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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每当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体人员起立,庄严肃穆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就会奏响。所有的中华儿女无论走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只要这壮怀激烈的旋律响起,都会禁不住热泪盈眶、热血沸腾!这首歌曲从创作到唱响,已经70多年了,回眸这首歌曲的兴衰历程,无不凝结着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不懈求索……
灾难深重的旧中国
催生《义勇军进行曲》
1931年九一八事变,拉开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序幕,“不作亡国奴”的吼声唤起了全国人民高昂的爱国热忱。一批批知识分子,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剧作家田汉,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田汉,1898年3月12日生于湖南省长沙县。1916年东渡日本,考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1919年,在东京加入等组织的少年中国学会,开始发表诗歌和评论。翌年,创作了剧本《咖啡店之一夜》等。1921年,与郭沫若、成仿吾等组织创造社,倡导新文学。1922年回国,受聘于上海中华书局编辑所。1924年,田汉与妻子易漱谕创办《南国半月刊》。此后,他曾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上海大学、大复大学等校任教。
1929年冬,田汉在从事文艺活动的同时,开始积极参加政治活动。1930年初,他和鲁迅等人发起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是7个常务委员之一。1932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参与了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这期间,他创作了话剧《梅雨》、《乱钟》、《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回春之曲》等大量作品。同时,又和夏衍、阳翰笙等打入电影阵地,为“艺华”、“联华”等影片公司写了《三个摩登的女性》等作品。
1933年底开始,新兴电影和左翼电影力量受到的政治压力越来越大,左翼电影人迫切想找到一块新的电影阵地。1934年,由夏衍等5人组成的地下电影小组,策动司徒慧敏堂兄的电通电影器材制造公司改组为电通影业公司,确立了党对电影运动的领导。“电通”成为第一家完全由左翼电影人主持的有声电影制片公司。“电通”凭借自己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桃李劫》一炮打响。《桃李劫》是国产录音机录制的第一部全部有声片,片中的《毕业歌》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一时成为流行歌曲。
《桃李劫》上映后,“电通”觉得田汉写的剧本效果很好,1934年底,约田汉再写一个剧本。田汉很快就写出电影故事的梗概,当时的名字叫《凤凰涅■图》。
在构思剧中人物梁质甫在抗敌战场牺牲时,田汉悲愤交加,头脑中迸发出电影主题歌的主要内容,他撕下一张纸,写下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等歌词内容。
在“电通”的催促下,田汉很快将剧本故事梗概交给夏衍和“电通”老板。他们都认为可以,让田汉把梗概写成剧本。田汉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创作之中。
因为领导左翼戏剧运动,田汉成为政府通缉的目标。1935年2月初,田汉将刚写完的电影剧本交给夏衍,并附上该剧的主题歌《万里长城》的第一段。没过多久,中共江苏省委和上海文委被破坏,田汉与阳翰笙等被捕入狱。据夏衍后来回忆,这个主题歌词是附在“电通”公司的一摞稿纸的最后一页,夏衍他们拿到以后,仔细看了一下,发现后面的几页纸被茶水弄湿了,此后,他们再一点一点誊出来的,最后就由夏衍把整个的这个剧本的基本故事修改,电影剧本定名为《风云儿女》。主题歌起名为《义勇军进行曲》。
田汉被捕在文艺界引起极大震惊和愤慨。聂耳听到田汉被捕的消息后极其愤怒。聂耳是天才的音乐家和革命者,1932年11月,聂耳进华影业公司工作,参加“苏联之友社”音乐小组,并组织“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1933年,聂耳由田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两人虽然相差14岁,却成了革命旗帜下的挚友。1933年,聂耳锋芒初露,创作了《开矿歌》、《卖报歌》等作品,令人耳目一新。1934年是他的丰收年,创作了《大路歌》、《开路先锋》、《毕业歌》、《新女性》、《码头工人歌》、《前进歌》等作品,引起了音乐界的关注。
当时,夏衍正和地下党一边组织营救田汉,一边修改剧本。激愤的聂耳去找夏衍打听消息。夏衍告诉聂耳正在“想办法”营救田汉。他还说:“田汉的剧本我正在修改,电影的主题歌也写好了。”聂耳说:“田汉的主题曲,我来谱曲!”他连说两遍。夏衍就把歌词交给了他。
聂耳拿着歌词回到住处,看过田汉写就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当他读到歌词“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时,仿佛听到了母亲的、民族的呼声、祖国的召唤,爱国激情从心中油然而生,很快就完成了曲谱初稿。后来,为躲避政府追捕,他乘船去了日本。在日本期间,他完成了曲谱修改定稿,然后寄回了上海。这首表现中华民族不屈不挠、誓死捍卫祖国尊严、充满团结御敌气概的革命战歌就这样诞生了。这是聂耳短暂一生中的最后一个作品。1935年7月17日,年仅23岁的聂耳在日本藤泽市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
《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歌,使文艺界受到振奋,并立即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歌曲最早从上海的全国救亡协会发起的“大众歌咏运动会”开始流传。这首歌词中,没有明确提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者”之类的文字,因为当时政府签了《淞沪停战协定》,怕引起麻烦,禁止在一切歌曲宣传作品中出现抗日的字样。这首歌虽然没有直接写打倒日本、抗战之类的字眼,但是它把中国人愤慨的心情写出来了。
据当时在上海的爱泼斯坦后来回忆:他第一次听到《义勇军进行曲》,觉得有点新奇,认为除了苦力的无词号子和用假嗓子唱的古老京戏外,中国人一般不唱歌。但是他在街上听到了粗犷的、激昂的、强劲有力的中国新式歌声。他听了一次就记住了。
同时,《电通画报》推出了《风云儿女》特辑(第2期),全文刊出了田汉撰写的长达近两万字的《风云儿女》文学故事。特辑以通栏标题将《义勇军进行曲》刊登在封面上。
后来,田汉与阳翰笙经党组织营救,被保释出狱,但直到七七事变后,他才彻底恢复自由,继续在党的领导下负责艺术宣传工作。
随着全民抗战的兴起,很多军校把《义勇军进行曲》定为军歌,云南滇军的第六十四军在台儿庄打了胜仗,就唱起“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马来西亚和印度当时游击队的广播电台也把它作为开始曲。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在盟军凯旋的曲目中,《义勇军进行曲》赫然名列其中。与此同时,美国政府提出:在联合国胜利之日大演奏中,选定《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国的代表音乐。
新中国建立时被定为国歌
1949年6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召开。以马叙伦为组长、和茅盾为副组长的筹备会议第六小组负责拟定新中国的国旗、国徽、国歌方案。参加工作的成员有郭沫若、张奚若、田汉、马寅初、郑振铎等10余名著名人士。
7月4日,在中南海勤政殿第一会议室主持召开了第六小组第一次会议,推选郭沫若、田汉、茅盾、钱三强、欧阳予倩5人组成国歌词谱初选委员会,郭沫若为召集人。8月5日,第六小组第二次会议决定,聘请马思聪、贺绿汀、吕骥、姚锦新4位音乐专业人士为国歌词谱初选委员会顾问。由郭沫若等人起草的《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事》经、修改审批后,分送《人民日报》、《天津日报》、《光明日报》等各大报纸连续刊登8天。国内各报和香港及海外华侨报纸也纷纷转载。这样大规模地在报纸上征集国旗、国徽、国歌,在中外历史上是少见的。征稿启事发出后,在中华大地和海外华夏儿女中引起强烈反响,应征稿件如雪片一样纷至沓来。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会议设立由55人组成的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马叙伦为召集人。截至当日,第六小组共收到应征国歌632首,歌词694件。9月25日,、在中南海丰泽园主持召开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协商座谈会。在座谈会上,马叙伦等主张暂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徐悲鸿、郭沫若等许多委员表示赞成。因原歌词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等历史性的词句,郭沫若、田汉等建议将歌词修改一下,郭沫若并拟就了三段。但是,张奚若、梁思成认为这首歌曲是历史性的产物,为保持其完整性,词曲最好不作修改,并举法国的《马赛曲》为例。黄炎培也赞成不修改歌词。刚从国外回来的宗教界代表刘良模介绍了《义勇军进行曲》在国外传播情况后,认为《义勇军进行曲》获得了国内外人民一致颂扬,在国际上有它的影响,应采用作国歌。和赞成这种“安不忘危”的思想,认为新中国要达到真正安定、安全,还需要与内外敌人及各种艰难困苦做斗争。说:“用原来的歌词才能鼓动情感。修改后,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情感。”也赞同和支持歌词不改。经过讨论,除国徽一项继续由原小组设计外,其它各项议题均获一致意见。会议结束时,、和大家一起放声高唱《义勇军进行曲》。
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就国歌一致通过了决议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10月1日下午3时,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用洪亮的声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接着按动升旗电钮,伴随五星红旗冉冉上升,《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响起。
11月15日《人民日报》刊登的关于国旗、国歌和年号的“新华社信箱”中,对将《义勇军进行曲》采用为国歌作了如下解释:“《义勇军进行曲》是十余年来在中国广大人民的革命斗争中最流行的歌曲,已经具有历史意义。采用《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现时的国歌而不加修改,是为了唤起人民回想祖国创造过程中的艰难忧患,鼓舞人民发扬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热情,把革命进行到底。这与苏联人民曾长期以《国际歌》为国歌,法国人民今天仍以《马赛曲》为国歌的作用是一样的。”
“四条汉子”冤案使国歌停唱
鲁迅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本身具有很大的影响力,特别是有了的评价“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后,影响更大更深远。鲁迅的话,在“”中成了经典。鲁迅关于“四条汉子”的文字,在“”中被广泛引用。“四条汉子”就是田汉、阳翰笙、周扬、夏衍。“”中,“四条汉子”不是被整死,就是整残。田汉被打成“黑帮分子”遭到监禁、直至迫害致死,致使国歌10多年不能使用。
鲁迅为什么提出“四条汉子”?首先是对田汉、周扬不满。20世纪30年代初,鲁迅与“四条汉子”同为左翼文艺阵线的领导者。在当时白色恐怖下,环境恶劣,联系不便,再加种种小道消息的传播和恶意谣言的挑拨,容易产生误会,而一旦产生误会又极不易消除。当时田汉、周扬等“左联”领导人都很年轻,缺乏一定的斗争经验,对鲁迅不够尊重。鲁迅看问题比他们深刻,他们反而不以为然,因而给鲁迅以“好唱高调、善搞宗派”的印象。
鲁迅对田汉和周扬等人不满,是由一系列小事积累而成的。
当时“左联”有一份内部刊物《文学生活》,每期都要寄给鲁迅、茅盾等“左联”领导人。后来其中有一期未寄,鲁迅听说后托人找来这期刊物,发现这一期内容是总结1934年工作的,其中对“左联”工作中的缺点提得比较尖锐。鲁迅吃惊的是,总结“左联”全年工作的报告这样一件大事,他竟然一点都不知道。难怪茅盾对此也忿忿不平:“‘左联’一年工作的报告,却事先不同‘左联’的‘盟主’鲁迅商量,甚至连一个招呼也没有打(当然,也没有同我商量),这就太不尊重鲁迅了。即使是党内的工作总结,也应该向党外人士的鲁迅请教,听取他的意见,因为‘左联’毕竟还是个群众团体。”
1936年,随着鲁迅与“左联”领导人周扬、夏衍、田汉等人的裂隙加深,特别是在“左联”解散问题上,以及关于“两个口号”的公开论争中,这种矛盾进一步尖锐化、公开化。而又因为“左联”最后一任行政书记徐懋庸的一封公开信,最终导致鲁迅对“左联”领导人的不满和失望。这种不满和失望,他在答徐懋庸的公开信中充分地表露出来,其别提到了一年多前他与田汉、周扬、夏衍、阳翰笙在内山书店的那次见面。鲁迅显然是带着很大的反感来描述的:
……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即夏衍,作者注)约我谈话了,到达那里,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即周扬,作者注),还有另外两个,一律洋服,态度轩昂,说是特来通知我:胡风乃是内奸,官方派来的。我问凭据,则说是得自转向以后的穆木天口中。转向者的言谈,到左联就奉为圣旨,这真使我口呆目瞪。再经几度问答以后,我的回答是:证据薄弱之极,我不相信,当时自然不欢而散……
这便是影响深广,特别是“”期间使用频率极高的“四条汉子”的典故所在。关于“四条汉子”,特别值得说明的是,这是鲁迅语言风格的一种表现,是一种调侃,是一种幽默,也是一种嘲讽,是鲁迅心有不满的一种发泄形式。但在“”期间,“”以鲁迅批评“四条汉子”的文字为由头,无限上纲,对“四条汉子”进行政治迫害。
1966年“”一开始,田汉就被打为黑帮头子。自然,他作词的歌都不能唱了,国歌也只在接待外宾时演奏曲子。后来,连曲子也不放了。电台、电视台大放特放《东方红》,在十年浩劫中《东方红》实际成为了“代国歌”。多次阴谋修改国歌,但参与者都无心无力。
1967年初,一个由军人控制的“田汉专案组”成立。在漫长的、与世隔绝的日子里,田汉唯一的生活内容就是接受专案人员的审讯和逼供。当专案人员逼他承认那些捏造的罪名时,他唯一的办法就是“从头说来”,详细叙述当时的事实。由于叙述之详细,且多有细节的描写和形容,也如同小说一般,以致专案组中的善良人也为之感动,觉得他确实是一个老实人,而且是一位善于形象思维的艺术家。在那段漫长难熬的日子里,田汉这位年逾70的老人,能见到外面世界的机会是他被拉出去批斗之时。一次,批斗会在故宫举行,田汉被押上当年供慈禧太后看戏的戏台上,接受造反派粗野的围攻和辱骂。那次批斗让田汉羞辱难言、感慨万千!他自问:“我一辈子搞戏,视戏剧艺术为生命之一部分,如今竟在戏台上受辱!”“我的戏剧生命是1920年在东京‘有乐座’舞台上开始的,难道在1967年就结束在这故宫的戏台上吗!?”在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折磨中,田汉病倒了,糖尿病、肾病、心脏病一起爆发,他被送进北京301医院,没有人知道这个老人是田汉,医护人员只知道这是一个“要犯”,日夜有卫戍区战士看守,不时地有人来审问、逼供。
1968年12月10日,在监狱般的301医院病房内,田汉带着无限的遗憾和悔恨去世了!一件大衣,一副眼镜和其它几件衣物摆在病房里,没有人来取。死亡证上的名字是“李伍”。他死时,没有亲人和朋友来与他告别,然而鬼使神差一般,当田汉离开人间之时,大街上的高音广播里正响着一首人们十分熟悉的歌:
同学们,大家起来,
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
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
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
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
这正是1934年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毕业歌》。当年大街上播出这首歌,大概是为了鼓励那些狂热的红卫兵和青年学生,沿着他们的极“左”路线去继续革命。但不管怎么说,国歌虽然停唱了,但《毕业歌》在为田汉送行。
国歌的修改和恢复
1976年粉碎“”后,随着外事活动的增加,使用国歌的地方逐渐增多。由于来不及对“”的错误进行全面清理,有些人以“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不能反映变化了的现实”为理由,提议重写国歌歌词。1978年初,重写国歌的任务分配到各省、军级单位,由各单位分头去创作。
1978年3月,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成立了国歌征集小组,由一位作曲家配词,提交大会讨论,最后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新的国歌歌词。国歌歌词中有“前进,各民族英雄的人民!伟大的共产党领导我们继续长征”“奔向共产主义明天”等内容,国歌的作者被注明为“聂耳曲,集体填词”。
此后,对新的国歌歌词一直存在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新歌词气势雄伟,高度概括,政治性强,有鼓舞人心的内容。同时,也有许多人认为,新歌词的内容、文字韵律都推敲不够,从文字上看歌词太平,缺乏激情,缺乏形象性,只是把几个口号凑在一起。从韵律上看,新歌词平仄、音韵都不如原歌词,有拼凑的感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纠正了“”造成的大量的冤假错案。田汉的冤案也得到昭雪。
1980年到1982年,宪法修改委员会收到了各个方面提出的大量意见,认为《义勇军进行曲》反映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传统,体现了居安思危的思想,激励了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多年来已经深入人心,建议废除1978年通过的国歌歌词,恢复1949年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的《义勇军进行曲》。经反复研究,宪法修改委员会一致同意将1949年决定的《义勇军进行曲》恢复为国歌。
1982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庄严通过现行宪法的同时,通过决定:恢复《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撤销本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978年3月5日通过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决定。
从军行范文第3篇
羌歌燕筑送城隅。城隅路接伊川驿，河阳渡头邯郸陌。
可怜少年把手时，黄鸟双飞梨花白。秦王筑城三千里，
西自临洮东辽水。山边迭迭黑云飞，海畔莓莓青草死。
从军行范文第4篇
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
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
【注释】
1、大漠：指广阔无边的沙漠
2、辕门：军营正门
3、洮河：黄河支流。原于青海省、东北流经甘肃省临洮县，入黄河
4、吐谷浑：古代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名。此处借以指进犯少数民族的首领
【翻译】
大漠之中，狂风呼啸，尘土飞扬，天色昏暗。一队将士半卷着红旗出了军营，向敌军挺进。这时前方部队传来捷报：他们已在洮河的夜战中生擒敌军，大获全胜。
【鉴赏】
这段文学，笔墨非常简炼，从当时的气氛和诸侯的反应中，写出了关羽的神威。论其客观艺术效果，比写挥刀大战数十回合，更加引人入胜。罗贯中的这段文字，当然有他匠心独运之处，但如果就避开正面铺叙，通过气氛渲染和侧面描写，去让人想象战争场面这一点来看，却不是他的首创，象王昌龄的这首《从军行》，应该说已早著先鞭，并且是以诗歌形式取得成功的。
“大漠风尘日色昏”，由于我国西北部的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均呈自西向东或向东南走向，在河西走廊和青海东部形成一个大喇叭口，风力极大，狂风起时，飞沙走石。因此，“日色昏”接在“大漠风尘”后面，并不是指天色已晚，而是指风沙遮天蔽日。但这不光表现气候的暴烈，它作为一种背景出现，还自然对军事形势起着烘托、暗示的作用。在这种情势下，唐军采取什么行动呢？不是辕门紧闭，被动防守，而是主动出征。为了减少风的强大阻力，加快行军速度，战士们半卷着红旗，向前挺进。这两句于“大漠风尘”之中，渲染红旗指引的一支劲旅，好像不是自然界在逞威，而是这支军队卷尘挟风，如一柄利剑，直指敌营。这就把读者的心弦扣得紧紧的，让人感到一场恶战已迫在眉睫。这支横行大漠的健儿，将要演出怎样一种惊心动魄的场面呢？
从军行范文第5篇
胡兵夺长安，宫殿生野草。伤心五陵树，不见二京道。
我皇在行军，兵马日浩浩。胡雏尚未灭，诸将恳征讨。
昨闻咸阳败，杀戮净如扫。积尸若丘山，流血涨丰镐。
干戈碍乡国，豺虎满城堡。村落皆无人，萧条空桑枣。
儒生有长策，无处豁怀抱。块然伤时人，举首哭苍昊。
早知逢世乱，少小谩读书。悔不学弯弓，向东射狂胡。
偶从谏官列，谬向丹墀趋。未能匡吾君，虚作一丈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