的财务冲突、企业与其内部分部之间的财务冲突、企业与其员工之间的财务冲突等。财务性的冲突既体现在财务收益的分配方面,又体现在财权安排即财权争夺方面,还体现在财务观念如目标观念和风险观念等方面。企业财务网络内部的冲突性,一方面来自企业及其利益相关者的利己心和机会主义动机;另一方面,信息的不对称性、风险偏好差别以及利益相关者在财务关系中讨价还价能力的差别等,事实上也会导致相互间的非合作倾向。按照社会学的观点,冲突具有系统破坏性和分裂性。这个观点应用在企业财务上就是,客观存在的各种类型的财务冲突是导致企业财务合作失败和企业契约分裂的重要原因,合资企业中存在的大量不稳定性和财务失败率就是典型的例证(7)。因此,企业财务冲突及其协调的问题,必然地构成财务学研究的又一重要课题。

对企业利益相关者财务持续网络及其内部冲突性的研究必然地需要深入到制度层面。这是因为:首先,冲突形成与制度相联。按照社会学的观点,社会主体间的冲突源于“交换”(包括经济交换和社会交换),而交换又起源于个体拥有资源的有限性。这里所说的有限资源,总是与个体的特定产权有关。换句话说,产权制度是形成冲突的根源。产权制度导致交换行动中利益主体间的报酬矛盾和目标不相容,进而导致“两难困境”或社会冲突。其次,冲突的程度与制度相关。在不同的制度结构中,利益相关者财务冲突的程度是存在差别的,社会信任度与企业合作强度的关系原理就是较好的例证。按照Fukuyama(1995)提出的“信任半径(radiusoftrust)理论”的见解,信任半径越大,企业财务合作与规模扩张的空间越大,冲突程度越小。格兰诺维特(1981)提出的IS—TS解释模型(8)也认为,信任与关系强度成正向关系。也就是说,社会信任度越高,社会网络内部的合作强度越大,冲突程度越小。中国企业与银行、客户之间财务程度较大的事实,也能说明制度与财务冲突强度之间的内在联系。再次,冲突需要制度来整合。社会功能主义的代表帕森斯将社会整合均衡视为现代社会的中心问题,按照他的观点,由于利益或报酬冲突,适合需要整合和均衡,而社会系统实现自身的整合与均衡,需要有一系列的制度化的社会控制的机制和作用于社会秩序的文化模式。另一西方社会学家科塞曾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冲突与制度间的内在联系:冲突可能导致法律的修改和新条款的规定;新规则的应用会导致这种新规则和法的实施而产生的新的制度结构的增长;冲突还可能导致竞争对手们和整个社区对本已潜伏着的规范和规则的自觉意识。因此,冲突对制度的建立具有激发功能,冲突需要制度来化解和整合(L.A.利塞,1989)。

财务网络内部的冲突性决定了企业财务性制度安排的必然性,而财务性的制度安排过程其实就是企业财务网络内部各种相互冲突的力量互相抗衡和妥协的过程,是有关各方利益或力量均衡的结果。而企业财务网络主体的多元性特征,又决定了这种财务性制度安排是面向全部利益相关者的,是协调和均衡利益相关者财务关系的重要机制。财务性制度的主要内容和目标是通过对财务性权利和责任的明确,均衡各契约主体即利益相关者的经济利益关系,以最大限度地协调和化解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财务冲突。就企业财务网络结构而言,财务性制度安排的目标是面向企业的全部利益相关者的,而不仅仅面向股东或经营者。财务作为联结企业与其利益相关者的重要纽带和企业合约的重要组成内容,其本身的性质就是一种以法人财产权为基础的明确各利益相关者的财务权利和责任为主要内容的一种制度安排与运作。

综上所述,制度是企业财务行为的一个内生性因素,研究企业的财务问题,不仅不能回避制度,而且更应当将制度因素融入企业财务学的框架,实现制度主义与财务学的理论耦合与互动式发展。

三、财务学与新制度主义理论互动式发展的基本路径

本文把正统的财务学称之为“技术主义财务学”,是因为正统财务学所关注的主要是甚至完全是财务的操作性技术方法,诸如财务决策的技术方法、财务预算的技术方法、财务控制的技术方法和财务分析的技术方法等。技术主义财务学割裂了企业财务行为与制度结构的内在联系,导致财务学与社会学的理论隔阂。解决正统的技术主义财务学所存在的理论与现实缺失,需要通过财务学与新制度主义的理论耦合,建立起新制度主义的财务学。为此,需要在财务学理论研究中实现如下三个重大转变:

1.研究前提:从经济人假设到社会人假设。企业财务行为是由“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进行的有目的性的行为,因而其行为动机、方式和结果必然地受“人性”的影响。在人性方面,正统财务学所一贯坚持的是经济人假设和自利性假设,并认为经济人假设具有令人满意的解释和预测功能。所以如此,其认识论根源就如同汪丁丁(1998)所描述的:“当群体中多数人的行为是效率导向的时候,自利性假设,不论是工具主义的还是本体论现象学的,都足以解释众数现象。因为,‘效率’——以最小的努力达到既定的目标,是自利性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第一,能够解释众数现象的并不仅仅是效率。因为,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完全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单纯讲究效率问题势必割裂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那种认为经济学及其应用学科(包括财务学)研究效率而社会学、法学等研究公平的传统观点,是不全面甚至是完全错误的。第二,任何社会主体(包括企业组织和个人)的逐利动机,都必然受社会结构的限定,并建立在社会互惠性期望的基础上,企业组织和个人完全不能超越社会制度结构和法律设定的边界追求个人的私利。第三,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构建的财务学体系,几乎总是与社会学、经济社会学、伦理学和法学等发生对立和冲突。换句话说,财务学的人性立场与社会学的人性立场总是不连贯,财务学与社会学因此而出现彼此对立的局面。

有效解决正统财务学所面临的理论与现实困惑,客观上需要转换理财主体的人性立场,实现从经济人假设向社会人假设的重大转变。达此目的,首先要扩展企业财务的目标结构,将企业的社会性和道德性责任纳入财务行为的目标体系,同时修正企业财务的经济性目标定位。无论是将企业财务的经济性目标解释为利润最大化或股东财富最大化还是解释为企业价值最大化,客观上都只能体现企业及其股东作为经济人的利益需求,将企业及其利益相关者作为社会人看待,需要将企业行为的“社会成本”纳入目标体系,也就是把社会成本纳入企业成本计算与控制体系;其次,将生态和社会规则纳入财务运作规则体系。企业的财务决策与控制,不能只考虑经济后果或现金流量,还应当考虑财务行为的社会性影响以及社会结构对企业财务行为的限制作用;再次,要将制度作为企业财务行为的内生性因素纳入财务学的分析框架,分析制度尤其是非正式制度对企业财务行为及其后果的影响,以凸现企业财务行为中的“人文关怀”或“人文精神”。

2.研究方法:从个体分析到网络分析。正统财务学在方法论上信奉个体主义,即以企业个体作为独立的封闭式考察对象,并从企业个体的内在属性和内部驱力出发来解释企业财务行为。比如投资决策行为,就是完全从企业利润最大化的动机需求来解释。个体主义方法论给人的错觉是:似乎企业财务行为是孤立地进行的,完全不依赖于其他社会主体。而消除这种错觉的关键,就是实现财务学研究方法的重大转换。若将财务学置于社会科学系统之中考察,就会发现传统的个体主义方法论正经受网络分析法的挑战。80年代以来,西方极端个人主义文化倾向对社会共同体的内在和谐关系所造成的负面作用的日益显现以及东亚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等新的环境因素的出现,使“社会资本”(9)成为许多学科关注的热门概念和分析的重要起点,“网络分析”成为流行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该分析范式的构件包括:(1)用对行动的结构限制而不是单位内部的内部驱力来解释行为。换言之,结构性的社会关系是比系统成员的个体属性更有力的社会科学解释素材;(2)网络分析的焦点是个体之间的关系,而不是试图将个体还原为其内在属性和本质特征的范畴;(3)个体社会网的结构决定了其二人关系的作用;(4)世界是由网络而非群体构成的,因为群体有严格的界限;(5)网络方法补充和替代了个体主义方法。

将网络分析法应用于财务学的研究,要求我们把企业财务行为视为一种网络化行为,来分析企业利益相关者财务网络的内在结构与关联性质,特别是网络内部的冲突协调机制。事实上,企业总是在以市场为基础的社会网络结构中展开财务活动的,并且其网络成员就是那些向企业提供财务资本(股东与债权人)、人力资本(经营者与员工)、市场资本(客户与供应商)和社会资本(政府与公众等)的利益相关者。离开了企业的利益相关者财务网络,企业的财务行为几乎是无法进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企业财务行为就是一种网络行为而不是企业个体的内部行为。财务的网络性是企业作为“社会人”(社会的法人或社会经济机构)的重要表现。因此,实现从技术主义财务学向制度主义财务学的转变,还需要强化对企业利益相关者财务网络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课题主要有:企业财务网络的内部结构及其演进;财务网络关系的特性;财务网络内部合作性及其影响因素;财务网络内部冲突性的表现、形成机理和协调机制;社会资本与利益相关者财务冲突整合等。对这些课题的进一步研究,需要转换财务学研究方法并将效率与公平同时纳入财务学体系,以实现财务学与社会学的互动式发展。

另一方面,还要将企业的利益相关者财务网络“嵌入”于社会网络结构之中,分析企业利益相关者财务网络与社会网络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从现实看,企业利益相关者财务网络不是一个封闭的结构,而是动态的、开放的系统,这个开放的财务网络系统既受社会网络结构的限定,比如信任机制时刻限制着企业财务网络的建立与发展,同时又对社会网络结构系统的正常运行施加一定的影响。总体考察,“优质”的企业财务网络系统促进社会的财务资本的流动,使社会网络结构的支撑基础——市场(10)——得以不断拓展,并强化社会网络的联结机制——社会信任体系;相反,“劣质”的财务网络系统会破坏一个国家的社会网络结构。企业财务网络对社会网络系统的负面作用的典型例证是目前我国的信用危机。按照社会学的观点,信任与网络强度呈正向关系,而时下企业流行的“重利轻信”做法,无疑会弱化社会网络系统的功能作用。因此,将网络分析法应用于财务学研究,也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事。

3.研究内容:从财务技术到财务制度。新制度主义财务学的研究重心不是财务的操作性技术,而是“嵌入”于企业财务网络之中的财务制度结构。一般认为,制度是至少在特定社会范围内统一的、对单个社会成员的各种行为起约束作用的一系列规则,这种规则可以是正式的,如法律制度、组织章程等,也可以是非正式的,如道德规范、习俗、信任等。对企业财务网络行为而言,起约束作用的制度都可以称之为“财务制度”,并且财务制度应当包括两大类:

一是财务本体性正式制度,即直接约束企业财务行为要素的制度规范,诸如我国财政部制定各种专业财务制度。财务本体性制度的表现形式可以是专门的企业财务制度,也可以是散见于证券法、税法、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中的“公共财务规则”。“公共财务规则”虽是一个新的术语,但各国的公司法、税法、证券法和证券交易法等有关法律中,确实包含有类似“公认会计原则”的、适合所有企业的公共财务规则,这些规则对企业的财务行为包括筹资、投资和收益分配等行为形成强制性的约束。公共财务规则存在的依据,是企业的财务活动的网络性和社会性。既然企业财务行为是一种网络行为,所影响的并不仅仅是企业或其股东,而且还影响企业所有利益相关者乃至整个社会,那么,政府出于对维护良好社会经济秩序和实现效率与公平统一的考虑,就有必要和可能通过制定和执行公共性的财务规则,来规范企业的财务行为。当然,政府作为一般社会管理者制定的财务规则与政府作为产权所有者制定的财务规则是有差别的。从国际经验看,国有企业应当有专门的法律法规来规范其财务行为,以体现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特殊性及其对国有企业财务的特殊影响。政府作为产权所有者制定的国有企业财务制度,其主要特点是:体现政府作为国有企业所有者代表的特殊财务权利;体现出资者所有权与企业法人财产权的分离;侧重于政府如何约束和规范企业财务行为。

行为财务学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十三五商务财会理论研究

做好“十三五”期间商务财会理论实务研究(以下简称财会理论研究)工作,对做好“十三五”期间的商务财会工作、实现“十三五”商务发展规划具有积极意义,本文就进一步做好“十三五”期间的财会理论实务研究提出如下设想。

一、以商务“十三五”规划为引领,使财会理论研究成为商务“十三五”规划实现的“助推器”

“十三五”期间的财会理论研究,应当以服务商务“十三五”规划的实现为根本任务。商务发展“十三五”规划对“十三五”时期商务发展国内外环境的新变化和新特征进行了深刻分析,对商务领域践行五大发展理念的着眼点、着力点进行了全面阐述,提出了“十三五”时期商务发展的主要目标,确定了实施流通升级、外贸优进优出、国内外市场一体化三大新战略,确定了九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和重大举措,围绕促发展、上水平、补短板,规划了26个重大工程项目,并提出了若干重大政策。“十三五”期间的财会理论研究,应当努力适应商务发展国内外环境的新变化和新特征,以商务“十三五”发展规划提出的主要目标、发展战略、主要任务、重要政策、重要举措为引领,突出应用性、针对性和实效性,围绕商务领域财务工作方面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入开展理论和实践论证,为推进商务领域的改革发展提供理论和对策支持。除了针对商务工作中面临的现实问题开展研究外,应当选择商务领域改革发展中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开展全局性、前瞻性的战略性研究,积极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从而为商务领域改革发展过程中一些重要政策、举措的出台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在具体内容上,应包括以下几个重点。一是与“十三五”期间商务领域改革发展相关的财政、税收、金融等问题的研究。一方面,要研究商务工作如何更好地适应“十三五”期间财政、税收、金融等方面的新政策、新举措;另一方面,对财政、税收、金融等领域如何更好地支持商务领域的改革发展进行深入研究,并提出建设性的建议,供相关部门在制订与商务领域相关的政策、举措时参考。二是研究商务主管部门在“十三五”期间如何创造性地开展商务财会工作,为商务“十三五”规划的实施提供财务保障和支持。三是研究商贸流通企业和外经贸企业在“十三五”规划下如何实现财会工作的转型升级。四是企业日常财务管理、会计核算实务的技术性研究,积极探索财会工作方面的新模式、新技术、新方法,并及时总结、推广与此相关的新经验。

二、着力改进财会理论研究的组织工作,不断提升财会理论研究工作水平

(一)以商务主管部门为主导,构建财会理论研究的新机制

从总体上看,目前财会理论研究方面仍然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如参与面不广、论文水平有待提升、研究成果转化应用不够等。其原因较多,但商务主管部门主导作用发挥不够充分、理论研究工作机制不够完善是重要原因。目前,一些地方的商务主管部门很少顾及财会理论研究工作,有的商务主管部门对财会理论研究工作的重视也仅仅停留在与会计学会联合发发文件方面。针对这种状况,必须进一步完善商务主管部门为主导、会计学会承办具体事务、相关单位及行业内财会人员积极参与的理论研究工作机制。在发挥商务主管部门主导作用方面,建议重点抓好三个方面。一是正确定位,确立财会理论研究工作在商务主管部门财务工作中的地位。地(市)以上商务主管部门应将财会理论研究工作列为财会工作的重要内容,与其他财会工作同研究、同部署、同检查,在理论研究工作的组织推进、研究成果的转化运用等方面发挥主导作用。二是对“十三五”期间的理论研究作出系统性安排。建议地(市)以上商务主管部门以服务商务“十三五”规划的实现为立足点,认真梳理、分析商务“十三五”规划中涉及到商务财务工作的相关内容,并以此为基础,制订“十三五”期间的财会理论研究工作计划,对财会理论研究工作作出系统性、制度性安排。三是创新重要课题研究的组织形式。积极探索运用市场化方式推进理论研究工作。如对一部分重点课题,可以由商务主管部门采取向会计学会等社会组织或院校及科研机构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其开展研究。三是建立理论研究经费的保障机制。目前,多数地方开展理论研究的经费主要来源于会计学会的会费等收入,总体上看,经费不够充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理论研究工作的开展。建议地(市)以上商务主管部门在每年的年度部门预算中安排适当的理论研究经费,从而为财会理论研究活动的正常开展提供经费保障。

(二)以“三结合”为基本方式,科学确定理论研究的重点课题

目前,财会理论研究课题的确定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作者自行确定。二是由理论研究活动的承办单位提出参考性课题,如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会计学会每年都会提出一些参考性课题。这种方式对引导参与理论研究的人员更好地确定研究课题、把握研究的内容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不足之处是这些参考课题的来源渠道相对比较狭窄。建议进一步改进课题的确定方式。可采取作者自行选择、商务主管部门推荐、向社会公开征集三结合的方式。三种方式各有所长。作者自选课题,有利于作者选择自己最熟悉、最贴近实际的课题。主管部门推荐,可以使理论研究工作更加契合全国或地方商务工作的部署,有利于发挥理论研究对商务主管部门进行决策、指导工作的作用。向社会公开征集课题,有利于集思广益,使理论研究的内容更具广泛性、针对性。在全国和省级两个层面,可考虑采取公开征集课题的方式确定“十三五”期间及每年的部分重点研究课题。征集的重点对象可包括商务主管部门,与商务工作相关的部门如财政、税务、外管、保险、银行等,相关的院校及科研机构,行业内相关协会、学会,行业内的企业,理论研究骨干。在广泛征集课题的基础上,经过筛选,最终确定重点参考课题。

(三)以骨干队伍建设为基础,为财会理论研究工作提供人才保障

建立一支骨干队伍对做好财会理论研究工作至关重要。多年来,我市的财会理论研究得以正常开展并取得较好成绩,一条很重要的经验就是有一支骨干队伍。建立骨干队伍,着重是抓好两个方面。一是选好人员。作为理论研究骨干,必须具有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对工作认真负责、有较强的思考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有较好的文字功底。为便于组织骨干力量活动,有行业内会计学会的,可以在学会内部设立理论研究机构,没有会计学会的地区,可以由商务主管机关的财务部门牵头成立理论研究小组或商务财会理论研究会一类的组织。二是抓好业务培训和指导。建议以省级层面为主开展骨干队伍的培训,这样,既可以保证培训班具有一定的规模,又可以使培训的内容更加契合地方实际。培训方式上,既可以安排一些专家学者讲课,也可以安排一些积极参与理论研究并且具有一定经验的骨干介绍心得体会,还可以选择一些典型课题,进行教学互动,引导参加培训的人员对同一课题从不同的侧面进行分析,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除了开展集中培训外,对骨干人员的研究工作适时给予指导帮助也非常必要。如帮助骨干人员选择课题,谋划论文的框架结构,利用主管部门或会计学会自身的条件为研究人员提供相关情况、数据,帮助研究人员修改论文,对比较重要的论文在一定范围内组织相关人员对论文进行研讨,提出进一步修改的意见。

(四)以课题小组为重要形式,着力提升重点课题研究水平

近两年来,我们采取成立课题研究小组的方式对部分重点课题开展研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实践证明,这样做,至少有几方面的好处。一是责任主体明确,保证了研究任务的顺利完成。二是有利于集思广益,深化对课题的研究。三是通过实施相关的程序,显著提升了论文的质量。建议部、省、地(市)三级在开展一些重点课题的研究时,更多地采取课题组形式。采取课题组形式,并把握好以下几个环节。一是精选课题。采取课题组方式研究的课题,应与商务“十三五”规划提出的发展战略、主要任务、重要政策、重要举措等内容相契合,具有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特殊性等较高层次的特征。二是建好课题组。课题组至少由三人以上组成,成员除了应该具备较优秀的基本条件外,还必须熟悉该课题或对该课题有一定的研究,课题组负责人须有较强的组织和协调能力。在课题组的选择上,可以尝试采取竞争性方式。如采取公开招标方式,或在志愿申报的基础上采取适当的方式评审确定。三是给予必要的经费支持。四是建立比较规范的课题研究管理制度。五是对课题组的研究工作给予全程关注。

(五)以建立专业评审队伍为抓手,进一步改进论文评审工作

多年来,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会计学会、我省外经贸会计学会不断改进、完善论文评审工作,形成了比较科学的论文评审机制,如分层级逐级评选推荐,对论文采取“双盲评”方式评审,都是值得称道之举。但目前的评审工作也还存在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如下一层级推荐论文到上一层级参加评审的环节上,还存在推荐程序不够严密、论文的代表性不够充分的情况。又如一些地区论文评审人员的结构不尽合理,评审队伍不够稳定,人员经常发生变化。建议采取下述改进措施。一是建立逐级评选推荐制度。凡推荐到上一层级参加评选的论文,应在本级参评的全部论文中筛选产生。建议大区适当推迟论文评选的时间,从而为省级层面推荐代表性更强、质量更高的论文参加大区评选创造条件。二是建立相对稳定的论文评审队伍。有条件的地方,可建立评委库。评委可采取单位推荐或个人自荐、论文评审组织单位根据优化评委年龄、来源、知识结构的要求择优选择的方式确定。评委应当具有较高的政治和理论素养,熟悉商务财会业务或熟悉与商务财务工作相关的业务,具有较强的写作能力。人选来源主要考虑四个方面:商务主管部门、相关大专院校或科研机构、行业内企业、其他与商务工作相关的部门或单位。每次组织论文评审时,可根据参评论文的内容及评委的工作安排情况,在评委库中选择相应的人员组成评审委员会或评审小组。三是建立科学的评价标准。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制订可以具体考量的标准。在内容方面,把能否服务于推进商务领域的改革发展,以及对商务领域改革发展贡献的大小,作为成果评价的第一位标准。四是做好参评论文的预审工作。由于集中对论文进行评审的时间相对较短,这就要求评委预先做好“功课”。近年来,我省外经贸会计学会每年提前将参评论文发送给相关单位进行预审,这无疑是一项提高评审公正性、科学性的重要举措。在对报省会参评论文进行预审过程中,我们采取了集中预审的方式。具体做法是将需要预审的论文制作成书面材料,参加集中预审的人员人手一册。预审过程中,将参评论文根据内容分为若干类别,每类论文分别由一个小组进行预审,在各小组发表预审意见的基础上,对拟推荐为同一等级的文章进行比较分析,最终确定拟推荐的等级。实践证明,这样做,至少有三点好处,一是有利于参加省会论文评选的评委届时能够发表更加公正、科学的评审意见;二是为参加预审的人员提供了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其效果不亚于参加一次内容丰富的培训班;三是扩大了参评论文的影响。一些新的观点、理论、方法、经验通过预审渠道得到了传播、推介,有利于实现理论研究的目的。

三、切实抓好理论研究成果的转化运用,努力实现财会理论研究的根本目的

财会理论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为商务领域的改革发展服务。如果将研究成果束之高阁,财会理论研究工作就没有任何意义。但从目前实际情况看,理论研究成果的推广、转化、运用并不尽如人意,一些优秀的研究成果仍然停留在纸上,其积极作用没有能够得到充分发挥。因此,必须把成果转化作为推动商务理论研究的重点工作来抓,着力完善转化机制,突破瓶颈,增强实效,使财会理论研究成果真正成为商务领域改革发展的“催化剂”、“牵引器”。

(一)科学选题

从源头上确保商务理论研究成果的应用价值。选题具有实际应用价值是顺利实现研究成果转化应用的前提条件。无论采取何种方式确定的选题,都要真正体现商务发展改革实践的需要。增强问题意识,重视实证研究。

(二)强化宣传

研究成果如果不为人知晓,其转化应用自然无从谈起。对一些优秀的研究成果可以考虑通过多种渠道、方式宣传、推介。一是在刊物上公开发表。可分散发表,也可对总会每年评出的优秀论文采取专刊形式结集发表,并适当增加发行量,向相关单位免费发放,所需经费建议由商务部在部门预算中申请专项费用。省级层面可以定期编印优秀论文集。二是在商务主管部门或会计学会的网站上发表。三是在相关的会议或在培训班上进行交流。四是就重点课题组织深度研讨。五是尝试建立重大课题研究成果的新闻制度,借助新闻媒体进行宣传推广。

(三)主攻“转化”

各级特别是地(市)以上商务主管部门、会计学会等单位,要与时俱进,积极探索研究成果转化应用的渠道和方式,着力推进研究成果的两个“转化”。

1.着力推动研究成果向政策、决策的转化。对涉及商务领域自身改革发展以及涉及财政、税收、金融等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可通过摘编、专报、要报等形式,推荐给商务主管部门及相关部门,供相关部门在制订相关政策、进行工作决策时参考。其中,涉及非商务领域的研究成果,建议由商务主管部门向相关部门推荐,以便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

2.着力推动研究成果向企业发展、改革的转化。对于企业可以借鉴应用的研究成果,建议由商务主管部门通过适当的渠道和方式,直接向企业推荐,使研究成果在促进企业改善经营管理、加快转型升级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