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负担论文(精选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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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分类:文学
摘要

1自主创新的内涵 自主创新是指通过研究与开发,创造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成果,它包括原始创新、集成创新、模仿创新。原始创新是指通过完全自主的研究与开发,创造出从未有过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成果;集成创新是指通过对已有的技术的集成(组合),…

税收负担论文(精选5篇)

税收负担论文范文第1篇

内容摘要:激励自主创新的税收政策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要途径。然而,目前我国激励自主创新税收政策存在立法层次不高、优惠方式欠科学、优惠力度偏小、功能缺陷等方面的问题。为此,必须从税收政策体系着手,规范自主创新税收立法,完善所得税制,建立鼓励风险投资、自主创新税收优惠政策等措施,进一步增强我国自主创新能力,推进创新型国家的建设。

关键词:自主创新,税收优惠,政策分析

1自主创新的内涵

自主创新是指通过研究与开发,创造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成果,它包括原始创新、集成创新、模仿创新。原始创新是指通过完全自主的研究与开发,创造出从未有过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成果;集成创新是指通过对已有的技术的集成(组合),创造出一种新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成果;模仿创新是指在对引进技术进行消化吸收的基础上进行二次创新,创造出新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成果。技术创新成功的标志是技术创新成果的商业化实现。

技术创新需要一定的资金投入,更需要一定的技术基础。三种不同类型的技术创新形式,适宜于具有不同经济基础和技术基础的创新主体。一般地说,与技术基础与目标技术的差距愈大,实现原始创新的难度愈大,所需要投入资金愈大,而获得引进技术相对容易(因技术输出阻力小),进而实现模仿创新的可能性愈大,资金投入量也较小。因此,对科技政策的制定者来说,必须对其所辖地区总体技术水平有一个准确把握,明确创新激励导向,以制定合理的技术创新激励政策。具体要做到以下两个方面:

合理选择技术创新策略。企业技术创新策略的选择必须符合企业实际。技术创新通常有率先型策略、追随型策略、吸纳型策略、合作型策略、创新孵化型策略、能力移植型策略、产业协作型策略等。以上不同类型的策略对原始创新、集成创新、模仿创新三种自主创新类型的适用程度也是不尽相同的。

重视技术扩散的效用。在现代社会中每个企业的技术进步绝不是孤立的,它们之间的关联就是技术扩散。社会总体技术进步必须依靠技术扩散。技术扩散是技术的传播过程,是创新技术采用者通过各种途径从扩散源处获得创新技术,同时获得技术能量补充,然后通过消化吸收进而再创新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所有创新技术的采用都会获得技术进步,技术扩散面愈广,社会总体技术进步程度愈高。因此,技术扩散必定促使社会总体技术进步。

2加强对自主创新税收政策研究的必要性

税收政策是指税收国为实现一定的社会、政治或经济目的,通过制定倾斜性的税收政策法规来豁免或减少经济行为或经济结果的税收负担措施。

当前,世界呈多极化发展的新格局,世界各国都不断谋求在高技术、尤其在高端产业方面的领先优势。高新技术产业已成为这些国家带动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而运用税收经济杠杆调整产业,促进科学的发展和技术的创新,增强本国的经济实力,谋求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已成为各国共识。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技术的进步、高新技术产业在我国“十一五”以及更长时间内都将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国家刚刚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年至2020年)》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中,都明确提到运用税收政策激励自主创新。这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在税收政策功能作用深刻的认识,预示着税收政策将在更多方面发挥出重要作用。然而,我们也应充分认识到,运用税收政策促进自主创新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必须科学地设计政策措施、实施范围和实施步骤,使政策切实可行,并落到实处。

3我国运用税收政策激励自主创新的现状及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一直高度重视自主创新,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针对自主创新中的实际问题,制定了一系列激励自主创新的税收政策,对推动高科技产业化,特别是外资和民营企业的科技创新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纵观整体税制结构和我国自主创新税收政策,依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激励自主创新税收政策制订的立法层次不高

激励自主创新税收政策在各种税的税法、暂行条例及实施细则中的规定都不是很多,且是一些原则性的规定,更多是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依据经济的发展状况和国家产业政策的调整变化以通知、规定等形式下达的,缺乏系统性、完整性。况且,这种通知、规定由于不能广泛、有效的进行宣传,而有些税收政策的条款规定过于简单,弹性甚大,给税收政策的操作实施带来一定的难度,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效用的发挥。

(二)激励自主创新的税收优惠方式欠科学

1.激励自主创新的税收优惠单一。目前,我国激励自主创新能力的税收政策主要是采用税收直接减免,优惠方式单一。税收直接减免固然有操作简便,易为纳税双方把握等优点,但它属于短期行为,对自主创新能力的增强缺乏有效持续的激励。况且,税收直接减免作为一种投资后的鼓励,引导企业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效用不显著,且容易引发税收流失。

2.激励自主创新的税收优惠力度偏小,且有失公平。尤其是鼓励企业加大科技投入,促进企业科技创新和高科技产业方面支持力度不够。例如,我国为了鼓励企业加强研发活动,对盈利的工业企业当年发生的技术开发费比上年实际发生数增长达到10%(含)以上,其当年实际发生的费用除按规定据实在税前扣除外,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批准后,可再按其实际发生额的50%直接抵扣当年应税所得额。我们认为,为了鼓励企业加大科技投入,规定研究开发费用的增长幅度是必要的,也符合多数国家的做法。然而,这种优惠只限于盈利在一定规模的企业,大大缩小了优惠范围,对于非盈利企业或盈利但研究开发费用的增长未比上年超过10%的企业,显然是有失公平,容易引发人们误解为税收歧视,并可能会导致其陷入“亏损─不能得到税收优惠─缺乏资金投入、技术投入─亏损加剧”的恶性循环。

3.激励自主创新的税收优惠对象针对性不强。按照现行税法的规定,激励自主创新的税收优惠是以企业为主而不是以具体的项目为对象。这种税收优惠规定使得一些企业的非技术性收入也享受了税收优惠待遇,造成税收优惠泛滥,而且使得一些经济主体的有利于技术进步的项目或行为不能享受到税收优惠,造成税收优惠政策缺位,最终降低了税收优惠政策的效应。

(三)现行增值税制中的税额抵扣不彻底

我国现行的增值税制,实行的是生产型增值税。高新技术产业比一般加工产业的资本有机构成高,其无形资产和开发过程中的智力投入占高新技术产品成本的绝大部份,但这些投入,以及购进固定资产所含税款不能抵扣,这就导致了高新技术企业税收负担偏重。显然,这种生产型增值税不利于高新技术企业适时进行固定资产更新改造,妨碍企业技术装备进步。更重要的是,它还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高新技术产品的重复征税。况且,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时,不能实行彻底退税,从而削弱了我国高新技术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挫伤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积极性。

税收负担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 贵州省; 税收负担; 税收弹性

税收负担,一般指纳税人因履行纳税义务而承受的一种经济负担,即纳税人在一定时期内应该缴纳的税款。本文所指的税收负担是宏观税收负担,它不仅反映了税收总收入和社会总产出的关系,还反映了国家同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分配关系,是税收的核心内容,也是发挥税收作为经济杠杆的核心着力点。侯梦蟾(1990)认为,税收负担问题,从广义来讲,并不简单是多少和轻重的问题,而是包含更广泛的内容。不仅要看税收占纳税人收入的比例,而且要联系到整个分配结构、税收收入的用途和税收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

按照经济增长理论和西方税收理论的关系分析可以得出,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税收负担水平为15%~25%,是比较合适的。1987年世界银行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一个国家的宏观税负水平和该国的人均GDP呈正相关,人均GDP为260美元以下的国家,宏观税收负担水平为13%左右最佳;人均GDP为750美元左右的国家,宏观税收负担为20%左右最佳;人均GDP为2 000美元以上的中等收入国家,宏观税收负担为23%左右最佳;人均GDP在10 000美元以上的高等收入国家,宏观税收负担为30%最佳。

但我国的实际税收负担(纳税人承担的各种税费占GDP的比重)则相当之高,政府税外收费规模不断扩大,收费机构越来越多。例如,2004年工商、交通、质检、城管等部门年收费高达9 723.67亿元,而当年全国的税收收入仅24 165.68亿元。针对这种人们普遍感觉税收负担沉重的情况,樊丽明(2007)认为应该进行税费综合改革,取消不合理的收费,对行政性和事业性收费加强管理,将一部分费改为税;峻岭(2012)指出,应该反思税收理念,削减不合时宜的税收,减轻百姓负担,从而实现让利于民。

与税收负担相联系的是税收弹性,是描述税收收入相对于国民收入弹性的指标。戴生雷(2012)认为税收弹性是税收收入变化与经济发展情况变化的比率,其目的是对整个国家的宏观税收负担水平进行分析,了解整体税收负担的变化,从宏观上对全社会经济效益进行比较研究。

本文尝试以税收负担和税收弹性为研究角度,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定量分析贵州省改革开放以来的税收负担问题,揭示贵州省税收负担变化情况,并在分析结果的基础上提出政府以后工作的方向和建议。

一、贵州省税收负担和税收弹性的统计分析

(一)相关名词及变量的定义

本文所提到的税收负担(宏观税收负担)是指一个国家一定时期内各类税收总收入占GDP的比重,它反映一国的总体税收负担水平和政府财政功能、经济职能的强弱。而税收弹性系数则是指一定时期内税收收入增长率和GDP增长率之比,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税收负担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是否协调。税收弹性可以分为三种情况:(1)税收弹性小于1,说明税收增长速度小于GDP增长速度;(2)税收弹性大于1,说明税收富有弹性,税收增长速度大于GDP的增长速度;(3)税收弹性等于1,说明为单位弹性,税收增长速度与GDP增长速度同步。

后文中的变量GDP代表国内生产总值,T代表税收收入,EX代表财政支出,P代表物价指数,logT表示税收收入的对数,logGDP代表国内生产总值的对数,logEX代表财政支出的对数。

(二)数据来源及统计分析

本文样本数据选取1978—2011年贵州省国内生产总值、税收收入、财政支出、物价指数的时间序列数据,税收负担量和税收弹性数据根据前述样本数据计算得出,所有数据均来源于《贵州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税务年鉴》。

表4是对贵州省1978年以来的税收负担、税收弹性与经济发展情况的数据统计分析。

根据表4数据可以分别得到图1、图2。图1中每点分别代表每年度的名义税收负担水平。

1978—1994年为第一阶段:很明显可知在这一阶段贵州省的总体税收负担水平相对较高,变动幅度比较大。在1978—1982年区间税收负担呈不断下降趋势,从1978年的11.63%下降到1982年的9.98%,降了1.65个百分点。从1982年到1991年的13.94%,税收负担迅速上升了3.96个百分点。这两个年段与我国的两步利改税政策①是相适应的。1991年到1994年,4年间税收负担下降了9.03个百分点,这与我国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也是相适应的。

再从税收弹性来看,1978—1994年这17年中,有8年的税收弹性都是大于1的,分别是1981年(1.12),1983年(1.52),1985年(2.17),1986年(1.29),1987年(1.32),1989年(1.50),1990年(1.65),1991年(1.22),说明这8年的税收收入增长率都快于经济增长率。其中1983年和1985年的税收弹性可以分别反映当年的两步利改税政策,这引起税收收入的增加,使税收负担出现变动,税收弹性就会大于1。而1989年到1992年这3年的税收弹性突然上升,主要是与当时中国物价普遍上涨,存在较高通货膨胀率相关。

1995—2011年为第二阶段。相比之下这一阶段贵州省的总体税收负担水平较低,变动幅度也不大。从1995年的4.79%到2002年的7.14%,税收负担水平连续8年递增,增幅为2.35%。这主要是因为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确立了我国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使税收收入快速增长,从而使得税收负担水平逐年上升。但从2003年到2006年间,税收负担水平总体呈下降趋势。从2007年开始,税收负担水平又逐渐升高,到2011年时已达到了9.1%的水平。

从税收弹性来看,17个年份中,共有12个年份的税收弹性大于1。特别是在1999年,税收弹性竟高达4.186。这是因为从1999年开始,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大力整顿税收秩序,清理违规减免税和加强税收征收管理工作,使税收收入突然大幅度增加。除此之外,2008年的税收弹性从0.984突然上升到2009年的1.98,大约上升了1个百分点的现象也特别引人注意。这可能是因为2008年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导致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贵州省虽深处中国内陆,但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影响到了经济增长速度。总体来讲,贵州省作为中国西南地区的一个欠发达省份,在医疗卫生、教育、科技、基础建设方面与其他省份仍有着巨大差距,虽然中央每年的财政转移支付比较多,却也急需税收收入较快的增长来保证庞大的政府开支。但长期以来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趋势的背离,对经济增长会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

二、贵州省税收负担水平的计量分析

下文运用计量经济软件EVIEWS5.0对贵州省1978—2011年的税收负担问题进行深入分析。

(二)时间序列的协整关系检验

(三)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格兰杰因果关系可以定义为:两个变量X、Y之间,假如在包含了X、Y过去信息的条件下,X变量有助于解释Y变量的未来变化,则可以认为X变量是引致Y变量的格兰杰原因。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Granger Causality Test)得出的结果可以分为三种情况,分别为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双向因果关系和互相独立。

下面通过检验贵州省税收变动同GDP变动、财政支出的双向因果关系。表8为检验结果。

从表8的结果可以知道,滞后3阶和4阶的检验结果均不显著,在滞后1阶和2阶的情况下,税收收入是引起GDP变化的格兰杰原因,而GDP不是税收收入的格兰杰原因。除此之外,还可以发现财政支出是税收收入变动的格兰杰原因,而税收收入不是财政支出的格兰杰原因。

综上所述,贵州省税收收入的变化对GDP的变化和财政支出的变化对税收收入的变化仅有单方向的因果关系。即税收收入的变化可以推导出GDP的变化,而GDP的变化无法推导出税收收入的变化;财政支出的变化可推导出税收收入的变化,而税收收入的变化无法推导出财政支出的变化。

三、相关检验结果的解释

从图1中看出,贵州省两个时间阶段的税收负担均经历了由低到高的趋势;从图2中可以知道,税收收入同经济增长之间几乎是同步变化;而图3则反映了取对数后的人均税收、人均GDP和人均财政支出的趋势是大致相同的。

从全国范围来看,整个西南三省一市的宏观税收负担水平排名都比较靠前。2011年四川省的宏观税收负担为7.3%,排全国第17位;云南省的宏观税收负担为9.9%,排全国第4位;重庆市的宏观税收负担为8.8%,排全国第10位;贵州省的宏观税收负担为9.1%,排全国第6位,这就显然与贵州省GDP总量的全国排名不相匹配。

从长期均衡方程,即误差修正模型的参数估计量来看,税收收入和GDP、财政支出同方向变动。GDP若变动1%,税收收入则会相应变动0.2738%;财政支出若变动1%,税收收入则会变动0.5394%,可以看出GDP的长期弹性小于财政支出的长期弹性。再从短期均衡方程来看,税收收入对GDP的短期弹性为-0.026,说明短期变动和长期变动的变动方向不一致。税收收入对财政支出的短期弹性是0.599,大于它的长期弹性,同时也说明短期变动和长期变动方向一致。另外ECM项的系数为-0.255,说明对偏离长期均衡的调整力度不太明显。

最后从格兰杰检验的结果来看,税收收入对GDP总量变动有着显著的影响,但是GDP对税收收入并没有显著的反作用,表明贵州省利用税收政策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会很有成效。除此之外,财政支出变动对税收收入变动也有着显著的影响,而税收收入变动对财政支变动没有显著影响,明贵州省仍遵循“量出为入”的财政原则,这说明贵州省的税收工作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从本质上来讲就是要转变政府职能和管理方式,同时必须跟上市场经济的发展脚步。

四、政策建议

第一,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税收水平,税收来源于经济。这就需要调整贵州的产业结构,扩大省内可纳税GDP的范围。贵州省的第三产业发展十分缓慢,对GDP的贡献率极低,工业又处于大而不强、技术水平低下的状态,要克服这些薄弱环节就必须坚持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哺,实现农业现代化;必须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提高科技水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强有力的支柱税源,最终使GDP和税收形成健康合理的相互促进机制。近年来贵州省的经济发展水平总体上处于稳步增长阶段,但经济发展的起点低、质量低,效益不高,需要重点在经济结构上进行调整,以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为目的,改善和优化税源。在宏观层面上要坚持科学发展观,从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层面考虑政策取向,提高本土企业的竞争力和创新能力;微观上需要制定合理的税收政策,切实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

第二,由于贵州省地处西南内陆又属欠发达地区,与经济发达地区相比行政管理方法比较混乱,执行能力也比较低下,这就导致偷税、漏税情况比较严重。除此以外,由于管理部门的“乱作为”,税外收费的情况也屡见不鲜且总量庞大,这就要求政府部门在加强税收征管和严格执法的同时要继续推进税费改革,清理各项不合理收费,公平税收负担,完善税制。

【参考文献】

[1] 侯梦蟾.税收经济学导论[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190.

[2] 戴生雷.试论税收弹性与宏观税收负担的数量关系[J].城市建设理论研究,2012(1).

[3] 陈共.财政学[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179.

[4] 樊丽明,李齐云,陈东.政府经济学[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108.

税收负担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本文通过对近年来税收收入形势和税收政策变化的考察,分析了税收收入超常增长的原因,并且指出在当前金融危机形势的严峻,特别是就业人口众多的中小企业,提出减税的必要性。最后阐述了进行综合财税体制改革的观点。 关键词:累进税制税收监管财税体制改革 一、引言 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符合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税收体制就基本建立起来,伴随而来的是税收收入的高增长,面对不断发展的经济形势,面对严重的经济危机,税收能否依然保持高增长呢?是否有减税的必要呢?更长远的说,能否乘此机会进一步改革财税体制呢?本文就此展开详细的论述。 二、税收增长原因 从总量看,08年上半年全国税收总收入完成31425.75亿元,同比增长33.5%,增收7890.94亿元。 从增收结构看,国内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分别增长22.6%、18.4%和25.6%,流转税合计增收2781.35亿元,占增收总额的35.25%;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分别增长41.5%和27.2%,所得税合计增收2776.60亿元,占增收总额的35.19%;海关进口产品税收、关税分别增长34.7%和40.2%,进口税收合计增收1288.76亿元,占增收总额的16.33%。 从上面的数据来看,我国的税收在08年经济形势严峻的情况下依然保持着强劲的增长势头。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税收增长过快的呢?我认为主要是累进税制下的经济增长和税收监管水平的提高。前者解释的是正常税收增长部分。后者解释的是超过正常部分的增长。 1.累进税制下的经济增长。由于税收是按现价水平计算的,而gdp是按不变价格计算。中间的差值就比较明显。因此实际上经济增长可以更大程度解释税收增长的因素。同时,在我国累进税制下,税收增长必定要快过经济增长。这些都可以解释预料中的税收增长部分。 2.不断增强的税收监管。只有人曾提出94年税收的设计本来就是“广种薄收”的类型。就是税收框架的设计比较广,实际是考虑到了税收监管比较松散的问题,因此留给税务机关自由发挥的余地比较大。现而今税务机关充分挖掘潜力,努力增收,导致在税收框架广的情况下税收监管又严格,纳税人就吃不消了。我认为这种说法也是有一定合理性的。政府部门在税收设计时必定不会忽视我国税收征管水平极其低下的现状的。而在2000年以来,由于税收技术的进步,在税收激励机制的鼓舞下,我国税务机关人员从严征税,当然能显着增加税收收入了。而且,这方面的潜力还没有发挥到极致,我国的税收征管水平依然比较低下。可以预见,这一因素对今后税收增长还会做出很大贡献。当然,随着提升征管水平难度的加大和成本的降低(边际效用递减),这部分因素的作用将逐渐减少,使得税收增长回归到应有的水平上来。另外,外贸出口、gdp结构等都是一些学者认为税收高强度增长的原因。 三、税收负担及减税主张评析 税收过快的增长必然带来大家思考是税收负担是否过重的问题。企业或居民之所以咬定中国的税负重,其论据无非是现行税制的规定。比如,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45 %,企业所得税的税率33 %,增值税的税率17 %等等。以这些税种的税负水平同其他国家的相关税制规定比起来,中国的税负显然不能说是轻的。政府部门之所以认定中国的税负轻,其论据在于,实征税收收入额占gdp 的多少。比如,在2005 年,将全国税收收入加总求和并同当年的gdp 之比,只不过为16.19 %。 以这样的宏观税负水平同其他国家的情形比起来,中国的税负绝对不能说是重的。 而这些论据揭示的一个东西,就是名义税负和实际税负的问题。 总体上讲,我认为中国纳税人就单从税收负担来说并不是很重,而福布斯把中国评为税收痛苦指数第三的国家更是言过其实,它不知道我们税收征收率有多低。但是,我们隐形的税收负担是比较重的。 第一,庞大的预算外收入和土地出让金。这些收入的征收带有随意性。而事实上,他们的存在的确加重了纳税人的负担。土地是全民所有的资产,结果被出卖了,这不是隐形的向全民要钱吗? 第二,诸多的行政垄断企业的高额收入也是变相的向纳税人要钱。高额手机通讯费是我们不得不承担的,因为高额利润中国石化企业连续被评为亚洲最赚钱的公司,还有国有银行的呆账坏账。我们都为这些企业支付了高额的利润,这也是变相的税收负担。 第三,在财政支出方面的不满意也加重了纳税人对税收负担的不满意度。在欧洲国家,纳税人承担重税负的同时也享受到了极其全面和高水平的公共服务。当今中国,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已经让纳税人承担高额负担,但还必须支付相当的税负,这就造成了强烈的不满。财政收入上的“大政府”、公共支出上的“小政府”,这就是民众的印象

。税收不断向高税收国家看齐,承担的社会公共责任却尚未看齐。 考虑到是否减税的主张,我认为还是应该暂时减的。这并不是跟我所阐述的税收负担不重的观点矛盾。税收负担不重也可以能减税。我主张减税,可这样减税的动机不在于税负过重了,而是在于当前经济形势的需要。在我们目前税收大幅度增长的前提下,减税政策不会对公共财政造成很大的冲击,再者还会给严峻的经济形势注入一支强心剂。这才是税收作为一项政策工具的需要。 众所周之,目前中小企业的境况比较困难,特别是东南沿海的民营企业。在加上外国的金融危机,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的经济形势的确是进入了寒冬。在如此困难的一年里,政府应该出台一些至少是暂时的减免税等税收优惠措施,帮助企业扛过这个寒冷的年份。毕竟大量中小企业的倒闭意味着大量的失业。截至去年6月,我国中小企业数达到4200多万户,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8%,创造的产品和服务价值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0%左右,上缴税收约占税收总额的53%,更重要的是,中小企业提供了75%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 最后要提到的就是税制改革。现在在税收大幅提升的前提下,正是进行新一轮财政改革的好时机。从94年以来我们的财政框架就没有过大的改革,这与整个国家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是悦来越格格不入的。在税收方面,我们有必要改革税制,现在已经将生产型消费税向消费型转变,开征了燃油税。这也是新一轮税制改革的前奏。 四、结语 综上所述,我认为税收增长是经济增长和税收监管水平提高的综合作用的结果,而并不是我们的税收负担过重。同时在严峻经济背景下我主张出台减税措施,来帮助陷入困境的中小企业。从更深远的方面来讲,我们更需要的是一轮新的财税体制的变革。 参考文献: [1]卢凌波.中国税收增长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中国1992-2002年税收增长个案分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2004. [2]财政部财税体制改革司.财税改革十年.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 [3]王诚尧.发展中的财税理论政策与制度改革.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4]贾康,赵全厚.中国财税体制改革30年回顾与展望.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论文网在线:www.lunwenwang.co

税收负担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累进税制税收监管财税体制改革

一、引言

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符合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税收体制就基本建立起来,伴随而来的是税收收入的高增长,面对不断发展的经济形势,面对严重的经济危机,税收能否依然保持高增长呢?是否有减税的必要呢?更长远的说,能否乘此机会进一步改革财税体制呢?本文就此展开详细的论述。

二、税收增长原因

从总量看,08年上半年全国税收总收入完成31425.75亿元,同比增长33.5%,增收7890.94亿元。

从增收结构看,国内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分别增长22.6%、18.4%和25.6%,流转税合计增收2781.35亿元,占增收总额的35.25%;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分别增长41.5%和27.2%,所得税合计增收2776.60亿元,占增收总额的35.19%;海关进口产品税收、关税分别增长34.7%和40.2%,进口税收合计增收1288.76亿元,占增收总额的16.33%。

从上面的数据来看,我国的税收在08年经济形势严峻的情况下依然保持着强劲的增长势头。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税收增长过快的呢?我认为主要是累进税制下的经济增长和税收监管水平的提高。前者解释的是正常税收增长部分。后者解释的是超过正常部分的增长。

1.累进税制下的经济增长。由于税收是按现价水平计算的,而gdp是按不变价格计算。中间的差值就比较明显。因此实际上经济增长可以更大程度解释税收增长的因素。同时,在我国累进税制下,税收增长必定要快过经济增长。这些都可以解释预料中的税收增长部分。

2.不断增强的税收监管。只有人曾提出94年税收的设计本来就是“广种薄收”的类型。就是税收框架的设计比较广,实际是考虑到了税收监管比较松散的问题,因此留给税务机关自由发挥的余地比较大。现而今税务机关充分挖掘潜力,努力增收,导致在税收框架广的情况下税收监管又严格,纳税人就吃不消了。我认为这种说法也是有一定合理性的。政府部门在税收设计时必定不会忽视我国税收征管水平极其低下的现状的。而在2000年以来,由于税收技术的进步,在税收激励机制的鼓舞下,我国税务机关人员从严征税,当然能显著增加税收收入了。而且,这方面的潜力还没有发挥到极致,我国的税收征管水平依然比较低下。可以预见,这一因素对今后税收增长还会做出很大贡献。当然,随着提升征管水平难度的加大和成本的降低(边际效用递减),这部分因素的作用将逐渐减少,使得税收增长回归到应有的水平上来。另外,外贸出口、gdp结构等都是一些学者认为税收高强度增长的原因。

三、税收负担及减税主张评析

税收过快的增长必然带来大家思考是税收负担是否过重的问题。企业或居民之所以咬定中国的税负重,其论据无非是现行税制的规定。比如,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45 %,企业所得税的税率33 %,增值税的税率17 %等等。以这些税种的税负水平同其他国家的相关税制规定比起来,中国的税负显然不能说是轻的。政府部门之所以认定中国的税负轻,其论据在于,实征税收收入额占gdp 的多少。比如,在2005 年,将全国税收收入加总求和并同当年的gdp 之比,只不过为16.19 %。 以这样的宏观税负水平同其他国家的情形比起来,中国的税负绝对不能说是重的。

而这些论据揭示的一个东西,就是名义税负和实际税负的问题。

总体上讲,我认为中国纳税人就单从税收负担来说并不是很重,而福布斯把中国评为税收痛苦指数第三的国家更是言过其实,它不知道我们税收征收率有多低。但是,我们隐形的税收负担是比较重的。

第一,庞大的预算外收入和土地出让金。这些收入的征收带有随意性。而事实上,他们的存在的确加重了纳税人的负担。土地是全民所有的资产,结果被出卖了,这不是隐形的向全民要钱吗?

第二,诸多的行政垄断企业的高额收入也是变相的向纳税人要钱。高额手机通讯费是我们不得不承担的,因为高额利润中国石化企业连续被评为亚洲最赚钱的公司,还有国有银行的呆账坏账。我们都为这些企业支付了高额的利润,这也是变相的税收负担。

第三,在财政支出方面的不满意也加重了纳税人对税收负担的不满意度。在欧洲国家,纳税人承担重税负的同时也享受到了极其全面和高水平的公共服务。当今中国,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已经让纳税人承担高额负担,但还必须支付相当的税负,这就造成了强烈的不满。财政收入上的“大政府”、公共支出上的“小政府”,这就是民众的印象。税收不断向高税收国家看齐,承担的社会公共责任却尚未看齐。

考虑到是否减税的主张,我认为还是应该暂时减的。这并不是跟我所阐述的税收负担不重的观点矛盾。税收负担不重也可以能减税。我主张减税,可这样减税的动机不在于税负过重了,而是在于当前经济形势的需要。在我们目前税收大幅度增长的前提下,减税政策不会对公共财政造成很大的冲击,再者还会给严峻的经济形势注入一支强心剂。这才是税收作为一项政策工具的需要。

众所周之,目前中小企业的境况比较困难,特别是东南沿海的民营企业。在加上外国的金融危机,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的经济形势的确是进入了寒冬。在如此困难的一年里,政府应该出台一些至少是暂时的减免税等税收优惠措施,帮助企业扛过这个寒冷的年份。毕竟大量中小企业的倒闭意味着大量的失业。截至去年6月,我国中小企业数达到4200多万户,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8%,创造的产品和服务价值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0%左右,上缴税收约占税收总额的53%,更重要的是,中小企业提供了75%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

最后要提到的就是税制改革。现在在税收大幅提升的前提下,正是进行新一轮财政改革的好时机。从94年以来我们的财政框架就没有过大的改革,这与整个国家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是悦来越格格不入的。在税收方面,我们有必要改革税制,现在已经将生产型消费税向消费型转变,开征了燃油税。这也是新一轮税制改革的前奏。

四、结语

综上所述,我认为税收增长是经济增长和税收监管水平提高的综合作用的结果,而并不是我们的税收负担过重。同时在严峻经济背景下我主张出台减税措施,来帮助陷入困境的中小企业。从更深远的方面来讲,我们更需要的是一轮新的财税体制的变革。

参考文献:

[1]卢凌波.中国税收增长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中国1992-2002年税收增长个案分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2004.

[2]财政部财税体制改革司.财税改革十年.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

[3]王诚尧.发展中的财税理论政策与制度改革.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4]贾康,赵全厚.中国财税体制改革30年回顾与展望.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总体上讲,我认为中国纳税人就单从税收负担来说并不是很重,而福布斯把中国评为税收痛苦指数第三的国家更是言过其实,它不知道我们税收征收率有多低。但是,我们隐形的税收负担是比较重的。

第一,庞大的预算外收入和土地出让金。这些收入的征收带有随意性。而事实上,他们的存在的确加重了纳税人的负担。土地是全民所有的资产,结果被出卖了,这不是隐形的向全民要钱吗?

第二,诸多的行政垄断企业的高额收入也是变相的向纳税人要钱。高额手机通讯费是我们不得不承担的,因为高额利润中国石化企业连续被评为亚洲最赚钱的公司,还有国有银行的呆账坏账。我们都为这些企业支付了高额的利润,这也是变相的税收负担。

第三,在财政支出方面的不满意也加重了纳税人对税收负担的不满意度。在欧洲国家,纳税人承担重税负的同时也享受到了极其全面和高水平的公共服务。当今中国,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已经让纳税人承担高额负担,但还必须支付相当的税负,这就造成了强烈的不满。财政收入上的“大政府”、公共支出上的“小政府”,这就是民众的印象。税收不断向高税收国家看齐,承担的社会公共责任却尚未看齐。

考虑到是否减税的主张,我认为还是应该暂时减的。这并不是跟我所阐述的税收负担不重的观点矛盾。税收负担不重也可以能减税。我主张减税,可这样减税的动机不在于税负过重了,而是在于当前经济形势的需要。在我们目前税收大幅度增长的前提下,减税政策不会对公共财政造成很大的冲击,再者还会给严峻的经济形势注入一支强心剂。这才是税收作为一项政策工具的需要。

众所周之,目前中小企业的境况比较困难,特别是东南沿海的民营企业。在加上外国的金融危机,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的经济形势的确是进入了寒冬。在如此困难的一年里,政府应该出台一些至少是暂时的减免税等税收优惠措施,帮助企业扛过这个寒冷的年份。毕竟大量中小企业的倒闭意味着大量的失业。截至去年6月,我国中小企业数达到4200多万户,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8%,创造的产品和服务价值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0%左右,上缴税收约占税收总额的53%,更重要的是,中小企业提供了75%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

最后要提到的就是税制改革。现在在税收大幅提升的前提下,正是进行新一轮财政改革的好时机。从94年以来我们的财政框架就没有过大的改革,这与整个国家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是悦来越格格不入的。在税收方面,我们有必要改革税制,现在已经将生产型消费税向消费型转变,开征了燃油税。这也是新一轮税制改革的前奏。

四、结语

综上所述,我认为税收增长是经济增长和税收监管水平提高的综合作用的结果,而并不是我们的税收负担过重。同时在严峻经济背景下我主张出台减税措施,来帮助陷入困境的中小企业。从更深远的方面来讲,我们更需要的是一轮新的财税体制的变革。

参考文献:

[1]卢凌波.中国税收增长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中国1992-2002年税收增长个案分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2004.

[2]财政部财税体制改革司.财税改革十年.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

税收负担论文范文第5篇

现阶段中国对于金融企业税负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定性研究上,定量研究相对比较薄弱。本文以中国19942013年间上市的12家证券公司为研究对象,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来研究中国证券企业税收负担情况,研究发现中国上市证券企业税收负担自2008年以来有加重的趋势,且实证检验发现上市证券企业税收负担的加重会降低企业经营绩效。

【关键词】

金融企业;税收负担;平均实际税率

金融业作为国家产业结构的主要组成部分以及国家服务贸易体系的核心,它的发展步伐将会影响到国家经济的发展轨迹,而税收作为影响金融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税收负担水平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到金融业的生存和发展,因此,金融税负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企业税收负担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王延明(2003)以19942001年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平均实际所得税税率分析中国上市公司所得税税收负担情况,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的平均实际所得税税率呈上升趋势。但是由于金融企业数据缺失比较严重,所以该文献在研究中剔除了金融企业,使得金融企业所得税税收负担并未得到体现;张宗勇(2006)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分析中国商业银行的税收负担现状以及税收负担对中国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商业银行总体税收负担过重,国有银行的营业税税收负担远高于所得税税收负担且股份制银行呈现两税并重的局面;税收负担对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具有显著的负效应。

本文选取中国19942013年间上市的证券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定量分析方法,从平均实际税率角度来分析中国上市证券企业税收负担的现状,并根据相关研究结果有针对性地提出优化中国金融企业税收制度的建议。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将采用Wilkie(1988)对平均实际税率的定义,并综合中国上市金融企业的实际情况,将中国上市证券企业的总体税收负担近似的采用以下公式计算:

平均实际税率=企业所得税+营业税及附加税前利润+营业税及附加(1)

本文数据来源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以及Wind数据库,在数据处理过程中,剔除了年度内有缺失的数据以及实际税率小于零的数据。下图1即是中国上市证券企业1994-2013年的平均实际税率的变化趋势图。

图1中国上市证券企业平均实际税率趋势图

从上图可以看出,从19942013年,中国上市证券企业的平均实际税率变化趋势可分为三个阶段,即19942002年,中国上市证券企业平均实际税率呈上升趋势;20022008年,中国上市证券企业平均实际税率呈下降趋势;20082013年,中国上市证券企业平均实际税率呈上升趋势。

由于在1997年以前中国上市证券企业只有两家(即海通证券和宏源证券),基数小,所以平均值波动性会比较大,于是存在着1995年这样的一个异常点。从2001年起,金融保险业的营业税由8%分三年下调到5%,所以在2002年以后中国上市证券企业的平均实际税率呈现出下降的趋势;2008年新《企业所得税法》的实施,使得企业法定名义所得税税率由33%降至25%,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上市证券企业的税收负担,所以2007年和2008年之间中国上市证券企业的平均实际税率有一定幅度的下降,但是从2008年以后,中国上市证券企业的平均实际税率出现了上升的趋势,而且在2013年时超过了30%。

在描述性统计的基础上,本文还将利用回归分析方法来研究税负对于上市证券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本文选取净利润作为上市证券企业经营绩效的衡量指标,以上市证券企业平均净利润和平均实际税率为分析对象,以y(平均净利润自然对数)为被解释变量,以x(平均实际税率)为解释变量,运用最小二乘法(OLS)进行回归,得到回归方程如下:

y=15.632.58x

t=(6.433)(-1.223)(2)

从式(2)可以看出,回归系数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平均实际税率的变化会显著地影响上市证券企业的净利润水平。而且结果显示,平均实际税率与上市证券企业的平均净利润呈反相关关系,即上市证券企业税收负担的加重会降低企业盈利能力。

综合上述实证分析,可以形成以下结论:

1、虽然中国上市证券企业税收负担在20022008年间有下降的趋势,但是自2008年以后却呈现出上升趋势,且在2013年时平均实际税率达到35%左右,这说明中国上市证券企业税收负担有逐渐加重的趋势;

2、中国上市证券企业税收负担与企业经营绩效之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税负的加重必然会导致上市证券企业净利润的下降,因此,税收负担是决定中国上市证券企业经营绩效的重要指标。

基于金融行业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针对中国证券行业目前税负过重的事实,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设立相对独立的证券税种及税制体系,建立完整、系统和健全的证券税收制度。虽然中国当前证券市场税收政策目标是多重的,但是政策工具(证券税制)却是单一的,随着证券市场规模的日益扩大,有必要建立相对独立的证券税种和税制,实现证券市场政策工具的多元化。

2、消除对企业和股东个人股息红利的重复征税。本文认为比较好的方法是采取抵免制,即当股东个人收到股息或红利、在计征个人所得税时,应扣除这笔股息或红利在公司缴纳企业所得税时已支付的税款。这既能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又能比较彻底地消除重复课税。

参考文献:


税收征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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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出版社;武汉市税务学会;武汉国际税收研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