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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货币论文范文第1篇
货币电子化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计算机和通讯技术的发展而逐渐出现的一种以电子货币取代现有纸币的现象和趋势。关于电子货币，国内外许多机构(如Basle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1]、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2]、European Central Bank[3])和学者(如赵家敏[4]、尹龙[5]、陈雨露和边卫红[6]以及王春雷[7])从不同角度进行过定义和分类，其中比较普遍的看法是：电子货币是由银行等主体以数字形式发行的存储在银行卡或网络中并通过网络以数字传输方式实现流通和支付功能的货币;电子货币的类型较多，其中最主要最常见的是现金替代型电子货币，它是由银行发行的存储在各种银行卡中，代替现金发挥支付功能的货币。本文所说的电子货币就是指以银行卡存款形式存在的现金替代型电子货币，本文所谓的货币电子化是指公众用银行卡存款这种电子货币来代替现金货币，用银行系统的电子支付清算来代替现金支付结算的过程。
流动性是一个含义比较广泛的概念，它一般是指一种资产转化为某种支付手段的难易程度。夏斌和陈道富[8]从可测量、可统计的角度，对流动性进行了三个层次的界定：一是将流动性界定在银行体系内，指超额存款准备金;二是将与实体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货币供应量视同于流动性;三是将社会经济中一切在一定条件下具有变现能力和支付能力的金融资产视为流动性。本文所说的流动性主要包括前两者，即超额银行准备金和货币供应量，特别是狭义货币供应量，流动性效应是指由某种原因引起的银行体系准备金或流通领域货币供给量，特别是狭义货币供应量增加的现象。
货币电子化过程中电子货币取代现金货币，会影响货币供给的诸多方面，可能产生明显的流动性效应，容易导致流动性过剩。货币电子化的流动性效应问题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实际问题，但一直以来学者们对此问题并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只有少数学者在有关研究[9]-[13]中有所涉及。研究货币电子化的流动性效应问题，不仅对于完善货币电子化环境下货币供给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于加强货币电子化环境下流动性管理也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因此，本文以下部分，将首先从理论上探讨货币电子化流动性效应产生的原因、影响因素及其大小;在此基础上，根据理论研究的结论，利用我国的实际数据，从实证上进一步分析货币电子化流动性效应在我国的表现及大小;最后得出结论并提出有关建议。
二、货币电子化流动性效应的理论研究
货币电子化是指公众将手中的现金货币存入银行卡，用银行卡存款这种电子货币来取代手中的现金货币。这一过程不但会通过减少流通中的现金货币、增加银行准备金而改变基础货币结构，而且会通过改变公众持有的现金货币及电子货币与存款货币之间的比率而影响货币乘数，还会通过向狭义货币中加入电子货币这种新型货币形式而扩大狭义货币的范围，改变狭义货币的构成，进而扩张货币供给量，产生流动性效应。这一部分将通过分析货币电子化对基础货币结构、货币乘数因子和狭义货币范围及构成的影响，在理论上探讨货币电子化流动性效应产生的原因、大小及影响因素。
(一)对基础货币结构的影响
货币电子化的流动性效应，首先来自于它对基础货币的影响方面。基础货币是商业银行体系借以创造和供给最终货币的货币，它由公众持有的现金货币C和商业银行体系的存款准备金R两部分构成。货币电子化对基础货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它对基础货币结构的影响方面。
由于货币电子化是指公众将手中的现金货币交给银行，存入银行卡中，用银行卡存款这种电子货币来代替现金货币，因此这一过程会对基础货币产生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客户向银行交出现金货币，会使这一部分现金货币退出流通领域，这会使式(1)的基础货币供给余额B中的现金货币C减少;另一方面，这一部分现金货币返回银行体系，则会使银行体系的准备金增加，这又会使式(1)的基础货币供给余额中的银行准备金R增加，形成超额准备。
B=R+C(1)
在上述过程中，虽然现金货币的减少额等于银行体系准备金的增加额，两者的数量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基础货币的总量不变，但基础货币结构却发生了变化：现金货币在基础货币中所占比重下降，银行体系准备金在基础货币中所占比重上升。而银行体系准备金的增加，则会刺激其发放贷款，进而产生派生存款，最终成倍放大货币供给量。
可见，从基础货币角度看，货币电子化是通过改变基础货币结构，来影响银行体系的准备金和派生存款货币创造能力，进而扩张货币供给量，产生流动性效应。
(二)对狭义货币范围、数量和构成的影响
货币电子化的流动性效应，还来自于它对狭义货币的影响方面。货币电子化对狭义货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它对狭义货币的范围、数量和构成方面的影响。
首先，从狭义货币范围方面看，在传统货币环境下，狭义货币M1的范围只包括现金货币C与活期存款货币Dd。
M1=C+Dd(2)
在货币电子化环境下，由于货币电子化是指公众将手中的现金货币C存入银行卡中，用银行卡存款这种电子货币E来代替现金货币，而客户将现金存入银行卡与客户将现金存入银行活期存款账户并无多大差别，银行卡存款与活期存款本质上也并没有什么区别：活期存款是银行对客户的负债，银行卡存款也是银行对客户的负债;活期存款可以通过签发支票进行对外支付，银行卡存款则可以通过电子信息传输进行对外支付，所以以银行卡存款形式存在的电子货币可以看做是独立于活期存款之外的一种新的 存款帐户 ，应该包括在狭义货币内。这样，在货币电子化环境下，狭义货币的范围就不仅应该包括现金货币与活期存款货币，而且应该包括电子货币。因此，如果将货币电子化环境下的狭义货币用M*1表示，则：
M*1=C+Dd+E(3)
其次，从狭义货币数量方面看，在货币电子化过程中，随着现金货币退出流通领域返回银行体系，银行体系会产生大量超额储备。而超额储备则会被银行用来发放贷款，产生派生存款，这会使式(3)中的活期存款货币Dd增加，进而使货币M*1也相应增加。
最后，从狭义货币构成方面看，虽然在式(3)中电子货币E代替现金货币C的电子化过程中，公众持有的现金货币的减少额正好被电子货币的增加额所抵消，两者的数量大小相等，方向相反，货币M*1不会因此而改变，但货币M*1的构成却因此而发生很大的变化：现金货币在M*1中所占比重会下降，电子货币所占比重会上升。此外，由货币电子化所引起的派生存款的额外增加，还有可能使活期存款在货币M*1总额中所占比重上升，从而进一步改变货币M*1的构成。
可见，从狭义货币角度看，货币电子化是通过改变狭义货币的范围、数量及构成，提高银行体系的存款货币创造能力来扩张货币供给量，产生流动性效应。
(三)对狭义货币乘数因子及大小的影响
货币电子化的流动性效应，还来自于它对货币乘数的影响方面。货币乘数是反映银行体系运用基础货币，创造和供给最终货币，进行货币扩张的倍数，它用最终货币与基础货币之间的比率来衡量。货币电子化对货币乘数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它对狭义货币乘数因子及大小的影响方面。
在传统货币环境下，假定中央银行规定的活期存款、定期存款的法定准备率分别为rd、rt，公众持有的现金货币C与活期存款Dd之间的比率即通货比率为 c，定期存款Dt与活期存款Dd之间的比率即定期存款比率为t，银行持有的超额准备ER与活期存款Dd之间的比率即超额准备金率为h，则传统货币环境下货币M1的乘数：
比较式(4)与式(5)可以看出，货币电子化环境下的货币M*1的乘数比传统货币环境下的货币M1的乘数多了一个影响因子e，并且与e成同向关系。
从货币电子化对K*1的各因子的影响来看，由于货币电子化是公众用电子货币来代替现金货币，用银行体系的电子货币支付清算来代替现金支付结算，因此货币电子化的快速发展，银行体系电子清算系统的高效运转，以及电子支付清算的方便快捷，一方面会使公众更多地选择用电子货币来代替现金货币，通过银行体系电子清算系统进行支付结算，这会使通货比率c降低，同时使电子货币比率e上升;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公众得以尽量减少满足未来支付所需的现金持有量，并相应地增加收益率较高的定期存款的持有量，这也会使通货比率c降低，同时使定期存款比率t上升;还可以使商业银行尽量降低满足清算所需的超额准备金，这会使商业银行超额准备金率h下降。虽然定期存款比率t的上升会使货币乘数下降，但通货比率c及超额准备金率h的下降，以及电子货币比率e的上升，则会使货币乘数上升，特别是使M*1的乘数出现更大幅度的上升。
(四)在狭义货币供给总体变动方面的表现
正如本文第二部分所述，货币电子化对狭义货币供给量的总体影响大小，可以用狭义货币供给对货币电子化的弹性系数(即当流通领域的现金货币余额因货币电子化而减少1%时，狭义货币供给量增加的百分比)来衡量，所以为了考察货币电子化的流动性效应在我国狭义货币供给总体变动方面的表现，这里根据表2中 2006年的有关数据，c=0274，e=0267，t=0391，以及wind资讯提供的2006年数据h=28%，rd=rt=85%，运用式(11)，计算2006年货币M*1的供给对货币电子化的弹性系数dM*1dC/M*1C=-c(rd+t rt+h)(1+c+e)=-122。这表明，在2006年的货币环境下，当流通领域的现金货币余额因货币电子化而减少1%时，货币M*1的供给余额会增加122%。
四、结论与建议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两点结论：第一，货币电子化影响货币供给的诸多方面，能够通过改变基础货币结构、提高货币乘数、提升银行体系派生存款创造能力、扩大狭义货币范围及数量等途径，产生明显的流动性效应。传统货币环境下的货币供给理论和模型已经不能完全正确地描述和概括货币电子化环境下的货币供给实际，亟需改进和完善。第二，我国货币电子化的快速发展，已使电子货币成为我国狭义货币领域一种新的重要的货币形态，并对我国狭义货币供给的诸多方面造成了明显的影响，产生了显著的流动性效应。
根据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以下两点建议：第一，学术界需要深入研究货币电子化对货币供给的影响，积极探索货币电子化流动性效应产生的原因、大小和影响因素，努力提出一整套能够全面正确反映货币电子化环境下货币供给实际的货币供给理论和模型。第二，管理部门需要重视货币电子化对我国货币供给的重大影响，明确货币电子化流动性效应在我国的具体表现，加强对电子货币的立法、监督、统计和分析，提高货币电子化环境下流动性管理水平。
参考文献：
[1]Basle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 Risk Management for Electronic Banking and Electronic Money Activities[R] Basle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 Working Paper，1998
[2]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Implications for Central Banks of the Development of Electronic Money[R] BIS Working Paper，No2027，1996
[3]European Central BankReport on Electronic Money[Z]European Central Bank Press，199813-16
[4]赵家敏论电子货币对货币政策的影响[J]国际金融研究，2000，(11)：19-24
[5]尹龙电子货币对中央银行的影响[J]金融研究，2000，(4)：34-41
[6]陈雨露，边卫红电子货币发展与中央银行面临的风险分析[J]国际金融研究，2002，(1)：53-58
基础货币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基础货币；内生性；货款投放与回流
中图分类号：F82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09)12-0041-04
一、引言
最近一段时间，人民币国际化的提法很多，表达了人们对人民币成为世界货币的良好愿望。但是，笔者认为，人民币国际化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首先需要解决的是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机制的规范问题。
一般说来，基础货币的发行要形成稳定的回流机制，使得基础货币始终运行在一个封闭式的循环之中，中央银行以此为基础进行货币政策操作控制基础货币的供应。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中央银行一般是以国债、黄金和外汇作为储备，通过对储备资产的买卖，决定基础货币的发行和回流。在现代法定货币制度下，由于中央银行发行的货币是不可兑换的，所以公众只能通过市场将自己手中的货币兑换为中央银行的储备资产。所以，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在市场上的交易，影响相关储备资产的价格，从而影响公众的预期，进而影响实体经济。同时，这样的货币发行制度现实也成为理论研究的前提，主流理论中的货币政策研究也都是以此为规范。
我国人民币的发行制度采取的是一种汇兑本位币制度，即人民币参照一篮子货币保持汇率稳定，人民银行按照相对稳定的汇率发行人民币，也就是说人民银行的储备资产是外汇资产。同时，我国采取强制结售汇制度，外汇须卖给人民银行。根据这样的制度安排，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具有两个途径，一是境外资金直接对我国的投资；二是我国对外贸易的顺差。在第一种途径中。国外投资者基于对我国经济良好的预期，用外币兑换成相应金额的人民币投资我国，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上体现为外币资产增加和商业银行准备金增加，也就是人民币基础货币的增加。第二种途径中，贸易顺差的背后实际上是商业银行的贷款通过贷款的投放与回流的循环体系转换成人民币基础货币的过程。但是。笔者认为，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却没有形成稳定的回流机制，人民银行通过市场手段并不能有效地收回基础货币。人民币基础货币始终是在一个开放式的循环之中运行。如果人民币国际化，我国的货币政策必然影响其它国家，人民银行只能通过市场化手段控制基础货币供应量而不能使用行政命令手段。因此，在人民币基础货币开放式的循环之中，由于人民银行通过市场化手段控制基础货币供应量的能力有限，这就必然会影响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本文从介绍人民币贷款投放与回流的循环体系开始，探究我国基础货币的发行机制，对人民币基础货币运行的开放式循环的形成原因及其对货币政策影响展开分析，从而为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提供一些新的思路。
二、人民币贷款投放与回流的循环体系现状
我国商业银行的贷款投放与回流的循环机制有两个不同的循环，一是国内贸易的循环体系，另一个是国际贸易的循环体系。
1、国内贸易的循环。
这个过程相对简单。首先，商业银行根据风险和预期收益的分析，向实体经济中的企业投放贷款fa过程)；然后，实体经济的企业通过生产和销售向国内提供商品和劳务(b过程)，换回人民币收入(c过程)，企业将人民币还款给商业银行(d过程)。在整个过程中，不涉及基础货币的增减，都是商业银行的货币创造。贷款发生时，派生货币增加，偿还贷款时，派生货币减少。
2、国际贸易的循环。
首先，商业银行根据风险和预期收益的分析，向实体经济中的企业投放贷款(a过程)；然后，实体经济的企业通过生产和销售向国外提供商品和劳务(b过程，为了简化分析，b过程为进出口贸易的净额)，换回外汇交给人民银行(c过程)，人民银行按照当时的汇率将等量的人民币兑换给实体经济的企业(d过程)，企业偿还贷款(e过程)。这里是关键，在这个环节商业银行用自己的负债换回了人民银行的负债，前者不能进行货币创造，后者可以进行货币创造，是基础货币。其表现形式就是商业银行在人民银行的准备金账户的余额增加。人民银行根据经济的运行状况，通过货币政策工具在银行间市场上收回部分基础货币ff过程)。这就是我国商业银行贷款投放与回流的循环过程，这是一个扩散过程，随着我国经济规模的不断增长，外汇储备不断增加，货币发行量也不断增长。
将国内贸易循环与国际贸易循环过程相对比。两者最大的不同就是，国内贸易循环没有将贷款即派生货币转化为基础货币的环节：国际贸易循环中的换汇过程即是派生货币转化为基础货币的过程。
三、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的数量分析
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的增量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外商直接投资引起的货币发行，设为D1t；二是由人民币贷款通过对外贸易引起的发行，设为D2t，下面的方程就是对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的描述：
方程(3)需要说明一下。由于企业生产和销售是有周期的，企业得到贷款，采购材料进行生产，完成销售获得收入，再将收入偿还贷款完成一个生产周期。因此，贷款形成基础货币也需要周期。本文选取3个月为一个周期进行实证检验，也就是说贷款投放量对基础货币增加量的影响滞后3个月。
下图是2005年6月到2008年12月的外贸顺差数据,2005年3月到2008年9月的贷款投放量的月度数据。
通过相关性检验，二者在显著性水平为5％的条件下，具有较强的相关性。
四、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的特点
所谓人民币基础货币的内生性是指人民银行不能决定基础货币的发行。通过前文分析，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有两个途径，一个是外资投资，一个是对外贸易顺差。
外资投资我国，主要取决于对外来投资圊报的预期，而影响这个预期的是我国整体经济状况，包括成本、市场以及利率、汇率等各方面因素。外资投资我国是自愿的，是不受人民银行控制的，人民银行可以通过汇率和利率的调整影响外资投资的预期，但是人民银行不能决定外资是否投资，也就不能决定这个途径下的基础货币增加或是减少。
贸易顺差也不能由人民银行决定。根据方程(3)
D2t=β1-3N1-3(1+πt-3)=A1e1
影响贸易顺差的是：β1、N1、π1和e1这四个因素中。在这些因素中，β1和π1是由经济体自身决定的。关于Nt是重点，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体中，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决定商业银行的准备金率来决定商业银行的贷款数量。但是，在我国开放的经济环境和制度安排下，商业银行的贷款通过发行与回流的循环体系转换成人民银行基础货币，而这部分基础货币又可以作为下一期贷款的准备金，也就是说我国商业银行贷款是一个自我循环自我增强的扩散过程。et是人民银行可以影响的因素。人民银行通过et影响贸易顺差，进而影响
基础货币，但是人民银行仍然不能决定基础货币的发行。
综上所述，我国基础货币的发行是内生的，人民银行可以影响基础货币的发行但不能决定基础货币的发行。
2、基础货币回流不充分。
基础货币的回流是指基础货币的减少。按照教科书的理论，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操作是通过购买国债发行货币，基础货币增加；卖出国债回收货币，基础货币减少。中央银行通过买卖国债使得其资产负债表上资产和负债同增同减，进而影响基础货币的发行和回流。在这里，国债成为中央银行的主要储备。
但是，打开人民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我们会发现有超过三分之二以上的资产，是以人民币计价的外汇资产，而国债只占很少一部分。按照资产与负债相等的原则，也就是意味着央行的负债有三分之二以上是以外汇资产作为储备发行的。这就大大制约了人民银行公开市场操作的空间。对于人民银行来说，基础货币回流最有效的方式是外汇储备的减少。
3、利率和汇率具有重要作用
理论上，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影响市场利率的形成，进而影响实体经济。但是，我国目前实行的是管制利率，也就是说贷款利率是由人民银行规定的。所谓利率手段调控，就是人民银行规定各商业银行的一年期存贷款利率，各个商业银行统一执行，并以此为标准确定各个期限的贷款利率。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是决定贷款发行的重要条件，当借款者不能承受过高的利率时。就不会借款。贷款不发行，就不会有派生货币，更不会通过贷款的发行与回流的循环过程形成基础货币。所以，贷款利率是形成人民币基础货币的重要因素。
无论是外国投资的净头寸I。还是对外贸易顺差A汇率e。都是决定性的力量。我国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银行通过市场化的操作使人民币的汇率与一篮子的货币挂钩。e。的当前值影响对外贸易顺差A1未来的预期值影响外国投资的净头寸I。，从而影响基础货币的发行。
五、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机制对我国货币政策操作的影响
Nt：t期的贷款总额；
d：准备金率。
a是人民银行的预期目标：a、π不是人民银行所能控制的：人民银行能够直接操作的目标是B1和d；e。和N，都不是人民银行能够直接操作的目标，是间接目标。由此：
1、对货币政策操作直接耳标的影响。
在我国目前的货币政策操作中，人民银行是通过使用货币政策工具来调控直接目标。调控BI所使用的工具包括：国债、央行票据；诃控d，就是直接调整准备金率。利用这些货币政策工具调控基础货币的供应量是人民银行采取的主要政策手段，其核心是对商业银行在人民银行的准备金账户的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相对于整个银行体系存款的比例)进行调控，控制新增贷款的数量，从而完成对货币供应量的控制。人民银行对央行票据和国债的公开市场操作主要是从绝对量上增加或者减少商业银行准备金账户的余额，准备金率是从相对数上提高或者降低商业银行的货币创造规模。前者是我们一直追求的市场化调控手段，人民银行与商业银行之间通过市场交易形成一致的预期；后者实际上是行政规定，人民银行拥有绝对的自。
但是这样的调控手段是以基础货币外生为前提的，也就是说上述手段的有效性取决于人民银行对基础货币发行具有决定作用。通过前文分析，我们知道我国人民币发行具有内生性，因此，人民银行针对货币数量的政策操作就显得很被动。
我国《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人民银行不得对政府透支。也就是说，人民银行不能以对政府的债权作为抵押发行货币。人民银行只能参与国债二级市场的交易而不能参与国债一级市场的发行。这意味着人民银行通过货币市场上的公开操作收回基础货币的时候，却面临着没有足够数量国债的尴尬。为此，人民银行选择了央行票据作为公开市场操作的主要工具。这虽然解决了政策工具的数量问题，但却带来了更大的问题。央行票据的发行对冲了大量的外汇占款，可以使商业银行准备金账户余额减少。实际上，央行票据发行就是人民银行的负债由A科目到B科目的过程。目的就是为了达到暂时性地锁定一部分基础货币，控制商业银行货币创造的规模。但是人民银行的债务货币本身并没有消失。只是改变了形式，只不过是将今天的基础货币推迟到以后再发。同时，央行票据会形成大量的利息，由于人民银行本身并不创造价值，最终的利息支出将由财政买单，这样就形成了财政补贴银行的局面。所以，央行票据的发行不是可持续的。目前央行发行票据的发行已经不是为了收回基础货币，而是为了收回以前发行的不断到期的央行票据，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借新债还旧债。
2、对货币政策操作间接目标的影响。
由于我国的管制利率，我国商业银行贷款与人民银行的公开市场操作没有直接关系，实际上，人民银行通过直接决定贷款利率来影响贷款数量，用表达式表达就是Nt=f(r)。由于Nt是形成基础货币的重要因素，所以这就形成了贷款利率影响基础货币的局面。进一步来说，基础货币的变化直接影响人民银行的公开市场操作，而公开市场操作会形成货币市场的基准利率。也就是说，央行通过外生性地决定贷款利率，整个经济体系内生性地生成基础货币，进而通过央行的公开市场操作影响货币市场的基准利率。
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机制是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利率市场化有两个先决条件，一个是基准利率，市场化的利率体系需要市场形成基准利率，而不是指定某个利率为基准利率。另一个是公开市场操作的工具。在公开市场中，中央银行拥有大量的国债，可以通过交易影响市场价格的形成。中央银行调控利率的关键就在于，中央银行是否能够拥有足够多的国债。一般来说，央行拥有足够数量的国债是市场化调控利率的前提。国债的价格实际上就可以反推出市场利率。不是人民银行不想采取市场化的手段决定利率，而是因为没有足够的国债来完成这样的操作。而要拥有足够的国债，就必须改变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机制，而这要改变的是整个国家的经济政策导向和与此相关的制度安排。
基础货币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货币供给；内生性；政策建议
一、引言
我国学者对于货币供给内生性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当时我国中央银行为治理通货紧缩而实施积极的货币政策效果不尽如人意。而自从2006年开始，流动性过剩问题突出并影响到整个经济体，房地产、股票价格被抬高，然而货币政策效果仍不明显。因此，研究货币的内生性，即货币供给的数量由经济主体根据经济活动的需要内生地决定，中央银行不能自助决定货币供给的数量，对我国货币政策调控模式的选择、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乃至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问题，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的内生性分析
根据现代货币供应理论，货币供应量M=B×K（B表示基础货币，K表示货币乘数）。因此基础货币是决定货币供给的一个重要方面。一般来说，中央银行能够完全控制基础货币。我国中央银行投放基础货币的渠道主要有两条：一是对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再贷款，二是外汇占款。
1．再贷款。我国中央银行的再贷款额度等于货币发行量和存款准备金之和。再贷款是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占央行总资产的60%，当商业银行普遍要求中央银行增加再贷款时，中央银行为了防止经济衰退，不得不满足商业银行的要求。这种倒逼机制使得我国货币供给初现内生性。
2．外汇占款。虽然我国实施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实际上浮动区间并不大，且从货币当局的实际操作来看，维持人民币币值稳定仍然是货币当局的目标。我国外汇占款逐年增加，外汇占款对基础货币的比率也逐年增加。这就说明，这种外汇渠道产生的基础货币内生性正在逐渐增强，也就削弱了中央银行调控货币供给的主动性。货币乘数也是影响央行货币供给的重要因素之一，根据货币乘数的推导公式：
K=M/B=(C+D)/(C+Rd+Re)=(c+1)/(c+rd+re)
其中，C为流通中现金；D为银行存款；Rd为法定存款准备金；Re为超额存款准备金；c表示现金漏损率；rd和re表示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超额存款准备金率。影响我国金融业的几个重要趋势现象对货币乘数组成如下：电子货币的发展。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创新的发展。
三、货币供给内生性对我国宏观政策的冲击及政策建议
（1）货币供给内生性与金融开放的矛盾。近30年来，我国以改革开放为基本国策，尤其是加入WTO后，我国经济金融的开放程度逐步提高，2005年7月汇率改革以前，我国实行的是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我国2008年以来产生的通货膨胀也与近两年我国外汇储备的迅速增长有关。这就要求货币当局适当增加汇率弹性，减少外汇占款。（2）货币供给内生性与中间目标的可控性。要求我国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建立完善的利率调控体系，形成中央银行直接决定的外生基准利率，以及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利率水平和利率体系，使利率成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主要中间目标。（3）货币供给内生性与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性之间的矛盾。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管理和金融自由化的发展都使得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对央行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率、再贷款的等政策工具的敏感程度降低，也就使得这些货币政策达到最终目标解决经济问题的能力减小。
四、小结
本文对从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两个方面对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做了分析，并对由货币供给内生性带来的宏观调控冲击给出了政策建议。本文认为我国目前仍然存在的“倒逼”机制和数额巨大的外汇占款引起了基础货币的内生性，而电子化货币的发展扩大了货币乘数，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管理以及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创新的发展都削弱了商业银行对存款准备金率等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工具的敏感程度。中央银行需要减少对外汇市场的直接干预，使汇率形成市场化；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采用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完善公开市场业务的市场基础。
参考文献
[1]何林，吕红娟，何练成．《我国货币供给内生性分析》．天府新论．2010（5）：41～44
[2]孙伯银．《货币供给内生的逻辑》．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219）
[3]巴曙松．《人民币国际化起点和趋势》．第一财经日报．2007（10），11
[4]张明君．《中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研究》．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132）
基础货币论文范文第4篇
内容提要:本文试图为“超主权”的世界货币提供理论基础。根据社会契约论的论证,国家信用货币的基础是“主权”,而国家的主权来自于全体成员所订立的契约;与此类似,国际范围内的“共同权力”来自于各成员国主权的部分让渡。另一方面,国际范围内的“共同权力”与“主权”有着本质的区别,是一种“超主权”的权力。因此笔者认为,“超主权”的世界货币成立的基础在于国际范围内的“共同权力”,这一权力是建立在各参与国的同意的基础上的。本文还以欧元为例,对形成“超主权”货币的可能性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国际金融 世界元 欧元 主权 社会契约论
2009年3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央行网站发表署名文章《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提议建立超主权储备货币。这一想法引发了世界各国的热烈讨论,周小川本人也成为了媒体关注的焦点,被誉为“世界元先生”。周小川认为当前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存在着系统性的风险:以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国际储存货币,很难在为世界提供流动性的同时确保币值的稳定。这是由于主权货币的币值必然受到该主权国国内经济状况和汇率政策的影响,而将其作为国际储蓄货币,就必然会因为一国经济的微小变化而引发整个国际货币体系的动荡;另一方面,世界经济的微小变化,也会给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的经济造成巨大的影响。这就类似于动力系统中的蝴蝶效应,将微小的变化成百上千倍地放大。在世界经济正处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今天,这样的蝴蝶效应正在越演越烈。基于上述理解,周小川提议,我们应该建立一个由全球性机构来管理的、超主权的国际储备货币,减少主权国汇率政策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影响,使全球流动性的调控相对稳定。周小川还特别指出,这一建立“世界元”的思想,并不是自己首创,早在上世纪40年代凯恩斯就曾提出采用30种有代表性的商品作为定值基础建立国际货币单位“Bancor”的设想,遗憾的是一直没有得到实施。
毋庸置疑,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有太多“一直没有得到实施的理想”:从柏拉图“共产共妻”的“理想国”到隐藏在大洋深处的“乌托邦”;从但丁“一统天下”的“世界帝国”到康德由“自由的共和制国家联盟”而达成的全人类“永久和平”;还有罗尔斯为世界各“国民”所订立的“万民法”……数不胜数的思想家为人类的美好未来构筑了形形色色的“理想”。这些“理想”正因为从未在人间实现过,所以仍然如太阳、月亮、星辰一样挂在天上,关照着人们现实的生活。“世界元”或许也正是这样一个美好的“理想”,然而,它绝不应该是一个“空想”。“理想”与“空想”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理想”是得到系统论证的想法,人们应用自己的理性在现实的基础上为“理想”构筑了上升的阶梯,而“空想”则仿佛是悬在空气中的浮尘,是人们随意说出,没有经过论证和辨析的想法。我们说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哲学王”是人类的理想而不是空想,那是因为柏拉图在自己所创立的理念论的基础上论证了“善的理念”作为城邦的根基;康德的“永久和平”是一个理想而不是空想,因为,康德系统地论证了人们达到永久和平的“先决条款”和“正式条款”。与此类似,我们如何才能使“世界元”成为一个“理想”,而不是仅仅沦为“空想”呢?我认为,唯一的途径就是要为“世界元”这一理念提供哲学的论证,给出系统的、符合逻辑的理由。而本文正是这种努力的一个尝试。
一、主权货币的政治基础 实际上,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就曾经讨论过这一问题。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中,亚里士多德讨论了正义理论当中的“交换正义”。亚里士多德认为,只要有交换的地方就需要进行比较,而所谓交换正义就是“价值同等”的交换。货币是作为比较的中间物被发明的。亚里士多德论述道,“这种使用的交换在习惯上就发明了货币,它的名字叫法币,因为它不是由于自然而存在,而是依据法律而存在,可以由我们来改变或废除。”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明确指出了货币存在的基础,货币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人为的创造,货币得以产生以及发挥作用的基础在于人们所订立的法律。 社会契约论不仅是一种关于社会制度的理论,同时也是一种方法论,它为社会制度之成立的论证提供了方法。下面我就以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为例,简要叙述社会契约论为人类社会的政治制度以及法律提供的论证。
霍布斯首先构建了一个原始的“自然状态”,在这一状态中每一个人都可以抢占任意一片土地、任意一件财物,甚至可以任意地侵犯他人的身体;人们天然地对一切事物拥有权利,这被称作是自然权利。与此同时,在理性的指引下,每个人都凭着自己的体力和智力尽力保护自己的安全和利益。但是人们逐步发现,没有任何限制的自然权利,使得人们的安全和利益无时无刻处在被他人侵犯的危险之中。所以人们相互约定,各自让渡出一部分权利,并将让渡出来的共同权力委托给一个人(受委托者也可能是政治精英的团体或者是所有人的代表),这一受委托者就是主权者,而在主权的基础上就形成了国家。
霍布斯与其他所有的社会契约论者一样,强调在订立契约的过程中所有参与订约的成员必须是全体一致同意,契约才能生效。关于缔结契约的方式,霍布斯论述到:“其方式就好像是人人都向每一个其他的人说:我承认这个人或这个集体,并放弃我管理自己的权利,把它授予这人或这个集体,但条件是你也把自己的权利拿出来授予他,并以同样的方式承认他的一切行为。这一点办到之后,像这样统一在一个人格之中的一群人就称为国家,在拉丁文中称为城邦。这就是伟大的利维坦的诞生……”社会契约论者所强调的在缔结契约时,“全体一致同意”的要求,既保证了国家主权的基础是所有组成国家的成员的一致同意,也保证了以国家主权为基础的一系列社会制度(例如法律)的成立也来自于全体成员的同意。因为,法律之所以得以实施,在于支持它的“共同权力”。在国家范围内,这一“共同权力”就是主权,而主权是来自于全体成员所订立的契约。正像霍布斯所论述的,“没有共同权力的地方就没有法律,而没有法律的地方就无所谓不公正。”总之,从霍布斯所阐发的契约论思想中,我们可以寻出如下的逻辑:全体成员的同意是形成“共同权力”的基础,共同权力又为法律的订立和执行提供了保障。
现在让我们回到货币之基础的问题上来,如果我们赞同社会契约论所给出的主权成立的论证和亚里士多德对货币成立之基础的解释,那我们就得出如下的推论:货币的基础是人们所订立的法律,法律得以订立和实施在于支持它的共同权力,在国家范围内就是主权;所以在国家的范围内,任何一种货币成立的基础也应该是国家主权。这样的结论并不使我们感到惊讶,因为当今世界上各个国家的通行货币无不是以该国的主权为基础的。这里涉及到一国之政治与经济间关系的问题:当然,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经济是一国之基础,政治制度是国家的上层建筑,经济决定政治,但是无可否认的是,任何一国的经济运行都是以其强有力的政权为保障的。如果一个国家没有稳定的政局,没有完整统一的主权,社会的经济活动将处于混乱和动荡之中,而货币也会出现大幅贬值、或废弃不用等等不稳定的情况。因此,政治权力永远是法律和经济制度强有力的保障,一个国家的政治权力动摇了,其法律的施行将变得越来越没有效力,与之相应,货币被人们承认和相信的程度也会降低。总之,在政治权力受到威胁和动摇的情况下,社会中人心惶惶,人们一心自保,货物的交易量缩减,人们对信用货币丧失信心,转向储存金银等金属。这也是和平时期黄金贬值,而战争期间黄金升值的重要原因之一。
基础货币论文范文第5篇
一、最优货币区理论作为分析基础的不足
一直以来，欧洲经济运行结果的分析基本上都是在最优货币区理论框架下进行的，所以对加入货币区后单一货币政策在各成员国经济发展中的不对称效应研究也采用了同样的理论基础。根据最优货币区理论，单一货币政策产生的不对称效应，在欧洲各国不再拥有独立的汇率制度的情况下，只能通过更大的经济弹性——主要表现为工资物价的弹性和生产要素的流动来实现。于是，对欧盟各国是否具备这些所谓的“调整机制”下的条件进行证明就成为许多国外学者研究的焦点内容。然而，大量的相关研究却没有明确得到欧洲国家能够通过较大的经济弹性来避免单一货币政策造成的空间不对称效应的结论，甚至有相当多的研究证据表明欧盟还不是一个最优货币区。
如何判断最优货币区是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一个核心内容，1961年9月蒙代尔的开创性研究明确提出应该以生产要素的流动性作为划分最优货币区的标准，但是早有学者指出这种标准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就连蒙代尔本人也承认这一点。后来，麦金农、凯南、英格拉姆等一批经济学家在进一步研究的过程中提出了许多新的判断标准，但是这些评判标准不仅本身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而且某些标准之间还有相互替代、彼此矛盾或存在交叉和因果关系以及内生性的问题，因此需要进行整合与再发展。相关的评述在国内学者的文献中也屡见不鲜，所以笔者以为在最优货币区本身评判标准存在问题的情况下，仍以此作为货币政策区域效应差异问题的分析基础是不合适的。
其次，国外学者在通过最优货币区理论不能直接寻求到消除单一货币政策在成员国经济中不对称影响的机制的情况下，决定先验证经济结构差异是否是单一货币政策产生区域效应差异的原因，然后再探索减少或消除这种差异的措施手段，像Carlino和Defina(1998)、Arnold(1999)和Guiso等(1999)都得出了同样的实证分析结果——经济结构差异确实导致了单一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差异。国内学者的结论也不例外。笔者认为各地区在要素禀赋上具有的自然差异所导致的经济结构差异确实是货币政策产生不同区域影响的一个原因，但是正如后凯恩斯主义者指出的从地区经济结构差异角度挖掘导致货币政策区域不对称效应问题的原因是没有特殊研究价值的，因为任何其他的宏观经济政策也都会面临这个问题，所以如果不是货币本身而是经济结构差异的问题的话，那么货币政策根本无需做任何事情，这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我们研究的意义。
最后，从现实情况看，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金融与经济的结合程度越来越高，金融管制不断松动，创新成果日渐丰富，在这样的背景下，货币的形式越来越多样化，货币供给的内生性表现越来越突出，已经有不少国内学者或者在理论著述中系统研究了货币供给的内生机理，或者通过实证分析证明我国的货币供给具有一定的内生性。而最优货币区理论明显地是建立在货币非中性、货币供给外生性的古典二分法的前提条件下，于是以这样的理论为基础对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分析就被陷于“经济结构差异”中，而考察哪种地区经济结构能对货币量的变动做出及时、有效的反馈是没有意义的。所以笔者认为以最优货币区理论为基础的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研究还存在现实性和前提性不足。
二、国外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研究的简单回顾
严格来说，现代货币政策是在20世纪50年代才开始发挥作用的，尽管人们一直将研究热情放在了货币政策的数量、时间、政治等效应分析方面，但仍然有一些学者从一开始就注意到了区域效应。Scott(1955)通过图示比较了不同行政地区(district)和不同组别银行的自由储备的时间变动，结果表明公开市场操作在从中心市场向周边其他地区传导的过程中存在重要的时滞现象。尽管当时Scott的文章本意并不是想研究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但是他的分析却开创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先河，是最早证明货币政策存在区域效应差异的文献。
1970年代中期以后经济学者们开始直接关注国家货币政策的区域作用差异，研究的焦点放在国家货币政策的变化会给区域真实经济造成怎样的影响。不过从实质上看，这些文献都是依据货币主义或凯恩斯主义的货币理论，来反映两大学派关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差异，因此这些文献中采用的分析方法都来自货币学派或新古典综合学派。其中，货币学派主要运用圣·路易斯方程的简约式模型进行研究，试图证明的是国家内部的各个地区和整个国家一样，其商业周期的波动也是由货币和货币政策直接导致的，最具代表性的文献就是Beare(1976)的文章；而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研究内容和成果更为丰富，有基于大型区域宏观模型的研究，试图证实货币政策无论在国家层面还是区域层面上，都是间接影响经济的，并且不同的货币政策对区域的作用弹性存在差别，有关于区域利率差异的研究，着重分析引起区域利率差异的各种因素，还有关于区域信贷可得性的研究，将注意力集中在妨碍区域信贷市场正常运作的因素识别上。但是，这两个学派的研究理论本身存在的局限性和对现实解释能力的欠缺，以及它们采用的经验研究方法存在的诸多问题，最终使得1980年代以后它们都逐步为新的主流学派所代替。
欧洲一体化进程的逐步加快，尤其是欧洲中央银行的诞生，使得加入欧元区的各个国家不得不面对单一的货币政策，于是学者们纷纷挖掘出早期的相关研究文献，并在最优货币区理论框架下展开新的研究，从而促使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理论发展和实证研究向前迈出了一大步。但是正如我们前面的论述，这样的研究在理论和现实中的说服力都在明显减弱，取而代之的正是新、后凯恩斯主义具有前沿性的研究，也是本文重点介绍的国外研究成果。
三、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研究的新进展——新、后凯恩斯主义的观点
西方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滞胀”使凯恩斯主义失去了主流经济学的地位，结果经济自由主义和政府干预主义的争论再次趋于白热化，理论界学派林立，难以达成共识。在这种背景下，新凯恩斯主义者在批判、继承和发展凯恩斯主义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引入厂商利润最大化和家庭效用最大化假设以及理性预期假设对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理论奠定微观基础，建立了不完全竞争论、市场协调时令论、劳动力市场理论、信贷配给理论等一系列更贴近现实经济活动的理论分析范式，从而再次证明政府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干预经济的必要性，并且在强调货币政策重要性的同时，从不完全信息模型开始研究货币政策的区域不对称效应，其研究焦点是不对称和不完全的信息如何导致区域间资本移动率下降，进而造成金融资源错误分配和产生区域信贷配给。
另一方面，以新剑桥学派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后凯恩斯主义从凯恩斯早期的货币理论出发，在特别强调经济过程不可逆性和不确定性的基础上，指出经济过程是随着真实时间而不是逻辑时间演进的，制度环境以及其他经济条件的变化是不确定的，从而导致经济结构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因此在理论上不仅不存在经济运行会从不均衡状态返回到均衡状态的情况，而且实现预期均衡的说法也没有任何意义。基于这样的背景，后凯恩斯主义提出了自己的货币金融理论，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了导致货币政策区域不对称效应的原因。
1．新凯恩斯主义关于货币政策区域影响的金融结构差异论。新凯恩斯主义以信息不对称为前提条件，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证实了货币政策信用传导机制的作用，认为以银行为核心的信贷市场在决定经济资源的分配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对一个由多地区组成的国家来说必须要重视各地区的经济金融特征，因为当一个地区监督风险投机的成本高于其他地区时，国家的信贷市场就可能会沿着地区的行政区划而出现分割，从而促使地方银行成为当地借款人融资的主要来源，地方银行的经营健康状况并因此而直接关系到当地投资项目的融资能力。同时，银行考虑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效应的情况下，往往不再选择价格调整而是转向数量控制，最终形成的是配给均衡。
在这种以信息不对称为基础的区域信贷配给观下，新凯恩斯主义者将货币政策区域效应差异的分析重点集中在金融结构方面，认为金融结构的地区差异才是导致货币政策在不同地区传导过程中的表现不同的根源。他们以不完全信息模型为分析前提，认为由于信贷市场存在区域分割性，地方银行拥有的财富一方面是其拓展贷款能力的决定因素，另一方面也可为区域信贷配给的形成提供了解释。而地方银行与外部银行相比，对当地企业和其他借款人的情况更熟悉，能够以更低的成本实施资金监管，在当地的市场上也更具竞争力，因此有可能得到更多的关于当地投资机会的信息，进而使得地方投资者也会更加依赖当地的银行和金融机构。于是，不同地区的银行业发展状况对货币政策的传导过程、进而对当地经济发展的水平与结构都会产生显著的影响。
2．货币内生前提下的后凯恩斯主义观点。后凯恩斯主义在理论上突破了过去各学派对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研究，认为传统文献对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研究要么关注经济结构，要么关注金融结构，却忽视了两者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但实际上经济结构和金融结构之间具有密切的相关性，例如产业集中度往往会受到金融集中程度的促进，然而要强调这种关系，必须要打破传统经济系统的二元分析框架，即不能将经济再分割为货币和实体两部分，要承认货币是非中性的，进而建立货币供给内生前提。
后凯恩斯主义货币理论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不确定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知的，所有的事件都发生在不可逆转的历史时间中，所有的决策都需要随着未来变成现在和现在成为过去而不断地加以调整。在这样的背景下，货币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解决真实经济不确定性问题的一种制度设计，是连接现实和未来的桥梁，持有货币等于认可将来在资产上会有决定力量，经济主体在没有把握下做出的决策因而可以被推迟或解除，于是货币表现出显著的非中性特征，而且基于对货币供给全过程的考察，货币还具有较强的内生性，从而彻底否定了传统的二元论。
另一方面，后凯恩斯主义者发展了流动偏好论，认为流动偏好能够解释不同资产收益率之间的差异，从而将其推广至资产定价的一般理论，并指出流动偏好不仅仅是一种货币需求理论，还可以被视为货币供给理论。他们认为，在现代货币经济中，银行在货币供给过程中处于核心地位，银行根据自身流动偏好的变化所进行的资产选择不仅会导致货币供应数量的变化，还会引起货币可得性与社会总需求之间的联系也发生改变，因此必须重视银行资产和负债双方面的的流动偏好变动。
在上述理论基础上，后凯恩斯主义者指出区域信贷配给出现差异并不仅仅是新凯恩斯主义者指出的金融系统(主要是银行)存在地区差别这一个原因导致的结果，而应该被看作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结果，其中包含了地区的所有部门，即当地的投资者、储蓄者和银行，这被后凯恩斯主义者称为“防御性融资行为”。沿着这一思路，对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正确分析就应该考虑银行发展阶段和流动偏好的地区空间差异以及货币政策可能对这些变量产生的影响，同时这两个变量的引入也意味着对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分析不能受制于所谓的“不对称冲击”上，而是应该密切注意货币政策对金融行为的影响。
下图展示了后凯恩斯主义理论下的区域信贷供求产生机制。
首先，无论是地区银行还是国家银行，也不管它们的存款基础有多少，银行发展阶段将决定其扩大信贷规模的能力，即货币供给的内生程度。银行的发展阶段越高，银行体系越发达，受到自身存款基础的约束就越小，信用扩张的能力则越强。因此，银行系统处于发展早期的地区将比其他地区更容易受到低储蓄或存款率的束缚。
其次，流动偏好在任何银行结构下都会对区域信贷的供求双方同时产生作用，即不仅影响银行对区域内发放贷款的意愿，也会影响储蓄者与借款者的行为。从银行的角度看，当区域内可观测到的风险较高或评估较困难时，流动偏好就会影响银行的贷款意愿，而后凯恩斯主义者认为银行的流动性偏好可能由地区收入增长率、地区经济的不稳定性等方面的预期和中央银行所创造的货币环境的预期效应两个因素所影响。从储蓄者的角度看，较高的流动偏好将鼓励储蓄者在其资产组合中持有更多的流动性资产，并可能会产生金融资源外流，从而降低该地区的信用创造和资金的可得性。资金外流是否会影响区域信贷的可得性主要取决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是在不考虑银行区域存款基础时银行扩张其信贷的能力；二是这种区域资金外流对银行自身的流动性偏好的影响。不过，在资金外流的过程中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效应的源头可能在其他部门而不是金融部门。从投资者的角度看，高流动性偏好意味着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预期低迷，以至于投资者不愿借贷，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该地区信贷需求。
这种信贷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影响使我们很难识别清楚是否有区域信贷缺口存在。所以，银行发展阶段和流动偏好的区域差异可能使一些地区的信用创造能力具有更大的不稳定性。为此，后凯恩斯主义的学者也进行了许多实证研究，例如该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SheilaA．Dow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撰写文章和出版书籍，在理论和实证两方面阐述货币政策区域效应不对称的问题。她和该学派的其他经济学者的研究证实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明确存在，而且各地区信用的不稳定性不仅是金融结构和经济结构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受到地区经济主体的金融行为因货币政策改变而发生变化的影响。这进一步支持了后凯恩斯主义的观点。
四、简单评价
总体来看，国外有关货币政策区域不对称效应的研究在规范和经验研究两方面都在不断发展过程中，尽管不同的学派采用了不同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方法，但是所有的研究都表明货币政策具有比较明显的区域不对称效应，而且对其中的原因分析都集中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方面：货币主义者证明货币传导是主渠道，货币供应量对区域收入产生影响，进而通过各地区产品需求的收入弹性表现出政策的区域影响差异；新古典凯恩斯学派突出强调利率传导渠道，证明利率存在地区差异，从而带来货币政策在不同地区的效果不同，货币政策间接影响经济；最优货币区理论针对欧盟货币区同时对传统货币传导渠道和信用传导渠道在各成员国中的表现进行研究，并且在传导机制国别差异的研究之外增加了经济周期差异和经济冲击的不对称研究，但结果更支持货币传导渠道；新凯恩斯主义以信息不对称为前提通过信贷配给理论下的信用传导渠道差异分析货币政策的区域影响，并认为法律制度体系差异所造成的金融结构差异是其中的主要原因；后凯恩斯主义的研究虽然也注重的是信用传导机制，但无论从分析的基础前提看，还是从分析的内容和方法上，都与其他学派有很大的不同，得出的结论是银行发展阶段和流动性偏好在不同地区的表现差异是真正原因。
所以，国内学者沿袭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差异表现来研究区域效应的分析角度是正确的，但是从研究前沿看，不能再仅仅局限于最优货币区理论框架下的研究，而应该结合我国现实情况，转向金融结构差异的研究角度，特别是导致银行信贷资金配给的区域性特征研究上，重视货币政策对银行、企业的金融行为的影响。这也是新、后凯恩斯主义两个学派同时强调的核心问题。但是，两派理论在许多方面都存在重大差别，在借鉴时要注意每个学派所持观点的前提和存在的局限性，要取其精华，不可照搬照抄。
参考文献：
［1］丁文丽．转轨时期中国货币政策效力的区域差异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2］贾卓鹏，贺向明．最优货币区理论与我国区域货币政策选择［J］.上海金融学院学报，2004，(3)：12-15
［3］宋旺，钟正生．我国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存在性及原因［J］.经济研究，2006，(3)：46-58
［4］吴易风．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与思潮［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5
［5］祝丹涛．最优货币区批判性评析［J］.世界经济，2005，(1)：17-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