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母亲放弃抵抗(精选5篇)

  • 最终母亲放弃抵抗(精选5篇)已关闭评论
  • A+
所属分类:文学
摘要

也许是一直注重孩子的教育问题,在培养自己孩子的同时,我无意中审视着村里的每一个孩子,发现他们都非常优秀,聪明并且懂事,而且思维活跃,情感细腻。但是,他们缺少一个有力的帮手,一个人生路上的引路人。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家里,他们面对的是茫然的…

最终母亲放弃抵抗(精选5篇)

最终母亲放弃抵抗范文第1篇

照片里的孩子,是一个十七岁的少年,我刚刚嘚知,他去了青岛,就知道他已经打定了主意,放弃了中考,放弃了学校的生活,在人生的花季刚刚开始,就冲进了社会的风雨中,去经受磨砺。他本来应该有一个美好的前程,也有继续求学的资本,但,他最终还是放弃了,其中的原因,我也知其一二,而且弃学的孩子,不止是他一个,所以,我为他遗憾,为家里的孩子们惋惜

也许是一直注重孩子的教育问题,在培养自己孩子的同时,我无意中审视着村里的每一个孩子,发现他们都非常优秀,聪明并且懂事,而且思维活跃,情感细腻。但是,他们缺少一个有力的帮手,一个人生路上的引路人。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家里,他们面对的是茫然的杂乱的生活,社会上的有毒细菌不断地侵扰着他们,腐蚀着他们正常的思维,却很少有人倾心有效地去帮他们抵御,尽管他们也知道自己的职责是学习,但是,时间不会为开小差的人停留等待,他们一步跟不上,步步跟不上,一切都变得乱套,变得没有了章法,变得不知道如何去改变,变得平坦的路上慢慢堆起了一座高山,而且山越来越高,越来越陡,以至于无法攀爬。

最终母亲放弃抵抗范文第2篇

[关键词] 《归来》;叙事策略;性别形象;性别话语

电影《归来》围绕着男性主人公陆焉识两次返家的故事而展开,作为在特殊历史年代被政治运动左右而改变命运的小人物,他的悲惨境遇折射了当下人们对历史的反思,从对文本中人物命运的唏嘘感慨联想到整个民族的历史伤痛。然而剥去这层历史的外衣,我们能看到导演在家庭信念、爱情忠贞等价值观遮蔽下的男性叙事策略,用普世价值掩盖复杂的文本意蕴,使之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话语规范。在这套话语体系中,女性成为失语者,女性的自觉意识被压抑和掩盖下来。电影《归来》中塑造了妻子婉瑜、女儿丹丹等女性角色,分别代表了三种典型的女性形象,即顺从与隐忍的女性、从反叛到皈依的女性、同化抑或异化的女性。男性主体意识在电影文本中的渗透建构起男性/女性的二元对立关系,男性导演的性别话语策略在当下多元文化理念的语境中昭示了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生存状态。

一、顺从与隐忍的女性

中国传统家庭伦理秩序要求夫为妻纲、父为子纲,夫/父是家庭的核心,是家庭荣辱兴衰之所在,女性在家庭秩序中必须要顺从于男性、依附于男性。陆焉识的妻子冯婉瑜这一角色体现了中国传统价值观赋予女性的角色定位与行为规范,即对丈夫不离不弃,坚持隐忍,忠贞不渝。冯婉瑜在陆焉识离开的日子里一直勤勤恳恳地照料女儿维系家庭,在漫长的岁月里践行对丈夫的等待。因丈夫喜欢女儿学舞蹈放弃自己对女儿的规划,对丈夫的信件、丈夫的钢琴无比珍视,在对丈夫的依附、顺从与爱中确认自己的身份。婉瑜失忆之后依然是年复一年地期盼与等待,丈夫的位置之重使其在婉瑜心中固化成了一个神圣的符号,不可撼动,这使她不能接纳一个活生生的陆焉识。婉瑜不同于中国古代女性以得到夫主认可来获得基本的生存保障,然而她依然将丈夫当作精神的源泉以求得自身的精神抚慰。婉瑜的坚持等待在陆焉识的确认之下得以圆满,由此成就了一个“伟大”的女性妻子形象,否则她的等待就失却了意义,成为又一个“阁楼上的疯女人”。在男性/女性二元对立的家庭体系中,女性的行为意义来源于男性,通过男性来读解和确认。

当陆焉识逃跑归来时婉瑜不惜抛弃女儿跟随丈夫,是对女儿背叛父亲这个家庭核心的惩罚。后来婉瑜一度对女儿不闻不问,女儿哭诉“她总是记得我的不好”,源于女儿对丈夫的背叛行为,在她看来背叛丈夫就是背叛家庭、背叛伦理,不可饶恕,这是婉瑜给女儿下的罪论,也是妻子对丈夫的忠贞不渝。这种强烈抵触行为因丈夫信中的几句话就轻松化解掉了,对女儿的态度转变得如此突然。体现出她的行为准则终究是丈夫的爱恨喜好,放弃自身立场和价值观念,中国传统价值观标榜的妻子不过如此。

中国传统女性的伟大之处还在于其为男性主体的牺牲精神,婉瑜的牺牲既有她无法明了期限的等待,还有文本中隐喻的为解救陆焉识而作出的女性身体色相的牺牲。前者是被伦理社会赞扬的,后者难以被伦理道德所包容。可以想见以其根深蒂固的传统伦理观念,作出这般牺牲多么不易,这也是其精神失常的促成原因。挽救丈夫的生命的无奈之举,把女性推入了不可救赎的道德深渊,两性不平等的社会现实造成了女性的道德困境,在伦理观念规约下男性个体的救赎尽管无力,然而却是卑微的女性实现被拯救的一线希望,用以烛照心灵暗影的微弱光亮。女性用身体挽救男性的生命,而男性才是女性最终的拯救者,女性成为男性的拯救对象。

二、从反叛到皈依的女性

在男性核心的社会/家庭体制中,女性对于男性的依附成为女性得以安身立命的根基,然而总有一些反叛的女性试图冲破这种宿命式的安排,试图在男性体制之外寻求自我成长的契机,其叛逆的姿态张扬了被伦理压抑的女性意识,然而其归宿必然是回归男性价值体系,逆向论证了男权制社会伦理的稳固性。陆焉识的女儿丹丹就颇具有这种悲剧性的反叛精神。丹丹对父亲陆焉识的疏离源于父亲在她成长过程中的缺席,对父亲的排斥源于这个影子般存在的父亲加诸于她们母女的苦难。丹丹对父亲的起始态度是排斥,她剪了父亲所有的照片,对抓捕者告了密,以一种决绝的抗拒态度抵御这个不甚光彩的父亲。这种抵御造成了与母亲的对立,母亲是父权核心的同盟者,对父亲的恨与对母亲的爱交织在一起,她试图阻止婉瑜去见逃跑的陆焉识,说“你不能去,你去我们就都完了”,潜意识里把母亲和自己看作一个阵营,而此时在婉瑜心中真爱的丈夫和背叛的女儿孰轻孰重一目了然,孤独而弱小的反叛者在伦理的天平上不值一估。

丹丹告密暴露陆焉识的行踪,这是丹丹不被母亲接纳的最主要原因,也是她后来最大的心理包袱,而在影片的策略化表述中陆焉识被抓是其主动暴露造成的,丹丹的告密在这显得不那么重要,叙述者巧妙的叙事策略下隐隐读出女性的反叛力量的微不足道。多年后丹丹向陆焉识认错时,换来的却是后者云淡风轻的一句“我知道,邓指告诉我了”,父亲与女儿的不对等关系从这种姿态中可见一二。女儿剪照片是小孩子胡闹,女儿告密也没放在心上,在影片中父亲的这种态度不仅可以解读成父亲对女儿的纵容,也可以是父亲的高姿态,女儿的抵御在父亲独立完满的精神世界中不具备与其对抗的能力。为了这种对抗所付出的代价之于女儿是无比沉重的,父亲的宽恕源于男性社会赋予其的强大力量,无比轻松地实现其对反叛者的救赎,通过反叛者的新生进一步确认其主体地位。

从反叛到皈依男性核心的社会价值体系,是传统伦理观念制约下反叛者的惟一出路。在当前这个男性话语及审美霸权仍然顽固不化的时代,女性在政治、经济、文化中处于某种非自由困境仍是一个突出的事实,为冲破这种困境而做的挣扎往往导致女性反叛者处于社会文化暴力的压制下,背负沉重的道德负担,而男性拯救者在这里常常扮演救世主的角色,宽恕、包容、拯救,使女性叛逆者心甘情愿地归附男权价值体系,自愿成为其追随者,共同维护男性的权威。

三、同化抑或异化的女性

《归来》的故事以人性解放被禁锢的“”历史背景为时代语境,从政治的角度来看陆焉识这样的知识分子被排挤到社会生活的边缘地带,从性别的角度来看女性则处于边缘的边缘。这种边缘之边缘的境遇彻底颠覆了女性的自我意识,造成了女性向着男性的同化以及作为个性主体的异化。长期以来“男女都一样”为口号的所谓“男女平等”,在抹煞了性别差异的同时,解放了作为劳动力的女性,女性解放的终极目标就是成为男性文化所塑造的忠诚的臣服者与行为上的跟从者。影片中的居委会李主任就是这样一个形象,这不仅体现在其向着男性标准看齐的中性装束,抹杀女性的“脂粉气”,更体现在其骨子里的效忠意识和言行合一的效忠行为。李主任的几次出场都和“上级指令”有关,第一次是为贯彻对陆焉识的抓捕,李主任带领两个负责抓捕的领导来到冯婉瑜家中,劝说冯婉瑜认清形势、划分敌我阵营;第二次出场是“代表组织”对失忆的冯婉瑜确认陆焉识的身份,还拿出来上级文件作为“尚方宝剑”。李主任态度的转变不是从女性的性别立场出发,也无关乎个人情感,只是对“上级指令”的无原则效忠。从效果来看,两次行为都不算成功,无论是劝说婉瑜放弃夫妻感情还是强硬地把不被婉瑜认识的陆焉识塞给她,都忽视了婉瑜作为一个妻子的情感体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自然会造成双方对话的错位。李主任的形象与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出现的大量“党的女儿”的形象密切相关,这种形象是男性权力主体塑造出来的、抽离了女性自我意识的政治符号,通过大量的意识形态话语打造成女的标杆,遮蔽其隐藏的政治目的,进而抑制女性的自我觉醒和自我拯救,从而使女性成为男权社会权利主体的忠实盲从者。

如果说李主任这一形象揭示了女性通过异化走入社会主流行列的生存策略,那么影片中的另一个女性角色――方师傅的妻子――这一形象则表明了女性在社会底层挣扎的无奈之选。陆焉识以一个重新站立起来的男性和丈夫的身份去寻找方师傅,却只寻到了一个撒泼的中年妇女,尽管方师傅或许受到了惩处,但不能亲自报仇却还是黯然而归。方师傅妻子用言行影响了陆焉识的行为选择。在陆焉识之前或之后,也许有很多人来寻仇。这种撒泼、蛮横、粗鲁何尝不是方师傅妻子不自觉的生存智慧。为保证自身的生存利益,在被挤压的生存空间自由呼吸,女性要放弃很多生而来之的女性气质,抛弃被称之为女性美的那些东西,尽管这些美的标准也是由男性主体确认和接受的,从反向建构女性不被男性主体社会接受的形象,拒绝与男性对话,这种不自觉的行为造就了女性形象的异化。

四、反思历史与当下的男性叙事策略

当历史苦难成为个人话语的书写源泉,人性与人格的光环映照着隐藏在宏大叙事之下的卑微个体,主体性的光芒得以闪耀。而在导演的男性叙事策略下,这种抗争的主体总是男性。女性或者依附于男性,跟随男性的脚步,听从男性的指令;或者背负原罪等待男性的救赎;或者自觉不自觉地异化为价值标准之外的女性。众多的女性角色或者不具备自我觉醒、自我救赎的意识,或者不具备自我指认、自我拯救的力量,男性成为女性绝对的主导,女性成为男性的他者。

这个嵌入特定历史语境的故事暗示着当时代女性的艰难处境,然而缺少困境中的挣扎,使得片中的女性角色相较于男性主人公的丰富圆满失色不少。别有意味的是,这种隐藏的叙事策略受到了当下包括女性观赏者在内的受众群体的广泛认可。尽管受众中不乏女性,但不得不承认男性观影立场仍然是当今影视鉴赏与批评的主要立场。由于创作者以及电影语言的男性立场,要塑造一种更加接近女性真实情感的自觉自主的女性角色就变得更加困难。而只有放在整个社会文化语境下去考量,摧毁与清除顽固的男性话语形式与父权至上的已有鉴赏与批评模式,才能彻底完成电影文本的革新,实现电影中女性形象的真正新生。

[参考文献]

[1] 戴锦华.不可见的女性――当代中国电影中的女性与女性电影[J].当代电影,1994(11).

[2] 王纯菲.伦理―性政治与性政治―伦理――中西方女性历史生存的文化学分析[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06).

[3] 秦晓红.女性生存状态的中国镜像――论中国电影中的女性形象建构[J].湖南社会科学,2006(03).

[4] 文丽敏.新世纪中国电影的性别叙事[J].当代电影,2009(01).

最终母亲放弃抵抗范文第3篇

罗斯福的父亲是百万富翁,50多岁时老来得子,因此特别疼爱罗斯福;母亲比父亲小26岁,对他却特别严格。

罗斯福小的时候很聪明,什么事都是一看就懂,一教就会,与同伴竞争,常常是第一。父亲常夸奖他说:“你真厉害!”这也使得他形成了凡事都要争第一的好胜心理。

罗斯福很喜欢对抗性强的游戏和下棋,他经常拉着父亲下跳棋,父亲为了培养他的兴趣,常常让着他,这样每次和父亲下棋他都能赢,他就更喜欢下棋了,而且水平确实提高得很快。

而母亲对孩子的教育却有自己的方法。她看到孩子聪明、进步快,也喜上眉梢。但是她也发现罗斯福太好胜、太要强,这很可能会成为性格的弱点。这样的孩子不能经受任何挫折,一旦遇到了挫折就受不了,就会一蹶不振,严重的会对生活失去信心。为此母亲就想应该给罗斯福一些挫折教育。

一次母亲主动要求与罗斯福下棋,在先输一盘后,向孩子表示祝贺,孩子果然来劲了。第二盘,母亲却不再让孩子了,赢了孩子一小步。罗斯福一看输了,就不高兴,眼泪居然在眼里打转,接着就下不下去了。母亲便趁机说:“要竞争,就会有输赢,失败乃成功之母。”但孩子听不进去,跑走了。

此后,罗斯福只喜欢与父亲下棋,却躲着不愿意与母亲下棋,因为父亲总是让着他,他总能赢。

母亲批评父亲一味地迁就孩子,这对孩子将来的性格不好,父亲却说孩子还小。为此母亲有些生气地说:“你总让他赢,他以后就会输不起,经受不住打击和挫折,从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孩子的健康成长。孩子进入社会独立后,难免会遇到挫折,只有对待挫折的态度正确了,孩子才会有百折不挠的精神,从而提高孩子适应社会的能力。”

此后,母亲经常找机会与罗斯福下棋,每次在先输一两盘后,再赢孩子几盘。罗斯福输了棋后,不高兴,不认输。一次母亲连赢了罗斯福三盘,他被气炸了,一把棋盘,棋子撒了一地。母亲立马抓住他,让他把棋子捡起来,并且要他承认错误。罗斯福流着泪,不低头,也不捡棋。

于是母亲严厉地对他说:“你看,我虽然输了,但我没哭闹,而且我还很有风度地向你祝贺,因为我知道这是个游戏,一定会有输赢的。你怎么就输不起呢?想赢就不要怕输,怕输的人,恐怕永远也难以成为真正的冠军。”那次,母亲说了很多,最终罗斯福不情愿地捡起了掉在地上的棋子。

此后,母亲还是经常找罗斯福下棋,也时常赢他。渐渐地,罗斯福开始输得起了,输了棋后,还能承认输了,并且向母亲祝贺。罗斯福在输赢中知道了人不可能每次都是自己赢,关键是要输得起,并且要在输后不向命运屈服,从而奋起、学习、提高,最终经受得起挫折,成为高手,成为硬汉。

最终母亲放弃抵抗范文第4篇

《羌笛野曲》是《女勇士》的最后一章,讲述 “我”在华人社区的成长经历。文中刻画了多位华裔女性,如“不说话女孩”、“疯女人”、“母亲”、“我”等,她们或沉默、或疯狂、或镇定、或彷徨,作者通过“我”的视角展示了处于美国主流文化、男权中心主义双重强权压制下华裔女性的面貌。本文着眼于双重边缘化地位的华裔女性,展示她们在男权社会和美国主流文化的压迫下,徘徊于沉默与呐喊之间,如何采用不同的反抗方式,从自发到自觉,逐步形成或显露出来的社会责任感和文化使命感。

一、沉默的反抗:守卫与抵制

“不说话女孩”是“我”的同学,看似懦弱,却坚定地保留着华裔装扮,从不刻意模仿美国女孩。她在外从不开口说话,在家却无所顾虑,英语汉语,都大声讲甚至是喊,家的中国文化氛围是安全的港湾。家门之外,她无法认同主流文化,便以沉默抵制,哪怕是试图让她接近主流文化的行为。譬如,“我”尝试着让她开口,任凭“我”恐吓、拧脸、抓脸、拽发,她都三缄其口,忍痛不屈。虽然她“习惯跟着我,却并不服从我的命令”。[1]“我”有着中国女孩的一些特征,黑头发黑眼睛,在班上沉默,这是她愿意与我为伍的原因。可 “我”又刻意模仿美国女孩,指甲剪得平平,头发乱糟糟,霸道粗鲁,似乎在迫使她靠近主流文化,她因而对我又生 “排斥”、不信任。她是众多普通“华裔”女孩的化身,她们在面对美国主流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吞食和歧视之际,以沉默固守族裔文化的家园,筑起了保护本土文化的防御墙,以宣告美国主流文化入侵的无力和软弱。

对于男权中心主义,女孩及家人同样以沉默进行抵抗。女孩的姐“没有嫁人”、她们与父母住在一起,女孩“不必离开家门”,“没被送到学校,和陌生人、洋鬼子、男孩子住在一起”。[2]“独身”是女性主义书写话题之一,不和男子交往就杜绝受男性话语的操控和摆布。姐姐及家人的保护,也体现了女性主义者的“姐妹情谊”:全体女性应团结起来,共同保护自己的权益。

但是,沉默式的抵制和反抗的结果,女孩最终 “只能呆在在自己家,由家人保护”。[3]作者暗示,固步于中国本土文化,消极抵制,不走出家园积极争取,无法改变华裔女性的边缘化地位。民族性并不意味着僵化和排外。任何一种文化都随着时代、环境的影响而发生改变。法侬认为:“在民族文化已经经受了巨大的变化之后,我们切不可再死死抱住本土文化的古董不放,而应投入到战斗的现代民族文化中去”。[4]时代在呼唤着更为激进的反抗方式。

二、疯狂的呐喊:理性之外的反抗

“疯女人”在《羌笛野曲》中笔墨较多,如,邻居家的女人、“疯玛丽”和女巫“皮亚娜”。她们毫无顾忌,不干净,乱穿衣,举止怪;她们随心所欲,喜怒无常,叫喊发泄,“一声咆哮或一串傻笑”;她们充满斗志,“像一头想顶人的公牛”,“从头发底下窥视”他人……“疯女人”虽游离于理性社会的边缘,然而她们敢怒敢言,竟获得了反抗理性社会的成就。譬如,母亲会对皮亚娜说“别来碰我们”或者问一声早晨好,她也就离去了,不再来追我们。问候和请求意味着,作为理性社会的“他者”,疯女人仍然获得了来自理性社会的尊重,平等协商的语言交流取代了攻击性的言行。

著名精神病学家莱恩认为,疯癫是“对病态的疯狂世界的一种更深刻更深奥的理性的反应”。[5]疯癫高于正常,是对病态社会的反抗与突破。因为心理异常者较之正常人更具典型性,更能形象地反映当时的社会形态与文化背景。通过疯女人们大胆的呐喊反抗方式,作者揭露了当时美国华裔女性所遭受的压抑、揭露了美国主流文化统治下的社会畸形。疯女人虽是理性社会的弱势群体,她们却可以无视主流社会,吼叫呐喊,发泄不满。华裔女性在美国主流社会中的边缘化地位恰如疯女人在理性社会的地位,作者意在号召广大华裔女性借鉴疯女人的反抗方式,打破沉默,大胆发声。美国著名黑人女性主义者贝尔・胡克斯认为,批判必须付诸行动。释放自己的愤怒,发出自己的声音是一种反抗方式。她指出,愤怒和发声“不仅具有破坏性而且具有建设性的力量……愤怒是抵抗斗争的必要形式。”[6]

三、自立自强:获取话语权

母亲是华裔女性自立自强的楷模。首先,她是反抗男权的胜利者。到美国后,与丈夫平起平坐,一起经营洗衣店,破除了中国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传统思想。她通过自身努力,学习文化,获得人格独立,达到了真正意义上的与夫权斗争的成功。“女权主义者认为:在父权制社会中,支配群体通过控制言论来控制现实,他们剥夺了妇女的发言权,使她们长期处于沉默的状态。”[7]母亲在家中能发号施令,管理家事,标志着她获得话语权以及反抗男权的实质性胜利。以西蒙・德・波伏娃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女性主义认为,妇女要获得自由,必须摆脱现有的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对女性的限定,必须通过主动选择和不断行动使自己成为自由的人。[8]母亲是民族文化的坚决捍卫者,她以讲故事的方式向子女输入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民族文化是她的心灵家园,神圣不可亵渎,否则,她会奋起反抗。药店的伙计送错药,这在中国文化中是大忌,非常晦气,母亲大动肝火。她认为药师无视华人文化,坚持要孩子去讨个说法,让药店用糖弥补, “强调中国人就是这样做的”。[9]糖在中国文化中是喜庆的象征,能消除晦气,带来幸福。母亲非常开心,因为她“教会了洋鬼子药师讲礼节”,意味着洋鬼子接纳了中国文化。通过母亲的反抗,作者表明没有呐喊与行动,就不会有反抗美国主流文化居高临下的霸权主义的胜利。

面对美国主流文化,母亲并非顽抗,而是宽容和理解。中国老话说,说多话是罪恶,但她觉得“在这个鬼国家就不同”,她给女儿割舌筋,让她舌头活泛,能说不同的语言;她鼓励女儿学习美国文化,讲流利的英语。要反抗强势主流文化的霸权主义,仅靠固守中国文化是无用的,“妇女没有自己的话语,因而也没有能力按照自己的体验重新解释这个世界。”[10]华裔女性必须首先获得话语权,才能改变边缘化地位。而“能说英语,学会打字”,能学习美国文化,“当美国女孩”则是获得话语权的前提条件。只有华裔女性作为整个群体真正融入美国社会,中国族裔文化才能受到重视。母亲对子女文化选择的开明其实是争取“发声”能力的表现、对华裔女性话语权的渴盼,是自觉的改变华裔女性命运的使命感。

四、徘徊之后的觉醒:“和”而不同

“我”是叙事者、作者的“传声筒”,接受美国文化教育,仍是美国人眼中的“少数族”;居住在中国社区,受父母及居民们中国文化的熏陶,依然被称为“洋鬼子”。处于两种文化之间,“我”进退维谷。同时受到传统文化男权中心主义的压迫和美国主流文化中心主义的排斥。目睹和体会着华裔女性的双重边缘化地位,“我”苦苦寻求出路。我经历着“不说话”女孩的内心挣扎与煎熬,意识到了沉默抵制的徒劳;感受着“疯女人”非理性与呐喊的欲望,不畏惧主流文化的强权,不羞于 “他者”身份,积极争取群体权利,“我”渐渐获得逼迫自己发声的勇气;母亲的言传身教感染着我,她的豁达宽容鼓舞着我,终于,我打破沉默,大声说出了自己的不满。“我在心里想出了大约200件事想对母亲讲,那样她就会真正了解我,我的喉咙也不会憋得痛了。”[11]“只要我让母亲了解我的这些事情、这些想法,她――乃至世界――会更喜欢我的,我将永远不会孤立了。”[12]长久的沉默、失声之后,“我”终于有所醒悟,意识到了“发声”、寻求理解是不再“孤立”,改变边缘化的必要手段,而母亲就是能给予“我”呐喊胆量的女勇士。在此,汤亭亭暗示了第二代华裔女性开始接纳中华文化。中华文化是华裔女性的根,没有根,枝叶再茂盛,也必将凋零。“我”开始有了了解中国文化的欲望,甚至 “某一天回到中国去”。查尔斯・泰勒认为,一个人或者一个群体的认同,部分是由他人的承认引起的。如果得不到他人的承认,或者得到他人扭曲的承认,就会对我们的认同造成显著的影响。无论在民权运动之前或之后,相对于白人主流文化,少数文化一直处于弱势地位。因此,黑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首先要追求对于自己民族特性的尊重和保留。[13]

呐喊的力量拽着“我”大声的说出了内心的想法,“我”要走出华人社区,在美国社会中追求自己的“梦想”――“我”不要变成女仆或者主妇,“我”永不嫁人,“我”想当伐木工人和记者。学会自立自强,走出家庭的束缚是女性解放的必经之路。文章最后以蔡琰的故事结尾。蔡琰是汉族女诗人,作为俘虏远嫁匈奴12年。她曾为蛮人尖细凌厉的笛声而痛苦、难以入眠。终于,有一天,她唱歌了,歌声恰与匈奴人的笛声相和,歌词似是汉语,可蛮人仍能听懂里面的伤感和怨愤,她离开帐篷,加入到了蛮人的篝火旁,与她不通语言的孩子也随她唱了起来。赎回国后,蔡琰把歌从蛮人那里带回来,并且至今,中国人用自己的乐器伴奏时,仍能演唱这首歌。“我”乐意听到这个故事。作者在此表明了“我”强烈的使命感,希望自己能像蔡琰那样,在中国文化和美国主流文化之间架起一道桥梁,形成对话,中国文化应该保留自己的特色,而美国主流文化也应放弃霸权主义思想,两种文化和睦相处,“和”而不同。正如尼日利亚小说家阿契贝所说“如果让每个人都人尽其才,给世界文化的盛典奉献礼物,那么,人类的文化精品将会更加丰富多彩。” [14]

结语

20世纪60-70年代,性解放运动、新左派运动、黑人民权运动、校园反叛和反战运动、反主流文化运动以及女权主义运动风起云涌,构成了美国社会的一道独特的风景。汤亭亭毕业于民权运动活跃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义不容辞地肩负起了改变华裔女性双重边缘化地位的历史使命。Jennie Wang认为,“汤亭亭十分真诚地效忠于社会和政治活动――美国的民权运动、和平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女勇士》是作者精神状况的自我意识、自我指涉――压抑、反抗、和争取权利的意愿――去打破美国华裔妇女的沉寂”。[15]

《羌笛野曲》中,华裔女性的不同反抗方式同时也是女主人公在自己成长过程中的不同的选择和心路历程,它揭示了华裔女性的成长过程,如何从沉默消极自发的抵制一步步迈向自觉大胆的呐喊,积极反抗男权和文化霸权,寻求没有性别、种族、民族歧视的公平社会,各文化之间友好往来,创造和谐的世界文化氛围――这既是汤亭亭的心声,也是时代赋予华裔女性义不容辞的使命,“她作为弱势种族和边缘文化的一员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但其发声的目的并不是为了颠倒弱势和强势、边缘和中心的位置,她想要表达的是对于多元文化融合共生的向往。”[16]文化多元主义认为,西方将自己的文化强加于人,其实源于它的殖民主义历史。因此我们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少数文化的保留,而且必须承认它与主流文化的同等价值。汤亭亭的华裔女性书写,是后殖民主义时代反抗男权中心主义、文化霸权主义的强烈呼声,在世界文化多元发展的今天,她凸显了华裔女性群体的历史地位和反抗精神,暗示她们肩负着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已经并且仍将继续为消除强弱民族、种族、性别、文化之间的歧视与对抗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参考文献:

[1][2][3][9][11][12]汤亭亭.女勇士[M].李建波,陆承毅,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98:160,166,166,154,180,181.

[4][13]赵稀方.后殖民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33,208.

[5]Laing, R.D.. The Politics of Experience[M].Ballantine Books,1969:3.

[6] Hooks, Bell. “Killing Rage” , in Killing Rage, Ending Racism[M]. Gloria Watkins,1995:16.

[7][10]康正果.女权主义与文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134.

[8]魏天真,梅兰.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导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4.

[14] Achebe, Chinua.“An Image of Africa: ‘Racism in Conrad’s ‘Heart of Darkness’”[M].Massachusetts Review 18, 1977.

最终母亲放弃抵抗范文第5篇

一 异质文化的内涵

所谓异质文化,是指不同种族在不同的生活背景和社会经历中长期积累形成的不同社会习性以及精神文明的状态,它是最能体现不同民族的表达方式、心理意图、个性魅力以及文化差异性的部分。在全球化背景的今天,不同种类的文化间的相互交流必然会不断地相互碰撞和产生冲突,而这种文化的异质性在当代华裔美国文学中尤显突出。

二 华裔美国文学的兴起

在以白人主流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美国文学界,由有色人种构成的少数族裔文学长期以来都被视为是处于异质文化中的 边缘文学 ,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作为从不同文化背景迁徙过来的群体以及他们的后裔,美国少数族裔作家在直面母体文化与生活中异质文化的冲突之后,不断在其小说的创作中引入不同背景文化间的碰撞与摩擦,深刻地展示了异质文化间由矛盾冲突到相互融合的特色,逐渐被西方主流文学所关注。

华裔美国文学作为美国当代文学中的一支新生力量,受到世界各地文学评论家的一致肯定。尤其是华裔小说作品不仅在美国华裔界反响强烈,同时也深受众多美国本土读者的喜爱。此类小说作品大都描述了在经历了艰辛磨难迁徙到美国的第一代华裔移民及出生在美国从小饱受西方文化思潮影响的第二代子女们之间的异质文化意识的碰撞,着重分析了华裔后代们对西方文化的主观认同但总是被客观排斥、抵制本族传统文化却又始终无法与之剥离的矛盾心理,展现了其不断探索自己身份、寻求两种异质文化之间立足点的心路历程。

华裔美国文学的兴起首先是以妇女作家的创作为标志的,她们的创作灵感往往来源于自己的亲身经历,具有强烈的自传色彩。中美文学界的普遍观点认为,美国华裔小说家汤亭亭于1976年发表的自传体小说 《女勇士》,标志着华裔文学进入美国主流文学的开始,而谭恩美的《喜福会》更成为华裔美国文学的杰出代表。下面就以这两部小说为例,来探讨华裔美国文学之所以能够成功的关键所在。

三 华裔美国文学的开篇之作 汤亭亭之《女勇士》

美国著名华裔女作家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出生于美国加州,可谓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其父母都是典型的中国移民,一直以来都以开洗衣店来维持生计。一方面,她同许多其他华裔后代一样,经常听大人们讲述着远在中国老家的简陋的故居,先辈们一代代传下来的家族经历,以及包含有狐狸精、吊死鬼和英雄侠女等的传奇故事 这些离奇的神话故事所折射出来的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成为她日后参加反战运动、主张妇女寻求独立和解放的最主要的力量源泉;另一方面,由于从小就生活在美国的文化背景下,接受着西方思想的熏陶,她在主观上又绝对认可自己的美国人身份。

汤亭亭的处女作《女勇士》一经面世,即在美国文坛引起了轰动效应,此书不但荣膺美国 全国图书奖 ,还成为当时人们竞相传阅的为数不多的优秀华裔作品之一。此书形象地揭示了第二代美国华裔女性奋力冲破中国传统文化对她们思想的禁锢与束缚以及在美国西方文化的种种排斥之下,最终在中美两种异质文化的碰撞与冲突中寻找到真实自我、勇敢地融入到美国西方文化的艰难历程。此小说的出版发行,一举奠定了汤亭亭本人在美国当代文学中的重要地位,在华裔美国文学的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女勇士》主要描述的是一名美国华裔女子的童年经历。一方面,她抱怨父母总是墨守成规地沿袭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总是强加给她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这让她在美国生活得很不自在;另一方面,美国文化对少数族裔文化的不认同,甚至排挤,使得她充满了种族焦虑感和种族自卑感。两方面的因素使得她既不能完全地按美国人的方式生活,也不能按部就班地按中国的传统进行生活。最后不得不在多年的痛苦生活中,努力地找寻自我,确立自信心,公开表达自己的独特思想情感。有研究表明:汤亭亭是第一个将自己的个人经历以小说的形式发表出来的华裔作家,她和她的小说为华裔美国人在西方国家中的社会与文化地位的提升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汤亭亭有意识地给《女勇士》加上了个副标题 《一个生活在群鬼之间的女孩的回忆录》,其真正的意图是希望能够向读者传达这样一种思想:主人公对于以母亲为载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和每天耳濡目染的美国西方文化之间充满着不尽的困惑和缺乏归属感的无所适从。汤亭亭在小说中所提到过的各种各样的鬼怪精灵,都将处于双重文化身份中挣扎的主人公的困惑、迷茫和浮躁体现得淋漓尽致。压抑与反抗的情绪贯穿全篇。作品极力塑造一个勇敢、坚强且具有自由和独立意识的新女性形象,以兼容并蓄的方式直面两种文化所带来的冲突与压制。

四 华裔美国文学的杰出代表 谭恩美之《喜福会》

谭恩美(amy tan),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克兰市,父母在40年代从充满战乱的中国移民到美国。由于受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文化 母凭子贵 思想的影响,母亲对她的期望很高,不仅很早就为她规划了读医科,还要求她利用业余时间学习钢琴,其目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在将来的某一天能够出人头地,成为家人乃至所有华裔朋友们http://的骄傲。但作为从小生长于美国环境的谭恩美,在主观上却相当认同美国的文化,努力地融入美国社会,对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是采取持抵制态度的。这就导致了她不得不一直维系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属性于一身:既抵制中国传统文化,又不能轻易融入美国西方文化,在夹缝中生存而始终无法找到自我。不仅如此,在整个人生成长的过程中,东方人的面孔和血统以及家庭所秉持的中国文化传统还常常让她苦恼不堪,这都在她后来的小说创作中充分地体现了出来。

在汤亭亭的《女勇士》出版十年之后,谭恩美的《喜福会》终于得以完成并发行。小说详实地描述了四个美国华裔家庭母女两代人的情感纠葛,深刻地剖析了华裔移民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艰难生存和探求自我身份的艰辛历程。母亲们在旧中国受尽磨难,为了生存她们迫不得已离开家乡而远赴异国他乡,所以母亲们总是对女儿寄予厚望,希望她们在美国有所作为的同时,能够保持自己兼具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而女儿们都是出生于美国,在美国文化背景与社会教育的熏陶下逐渐成长,对美国本土文化有着强烈的认同感。母女间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属性必将导致一系列的误解和冲突的产生,封建、传统的东方文化和开放、先进的西方文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喜福会》中,以吴晶妹为代表的年轻美国华裔一代因纠结的生活

转贴于

状态和矛盾的心理情感不断地寻觅华裔群体在两种异质文化碰撞下的生存方式以及对于人生命运和抉择的思考。从文化差异的角度来看,四对母女之间的误会和沟通恰恰象征了中美两种异质文化之间的相互冲突与融合。华裔孩子们从小就生长于美国,深受美国精英式教育的培养,同时又受到来自家庭和周围华裔的传统中国文化的影响,强烈的边缘文化意识以及身份危机感始终困扰着他们。

中国传统文化讲究的是长幼尊卑、母凭子贵和媒妁之约,而美国西方文化所推崇的是成员平等、个人奋斗及婚姻自由,要将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属性强扭在一起,必将不可调和。小说中,当钟薇弗莱获得全国象棋冠军后,走在回家的路上,秉承中国传统 母凭子贵 思想的妈妈逢人便以 冠军的妈妈 来炫耀自己,而深受西方个人奋斗主义思想影响的女儿却很看不惯,非常愤慨地反驳道: 为什么你总是要用我来炫耀呢?你要是想出名,就自己去学下棋啊。 她从此不再下棋,母亲也因女儿的责备而沉默了。最后,自信的 象棋神童 在妈妈的不闻不问中渐渐失去了原有的天赋异禀,变成了一个胆怯、平庸的普通人,再也无法找回往日的辉煌,不得不在14岁的时候就放弃了 冠军之路 。除此之外,母亲们还坚http://持中国传统的家庭教育方式,如要求子女对长辈的尊敬和绝对服从等。因此,当吴晶妹不愿按妈妈的意愿弹奏钢琴的时候,妈妈便非常生气地训斥道: 女儿只有两种,听大人话的和不听大人话的。只有一种女儿可以住在这个家里,那就是听话的女儿。 而美国精英教育强调的是家庭成员之间人人平等的关系、朋友的关系。家庭中的每个成员不论长幼,在自己的事情上都享有不可侵犯的个人权利,其他成员无权干涉,主张将孩子作为平等的家族一员来看待,充分给予孩子发表个人意见的权利。而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长辈们对年轻人婚姻大事的关注和建议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所以,当母亲钟林冬发现女儿薇弗莱的男友是美国人而且 看穿 他一定是个 花花公子 以后,她便坚持己见并企图拆散他们,甚至用鞋子去追打他们。但是深受美国婚姻自由思想影响的女儿却对母亲的这一做法非常抗拒,最终以私奔的形式来表达她对母亲 即中国传统文化的抗议。

母亲们本希望女儿能够继承和发扬她们的中国传统文化特性,但在经历了长期的阳奉阴违和反抗之后,她们不得不改变了策略。她们不再将自己的传统思想一股脑地强加于早已长大成人、思想也已经成熟的女儿们,而是以讲故事的形式将自身经历传授给她们,以期能够在情感上进行感动和教化,在精神上赋予支持和鼓励。小说中,母亲们通过回忆将历史与现在连接,女儿们则通过母亲们的故事去探索祖国这个 熟悉的陌生人 ,继而去寻找自我,发现自我。小说结尾,尽管母女双方分别代表着东西方两种不同的传统文化,但经过了一系列的冲突和碰撞之后,最终都达成了共识,实现了相互理解和和解。

谭恩美因《喜福会》一炮走红,一举晋升到西方主要作家的行列,逐渐成为华裔美国文学继汤亭亭之后的又一代表性人物。其作品《喜福会》受到世界范围内文学评论家的高度评价,曾连续九个月名列《纽约时报》畅销书首位。《纽约时报》还形象地把它比作是 一颗璀璨的明珠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该作品接连荣获了 全美图书奖 、 全美图书评论奖 和 海湾地区小说评论奖 等三项大奖,并被列入《诺顿文学入门》的书目教材,成为美国众多高等院校师生的必读佳作。

五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