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分析论文(精选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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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分类:文学
摘要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探讨的旅游风险认知,是指游客对旅游活动过程及结果的不确定性所作出的判断,这种判断主要来自于主观世界。之所以如此界定,主要原因在于,在参与旅游活动的过程中,虽然客观性风险的存在是现实性的,但主观性风险认知的作用更加明显。 …

风险分析论文(精选5篇)

风险分析论文范文第1篇

旅游风险具有一定的内生性特征,这种内生性主要表现为:第一,旅游经济运动具有特殊性,即旅游产品使用价值的获得是以人的流动而非物的流动为前提的,这一特殊性奠定了旅游产品购买结果的不确定性;第二,旅游产品属于组合性产品,旅游介体的不断转换与衔接,增加了旅游产品使用价值按约定让渡的难度;第三,旅游活动是惯常生活的溢出,在这个溢出的世界里,旅游者往往依照情感原则而非理性原则行事,旅游风险的内生性特征得到了进一步强化。此外,旅游需要属于超越性需要,与缺乏性需要不同,超越性需要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性、心理性内容,这也使得旅游风险变得更加隐蔽、复杂。

基于旅游风险认知的内生性特征,本文拟使用定量方法,以上海市民为抽样对象,结合风险认知概念模型对游客的风险认知状况进行探究性分析,以期进一步推动旅游风险及其防范研究。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探讨的旅游风险认知,是指游客对旅游活动过程及结果的不确定性所作出的判断,这种判断主要来自于主观世界。之所以如此界定,主要原因在于,在参与旅游活动的过程中,虽然客观性风险的存在是现实性的,但主观性风险认知的作用更加明显。

二、风险认知概念模型及其在旅游产业中的应用

风险认知的概念模型主要有4种:双因素模型、多维度模型、Dowling和Staelin的复杂模型,以及Greatorex和Mitchell的整合模型。其中,双因素模型和多维度模型是复杂模型的计量基础,整合模型则处于理论层面尚缺乏实证性检验,所以,在旅游风险认知概念模型中,主要探讨双因素模型和多维度模型。

1、双因素模型

双因素模型最初由Cox(1967)提出。Cox认为风险认知是两个因素的函数:第一个因素是消费者购买前知觉到的购买后产生不利结果的可能性,第二个因素是购买结果为不利时,消费者主观上认为的损失的大小。Cuningham(1967)将Cox提出的第一因素称为不确定性因素(Uncertainty),第二个因素称为结果因素(eonsequenees)。Peter和Ryan(1975)发展了双因素模型,认为风险认知的大小等于不确定性与结果的乘积。

双因素模型提出来以后,在旅游产业内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应用。近年来,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文献包括,Sonmez和Graefe(1998)使用双因素模型作为计量工具研究了恐怖风险认知对国外旅游决策的影响;Mitchell(1999)等人结合神经网络模型研究了度假旅游产品的风险认知;Eitzingera和Wiedemannb(2007)分析了高山旅游目的地蒂罗尔(rryml)地区居民的风险认知,二者使用的指标是风险类型的代表性和风险发生的可能性,但严格讲,上述两个指标和双因素模型并没有本质区别;此外,Boksbergera(2007)等人还以人口统计特征作为区分变量专门探讨了航空旅行者的旅游风险认知差异。

2、多维度模型

风险认知涉及到多个维度。Bettman(1973)将风险划分成了固有风险(inherentrisks)和可处理风险(handledrisks)两个维度,Jacoby和Kaplan(1972)将消费者认知到的风险划分成了绩效风险、财务风险、身体风险、心理风险和社会风险5个维度,Roselius(1971)则将消费者面临的可能性损失划分成4个维度,即时间损失、危险损失、自我损失和金钱损失。

该模型引入到旅游产业领域后,风险认知维度更加丰富。Roehl和Fesenmaier(1992)将旅游风险认知维度分成了7类,即设施设备风险、绩效风险、身体风险、心理风险、满意风险、社会风险和时间风险。曹胜雄等人(1997)则从旅游活动顺利开展的视角将旅游风险划分为运输风险、治安风险、卫生风险、住宿风险、气候风险、观光场所风险和医疗风险7个维度。Boksbergera等人(2007)从财务风险、绩效风险、身体风险、心理风险、社会风险、延迟风险等角度对旅游风险认知进行了研究。Ytiksela和Ytikselb(2007)则把旅游风险划分成外部风险和内部风险两类。

三、旅游风险认知调查

1、调查设计与样本回收

在分析相关文献的基础上设计了调查问卷。问卷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问卷的主体,内容为游客对旅游风险的认知评价量表,量表属性共有17项,涉及财物风险、绩效风险、身体风险、社会风险、心理风险、医疗风险、治安风险和设施设备风险等8个维度,受调查者需要从风险发生的不确定性、风险结果的危害性这两个因素出发回答上述属性,该部分的计量尺度均为李克特5级量表法,即1表示非常不可能或非常不严重,5表示非常可能或非常严重;第二部分为出游经验调查,第三部分为背景资料。在问卷的第三部分安排了一道测谎题以甄别问卷信息填答的可靠性。

在8个评价维度中,财物风险是指旅游产品购买发生错误时游客感受到的风险;绩效风险是指旅游产品质量没有达到期望值时游客感受到的风险;身体风险是指旅途中因生病、意外事件、治安等因素对身体造成伤害的风险;社会风险是指选择的旅游产品不被别人认同而带来的风险;心理风险是指购买某项旅游产品导致自我形象受到损失;医疗风险是指医疗服务完善、及时与否对游客的损害;治安风险指旅游目的地的治安条件对游客造成的威胁;设施设备风险指旅途中各种设施设备的安全性引发的风险。

问卷以上海市民为调查对象,时间为2008年5月,方法为滚雪球法(“snowball”samplingtechnique),即从笔者所在学院随机抽取了63名本地学生完成问卷,然后要求每个学生负责在上海市民内寻找4个非在校大学生完成问卷。之所以选择上海市民为抽样对象,主要原因在于近些年来上海市民出游率居高不下,即便市民在被访时不一定属于游客范畴,但频繁的出游经历缩小了市民与游客的共同认识,特别是从心理认知记忆的角度讲更是如此。

本次问卷共发放315份,回收307份,有效问卷245份,总有效回收率为78.8%。需要说明的是,在62份无效问卷中有37份问卷是因为没有通过测谎题而被剔除的。在有效样本中,女性占63.3%,年龄介于21-50岁之间者占60.4%,已婚者占53.1%,大专及以上学历者占74.7%,收入低于5000元者占83.7%,学生比重占30.6%。其中,最近一年有出游经历者占82.4%。

2、问卷信度与效度

在旅游风险认知量表中,风险发生不确定性量表的克龙巴赫(Cronbach)α系数为0.822,风险结果危害性量表的克龙巴赫(Cronbach)仪系数为0.864,风险发生不确定性与风险结果危害性相乘汇总后旅游风险认知量表的克龙巴赫(Cronhach)α系数为0.780,均大于0.70水平,这表明旅游风险认知量表有较高的可信度。

而旅游风险认知量表是由财物风险、绩效风险、身体风险、社会风险、心理风险、医疗风险、治安风险和设施设备风险8个维度构成的,因此需要考量量表的构架效度(ConstructValidity)。从相关系数来看(见表1),除医疗风险与身体风险(相关系数为0.593)、社会风险与心理风险(相关系数为0.575)、医疗风险与治安风险外(相关系数为0.564)稍高外,其余维度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小于0.500,且多数为低度(0.200-0.390)或极低度(0.000-0.190)相关。可见,问卷内部旅游风险认知维度之间的区别有效度(DiscfiminantValidity)符合要求。

四、旅游风险认知分析

1、旅游风险认知总体分析

依据双因素模型计算后可以发现,在8项旅游风险认知维度中,设施设备风险得分最高、其次是医疗风险、治安风险、身体风险、绩效风险、财务风险,而心理风险、社会风险的得分最低。因子分析(Bartlett值为578.199,相伴概率值为0.000;KIVIO值为0.777)则表明,8种旅游风险被降维为两个构面,即实体风险(包括医疗风险、治安风险、身体风险和设施设备风险)与无形风险(包括社会风险、财务风险、心理风险和绩效风险)。其中,实体风险获得了更高的关注。此外,从总体状况来看,旅游风险发生的不确定性评价多高于旅游风险发生的危害性评价,而较低的危害性评价则降低了游客对旅游风险的总体认知度——即便是得分最高的设施设备风险分值也仅有12.06。2、旅游风险认知属性分析

从17个旅游风险认知属性来看,属性“交通工具的安全性”得分最高,其次是“意外事件对身体造成的伤害”、“景点内娱乐设施的安全性”、“旅游目的地治安状况”等属性;属性“购买的旅游产品与自己的形象或个性不符”风险评价得分则最低。在旅游风险主观评价中,属性“购买的旅游产品质价不符”发生可能性最高,“旅游目的地发生恐怖主义活动”的危害性最大;“异地环境不熟悉使人感到焦虑”发生可能性最小,“旅游产品无法得到新朋好友及其他熟人的认同”危害性最小。此外,绩效风险总体评价虽然不高,但游客对该风险涉及到的3个属性发生的可能性评价则普遍较高。

3、旅游风险认知差异分析

(1)旅游行为因素影响下的旅游风险认知差异分析

方差分析表明,最近一年游客旅游经验不同,旅游风险认知无显著差异(P 0.05)。最近一年游客出游次数不同,身体风险认知有非常显著差异(P 0.01)、医疗风险认知有显著差异(P 0.05)。描述性统计则表明,出游1~2次者对身体风险、医疗风险认知均值最高,分别为11,20、12.55;此后,随着出游次数的增多,身体风险与医疗风险认知均值逐渐下降。每次出游停留天数不同,对旅游风险认知无显著差异。每次出游平均花费不同,社会风险认知有非常显著差异,其中每次平均花费在5000元以上者对社会风险的评价最高,均值为8.85,远大于组内5.16的平均水平。此外,游客出游方式不同,身体风险认知有显著差异、医疗风险认知及治安风险认知均具有非常显著差异,其中以团队方式出游的游客,对上述风险的评价均高于以其他形式出游游客的评价。

(2)人口统计因素影响下的旅游风险认知差异分析

方差分析表明,游客性别不同,身体风险认知、社会风险认知、设施设备风险认知均有显著差异。描述性统计分析表明,女性对身体风险和设施设备风险的评价比男性高,男性对社会风险的评价比女性高。游客年龄不同,绩效风险认知及心理风险认知均有非常显著差异,其中21-30岁游客对绩效风险的评价最高,41-50岁游客绩效风险评价最低,均值分别为12.34、9.09;与此同时,61岁及以上游客对心理风险的评价最高,20岁及以下游客对心理风险的评价最低,均值分别为8.45、4.06。游客婚姻状况不同,绩效风险认知有非常显著差异,社会风险认知及心理风险认知有显著差异,其中离异或丧偶者的上述风险认知比已婚与未婚人士普遍要高。教育程度不同,社会风险认知及设施设备风险认知有显著差异,心理风险认知有非常显著差异,其中,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社会风险认知与心理风险认知逐渐下降、设施设备风险认知逐渐提高。不同月收入游客对社会风险认知有显著差异,对心理风险认知有非常显著差异,其中月收入突破万元者社会风险评价最高,紧随其后的是月收入介于1001-2000元之间的低收入者;对于心理风险认知,除学生外收入越低评价越高。不同职业游客对绩效风险认知、心理风险认知有非常显著差异,对财务风险认知、医疗风险认知、设施设备风险认知有显著差异。其中,对绩效风险认知、医疗风险认知、财务风险认知和设施设备风险认知评价最高的职业均为待业/下岗人员,其次是私营业主,最低的则是行政管理人员(设施设备风险为企业管理人员);此外,私营业主对心理风险的评价最高(均值为8.22),专门职业对该风险的评价最低(均值为3.73)。

4、旅游风险认知游客群体聚类分析

以旅游行为与人口统计因素作为标称变量,以财务风险等八项旅游风险为非标称变量进行二阶聚类,结果表明245名游客被分化为3类。第1类43人,均为最近一年无出游经历者,在该类群体中大专及以下学历占到了72.1%;第Ⅱ类77人,基本为学生群体;第Ⅲ类125人,其中82%的游客年龄集中在21-50岁之间且近70%游客受教育程度在大专及以上。但方差分析表明,这3类游客群体对旅游风险的认知均无显著差异(置信水平为95%)。用同样方法分别对旅游风险发生的不确定性、旅游风险发生后的危害性进行聚类,分析表明旅游风险发生的不确定性聚类结果与旅游风险认知聚类结果十分相似;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旅游风险发生后的危害性聚类上,但方差分析显示,上述3类游客对绩效风险认知、对身体风险认知和医疗风险认知有显著差异,对治安风险认知有非常显著差异,且第Ⅱ类游客群体的上述旅游风险危害性评价均高于其他两个群体,其次是第Ⅲ类游客群体。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在风险认知概念模型基础上,定量分析了游客对财物风险、绩效风险、身体风险、社会风险、心理风险、医疗风险、治安风险和设施设备风险8项旅游风险的主观评价,研究显示:

第一,在对旅游风险的主观评价中,实体风险比无形风险受到了更多的关注。这说明游客对旅游风险的认知主要是由直接伤害性损失特别是健康与安全性损失推动的,无形损失或间接伤害性损失在游客的心理认知中不占主导地位。财务风险与绩效风险在旅游风险认知中虽然不占主导地位,但是其发生的可能性评价最高,这表明游客较为担心旅游产品的品质。在风险的危害性评价中,恐怖主义活动居高不下,这和恐怖主义给人们带来的震惊程度密切相关。

第二,受旅游行为与人口统计特征影响,游客的风险认知有一定的个性差异。其中,职业因素是最具影响力的出游变量,其次是出游方式与年龄因素,再次是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月收入、最近一年旅游次数、每次出游平均花费及性别因素,旅游经验和每次出游停留天数因素对旅游风险认知没有显著影响。此外,聚类分析显示,游客群体对旅游风险发生后的危害性评价也显示出了一定的差异性。

基于上述结论,旅游经营者需要关注以下内容以进一步激发游客的出游动机、提高其体验价值:

第一,旅游经营者需要特别关注游客的风险认知结构。对于实体风险的防范,除了进一步提高旅游企业的经营品质外,特别需要发展旅游保险以便承担、控制、分散以及转移游客关注的旅游风险;对于无形性风险,旅游经营者要确实采取实质性措施降低游客可能面临的财物风险和绩效风险,当然也要引导游客对旅游的目的进行心灵解读,以便其客观地认识社会风险和心理风险。

第二,旅游经营者需要进一步认识游客的风险认知差异,需要特别关注游客对旅游风险发生的危害性评价,并在经营中采取针对性措施引导游客规避可能出现的风险。同时,基于旅游风险的内生性特征,对于不可避免的旅游风险,旅游经营者与游客之间的沟通必须保持畅通,以便双方共同应对。

此外,作为探索性分析,本文存在的不足在于:

第一,旅游风险认知评价量表析出于国外相关文献,量表中评价属性的合理性与覆盖性有待于进一步检验。

第二,虽然方差分析表明旅游经验对游客的旅游风险认知无显著影响,但是考虑到游客的成熟度,不同地区游客的旅游风险认知度可能存在显著差异。

第三,旅游产品的购买与消费是不同步的,在不同阶段如购买前、购买后、消费中、消费后游客对旅游风险的认知可能存在显著差异。

受以上三种因素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可能会存在偏差。

风险分析论文范文第2篇

1.1单一外包的风险机理

当物流外包企业只将自身的物流业务长期地委托给单一的第三方物流企业来完成,作为物流方的第三方物流企业如果感觉到自身在市场没有竞争性存在时,第三方物流企业就有可能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巧妙地利用不确定因素来减低物流服务水平,进而降低自己的物流服务成本,使物流外包企业的收益受到损失。

假定物流外包企业的总体物流外包风险为e,物流外包企业固有物流风险为e1。物流外包企业固有物流风险的实际含义是:当第三方物流企业的物流服务完全能够满足合同要求时物流外包企业的物流外包风险。

假定第三方物流企业的物流经营风险为e2,其实际意义是第三方物流企业在独立经营所的物流服务业务时的经营风险对物流外包企业风险的影响。

假定物流外包企业对第三方物流企业的依赖程度为r,在信息对称条件下完全不依赖第三方物流企业时(例如自营物流),r=0;当完全依赖第三方物流企业时(例如全部物流完全外包,且签订永久性合同,并对第三方物流企业没有任何监督),r=1。

一般情况下,r∈0,1。

假定第三方物流企业只一家物流外包企业的物流服务,如果物流外包企业完全依赖于物流方的第三方物流企业,第三方物流企业就会将自身物流经营风险完全转嫁给物流外包企业。

公式(2)就是在企业物流单一外包过程中,物流外包企业的物流业务经营风险和物流外包企业自身固有的物流风险、第三方物流企业的经营风险、物流外包企业对第三方物流企业的依赖程度之间的关系方程。

1.2多重外包的风险机理

假定物流外包企业将物流业务外包给第三方物流公司1,第三方物流公司1将承担的物流业务的一部分又外包给第三方物流企业2,依次类推,经过了n次外包。

由公式(3)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物流外包企业的物流业务风险随外包链的增长而增大,随物流外包方对物流方的依赖程度的增加而增加。

(2)在物流重复外包过程中,距离物流外包企业越远的第三方企业的经营风险对物流外包企业的影响程度越小。

1.3分散外包的风险机理

物流外包企业将物流完全外包给单一第三方物流企业的物流经营风险为:

特殊情况,假定m个第三方物流企业平均承担物流外包企业的物流服务,每个第三方物流企业出现经营风险的概率为p。

于是物流外包企业的最大物流外包风险表示为:

由公式(5)和(6)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1)在m个第三方物流企业平均承担物流外包企业的物流服务,每个第三方物流企业出现经营风险的概率为p时,物流外包企业的物流外包风险随着分散外包数量的增加而降低。

2结束语

本文对物流外包风险的形成机理从单一外包、多重外包和分散外包三个方面进行深入的分析探讨,并得出了各自相应的模型且指出在三种情况下物流外包风险减小风险的方法,使物流外包企业应在认识风险存在的基础上有效规避物流外包风险,为企业物流外包决策提供理论依据。

参考文献:

[1]刘小群.供应链管理下物流外包的动因、风险及其规避[J].商业经济与管理,2004(3):28-29.

[2]陈宝国.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企业物流外包过程的风险和防范[J].中国安全科学学报,2004(1):60-64.

[3]顾孟迪,雷鹏.风险管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4]许警良,周江雄.风险管理[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

风险分析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利用贷款来发展教育已经成为我国教育界的共识,作为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商业银行在进行高教贷款时需要密切注意贷款风险。本文从高校偿还能力、利率和流动性、产权机制、贷款管理和法律方面分析了商业银行高教贷款的风险,提出了相应的风险管理办法。

随着中国金融改革步幅的加大,商业银行已经逐渐脱离中央银行的直接隶属关系,逐步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式单位,与此相对应,商业银行经营的目的就是追求银行利润最大化。目前,我国商业银行主要的收入来源有商业贷款、服务收费、票据业务和中间业务等,其中商业贷款收入是其主要收入来源,在其所有收入来源中占七成左右。2003年12月末,我国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为22万亿元,比上年末增长20.2%,其中居民储蓄存款超过10万亿,如此数目巨大的存款额要求银行必须寻找优质贷款对象,保持正常的存贷比例,获取存贷差额利息收入。

在高教没有扩招以前,中国高教完全由国家财政扶持,其中捐赠、高校自办产业收入仅仅占很小的一部分。1998年开始普通高等教育大扩招以后,经过短短的4年,普通高校在校生由1998年的341万猛增到2002年的902万,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由7.9%迅速提高到15%,高等教育开始向大众化教育发展。随之而来是高校面临着学生宿舍、学生食堂、教师住房等后勤、教学科研用房,及校园基础设施的建设、重点实验室建设及大型仪器设备购置、扩充师资力量等方面的巨大压力。虽然国家财政的教育拨款也在逐年增长,但是与巨大的人口基数和入学率的迅速提高相比,还有很大的缺口。

国际高等教育的实践表明,“即使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也不可能提供普及高等教育所需的全部资金”。针对这种情况,国家开始鼓励高等教育机构贷款进行助教,银行也注意到高等教育的普及化使高校拥有巨大的资金投放市场前景,两相结合在全国掀起了贷款办教育的热潮。

一、商业银行高教贷款现状

正是在政策和市场前景的鼓励下,国有银行纷纷与高校签订贷款协议,支持中国的高教建设。从各省来看,截至2002年底,山东省高校贷款达到15亿元左右;湖南省贷款23亿元;河南省高等学校已累计向各商业银行贷款45.2亿元;江苏省累计贷款额已达50多亿元;陕西省与5家银行签订贷款意向50亿元;截至2004年,四川省与各商业银行贷款受信协议也达到70亿元;贷款最多的是浙江省,贷款框架协议达到200亿元,目前已经到位60亿元。从单所学校看,西南交通大学与工行四川省分行签署了12亿元的贷款额度;工行四川省分行与四川大学签订授信额度达10亿元的银校合作协议;工行四川省分行、建行四川省分行以及光大银行等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又分别与四川省教育委员会、成都气象学院、华西医科大学和电子科技大学等成都著名高校或教育部门签订贷款合作协议,授信额度达60多亿元;南京理工大学获得工行江苏省分行总额达6亿元的贷款意向。北京市银行向13所高校贷款2.6亿元,向区县贷款5亿元。无论从各省高校贷款总额来看还是从单所学校贷款额度来看,高校贷款办教育已经成为银校合作的实施方案,但是由于高校的特殊性,商业银行仍然需要密切注意高教贷款的巨大风险。所谓风险是指投资收益的不确定性,它反映了投资项目未来收益的可能结果相对于投资预期收益的离散程度,这种不确定性可使投资者发生损失,也可能形成收益。但通常从风险回避的角度看,风险一般是指投资损失的机会或可能性。

二、高教贷款的风险

我国商业银行的高教贷款具有数目巨大、期限长、利息低、无担保、信用贷款等特点,在银行贷款分类中属于长期低息贷款类。在商业银行经营中,长期贷款存在着偿还风险(呆账、坏账风险)、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而我国高教的特殊性,还使商业银行高教贷款存在着产权机制风险和贷款管理风险和法律风险。具体分析如下:

1.偿还风险

我国高等教育的主要收入来源有国家财政拨款、在校学生学费、后勤收入和高校自办产业收入,其中国家拨款教育经费主要用于教工人员经费和经常性公用经费的开支,后勤收入和高校自办产业收入在高校收入中占的比例有限,因此主要的偿还贷款渠道是学生的学费收入,高校的招生规模成为偿还银行贷款的关键因素。对我国高校招生规模影响的主要因素有适龄学生的数量、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学校的名气、学费的高低和学校的配套设施等。

根据我国1999年第4次人口统计,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已下降为8.77‰,尤其是城市人口下降较快,在上海市,1999年人口自然增长率是-1.10,已经出现负增长情况,在我国总人口125909万人中,城镇20~30岁青年人口占全国人口的5.33%,农村20~30岁青年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10.49%,全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人均5425.1元/年,农村居民纯收入为2162元/年,这些数据说明,如果高校贷款期限是10~15年,在贷款还本付息的压力下,每个高校学生的学费、住宿费、生活费必然要超出现在的平均数8000元/年标准(学费4000+住宿费1000+生活费3000元),这对于农村学生来讲,除了助学贷款,学费压力会导致大量农村学生选择其他教育方式。剩下的5.33%的城镇学生也会在学费、学校名气、师资力量、学校设施等方面进行综合选择。在偿还贷款的压力下,各高校的招生必然会出现激烈的竞争,而国家对学生的学费和招生规模也有最高限制,这使得高校未来的收入出现很大的不确定性风险。如果某贷款高校缺乏吸引力,在招生规模上达不到一定要求,就会使收入来源受限,出现闲置资产和师资力量,这必然会造成偿债风险。

2.利率风险和流动性风险

我国已经加入WTO,随着金融市场的开放,对实行利率改革的呼声很高,可以预计我国实行利率改革是将来必然的趋势。目前高校贷款项目的贷款期限几乎都是5年以上的基础建设长期贷款,必然会受到利率改革的巨大冲击。由于银行的大部分利息收入来自于中长期贷款利息收入,随着利率改革,必然会出现存款利率上升,贷款利率跟随上升的趋势,以便维持二者的利差,保持银行的收支平衡。如果存款利率上升,而贷款利率不变,必然会导致银行收入减少。尤其是目前盛行的高教贷款,一般都是长期大额低息贷款,这必然在银行未来的经营中形成利润压力,出现利率风险。另外,长期贷款还存在极大的流动性风险,一旦商业银行需要大量的变现资产,主要用于高校基础建设的贷款缺乏良好的变现能力,对贷出行而言,有巨大的流动性风险。

3.产权机制风险

在1998年高校扩招以前,高校的所有资产来源都是国家财政拨款,由财政拨款形成的资产当属于国有资产。学费收入部分形成的资产是建立在已有的学校固定资产的属性之上的,因此,学费是教育成本的部分补偿,学费收入形成的资产仍然是国有资产属性。虽然根据我国1998年颁布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30条规定:“高等学校自批准之日起取得法人资格,高等学校校长为高等学校法定代表人。高等学校在民事活动中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高校在一定程度上也类似于企业,可以参与市场竞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但第13条规定,国务院统一领导和管理全国高等教育事业。第14条规定,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主管全国高等教育工作,管理由国务院确定的主要为全国培养人才的高等学校。第40条规定,高等学校的校长、副校长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任免。第41条规定高等学校的校长全面负责本学校的教学、科学研究和其他行政管理工作。这说明我国公办高校就等同于所有权属于国家,由国家委任的高校校长负责制的国有企业。高校校长是国有资产的经营者和人,以高校校长为法人代表所签署的商业银行贷款协议实际上就是国有资产和商业银行的贷款协议,按照资产和所有权对等原则,以贷款形成的资产在贷款协议未执行完毕前应当属于银行所有,如果高校经营管理不善,导致教学设施落后、科研能力不强、教学质量低下,进而导致生源不足,无法维持贷款的正常还本付息,则银行应当可以将高校贷款所形成的资产划归银行所有,但根据高等教育法第38条,高等学校不得将用于教学和科学研究活动的财产挪作他用,并且我国现在并没有对于银行贷款形成高校资产有法律方面的规定,则银行有可能无法取得相应的贷款补偿,这使得商业银行存在无法追究贷款责任主体的产权机制风险。

4.贷款管理风险

高校长期以来一直由财政拨款支持,由国家财政拨款和学费收入等收入全部属于高校自由支配资金,无需偿还,没有任何后顾之忧。而银行贷款对学校来说是借入资金,是一种负债,必须按贷款合同偿还本金和支付利息。由于学校长期使用国家财政拨款,习惯于无偿使用资金,这种管理观念的惯性,会对贷款资金的管理造成一定的风险,主要体现在高校领导层对贷款资金的使用上和高校财务管理中。

在贷款资金使用上,一些高校存在攀比求洋和铺张浪费的建设和规划,过分重视“形象工程”,缺乏整体和长远的科学规划。如某大学以银行贷款建设学生活动中心,仅装修和设备费一项就达近600万元之巨,该装修已超过香港的大学学生活动中心标准;某高校的建设规划中,中心广场占地上百亩,教学楼装修豪华如星级宾馆;某新建职院建设规划中不仅有3万多平方米的图书馆,周边还建人工湖,修小桥。与此相对应,实验室、图书馆内则仪器老化、书刊过时,教师队伍建设落后且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缺乏资金的支持。对贷款资金使用不当会造成高校基建规模偏大,师资贫乏,效率低下,效益不佳,不能发挥高校自身的各种优势,造成竞争力不强,最终可能导致投资难以收回,造成国有资产的损失与流失。

在高校财务管理中,由于国家对高校贷款没有明确、统一的要求,贷款资金如何核算和反映,各校做法不一。存在贷款资金与现有资金混流使用,没有专门的贷款账户,对还贷缺乏正确的认识。如有的高校将贷款资金的支出作应收及暂付款处理,对偿还贷款的收入则进行挂账,待未来收入到账后再作支出收入处理,如没有收入用于还贷,就长期挂账;有些高校将利用贷款建设的项目发生的支出作支出处理,如没有收入用于还贷,就形成了预算赤字;有的高校则不设专门账户,以期进行重复贷款等等。

这种贷款资金投资管理和财务管理上的不规范使学校收支情况和资产状况严重不真实,使银行的贷款回收和追回面临极大的不确定风险。

5.法律风险

虽然中国人民银行批准高校可以申领《贷款证》或《贷款卡》,从行政角度已准许高校可以作为贷款主体或贷款担保人,但是根据现行《担保法》和《贷款通则》等法律规定,高等院校属于公益性事业单位,公益性事业单位是不能作为贷款的担保单位的。高校作为公益性事业单位,其资产是不能为贷款提供担保和抵押,所以目前高校的大部分银行贷款都是信用贷款,如果贷款高校无法偿还所借贷款,双方发生法律纠纷,则明显会对银行方面不利。另外,对于使用银行贷款形成的高校教育资产的所有权和受益权在我国法律上也没有体现,鉴于我国高等教育的公益型,高校破产基本上是行不通的,银行也没有能力来接管学校,所以商业银行高教贷款很容易面临法律风险。

三、商业银行高教贷款风险管理

虽然我国商业银行高教贷款面临一系列不确定的风险,但是从我国高等教育的整体发展前景来看,高教贷款还是很有市场的,通过良好的高教贷款风险管理,能够将高教贷款的风险降低和分散。

1.贷款前建立科学的评审机制

由于高校的特殊性,其固定资产和国家财政拨款都不能作为贷款规模的依据,所以银行在决定高校的贷款规模时,应从高校现有的现金和存款、在一定时间内的学费收入以及地区和学校的发展潜力来控制贷款规模,对未来我国人口的变化、热门专业的需求、国家的政策有正确的估计和预测,计算学校贷款规模的最大极限,建立严格的、科学的评审机制。

2.贷款后进行密切的跟踪管理

银行贷款后要求该高校在贷款行开立贷款专门账户,建立健全的资金管理制度,加强对贷款资金的投向管理和流量监控、分析。要对项目资金流量的信息进行科学的分析,把握贷款资金运行的流向,既要确保建设项目的科学性,又要确保贷款资金100%地用于既定的建设项目,减少铺张浪费和避免挪作消耗性支出或工资性支出;对于高校还贷也应该有专门账户,进行专人管理,实时掌握高校的偿债能力和确保高校按时还本付息。

3.分散高教贷款和专项准备金

虽然我国公办高校都属于国家所有,但是各高校的规模、名气、办学特点和发展理念是不尽相同的,在选择高校贷款时,可将各类高校进行细分,分别以不同的利率贷款,即使出现单所高校偿还风险,也可以通过其他有保障的高校贷款收入进行弥补;在高校贷款的操作过程中,可以提取一定的专项准备金,以减小高校贷款无法回收的风险。

4.签订合同补偿或保险补偿

在和高校签订合同时就要将风险因素考虑在内,将风险可能造成的损失打入贷款利息中,或者通过将该贷款合同向保险公司投保,当高校无力偿还贷款时,保险公司在一定限度内代为支付。通过这种风险补偿的办法,尽量减少高校贷款风险。

如果商业银行在贷款前进行正确的评审和考察,贷给合适高校适当的发展贷款,在贷款后给予密切的跟踪管理,并采取一定分散风险和补偿风险措施,则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取得盈利并促进银校合作。

主要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0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3,17-18.

风险分析论文范文第4篇

人力资本投资风险问题是人力资本投资理论的重要内容。因此,人力资本理论的开创者们在创立人力资本理论时就已经初步探讨了人力资本投资风险问题,虽不系统深入,但仍富有启发意义。他们主要从三个方面对教育人力资本投资风险进行了分析。

首先,指出了教育是一项具有风险性的投资。被西方经济学家誉为“人力资本之父”的西奥多·W.舒尔茨在1961年《高等教育的成就》一文中,指出了由于个人在评价其先天禀赋时所面对的不确定性所导致的教育投资的风险本质,他说:“在高等教育领域中的每项投资,不论采取何种形式,都是超前的、长期的、对未来承担义务的,因此都被某种风险和不确定性所困扰。”而对人力资本理论作出杰出贡献的另一位美国经济学家加里·S.贝克尔(1975)也在其《人力资本》一书中指出:“以上的讨论正好说明了,高等教育上的投资经受着相当大的风险,而且很明显这种投资是相当不易改变的。”舒尔茨还指出了人力资本投资与物质资本投资一样都具有收益不确定即存在风险的特点:“教育投资的这些收益的确难以确定,但是这种不确定性也并非是它所独有的特点,因为其它方面的投资之收益也很容易具有不确定性。”

其次,指出了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来源。1964年,舒尔茨在《教育的经济价值》一书中讨论教育费用时指出了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三个来源:对自身才能的不确定、就业的不确定和资本市场的不确定。他说:“学生一般只晓得自己在上学,而不知自己的学习才能如何,学生对知识技能的投资能在四十年或更长的一段时期为他们服务,这笔动产的价值就一个人整个一生来说还是未定之数;他们很难知道在不久的将来是否会有就业机会,也就是说,很难肯定当他们一完成学校教育即有职业和收入……即使学生确信他们具有必要的才能,相信将来收入可以保证他们在更多的学校进行投资,他们又会发现,把资金贷给学生的资本市场很不完善。特别在贷金既包括学费又包括学生放弃的收入情况下,这种资本市场就更显得糟糕。”

贝克尔也指出:“人力资本的实际收益围绕着预期收益变动,这是因为某些因素的不确定性。寿命的长短总是不确定的,这是决定收益的一个重要因素。人们也不能确定他们的能力,特别是对进行了大量投资的年轻人来说更是如此。此外,一个年龄与能力既定的人的收益也是不确定的,因为还有许多无法预料的事情。”贝克尔还指出,信息的缺乏是导致存在教育投资风险的重要原因,他说:“增加了预期高等教育收益的困难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这种收入要在非常长的时期内才能收回来。较长的报酬支付期增加了风险,它与收益之间的低联系一起降低了投资时得到的信息的价值。”“得到一笔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要很长时间,这就减少了可获得的知识,因为在能得到收益的条件下才要求获得知识,而且投资与收益之间的平均时期越长,所能得到的这种知识就越少。”

此外,还指出了在风险下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加里·S.贝克尔(1976)批评了当时流行的把教育投资当作安全资产的观点[见Glick Miller(1956),Morgan David],指出:“从教育中所获得的收益应该与具有同样大的风险和不可转移特征的投资中所获得的收益相当。”

他们并没有完整系统地论述人力资本投资风险,只是作为经济学家,他们的敏锐直觉使他们意识到了在人力资本投资中的风险问题。因此,其缺陷是明显的:其一,对影响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诸因素缺乏具体化、数量化分析,内容显得较为单薄;其二,虽然已经指出了风险影响人力资本投资,但对其影响人力资本投资的内在机理的认识却显得不够;其三,这时的人力资本投资理论是在收益完全可以预测的假设下发展起来的,并没有建立一个把风险内生化的人力资本投资模型。

二、西方人力资本投资风险问题研究的深入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有关学者发表了一系列的关于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论文,大大拓展了前人的研究。他们通过把人力资本投资中的不确定性予以内生化,从而使对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研究从简单的感性认识阶段发展到了理性认识阶段,同时也克服了前人研究的一些缺陷。这一时期,对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理论作出贡献的主要有赖武海瑞和韦斯、斯诺、罗纳德·瓦闰和约瑟夫·威廉姆斯(A.Snow、RonaldS.Warren、JosephP.Williams)等。他们主要研究了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起源、风险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和如何化解人力资本投资风险。

1.赖武海瑞和韦斯对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理论的开创性贡献

1974年,赖武海瑞和韦斯(D.Levhari Y.Weiss)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风险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一文。在这篇文章中,赖武海瑞和韦斯以期望效用理论为基础建立了一个把风险内生化的两时期人力资本投资模型,在其中讨论了风险对人力资本投资水平的影响。

赖武海瑞和韦斯假设只有两个时期:当前和未来。个人计划包括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投资规模决策。我们认为人力资本投资是时间消费型的(比如,教育),而且0 λ 1是第一期花在人力资本投资上的时间比例;第一期花费在工作上的时间比例是1-λ。效用仅仅依赖于当前和未来的消费;因此,在下一阶段(未来)的人力资本投资完全说是外生的。

赖武海瑞和韦斯(1974)通过这个两时期模型,他们得出了人力资本的期望边际收益率高于物质资本的期望边际收益率,从而证明了人力资本投资具有更大的风险。赖武海瑞和韦斯(1974)研究还指出,在存在风险下最优时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期望边际收益率一定相等。

此外,赖武海瑞和韦斯(1974)还考察了初始财富增加、市场利率上升、风险增加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在递减的绝对风险厌恶和递增风险的假设下,赖武海瑞和韦斯(1974)的研究表明,初始财富的增加会鼓励人力资本投资;当个体在投资期间是一个净借贷者时,利率的上升会导致人力资本投资的下降;当他是一个净储蓄者时,利率的上升会导致正好相反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其结果是不确定的;而当风险从零上升到一个正的水平时,人力资本投资将会减少。

而对于如何化解人力资本投资风险,赖武海瑞和韦斯(1974)在其开创性的文章中指出:“为了分散他的人力资本,个体必须获得通用性教育,并且放弃专业化的好处。”

2.威廉姆斯、斯诺等人对赖武海瑞—韦斯模型的进一步发展

威廉姆斯(1978)考察了在风险人力资本投资与可出售的资产投资之间的联系,指出他们都具有风险收益的特点。他也发现不确定性增加会导致教育投资的减少。威廉姆斯(1979)的另一项研究表明:在一个人力资本形成的连续时间模型中,不确定性会导致同样的结果。在这篇文章中,威廉姆斯(1979)考察了当一个人面对几种影响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的来源时,劳动、闲暇和教育投资在生命周期中的最优时间分配问题。然而按照其他的研究,比如,考德(1986)指出,不确定性对教育需求的影响不可能明确地予以确定,而是依赖其在收入函数中引入的方式。威廉姆斯(1978、1979)还指出,应该利用资产组合投资来分散人力资本投资风险。

1990年斯诺和瓦闰发表了《不确定下的人力资本投资与劳动供给》。在文章中,他们通过把劳动供给作为一个选择变量从而扩展了赖武海瑞-韦斯(1974)模型。他们指出,不确定性会使人们增加相对于未来的现阶段的劳动供给。他们的研究还表明,如果这种投资是一种次要的活动,且个体表现出递减的绝对风险厌恶偏好,那么,作为对收益风险增大的反应,人力资本投资会下降。然而,如果投资是正常的,那么,风险增大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在一定的假设下,斯诺、瓦闰和赖武海瑞、韦斯的分析得出了相似的结论。比如,不确定性增加对教育投资具有消极的影响。

约瑟夫·阿尔托内(JosephG.Altonji,1991)、韦森特·豪根和吉恩·沃克(VincentHogan JanWalker,2001)研究了不确定下的教育选择问题。约瑟夫·阿尔托内(1991)建立了一个简单的两时期模型,考察了能力、教育偏好、高校课程、家庭背景等对教育投资决策及收益的影响。在把教育作为一种选择和个体一旦离开学校就无法返回的假设下,韦森特·豪根和吉恩·沃克(2001)应用选择理论的技术研究了教育收益不确定时的教育决策问题,指出风险的增大将导致个体推迟离开学校,即个体将更多地投资于人力资本。

3.西方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研究的最新进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对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亚历山大·瑞勒斯(AlexandraRillaers,1998)在前人工作(Michel,1993;delaCroix,1996)的基础上提出一个交叠世代模型用以说明不确定性在个人教育投资决策和长期经济增长模式中的作用。在这个模型中,人力资本积累通过一个在物质资本中规模收益不变的技术解释了内生增长。亚历山大·瑞勒斯在个体水平上把不确定性纳入到人力资本积累函数中:个体决定教育努力的水平但并不知道它的事后收益。假设每个个体在人力资本形成中拥有不同的利用教育努力的能力。而且这种能力事前无法观察到,将在个体决定他的教育努力后反映出来。结果,同样的教育水平并不一定会提供给每个个体以同样的人力资本水平。

亚历山大·瑞勒斯研究后也发现,不确定性对个人教育努力和经济增长具有消极影响。然而,在一般均衡框架内,亚历山大·瑞勒斯的研究进一步推进了斯诺和瓦闰(1990)的研究,指出一个面对严重不确定性而又无法予以保险的个体会减少其在教育上的投资。起初,经济会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物质资本积累而使人力资本变得相对稀缺。这种开始的消极反映部分会由价格和资源稀缺的影响所弥补。一方面,工资上升利率下降,从而提供给个体在下一阶段以更多地投资于人力资本的激励;另一方面,物质资本积累将创造新的来源来提高储蓄,降低利率。结果会使得人力资本投资增加,直至回复到原来的水平。但是,当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加时,教育投资又会趋于下降。

亚历山大·瑞勒斯(1998)还从政府的角度提出了减少不确定性的政策建议:首先,帮助个人准确评价自己的能力,从而减少不确定性;其次,提供最低收入保障,如失业保障或基本收入保障;最后,通过提供补助金或奖学金来减少个人教育的成本以吸引个人投资于教育从而刺激经济增长。

肯尼斯·扎德(1997)指出,人力资本投资不像资产组合投资。人力资本投资的风险经常是个性化的,而且人力资本是一种不具有流动性的资产。金融投资与人力资本投资的一个主要区别是:作为对新情况和不断变化的目标的反应,一个人可以改变金融投资,而教育和培训一旦进行则很难改变。而且还由于,第一,人力资本投资的总体风险与投资的规模不成比例,而且个人无法使其人力资本投资多样化。例如,一个人不能部分投资于中学教育,部分投资于高等教育。第二,人力资本投资常常带来个性化的不变的风险。所以,肯尼斯·扎德指出,我们不能应用来自金融方面的最简单的论述,他建立了一个人力资本资产价格模型(HCAPM),把非线性假设、劳动供给、风险金融资产等纳入到模型之中,阐述了最优人力资本投资水平。肯尼斯·扎德(1997)也指出,应该利用资产组合投资来分散人力资本投资风险。

戴恩·安德博格、弗瑞锥克·安德森(DanAnderberg,FredrikAndersson,2000)研究了人力资本投资对收入风险的反作用。按照传统的观点(如明塞尔,1974),教育似乎是与上升的收入波动相联系的。然而,他们指出,得出收入波动的结论似乎是与所考察的时间单位相关的,因为一个人的收入可能会随时间而变化。

他们研究证明,教育可以帮助一个人避免低收入或低报酬的工作。有许多证据支持教育在帮助人们避免低收入落入陷阱中起着关键作用。比如,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很少会失业,因此,教育可以降低失业风险;此外,教育还可以帮助人们降低职业伤害风险。

三、西方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研究文献的评论

西方学者研究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总体思路是:以期望效用理论为基础、求人力资本投资主体风险与给定偏好的约束下预期收益最大化。

具体来说,在研究方法上首先是建立了局部均衡的分析框架(Levhari和Weiss(1974)等),即人力资本投资供求均衡,到20世纪90年代逐渐建立起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亚历山大·瑞勒斯(1998)等),人力资本投资与物质资本投资供求均衡。

在一个局部均衡的分析框架内,赖武海瑞和韦斯(Levhari Weiss,1974)在假设存在一项无风险的金融资产与人力资本投资时,最优人力资本投资水平的确定。而威廉姆斯(1978)则考察了具有一种风险资产与人力资本资产时人力资本投资水平的决定;而在一般均衡的框架内,肯尼斯·扎德(1997)运用资产组合理论建立了一个人力资本资产价格模型(HCAPM)来说明了当具有两种风险金融资产与人力资本时最优人力资本投资水平的决定;亚历山大·瑞勒斯(1998)在前人工作(Michel,1993;delaCroix,1996)的基础上,提出一个交叠世代模型用以说明不确定性在个人教育投资决策和长期经济增长模式中的作用。

西方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理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初步建立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但在肯定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理论研究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指出,西方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理论中一个很大的局限是:它是建立在期望效用理论基础之上的,即分析是以个体预期收益最大化为目的,而现实中的个体投资决策考虑的主要不是预期收益的大小而是实际收益与预期收益之间的差距,这就是涉及到行为经济学的理论,但我们在西方现有的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研究中尚未看到有行为经济学的影子;而且虽然西方在阐述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原因时提到了信息不完全,但是分析的还远远不够;此外,与对物质资本投资风险的研究相比,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研究仍较薄弱,还缺乏动态分析。

为推进对人力资本投资风险问题的研究,我们应该借鉴物质资本投资风险理论特别是金融投资风险理论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成果。因为目前金融投资风险的研究已趋于成熟,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研究理论、研究方法。在研究方法上,还应积极引入新的经济学分析工具如行为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契约理论;在研究内容上要继续深化和扩展,加强对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生成机制的研究,以此来推进人力资本投资风险问题研究的深入。

参考文献:

[1][美]西奥多·W.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

[2][美]西奥多·W.舒尔茨.教育的经济价值[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

[3][美]加里·S.贝克尔.人力资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4]Levhari,D.andY.Weiss.“Theeffectofriskontheinvestmentinhumancapital”.AmericanEconomicsRiview,1974,64(6):950-963.

[5]Williams,J.T.“Risk,humancapital,andtheinvestor’sportfolio”.JournalofBusiness,1978,51(1):6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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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Snow,A.andR.S.Warren.“Humancapitalinvestmentandlaborsupplyunderuncertainty”.InternationalEconomicsReview:1990,195-205.

[9]Campbell,J.Y.UnderstandingRiskandReturn.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1996,104:298-345.

[10]Shaw,KathrynL.Life-CycleLaborSupplywithHumanCapitalAccumulation.InternationalEconomicReview,1989,30:431-456.

[11]KennethL.Judd.IsEducationasGoodasGold?APortflioAnalysisofHumanCapitalInvestment.HooverInstitutionStanford,LA94305andNBERMay,2000.

[12]AlexandraRillaers.GrowthandHumanCapitalAccumulationunderUncertainty.61.144.25.119/gate/big5/www-edocs.unimaas.nl

风险分析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保险公司上市偿付能力风险

2003年11月6日,备受关注的内地金融机构海外上市第一股——中国人保财险正式在港挂牌交易,由此成功拉开了内地金融业进军海外资本市场的序幕。中国人保财险在本次发行中,共募集资金54亿港元,超额认购136倍,创下了大型国企海外上市的历史性纪录。中国人寿紧接其后,于当年12月17日、18日在纽约和香港同步上市。在香港市场上,获得逾130倍超额认购,冻结金额2300亿港元,是1993年以来香港历史上冻结招股资金最多的一次。因筹资额巨大而成为今年以来全球最大的首次公开募股集资活动,并成为中国内地首家实现在美国和中国香港地区同步上市的金融企业。

人保和人寿两家公司的上市,掀开了保险公司上市的第一页。对公司本身而言,可以完善企业治理结构,促使公司规范运作,扩充保险资本金融资渠道,增强保险公司自身竞争力;同时,也为证券市场带来了新品种、新理念和新机构。然而,与之相伴的是上市前后存在的种种问题,这势必引发我们更多的思考。

保险公司内部的体制缺陷

政企不分,所有者缺位。在我国,保险公司的股权大多集中在国家或为数不多的几家大的国有公司手中,经营者的任命权抓在政府,而不是广大股东手中,导致了股份制管理模式与行政任命安排上时常产生摩擦,长期来看不利于保险公司的健康营业。

关联交易与信息披露的冲突。保险公司的投资业务是保险公司重要的业务活动,在我国市场经济秩序还较混乱,信用机制缺乏的客观条件下,为保证保险资金的安全,保险公司一般会选择与自己关系密切的内部和外部的关联方进行交易,这种保险资金运用的行业的特殊性与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规范要求有一定的冲突。

缺乏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长期以来,我国大多数保险公司,尤其是国有独资公司一直在一种低效率水平上运作,机构臃肿,滥发福利,人情赔款多如牛毛,若保险公司内部激励机制不得到改善,一旦上市,投资者将会面临很大的成本。由于市场机制不健全和行政干预,我国保险公司对各级经理人员的选择没有与人才市场、资本市场以及产品市场有机衔接,也难以形成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保险公司外部的监管约束

偿付能力方面。我国《保险公司管理规定》明确规定,“保险公司应具有与其业务规模相适应的最低偿付能力”。但据初步估算,我国保险业偿付能力不足比率达32.69%,虽然尚无一家公司因偿付能力不足而遭停业整顿,但整个保险业的资本不足是客观存在的。偿付能力没有保证,上市也无从谈起。对于那些成立较早的保险公司,人保和人寿采用的“内部剥离”的确可以解决不良资产过高的问题,但这种剥离只是将不良资产从股份公司账面划到集团公司账面,剥离后集团公司的不良资产又如何处置?损失由谁承担?目前国家还没有说法,给市场留下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盈利水平方面。我国《公司法》规定,上市公司发行新股的条件之一为最近三个完整的会计年度净资产收益率平均在10%以上,配股则要求最近三年连续盈利,任何一年净资产收益率不得低于6%。国内保险市场上,成立较早的保险公司利差损包袱较重,新成立的股份制公司在市场竞争不规范的情况下,为追求规模扩张而进行粗放式经营,经营成本居高不下,盈利状况也不理想。而随着竞争的加剧,保险公司服务内容的不断扩充,较低的赔付率将难以为继,承保成本将愈来愈高,费率也会有所下降,保险公司的承保利润必然呈下降趋势,投资收益在保险公司收益中的份量将愈来愈重。然而到目前为止,有关《保险法》修订的审议和讨论,仍对原来的限制直接入市投资政策“原封不动”。这样,上市后的保险公司在现行法规环境下能否取悦投资者将是个问题。保险公司上市的高额成本

信息披露成本。2001年11月14日,中国证监会了《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其中,要求申请上市的保险公司在招股说明书正文中专门对内控制度的完整性、合理性及有效性进行说明;在敏感性会计科目上,要求保险公司详细披露反映保险资金运用情况、盈利能力、偿付能力及再保险等事项的会计科目,并按照潜在利差损与不良贷款等提足各项准备金或予以剥离;报表审计方面,要求保险公司聘请有保险公司审计经验并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按中国地区审计和信息披露准则进行审计。

而过于详尽的信息披露要求,使上市保险公司置身公众监督之下的同时,也暴露在同行竞争对手面前,面对竞争对手将处于信息弱势,这在无形中也必将增加其经营成本。

发行和维持成本。拟公开发行股票的保险公司应聘请有资格的证券公司担任其辅导机构,辅导期为一年。在发行股票时,要雇佣承销商帮助其发行股票,需要支付承销费用,上网发行费,审计、验资费用,评估费用,律师费用,股票登记费,上市推荐费,发行审核费,发行推介费等。据不完全统计,这些费用占上市公司发行总市值的2%—4%左右,这无疑加大了保险公司上市的融资成本。而且,上市公司还必须按规定向交易所交纳月费和年费。

保险公司上市后面临的风险

稳健经营风险。我国股市整体上缺乏对上市公司长期发展潜力的研究,而更多地要求上市公司在短期内得到比较高的回报。而就保险公司的经营现状来看,要满足较高的短期回报率是比较困难的。如果保险公司因为投资者关注当期的利润而在上市后采取一些短期行为,必将对公司的长远稳健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再筹资风险。上市绝不是天上掉馅饼,并不是有了保险这块特殊行业的牌子就能随便上市圈钱,资本市场更看重的是企业的内在价值。尤其对保险行业来说,稳定经营、保障有力是赢得公众信赖的生存之本,如果只为“圈钱”而上市,“换汤不换药”,最终愚弄的只能是自己。对上市公司来说,要保持良好的股价和业绩,降低再筹资风险,应该靠真正的规范化管理,而不能采取极端手段。

股价波动风险。股东投资企业的目的是扩大财富,股价的大幅波动,尤其是下跌会使股东财富缩水,股东投资的信心受到打击,也使保险公司进一步融资的难度加大。同时,股价的下跌也会影响到债权人对保险公司的态度,会使债权人对保险公司的发展前景产生忧虑,不再给保险公司延长还款期限或批准保险公司举借新债。股价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投资大众对公司价值的客观评价,股价的波动会影响投保人对保险公司的评价,如果股价连续下跌,会破坏保险公司的形象,使投保人的信心受到打击,退保现象增多,新市场拓展困难,从而会连累保险公司业务的扩张。这种局面一旦出现,会使保险公司现金流出增多,流入减少,从而影响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

两家国有保险公司的上市开辟了一条中国保险业和资本市场对接之路,这将成为解决中资保险企业资本金不足问题的重要途径,并对国有金融业的改制提供借鉴和参考。但保险公司上市并不能解决我国保险业发展的所有问题,把全部的希望寄予上市是不现实的。保险公司应当借助上市这一契机真正完成体制的转化和增长方式的转变。上市并非是每一个保险公司当前的必然选择,如果保险公司尚未对上市所要面临的障碍和风险做出应有的估计和应对,将难以在股市上取得上佳的表现,这将不可避免地拖累股市,其结果不仅会影响投资者对股市的信心,同时也会影响整个保险业的发展。

参考资料

1.尧金仁,我国保险公司上市的探索与前瞻[J],上海综合经济,2001(8)

2.裘红霞、万俊文,保险公司上市问题探析[J],兰州商学院学报,2003(2)

3.方奇,略论我国保险公司上市[J],广西金融研究,200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