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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消费论文范文第1篇
在仅有的几篇文献中，马双等（2010）研究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对农村居民家庭食物消费的影响，发现参保家庭比未参保家庭有更多的营养物质摄入量，参与新农合使农民食品消费支出增加约81元。臧文斌等（2012）使用中国城镇居民入户调查数据探讨了城镇居民基本医疗消费保险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发现城职保提高了参保家庭的非医疗消费支出，低收入群体和中等收入群体提高的幅度分别为20.2%和12.6%。马双和甘犁（2010）研究了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对居民食物消费的影响，发现城职保能增加11%的居民消费。现有的研究受数据可获得性的限制，或者仅仅关注居民食物消费，而未将居民家庭全部消费支出作为分析对象；或者只关注某一种社会医疗保险，而未将城居保和城职保两种基本医疗保险综合考虑，未从整体上考察城镇医疗保险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因此，目前国内对医疗保险与居民消费关系的研究还很不充分。鉴于此，本文采用奥尔多2009年的调查数据，在收集到较为丰富的居民消费支出和医疗保险信息的基础上，拟对医疗保险与城镇家庭消费的问题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二、数据与模型
1.关于数据。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来自北京奥尔多投资咨询中心委托国家统计局开展的较大规模的入户调查，抽样和数据处理方法与国家统计局其他调查大致相同。该调查自2005年开始，每年1至2次，通过更新数据建立了《中国投资者行为调查问卷》数据库。调查问卷设置了受访者的个人特征、家庭财务情况和投资选择等方面的35个~50个具体问题，包含详细的家庭资产、负债、收入、消费以及其他家庭特征信息。李涛（2006）、陈彦斌等（2009）以及梁运文等（2010）利用该数据库进行了有关居民投资行为、居民财产分布等方面问题的研究，结果表明数据质量较为可靠。虽然该数据库最初建立的目的是为了研究中国居民的投资行为，偏向于宏观研究，但由于调查数据中不仅包含丰富的家庭收入和消费等信息，而且有家庭是否参与医疗保险、是否有成员患有大病以及医疗支出等信息（自2009年开始有医疗保险相关信息），因此本文尝试利用该数据库进行医疗保险和居民消费关系的微观研究。本文采用的是奥尔多2009年调查的A卷调查数据，在12个省的41个市（区、县）进行，调查地范围覆盖东部、中部和西部各省市。与目前实证研究使用较多的CHNS数据相比，奥尔多调查数据包含了更为丰富的家庭消费支出信息，因此在家庭总消费支出、非医疗消费支出等关键变量上有准确的数据，而不必如现有文献一样使用耐用消费品存量数据替代消费支出的流量数据。同时，奥尔多2009年调查收集到的样本量也比较大，经过数据整理，本文最终获取的有效样本为4694个家庭。
2.计量模型。
研究医疗保险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必须解决两种由自我选择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一是，医疗保险和家庭消费都与家庭的风险厌恶程度相关。家庭的风险厌恶程度越高，越倾向于选择参加医疗保险；同时，家庭的风险厌恶程度越高，预防性储蓄越高而当期消费越少。二是，医疗保险和家庭消费都受到家庭成员身体健康状况的影响。身体健康情况较差的家庭更可能参与医疗保险；同时，身体健康情况较差的家庭会有更多的医疗消费支出和相对较少的非医疗消费支出。为了解决这两种自我选择问题，本文在计量模型中引入家庭风险厌恶程度和家庭成员健康状况作为控制变量。这样就可以在给定相同的家庭风险厌恶程度和家庭成员健康状况的条件下，研究家庭参与医疗保险对其消费支出的影响，从而很好地解决了上述自我选择问题。同时，本文在计量模型中引入家庭收入、家庭规模、平均年龄、平均受教育程度、女性比例等家庭特征变量作为控制变量。通过将各类控制变量逐步加入，本文得到三组计量模型来分别研究基本医疗保险对家庭总消费支出、医疗消费支出以及非医疗消费支出的影响。其中EXP、MEDEXP和NONMEDEXP分别为家庭总消费支出、家庭医疗消费支出和家庭非医疗消费支出。HI为家庭是否有基本医疗保险，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SAH为家庭成员平均健康状况，问卷中调查了每个家庭成员对自己身体健康状况的评价，数值从1到5分别对应“非常好”、“较好”、“一般”、“较差”和“非常差”，本文取每个家庭该项指标的平均值作为SAH。RAV为家庭平均风险厌恶程度，调查数据中包含每个家庭成员的风险厌恶程度信息，数值从1到5分别对应“很喜欢冒险”、“喜欢冒险”、“一般”、“不喜欢冒险”、“很不喜欢冒险”，与SAH一样，本文取每个家庭该项指标的平均值作为RAV。Xi为控制变量，包含一系列家庭特征变量，主要有：（1）INC，即家庭总收入，在回归中取对数。（2）SCA，即家庭规模（家庭人数）。（3）AGE，家庭成员平均年龄。（4）EDU，家庭成员平均受教育程度。（5）FEM，家庭成员中女性占比。（6）PTY，家庭成员中是否有党员，是二值变量（1代表是，0代表否）。（7）MIN，家庭成员中是否有少数民族，是二值变量（1代表是，0代表否）。
三、实证结果
1.医疗保险对家庭总消费支出的影响。
本文对回归结果进行了异方差检验，发现模型存在异方差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本文使用了异方差—稳健估计，以使回归结果更具有可靠性。表1报告了家庭总消费支出的估计结果。第一列只估计了参与医疗保险对家庭总消费支出的影响，第二列和第三列分别加入了家庭成员健康状况、风险厌恶程度和其他家庭特征变量。三个回归模型都表明，参与基本医疗保险可以显著增加家庭总消费支出。具体来说，与没有基本医疗保险的家庭相比，参与基本医疗保险的家庭的总消费支出会高出6%，并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个结果与Gruber和Yelowitz（1999）对美国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医疗保险制度的研究结果非常接近，他们发现放宽Medicaid条件会使美国家庭消费上升5.2%。
2.医疗保险对家庭医疗消费支出的影响。
表2报告了家庭医疗消费支出的估计结果。虽然在前两个模型中，是否参与医保的系数显著为正，但加入其他家庭特征的控制变量之后，该项系数变得不再显著（即使在10%的水平上也没有统计显著性）。这表明，是否参与基本医疗保险对家庭医疗消费支出并无显著影响。虽然现有的研究曾认为医疗保险的普及会使家庭医疗消费支出增加，但是本文的回归结果却并不支持这一观点。事实上，苏春红等（2013）利用2009年CHNS微观调查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发现，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并未对居民患病就诊行为产生显著的影响。因此，参与基本医疗保险并不能使城镇家庭的医疗消费支出呈现显著增加。
3.医疗保险对家庭非医疗消费支出的影响。
表3报告了家庭非医疗消费支出的估计结果。医疗保险对家庭非医疗消费支出的影响是本文的关注重点。从表3中可以看出，参与基本医疗保险对提高家庭非医疗消费支出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从模型（3.1）到模型（3.4），是否参与医保的系数始终显著为正；在控制家庭成员健康状况、家庭风险厌恶程度和其他家庭特征系列变量之后，参与基本医疗保险会使家庭非医疗消费支出增加6%，并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社会医疗保险的普及能够降低预防性储蓄，在一定程度上对居民消费起到保障作用。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居民消费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运用文献资料法、调查法、数理统计法、逻辑分析法等方法，以地域为研究视角，从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消费总体水平等方面分析了经济圈社区居民的体育消费水平。认为：女性与男性都喜欢参与体育运动，但在消费观念上，女性比男性节约，使女性整体体育消费水平低于男性；居民体育消费水平的高低并不与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成正比；体育消费是文化消费的一种，具有消费能力的层次性；体育消费水平与经济发展成正比；居民消费潜力巨大。
体育消费水平是指一定时期内按人口平均实际消费的各种体育物质产品和服务(或劳务)产品的数量。本文从地域的角度对经济圈社区居民体育消费水平进行分析研究，有利于保障其健康的消费行为和理念，同时也可以为城市社区体育产业的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机遇。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本文在研究对象的选取上采用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在三市的各社区中随机抽取了韭菜园办事处、朝阳街办事处(长沙芙蓉区)、金盆岭办事处、城南路办事处(长沙天心区)、麓山南路办事处、银盆岭办事处(长沙岳麓区)、望麓园办事处、伍家岭办事处(长沙开福区)、左家塘街道办事处、井湾子街道办事处(长沙雨花区)、中洲路街道办事处、五里堆街道办事处(湘潭岳塘区)、雨湖路街道办事处、中山路街道办事处(湘潭雨湖区)、宋家桥街道办事处、仙庾镇街道办事处(株洲荷塘区)、建宁街道办事处、五里墩乡街道办事处(株洲芦淞区)、田心街道办事处、清水塘街道办事处(株洲石峰区)天台科技园、金德工业园(株洲高新区)等22个社区，然后在抽取的每个社区中再随机抽取各年龄段的居民进行体育消费现状调查。
1．2研究方法
1．2．1调查法
(1)问卷调查法。根据本课题的研究任务设计了《经济圈社区居民体育消费水平的现状调查问卷》，共发放问卷2200份，调查居民共分5个年龄段(16—30岁、31—4O岁、41—5O岁、51—59岁、6O岁以上)，每个年龄段发放440份问卷，平均每个社区每个年龄段发放2O份。回收问卷1970份，回收率89．55，有效问卷1922份，有效率97．56。问卷的回收率和有效率均满足社会学分析和统计学样本量的基本要求。
(2)访谈法。对三市部分社区的居民进行访谈，调查了解了居民的日常消费及体育消费的支出情况；在体育方面花钱是否值得；钱都花在了哪些方面；社区居民的体育态度；影响其参加体育锻炼的因素及日常活动情况等。这些内容也是设计本论文普查问卷的理论依据。
1．3数理统计法
对调查所获得的各项数据，运用SPSS11．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2．1不同性别的社区居民体育消费水平的分析
经济圈社区居民体育消费支出在性别上存在一定差异，在过去的一年中，体育消费平均在100元以下的女性居民占54．65，男性是53．83，这个比率基本相等．但平均消费100—300元的女性居民与男性居民相比呈上升趋势，体育消费在300元以上的呈下降趋势。男性居民去年的平均体育消费金额为157．85元，而女性的平均体育消费金额为123．96元，见表1。
从以上结果可以看出，在“健康第一”的影响下，女性与男性都喜欢参与体育运动，但在消费观念上，女性比男性节约，以致女性500元以上的体育消费的比率是男性的5O，使女性整体体育消费水平低于男性。
2．2不同年龄段的社区居民体育消费水平的分析
从调查的数据中可知，16-30岁的居民群体在体育消费支出上明显高于其他年龄段的居民群体(见表2)。16—30岁的群体体育消费平均消费金额为222．38元，而31—4O岁的群体体育消费平均消费金额为143．25元，41—5O岁的群体体育消费平均消费金额为130．73元，51-59岁的群体体育消费平均消费金额为107．57元，60岁以上的群体体育消费平均消费金额为90．67元。30-4o岁、41—5O岁的社区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的比率低于51—59岁、6O岁以上的居民，而体育消费支出却高于51—59岁、6O岁以上的居民群体，这说明体育消费水平的高低并不与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成正比，这种消费水平的差距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消费动机造成的。
2．3不同文化程度的社区居民体育消费水平的分析
因为“体育消费尽管也包含少量对物质产品的消费，但就整体而言，它属于服务产品消费，是文化消费的一种”，它“具有能力的层次性”。在物质消费活动中，一般来说只要拥有，就能消费，只是因为，最基本的物质消费是人的本能。但体育消费则不同，它要求具有很高的消费能力，即必须具备与体育消费相适应的知识、经验和技能。体育消费能力强的消费者，能够消费多样化的体育产品，而体育消费能力弱的消费者则只能消费浅显、单一的体育产品，这种文化程度的不同造成了体育消费水平的差异。
2．4经济圈社区居民体育消费水平的总体分析
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可看出(表4)，年平均体育消费在100元以下的人群占整个经济圈城市居民的53．65，也就是说：经济圈城市居民群体中有超过一半的人群每月用于体育的花费低于9元，平均到每天低于0．3元，这个数据令人堪忧。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调研报告，当前人类健康状况非常严峻，约15为健康者，15为病患者，7O左右的人处于“亚健康状况”，我国近期的调研结果与上述结果相似，且“亚健康状况”的比例有进一步攀升的迹象。处于“亚健康状况”的以中年人为最多，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缺乏体育锻炼。
从表中可看出，年体育消费金额在100—500元之间的群体，随体育消费金额的增长数量呈上升趋势，而到500元以上又呈现下降的趋势：年消费在500元以上城市居民占总人数的8．65％，这一群体在体育产业学中被称为体育高消费群体，虽然这一部分人的比率不高，但是，这足以说明全国性健身运动的蓬勃兴起给体育产业带来的巨大影响。由于城市居民家庭年收入快速增长，使他们在经济上具备进行体育消费的能力，随着我国整体消费结构的提升，人们对健康和生活质量的追求会进一步提高，并且我国改革开放的力度不断加大，经济全球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会进一步增大，体育消费将会成为人们日常消费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通过统计软件SPSS11．0的数据处理，得出经济圈社区居民人均年体育消费的金额为138．92元，而2002年上海居民的人均体育消费就达到了234．32元，这两个数值之间的差距是明显的。这一结论很值得我们深思，应该说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不是简单的，而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从三市的情况看，长沙市居民人均体育消费的金额为167．64元，株洲市居民为126．25元，湘潭市居民为122．87元，这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与体育消费成正比关系，经济发达，体育消费水平就高。
居民消费论文范文第3篇
20世纪后半期以来，人力资本和消费者行为理论在经济研究中大放异彩。舒尔茨(T.W.Schultz)、贝克尔(G.S.Becker)、明瑟(J.Mincer)等创建了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罗默(P.Romer)、卢卡斯(R.Lucas)等进行了进一步发展，并用以解释技术进步、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的差异性，其影响远远超出了经济学原有边界而扩展到整个社会科学和政策领域。杜森贝里(J.S.Duesenberry)、弗里德曼(M.Friedman)、莫迪利亚尼(F.Modigliani)、托宾(J.Tobin)等因消费者行为方面的杰出贡献而折桂诺贝尔经济学奖，然而人力资本投资和消费者行为的联系仍是需要加强的研究工作。贝克尔在时间配置理论中虽然建立了人力资本投资、消费和劳动参与的分析框架，但相对于收入效应和增长效应的研究而言，人力资本研究由于忽视消费而不断地遭到抨击（贝克尔，1976）。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的一些研究认为，人力资本投资不足是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主张通过人力资本投资解决内需不足问题，并据此产生了一些政策实践。居民用于教育、医疗方面的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重大幅度上升，而消费需求的增加并不显著，投资率持续走高，消费率持续下降。由此使得人力资本因素纳入消费者行为的分析框架，成为很有意义的研究课题。
本文以农村为例，试图对我国高人力资本投资和低消费并存的现象进行解释，并试图说明人力资本投资增加带来即期消费增长的条件及其政策含义。文中的人力资本投资是指居民用来增加人力资本的支出，主要包括教育投资、健康投资和迁移投资，分别由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和交通通信等支出反映。居民消费是最终消费中扣除政府消费的部分。一般包括食品、衣着、家庭用品、医疗保健、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居住和杂项商品与服务等各项用于生活消费的支出。居民消费行为，用消费倾向、消费支出结构等反映，文中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有特殊说明者除外）。
二、人力资本投资影响消费者行为的机制
消费者行为的分析框架自凯恩斯以来得到很大发展。从最初刻画短视消费者的绝对收入假说转向刻画前瞻性消费者的跨时消费理论，跨时消费理论也主要由最初的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转向预防性储蓄假说，研究焦点从确定性消费行为转向不确定性消费行为，效用函数从二次型发展到了边际效用函数为凸函数，并在预防性储蓄理论中刻画不确定性因素风险。在我国，宋铮(1999)整理了1985-1997年的时序资料，以城市居民的收入标准差和居民收入为解释变量，对城乡居民储蓄余额的年增加值进行回归。结果表明，中国城市居民收入标准差对城乡居民储蓄余额的年增加值有显著影响，并由此断言，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是1985-1997年中国居民进行储蓄的主要原因。龙志和和周浩明(2000)利用Dynan(1993)发展出来的理论框架，估计出1991-1998年中国城镇居民的相对谨慎系数，得出预防性储蓄动机较强的结论。施建淮和朱海婷对35个大中城市1999-2003年月度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发现城市居民的储蓄行为中确实存在预防性动机，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对当前消费产生了负面影响。孟昕(2001)、孙凤(2002)、罗楚亮(2006)等针对城市居民消费行为的研究也同样显示，不确定性对我国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负效应。万广华等(2003)运用大样本农户调查资料，构建了转型经济中对各种类型变量（如劳动人口负担程度、税费负担、受教育年限等16个变量）均有所考虑的储蓄模型，发现流动性约束、预防性储蓄动机以及工业化等对储蓄率的上升贡献很大，而教育对储蓄的影响很弱，且表现为两个相反的方面。田岗(2004)、杭斌和申春兰(2005)、周建(2005)研究了农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行为。田岗认为，在风险预期高的状态下，本着风险厌恶的前提，为养家糊口、子女教育、娶妻生子、自己养老等，农村居民不得不抑制消费，进行储蓄。杭斌和申春兰认为，1997年以来，农村服务项目费用飞涨以及农产品生产价格持续下滑是农户预防性储蓄骤然增加、消费与收入的长期均衡关系发生转折性变化的重要原因。其中，教育、医疗支出价格上涨对消费的负影响远远大于农产品价格下跌带来的负效应。周建的研究也同样注意到教育、医疗体制的改革对农民经济安全的冲击和对现期消费的制约，强调完善包括教育、医疗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增强农民经济安全感的重大意义。但整个来说，对来自支出不确定性（如教育、医疗保健支出）对消费影响的经验研究，尚未引起足够重视。20世纪90年代以来，改革已使教育和医疗等人力资本投资成为中国居民不确定性最大的支出项目之一（李通屏，2005）。因此，对人力资本和消费的关系进行梳理，并寻找相关的经验证据是有意义的。
（一）人力资本投资和消费具有同一性
马克思认为，随技术进步，教育或培训成为工人必要消费的一部分。舒尔茨(1961)曾经指出，人力资本投资是在消费领域进行的，“好多我们称之为消费的东西，就是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居民消费包括人力资本型和非人力资本型，对人力资本品的购买是居民消费的重要内容，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扩大对人力资本品购买，实际上等于增加现期消费。
（二）人力资本投资对现期消费具有替代性
人力资本投资是对眼前利益的放弃，以获得未来更大的效用或使生命周期中的消费平滑化。普兰纳布·巴德汉和克里斯托夫·尤迪(2002)认为，受教育者与不选择受教育者相比，他积累资金来为培训付费，不得不在一段时间内将其消费降低到低于c[,u]（不选择受教育者的消费水平）的水平。在这个积累阶段，选择一个低于c[,u]的恒定消费流对他来说是最优的。
（三）不同类型的人力资本投资，对居民消费行为有着不同的影响
根据人力资本投资主体的不同，可将人力资本投资分为社会性人力资本投资和个人性人力资本投资。前者是指人力资本投资来源于个人或家庭以外的政府或企业；后者是指来源于个人或家庭的投资。按照投资动力的不同，可分为积极性或诱致性投资和被动性或强制性投资。前者是投资者通过功利性计算，在有充分选择基础上主动做出的投资，后者往往缺乏选择性，在特定环境下不得不做出的一种行为，前者表现为愿意花钱、想花钱，后者表现为购买同样的人力资本不得不花更多的钱，没有选择性，要么坐以待毙（有病不请医生只是等死或失学、辍学），要么花更多的钱治病或上学。更进一步地讲，前者是面向未来的投资行为，后者是应付现在、求得生存、消费者无可言的纯粹“消费”行为，这两种投资行为虽然理论上不难区分，但统计上很难区分。
1.社会性人力资本投资增加有利于扩大个人消费。家庭或个人以外的社会性人力资本投资，具有增加个人或家庭用于人力资本的收入或免除人力资本方面花费的后顾之忧，在人力资本品价格不变时，可购买较多人力资本，或在购买同样人力资本的情况下花费个人或家庭较少的收入，因而有较多收入购买其他消费品或者在购买非人力资本品时没有后顾之忧。
2.个人性人力资本投资增加对消费需求的影响比较复杂。一般而言，个人性人力资本投资是对眼前利益的放弃，是消费者所做的牺牲。在收入一定时，个人用于人力资本投资的越多，用于即期消费的就越少，二者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但个人人力资本投资对消费需求的影响要视具体情况而定。一是在收入增加的基础上，个人同时增加对人力资本品和非人力资本品的购买，因此不会对消费需求的扩大产生不利影响；二是在收入增长较慢的情况下，个人大幅度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由此必然会减少对非人力资本品的购买，在这种情况下，消费需求的变化方向取决于人力资本品的增加量和非人力资本品减少量的比较，如果前者大于后者，个人人力资本投资的大幅度增加会带来总消费需求的增加，反之，总消费需求减少；三是由于人力资本品价格上涨而非人力资本品价格下降，为保持同样的效用水平，消费者会改变支出结构，增大消费支出中用于人力资本品的部分。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社会性人力资本投资增加不足以弥补人力资本品价格上涨带给消费者的损失，将放大消费者的支出上升预期，产生替代效应，即消费者会减少其他方面的消费，特别是在对人力资本品的需求无选择性的情况下，这种效应会更明显；在人力资本投资主体发生急剧转变的情况下，譬如社会性主体迅速退出，消费者支出预期将迅速上升，而在收入预期黯淡的情况下，消费者将谨慎行事，即期消费难以扩大。
三、中国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及变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改革的推进，我国农村居民的人力资本投资无论是绝对量或相对量都发生了明显变化。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投资及其水平变化具有如下特点。
（一）投资规模迅速扩大
1990-200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由686.3元提高到2936元，增加3.28倍，人均消费支出由584.63元提高到2184.65元，增加2.74倍，而人力资本投资由58.82元增加到570.82元，增加8.7倍。
（二）随收入增高，收入户间差距扩大，各自消费占比差扩大
随收入增高，不同收入户之间的差距渐次扩大，收入越高的农户人力资本投资的总量越大，占消费支出的比重越高。2004年，人力资本投资在不同收入户之间的分布为：低收入户为268元，高收入户为1213元，所占比重从21.5%到29.39%。而用现金支出反映的人力资本投资占消费支出的比重差距不大，低收入户最低(31.36%)，中高收入户最高(32.99%)。2004年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相当于城镇居民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水平，而人力资本投资占消费性支出的比重则相当于城镇居民2000年前后的水平。
（三）高人力资本投资和通货紧缩在时间上同步
从宏观经济看，1996年是中国经济体制的转折点（樊纲，2003）。在1996年前还属于通货膨胀时期，之后发生了转折，其标志是“信贷萎缩”、物价下降、投资增长率、GDP增长率显著下降。如物价水平由1994年的21.7%迅速下降到1997年的0.8%，1998年、1999年连续两年负增长，经济增长率也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比较低的时期之一，1996-2000年年均增长率仅8%，比1978年来的平均水平约低1.5个百分点。而与此同时，城乡居民人力资本投资的相对量则迅速上升，占消费支出的比重，农村由1995年的13.63%上升至1998年的18.12%和2000年的22%，上升了4.5个百分点和8.4个百分点，城镇由16.78%上升至1998年的22.21%和2000年的28.3%，上升了5.5个百分点和11.5个百分点（见图1和图2）。
资料来源：2003年、2004年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5》，363页，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其他年份的数据来自李通屏：《中国消费制度变迁研究》，152、196～197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图1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投资占消费性支出的比重
资料来源：2003年、2004年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5》，363页，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其他年份的数据来自李通屏：《中国消费制度变迁研究》，152、196～197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图2按现金支出计算的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投资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
（四）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投资表现出“虚假繁荣”
一是人力资本投资品价格总指数上升幅度快于社会消费品零售物价总指数。1995-2004年，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上升了14.9%，而医疗保健类上升了31.7%，娱乐教育文化类上涨了18.8%，其中的教育类（教材和参考书、杂费和托幼费等）均为有涨无跌。二是政府对农村人力资本投入不足。1991-2000年，政府农村卫生投入比重由12.54%下降至6.59%，社会卫生投入由6.73%降至3.26%，由此导致个人医疗负担增加，农民个人直接支付的费用从80.73%上升到90.15%（李玲、陈秋霖，2006）。在教育经费中，政府投入的比例持续下降，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全部教育经费的比例由1992年的84.05%下降到2003年的62.02%。居民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反映出医疗保健类、文化教育类价格上涨的巨大拉动和投资主体的转换。三是反映在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用途方面，从医疗保健来看，保健仅占20%，①80%的居民主要是用于看病治病，也就是说是“被动”的投资者；在文教用品及娱乐服务方面，主要是应付高涨的学杂费。1993-2003年学杂费由87.15亿元增加到1121.49亿元，增加了11.90倍，占全部教育经费的比例由8.2%上升到2003年的18.10%，上升了近10个百分点。人力资本品价格的上涨和政府投入比重的下降成了居民人力资本投资比重上升的主要原因。
四、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投资对消费需求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居民人力资本支出的大幅度增加导致支出预期增加
由于经济社会的急剧转型、传统福利制度的解体，原来由政府或社会供给的公共物品变成了准公共物品或私人物品，政府在人力资本投资中的地位明显削弱，使得个人用于人力资本的支出急剧增加。1990-2004年，农村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由19元增加到130元，用于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的支出由31元增加到248元，分别增加6倍和7倍。同时过渡性的制度安排和渐进式的市场改革，带给人们制度的不确定性预期，担心就业机会减少和收入的下降，医疗、教育方面的改革使支出和支出预期增加。比如20世纪90年代中期试行的教育产业化，强调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收费仅是培养成本的一部分，以后要逐步提高直到承担大部分或全部费用。另一方面，教育、医疗作为特殊的消费品，几乎没有选择性。这样，本来被当作发展需求的教育和医疗保健成了事实上不得不优先满足的基本消费品（如孩子上学、生病求医），居民必须用特殊的方式——储蓄应对变化的环境，以满足不能选择的需求，由此形成极强的储蓄倾向和不断下降的消费倾向。1998年和1999年，在收入有所增加的情况下，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连续两年下降，1990-2005年15年间增加不足3倍，而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由7119.8亿元增加到147054亿元，增加19.65倍。这正如预防性储蓄假说所指出的，不确定性的存在，可以强化消费者的预防性动机，采取比确定性下更为谨慎的行为，从而推迟消费、增加储蓄（臧旭恒、裴春霞，2005）。
（二）居民人力资本投资本身是对眼前利益的放弃，从而对扩大即期消费产生不利影响
居民消费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本文通过文献资料、问卷调查、数理统计和比较研究法。对重庆市城镇居民与我国东部发达地区及西部地区的城镇居民的体育消费结构进行了比较研究和分析。结果表明：重庆市城镇居民体育消费水平仍处于中等偏下位置，消费结构很不合理，与东部地区还有很大的差距，通过研究，找出了影响重庆市城镇居民体育消费制约因素，并为改善体育消费结构、提高人民体育消费水平提出了可行性建议。
一、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消费结构、消费意识习惯的显著变化，体育消费领域正不断地得到了发展和开拓。体育消费已成为现代生活消费的一个重要内容，它不仅对整个社会消费结构改变，而且对促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以及推动我国体育产业的加速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研究对象和方法
1.研究对象
(1)本课题研究对象是采用简单随机抽样的办法，对重庆市的12个区市县20岁以内～50岁以上各年龄阶段的男女居民中抽取被调查者2000人进行了《重庆市城镇居民体育消费结构调查》问卷，共发调查表2000份，收回问卷1760份，回收率88％，其中有效问卷1710份，占收回问卷的85.5％。(2)以所调研的全国八城市城镇居民实际体育总消费、体育实物消费、体育劳务消费、体育信息费、体育家庭消费统计资料作为样本研究对象。
2.研究方法
(1)问卷调查法
根据研究的需要，按照社会学和体育统计学制卷原理，采用表面效度检验，结果表明有效率达100％；同时对重庆市城镇居民进行了信度检验，结果显示：相关系数r=0.89。
(2)数据统计法
重庆市城镇居民调查研究所获得数据，主要依据计算机进行数理统计。
(3)比较分析法
以重庆城镇居民体育消费相关数据作为客观依据，科学地参照东西部具有代表性的部分城镇居民体育消费结构数据指标相比较，得出相关结果，作定性、定量分析。
三、结果与分析
1.重庆市城镇居民体育消费情况分析
重庆市是西南地区及长江上游地区主要的经济中心，是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重庆在全国综合竞争力排名18。虽然人均收入和劳动生产率与东部发达城市相比仍有一定差距，但是随着西部大开发的实施及重庆直辖的契机，体育消费市场仍展现了巨大的潜力。
目前，重庆市城镇居民2003年人均收入为6684元，体育人均消费约为319元，占总收入大4.8％。在被调查者中，体育实物型消费约为205元，占体育消费总支出的64.2％；劳务型消费约为70元，占21.9％；体育实物型消费与劳务型消费之比约为1:3，实物型消费远远大于劳务型消费；体育信息型消费约为44元，占13.8％。
2.全国东西部部分城市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和体育消费总量对比分析
影响体育消费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从主观因素来说，它主要取决于消费的物质基础，物质基础水平的高低可以决定体育消费结构的变化。据2003年全国东西部主要省市来看，东西部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和体育消费量相差甚远。重庆市在两个指标数据上由于抽样了部分的学生，可能在数据上约偏低，东部地区人均收入均值和体育消费均值分别在15160元和1146元，其中深圳市两项指标为最高，分别为18188元和1455元，体育消费所占的比例约为8.0％，形成了一个年均30亿左右的消费市场；北京、上海体育消费额均保持在1000元以上，东部只有浙江在1000元以下，为973元，从整个东部地区来看其体育消费所占比例均在7个百分点以上，由此证明，东部地区居民对体育的热中程度是可想而知的。而西部地区人均收入均值和体育消费均值分别为8351元和491元，其中成都市两项指标基本接近东部水平，分别为13028元和925元，体育消费所占比例也超过了7％：其余三个省市两项指标均落后于东部地区，人均收入均在8000元以内，体育消费均不超过500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重庆市的体育消费从整体排名来看，处于中下的位置，两项指标分别为6684元和319元，体育消费仅占4.8％，与东部地区两项指标均值相比都约为1∶2.5，与同为西部城市的成都、西安，差距也较明显，所以要解决现目前重庆市消费偏低的现状，加快我市生产力发展、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改变人们的消费观念成为了首要任务。
3.全国东西部部分城市城镇居民体育消费结构对比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劳务、信息型消费为主的消费结构必将成为我国体育消费发展的总趋势。从我国现阶段来看，我国东西部地区体育消费上仍存在不少问题，目前我国体育消费结构仍不合理，体育实物型消费大于体育劳务型消费，东部地区体育劳务消费与体育实物型消费之比约为4∶6，西部约为2∶8;从各项消费水平来看，东部远远高于西部。重庆市从整体上比较处于中下的位置。东部地区在体育实物性消费发展到一定的基础之上，体育劳务型消费和体育信息类消费已达到相当水平。体育场馆的租赁、健身娱乐、体育参与等服务型消费业已形成了一个较为完善的庞大的体育消费产业体系。特别是各项消费均排在第一位的深圳市，体育劳务、信息消费已突破了700元大关，占总的体育消费的48％;上海市实物型消费与劳务型消费比例结构最为合理，劳务型消费与实物型消费比例约为4.5∶6.5。其中劳务型消费中的各项指标额分别较均匀，信息消费额在体育服务型中所占比例为最高，达到了160元；北京、浙江虽排在东部之后，但在场地租赁、培训、体育观赏型消费中均保持在较高的水平：100元以上；从观赏体育比赛的消费来看，东部地区每人可接受的门票价格约在30元～100元的居多，从体育培训消费来看，东部地区每次培训的消费约在5元～10元之间。由此证明，我国东部发达地区城镇居民在追求体育实物消费的同时，其体育消费投入在精神上的享受费用也是相当大的。重庆市与其东部各省市相比是很落后的，主要表现在：首先，在消费水平上较东部有很大的差距，从数据上可以明显看出，重庆城镇居民体育实物消费约在205元、体育劳务消费约在70元、体育信息消费约在44元；其次，重庆市城镇居民体育消费结构较东部不合理，体育服务型消费所占比例太少，体育劳务型消费与体育实物型消费之比为1∶3，体育劳务型、信息消费分别仅占体育总消费的21.9％和13.8％。从场地租赁、培训、医保几项指标来看，人们投入的费用太少，说明人们参与体育活动的次数少，从观赏体育比赛上，人们可接受的门票价格一般在10元左右，50元以上的较少。总的来看，重庆是体育消费在全国来比，仍较落后，但是重庆作为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经济发展潜力巨大，相信人民生活将越来越富裕，人们的体育消费水平有望得到极大的提高。四、影响和制约重庆市城镇居民体育消费的因素
1.生产力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对体育消费的影响
重庆市处于西南地区，直辖成立不到8年，经济发展的历史较短，据重庆市统计局统计，2003年重庆市年均国民生产总值为1891亿元，第一产业占18％，第二产业占40％，第三产业占32.8％，体育属于第三产业服务行业，第三产业的发展不足严重影响了重庆市体育产业经济发展，阻碍了体育消费的势头。
2.消费意识、习惯、行为对体育消费的影响
重庆市城镇居民消费心理、消费习惯又进一步加剧了生活和体育消费的脱节。据调查显示，重庆市城镇居民有近50％不愿放开手脚消费，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一是重庆是重工业城市，行业的不景气促成了大量的劳动者失业，下岗失业是造成重庆市今后收入存在不稳定性；二是教育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将使教育费用大量的提高；三是医疗制度改革的出台；四是住房制度的改革，商品房的出现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市民相应的支出比例，改变了人们消费观念，形成了体育消费意识的淡漠。因此，居民预期收入的不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体育消费，人们只有在满足生存需求后，才会增大对体育消费的需求。
3.闲暇时间与家务时间对重庆体育消费市场的影响
我国目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还不高，人们大量的时间都花在生产劳动和劳务老动上，人们占有闲暇的时间较少，根据统计，重庆市居民闲暇时间不及沿海发达地区的三分之二，与国外发达国家的闲暇时间比相差约一半。闲暇时间少，成为影响重庆市体育消费的主要因素。
4.体育设施场馆和服务质量对体育消费的影响
重庆市是正处于直辖后经济蓬勃发展时期，体育设施、场馆很多都正在规划、建设之中，现有的体育场馆中，约40％对社会全部开放，约20％的场馆部分开放，另外有40％的场馆尚未开放。公共体育场馆几乎全部开放，但这样的场馆仅占所与场馆的2.3％，而且体育场馆和体育娱乐设施向居民提供的消费服务项目、服务品价格、服务环境、服务质量较差，体育消费者去场馆的距离长等因素，成了制约居民体育消费不可忽视的因素。
五、结论与建议
1.在国家扶持下，大力发展经济，从根本上改善重庆市人民生活水平是最根本因素。
2.从体育消费需求出发，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优化体育消费，努力为消费者提供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体育文化活动，满足不同年龄阶段人的消费需求。
3.加快体育设施建设，提高场馆服务质量。针对重庆市山高路不平的地理特点，建议多设计适合在社区、居民区建设多功能、小型适用的体育娱乐场所，缓解公共设施不足的矛盾。
4.加快大众传播对体育消费的宣传，改变人们对体育消费的意识、观念，正确认识体育消费的作用，形成良好的全民健身、体育消费的氛围，广泛推进体育消费的发展。
参考文献：
居民消费论文范文第5篇
本文数据来自于国家统计局网站，选取的研究指标为人均支出（averwage）、居民物价指数（CPI）、平均工资（wage），时间序列为3年（2008—2010），截面数据为东部十二个省份及直辖市，分别是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整个分析数据面板共有12×3×3＝108个。面板数据是一种能够描述观测指标跨时段的样本行为的数据结构，在stata11．0分析中，pooldata需要一种特殊的存储结构。第一列为样本截面，第二列为以第一列样本为单位的时间排序，后面几列按照前面结构填入数据。下面将通过各种角度的指标描述和相应的stata输入命令来对不同地区跨时段的人均消费支出进行描述。1．定义截面和时间变量。命令：xtsetplaceyear。这里所定义的place变量一定要为数值，比如：北京———1，天津———2，以此类推。2．样本和时段角度的非均质描述。如以横轴为样本考察不同个体在三年间的分布状态，命令：回车后得到图1（跨年份的非均质图）。可以看出北京（A）、天津（B）上海（G）在三年内的人均消费支出波动区间较大，而吉林（E）、黑龙江（F）的三点区间较小，体现了三年内该地区的人均消费支出增长缓慢，从红线表达的各地三年均值来看，上海、北京、江苏和天津名列前四甲，最低的为河北。Stata中的非均质图比以往spss和EVIEWS中单纯的均值、方差描述更能从动态角度刻画变量的均值和波动情况。图2同理，是跨样本的年份非均值图，发现三年中每年不同地区的消费支出差异情况相对一致，均为两个地区（上海、北京）遥遥领先，处于均值之上且与均值距离大致相同，每年均有六个地区在平均值以上，但其中两个处于平均值附近。说明近年来东部各地区的人均消费支出具有共线性，即不同省份存在共同增长趋势。
二、东部地区居民消费水平影响因素的面板stata检验
（一）单自变量固定截距变系数模型（1）居民物价指数的上涨对居民消费的贡献作用迥然不同，除上海以外的其他东部地区如天津、河北、辽宁、黑龙江等CPI较上期上涨指数对消费支出具有明显负向作用，说明上海居民的消费思想中价格预期的作用发挥较大，根据消费假说理论，上海居民能够在CPI上涨的同时有一种更长远的通胀预期，在未来价格大可能上涨、货币面临进一步贬值的情况下，增大现期消费是一种明智的选择。而在其他地区，普遍存在物价上扬和消费抑制的双重压抑局面，这比较适合当今我国居民的消费习惯，当前房价高涨、医疗及教育成本逐年攀升的大背景下居民收入的增幅没有跟上，造成储蓄动机增强。从表1中的贡献系数绝对值可以看出，河北、黑龙江和吉林的CPI对消费负面影响最大，分别达到了CPI每上涨1个点，引起－151501、144758、－140108程度的消费减少。北京的CPI贡献系数不显著，说明北京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因素中通胀因素可以忽略不计。有趣的是东部地区共同具有的原始消费为3076221，普遍高于各地区的实际消费值，这个说明当今我国的通货膨胀是造成内需不足的重要原因。（2）居民平均工资收入在大多数地区对消费支出的贡献作用不显著，体现为t值过小，其中比较合理的解释仅体现为北京，可支配收入增长1元将增加0338元的消费。这种现象主要是两点原因引起的，一是工资性收入在当今社会占个人收入的比重越来越低，而财产性收入比重越来越大，所以消费支出与工资性收入不敏感。本文的计量结果与田青（2008）年的结论完全一致，她将原因归结为“量入未出”的传统消费思想。其次，吕宗耀（2010）通过国民收入核算公式推导了收入分配与总收入之间的关系，认为高收入群体中收入每增加一个单位将会引起总收入1个单位的减少［3］，在当前收入贫富差距日益增大的情况下，在有限的社会资源下所生产出的财富随着贫富差距的拉大和通胀加剧的情况下使得低收入人群的消费能力急剧下滑，很多居民仅仅依靠工资来维持基本生活支出，这种支出的非常缺乏弹性的。
（二）多元面板回归这里将居民物价指数和平均工资收入一起纳入pooldata模型，具体模型。表2的结果显示在三种回归方法（不变系数面板回归，混合回归和虚拟变量回归）得到结果相同，即我国东部地区整体上居民物价指数是带动了居民消费上涨的，即东部地区CPI平均指数较上年上涨一个单位，将会引起292元的消费支出，而收入所引起的消费支出较少，可以将0343视为东部地区的收入消费弹性数值。
（三）随机效应及固定效应检验对于面板模型，检验方法有Hausman法，我们可以运行该检验以检测原假设：服从随机效用模型，比如对CPI指标的运行结果如表3。一般而言，chi2（1）＜05采用固定效用模型，所以从表3和表4的结果可以看出，物价指数CPI和人均工资收入averwage对居民支出的面板贡献计量所采取的方法是不同的，前者适用固定效应模型，后者适用随机效应模型。在上述基础上，为了对两个自变量的面板模型形式进行统计，再利用命令3，（将两个自变量CPI和averwage全部纳入），进行检验，得到的chi2（2）＝7058，表明支持随机效应模型。这样采用random形式的广义最小二乘法（GLS）回归后得到的结果如下公式。各项统计指标均通过检验，说明将物价指数和平均工资收入指标结合在一起进行随机效应面板检验后，平均工资每增加1元将会给东部地区带来0．37元的消费增加，可以视为工资收入支出弹性。而居民物价指数指标显示物价指数每较上期上升一个百分比，将会引起37．1元的消费增加，但检验系数不显著，呈弱相关性。
三、结论及对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