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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范文第1篇
1、数字经济， 作为经济学概念的数字经济是人类通过大数据（数字化的知识与信息）的识别—选择—过滤—存储—使用，引导、实现资源的快速优化配置与再生、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形态。
2、数字经济，作为一个内涵比较宽泛的概念， 凡是直接或间接利用数据来引导资源发挥作用， 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形态都可以纳入其范畴。在技术层面， 包括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5G 通信等新兴技术。在应用层面，“新零售”、“新制造”等都是其典型代表。
（来源：文章屋网 ）
数字经济范文第2篇
近年来，以互联网企业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强势崛起，推动全球数字化转型。在去年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六次集体学习、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G20杭州峰会等重大场合，数字经济均被列为重要议题。今年3月，数字经济更是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在国家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至今，经历了三个阶段。1.0阶段：1993-2010年，以互联网应用为主，主要形态为电子商务;2.0阶段：2010-2016年，以移动互联网应用为主，以平台为载体，以数据为驱动，表现为“互联网+”;3.0阶段：2016年起，进入后移动互联网时代，以云网端新一代基础设施为基础，逐步走向万物互联，开始全面数字化转型，人工智能、智能制造为代表方向。
数字经济3.0将开启数字革命的“收获期”，或将迎来大国较量中为数不多的又一关键分水岭。不过，在3.0阶段，一些显著的问题和挑战仍然值得关注。 中国劳动者的数字技能相当较弱。需全面加强数字技能的学校教育和社会职业培训。
五重挑战
数字经济是全球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引擎，涌现出很多的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新”意味着传统的行业格局被打破、新势力崛起。然而，“新”也意味着企业创新仍处于摸索阶段，整个行业发展不成熟，民众数字技能欠缺，政府政策准备不足，一系列问题和挑战也由此而生。
一是传统企业的互联网转型难。在互网渗透和互联网企业冲击下，传统企业纷纷开始互联网转型。一部分直接尝试进入互联网行业，但由于基因不同，自身不具备互联网产品经验等多种原因，结果不尽如人意。另一部分传统行业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大量收购互联网公司和互联网创业项目，由于不了解互联网的本质内涵和发展规律，难以把控后续的运营问题，失败概率也较大。
实际上，只有相对少数传统企业将自身业务与互联网实现了良好的结合，同时招揽了有互联网成功经验的专业人士，转型告捷。转型，困难重重;不转型，市场就被互联网企业夺走，在行业中处于下风，传统企业的互联网转型之路任重而道远。
二是，平台经济体的监管与治理平衡难控。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经济打破了传统企业为主的利益格局，但作为流量入口的平台经济体的出现，又可能形成新的垄断。
例如，BAT分别以搜索、电商、社交为核心，凭借其雄厚的资本，通过收购、入股、战略合作等方式进行布局，广泛渗透到各行业，此时该领域的创新已不再是重点，而是服务于其整体战略，在一定程度上容易抑制中小企业创新。另外，网络上虚假信息泛滥、假货泛滥、不良信息传播、在线“黄赌毒”等问题，均离不开平台经济体参与治理。
对于平台经济体，政府既要支持发展又不能完全放任，如何保持政策弹性，在监管与治理中达成相对平衡，打造健康发展生态，对决策者形成极大挑战。
三是，网络安全和个人隐私保护面临新挑战。在数字经济时代，网络安全问题不容忽视。近期两度爆发的勒索病毒在全球范围内疯狂传播，至少有150个国家受到网络攻击，严重影响到全球金融、能源、医疗等众多行业。
个人隐私被侵犯的问题更是触目惊心。个人信息贩卖已成为地下黑色产业链，从非法采集到非法出售、购买、转售，再到非法利用，个人隐私面临被非法侵害，人身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此前，备受关注的山东临沂徐玉玉电信诈骗案，即是对个人隐私保护敲响的一次警钟。
四是，跨境数据流动规则未立。随着数字经济的深入发展，数字贸易发展迅猛，数据跨境流动成为数字经济发展中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据统计，从2005年到2014年，全球数据流量增长了45倍，快于国际贸易或资金流动增速。
然而，目前国际社会对跨境数据流动还没有达成共识，各国政策不一，对可能涉及到的网络安全和个人隐私保护问题的态度不尽相同。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TIF）研究报告《跨境数据流动：障碍在哪里，代价是什么？》，强烈反对数据本地化;而俄罗斯则明确规定，公民数据只能存于境内服务器。
如何才能建立跨境数据流动的国际规则，促进数字贸易，是未来一段时期内数字经济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
五是，数字技能教育和培训欠缺。与历史上由机械化造成的“机器取代人”相比，此次由智能化引发“机器人取代人”的“破坏力”将更为强大，包括脑力劳动者在内的岗位也受到波及，就业转换的压力更大，周期也将更长。
这一问题的严峻程度对发展中国家尤甚。中国人口众多，劳动者的数字技能相对较弱，亟需全面加强数字技能的学校教育和社会职业培训，以适应数字经济对劳动者技能提出的更高要求。
掌全局，抓关键
为应对数字经济发展的挑战，中国要抓住3.0阶段发展契机，推动国家全面数字化转型，除扎实推进《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战略》外，还要掌全局，抓关键。
所谓全局，是中国要关注数字经济带来的经济社会“整体的质变”和“化学反应”，以人为本，用“整体论”思维方式将其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通盘考虑和布局国家数字化转型，构建和树立三大发展观。
一是树立普惠共创的发展观。帮助更多企业和人“连接”，接入、使用互联网;推动云计算服务普及，扩大“在线”的应用广度和深度;推进全民数字技能培训，精准扶贫，缩小“数字鸿沟”。
二是，建立科学共享的数据观。把数据、数据驱动的智能化作为企业、社会赋能的基础和工具;促进数据流动和共享，利用好实时在线的鲜活数据，释放数字经济动能;前提是保障国家安全和消费者隐私，守住安全底线。
三是，构建包容共治的生态观。关注技术进步带来的组织形态变化和社会影响，探索有效的共治模式;探索与新兴“平台经济体”良性互动的监管关系，处理好新业态与传统业态之间的摩擦;鼓励包容的创新文化，规制不正当竞争;搭建平台促进知识的分享和流动，维护良好的发展生态。
此外，推动国家全面数字化转型，要抓关键。
数字经济范文第3篇
金融经济与数字经济，同是与符号打交道，具有虚拟化特征，但在与真实世界的关系上，方向却相反：前者关系日益迂回，日益疏离；后者关系日益直接，日益趋近。站在数字经济立场反思这场金融危机，也许会得出这样一个不同于传统立场的独特判断：信息市场将成为金融市场的有力竞争者，数字经济将成为金融经济的有力竞争者。
货币是假的，信息是真的
如果高度概括眼前这场金融危机的本质，可以说：货币是假的，信息是真的。或者说，货币是多的，信息是少的。
货币是假的，第一层含义是指，在这场金融危机中，货币市场(含金融市场)没有真实反映实体市场，没有优化配置实体资源，背离了真实世界。第二层含义是，货币市场占用的交易费用，相对于它节省的交易费用，多到不合理的程度。
如果把实体市场视为委托人，货币市场视为人，这次金融危机的实质，是人背离委托人，手段背离目的，自我膨胀，发生异化。这是典型的工业病，是传统工业化局限的大暴露。
按照正常情况，实体市场“委托”货币市场，通过货币形式，进行资源优化配置。原则应该是：市场所耗费的交易费用，不应超过委托市场自己配置资源时所耗费的交易费用，也就是说，有金融市场，应该比没有金融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消耗的交易费用少。
现在的实际情况是：货币市场，在帮助实体市场配置资源时，发展出越来越复杂的手段(如衍生金融工具)，这些手段开始父生子，子生孙，无限繁衍，到后来背离了目标的初衷，最后“忘记”了自身作为工具的身份，把手段的利益当作了目的的利益，实体市场这个委托人，反而成了华尔街发财致富的手段。不是华尔街为真实世界服务，而成了真实世界为华尔街服务。华尔街的钱，本质上是一种交易费用，当这种交易费用远远超过华尔街提供的服务所给真实世界节省的交易费用时，危机爆发了。
所谓的假，就是指异化。就是对于目的来说，手段变假了，变得不真实了，也就是说，不再以真实符合目的作为手段的本份了。
信息是真的，第一层含义是指，从两房贷款开始，来自真实世界的供求信息一直是客观存在的，它不以衍生工具的复杂化为转移。第二层含义是指这种真实世界的信息，又是不透明的，因此真实的信息又是少的。
真实信息少，只是现象。本质是没有形成真实信息的产业化，特别是没有形成信息配置资源的统一市场。信息被掌握在了少数利益集团手中。真实信息一旦产业化，将对利益集团不利。格林斯潘相信金融利益集团会以市场自发调节达到均衡为行为目标，但实际是华尔街只不过是一个利益集团。
货币市场的竞争者正在出现
中间人无限膨胀，是王业社会不可克眼的局限。仅在中间人内部调控，不能解决中间人体制自身造成的问题。如果考虑到中间人已形成利益集团，要维护既得利益，情况就更是如此。当前全球金融危机，反映了工业化不能适应全球化信息化条件下资源配置的要求。以华尔街金融利益集团和美国国家利益集团为代表的中间人势力恶性膨胀，代表了全球性的工业病。
根本性的问题是货币市场本身存在合理性受到了挑战。当前，出现了一种新的资源配置方式，也就是用信息直接配置资源的方式，与货币配置资源的方式相竞争。
电子商务交易市场，正在发展成为独立于货币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的信息市场。在电子商务形成的信息市场中，人们通过信息交换，匹配供求，撮合交易，实现了不通过一般等价物的、直接基于使用价值和具体价值的全球资源优化配置。
我们在实践中观察到，许多全球化公司和跨国公司配置资源的时候，首先依靠的，不是上市公司在股市上获得的经常是扭曲过时的价格信号，而是直接利用供应链和社会网络，进行复杂系统条件下一对一的实蓟跷锖头务的信息匹配。只有需要进行宏观判断和长期判断时，才会优先考虑货币市场的信号。一个集团企业的老板，如果在下午3点前，就可以把公司当天所有的资源变化情况、市场变化情况搞清楚，他为什么还要绕弯到华尔街去求证该怎么进行响应市场的决策呢?
我们说，货币是假的，信息是真的。如果信息是假的怎么办?可以援引第一条，“信息是真的”来解决。这是什么意思呢?在用信息配置资源时，任何一条具体的信息，都有可能是假的。但信息市场作为一个整体，与货币市场相比，谁更加真实――更符合真实世界――呢?
当我们说信息是真的时，意思并不是指每一条信息必定是真实的，而是指信息市场作为一个整体，比货币市场更加接近真实世界；是指信息的机制。这包含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是说，信息市场比货币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更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货币市场要经过一般等价物的迂回，不仅流通速度慢，而且会造成系统性的信号失真；而信息市场在互联网和数字化条件下，可以进行高速复杂的信息匹配。另一方面是说，信息市场比货币市场配置资源的成本更低。因此信息市场在总体上来说，可以比货币市场更有效地配置实体资源。
货币市场与信息市场在配置资源上的实质区别在于，前者是一般等价的迂回调节，后者是个性化的直接调节，这也反映了两种虚拟经济的本质不同。
两化融合下虚拟经济的新选择
数字经济范文第4篇
关键词：数字经济；欧亚经济联盟；丝绸之路经济带
中图分类号：F1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0961（2016）05―0027―04
当代全球化的经济，同时被分解为“金融经济”（Ю.М.奥西波夫认为，在没有货币金本位制和任何介质标准的情况下金融资本在经济中的统治地位附属于总债务，即实体经济的信贷能力取决于自我的财力状况。）和“技术经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电子计算机革命和技术突破是所有产业和整个人类生活技术化的特殊现象）以及二者的结合，经济全球化正变得越来越依存于货币的高科技。电子经济学是现代生活的产物，包括网络、互联网和数字经济，它们通过数字通信、信息与通信技术（ИКТ）来运行并且形成了数字空间、区域空间和全球空间。黑龙江省自然也被包括在其中。
在新经济和欧亚经济联盟（ЕАЭС）与丝绸之路经济带（ЭПШП）对接框架下，不仅是俄罗斯与中国，还有更广泛的跨国合作以及在某种程度上的一体化合作的最新合作模式，都要求俄罗斯和其他欧亚经济共同体国家（亚美尼亚，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在社会、文化、经济、货币金融、创新基础设施和政治体制等方面进行重大改革，中国也该如此。在当展新范式和独创模式――“新常态”基础上，为实现国际合作和完成相关任务，全世界都在进行充分的准备，中国也制定了超长期发展规划。国际合作的实施不仅是中国到欧洲的古代丝绸之路概念和实践活动的复兴，而且也是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对接框架下完成对巨大经济空间和数字空间的控制任务，以及借助于基础设施、物流、货币金融及其他项目的落实来完成区域生产管理、基础设施、软硬环境、货币金融机构的改革，其中包括在区域经济范围内的数字化、创新化和制度化改革。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对接框架下统一数字空间的形成与发展，以及今后俄中、整体上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的经济安全合作历程已经开始了。
一、作为新经济的数字经济的发展阶段及其范围
在当代经济最高形式新经济背景下，什么是数字经济？它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它代表着什么？莫斯科国立罗蒙诺索夫大学经济哲学学院院长Ю.М.奥西波夫写道：“计算机与信息非常发达并普及，不仅改变了信息本身的性质（信息被编号卖到网上），更无限地扩大了它的工作范围，加快了信息传播的速度，征服的不是时间而是空间，确保了高速运算的兼容性，它们还改变了所有的经济生活：从生产、交易、消费到工艺、研发、通讯，囊括了所有的经济。”更确切地说，改变了所有的成本和价值。
信息化和技术化导致经济结构发生变化。这引起新产业和生产、经济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新模式的出现。它实现了“对空间和时间的真正征服”，使“经济变得轻盈、灵活、飞速发展”。云计算技术出现了。Ю.М.奥西波夫指出，经济及其背后所有价值的获得都归功于覆盖全球的电子信息网络的出现（是独特的集体的电脑）……经济突然从自由中间商集团变为强制性“情报网”，还从竞争一协调大中心区分出结构和可操纵的层次。网络突然成为网络“苍蝇”，或者网络“蜘蛛”，包括在更大甚至巨大的“蜘蛛网群”中。这个社会阶层的出现是网络的力量和智慧的力量所致。
新经济经过自身不同的发展阶段。由于技术革命世界上成立了数字重新调整中心，数字自动化中心，虚拟环境设计中心，创建了快速还原系统。数字经济最鲜明的例子是欧洲阿姆斯特丹桥梁的施工借助于3D技术和机器人的帮助。技术革命被定位为第四次工业革命，有别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就是所谓的“数字化”。在2016年达沃斯论坛上，施瓦布教授已经论证了区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主要依据：一是世界经济发生变化的速度；二是其影响的范围；三是后果的系统性。数字革命创造了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digital economy）这一术语是其创造者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在1995年提出的。其实质在于技术融合，以及消除物理、数字、生物系统之间的界限。这个概念与信息通信技术的高速发展相关，是基于纳米电子学的第六代技术规范，后来还出现基于量子技术的第七代技术规范。И.М.图什卡诺夫认为，数字技术不是终点，量子技术将出现来解决主要的“源泉”问题。数学仪器已经为采用叠加原理和产生真正随机性的量子计算机的制造做好实际准备。
数字经济已成为电子信息革命和数字化的产物。经济的数字化是一个客观的过程，存在积极与消极的影响。根据И.М.图什卡诺夫的建设性意见，数字化只是一个工具，它有助于解决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国家任务（科学发展、教育、重新重工业化和新型工业化、政府调控和经济规划等等），并实现一系列过渡性目标。数字化的宗旨是成为国家工业、农业等行业发展、预算支出透明、经济商反馈等的平台。对于个人而言，数字化应用的便捷性在于，在经济活动中规避中介机构直接获取资源，项目实现集约化（采购、施工）。
在经济生活中，电子信息革命对经济转型的显著影响已有四十余年，导致在生产关系和制度层面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发生了变革。在数字经济中，当增加一些算法时，经济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变得复杂化。生产或经济关系变革的特点反映出，在生产、分配、交易和消费（使用）过程中，信息相较于其他商业和经济活动显得更重要，并会对其产生影响。
上世纪70年代中期，电子信息革命导致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化，全球机构间的因特网（网络互联）正式联网，严格规定了电信网络的布局和信息的传播。一般来说，第一代和第二代信息化和计算机化的进程是卫星通信。技术经济使从世界上任何没有有线通讯设施的地方传输信息成为可能，形成了云计算基础架构。事实是信息通信技术的开放和发展使人类生活的许多领域都发生了这样或那样的变化。目前，已经有近40%的世界人口在使用互联网，而中国这一数据为60%。每天互联网上都会出现新用户。甚至在占全世界20%的贫困家庭中每十个人中就有七个人有手机。
伴随着电子货币和虚拟货币的出现，当代经济日益虚拟化。事实上，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理财学以及技术经济不是极限，电子信息革命及其产物――电子和数字经济改变了全球市场经济领域组织和机构之间的经济关系（最终试图在机器与机器的关系中改变人与机器的关系）。
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全球的经济部门，如金融、贸易以及工程、农业、建筑、交通、通讯、医疗、教育等都被卷入电子数字经济之中。根据波士顿咨询集团的调查，2010年互联网经济达到2.3万亿美元。牛津经济报告显示，2013年数字经济的规模走低，为204亿美元。
在现代技术的第六代技术规范形式上，信息作为生产的主要因素，借助于以下方法和因素给出了经济量化增长的极大可能性：
第一，网上商务平台、电子商务发展、网上商品交易、金融（股票和外汇）市场的无限无界性；
第二，为了获得市场竞争的成功，企业规模缩小，横向管理系统得到开发并出现了虚拟企业（公司）和机构，也被称为“智能企业”；
第三，重复使用同一物质、劳动等资源，在数字经济和数字生态系统的专业区域集群和企业云基础框架下提供各种服务；
第四，互联网覆盖范围限制经营活动的规模；
第五，对于数字经济来说，客户端转变为某种“神”，即数字化拜物教信徒；
第六，数字化产品的经济效益全面提高，包括通过降低生产成本；
第七，最重要的是出现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数字谷”（在垂直整合系统内大学的基础上）。
但应同时考虑到数字经济的范围。这首先是在亚里士多德理财学和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它的基础和应用方面被开发，也就是В.Ю.卡塔索诺夫所说的“货币文明”。Т.Н.尤吉娜认为依据亚里士多德经济学原理其并非是对社会有用的和谐（处于灵魂与自然的和谐之中）的道德经济。
第一，数字经济的理论和实践忽视了伦理和精神道德原则。从这个角度无法评估机器人制造项目。
第二，众所周知，由于无法控制流通和涉嫌洗钱的极大可能性，俄罗斯禁止虚拟货币（比特币）。
第三，产生和加宽数字鸿沟问题。信息垄断权是获取知识租金和高额利润的要素。
第四，经济关系变得越来越失去个性，增加了经济犯罪的可能性。
因此，数字经济的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科学研究，只能运用跨学科研究法，特别是经济哲学、经济理论和政治经济学以及应用数学的相互交叉。经济数字化――是区域和全球数字空间形成的客观过程。
二、欧亚经济联盟和俄数字空间的建立，欧亚经济联盟经济数字化的新问题
2016年3月17日，欧亚经济委员会将提案筹备工作制度化，在欧亚经济委员会内部市场、信息化及信息通讯技术理事会委员（部长）К.米纳相领导下建立欧亚经济联盟数字空间。
2016年3月25日，欧亚经济委员会内部市场、信息化及信息通讯技术理事会成员工作会议在莫斯科举行。К.米纳相和俄罗斯通信与大众传媒部部长Н.尼基福罗夫讨论了欧亚经济联盟（EAOC）数字空间的建立问题。
上述两位部长评价了一体化进程中的数字现代化进程，数字化市场、数字化平台和欧亚经济联盟框架下的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制度法规。此外，他们还讨论了欧亚经济联盟一体化信息系统的持续运行问题、建立可靠的跨国空间问题，以及一些经济部门的信息与通信技术领域的标准化问题。
K.米纳相强调：“我们必须在选定的公共自动化进程中加快发起协同动作，在试点项目框架内解决技术和监管问题。这将创造出新的一体化效应，欧亚经济联盟的数字空间将迎来新的发展前景。”
俄方强调本国的企业界和科研中心参与对欧亚经济联盟数字空间建立提案的进一步审查研究的必要性。
在俄联邦经济中，新技术旨在推进生产多样化、重新重工业化和新型工业化。世界银行的专家指出新经济获得成功。所以，А.霍瓦特给俄联邦的新经济如下评价：“俄罗斯第一大搜索引擎（Яндекс）、卡斯佩尔斯基在线出租车服务（Т.Н.尤吉娜补充：如优步打车软件等）只是国内信息技术发展的几个例子。此外，俄罗斯是手机普及率最高的国家之一。重要的是政府层面的工作：‘创新技术被运用到公共服务中，公开的数据系统得到发展，创建了电子政务系统。”’A.霍瓦特指出：“利用信息技术，产权登记期限缩短为10天”，这个成功的例子使俄罗斯在“做生意”（Do-ing Business）指标排名中被评定为第八位。
三、在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对接背景下以及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统一的数字空间建立与发展的制度进程
2015年5月18日在上海合作组织工商论坛上，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框架下讨论了“上海合作组织与欧亚经济联盟的新现实、新机遇、意向性合作和财务机制”，欧亚经济委员会内部市场、信息化及信息通讯技术理事会部长K.米纳相定位了上海合作组织的合作方式，以及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数字化和对接问题。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远东发展部、俄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政府、俄罗斯工商会和巴基斯坦工商会以及俄罗斯商会派代表参加了此次上海合作组织工商论坛。
K.米纳相强调，上海合作组织不仅地理上相连，更是在欧亚经济联盟框架下周边国家建立的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组织。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同时都是两个一体化组织的成员国，而白俄罗斯和亚美尼亚则在寻求加强与上海合作组织的联系。K.米纳相指出：“欧亚经济联盟和上海合作组织合作前景广阔。更何况成为两个组织的成员国将与上海合作组织的合作伙伴讨论商业经营规程，联盟平台还会考虑到欧亚经济联盟条约框架内的责任义务。因此，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将成为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谈判的参与者。而且这与联盟的许多目标是相吻合的：修建更有效的基础设施、发展交通运输业、投资合作、贸易和服务便利化、简化海关程序、协调技术监管规程等。”
K.米纳相强调：“在上合组织乌法峰会框架内讨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欧亚经济联盟两大项目对接的相关问题，显然是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考虑与两大倡议对接进程的协同动作。因此，应该形成总体方针。”事实上，合作的全新方向是将开辟欧亚经济联盟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数字空间，即所谓的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范文第5篇
1发展数字经济的背景与意义
如今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及移动网络技术等方面的加速创新应用，以及新一代信息技术在经济社会领域的日益渗透，以数字化知识和信息为关键生产要素的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孕育出全新商业模式和经济范式，带动全球化发展步入以“数据要素”为主要的动力，对数字经济发展带动国家经济发展的巨大潜能的挖掘成为了当前各个国家最重要的任务，我国也不例外。数字经济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我国明确提出了要重点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党的报告中指出，要想实现数字中国的建设，发展与数字经济相关的新兴产业，离不开人工智能、互联网、大数据和实体经济四者的结合。我国在2017年首次将数字经济纳入两会报告之中，并且订下了要促进数字经济增长的目标；而2019年两会在相关的报告中又一次对强大数字经济进行了强调。国家层面对数字经济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2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核心问题分析
2.1数字经济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能级有待提升
数字经济是一种融合性经济，其价值主要体现在赋能，即数字技术赋能传统产业和社会领域，促进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当前，我国数字经济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其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作用正在显现，但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如：在数字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三二一产业的逆向渗透特征显现，即第三产业数字经济发展迅速，而第一、二产业则相对滞后；数字经济在生产和消费的区域发展并不均衡。相关的资本大量涌入生活服务及消费方面，而在核心技术环节的应用与相较于发达国家还有着很大的距离。
2.2数字经济的融合发展能力仍需进一步挖掘
推动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和领域的深入融合，是促进我国产业升级的一个重要方向，但目前数字经济的融合发展仍存在以下障碍：一是利用数字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面临较高壁垒。囿于数字化改造初始投入和追加投资成本大、回报周期长、试错成本及风险大，企业内部数字技术应用能力不足等因素，传统产业利用数字技术的动力仍显不足。二是新兴产业的发展快、体量小。分享经济、平台经济等新模式的发展迅速受到自身规模的限制，对于经济发展无法起到预期的支撑作用。三是相关技术的作用滞后性强。数字技术的发展会诱发生产模式和方式的改变，还可能对一些传统产业造成一定的冲击，这就需要相关的组织必须进行一系列的调整后才能够得到数字技术的正向收益。
2.3核心技术、设备和标准等受制于人，数字人才面临结构性短缺
我国数字经济领域核心技术、设备和标准等受制于人的局面并未得到根本改观。美国制裁中兴、华为事件更提醒我们，核心技术、设备和标准受制于人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最大隐患。随着数字经济转型在各个行业中的推行逐渐深入，对于相关技术的应用也愈加广泛，劳动力市场对数字人才需求会急剧增加。一是各层面数字顶尖人才及兼具行业经验的跨界人才供不应求,远未满足当前数字经济融合产业的发展需求；二是数字人才主要分布在传统的信息通信基础产业，新兴的大数据、人工智能及智能制造等领域数字技术人才短缺；三是初级技能人才培养跟不上需求,相关教育培训滞后,导致初级人才难以成长为高级技能人才。
2.4局部过热现象突出，放大实体经济风险
一方面，近年来数字经济第三产业，尤其是生活服务领域出现发展过热现象并引发诸多问题。资本市场对娱乐、送餐、直播等低技艺需求的有关行业的期望较大，就2016年来看，与餐饮有关020企业的融资超过了三十亿美元，“资本入冬”之后有数千家凭借“烧钱”维持的企业因为资金链断裂而相继倒闭。在另一方面，对于数字经济来说，其行为、主体、环节相对比较复杂，其联系也就更加紧密，所以当其中的某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时就可能影响到整个经济体系。例如互联网金融中风险的潜在性和隐蔽性导致参与者不能够及时进行判断，当风险发生时，整个的金融体系都可能受到威胁。
2.5数字经济市场发展秩序急需规范，政府治理能力和方式亟待提升
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及新模式、新业态的不断涌现，对经济社会产生颠覆性影响的同时，也引发一系列治理难题。传统经济活动中尚未解决好的问题在数字经济时代又被进一步放大。新老问题交织叠加进一步加剧了治理复杂性。一是制度规范明显落后于市场发展，数字经济市场乱象不断显现。一方面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线上线下问题聚合交错，线下不规范问题在线上被快速复制放大。另一方面新型经营不规范问题持续涌现，而政府在数字经济发展中存在先发展后规范现象。二是政府数字经济治理能力及方式亟待优化创新。一方面数字经济突具跨领域与跨地区发展特点，条块化与属地化分割的传统管理体制已不适应其跨界融合发展的新态势。另一方面数字经济新业态迭代迅速，同现有法律滞后矛盾愈发突出，给监管与行业规范发展带来问题。同时，治理对象数量庞大、违规行为类型多样化，事前审批为主的治理方式和靠人力集中检查的治理手段难以适应数字经济的发展需求。
3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生态体系构建建议
3.1构建数字经济创新体系
我国应当着眼于前沿科技，从而发展高端人工智能等一系列所占优势较大的技术，对“核高基”等薄弱部分进行克难攻坚，对“大云物移”等新型技术进行不断的创新；从而促进技术的融合和发展，推动垂直产业技术及数字经济之间的结合，对于智能制造、机器人、能源互联等一些兼容性较强的领域进行改革创新，以推动其进一步发展。塑造全面创新格局，推进商业、生产、服务与管理等模式的创新，不断培育发展数字经济的新产业、新业态。对于主体创新力的激活，适宜采用开办适用于各类主体、线上和线下结合的开放式网络。对现有的体制进行优化，打造出科技设施与创新资源可以开放和共享的优质平台，对数字经济方面的创新成果进行优化、保护和分配。
3.2构建数字经济人才培养体系
建立数字经济人才需求监测与预警机制，根据数字经济技术、管理、运营等全产业链发展的实际人才需求，及时调整各级各类人才培养与引进结构。将数字素养教育纳入各级基础教育体系，依托技校和企业实训培养数字化转型所需的基本人才，依托科研院所和高校培养带动数字技术突破发展的高端科研人才，满足其发展对各层次数字人才的不同需求。结合现有人才引进政策及需求状况，制定专门政策加大对数字经济发展急需人才，尤其是顶尖科研人才的吸引力度。
3.3构建数字经济产业体系
建议相关部门加快制定我国数字经济产业发展规划，围绕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良性互动和深度融合，聚焦数字前沿技术进步与应用所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加强新技术、新标准、新体系的产业应用，如以构建工业互联网平台产业生态为核心，推进关键技术产品及解决方案的设计应用。构建开放的生产组织体系，形成网络化、集群化协同分工格局，推动新模式、新业态的产业应用，打破企业边界，促进技术、设备和服务共享等。
3.4构建数字经济市场体系
推动数字经济中数据、技术、人才等各类要素的市场化发展，加快构建数据交易市场，健全数字技术交易市场，强化资本市场对数字经济发展的支撑。着力构建公平竞争、包容有序的市场秩序，清除市场壁垒，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创新发展，营造线上线下公平竞争的环境。
3.5构建数字经济治理体系
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避免政府在治理和监管中出现“越位”和“缺位”。坚持包容审慎的治理理念，对未知新业态，要本着鼓励创新的原则；同时严守安全底线，对侵犯消费者利益和知识产权等行为采取严厉监管措施。打造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协同治理模式，着力解决部门职能交叉、监管信息不共享等难题，使协同监管制度化、常态化，形成监管合力；针对数字经济参与主体海量化、问题隐蔽化等特点，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治理，形成政府主导、企业自治、行业自律、社会监督的协同治理机制。优化治理方式与手段，将以往事前审批为主转变为事前、事中和事后全流程监管；积极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提高治理能力，对典型和突出问题进行精准高效管理；完善信用评价、激励和惩戒机制，提高失信成本以促进行业的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