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松木场异闻录:都市空间的历史记忆与传说

一九九三年的梅雨时节,空气闷热潮湿,脚边有蚯蚓蠕动,操场主席台上老人正慷慨激昂地演讲,十岁的我却昏昏欲睡,又必须强作精神,以防被走过的老师看出思想开了小差。只听台上的人慷慨激昂地说道:

 

“小朋友们!你们今天能在这里学习文化知识,一定要好好珍惜。想当年,这松木场可是杀人的刑场,是乱葬岗呀!”

 

这番话仿佛一道彻骨的寒冰,令人霎时清醒。我不禁抬头四望。这个时刻就像是某个过去与现在的时空交汇点,那些被掩埋在脚下的陈迹,在恍惚之中,陡然变得清晰起来。尽管只有那一刹那。

 

 

这是一座种植着雪松、法国梧桐和一串红的校园,三面被居民楼包围,后者建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六层楼,妥帖而温暖,看不出任何异样。另一个方向稍远些是宝石山,穿过叶片,隐约能望见山上保俶塔的塔尖——每一个杭州人都知道,保俶塔是西湖的地标。

 

我的童年有一半时间在松木场地区度过,它充满市井气息,又毗邻雨奇晴好、人人向往的西湖。所以,当十岁的我从前辈口中第一次听说松木场曾是刑场和墓场,感受到的恐怖和震撼不言而喻。

 

从那以后,松木场在我心里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它当然仍是我的乐园,但夜里从兴趣班下课、独自穿过黑黢黢的巷弄,或者在宝石山南麓曲折往复的无人小径玩耍时,我都能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阴森,仿佛有什么无形的东西就在我身旁咫尺。第二年,我甚至在学校附近见到一位过世不久的亲人,他微笑着和我迎面擦肩而过。那是一个阳光明亮的下午。

 

所有这些异象,也许不过都来自心底的自我暗示。但此后我陆续听闻了一些松木场的都市传说,甚至连我学校那幢外观庄严的主楼,也被同学相传有身穿血衣的清兵出现在走廊尽头——那时清宫剧大行其道,也许是荧屏里的哪个形象在好事的同学心中留下了长久的投影,但这些传说仍比数十年后的种种荒诞的网络创作——比如“松木场河西怪童”“三号楼的水声”——要更真实、更恐怖,至少对我来说如此。

 

 

 

十岁那年,我看待世界的方式是静止的:房子不会旧,人不会老,漫画永远会有下一集。如果那时已经明白了时间是可以溯流的长河,那么我就会发现,松木场并非一直是我感知到的样子。

 

从有记载以来,松木场就不是杭州城的一部分。和所有古城一样,杭州曾用城墙划定城市边界。而松木场在城外西北一里,水道绵延,是苏、锡、嘉、湖等地民众来杭进香的泊船码头,一度形成著名的香市。《徐霞客游记》写游杭,“抵棕木场(即松木场),甫过午。令僮子入杭城。”松木场就像今天绕城高速外写着“杭州欢迎你”的巨型广告牌,一看到它,杭州市区就在前方不远了。

 

清人吴农祥在《松木场香市》中写到,“松木场边看水生,绿杨红树隐商城。上方钟罄珠林回,十里笙箫画舫明。”直到1929年的《西湖游览指南》提及松木场,还提及“春时进香灵竺者,多泊船于此”,令今人仍可想见舳舻往来、香火缭绕的胜景。

 

但我想在此指出,松木场另有一段鲜为人知的过往。朱元璋洪武初制,要求各地设厉坛,以祀无主孤魂。杭州的厉坛就设在城外西北郊、松木场的金祝庙。每年清明、中元和十月朔这三大鬼节时要办城隍会,市民从吴山城隍庙里请出城隍像,在香花幡仗、笙箫鼓吹中游行、表演、祈愿、狂欢,一直将城隍迎到厉坛,安抚那些无主孤魂。

 

金祝庙的庙志也记载,弘治年间钱塘县令曾收集路边和烧人场的“有头男妇七百一十有七”及“无头有骨不能计数共一十五棺”。它们被“集之于金祝庙前”,县令率僚属“亲诣躬视”,祝祷后将之合葬。《钱塘县祭遗骸文》写道:“厉坛有祀,享之而已,何曾得一抔之安?”

 

 

美国学者梅尔清在《躁动的亡魂》中提到,“建造墓冢来埋葬、纪念无人认领的尸体,是对道德及政治价值的认可,同时也是情感抚慰。”然而松木场多孤魂的印象,不免在此处住民、乃至城内杭人的集体潜意识中暗自生根。对孤魂的记忆与想象,正是所有松木场怪谈的源头。

 

民国时,厉坛毁了,人间权力更迭如走马灯,孤魂野鬼大概从此无法得救。松木场西段兴建多批公墓,更辟出一块处决人犯的刑场。无人认领的尸体就地掩埋,臭气熏天。东段村镇的香市也早因河道淤塞而萧条。所以,尽管离杭州城只有一里之遥,但在老辈人持守的成见中,松木场既不是我童年那种市井花园,也不是近年房价高企的市中心一线学区老破小,而是荒凉可怖的乡下地方。

 

上世纪中叶起,一切又变了。松木场河左近湿地被填,建省府办公楼及宿舍。刑场迁往别处,新组建的杭州大学选址在刑场原址北,原址一带建宿舍(现杭大新村)供教师居住。幸免于战火的公墓多被征迁。更西边的浙江省第一公墓改建成浙江大学黄龙洞新校(现玉泉校区),松木场成为浙大师生进出杭城的要道。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松木场河被彻底填平,河道及周边建起现代化的住房,松木场和杭州城的一里罅隙,被城市扩张初期的巨手草草抚平。

 

 

松木场是个有趣的案例,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介绍其历史,是因为它暗藏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某一类都市传说的来龙去脉。几十年来,建成区的边界飞速拓展,原本的近郊相继变成城市新肌体,位于其中的私人墓地或年代久远的公墓往往被征用,新建住宅或商业设施;合规的公墓也可能被保留在新住宅边上,令后者成为墓景房。同一片土地,过去死者长眠,如今生者寄居;或死者与生者为邻。人与鬼的时空界限不再分明,植根于土地历史的都市传说便从这缝隙中生长出来。

 

但不是所有的新肌体都能结出异色的果实。大多数近郊乡村沉默着被城市吞噬,没有留下任何文化方面的记录。美国民俗学家布鲁范德指出,相信并讲述都市传说者“是当代社会中那些最为见多识广的民众——青年人、都市居民、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松木场的种种野史,很大程度上也是幸运地依托此地文化水平较高的新住民——国学家、大学生、机关干部、技术人员及其家属们所创作和口耳相传的。他们在上世纪后半叶徙居而来,心照不宣地打造出一支民俗学意义上的文脉。

 

进入新世纪后,存世者大都选择卖掉房子,搬到更崭新、更宜居的区域,这支文脉也就随之断绝。那些流布于前互联网时代的传说——例如松木场墓场旧址的某五星级酒店施工时曾挖出很多半腐的尸体,有工人拿腿骨打架嬉闹,开业后客房就时常闹鬼——由于较为零碎,缺乏整理,一旦当年的居民都不再以它为谈资,便几乎湮灭无闻。而网络上传播较广的“河西怪童”,文学创作痕迹明显:从停车位、小区保安等元素以及行文习惯分析,应该是本世纪论坛时期的作品,和刑场、墓场等上世纪的历史记忆已无关联。

 

 

中国人认为,与死者为邻会招致不祥。在志怪小说还没有泛滥的年代,《三国志》记载的小故事已经暗示了这种心态:一位县令因家人频繁惊恐和生病,找来名卜管辂求救。后者认为,县令宅第边缘的地底埋着两个持武器的死者,两人的鬼魂白天浮游,晚上就来作祟。县令按管辂说的位置掘出了骸骨,迁葬后家人都痊愈了。

 

原来,生者将宅第建在死者的埋骨之处,即使不知情,也会受鬼魂报复而全家得病。一千多年后的《聊斋志异》里那位商人之妇更为无辜:她全然不知自己住的是少女自缢的凶宅,被那少女的鬼魂引导自缢而死。

 

 

生者所知有限,即便溯流而上,他们能观测到的生活也自有其起点;陌生死者的生前事显然超出了生者能够掌握的时间线。死者鬼魂作祟,更像是故意对生者施以惩罚——因为生者无视了历史。看来鬼魂不好惹,孔子的金句“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从这个角度理解也未必算错。

 

在很多其他文化里,无论和死者共享时间的墓景房,还是和死者共享空间的凶宅,都未必是大忌。拉雪兹神父公墓早已成为著名景点,附近的巴黎市民非但不视为不祥,相反还引以为豪。东京街头也常能看见成片的墓地,这当然是城市扩张的后果,但政府无权强制属于私人或寺庙的墓地迁走,它们才得以长留在城市新腹地,成为繁华写字楼和住宅间的风景。反正神道传统也令不少日本人相信,无论草木山石还是死者,都有机会成神守护一方,生活在墓地周围的人不但不会遭报复,反而会受到庇佑。

 

近几年,连凶宅在日本都渐受欢迎。不论自住还是投资,无非图个便宜:跳楼自杀,九五折;凶杀,五到六折。在老龄化、孤独死和房屋空置等社会问题面前,即使日本盛产的凶宅类都市传说,也有令人深思的新解。

 

 

松木场不是六本木。未来漫漶不清,过往正在褪色——房地产调控新政令学区房的光环渐趋黯淡;民间传闻与论坛创作纵然曾于历史缝隙中野性生长,也终将覆没在互联网新时代的音浪里。也许,和所有被城市化进程同化了的肌体一样,松木场只要当下。

 

至少杭大新村仍值得提一笔。这个小区和一路之隔的CBD同样建于松木场刑场原址,曾住过夏承焘、姜亮夫等学者,如今却破败不堪。这种破败已经持续了将近二十年,断瓦颓垣随处可见,有一幢矮房的外立面隐约可见毛泽东时代的大字标语。许多楼栋整幢空着,有些成了危房,“五好家庭”的门口贴着封条。极少数屋子似乎还住着人,我没有见到他们,但他们在阳台上将镜子倒过来悬挂,据说是为了辟邪。

 

我靠近其中一面照妖镜,正要观察它,镜子里蓦地闪过一个黑影。

 

时间凝住了。

 

我惊惶地转头——那是在枯枝和零落电线间跳跃的一只小松鼠。

 

这一幕,便是松木场异闻录最后的活标本。而一公里之外的西湖景区,来自各地的抖音和小红书网红们正忘情地录制街拍短视频,笑容甜美。

 

接本局园林管理处林管字第二〇三一号报告为:“松木场花圃后面有反动统治时期所建置反动军队八十八师阵亡纪念牌坊两座(一座系石头的一座系砖头的),另孤山路七星坟有竺氏墓道牌坊计三座,拟予拆除并将材料作为修建风景点用。上项牌坊是否可予拆除,拆下材料是否可用为修建风景,报请核示意凭办理”

 

报告

杭州市人民政府 建设局局长,余森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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