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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来主义教案范文第1篇
关键词 课堂 教学 拿来主义 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识码：A
在课堂教学活动中，别人的教案、课件，可以拿来、可以借鉴，这是传、帮、带年轻教员，是提高教堂教学质量的一种有效途径。然而，拿来之后怎么办？是照抄照搬、死记硬背，看着别人的课件上课，还是有所选择、有所改革、积极创新？这个看似简单的小问题，其实却不容忽视。能否正确处理好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教员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培养，还关系到课堂教学效果，进而影响人才的培养质量。因而要高度重视，正确对待，认真查找问题原因，提出应对之策。
1课堂教学中简单“拿来主义”的主要表现及成因
鲁迅先生对“拿来主义”进行了较好的诠释，他认为“拿来主义”不是一味模仿、全盘西化的拿来主义，“拿”是有选择的拿，为我所用的拿，不亢不卑的拿。如对如何拿西方的东西说得很透彻，讲得很明白，“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要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就是说拿别人的好东西，要有辨别地去选择、去吸收，而不能全盘接受、囫囵吞枣，完全按照别的设计的路线前进。然而，在现实的课堂教学过程中，不少教员尤其是年轻教员却有不同的表现，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如有一些教员认为，老教授或优秀教员的教案、课件，经过多年的教学检验，已经相当成熟、相当完善，没必要再进行改动；还有可能改不好，出现问题，岂不是自找麻烦，不如不改。于是乎，背一背教案，熟悉熟悉课件，就踌躇满志地走上课台，俨然当起了别人的“传声筒”和“录间机”。更有甚者，连“传声筒”和“录间机”都当不好，误解了“原版”的意思，偏离了原本科学的教学设计。再譬如对于“拿来”的教案、课件，不少教员也觉得不能照搬照抄，不能全盘接受，但由于自身能力素质所限，不知道怎么根据课程的特点和教学对象进行修改；也有的教员，怕改了之后得不到及时认可而不敢改，于是只能消极应付，依葫芦画瓢，简单处理一下，做一些改头换面的工作，但实质没变，还是在念“别人的经”，体现不出自己的思想和风格。
上述表现不是鲁迅先生提倡的“拿来主义”，是不具备扬弃与创新的“拿来主义”。究其主要原因，一方面是能力素质欠缺，不会创新。少部分教员有干好事业的愿望，对自己从事的教学工作也很重视，认为现实教学中某些教学内容已经陈旧过时，需要改革，但又不知道怎么改才好，对自己缺乏足够的信心，不知道怎么创新，一切在固化的轨迹中运行。另一方面是评价激励不足，不敢创新。有的教员认为教 学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是有风险的。改得好，成功即罢；改不好，得不到领导、专家、同事及学员的认可，反遭非议，必然会影响到自身的声誉，现实的课堂教学质量评价也就得不到高分，倒不如不改为佳。
2对策
要防止和克服课堂教学中各种简单的“拿来主义”，涉及教学工作的方方面面，必须理清思路，抓住关键，以改革创新为突破口，从以下三个方面下功夫：
一是增强使命意识，自觉创新。克服课堂教学活动中简单的“拿来主义”，要端正教学态度，增强使命意识。心中有了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才能提高改革创新的自觉性。作为一名教员必须做好教学准备，用高标准衡量、检验和对待每一堂课，上好每一堂课。要把是否有利于学员能力素质的不断提高，是否有利于教学的健康发展，作为创新课堂教学内容、方法及手段的出发点与归宿点。当拿来别人的东西时，应该想到的是决不“照抄照搬”，一定要有所创新，要根据教学任务和教学对象对别人的东西进行合理的改造。此外，还应大量收集资料，旁征博引，集思广益，不断充实教学内容，要让设计的教案和课件用鲜活的事例丰富课堂教学，并选择适合自己的教学方法，最终把别人的东西转化成为自己的，形成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教学风格。
拿来主义教案范文第2篇
霍夫斯泰德的跨文化理论被广泛地应用在营销及管理方面的研究之中，相比较而言，还很少被应用在教育领域，应用该理论对中加高等教育进行比较的研究则更少见。
目前，已有的运用霍夫斯泰德的跨文化理论来分析不同教育之间的差异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例:第一，我国台湾学者依据该理论指出了台湾与西方国家的教育在文化上的差异，指出美国师生之间权利的距离比台湾的要小，从而形成了他们的师生之间的更加随意的交流。这样，美国的学生就更加容易适应不确定的环境，在参与课堂教学活动时也更具积极性与竞争性。美国学生的行为以个体为导向，所以多数台湾的交换生在美国学习的最初阶段会感到焦虑。第二，也有学者将霍夫斯泰德的跨文化理论应用于教育支出以及对师生比的比较研究之中，指出在个体主义的文化环境中，教育的支出更多，师生比也更小(Cheung，HoiYan;Chan，AlexW．H．2008)。第三，有学者的研究表明，霍夫斯泰德所提示的文化间的差异对教师在课程安排与教学计划方面也有重要的影响(Lam，ChiChung;Lidstone，John2007)。此外，还有学者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指出中德学生在“不确定性取向”与“确定性取向”方面存在着差异，具体表现为中国的学生倾向于在对事物的认识上的趋同及服从权威，而德国学生的认知则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因而也更加适应不确定性及复杂的环境(WangZhi－yang，YangHai－yan;2010)。心理学中的“不确定性取向”(UO)与“确定性取向”(CO)被视为是人的个性间的差异，它描述的是人们在不可预知的情况下的在应对策略方面的差异。采用“不确定性取向的”人偏爱模糊的状况。这一类人，在不清晰的状况下，他们的动机反而能被强化，他们会尽可能地设法获取关于自我及环境的相关信息以解决遇到的问题;而采用“确定性取向”的人则相反，他们回避不清晰的状况，对可预测的状况具有积极性，并能尽可能地保持自己在特定状况下的关于对自我和对环境的已有认识。这一状况似乎印证了霍夫斯泰德的关于“不确定性规避”的说法，从而也可以说是在更为开阔的理论视角中验证了霍夫斯泰德的命题。以上的研究都表明，我们在从他国借鉴或移植教育的政策与体制的时候，必须认真地考虑与研究各自的在文化上的差异与社会条件，绝不能生搬硬套。
一、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抽取了天津理工大学工商管理专业参与中加合作办学项目的28名学生作为访谈对象。这些学生一般在加拿大的合作学校学习一年或半年，短期交流的学生则只在加拿大学习一个月。访谈主要以开放式的问题提问为主，其中包括“谈谈你在国内外学习的体验与收获”、“国内外课堂教学中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师生关系的状况如何”、“学生之间的关系有何差异”、“你认为国内教育最需要改进的是哪些方面”、“在国外学习你最不能适应的有哪些方面”等等。在访谈过程中，访谈员还针对部分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追问与澄清，如问学生“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具体表现是什么”、“你的体会是什么”等。根据访谈记录，本研究以霍夫斯泰德的跨文化理论作为对问题进行分析的依据，然后采用类属分类的方法对相关资料进行了归类。霍夫斯泰德的跨文化理论是建立在对IBM全球66个分部的72215位员工的工作表现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的。该理论从文化价值取向的角度对国与国之间的在文化上的差异进行了概括，主要分为五个维度，即权利距离、不确定性规避、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男性化与女性化以及长期导向和短期导向等。权利距离是指在一个国家中某组织中的成员的权利分配不平等的程度。权利距离在很大程度上与人们之间的在声望、财富、权利以及法律等方面的不平等的状况有关。在权利距离相对大的国家，其成员对权利的继承、对歧视以及对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状况的承受能力要更高些。不确定性规避是指在某一文化环境下其成员对不确定性或未知因素所感受到的威胁的程度。在不确定性规避这一维度中，得分较高的国家中的成员一般会倾向于选择明确的规则以及较为确定性的环境;而得分低的国家中的成员，则倾向于接受不确定性的环境，同时也更容易承受不明确的规则的压力。个体主义是指在个体主义文化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其结构更加松散。在这种社会中，每个人都希望由自己来照料自己及其家庭成员。在集体主义文化的社会里，人一出生便会与他人建立起较紧密的关系，所以相关的关系人就能给相关人员提供必要的保护，并在将来得到忠诚的回报。关于这一维度，通常还可以用“我”对应“我们”这三个字来加以概括。男性化与女性化社会是指在传统与现代社会中的主要的性别角色的模式。男性化社会更看重果断、表现、抱负及其独立性这些价值，而女性化社会则倾向于选择照顾、生活质量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等这些价值。长期导向是指在某一社会人们看待未来的方式。长期导向社会强调人要有不屈不饶的精神，接下来还有其社会地位、勤俭以及羞耻感等，而短期导向社会则强调个体的稳定性、面子、重视传统以及相互问候、相互支持和互赠礼物等。霍夫斯泰德对相关的56个国家进行了研究，表1表现了中国与加拿大在前述五个维度中的得分及其分数在56个国家当中的排名次序。从以上的研究中我们看出，中国与加拿大两国最大的差异表现在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这一维度。加拿大在个体主义这维度中的得分为80分，在56个国家中排名第4;而中国得分为19分，在56个国家中排名第41，表明加拿大是一个典型的个体主义的社会，而中国是一个集体主义的社会。在权利距离这一维度中，两国间的差异也较大，中国得分80分，排名较靠前，表明相对来讲中国人更加能够接受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而加拿大得分39分，排名较靠后，表明在加拿大更加倡导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所有这些对教育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研究发现，中加教育的显著差异主要表现在课堂上师生间的互动、同学间的关系以及教师对学生的评价等方面。
二、对研究结果的分析与推论
现在，我们分别从课堂上师生间的互动、同学之间的关系以及教师对学生的评价这三个方面来分析中加两国的文化差异对两国教育所产生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推论。
1.课堂上师生间的互动
中加两国在师生互动方面的差异集中地表现在课堂上。加拿大的课堂以学生为中心，而中国的课堂传统上则是以教师为中心的。通过对交换生的访谈我们发现，课堂上师生间的积极的互动，有助于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有助于促进学生使之深入地思考所学知识和反思自己的学习方式，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虽然在各类课程中师生间互动的形式不完全相同，但总体上看，在加拿大的课堂上，师生之间有更多的互动和思想交流。
导致两国课堂上师生间互动差异的主要原因可以概括为教育传统、教学方法以及课堂规模等三个方面。首先，就教育传统而言，中国的以教师为主导的传统根植于各类以及各个阶段的教育教学当中。作为一个崇尚集体主义的社会，中国教师在教学中总把班级看作是一个集体，因而就采用相同的方式方法和程序来授课，而不过多地关注学生间的差异，并且认为这是教育公平的体现。与此同时，学生的家长们也认为，自己付了同样的学费，所以也理应接受同样的教育。因此，较为标准化的教学作为传统在中国的课堂上就几乎被固定了下来，而对于与教师交流这样的问题，则是学生自己的事情。与中国相反，加拿大作为一个崇尚个体主义的社会，他们强调要根据学生个体间的差异来采用不同的教育与教学方式，以使学生能从更有针对性的教学中受益。因此，在加拿大，教师能更加关注学生个体间的差异，并为每个个体提供不同的教育。显然，与中国更加关注教育过程中的公平与否相比较，加拿大更加关注教育结果的公平。此外，通过对中国交换生的访谈我们还发现，权利距离也是影响师生间互动的重要因素。加拿大是一个权利距离较小的国家，表现在教育中，他们的师生间的关系更加平等，所以在课堂上就常会出现学生打断教师的授课并提出问题的场景。这种情况在中国的课堂上是很少看到的，并且往往还被认为是一种对教师不尊重的表现。一位交换生提到，在加拿大，他觉得教授们都很平易近人，随时随地都能跟学生交流，其中的一位教授甚至还能在周末应他的要求来到办公室为他提供学业方面的帮助。也是这位教授，每次上课前还都能站在教室门口问候每一个学生，因而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相比较而言，在中国，权利的距离较大，学生与教师之间的心理距离也较大，因而导致学生不愿主动地与教师进行沟通。还有，在互动的课堂氛围之下，加拿大的教师与学生均更能接受课堂上的一些不确定的状况，相反，中国的教师与学生对课堂上不确定的状况则缺乏适应能力。概括来说，文化传统对教师的观念产生着一定的影响，中国教师的授课更多地像是在执行一种早就准备好了的程序，而加拿大教师的授课则更多地是通过创设一定的情境以向学习者已有的经验、智力及思维方式提出挑战。
其次，在教学方法方面，教育的传统也产生着一定的影响。在加拿大的课堂上，知识被看作是对社会进行建构的需要，是发展变化着的，所以教师通常不会给出标准答案，而是希望学生有他们自己的对问题的分析或新的发现。这样，在加拿大的课堂上，教师所采用的教学方法也就更加灵活和多变，比如调查结果展示、分析报告、主题讨论、辩论、案例研究、小组讨论、研讨会以至于游戏等等，目的是鼓励学生使之在真实的情境中探索知识。而在中国的课堂上，学生都希望教师能给出标准答案以便在随后的考试中能取得较好的成绩，所以即使教师也采用了某种较为灵活的教学方法，但学生的参与意识却有很大的差异。在加拿大，学生的积极参与更多地是来自于其内在的学习动机;而在中国，学生的参与则更多地来自于外在的要求。在中国，我们会观察到，学生在争取与教师进行互动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产生的原因主要有学生的个性差别、沟通能力上的差别以及学习能力上的差别等。中国教师由于受课程进度等因素的制约，很容易忽视学生这些方面的差异;而在加拿大，中国学生虽也表现出这些方面的差异，但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语言方面的障碍而导致的。
最后，班级规模也是影响师生互动的重要因素之一。加拿大汤姆逊大学课堂上学生的平均人数是20人左右，但在天津理工大学，学生课堂上的平均人数却在35人至75人之间，多数在70人左右。不难看出，这样的课堂规模肯定会使中国的教师不得不用更多的时间来熟悉学生，因而就容易忽视或无法照顾到学生个体间的不同需求。推论1A:在权利距离较低的国家，师生间的关系更加平等，课堂上师生间会有更多的互动;推论1B:在崇尚个体主义文化的社会里，教师会更加关注学生个体间的差异;推论1C:在崇尚个体主义文化的社会里，学生在课堂上的参与更多地来自于其内在的学习动机;而在崇尚集体主义文化的社会里，学生的参与则更多地来自于外在的要求;推论1D:在崇尚集体主义文化的社会里，师生对不确定状况相对缺乏适应能力。
2.同学间的关系
同学关系对于中国交换学生建立归属感、安全感以及自我意识等都有重要作用，文化在同学关系建立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作为崇尚个体主义文化的国家，加拿大的学生之间的关系非常松散，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照顾自己，他们的行为倾向于从个体利益出发。相反，中国学生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每个人都希望与他人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并希望彼此能互相照顾。在集体主义文化的环境中，友谊与和谐被视为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纽带，所以在中国，同学间的关系比加拿大的更加紧密和复杂。对于中国交换生来说，他们一般要花费一定的时间来适应与加拿大同学间的关系。一位中国交换生就在课堂上经历了与加拿大同学间的冲突:在小组学习中，一名日本学生不愿意参与小组合作，因为他认为组内的一名中国学生的语言能力会影响他们小组的成绩。这名日本学生的看法得到了同组几名加拿大学生的支持，所以就通过投票决定将该名中国学生从组内剔除出去。这引起了小组内其他中国学生的不满，所以就集体退出小组，另外结成了一个新的小组。由此可见，中国学生在面对冲突时与加拿大的学生有着不同的应对方式。尽管加拿大的学生也能通过协商来解决问题，但他们同样也能接受从个体利益为出发点的解决方案。而拥有集体主义文化的中国的学生，则更加倾向于通过集体协商来避免冲突。另外一个影响同学间的关系的因素是两国在课程安排方面的体制上的差异。在加拿大的大学，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与需要来选择课程，在此之前只要能按规定完成很少的必修课，就可以自由地选修其他课程，因此即使是同一个专业的学生，彼此所修课程也是不同的。这导致学生之间较少有相互了解，导致彼此间很难建立起长期的友谊关系。相反，中国学生一进入大学就基本被固定在一个班级当中，所以彼此之间容易建立起长期的友谊关系。推论2A:在崇尚集体主义文化的社会中，同学关系更加紧密;推论2B:中国学生倾向于通过集体协商来避免冲突，加拿大的学生则可以接受个别人从个人利益出发的解决冲突的办法;推论2C:中国学生有愿意建立起长期友好人际关系的传统。
3.对学生学业的评价
标准化测验作为主要的评价手段，体现出中国高等教育更加重视学生课堂上的学习而较少重视课外实践活动的特点。标准化测验在中国已延续了很多年，至今仍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随着教育的对外开放，随着我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学生对这一评价手段的态度已发生了变化。30年前学生认为标准化考试是人才选拔以及巩固知识的公平而有效的方式，现在学生则在某种程度上对之不完全认可。
从研究中我们发现，目前学生也渴望改革对他们的学业进行考核与评价的方式。中国的交换生普遍认为，中国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根本不能适应国外的评价模式。一位交换生说:“教授国际贸易的加拿大籍的教授，第一堂课就对学生讲，我来这里不是教你们如何记忆，而是教你们如何以商业的方式来进行思考的，最后对这门课程的考核是要求你们在两个小时内完成一道开卷的案例分析。”这名交换生还谈到，与许多加拿大的同学相比较，中国学生努力学习是为了能得到高分，考完试后所学东西就几乎全部都被忘掉了，其中有些同学甚至到大四时，还不知道怎样着手来进行案例分析，所以对他们来说，就很难形成自己独特的专业思维方式。目前，尽管中国教师在评价方式上也做了一些改变，比如降低期末考试成绩在评价中所占的比例，加大对平时学习成绩与作业等方面的考核，但从总体上看，考核的指向还是以死记硬背为主。交换生作为对两国教育的直接体验者，他们认为，在加拿大学习某一课程，学习过程中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这是因为，加拿大的教师对包括作业、演讲、小组讨论、到公司调研、课堂参与、期中测验、期末考试等每一项都有具体的评价标准。尽管在每门课程中教师评价标准的组合不尽相同，但总体上都强调个体的独立学习与独立思考，很少评价记忆能力。每门课程一开始，加拿大的教授都要与学生沟通评价的方式，并且期末考试成绩在整个考核中所占比例要比在中国国内小得多。对学生的学业进行评价不仅是检验学生学习结果的重要手段，也是教师进一步改进自己的教学方法的重要依据。
文化在对学生的学业进行评价的过程中也起着重要作用。作为崇尚个体主义文化的国家，在加拿大，个人能够主宰自己的命运的思想根深蒂固。尽管他们也承认运气也会影响一个人的未来，但他们还是认为努力工作、坚韧不拔、信守承诺、有效地利用时间等是自己掌握自己未来命运的关键，他们的对个人的奖励也是建立在对这种价值的追求的基础之上的。在实践中，检验这种价值实现程度的标准就是个体自我努力和自我改进的能力。在加拿大，如果向学生提出“是否还可以做得更好”这样的问题，那么学生在实践中就必然会有一些改变。他们的教育就是根据这种哲学行事的，他们强调的是个体自己改进与改变的能力，教师所关注与所要培养的也是学生个体的自我改进与自我改变的能力。作为人与人之间的权利距离较低的社会，加拿大的学生长于质疑的传统也是他们这一哲学思想的反映，学生善于提出问题被看做是学生在积极思考与认真学习的表现。相比较而言，中国作为一个人与人之间的权利距离较大的社会，我们强调社会结构的稳定，因此也就形成了继承而不是质疑的文化传统。我们的教育是建立在学习和继承人类文明的基础之上的，我们的教育中的教育与学习的方法都在相当的程度上体现了这一传统。在中国，教材在某种程度上被教师看做是“权威”，因此教师就根据教材来设计自己的教学，帮助学生理解教材中的知识是教师的主要任务，学生个体的兴趣与需要，学生的个性在某种程度上在“标准化”的教学中被忽视。标准化的测验对于检验学生对知识掌握的程度如何来说是最有效的手段，而对于能力的培养来说，则不是评价的主要标准和手段。另外，作为教师，他们也很难根据自己的经验来建立起一种较合理的对学生的能力进行有效评价的策略来。推论3A:在崇尚个体主义文化的社会里，对学生学业的评价注重个体改变自己的能力;推论3B:在崇尚集体主义文化的社会里，对学生学业的评价注重个体能力与知识的改进。
拿来主义教案范文第3篇
7月23日下午4时许，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的首要犯罪嫌疑人赖昌星被所在国加拿大遣返回到中国。随即，刚下飞机的赖昌星被中国警方依法逮捕。
此时此刻离厦门远华走私案案发已经12年。在1996年到1999年的三年时间里，赖昌星担任董事长的厦门远华集团大肆从事走私活动，涉案金额达530亿元，偷逃税款300亿元。1999年8月，正当检察机关展开行动之际，赖昌星闻得风声，携妻子儿女远逃加拿大，在加拿大以非法移民的身份一躲就是12年。
赖昌星此番被遣返回国，在中国引起轩然大波。首先是因为赖昌星是建国以来涉案金额最多的外逃嫌犯，曾经有媒体制作了10大外逃富豪，为首的便是赖昌星。因此，赖昌星的遣返事宜一直颇受关注。其次，赖昌星回国的事件对中国司法界来说是一则喜讯，这不但表示中国法律的尊严得到维护、权威得到肯定，而且对于国际合作缉拿外逃犯方面的标榜作用也很明显。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副院长马呈元教授接受《方圆》采访时表示，本案将重新激活对赖昌星的调查，通过正常的刑事诉讼程序，确认具体罪名和刑罚。同时，他认为赖昌星被遣返既是一个特大走私案的句点，也是国际法上典型的非法移民遣返案，更是经济犯罪外逃犯最终落网的标本。
赖昌星不会一“死”了之
赖昌星回国以后，12年前没有和他好好清算的厦门远华案的旧账势必要重新算一遍。赖昌星到底会被判什么刑，是各方关注的焦点。
2007年，中央纪委副书记干以胜曾透露，中方已经承诺不会对赖昌星判处死刑，包括死刑立即执行和死刑缓期执行。同年，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倪寿明表示，承诺不判处赖昌星死刑，是中加双方通过国际合作缉捕赖昌星的必要条件。
干以胜还举了赖昌星弟弟赖昌图未被判死的例子：赖昌图案发后从澳大利亚回国投案自首，其人论罪当诛，但司法机关兑现了宽大政策并未判其死刑，并且根据他的自首情节和立功情节，已经将刑期减至十二年零六个月。
加拿大在评估了中方对赖昌星的“免死”承诺后，认为值得信赖，因此将赖昌星遣返。赖昌星1999年远走加拿大以后，厦门远华案中共有14人获判死刑，12人获判无期徒刑。赖昌星如果在当时被捕，根据检察机关显示的证据来看，赖昌星必“死”无疑。可是他辗转12年流亡加拿大，过了如此长时间的逍遥日子，近日遣返回国竟反而带着一面中方承诺的“免死金牌”，许多人都无法理解，有网友甚至怀疑这样的结果是否会助长经济犯外逃的气焰。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卢建平认为，量刑均衡确实是确保司法公正性的一个方面，但它不是一个绝对的问题，因为法律是有国界的。对于赖昌星来说，他在加拿大非法滞留，在法律话语权方面加方是优先的。我们要追究赖昌星的刑事责任，首先要尊重加拿大的法律理念，如果加拿大认为我们对于赖昌星的刑事责任有过重的评估，那我们就需要作出妥协。如果固守自己的量刑意见，很可能到最后连人都要不回来，追究刑责更无从谈起。
如果赖昌星得以“免死”，等待他的多半是无期徒刑。但必须要提的是，赖昌星的案件还要重新通过侦查，并确定罪名和刑期。马呈元表示，如不考虑指定管辖，赖昌星的案子很可能仍由厦门市中级法院进行一审。
引渡或者遣返
赖昌星的遣返回国，在使厦门远华案沉渣泛起的同时，也激起了司法界、法学界许多专家的强烈反思。据2009年的相关统计，我国外逃的经济犯罪嫌疑人尚有5000多人，涉案金额高达700多亿元人民币。怎样通过加强国际司法合作缉捕这些经济外逃犯，同时，怎样控制经济外逃犯日渐增多，值得深思。
卢建平认为，遣返外逃犯的关键在于加强与国外的沟通，消除国家间在价值理念上的分歧。得到了外逃犯潜逃地国家的认可，才能让它们顺利放人。
从地域上看，以前我国的许多外逃犯都是从周边的泰国、越南等地抓回来的。主要是利用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比较好，而且有相关的司法协助条款比如引渡条约。而加拿大、美国等地由于法律理念有别，合作案例比较少，形势比较被动。
从方式上看，引渡和遣返都是好的途径。引渡是最直接的方式，只需确认外逃犯是否犯了可引渡之罪，即可确认引渡与否。但引渡协议是一种义务的承担，只有互相特别信任的国家才会约定，就目前来看，中国只与25个国家签订了引渡协议，大多是一些发展中国家或邻国，如泰国、俄罗斯、蒙古、乌克兰等，而非法获取大量资金的重大经济外逃犯的目的地主要是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加拿大、西欧、澳大利亚等。实践中，我国近年追捕外逃犯过程中使用引渡方式的比较少。
遣返则是单方的一种驱逐行为。一般是针对非法移民而言，因此，是否在本国犯罪，遣返国一般不予过问。这种方式由于复议程序长，虽然最终能达到追回外逃犯的效果，但效率没有引渡高。
加拿大多番对在其境内的中国逃犯进行遣返活动，是对中国的司法逐渐信任的表现。
无论是签订引渡协议，或者是让有关国家主动加快遣返程序，都要求我们国家法制与国际接轨。赖昌星的案子中，加方评估了我国的法治情况，认为我国不会对赖昌星判处死刑以及加以虐待，值得信赖，这是我国法治现状在国际社会里形象改善的明证。
马呈元分析经济外逃犯介绍说，经济外逃犯们的要害之处就是他们申请难民十分困难。扼住难民申请的“咽喉”，就能断绝经济外逃犯在国外生存空间。
1999年，赖昌星以短期旅游者的身份进入加拿大。签证期满后，他在加拿大即成为非法滞留的外国人，即非法移民。为了避免被加拿大政府遣返或驱逐出境，他向加拿大政府移民当局提出难民申请，以他受到中国政府迫害为理由，要求确定其难民身份，以便在加拿大合法地长期居留。
可以说，每个经济外逃犯在国外的工作重心都在于此。但是许多经济外逃犯只有经济背景，而没有政治背景，这往往使得他们在外国只能作困兽之斗，不断地借助司法程序拖延归期，而不能真正落地生根。
国际法上的难民保护制度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其目的是保护在战争中流离失所的各国难民。根据1951年联合国通过的《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第一条的规定，难民是指因种族、宗教、国籍、特殊社会团体成员或政治见解，而有恐惧被迫害的充分理由，置身在原籍国领域外不愿或不能返回原籍国或受该国保护的人。
公约要求各国对难民实行“不推回原则”。“不推回原则”是指国家不得以任何方式将难民驱逐或送回至其生命或自由因为他的种族、宗教、国籍、参加某一个社会团体或具有某种政治见解而受威胁的领土边界。但如果有正当理由认为难民足以危害所在国的安全，或者难民已被确定判决认为犯过特别严重罪行从而构成对该国社会的危险，则该难民不能享受不被驱逐或送回的权利。“不推回原则”可以说是经济外逃犯申请难民资格的最终目的。
“难民不推回原则”是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公约》的基本条款，该公约已有中国等138个国家加入。依据公约的规定，缔约国不得对“不推回原则”提出保留。
另外，按照该公约的规定，确定难民身份的条件和程序由缔约国自行规定。赖昌星在加拿大声称他受到了中国政府的政治迫害，辩称厦门远华案是政治斗争的产物，抨击中国的司法制度缺乏独立性和公正性，他在中国不能得到公正的审判等等，就是为了使加拿大确认其难民资格。加拿大各级法院对他的难民申请进行了长期的司法审查，其中几经周折，耗时12年之久。可以说，赖昌星用尽了加拿大的司法救济程序，属于经济外逃犯寻求政治庇护的典型。当然，他是失败的典型。
理解了经济外逃犯对于难民“资格”的渴求，就能理解为什么赖昌星案有如此重大的意义。如果通过赖昌星案，建立与国外的司法信赖关系，让别人信任我们不会随意加害外逃犯，这样一来，就能避免更多的外逃犯被鉴定为与政治相关的难民，从而通过非法移民遣返程序等手段成功要回外逃犯。
意义在案件之外
有人评价赖昌星的遣返回国，认为是“开辟了中外司法合作的先例，为以后经济外逃犯的遣返铺平了道路”。
我国遣返经济外逃犯是否存在更早的先例？答案是有。光是加拿大就曾经有数个有影响力的经济外逃犯被遣返。
2008年8月，加拿大向中国遣返了经济诈骗嫌犯邓心志。这是加拿大首例遣返中国的经济外逃犯。2002年，邓心志伙同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北京朝阳区支公司综合科原科长崔自力，冒充保险公司工作人员，诈骗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第五研究院和中纺棉花进出口有限公司保险费多达2000万元。案发后，邓心志和崔自力于2003年携款潜逃至加拿大。
邓心志和崔自力在加拿大因为意见不合而分道扬镳。2008年8月22日，邓心志主动接受加拿大移民局安排，被遣送回国。
2010年1月14日，崔自力也被加拿大遣送回国。
2011年2月，逃亡于加拿大的诈骗犯曾汉林被加拿大遣返，加拿大外交部长劳伦斯・坎农在被问及“中国罪犯逃亡加拿大”的问题时作出回应，表示考虑到中加关系的重要性，那些在加拿大滞留的中国逃犯“应当尽快遣返”。这一表态，既是对加拿大曾经的多次遣返作了总结，也加快了身处加拿大的中国头号经济外逃犯赖昌星的遣返进程。
赖昌星虽然不是“中加历史第一例”，但他案情重大，潜逃时间长，各方重视程度高等特点决定了他的遣返对于中国司法意义非常重大。
马呈元接受采访时认为，赖昌星案的最重要意义不在于将其绳之以法，他本人的价值远远没有他的遣返这一事件的价值大。通过遣返赖昌星，中国司法界“震慑逃犯、借鉴案例、树立形象”等几个方面的重要意义比赖昌星这个人更加值得关注：
震慑外逃犯的作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经济犯罪也呈现出急剧上升的态势。同时，经济犯罪嫌疑人出逃他国、以期逃避中国法律惩处的现象也越来越多。对赖昌星的长期缉捕并最终使其被遣返回国，是在告诉经济外逃犯：国外不能成为你们的“天堂”，外逃并不能使你们逃避刑责。同时，赖昌星案还体现了中国政府在打击外逃经济犯罪嫌疑人方面锲而不舍的坚定决心，这对于已经在逃的和潜在的犯罪嫌疑人无疑都会产生巨大的震慑作用。
其次，加拿大此番的行动，印证了今年2月其外长关于加速遣返中国逃犯的承诺。这对于中加之间的司法合作很有裨益。中国和加拿大不存在双边引渡条约，目前想要回外逃犯只能通过加拿大遣返非法移民的途径得以实现。这是中国在引渡程序之外寻求国际刑事合作的新思路，这种能够将经济外逃犯绳之以法的先例在其他国家也有借鉴价值。
拿来主义教案范文第4篇
加拿大的冬季寒冷漫长，把人困在室内难受得很。因而，人们格外珍惜短暂夏季里的户外时光。公园里、大街旁，几乎要到晚上9点多、10点，天色擦黑，人们才陆陆续续往家走。尤其是孩子们，几乎每天一撂下饭碗，就跑出去撒野。一疯起来，撒的特别开，不认识的也认识了，不是朋友的也成朋友了。
我儿子和吉米就是这样成为朋友的。我也因此认识了吉米的爸爸艾德，我儿子管他叫“艾德警官”，并显示出对他的高度崇拜，甚至告诉艾德，他长大后也要当名警察。艾德听了很高兴，在儿子面前蹲了下来，用光光的膝盖支着地面，认真地问起儿子学校的情况，并问他喜不喜欢读书。只见儿子立刻把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一样。艾德便指着脑袋，说：“当警察是要好好读书的。因为在加拿大当警察，凭的不是手中的枪，而是大脑。”
想当上加拿大警察可不是件容易事。加拿大3千多万人口中有6万多是警察，即警察和公众的比例为1：550，比例相当可观。但是，加拿大招收新警非常严格细致，整个选拔过程大约为一年到一年半。申请人要有计算机证书、急救证书，具有良好的驾驶记录、游泳技术、语言表达能力，要通过警察能力倾向测试、体能要求评估、背景调查、医疗检查、测谎和心理素质评估等。通过选拔考试后，新警还要参加相关的入门培训，包括法律知识、社区警务、驾驶射击、战术训练、自卫防护、执法规范等。
当然，他说的“用脑袋”主要不是指学习方面，而是对付罪犯的时候。艾德说：“在美国，很多时候警察需要用枪来解决问题。但在加拿大，警察担负着教育人不犯罪的使命。大多数时候我们是在说服教育他们，让他们知罪认罪，从而远离犯罪。”
可说服教育有时似乎并不奏效，我觉得加拿大对罪犯太仁慈，甚至是姑息，指望不痛不痒的说服教育唤醒恶人的良知，未免太理想主义了吧？而且在我看来，加拿大警察工作效率似乎过于低下，根本破不了几件案子、抓不住几个犯人。
前年圣诞夜，我们邻居带孩子在公园玩时，车被小偷砸了，大门和房门钥匙被盗，他们害怕小偷根据证件上地址破门而入，立即报了警。哪知，警察对我邻居说，现在小偷还没上你家，这个案子不成立，他们不能来立案，也不能采取任何行动，因为他们只处理已发生的事，不受理预测的事。结果，正如邻居所料，小偷当晚杀个回马枪，跑进地下停车场，砸了另外三辆车。
我把这些事婉转地跟艾德说，想听听他作为业内人士的解释。面对我的微词，他未显生气，但郑重肯定了他同事的做法完全符合工作程序，他又解释说，他们平常要处理的事情很多，工作很忙。而且他们一直在尽最大努力保护我们的人身安全和利益。所以他们招募了大量义工，帮忙处理社区事务。
拿来主义教案范文第5篇
关键词：外国档案理论 休・泰勒 文件历史观 总体档案
中图分类号：G2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7）05-0074-01
国内档案界对加拿大档案学者研究最多的为特里・库克和露西安娜・德伦提。其实加拿大的另外一位档案学者休・泰勒同样为档案界作出了杰出贡献。但是，本人从cnki上，以休・泰勒为主题词、关键词和篇名分别进行检索，显示结果均为0。所以，到目前为止，我国档案界对休・泰勒的专门研究几乎没有，研究状态仍然处于空白。因此本人初步就休・泰勒个人经历及其部分档案思想进行简单探讨，希望能够给我国档案工作者一些启示，在此就教于各位档案界前辈。
一、休・泰勒简介
休・泰勒（Huge A. Taylor）1920年出生在英格兰，2005年去世于维多利亚，享年85岁。他分别于牛津大学和利物浦大学攻读了历史专业和档案专业。毕业后，他在英国多个机构从事过档案工作，包括利兹公共图书馆、利物浦公共图书馆、纽卡斯尔大学等。1965年，他协同家人移民到加拿大。在加拿大公共档案馆任职期间，他提出了大量的建设性意见，力图重构档案馆和档案行业。同时，他重构了加拿大公共档案馆的组织结构以突出基于媒介的总体档案的力量。之后他离开了加拿大公共档案馆，进入了新斯科舍省档案馆工作。
1982年，休・泰勒退休后，仍然活跃在档案界。在《档案》期刊上发表了多篇文章，鉴于此，他获得了Kaye Lamb奖。1990年，休・泰勒光荣地成为加拿大档案工作者协会的一员。1992年，加拿大深受休・泰勒档案思想影响的档案学家为表达对休・泰勒的敬仰之情出版文集《档案想象力》。总之，休・泰勒不仅热爱档案事业，为档案事业贡献一生，同时更是个富有想象力的档案学家。
二、休・泰勒的部分档案思想
（一）休・泰勒对档案人员素养的要求
泰勒对于众多学科的研究表明档案人员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封闭在本专业的狭小圈子，有时档案人员必须超越“世俗”和现实，探讨档案规则，抛弃已公认的学识，打破人为障碍和界限。[1]
（二）休・泰勒认为档案工作性质应该转变
休・泰勒认为档案人员应该从“历史轨道”和脏乱的地下室走出来，紧跟时代步伐，融入现代社会，迈进电子文件、全球通讯网络和共同遗产的信息时代。
（三）休・泰勒的总体档案概念
休・泰勒是总体档案概念的主要创造者。总体档案主要有四条原则：（1）公共档案馆既要接收官方文件，也要接收私人文件；（2）所有载体形式的“总体文件”，都可以被征集，包括照片、胶片、影片、录音带等；（3）强调文件从产生到销毁或者作为档案永久保存的“整体”生命中档案管理机构的积极参与；（4）建立一个国家档案馆网络来反映人类事业。[2]
（四）休・泰勒的文件历史观
在这个人们交往日益便捷、交互性越来越明显的社会中，休・泰勒领悟到，语言和文字只有在与其上下文或者上下文涉及的行为密切相关联时，才能真正理解语言和文字所反映的真实意义。因此，休・泰勒认为档案人员应该进行一项新形式的“社会编史工作”，来了解文件怎样产生，为何产生。[3]
三、休・泰勒档案思想的评价
不可否认，休・泰勒确实是一位富有想象力的档案学家。尽管休・泰勒的档案思想大多是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提出的，但是他的思想对于当今我国档案事业的发展同样具有指导意义。休・泰勒这种见微知著的思维能力与他拥有多学科视角的背景分不开。这就首先启示我国档案专业教育应该进行改革。档案教育的目的应该是培养复合型档案人才，所以这就要求高校档案课程进行调整，档案专业的学生应该主动开阔视野，汲取各类知识。其次，互联网的发展使得全世界成为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我国也打开国门，融入世界。档案工作应该把握机遇，在网络时代的推动下，打破原来的封]模式，融入到我国的生态环境中，扮演好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所承担的角色。另外，随着我国经济的增长和民主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公民受教育的程度逐渐提高，丰富精神文化生活的诉求越来越强烈，对政府管理透明化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我国档案馆作为国家的文化事业单位，急需丰富、优化馆藏，从而满足我国公民更高的精神文化需求。这就需要档案馆不仅要收藏政府文件，更要收藏多种来源的文件，从而提高档案馆对公众的吸引力，进而打造成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档案馆。最后，电子文件的出现，给我国以及全世界档案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如何维护电子文件的真实性、完整性、可靠性、安全性，进而发挥电子文件的证据作用，成为档案人员面临的首要难题。档案工作者通过灵活运用来源原则，为解决当前困境找到了出路。这条出路与休・泰勒提出的档案人员应该了解文件怎样产生、为何产生不谋而合。
四、结语
休・泰勒的档案思想在21世纪的今天同样熠熠生辉。这就启示我们应该深入研究休・泰勒等国外档案学家的档案思想，并结合我国档案工作的实际情况，取其精华为我所用，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档案理论，从而指导我国档案事业更上一层楼，为全面实现我国现代化贡献一份微薄之力。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