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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议论文范文第1篇
本文采用内容分析法，对GCCCE、CBE和ETIF三个会议2001～2006年间所涉及的研讨专题内容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以此为基础总结了近年来我国教育技术的发展特点。
全球华人计算机教育应用大会(GCCCE)
全球华人计算机教育应用大会(Global Chinese Conference onComputers in Education，简称GCCCE)是国际计算机教育促进协会(AACE)所属亚太分会(APC)主持召开的系列国际会议之一。大会研讨内容主要集中在现代计算机技术及信息科技给华语教育以及中国传统文化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大会通过交流计算机教育应用理论与实践的具体经验以及关注信息科技发展的新方向，以期为全球华人计算机教育应用研究与实践提供有益借鉴。GCCCE自1997年至今，已成功举办了10届。
根据各届会议议题的内容，本文对GCCCE2001年至2006年间举办的6届学术会议研讨专题进行了分析归类，得出表1所示的统计分类表。
依据各届会议议题的内容，本文把6届GCCCE会议的研讨专题划分为16大类，26个子项。从以上统计分析可以看出，其中新技术的教育应用(支撑技术)和教育技术在实践领域的应用(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一直是GCCCE关注的焦点，其相关专题分别出现了15次和13次，占全部议题总次数的20％和17％，这也表明人们对教育技术的一种认识观，即教育技术强调的是技术在教育实践领域当中的应用。同时，由于信息技术在教育应用中研究和实践的深入发展，会议中不断都有新的研究主题出现，例如从2004年起大会开始关注对教师教育、教育技术相关标准的研究等等，这表明教育技术领域自身的发展和成熟，逐渐开始注重教育技术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并在此过程中形成相关标准，教育技术趋向规范化。
以上是对会议议题内容的统计分析，在此基础上，我们针对各届大会的会议背景、会议主题再结合会议专题，对其研讨内容作更深一步的分析，对历届会议研讨的侧重点及核心内容总结如表2所示。
由于GCCCE会议的对象主要是全球华人，覆盖面比较广，视野也相对开阔，对新技术、新的研究动向比较敏感，所以会议能很好地体现当前教育技术研究的前沿与动向，对中国本土教育技术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是中国教育技术与国际接轨的重要平台。再者，中国教育技术工作者也深受GCCCE会议研究方向与研究方法的影响，因此对推动我国教育技术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同时，GCCCE会议也为我们从国际华人的角度审视中国教育技术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
中国计算机辅助教育学会(CBE)
中国计算机辅助教育学会(Association of China ComputerBased Education，简称CBE学会)是中国人工智能学会下面的二级专业委员会，是计算机教育应用研究领域的单位和个人自发组织的群众性、学术性社会团体，会议主要关注CBE在中学、大学以及产业中的应用。CBE每两年召开一次学术会议，自1987年成立至今已成功举办了12届。
自2001年至2006年间，CBE会议分别在2001年、2003年、2005举办了3届，根据各届会议议题的内容，本文对CBE会议研讨专题进行分析归类，其统计分类情况如表3所示。
根据对各届CBE会议议题内容的分析，本文把近几年三次CBE会议关注的研讨专题划分为14类，14个子专题。通过分析可以看出，新技术的教育应用(支撑技术)一直是历届会议所关注的焦点，在整个研讨专题中占了较大的比重，共涉及相关子专题15次，占总数的25％，由此可见教育技术工作者对技术教育应用的关注程度之高。除新技术占有突出的比重外，其他研讨专题的比重分布比较均匀，且随着教育技术的发展，各研究领域也不断有新的研究对象出现，如对企业培训、计算机管理教学的关注等，教育技术发展呈现多元化趋势。
通过以上的统计分析，我们可以大致了解近几年CBE会议的研讨内容和侧重点。针对各届会议的具体研讨内容，本文将结合每届会议的主题及专题作更深层的内容分析，以期对各届CBE会议的核心内容有所把握，以期从中窥探中国教育技术近几年的发展状况。
2001年第十届CBE会议主要以新世纪的知识经济或信息经济为特点，以“计算机及网络与教育”为基本内容，以计算机辅助教育或信息技术的网络化、多媒体化和智能化等为会议讨论主题，组织了各种形式的专题讨论。
2003年第十一届CBE会议主要从理论、技术创新及应用发展三个方向对信息技术在教育教学中应用的研究进行讨论。
2005年第十二届CBE会议主要在信息技术在教育教学中应用的研究已经成为教育界共同关注和研究内容的大背景下，为促进信息技术的研究成果能够更快、更好地得到推广、移植或重用，与时俱进地为信息化时代培养创新人才服务，加快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步伐而开展。大会旨在加强对新理论、新技术及其在教育领域中新应用的研究，寻求信息技术与教育结合的新方法、新途径。
综上所述，2001～2006年三届CBE会议的内容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CBE会议是由国内教育技术的研究机构与应用人员自发组织的一个教育技术会议，参会人员主要包括国内教育技术领域专家、学者、研究机构人员和一线教师等，目前其规模已经覆盖大学、中小学以及有关教育研究等机构。因此，CBE会议的议题能够最直接、最确切地反映国内教育技术工作者对教育技术的看法以及他们的需求和关注的焦点，可以很好地刻画国内教育技术的研究和应用领域及发展状况。对CBE会议议题内容的分析为从国内教育技术工作者的视角审视中国教育技术的发展状况提供了可靠的支撑资料。
中国教育技术国际论坛(ETIF)
中国教育技术国际论坛(Educa―tional Technology InernationalForum，简称ETIF)是一年一度的国际性学术会议，是国内外专家学者学术研讨、实践切磋、思想碰撞、信息
共享的一个重要平台，由教育部全国高校教育技术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办，至今已成功举办了5届并发展成为教育技术专业一个重要的学术会议。
根据对2001～2006年5届ETIF会议研讨专题的内容分析，得到如表5所示议题分类统计表。
根据2001～2006年间5次ETIF会议所关注研讨专题的内容分析并对其进行归类整理，共划分为17类，33个子专题。
由以上对会议研讨专题的分类统计与比重分布情况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历届ETIF会议研讨主题一直对教育技术的理论研究、网络学习、学习环境、知识管理、支撑技术这几个方面保持着比较恒定的关注度，其所占比例也相对平均。与上面两个会议相比，ETIF更加突出对教育技术理论方面的研究，几乎每届会议都有教育技术领域专家作教育技术理论研究的主题报告，这与ETIF会议所提倡的在与国外教育技术学的比较研究中寻求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有很大关系。此外，ETIF关注的议题更加广泛(共33个)，每届会议新议题出现的频率也较高，如2005年会议开始注重对知识管理、绩效技术、教育质量服务体系等的研究。在不断扩展新的研究领域和接受新的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我国的教育技术一直注重对自身的发展研究并保持着对一些教育基本问题研究的关注，这表明我国教育技术在国际化的大趋势下具有了自己的落脚点。
为了更加深入地把握ETIF的核心内容，本文结合各届论坛主题、背景、专家主题报告及分论坛议题进行内容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
ETIF是我国举办的一个国际性的学术论坛，旨在促进我国教育技术工作者与国外同行的交流与协作，是国内教育技术工作者了解国外教育技术最新进展的一个重要平台，也是我国教育技术走上国际的重要舞台。同时，ETIF也为审视我国教育技术发展的状况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国际视角。
总结分析
通过对以上三个重要的教育技术会议在2001年以后研讨内容的分析，透过国际华人、国内教育技术工作者以及国外专家的视角审视近几年中国教育技术的发展状况，可反映出近年来教育技术在中国的发展具有以下特点。
①对新技术教育应用的持续关注。
教育技术的本质就是应用技术解决教育问题，因此新技术在教育领域中的合理应用也应该是教育技术必不可少的研究课题。在教育技术的发展史上，从最开始的幻灯投影教学、电影电视教学、程序教学以及后来的计算机辅助教学、网络教学直到现在出现的移动学习、泛在学习等，都是由于新技术的引入从而引起学习方式的变革，同样它也影响了教育技术在特定时期需要关注的特定问题。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讲教育技术的发展是由技术驱动的。
②对教育技术自身发展的持续关注。
虽然三个会议中每届会议的主题都有所侧重，但在专题中都包涵了对教育技术基础理论的研究，并关注新理论在教育技术中的应用。与此同时，同样也关注教育技术学科自身的发展建设，注重对教育技术专业人才的教育和培训。由此可以看出，教育技术自身的发展日趋成熟。
③由关注单一的计算机环境下的教育模式向多样化的计算机支持的教育模式发展。
由原来关注对CAI软件设计、计算机辅助教育系统设计与开发以及对多媒体、超媒体的研究逐渐转向对虚拟学习环境、网络教育、远程教育以及终身教育模式的构建，并开始关注无线通讯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
④由关注信息技术在某门具体学科的应用向多应用领域拓展。
从最初专注于信息技术在华语教学、科学课程教学以及双语教学等单一学科的应用研究发展到信息技术在培训领域、幼儿教育、中小学教育甚至所有学科教育领域的应用。
⑤逐渐重视信息技术应用中的伦理、道德、法律问题。
随着信息技术在教育各领域的广泛应用以及信息技术本身的特点，知识产权、对学生学习心理的影响等问题逐渐突显，因此会议议题开始关注网络文化、政策、规范、道德与法律方面的研究，以期通过各种途径减小网络给教育带来的负面影响。
⑥由对教育技术过于美好的狂热追求转变为理智的审视和应用。
在信息技术对教育带来的巨大冲击下，人们开始把信息技术广泛地应用于教育各领域，并由此引发人们大量的精力对信息技术应用中各种教学和学习模式进行研究，同时又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建设各级各类网络、开发网络资源和各种教学系统。然而，信息技术应用的实际效果却未能给予人们一个满意的答复。自此，人们开始反思信息技术应用的有效性。因此，在各届会议议题中不断地出现对各种评估标准、学习评量和系统评量、网络教育质量保证体系以及绩效技术研究的关注，并从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化等不同角度透视信息技术的教育应用，这意味着信息技术应用的逐渐成熟化。
⑦教学设计重要性的回归。
在经过对新技术的过分追求而未能达到预期效果之后，人们在反思的过程中开始对教学设计重新关注。在会议的专题中开始出现教学设计的理论与实践、教学网络设计与开发以及各种教学模式的设计与开发。这种对教学设计的回归也反映了人们对教育技术更加理性、更深层次的认识，技术必须与具体的教学恰当结合才能有效地提高教学效果。
中国教育议论文范文第2篇
会议主题：“探讨适宜的幼儿园社会领域教育，促进幼儿健康和谐发展”。
会议论题：1.适宜于幼儿健康和谐发展的社会领域教育应该是怎样的？
2.我国当前的幼儿社会领域教育有哪些适宜/不适宜于幼儿发展之处？
3.我们应该/可以怎样开展幼儿园社会领域教育？
会议形式：学术报告、论文交流、现场观摩研讨、经验分享与专家回应、论文颁奖。
会议嘉宾：受邀参加会议、并做专题报告和现场回应的专家，为当前我国学前教育领域从事儿童社会性发展与教育研究的知名研究者与实践工作者。
相关事宜：
一、论文征集与评审活动
参会代表需提交论文。
1. 征文内容：与本次会议的主题相关的教育经验和论文。
2. 所有征文将由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幼儿园课程与教学专业委员会组织专家进行评选。论文评审设一、二、三等奖，获奖论文由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课程与教学专业委员会颁发证书，并将获奖论文收录在“会议论文集”中（分全文收录、摘要刊登和标题及作者存目等形式）。本次研讨会还将精选部分有代表性的成果作专题交流。
3. 论文格式：每篇论文限5000字以内。主标题一律用2号黑体汉字；副标题一律用3号隶书汉字；“内容摘要”四字和“关键词”三字一律用5号黑体汉字；“内容摘要”的内文和关键词一律用5号楷体汉字；姓名和单位一律用小4号楷体字；正文一律用5号宋体汉字，并用word（03以下版本）文件格式排版；须在文末附上作者姓名、工作单位、通讯地址、邮政编码、联系电话及电子邮件信箱，以便联系。
4.省略
请务必在电子邮件“主题”栏内标明“论文名称／作者姓名／省份／日期”。
二、研讨会相关事宜
1. 报到时间：2012年10月23日中午12点之后
2. 报到地点：武夷山市三菇度假区新华大酒店
3. 住宿标准：1.双人房： A.100元/天／人 B.140元/天／人 C.180元/天／人
2.单人房：A.220元/天／人 B.300元/天／人
4.酒店总机电话：0599—5252369，会务联系电话：李先生 13850944511
5.交通提示：
（1）飞机：武夷山机场——武夷山度假区新华大酒店 出租车费，约30元。
公交线路：从武夷山机场乘6路公交车到三菇度假区新华大酒店。
（2）火车：武夷山火车站——武夷山度假区新华大酒店 出租车费，约40元。
公交线路：从武夷山火车站乘6路公交车到三菇度假区新华大酒店。
6．会议费用：会务费780元，含资料费、市内交通费、活动观摩费等。参会代表往返交通费、住宿费用回原单位报销。
7.省略
8. 报名联系人：刘淑影： 13739186926
中国教育议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国联教育考察团；民国；高等教育；演进
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13）02-0064-05
1931年9月至12月由波兰教育部司长华尔斯基（M.Falski）、柏林大学教授卡尔・柏克尔（C.H.Becker）、法兰西学院教授蓝格汶（P.Langevin）和伦敦大学教授唐奈（R.H.Tawney）四人组成的国联教育考察团来华考察，是近现代中央政府首次邀请西方学者对中国教育作“概括的考查，作系统的报告”的活动。[1]252考察团通过各种途径考察中国教育状况，在事后提交的报告书中检讨了中国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状况，并提出不少改革建议。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检讨，为国民政府改造中国高等教育提供了重要参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国中后期高等教育发展的进程。探讨国联教育考察团来华与民国中后期高等教育演进之间的关系，对于梳理近现代中国高等教育史而言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一、考察团来华考察的背景与
概况
1931年国联教育考察团来华考察，是在国民政府大举改造中国教育的背景下启动的。据1929年“三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决议案》披露，训政之初的国民政府对当时中国教育状况很不满，痛斥中国教育存在着“六滥”（即学校滥、办学人滥、师资滥、教材滥、招生滥和升学滥）和“四恶”（即教育成为个人造势的工具，浪费了师生的才气、增加了学生的欲望及增加了分利失业之徒）等问题。对此，《决议案》指出各级政府须抓紧“救治”，“以三民主义之精神，融化东西文化之所长”、“矫正从前教育放任主义之失，而代之以国家教育之政策”。[2]此决定宣示国民政府将改造中国教育。尔后，教育部一面着手改造事宜，一面借鉴西方经验，以使中国教育“融化东西文化之所长”。当时，以胡汉民为代表的政府高层认为中国教育的“放任主义”问题是由教育界人士片面学习美国引起的，他们更欣赏欧洲教育经验。[3]故1931年三四月间，教育部、行政院分别致函国际联盟秘书处，请求委派欧洲专家来华考察。于是，同年9月，国联教育考察团来华。
按国民政府邀请之意，考察团来华是为了帮助“拟定并实施中国政府所颁布的改造中国的计划，以期促进中国教育制度之改善”[4]1。据此目的，考察团于1931年9月至12月间在上海、南京、天津、北平、河北定县、杭州、镇江、无锡、广州等地考察教育管理体制、学制系统、教育财政、教学组织、各级各类教育、师生关系等方面情况；并于1932年出版总计15章222页的考察报告――《中国教育之改进》。该报告检讨中国教育状况，提出不少改进建议。如考察报告指出中国小学教育普及率太低，小学生多是富家子弟；中等教育方面则未重视职业教育。针对于此，报告建议中国政府应推行免费义务教育，在中学开设职业技术课程。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国高等教育有着不少问题，国民政府痛斥这些问题是造成国家缺乏建设人才的主因，故考察报告第三章对高等教育作了份量较重的检讨，篇幅约计58页。
而对考察团的检讨，政府高层和教育界人士很关注。如在考察报告撰述完毕后，戴季陶和朱家骅两位政要为之作了序，蒋梦麟[5]、任鸿隽[6]、李建勋、罗廷光[7]、廖世承[8]、张佛泉[9]、尚仲衣[10]、黄问歧[11]、章光涛[12]、许恪士[13]等人撰写了评论文章。从这些文章看，当时政界人士的褒奖较多。如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称赞考察团提交的报告书“对于各级教育之制度方针与乎其内容之剖析”，有着诸多精到处。[14]教育界人士对考察团开展的考察则提出了批评。如认为考察团仅在中国东部地区作考察，考察范围有限；认为考察团开展的检讨意在推动中国教育欧洲化。不过，在考察团检讨高等教育方面，教育界人士不吝赞誉。1933年，署名为“青士”的学人撰文说，考察团提出的意见很有价值，值得参考[15]。同年，李建勋说，除大学教授由教育部任命以及取消学分制的建议“尚有讨论余地”外，考察团提出的其他建议“均为改良吾国大学教育之良策”，倘若政府当局“照此方策进行，则吾国大学教育不能蒸蒸日上者，吾不信也”。[1]167事实上，国民政府在改造中国高等教育时的确参考了考察团的意见。
二、考察团对中国高等教育状况的检讨
如前所述，国联教育考察团重点考察了中国高等教育状况，并在考察报告第三章中作了检讨。其中，该章第二、三节批评了中国大学分布失衡、高校间缺乏分工合作、课程设置不合理、学分制实施不当、教师聘任不规范、招生缺乏严格标准、过于注重讲授法、教材内容过于西方化、学生太过放任等问题。第四节提出了设立全国大学会议、促进大学间分工合作、加快发展理工科学校、以考试制代替学分制、规范教师聘任、成立大学教授会议、组织大学统一招生考试、试行大学毕业考试、厘定大学课程标准、编写本土化的大学教材、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等建议。从这些内容看，考察团较系统地检讨了中国高等教育状况。
值得一提的是，在检讨时，考察团依据国民政府希望加强调控教育及增进中外教育交流的意旨[4]1，积极引介欧洲教育经验。如考察团建议由大学教员、大学行政人员、社会知名人士及教育部官员组成全国大学会议，并由该会职掌“决定各区域应设国立大学之数目及种类”、“大学教育经费之分配，并规定付款之条件”、“校长及教授之委任”、“厘定关于人员之安置，教职员之薪俸与进级”等事务。[4]194-195该建议就把英国设立大学拨款委员会及法国设立大学评议会的作法介绍到中国。[16]考察团建议中国大学取消学分制，实施毕业考试，考试及格的学生“方能毕业”，该建议则与英、法、德各国推行的中学毕业考试制度相近。[17]1-2
从检讨的内容看，考察团看出了20世纪30年代初期中国高等教育的问题，提出的解决办法也有针对性。如考察团对中国大学分布失衡的批评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考察报告指出：中国大学分布“杂乱无章”，东部地区高校过多，而其他区域的学校较少；“在同一区域内常有多所大学，诸大学间亦无合理之分工”。考察团认为，这种不合理的高校分布如不消除，“有效之大学制度实无从兴起”。[4]160-196从1931年的情况看，考察团的批评是正确的。因为这一年，东、中、西部地区分别有76、21、8所高校。其中，上海一地就有23所高等院校，超过西部各省总和。[18]
再如，考察团检讨中国大学课程的问题也是一个突出例子。报告指出：中国大学课程有三点问题。第一，用学分制组织课程，使得课程支离破碎，学生的学习缺乏整体感；同时，一些学生拿满学分后，即以能毕业为由，“将该学科束之高阁”，不再认真学习。[4]178-180第二，许多大学将某一学科分为“若干不同之学程”，希望把该学科的前沿成果介绍给学生，这使得基础科目未受到重视。[4]180-181第三，许多大学教材过于西方化，这将使得中国“民族文化必致堕落”，使得学生脱离本国实际。[4]181-184考察团遂建议中国政府应重视基础科目、推动教材本土化。[4]205
此外，考察团对中国大学招生的批评也很有见地。报告指出，中国大学招生缺乏统一标准。如“被此校淘汰之学生，往往因他校之条件不甚严格，得以考入肄业，若再被第二校拒绝，尚有第三校可以收容”，这种招生办法产生了严重后果。首先，大学为了招满学生，降低招生标准；这使得教学工作“降格以适合学生所能达到之水平线”，进而大学的办学质量下滑。其次，由于招生标准宽松，许多入校学生不合格，他们也不认真学习，学校就无法培养合格人才。鉴于此，考察团提议，中国政府应试行全国大学统一招生考试，以提升大学生质量。[4]174-175具体作法为：管理上，“教育部特派之大学教师及教育部代表组织一委员会主持”，并由该会“确定录取标准”；考试上，政府部门把“投考一切国立大学之学生于一处而行之”，或“分大学为数组而行之”；录取上，“投考学生应叙明其所愿入之大学，考取之学生，则按照各校设施之方便及其在考试中之名次，分配于各大学”。[4]204从这些内容看，考察团的提议有着较强的针对性。
三、考察团来华考察对民国中后期高等教育演进的影响
由于国联教育考察团认清了中国高等教育的若干问题，提出的解决办法有着针对性，故考察团来华考察对民国中后期中国高等教育的演进产生了影响。影响较大者为以下三方面。
（一）推动了民国中后期西部高校的发展
1931年前，西部高校稀少，国内教育界人士也很少讨论西部高教。但国联教育考察团提交报告书后，教育界人士的相关讨论增多，并形成两派。一派赞成考察团的意见，认为应均衡发展中国高校。一派认为没有必要对中国高校布局作调整，而应让各地根据自身的物质和文化条件自行发展。[19]而对这两派意见，国民政府采纳了前者，即按国联考察团的批评，均衡发展中国高校。抗战期间曾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就于1972年回忆说：针对战前国联考察团批评中国大学分布不合理问题，战时教育部发展高校“注意合理分布的原则”，并“将大学的文理法三学院合成为综合大学，在后方分区设置；将农、工、医、商、教育等专门学院由大学分开就各地区需要分别设置”。[20]65战后出任教育部长的朱家骅也说，国联考察团曾批评中国大学地理分布“杂乱无章”，故战后教育部对高教资源分布“作相当合理的配备，以奠定整个国家未来教育发展的基础”。[21]
具体来讲，1932年后，国民政府采取了两类措施发展西部高校。其一，为促进大学分布均衡出台政策。1936年，国民政府颁行《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规定：“国立大学及国立专科学校之设立，应注重地区之需要，以维持各地区人民享受高等教育之机会均等，而促进全国文化之平衡发展。”[22]2871938年，《战时各级教育实施纲要》规定：“对于各级学校教育，力求目标明显，并谋各地平均发展”。[23]14同年，教育部拟定《专科以上学校分布原则》，规定：国立大学将“就全国地域予以适宜之分布”，师范学院以分区独设为原则，农、工、商、医等独立学院就各省需要分区设置。[24]711-712其二，在西部地区新设高校。或将迁入西部的部分东中部高校改组，留在西部办学；或在西部地区新设国立高校，或将西部省立高校改为国立高校，批准成立省立和私立高校（参见表1[25]588-794）。而通过创设，近现代中国大学分布失衡问题纾缓。1947年，西部高校增至50所。[25]578-587高校的分工也较明晰。如贵州省有综合、医学及师范三类高校，甘肃省有综合、师范、医学、工学四类高校。
（二）促进了战时大学课程的改革
如何解决民国时期大学课程不重视基础课程和过于西方化的问题，国联教育考察团的提议与国内政教界人士的看法大抵相近。如1931年时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在作《中国大学教育的现状及应行注意各点》的演讲时指出：中国大学“每每迁就学生的意见，因把习见的基本功课都轻视”的作法有问题；他建议改革大学课程，促使“大学毕业生具有普通的常识，了解基本的理论”。[26]这一相近表明考察团确实发现了当时大学课程的问题。而针对这些问题，国民政府接受国联考察团及国内教育界的意见，从1932年开始改革大学课程。[27]大规模的改革则在抗战时期开展。1972年陈立夫回忆说，鉴于战前国联教育考察团批评了中国大学课程“不切中国需要”、“内容支离分裂”等问题，他在战时主持教育部时，主要从课程标准、科目设置和教材编写三方面着手改革。[20]661976年曾任战时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的吴俊升也回忆说：针对战前国联考察团曾批评中国大学课程过于西方化、不适合中国需要的问题，他协助陈立夫部长整理了大学课程。[28]
从战时教育部采取的措施看，国民政府大体解决了大学课程过于洋化和不重视基础科目等问题。如1938年，教育部确定了三点课程设置标准：第一，课程内容应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素质，须“与国家文化及建设的政策相吻合”；第二，课程教学应“注重基本训练，先从事学术广博基础的培养，由博返约，不因专门的研究而有偏固之弊”；第三，课程设置应“注重精要科目，所设科目，力求统整与集中，使学生对于一种学科的精要科目，有充分的修养而有融会贯通的精神”。[20]66据此，国民政府随后出台各专业必修和选修科目表，其中，有关中国的科目及基础科目明显增多。如法学院政治学门开设中国通史、中国政府、中国外交史和中国政治史等科目，理学院气象学组开设中国通史、中国地理总论和中国区域地理等科目。基础课程方面，政治学门开设国文、中国通史、西洋通史、论理学、哲学概论、政治学等科目，气象学组开设国文、中国通史、高等数学、微积分学、地理通论、气象学、地形学、测量学和制图学等科目。[29]
（三）影响了公立大学统一招生考试的试行
1938至1940年间，国民政府试行公立大学统一招生考试，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项创举。而这也受到国联教育考察团的影响。如前所述，1931年考察团建议中国政府试行全国统一招生考试。建议提出即后受到国民政府的注意。但由于种种原因，战前这一意见未能采纳。[30]抗战爆发后，陈立夫深感战时“交通困难”，认为战前国联教育考察团提出全国统一招生考试的建议在此时有必要推行。故1938至1940年间，教育部试行公立大学统一招生考试[20]67（见表2[25]531-537）。
具体作法为：管理上，教育部成立统一招生委员会，办理“制定法规、制定试题、订定标准、取录与分发学生”等事宜；各考区成立招生委员会，办理“报考、考试、监考、阅卷、造送成绩表册、榜示学生”等事宜。考试科目上，凡报考文、法各院系，师范学院教育、公民训育、体育、国文、英语、史地、家政等学系，以及工学院铁道管理系的学生，须参加公民、国文、英文、本国史地、数学、外国史地等科目的考试，以及任选物理、化学、生物一门考试。凡报考工学院各系，理学院数学、物理、化学、天文、气象、土木等系，师范学院数学、理化等系的学生，须参加公民、国文、英文、本国史地、数学、物理、化学等科目的考试。凡报考医学院、农学院各系，理化院生物、地理、地质等学系，以及师范学院博物系的学生，须参加公民、国文、英文、本国史地、数学、生物等科目的考试，以及任选物理、化学一门考试。此外，报考体育专业的学生还须加试术科。[17]3-4通过试行统一招考，国民政府初步改变了近代以来大学招生各行其是的局面，提高了入校生的质量，“免（除了）考生徨歧路兼考数校之苦”[17]3，意义可谓重大。
四、结 语
推动民国中后期高等教育演进的因素有许多。比如：国内教育界人士深入探讨，各级政府出台调控政策和措施，以及抗战建国的需要，都是重要的因素。此外，国联教育考察团来华考察所起的作用也不可忽视。从本文的探讨看，考察团开展的检讨，对1931年以后中国大学分布、课程设置、招生制度产生了积极影响。其实，考察团的检讨还影响到民国中后期高等教育管理机制、师资聘任、会考制度和训导制度。如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成立学术审议委员会就是以考察团提出的全国大学会议为“最初构架”的。[31] 20世纪30、40年代国民政府审定大学教师资格，也与考察团的提议有关。[20]66总之，国联教育考察团来华所起的作用是全方位的。
当时，由于考察团产生的影响，以及与其他一些因素的交相作用，中国高等教育的演进呈现出两点显著变化。其一，与1931年以前中国大学实行选科制、学分制，以及大学缺乏明确的课程标准，并表现出鲜明的美国模式相比[32]，民国中后期中国大学吸收了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的一些作法。其二，与1931年以前中国大学在设校、招生、教学、管理等方面呈现出混乱的局面相较，1931年以后中国大学的发展更有秩序，学校分布失衡问题有所缓解，入校学生素质有所提升，课程克服了脱离中国实际的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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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议论文范文第4篇
近代化学及其衍生的化学教育诞生于18世纪的西欧社会。我国学校制度化的化学教育直至19世纪后半叶才初步建立,并由于诸多 历史 与 政治 因素的制约一直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这种现实的差距催引着一代又一代化学教育工作者不断地开阔眼界,力图把握国际化学教育的脉动来探寻我国化学教育发展的理想图景。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这种吸纳新源、借鉴先达的工作更是得以围绕着一条有章可循、轨迹清晰、国际主流的线索而展开,即通过探察国际化学教育会议(ICCE,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emical Education)主题的内容和趋势来反思与改进我国化学教育研究发展的现状与路向。然而,通过现有 文献 检索我们发现,国内学界对于极具代表性的ICCE主题的分析与思考尚缺乏整体研究,最早的相关报道和介绍也仅从1977年第4届开始。 [1]因此,我们通过查阅相关信息,对近40年20届的国际化学教育会议主题予以全面分析和梳理,试图从整体上把握这一国际主流化学教育的趋势,并结合当前我国新课程改革现状对化学教育研究的路向进行思索。
一、ICCE的概览与主题回顾
ICCE是基于全球背景的当代大型国际主流的化学教育会议,由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IUPAC)主办,举办国化学学会及相关教育部门承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协办。会议通常每两年举办一次,在具体操作上,由IUPAC的下属机构化学教育委员会(The Committee on Chemistry Education,CCE)负责组织与协调。作为全球性化学教育的盛会,ICCE 的核心目的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沟通化学教育信息和协调化学教育活动,建立国际交往和促进相互了解,以发展世界各国的化学教育事业。会议形式多种多样,主要包括大会报告(Plenary Lecture)、专题讨论会(Symposia)和研讨会(Workshop)。期间,还将提交 论文 以口述或墙报(Poster)形式予以呈现。
为了明确大会讨论和交流的指向与范围,并给下一时期各国化学教育工作提供方向性指导,每届ICCE都会预先设定大会主题(Theme),并围绕主题拓展系列相关具体议题(Titles of Sessions)。大会主题作为每届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立足当时社会 经济 背景,紧密把握化学及教育科学与技术动向,适切关注时代的发展,拟定和遴选出具有高度前瞻性和概括性的内容,并在会议召开前的一段时间公布。历届ICCE具体信息详见表1。
二、ICCE主题梳理的方法与结果
从表1看出,作为历届ICCE核心口号的会议主题通常是以指导性的纲领式呈现,少有具备明确指向性的化学教育领域内的具体内容。而通过对会议相关议题的研究发现,其中较多包含了各届ICCE研讨内容的具体信息。例如,即将召开的2008年ICCE主题为“信息和通信技术(ICT)时代中的化学”,而其具体议题则细致明确,分列为:“文科与化学教育、生物化学与生物技术、中等教育中的化学、高等教育中的化学、化学教师教育、化学与社会、化学奥林匹克、信息与通信技术和化学教育、绿色化学、微观尺度的化学、化学教育中的 现代 技术、面向化学与化工的 网络 、工程教育、化学的公众理解、化学教育中的研究、初等教育中的科学教育、其他相关化学教育的议题”等。由此可见,通过对议题所涉化学教育内容范畴的研究更有利于详细了解ICCE的主题轨迹,进而对国际化学教育的研究热点领域和趋势形成整体、有效的把握。鉴于此,现对历届ICCE的具体议题连同大会主题一起进行梳理与分析。
我们在文献检索和整理的基础上,梳理出第6~20届ICCE议题123条,加上第1-5届主题5条(由于时间较早,仅掌握到主题),合计128条。根据各议题或主题所涉的化学教育研究的内容范畴,分别归纳为12个领域,依次为:公民素养、科学教育与化学;化学教育理论化研究与交流;化学理论及前沿研究;化学与交叉学科研究;化学与STS教育;化学与环境;化学教育与信息技术;大学化学教育研究;化学课程与教学研究;化学实验研究;化学教育评价研究;化学教师教育研究。并使用Excel软件按届次对议题涉及上述12领域的频次进行统计,结果如图1所示。
三、基于ICCE主题分析的思考
根据表1和图1分析共20届ICCE的主题与各类议题的发展脉络,我们对我国当前新课程化学教育研究路向作出如下几点思考。
(一)坚守优良传统,稳固发展化学课程教学与评价研究
建国后,我国的化学教育一直十分重视“双基”的训练,即培养学生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按照这样的教育目标,化学教育一直大力提倡教师的高效教学与学生的有效学习,其突出表现为重视教师的教法和学生的练习,注重向课堂教学要效益。新课程改革以来,在原来倡导“双基”的基础上又扩展到提倡学生的“三维”发展,并着力以“课程”的研究为突破口,整合“课程”“教学”“评价”三者的联系,形成了一体化的化学教育研究领域,并逐渐呈现繁荣局面。
分析ICCE主题的统计结果,我们发现,“化学课程与教学研究”及“化学教育评价研究”共占议题总体的18%,具有相当的比重。同时,从届次和时间上看,自1979年第5届开始,此两项研究的议题基本从未间断,形成了国际化学教育界持续的、相当力度的关注。这样的特点恰恰与我国化学教育中一贯重视“课程教学评价”的研究脉络契合。例如,第十二届ICCE以“化学课程与教育方法的演变”为分主题,提出了课程结构和教学内容的改革应适应学科发展、就业和社会需要,教学内容应注意引发学生对化学的兴趣。值得一提的是,在评价领域占有很大比重的化学奥林匹克竞赛研究几乎在每届大会都会提及,而这更是我国为之自豪的强项,参赛选手均取得优秀成绩。可以看出,我国化学教育在化学课程、教学、评价这三个国际化学教育研究的持续热点领域上一直具有良好的研究传统。现阶段是新课程改革的关键阶段,化学教育研究工作首要的无疑是在继续坚守我国的传统领域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稳固发展化学课程、教学、评价的优势。
(二)把握国际动向,积极开展科学素养教育与STS教育研究
源起于上世纪末的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由于一开始便立足广泛的国际考察, 参考 与引鉴了若干国际教育改革的先进经验,因而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视域和兴奋点。在化学教育领域,同样也吹来了新的气息。以新课程理念为例,《普通高中化学课程标准》中明确了“着眼提高21世纪公民的科学素养”“关注人类面临的与化学相关的社会问题”的新提法。根据目前国内化学教育研究情况来看,科学素养(包括化学素养)教育和化学与STS教育不能不说属于新兴的热点领域。
结合上文的统计结果分析,“公民素养、 科学 教育 与化学”“化学与STS教育”在整个国际化学教育会议涉足的议题上也占有重要分量,其比重分别高达10.16%和9.38%。另外,加之与“STS教育”联系甚密的“化学与环境教育”“绿色及微型化学实验研究”的份额,这两个领域在当今国际化学教育研究中占据的比重更大,例如,2002年在我国举办的第17届ICCE提出的“环境化学教育”“公众化学素质教育”“绿色化学与微型化学实验”主题,第18届ICCE提出的“化学的公众理解(Public Understanding of Chemistry)”等。从时序上看,“化学素养”主题在第9~13届即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早期零星出现,90年代中期后渐成趋势,进而演变成化学教育研究领域的又一热点。这恰与上世纪80年代第二次国际科学教育改革及其影响化学教育领域的情形暗合。 与国际研究状况相比,尽管我国化学教育研究在“科学素养教育”“STS教育”上起步较晚,研究质量相较于下,但在当前国际国内研究方兴未艾的氛围下,也已具备了一定层次、不同视角的研究。新课程化学教育研究,更应进一步奋起追赶,紧随国际脉动,积极开展科学素养教育和STS教育,形成我国本土的高水平研究成果。
中国教育议论文范文第5篇
在开幕式上,浙江大学任少波副书记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浙江省教育厅高教处庄华洁处长、中国教育技术协会秘书长刘雍潜研究员、中国教育技术协会工科高校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吴庚生教授,华南港澳地区高校教育技术协作委员会常务副理事长骆雪超教授、浙江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徐小洲教授等在开幕式上致辞。
大会邀请了徐福荫教授、祝智庭教授、陆国栋教授等知名专家学者作了特邀主题报告,论述了高校教育教学改革和创新人才培养、教育技术专业的学科建设、教育技术的前沿应用和新发展、教育技术领域的创新热点等问题,使与会代表获益匪浅。大会期间举行了“华东、华南港澳地区高校教育技术2010年学术年会”和“东南地区教育技术主任协作会议”两个主题分会,就教育技术专业学科建设以及教育技术在教学中的实践应用展开交流研讨。大会还举行了“教育技术标准化建设”、“教育技术应用”、“教育技术专业发展”三个论坛,代表积极参与、踊跃发言,气氛热烈。《中国电化教育》、《现代教育技术》和《远程教育杂志》三家杂志社的负责人在大会上就各自的办刊理念、思路、特点以及关注的主题和热点问题做了发言。
本次会议具有如下四个特色:
一、会议形式创新
华东、华南港澳地区高校教育技术2010年学术年会和东南地区教育技术系主任协作会议两会联合召开,这样的合作办会是第一次。中国教育技术协会刘雍潜秘书长在开幕式的讲话中评价说,二个会合在一起召开,是一个创新,具有特色。
二、多区域交流,代表广泛
与会代表来自全国14个省市和香港地区的高校共66所,共178人;大会组委会自四月会议信息后,广大高校教育技术同行热烈响应,踊跃投稿,除华东、华南地区外,还有来自华中、西南、东北、北京等地区的来稿,共收录论文100篇,为历届年会之最,由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论文集光盘,共分六个专题:(1)应用信息技术优化教与学,促进创新人才培养的理论与实践;(2)网络教学平台的开发与应用;(3)优质教学资源的建设与应用;(4)教育技术促进高校教师专业能力发展;(5)新形势下教育技术专业建设研究;(6)教育信息化校园环境建设与管理应用。本论文集反映了华南、华东两地区高校近年来教育技术的理论研究和教学应用的主要成果。经组委会组织有关专家组进行评选,共评出大会优秀论文15篇。
三、理论和应用相结合。本次大会代表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的专家学者,一是教育技术学专业教学与研究的专家学者,二是来自高校从事教育技术应用的专家和技术人员,交流教育技术理论与应用的前沿问题、理论与应用产生思想火花、思想碰撞,对两者受益匪浅,这是本次大会的一大亮点。
四、会议活动多样化。本次会议组织考察了浙江大学紫金港新校区、华三通信技术有限公司。学术交流活动加实地考察、参观学习活动,内容丰富多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