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篮球协会工作计划(精选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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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分类:文学
摘要

1.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本文以贵州省篮球运动赛事的竞赛组织为研究对象――以贵州省级篮球运动赛事为例。 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专家访谈法、实地调查和实证研究等方法对贵州省篮球运动赛事的结构,竞赛的组织工作,赛事的筹备与规划等事宜进行了研究、总结和…

市篮球协会工作计划(精选5篇)

市篮球协会工作计划范文第1篇

关键词:贵州省;篮球运动;赛事;竞赛组织

新时期背景下,贵州省篮球运动蓬勃发展,篮球运动人才培养工作有条不紊的开展,随着与全国篮球运动交流活动的不断增加,逐步认识和了解贵州与全国赛事竞赛组织的差距。尤其是在贵州省参加全国篮球运动竞赛频率不断增高的前提下,如何更好的提高贵州赛事水平,成为当前体育职能部门的重要课题。

1.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本文以贵州省篮球运动赛事的竞赛组织为研究对象――以贵州省级篮球运动赛事为例。

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专家访谈法、实地调查和实证研究等方法对贵州省篮球运动赛事的结构,竞赛的组织工作,赛事的筹备与规划等事宜进行了研究、总结和分析。

2.结果与分析

2.1贵州省篮球赛事竞赛组织概述

随着贵州省篮球运动的推广与普及,在深入贯彻和落实全面深化改革以来,贵州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基础设施日益完善,全省范围内篮球赛事积极开展。尤其是贵州省级篮球赛事接连举办,体现出篮球运动在贵州省体育运动中突出地位。

贵州省级篮球运动赛事是由省级各相关部门组织或主办,某地州市承办的篮球运动竞赛活动。例如:省运会篮球赛事、省级各行业职工篮球运动会、省大学生运动会篮球赛事、省农民篮球比赛等。

2.1.1贵州省篮球运动赛事价值

举办省级篮球运动赛事,可为主办地带来巨大的无形资产和效应。其主要价值体现如下:

全面提升主办地在全省篮球运动发展中的重要影响及政治地位。

有力促进举办地区域经济发展。

有效促进全省篮球文化的交流与区域互动。

不断促进全省国民素质的提高。

直接促进举办地城市综合实力的向前发展。

2.1.2贵州省篮球运动赛事资源

(一)据不完全统计,贵州全省范围内较大规模的篮球运动赛事为:贵州省体育运动会篮球比赛、贵州省篮协杯篮球比赛、贵州省大学生篮球锦标赛、贵州省各行业职工篮球赛事等。以上篮球赛事的共同特点为:涉及全省范围内篮球运动赛事资源;涉及面广,影响较为深远;赛事运营较为稳定,且不断拓展各系统与行业发展。

(二)贵州省级篮球赛事竞赛组织基本形态可分为:竞赛前工作筹备期、赛前试运行期、竞赛期、竞赛后期。根据各竞赛组织形态的工作需求,比赛各阶段的整体性与各阶段完成任务的差异,可将以上基本形态需完成任务细化为:

(1)竞赛前工作筹备期

其主要任务是:确定组织机构,拟定竞赛组织方案,拟定竞赛规程,制定各项工作计划等。具体技术环节如下:

成立组织委员会、组织委员会及其职责、确立组委会组织机构

拟定竞赛组织方案,内容包括:赛事名称与目的任务、赛事的主办与承办单位、赛事的时间与地点、赛事规模、竞赛的组织机构、赛事经费预算、具体的工作步骤。

制订竞赛规程,内容包括:赛事名称、赛事目的与任务、竞赛日期与地点、参赛单位、赛事报名办法、运动员资格要求、竞赛办法、名次录取与奖励办法、裁判员与仲裁、比赛报名日期、比赛报到日期及地点、注意事项、其他需要说明的事宜。

制定并审核各项工作计划,召开赛事组委会工作会议,检查并指导相关工作。

(2)赛前试运行期

其主要工作任务是根据各项工作方案,落实和检查各项筹备工作。准备工作包括:运动员报名注册、赛事的竞赛编排、印发秩序册、组织裁判员培训学习、赛前试运行工作、开幕式的准备工作等。

(3)竞赛期

其主要任务是实施和检验比赛计划,完成竞赛任务,达到预期目的的实施过程。主要工作包括:开、闭幕式、组织比赛、赛会人员管理、后勤保障、比赛成绩的审核等。

(4)竞赛后期

其主要任务为:赛会场馆器材的处理、比赛成绩的认定与、赛会文字材料的整理与归档、大会经费结算与审计、竞赛总结工作、赛会表彰工作等,以及其他收尾工作。

2.2贵州省篮球赛事活动的部署与规划

赛事组织应科学、合理、有效促进篮球运动项目的发展,组织者必须在综合各方面因素,通过调查获取相关信息,争取活动组织的主动性,通过科学的验证与研究,在有关行政部门授权的前提下,组织和实施赛事活动。

本文立足贵州省情实际,从宏观、微观方面阐述如何进行赛事的部署与规划。

宏观因素:全省体育项目的竞赛周期、各项目竞赛时间的间隔、有利自然环境、强有力的设施保障、满意的安全环境等。

微观因素:竞赛规程的合理性、赛事信息的处理、赛会人员的科学管理、场馆设施的保证、赛会突发事件的处理等。

3.贵州省篮球运动赛事的特色工作与不足之处

3.1贵州省篮球运动赛事的特色工作

贵州地处我国西南地区,为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区域,官方公布:贵州是多民族省份,全省范围内聚居着49个民族,属我国少数民族聚居最为密集的省份之一,各民族具有各自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鉴于少数民族在贵州的特殊地位,在举行全省范围内的篮球赛事的同时,各少数民族地区的代表队伍或者赛会,在赛事活动的组织与安排上,尽可能的体现各参赛队伍的民族特色文化。

3.2贵州篮球运动赛事竞赛组织的不足之处

近十年来,贵州省在篮球赛事竞赛组织的科研工作上,几乎停滞不前。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篮球运动在全省的不断普及赛事的开展,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表现出时代特征,并不是一层不变的。如果没有科学、合理的竞赛组织来支撑其发展,甚至在执行赛事竞赛组织工作中有所偏失,将造成贵州在赛事竞赛组织上与全国的差距不断增大。

4.结论与建议

4.1贵州省篮球赛事竞赛组织的基本形态可分为:竞赛前工作筹备期、赛前试运行期,竞赛期和竞赛后期。

4.2省级篮球赛事的筹备与开展,涉及各项综合因素,因此,需要全面、科学、合理的在综合宏观和微观因素的基础上对赛事资源进行规划。

4.3省级体育运动赛事不仅仅是体育运动项目发展与推广的问题,它应当涉及人、财、物的投入,还检验着城市综合实力的体现等。

4.4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体现是贵州体育文化的特色工作,会随着赛事的发展而发展。但贵州缺乏关于赛事竞赛工作的科研举措,长远来看,必将造成与全国在同一层面上的巨大差距。(作者单位:1.贵阳市篮球协会;2.贵阳市贵师实验小学)

参考文献:

[1]王子朴,杨铁黎,体育赛事类型的分类及特征[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05.12

市篮球协会工作计划范文第2篇

刚才,同志宣布了篮球协会组成人员名单,标志着协会新一届领导班子正式成立并开始工作。在今后几年里,我们将肩负新的历史使命,为我市篮球运动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篮球运动深受广大群众尤其是青少年的青睐,普及程度越来越高,爱好者越来越多。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我市篮球运动水平与兄弟市相比,与广大人民群众对篮球运动的要求相比,存在着较大的差距。面对如此情况,上届协会的领导同志做了大量工作,为推动篮球运动的普及和发展做出了很大努力。

篮球运动的发展,既需要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又离不开社会方方面面的大力支持。因此,面对新的发展机遇和新的时代要求,本届协会将主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大胆创新、锐意进取,积极推进我市篮球运动的发展。在目前财力、物力还比较困难的情况下,作为单项运动协会,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协助体育部门大力推进本项目的社会化进程,提高本项目的竞技水平。为此,要充分发挥协会的优势和特点,广泛争取大企业、大公司和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大力支持,积极推进我市篮球运动的进程。

二、狠抓青少年运动员的选拔和培养,努力提高运动技术水平。通过青少年比赛和夏令营活动选拔优秀苗子;大力支持、引导社会力量开办篮球俱乐部和运动学校,规范管理,扩大影响,着力培养优秀人才,不断提高全市篮球运动的整体水平;同时,联合市教育局等相关部门,扩大两项运动在广大群众尤其是青少年学生中的影响力,使之成为全民健身尤其是学校体育的主要项目。

三、规范赛事制度,形成品牌效应。要继续组织好各项赛事,扩大参赛队伍,提高参赛水平和赛事知名度;同时,灵活多样地组织开展俱乐部比赛、中学生比赛和青少年比赛。比赛要形成制度,深入人心,要宣传项目,扩大影响。

四、在市体育局指导下,切实抓好教练员、裁判员队伍建设和管理。着力培养自己的优秀教练员,并采取多种激励措施,充分调动教练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提高运动水平争做贡献。与此同时,切实加强裁判员的培训和管理,坚决防止和打击裁判执法不公的行为,确保运动项目沿着正常的轨道发展。对于严重违反竞赛纪律的裁判员,决不姑息,坚决清除出裁判队伍。

五、协会必须加强自身队伍建设,加大体制创新,完善管理制度,制订长远规划;要广泛争取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和真诚合作,形成全社会齐心协力、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

市篮球协会工作计划范文第3篇

关键词:集体谈判;工资帽制度;自由流动;NBA

中图分类号:D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837(2011)02-0025-04

引言

2005年,美国职业篮球联盟(National Basket―ball Association,简称“NBA”)经过与球员工会的艰苦谈判,终于达成了新的集体谈判协议。其中最突出的内容包括两项:一是将运动员进入NBA的准人年纪提高到19岁;二是提高了球队可以支付给运动员的最高工资总额(即工资帽额度)。NBA认为,这种限制一方面可以使年轻运动员先在大学联赛接受锻炼,然后再进入NBA,保持一种竞争的平衡。另一方面,工资帽额度提高,也更有利于保障球队和运动员利益。然而,随着国外篮球联赛特别是欧洲篮球联赛的发展,吸引了众多美国国内以及外国运动员加入,NBA的选秀市场以及海外市场计划均受到威胁,这一趋势也必将影响即将到来的2011年集体协议谈判。

一、美国职业体育集体谈判机制

劳资集体谈判是西方社会普遍认可的处理劳资关系的重要手段,美国较早就通过立法确立了集体谈判机制,并将其延伸适用于职业体育领域。美国联邦法律正式承认集体谈判制度始于1933年联邦政府颁布的《全国产业复兴法》,1935年颁布的《国家劳资关系法》第七条则再次重申了工人结社自由和通过其自己选择的代表同雇主进行集体谈判的权利。1938年,美国颁布了《公平劳动基准法》,规定了最低工资、工时及延长工时等劳动条件。1947年美国《劳工关系法》又对集体谈判和集体合同做出进一步的规定。

由于美国《劳工关系法》明确规定该法只适用于商业经营领域的雇员,而职业体育在早期被认为是“不具有商业属性的特殊领域”,因此,并未被纳入该法的调整范围,在劳资关系上也不适用集体谈判机制。而且,集体协商制度下产生的统一工资,有时并不符合体育竞赛的特点,水平高的运动员更愿意通过个人协商获取高工资。但是,随着体育商业化程度不断加深,运动员和俱乐部之间进行个别协商会形成完全自由的竞争市场,导致高水平运动员过多流向有购买力的俱乐部,使球队水平参差不齐,球队间的竞争力不均衡,影响体育竞赛的观赏性。此外,由于体育产业的膨胀,体育联盟及俱乐部内不仅有运动员,有大量服务人员。这些服务人员和其他领域的劳动者一样,需要通过集体协商机制,强化自己在劳动合同关系中的发言权和参与权。体育已不再是单纯的竞技运动,其已发展成具有明显商业属性的特殊领域,美国职业体育联盟逐步建立起自身的集体协商机制。

如同一般劳资合同一样,职业体育中劳资集体谈判重点也在于两项:雇佣和球员工资。作为体育职业联盟,为了推动职业联盟的平衡发展,需对运动员准入、流动及工资水平都直接或间接地进行限制,从而形成具有特色的选秀制度、工资帽制度等。作为运动员,一方面,他们希望联盟良性发展,这是他们自身发展的前提;另一方面,他们也希望在有限的职业生涯中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二、NBA集体谈判机制及2005年的谈判结果

作为美国四大职业体育联盟之一的NBA,随着其全球扩展计划的实施,其世界影响力越来越大。为保证联盟各队的竞争力,NBA依托其集体谈判机制,在球员工资、球员准人等方面形成自己的集体协议内容。

(一)NBA的集体谈判机制

自1964年始,NBA认可国家篮球运动员工会(National Basketball Players Association,简称“NBPA”或“球员工会”)为球员的代表,球员工会监督和保证NBA向运动员提供充足的保险、公平的合同,以及给予违规运动员合理的处罚。自20世纪60年代中叶,最多每隔6年,NBA与球员工会就会在集体谈判的框架下就雇佣条款进行谈判,谈判结果约束所有30支球队和全体运动员。除了保证运动员适当的利益,谈判的主要内容是联盟如何实施集体谈判限制,限制运动员的工资收入、限制运动员流动(贸易选择),以及对新秀运动员加盟(准人)设定最低标准。20世纪80年代中期,NBA成功将工资帽条款列入协议,通过限制NBA球队的工资总额,间接限制球员工资,以及球队购买球员的能力,从而保证不会有个别球队网罗众多的明星,长期垄断好成绩,使比赛的竞争性褪色。虽然球员工会始终认为工资帽严重限制了运动员的流动和潜在的收入,但对雇佣中的工资保障条款又表示欢迎,因此,工资谈判始终是在争执中进行。此外,运动员进盟的最低年龄要求也是长期争论的问题。NBA之所以做年龄限制规定,是防止学生从高中辍学,出来打球。但是,通过2005年的谈判,联盟又提高了年龄的限制,认为运动员需要更多时间发展球技,成长心智。

(二)NBA2005年的集体谈判协议

现行的协议对运动员准人及运动员合同进行了诸多限制,主要体现在工资帽额度、球员准入年龄及自由流动等方面。

第一,新秀合同条款。运动员经过第一轮选秀进入NBA,会受到两年合同附加两年可选择年度(即2+2)的限制。同时,新秀合同会受到最高和最低工资限额的限制。而且,运动员仅与球队签订合同并不能进人NBA,他们必须满足NBA有关准人年龄的要求,即至少年满19岁,且从高中毕业满一年。新秀合同到期后,集体协议将继续限制运动员可以谈判的工资数和合同年限。其中,运动员可以获得的最大工资金额要根据他本人在NBA打球的年限以及之前的收入进行计算;合同期限不能超过6年;球队必须保证在合同期内有充分的工资帽空间。

第二,球员转会模式。集体协议通过建立两种自由转会模式,确立不同的自由球员身份,即限制性自由转会球员和非限制性自由转会球员,更多地介入运动员合同到期后自由转会的权利。依协议,一个非限制的自由球员可以完全自由的同别的球队签约,母队没有任何办法阻止他。而受限制自由球员转会时,他的母队有权开出与其他球队相匹配的合同,以留住该球员,即母队享有优先购买权。

第三,运动员权益。集体协议包含了对运动员市场行为、权利实施许可的管理,一旦运动员与NBA球队签订了协议,联盟即可以使用他的形象进行联盟推广活动。运动员有义务按要求参加赛前和赛后的见面会、参加主办方举办的活动、参加媒体及公众活动。在公众面前出现时,运动员必须遵守礼仪,有义务展现联盟的积极形象。出于雇佣责任,运动员应约束自己在场上的行为。集体协议要求运动

员遵守这些规定,并允许联盟对违反条款的人进行罚款等处罚。

三、欧洲篮球市场及对NBA的冲击

随着世界篮球竞技水平的整体提高,美国篮球运动不仅在国际及奥运会的篮球竞赛中受到各国的冲击,而且,世界篮球运动的发展特别是欧洲篮球职业联盟的兴起,也给NBA的篮球市场带来挑战。当今,世界篮球的第二个重要职业联赛当属欧洲篮球联赛。欧洲篮球联赛由18个国家篮球联盟及24个顶级俱乐部组成,俱乐部独立管理自己球队的日常运作,并组成竞赛大会,负责竞赛管理及相关事务,制订统一的竞赛规则,保证所有球队遵守。

与NBA不同的是,除在球员准入年龄上,欧洲篮球联盟需遵守国际篮联的规定外,在其他方面,欧洲篮球联赛并没有特别规定,即只要符合国际篮联规则及劳工法律,联盟本身没有特别的限制性规定。2008年夏,欧洲篮球俱乐部利用美国经济危机以及工资帽的限制,以更好的雇佣条件吸引美国篮球新秀及NBA的球员。在2008年自由转会期,大批NBA球员远赴欧洲打球,世界篮球格局悄然发生着变化。

相较NBA的转会规则,欧洲球队可以用更多的经济利益吸引运动员,在自由转会市场占据优势。首先,欧洲职业篮球合同的基本框架有利于运动员。它的工资支付使用“税后净工资”的办法,在这种办法之下,约定工资应支付的税收由球队负担。而在NBA,球员的最终合同工资需纳税,包括联邦税和州税,运动员的实际所得远低于合同约定。其次,没有工资帽限制,俱乐部在决定给运动员多少工资时,不需要关心联盟对工资的限制。由于欧洲篮球联盟的参与者是各国联赛的优胜者,其相互问的竞争包含有国际竞赛的内容,无需利用工资帽等制度维持竞争性。再次,为了吸引运动员,俱乐部经常会在工资收入以外,提供一些特别利益给运动员,比如提供汽车、住房等;运动员可能成为俱乐部的合伙人,并有权在球衣上做广告。相反,这些利益在NBA集体协议中都是被禁止的。复次,虽然欧洲也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然而,欧元持续走高,超过美元价值。在这种经济状态下,欧洲篮球俱乐部很容易提供与NBA等同或更优越的条件。此外,除了金钱吸引,自由转会造成许多欧洲优秀球员从NBA返乡。一些欧洲运动员返回欧洲后,不仅可以挣更多的钱,而且,他们在欧洲可以获得更大的荣耀,这些都是吸引他们返回欧洲的原因。

欧洲篮球市场的迅速崛起,对NBA的集体协议机制产生了直接影响。首先,欧洲篮球市场的竞争改变了NBA对世界篮球天才的垄断。之前,球员自由转会只会收到来自新的NBA球队在其工资限额内提出的报价,这一体制使得NBA俱乐部只需在联盟的球员竞争中获胜即可。但欧洲联盟的出现,使自由转会制度受到极大冲击,欧洲体制加强了运动员谈判的地位,使之可以争取更高工资,有助于由市场决定运动员的价值。而且,来自外国俱乐部的竞争扩大了限制性自由转会的机会。在目前的集体协议框架下,NBA球队受到限制性自由转会的限制。然而,这种限制却不适用于国外俱乐部,受制于限制自由转会的NBA球队,面对外国俱乐部,无法适用竞争条款,以保留自己的队员。其次,对年轻运动员参与职业篮球产生影响。NBA管理者希望年轻运动员在大学篮球联盟至少打一年球,以助于其篮球技术和个人身体和心智的成熟,使NBA更好地观察和评估他们的潜力。但欧洲篮球市场给年轻运动员机会,使他们可以规避年龄准入的要求,马上就赚到不菲的工资。

四、NBA的对策及2011年集体谈判展望

面对欧洲篮球联赛对NBA的冲击,NBA需设计出远期及近期的应对方案。从长远看,要维持NBA在世界篮球的统治地位;而短期目标,则需要解决2011年6月重启集体谈判后可能面临的劳资僵局。

第一,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危机,最好的选择是NBA与欧洲篮球联盟直接谈判,形成协议,对自由转会做出限制。在这个协议之下,对于限制性自由转会的球员,NBA球队有出租或转让的权利。有兴趣的欧洲球队则应补偿NBA球队入门费,从而获取与运动员谈判的权利。这个协议从经济利益上有利于NBA球队,因为这笔费用将作为收入用于支付奢侈税。而从联盟发展的角度来看,则使欧洲联赛有机会获取更多的优秀球员。不过,这个协议无疑会受到美国反垄断法和欧共体条约39条的审查。在美国,上述的对策很难在反垄断审查中形成例外。法庭在对上述转会协议进行审查时,会认为NBA单方面限制了运动员的自由转会。同时,上述转会协议在欧洲会面临欧共体条约39条的审查。适用博斯曼规则,协议极可能会被欧洲法院认定为非法。诚然,NBA可以进行答辩,说明这些措施的实施,目的是为了推动NBA的竞争性,以对抗博斯曼法案。但是,如果想使这样一份复杂的协议被法庭最终接受,NBA尚需要进行充分的评估,前景并不乐观。

市篮球协会工作计划范文第4篇

关键词:社会分层;中国篮球

中图分类号:G8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90(2012)03-0022-04

1选题背景

1.1 “第一运动”之争

2005全球《财富》论坛上,前国家篮管中心主任李元伟提出“篮球正在成为中国体育第一运动”的说法,他还从关注度和参与度上与足球相比较,给一个篮球架,给你一个球,就可以打起来了,这是其他项目很难做的。关注度和参与度我认为是两个非常不同的指标,关注度是大家非常关心,爱看,爱了解;参与度是亲身投入到这个运动中,从运动中体验快乐,这种球迷,才是真正的篮球人口。当然,官员、教练员、运动员很想与足球相比较,其动机源于推销篮球职业联赛,CBA是一种商业制度,竞技体育的产品当然是比赛成绩,球迷花钱买开心、球星及团队赚钱也高兴,何乐而不为呢。因此,“第一运动”遭到质疑,比如足球的球迷数量高于篮球,关注度则足球高于篮球,只不过对中国足球是“恨铁不成钢”,足球是知名度较高(臭名远扬),美誉度不高。参与度也分为直接参与和间接参与,打球的多、观战的少。

因此,“第一运动”的判定标准不统一,但相同的是,在“管办不分”的体制框架内,奥运会、世界杯、世锦赛等等代表国家的光环必然成为政治诉求的重要判定指标之一。俱乐部作为商业行动主体之一,球迷、媒体都是至关重要的,他们的利益在于“体育营销”,只要比赛场上的观众能够找到激情、媒体能够吸引要求,企业品牌能够提升、产品价值能够升高足矣。CBA是市场化的过渡产品,可以看出,“第一运动”的判定标准较多集中在民众参与,因为民众才是培育篮球文化、夯实篮球基础的关键。

1.2“他山之石”思考

2005年,中国职业篮球经历了机制上的蜕变,在市场化体制之下,CBA大胆借鉴NBA的运作模式,结束了10年甲A联赛政府主导的运行机制,前篮管中心主任李元伟认为新的CBA联赛更加适应职业化的需求,他援引《北京娱乐信报》的报道:“李元伟在会上说,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委员会的成立,结束了过去10年CBA联赛大事都由篮协一家说了算的局面。今后所有关于联赛的重要事情,都将由CBA联赛委员会集体讨论决定。会后将尽快成立委员会的执行机构——CBA联赛办公室。真正实行简政放权,政事分开,管办分离,主动适应职业体育的要求”[1]。之所以篮球圈的参与者总是拿篮球与足球相比,是因为这两个项目都是市场化、职业化的产物,都是集体项目,在竞技体育独尊的时代,集体项目远不如个人项目在世界大赛上取得的成绩。那么,特定时代条件下,金牌优势项目都是“举国体制”的脱胎产物,相比较而言,还是与足球相比,“五十步笑百步”为上策。事实上,中国篮球职业联赛敢于与足球相比,因为它没有像曝光的足球假、赌、黑案一样愚弄了球迷,还有它独具特色的球星文化激励了无数喜爱篮球的青少年。细想一下,大洋彼岸的NBA“停摆”事件,也可能是中国未来中国职业篮球潜藏的危机,其运行机制稍有不慎,也难以抵抗假、赌、黑的诱惑。

但是,这些危机起码目前还未集中爆发,因为我们在役的职业篮球运动员还未脱去计划经济的痕迹,早已耳熟能详的思维模式根深蒂固,新一代球星如何承接想必是中国篮球担心的问题。有位资深的教练告诉我,篮球与足球、排球一样,体育系统注册的运动员数量同样持续下降。

1.3“运动兴衰”探讨

不管是“第一运动”之争的篮球基础,还是借鉴“他山之石”经验稍显上风的篮球职业联赛制度,可以看出,不同的人对篮球运动的兴衰有着不同的评价标准。高居竞技体育“举国体制”地位的人,肯定要以篮球的运动成绩为标准;俱乐部的投资者,当然要以职业联赛转动的经济效益为标准;球迷,永远热衷于高水平的篮球赛事及其崇拜的球星;运动员、教练员及其相关服务人员,两者兼有之;民众,便利的篮球场地与切实提高的青少年体质可能较为重要。

竞技篮球也好、职业篮球也罢,离不开的行动主体是投资者(investor)、参与者(player)、消费者(consumer)。三个行动主体分属于不同的社会阶层,投资者位于社会上层(富有阶层),参与者位于社会较低层(尤其是职业运动员是期望改变命运的阶层)、消费者位于社会中层(中产阶级)。

社会分层是社会结构的重要分析向度,本研究之所以以社会分层为切入点,源于对现有理论解释的几点反思(比较视野下篮球成功的原因):

一是“体制论”

篮球成功的标准仅与足球相比,如果以成绩论英雄,中国女排岂不是更成功?如果反观计划体制时代的篮球,市场体制似乎并未获得跨越式的成功;如果以职业联赛的商业价值判断,2007-2008赛季盈方的商业开发已经达到7000多元,基本做到收支平衡,并略有盈余[1]。再看足球、篮球俱乐部投资者所处的行业差别,足球大多是利润率较高、拥有资源垄断的行业,房地产进军足球已是不争的事实;篮球则是社会责任感强、篮球情结深、占据较低地位的消费品行业。不难看出,篮球的市场优越性并无实证数据支撑。

二是“英雄论”

一是球星,个人英雄主义,中国的集体主义文化,英雄人物总是要有他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为支撑,历史上的足球、排球的个人英雄并不落后。二是明星管理者,除了球星之外,是否拥有能够打破僵局,敢于大胆创新的管理者固然也很重要。李元伟坦言他是一个敢于“革自己命”的关键人物[1]。一项课题研究对谢亚龙的访谈录中,谢亚龙谈到关于中超联赛问题时,他认为篮协、排协等还是归行政领导直接负责,市场、行政、媒体各种力量进行博弈。协会完全属于对行政负责,不对市场负责。不认可潜规则,我是敢于碰得头破血流的人[2]。如果缺乏广大的参与者,中国个人英雄主义的“球星”土壤不算肥沃,“明星管理者”也只能是无源之水。

三是“文化论”

以篮球的参与度和关注度为例(如果可以称为篮球文化),拿篮球的物质文化相比,2003年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数据显示,标准化的体育场地总计515312个,篮球房(馆)为2191个,足球场为3174个[3];拿篮球的精神文化相比,网络上大量的球迷会认为中国的足球球迷高于篮球球迷,也有不少媒体报道,中国人对足球世界杯的关注度高于NBA、奥运会。

那么,是否可从社会分层的视角探讨中国篮球呢?国外体育社会学探讨体育发展、体育参与等问题时,社会分层是重要的向度,商业化程度较多的美国篮球、棒球、橄榄球项目的体育营销手段也始于对社会阶层的分析,占据大多数的社会阶层永远是商业追逐的目标。因此,社会分层影响中国篮球演变与发展是本研究尝试的理论创新点,如何建立“分层论”的解释逻辑是本研究的重点。

2 研究方法

2.1 方法论

沿着社会学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脉络,运用“结构与行动”整合的方法论,在“国家与社会”的视角下,探讨社会分层与行动者,社会分层沿用社会学领域学术研究的综合判定,关注重点是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农民阶层、工人阶层与中产阶层的生活方式,行动者主要指篮球的投资者(investor)、参与者(Player)和消费者(Consumer)。投资行为、参与行为和消费行为都是人类社会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研究方法论的主旨是这些行为受到社会结构的影响,社会分层是社会结构的理论向度之一。

2.2 收集与处理资料方法

历史比较分析法,分析中国社会分层变迁与篮球演变的关系脉络,本研究着重应用二手资料,以官方资料和学术研究为主;横向比较分析法,国际社会分层与篮球参与者的互动关系,篮球与足球相比较;逻辑实证方法,提出中国篮球发展的几点建议。

3研究发现

3.1 社会分层及其生活方式

社会学家(也是经济学家)凡伯勃从人类组织生产与消费的行为研究中发现社会阶层较高的人存在休闲行为的追求,比如打网球和高尔夫,这也是他们炫耀性消费的主要形式之一。而中产阶级的人群普遍重视拓宽个人视野,尤其因为他们受教育程度较高,经济条件较好,他们把休闲和旅行当作生活方式的主要组成部分[4]。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对社会阶层的分析中提出,“体育参与”体现出社会阶层特征,人们总是在寻找某种体育运动,以显示自己的身份和地位,某项运动项目开始时总是由少数的贵族阶层所享有,当这项运动变得越来越普及,尤其是中下阶层参与者较多的时候,他们会主动寻找新的运动项目以彰显自己的与众不同[5]。上层或下层阶级都会通过改变体育参与组织形式用以标识自己的社会地位(阶层再造或阶层区隔)[6]。布迪厄认为社会不平等体现在体育的任何领域,体育是社会阶层之争的重要领地[7]。欧洲社会分层与体育参与的关系密切,比利时1979-1999年的体育参与数据表明,上层或中产阶级的体育参与形式从体育俱乐部为主逐步扩展到体育俱乐部与个人户外体育相结合,中产阶级更愿意参与组织化程度较高的体育项目。

美国职业篮球的种族和阶层是社会学家研究社会阶层变迁、社会不平等的重要研究对象之一,篮球不仅是美国大学生的重要休闲活动方式,也是美国商业界争夺消费者的重要内容。篮球产业逐步形成黑人主导的产业,劳动力市场,黑人运动员规模持续扩大,市场力量的推动使得他们可以接受更低的工资,在种族歧视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突出贫穷黑人群体的比较优势[8]。这种特定职业的理论描述框架为“中间少数人理论(Middleman minorities theory)”,即少数的种族、宗教群体处于社会经济地位的中间层,较多移民社会呈现这种状况[9]。虽然美国种族歧视已经得到实质性推动,但学者研究证明篮球仍然有明显的种族和阶层区隔,美国黑人男性大学生运动员有三分之二是城市贫民出身[10]。美国黑人参与篮球产业,从最初的职业运动员角色逐步演变运动员、教练员、管理者和俱乐部老板的职业混合体,并客观地形成其它群体加入产业竞争的藩篱。大多数大学篮球职业运动员是黑人,黑人占美国总人口的12-13%,但黑人中的60%是大学的职业运动员,这些大学职业运动员中,又有80%的男性是NBA的职业运动员。职业篮球运动员是城市贫穷黑人的职业爱好,职业运动员和俱乐部之间存在种族和阶层区隔[11]。

虽然美国的NBA通过商业模式的全球化战略输出篮球文化,并在世界各国培育篮球市场,但商业成功必然要根植于社会结构,从经济学上讲,俱乐部、运动员及其相关管理服务人员是生产者,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消费者仍然是关键,消费者取决于社会分层基础。

3.2 中国篮球演变的社会分层基础

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从法律上确立城乡二元格局,户籍制度至今仍然是未被突破的藩篱。1984年,中国开放了劳动力市场,中共中央1号文件,国家准许农民自筹资金、自理口粮,进入城镇务工经商,从此农业人口大批进城务工,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劳动力源泉。1978年我国城镇人口17245万人,农村总人口为79014万人,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82.08%。1995年,到1997年,城镇人口36989万人,农村总人口为86637万人,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70.08%。因此,中国改革开放前30年的社会分层最突出的特征是身份制体系,在身份制体系之下,社会阶层分化程度较低,社会结构简单表现为城市、乡村两大群体工人和农民以及城市内部干部、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划分[12]。

1995年,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期,国务院办公厅(16号文)、国家经贸委(国经贸企56号文)大力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大批城市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动摇了工人阶级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农民工进城成为新的劳动力更替阶层,被打破的传统单位制的社会分层体系,新的社会阶层逐步由以职业为特征的社会分层体系,有学者以职业为基础,社会划分为10大阶层[13]。

还有一种国际划分方法,与人们生活方式紧密相关的社会阶层则粗略地划分为上层、中层和下层。中国中产阶级一度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焦点,因为中产阶级占主导的所谓橄榄形社会结构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是和谐社会发展的方向。中国的中产阶级研究从理论到实证,伴随着社会结构的演变,逐步走向科学化。社会学家在选择划分中产阶级的指标上较为接近,主要是职业、收入、文化水平、消费和主观认同等,所估计出的全国范围的中产阶级比例从3.1%到25%[14]。如果从收入、教育和职业三个指标上区分,2008年中国中产阶级的比例分别为17.8%、12.7%和22.4%,宽泛的定义中产阶级的比例是25.8%,如果将其中符合两项标准者认定为“中产”,则中国当前的中产阶级大约占12.1%左右[15]。

社会分层的结果是城市工人阶级地位下降,失去单位保障,寄居在旧社区的城市贫民;农民收入和生活持续提高但仍然是社会底层,进城的农民工缺乏城市居民应有的社会地位;城市中产阶级逐步崛起,并持续扩大,占总体比例偏低;富人明显增加,企业家更替完成。

与之相适应的中国篮球变化,以备战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形成的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相一致,中国篮球取得不少战绩(见表1)。前篮管中心主任李元伟描述:从1997年篮管中心成立至2002年期间,中国篮球运动的发展可以用“四平八稳、波澜不惊”八个字来形容。尽管事业在向前推进,也不乏亮点,但在平稳中已经显现出危机:男篮甲A联赛的发展停止,品牌和影响力逐年下降;女篮联赛的市场反应平淡,国家队成绩徘徊不前;群众性篮球运动缺乏引导,经营开发工作迟迟打不开局面。尤其在国家队的大赛成绩方面,成为招致各方批评的焦点[1]。

与现代足球相比,足球起源于英国贵族,扩展到工人阶级,中产阶级是足球消费者,足球传播到美国,以好莱坞电影《足球妈妈》为例,足球的职业化并未获得成功,却受到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青睐。美国的篮球职业化反而把中产阶级家庭的青少年挤出,当然也与现代篮球起源有关,1891年,奈史密斯博士发明篮球时,篮球仅仅是学校冬季缺乏体育场地,只能在室内创新体育方法有关,篮球显得更加贫民化,它对场地和人员的要求相对较低。

中国社会阶层的演变,与体育参与有关的明显变化是“单位制”瓦解,“社区制”还未确立之时,体育的集体项目均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但是,足球影响更大,因为传统工人阶级瓦解,新的工人阶级并未完全替代性地承接,中产阶级的缺失限制了较高门票支出的消费者;中国企业家崛起,从国有企业的委托人(CEO)到民营企业家的兴起,富人阶层扩大,足球和篮球的投资者持续增长,但是,足球俱乐部的投资者经历了国有企业、国有企业蜕变而生的民营企业、房地产企业,均是市场经济体制之下最有经济实力的行业企业主导;而篮球则呈现民营企业投资增加的趋势。

篮球与足球相比,从变量分析的角度,社会分层影响足球、篮球的关系假设(见表2)。篮球从职业联赛的商业价值(职业篮球)、国家政治的竞技成绩(竞技篮球)、民众参与的社会基础(文化篮球),无论哪种成功的评价标准以及相对于文章前面总结的理论解释,可能源于社会分层变革的深层次影响。篮球之所以显得比足球成功,是因为它作为一项社会底层参与为主流的美国式传播,它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虽然也受到挑战(城市传统工人阶层的减少),但它毕竟还有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阶层的保持,以及民营企业家的热衷。足球则经历了城市传统工人阶层的减少,新的农民工阶层不能替代,中产阶级虽然有所增长,但所占比例较低的状况,投资者当然也以经济、权力地位主导行业的企业家主导。3.3 启示

3.3.1 篮球文化培育的方向:社区

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中国的区域发展差距将逐步缩小,以社区为单位的社会网络将是今后社会管理的重点。因此,篮球文化培育的支撑点当然是社区,也是李元伟时代改革的重点。1995年竞赛体制改革开始至2005年,俱乐部盈利困难,赞助商缺乏忠诚度并不断流失,球队和球员忽视对社区和球迷的服务,青少年球迷有流失的倾向等[1]。但是,社区篮球好像并未有明显起色。城市社区与农村社区存在显著差别,城市社区则更加倾向于基层俱乐部的培育,把联赛文化扩展到社区;农村城市化的社区则更加倾向于政府基层单位的业余组织培养,真正建立农民的篮球协会。

3.3.2 篮球联赛改革的目标:协会

篮球职业化改革的本质是市场化,政府不但要退出办赛事,也要逐步退出管赛事的局面,按照市场化规则运行,逐步建立行业自律、相互约束的市场自组织:“行业协会”,政府背景的协会要更多参与到提高篮球的公共服务上来,争取为民众建立更多的篮球场,协助办更多的球星慈善活动等方面,扩大篮球人口。

3.3.3 篮球产品生产的焦点:中产

如果从美国NBA的经验来看,职业运动员产生在社会底层,并成为劣势社会群体(非洲裔的美国黑人移民,或社会较底层的白人)的社会流动机会。但是,美国种族式的社会隔离在中国并不存在,能够支付得起职业联赛门票及其相关消费的群体,能够以娱乐休闲为生活方式的中国球迷以中产阶级为主导。因此,中产阶级占大多数的社会结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方向,市场未来的消费者当然是中产阶级为主导,如何提供更高水平的职业联赛,开发更高质量的相关产业、产品将是满足篮球市场良性运行发展的关键。

参考文献:

[1] 李元伟.“李元伟篮坛风云路”[M].北京:中国书店,2010.

[2] 卢元镇.国家体育总局体育行政体制改革研究. 课题组访谈录,国家体育总局软科学课题,2009.

[3] 第五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数据汇编. 体育经济司编,2006.

[4] 凡勃伦(1899). 有闲阶级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5] Bourdieu, Pierre(1984),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 trans. Richard Ni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6] Bourdieu Pierre(1979).

[7] Bourdieu Pierre(1978),Sport and social class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17/6: 819-840.

[8] Bonacich,E.M.(1972) A Theory of Ethnic Antagonism: The Split Labor Marke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7(5):547-59.

[9] Bonacich,E.M.(1973) A Theory of Middle Minorit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87(5):583-94.

[10]Sailes, G.A.(1986) The Exploition of Black Athelete: Some Alternative Solutions. The Journal of Negro Education 55(4):439-442.

[11]Scott. N. Brooks(2008), The theory of the preferred worker: A Structured Explanation for Black Male Dominance in Basketball. Critical Sociology 34(3)369-387.

[12]杨正喜.二元结构下的中国农村人口流动[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3).

[13]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结构[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市篮球协会工作计划范文第5篇

成都市共有三十多所高校,其中有十多所高校每年都会组队参加CUBA选拔赛,而很多所高校,因为领导不重视,即使学生对篮球运动十分热衷,但是没有机会参加正规大型的篮球赛事,只能在附近几所高校中邀约友谊赛,这对篮球运动水平的提高是相当不利的。本文针对成都市大部分高校女子篮球运动队现状、篮球选修课女生人数、课余篮球运动女子的参与人数、以及教练基本情况等进行了调查和研究,并提出了几条实质性的建议,希望对以后普通高校女子篮球运动的发展有所助益。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研究结果

1.成都市高校女子篮球运动队现状

(1)组队情况、队员来源。组队情况:成都市内,共有三十多所高校(其中成都体育学院因为属于高水平竞技类,不列入此次调查研究范围),每年有十多所高校组队参加CUBA成都赛区选拔赛。其他高校中,只有少数几所高校在篮球协会或篮球爱好者的组织下拥有自己的队伍,且很少有机会参加正规的或大型的比赛。

队员来源:近几年参加CUBA成都赛区选拔赛的女运动员中,体育特长生占40%,一般专业的篮球爱好者占55%,而专业队员或专业队退役队员只占5%。

(2)训练情况和近五年来相应的比赛名次。抓基础训练时整个训练计划中最重要的部分,只有打下扎实的基础,才能全面的、有效的完成其他阶段训练任务,这阶段训练时间不能低于集训期的四分之一。[1]调查结果显示,有25%的高校制定了全年系统训练,其余75%的高校都是在比赛前集中进行训练,而赛前集中训练多数在1~2个月为多。在这些球队中,训练时间在1小时以内的有10%,2~3小时的有90%,而没有训练时间在4小时及以上的。这样的训练时间,使得队员球技的提高相对较小、战术体系亦不完善。

(3)队员参加训练的动因和意愿。经过调查发现,队员们的训练动机主要为增强自己的技战术、为校争光、强身健体、人际交往需要,很少是为了拿学分或者打发时间的。而队员们对日常的训练基本上都是持愿意的态度,只有极个别不愿意参加日常训练,可见,队员们对日常的训练是相当支持的。

(4)队员及教练员训练补助和奖金情况。适当的训练补助、丰厚的训练奖金可以从物质上刺激运动员更加认真刻苦的训练,经过调查,在参加四川赛区CUBA预选赛的十多支高校女子篮球队中,只有40%的高校有可观的训练补助和奖金,有50%的高校有微薄的训练补助,没有训练奖金,还有10%的高校没有训练补助和奖金。篮球,是一项集体运动。现今社会,单纯的因为爱篮球而刻苦训练为学校争光的队员越来越少,没有经济物质的刺激,上至领队教练下至队员都会产生懈怠、打酱油的情况,这样的队伍很难在原有的竞技水平上有大的提升。

2.成都市高校课余篮球运动女子的参与人数

动员学校教职工关心和参与课余篮球锻炼,选派热心或有篮球特长的教职工作为学生的固定指导员,要求所有学生,特别是女生都必须根据个人特点参与到篮球活动中去,并给予鼓励。[2]从调查中我们可以知道,成都市高校的课余篮球运动还是挺多的,但其中有女生参与的项目就相对较少了,比较普遍的就是每年都要举办的CUBA大学生篮球联赛,还有学院、学校的比赛,参与人数大概是男生人数对的一半。

(二)研究结果成因分析

1.选择女子篮球运动的人数少。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在高校的所有运动项目中,选择篮球运动的女生人数较少,选择篮球运动作为长期锻炼项目的女生更是凤毛麟角。很多女生认为她们没有篮球,而且没有场地或场地上人太多,她们没有地方去进行篮球运动;还有就是学校里对女生体育课的开设以及课外体育的开展也不注重让女生参加篮球运动。这些客观因素的存在加上主观上的被动,足以让女生们远离这项运动。

2.参加比赛的机会很少,强度不够。在成都市的高校中,女子篮球队能参加的正式比赛一般只有校级比赛、高校联谊赛、CUBA,校级比赛一般竞技水平不高,属于大众娱乐,参加比赛的队员技战术得不到提高,比赛强度也比较低。而CUBA联赛中,总体分为三个水平,像川师这样常年系统训练的强队,高水平运动队和普通高校运动队。在成都采取的选拔赛中,四川师范大学属于龙头老大,每场都以绝对压倒性的优势获胜,但这并不是一个好的现象。一支强队的形成出来需要优秀的运动员教练员外,还需要多与同样强的对手进行比赛,以赛代练,成都市高校女子篮球运动队的整体水平直接影响了四川女子篮球的发展和在国内的竞争力。

3.队员来源单一,训练时间不足。成都市高校女子篮球队的运动员大部分来源于体育教育专业的学生,还有就是普通专业的篮球爱好者。这些同学平时打球的时间很少,能集中在一起的时间不多,加之多数高校都是采取的赛前紧急训练的模式,大家在比赛之前才聚在一起开始训练,使得整个队伍凝聚力不够、战斗力不强。

4.学校领导对球队建设的支持程度不够。球队建设离不开学校的支持。通过调查可知:在成都市的高校中,有60%的教练员对领导的支持程度不满意。经费是训练、比赛的保证,是关系到高校高水平运动的发展的基础。经费的多少直接影响着训练的质量,外出比赛的机会多少,科研的水平等。[3]而成都市高校中,大部分学校只有些微的训练补助或没有训练补助,资金不足,导致球队发展受限。

(三)解决对策

1.提高学校领导的重视程度,加大对体育工作和体育设施的投入力度。想要提高篮球队的竞技水平,就必须提高领导的重视程度。只有领导重视,拨出经费用于球队建设、训练和比赛,加大体育工作和体育设施的投入力度,从而才能像一支强队靠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