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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高尔基的故事范文第1篇
关键词：安全生产;管理;哈尔滨市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34-0083-02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对安全生产工作的要求越来越高，安全生产已经成为一个热点问题，引起了国家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深化安全生产管理体制改革，建立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和安全预防控制体系，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这是对全面深化安全管理体制改革做出的新的部署和要求。近年来，哈尔滨市委、市政府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科学发展理念，把安全生产监管工作当作头等大事来抓，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的工作要求，始终保持对隐患问题排查整治的高压态势，确保了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为实现哈尔滨科学发展新跨越做出了积极贡献。
一、加强哈尔滨市安全生产管理的重要性
1.是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内容。《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深化安全生产管理体制改革，建立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和安全防控体系，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作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的重要内容。为此，哈尔滨市委、市政府紧紧围绕服务全市经济发展大局，坚持科学发展、安全发展、和谐发展理念的同时，认真贯彻落实重要讲话精神和省有关安全生产工作的部署和安排，切实把安全生产工作摆在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位置，采取有效措施，确保降低安全生产隐患，着实提升安全生产监管能力。
2.是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前置条件。全国文明城市是含金量最高、综合性最强、影响力最大的城市品牌，对于哈尔滨市经济社会好发展、快发展、大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明确要求：“申报前12个月内不发生有全国影响的重大安全生产事故”，这是申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前提条件。为确保我市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过程中不发生全国影响的重大安全生产事故，哈尔滨市有关部门按照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的要求，加强了安全生产管理和宣传教育，落实了安全生产的各项任务，为哈尔滨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提供了良好的安全生产环境。
3.是“平安哈尔滨”建设的重要成果。2004年，哈尔滨市委、市政府下发的《中共哈尔滨市委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关于开展创建“平安哈尔滨”活动的决定》中明确指出：“认真解决交通、消防和安全生产隐患，强化管理监督，努力营造安全的生产生活环境。”为此，多年来哈尔滨市有关部门坚持强化责任，注重预防，进一步加大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力度，持续开展“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坚持把大检查贯穿安全生产工作始终，严格安全生产市场准入，进一步抓好安全生产基础和应急救援工作，巩固了“平安哈尔滨”建设成果，着实维护了全市的和谐稳定。
4.是保证安全生产的重要措施。加强安全生产管理，是保证安全生产的需要。安全生产工作重在管理监督到位，这是确保安全生产的重要环节。生产与管理是一个有机整体，二者不能分割，更不能对立起来。只有将管理时刻体现在生产之中，才能有效提高安全生产管理水平。所以，实现安全生产最终要靠科学、规范的管理，把事故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确保安全生产顺利进行。
二、哈尔滨市安全生产形势的主要特点
2014年8月底前，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有关部门的积极配合下，我市未发生10人以上重大事故，各类事故均在可控范围内，安全生产形势基本保持平稳，各类事故呈现如下特点：
1.安全生产事故呈“三降一升”趋势。截至8月底，全市共发生各类事故3 359起，同比减少1 992起，下降37.23%;死亡199起，同比减少87人，下降30.42%;伤866人，同比增加191人，上升28.3%;经济损失4 692.88万元，同比减少3 703.36万元，下降44.11%。
2.道路交通事故呈“三降一升”趋势。截至8月底，我市发生一般以上道路交通事故790起，同比增加126起，上升18.98%;死亡161人，同比减少80人，下降33.2%。其中生产经营性道路交通事故268起，同比减少13起，下降4.63%;死亡57人，同比减少26人，下降31.33%。
3.火灾事故呈“二降一平一升”趋势。截至8月底，我市共发生火灾事故2 544起，同比减少2 111起，下降45.35%;死亡10人，同比持平。其中生产经营性火灾事故599起，同比增加50起，上升9.11%;死亡3人，同比减少3人，下降50%。
4.非煤工矿商贸事故呈下降趋势。截至6月底，我市共发生非煤工矿商贸事故16起，死亡19人，同比减少4起、3人，分别下降20%、13.64%。
三、哈尔滨市安全生产管理存在的问题
虽然我市安全生产形势良好，但也存在安全生产意识淡薄、安全生产管理水平低下、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和安全预防控制体系不健全等问题，具体表现在：
1.重生产、轻管理的现象依然存在。我市一些企业依然存在重生产、轻管理的现象，具体表现在：一是行业管理弱化。不少行业安全生产标准、技术规程、设计规范，已不适应需要，但没有得到及时修订;行业的重大技术攻关也缺失，许多问题没有解决。二是企业内部管理混乱。一些企业在安全生产方面既存在不重视的问题，又存在缺乏管理经验问题;既存在无人管问题，又存在管不好的问题。三是企业安全管理松懈。不少企业规章制度不健全，违规违章作业时有发生，事故隐患仍然存在。
2.安全隐患排查和预防控制体系不健全。从我市实际情况看，安全隐患排查和预防控制体系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这些薄弱环节严重影响了企业的安全生产，具体表现在：一是个别部门监管责任落实不到位。我市有关部门虽然对安全生产工作多次开展专项治理行动，但对查找出的安全隐患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抓好整改落实，存在监管责任落实不到位的倾向。二是个别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如各项隐患排查治理制度不完善，执行制度不严格，人员培训教育不到位，重大危险源安全监控责任和措施不落实，安全生产预防方案和控制体系流程不健全等。三是综合预防不到位。少数单位安全生产基础薄弱，部署不得力，安全防范工作落实不到位，没有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分析可能出现的新问题，未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提前预防控制。
四、加强哈尔滨市安全生产管理的对策建议
安全生产是企业的头等大事，是企业获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根本保证。加强安全生产管理，有利于缓解哈尔滨市当前的安全生产形势，有利于我市构建和谐社会。因此，我市有关部门应站在对人民群众负责的高度，加强安全生产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
1.加强领导，确保安全生产顺利进行。为了确保安全生产顺利进行，应从以下几方面加强安全生产领导。一是要加强安全生产监管部门领导。应将责任范围内的安全生产控制指标和安全生产状况作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干部考核指标之一，将安全生产与安全监管部门干部职位升迁相挂钩，提高管理人员和执法人员的安全生产监管、监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二是落实基层安全生产责任制。我市基层安全生产监管机构和监管力量薄弱，因此，要加强基层监管机构建设和人员配备，把基层安全生产作为安全生产监管的重点，逐级落实“第一责任人”制度，要做到依法监管，严格监管，提高基层安全生产监管水平。三是要制定适合本地实际情况的安全生产规划。以年度为单位，根据我市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要求，制定哈尔滨市安全生产规划，将本规划纳入到哈尔滨市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当中。同时制订安全生产监管部门的年度安全生产监管计划，协调安全生产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
2.强化意识，减少安全生产事故。培养企业员工的安全意识，就是要克服员工在生产过程中的习惯性违章、疏忽大意、盲目侥幸心理等问题，从而树立“以人为本，安全第一”的安全生产理念。一是要通过普及安全知识来提高企业员工安全知识水平，改变员工思想中原有的安全意识模式，通过组织企业员工集中学习、座谈讨论、安全管理法律法规培训等方式，在员工中树立正确的安全生产责任意识;二是要转变思想观念，创新教育形式，从企业员工的本职岗位出发，运用家庭教育、实践课堂等新型教育方式，对员工进行安全思想教育，引导企业员工树立正确的安全生产理念。三是要在员工中牢固树立遵章意识，对企业的规章制度要天天讲月月讲，做到安全警钟长鸣。同时依据员工各自岗位特点和操作环境的不同，强化员工的安全意识，坚决杜绝违章违规行为的发生，从而减少安全生产事故。
关于高尔基的故事范文第2篇
1985年3月，在送走了三位老人之后，苏联终于有了一位年富力强的领导人――54岁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上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伊始，戈尔巴乔夫便开始着手扭转国家日益衰落的局面。1986年2月，苏共召开了新领导人上任以来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戈尔巴乔夫在向苏共二十七大所作的报告中称：“列宁强调指出，人的生命、人的全面发展的能力是最大的价值，社会发展的利益高于一切。苏共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是以此为目标的。”大会确立了加速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方针，“加速的战略要求完善社会关系，革新政治机关和意识形态机关的工作方式和方法，加深社会主义民主，坚决消除怠工、停滞不前和保守主义，即消除阻碍社会进步的一切东西。”然而，两个月后发生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事件以及随后对事故的处理表明，苏共长期形成的体制有自己的运行逻辑，最初的处理措施与苏共以往对待灾难事故的方法并无二致。
虽然苏联政府也尽力消除事故的后果，不少人为此付出了生命，但苏联处理此事故的方式方法一如既往，让人诟病。
一是信息不透明，没有及时向民众通报。当时苏联的报刊、广播和电视对此保持沉默，大众对此一无所知。到4月26日晚，全世界都知道了苏联核电站发生了事故，但莫斯科却在沉默，苏联领导人并没有意识到所面临的巨大危险。27日，东西方的大众媒体都在关注此事，并要求苏联政府说明真相。4月28日上午11时，苏联政治局终于开会研究这个问题。晚21时，苏联的电视和广播才在新闻中公告，简单地向公民通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了事故，一座原子能反应堆受到损坏。正在采取措施消除事故后果。受到影响者正在得到救助。已经为此成立了一个政府委员会。”然而，公告并没有说出现了核泄漏事故，也没有提示居民进行防护。4月29日，上述官方消息才见诸报端，而此前消息早已不胫而走，传闻很多，民众对事故深怀恐惧、对官方表示不信任。4月30日，苏联部长会议发表公告，宣布：“由于过去几天所采取的措施，泄漏的放射物质已减少，原子能电站地区和电站村的辐射程度已经降低，反应堆处在熄灭状态，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和附近地区的辐射状况并没有引起危险，饮用水以及河水和水库的水质符合标准。”在苏联政府的误导下，普通百姓并没有重视这一事故，没有意识到这次事故的严重后果，从切尔诺贝利开出来的车辆没有经过任何处理就驶入基辅市区，造成核尘的人为扩散。英国、法国等西方国家纷纷把他们的公民撤出乌克兰首都基辅。然而5月1日，基辅照常举行游行，民众暴露在有辐射的环境下。
二是官员的不负责任，把这种非常事故当做一般化事件处理。苏联不重视核电站的安全工作，没有处理此类事故的应急准备。事故一发生，消防队员就到现场灭火，第一批参与灭火的消防员基本都牺牲了。4月26日晚20时，政府临时工作委员会乘专机到达切尔诺贝利，并接管了核电站的管理工作。27日早晨，直升机驾驶员和化学部队赶到，防化兵司令皮卡洛夫将军同时飞抵事故现场指挥。从27日下午14时开始，疏散靠近核电站的普里皮亚季镇的居民，三个小时后，该镇成了一座空城，四万多人被迫离开家园。由于苏联长期没有进行过有关防核辐射方面安全知识的教育，对于救援人员也缺少必要的防护措施，许多救援者和记者也受到了核辐射的伤害。直到5月14日，戈尔巴乔夫才发表电视讲话，首次向民众介绍了这次核事故。戈尔巴乔夫强调，苏联政府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故，但一得到确切的消息就告知了民众，并通过外交途径通告了外国政府;他表扬了为消除事故做出贡献的人，感谢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社会对苏联的帮助。显然，戈尔巴乔夫并没有向民众说出实情，而且他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坦诚地对待民众。 推进“公开性”作为民主化的重要杠杆
切尔诺贝利事故不是一般的事故，其后续工作没有尽头，邻近苏联的欧洲地区也受到核辐射的影响，国际社会的谴责给了苏共领导人造成很大压力，并促使其改变做法。戈尔巴乔夫在2012年出版的回忆录《扪心自问》（中文本译名为《孤独相伴》）中说：“对我个人来说，切尔诺贝利是改革时期重大转折性事件之一，也是我人生的重大转折性事件之一。经受过去的许多困苦，重新思考，得出面向未来的结论，我可以这样说：我的人生分为两个时期――切尔诺贝利事故之前和切尔诺贝利事故之后。” 切尔诺贝利事故促使戈尔巴乔夫调整政策。在内政上，加大了“公开性”的力度，该政策成为苏联激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前奏;在外交上，竭力缓和与美国的关系，努力退出军备竞赛和结束冷战。
戈尔巴乔夫在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后大力提倡“公开性”，最直接的原因是苏联掩盖事故信息的做法受到国际社会的指责。正如学者皮霍亚在《苏联政权史》一书中所说：“在报道这次悲剧中，政治局采用了‘有控制的公开性’，这不仅仅败坏了自己的名声，而且从法学意义上讲，掩盖真相就是犯罪，因为秘而不宣或者不及时通报，对数十万人的健康和生活造成了危险，苏联政治领导人必须对此承担责任。”在这一背景下，民众要求知道真相，国际社会也要求苏联提供真实的消息，这一切促使戈尔巴乔夫把“公开性”作为民主化的重要杠杆。
提倡“公开性”还有一个意图是借此触动各级保守无为的官员。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暴露了苏联体制深层次的问题。戈尔巴乔夫在《扪心自问》中写道：在事故发生后，苏联科学院院长和重型机器制造部部长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没什么大不了的。之前也有工业反应堆发生过同样的情况，他们都解决了。为避免核辐射，就需要多喝水、吃东西和睡好觉。”这种不靠谱的说法和对民众漠不关心的态度，充分暴露了苏联官员与民众的关系。事故发生后，布良斯克州的一位教师用他教学用的仪器测出了核辐射，他回忆说：“那时收音机里只说，切尔诺贝利发生了爆炸。我去找政府，把我仪器上的读数给他们看，他们说你的机器坏了，或者是你不会用。天上下了黄色的雨，但没有人出来解释。直到5月3日政府才承认发生了核事故，并说这对我们会有影响。”对于这些麻木不仁，置民众利益于不顾的官员，戈尔巴乔夫想通过推行“公开性”，让报刊揭露苏联社会的阴暗面和官员的无所作为，从而向不愿改革的官僚施压。
切尔诺贝利事故促进了“公开性”的实施，“公开性”本身又对苏共的激进改革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可以说苏联改革走上激进之路与切尔诺贝利事故直接相关。 急切谋求与美国改善关系 戈尔巴乔夫说：“我的人生分为两个时期――切尔诺贝利事故之前和切尔诺贝利事故之后。”
与此同时，切尔诺贝利的核灾难也让戈尔巴乔夫看到了苏美军事竞赛的危险性，促使戈尔巴乔夫缓和与美国的关系，并进而结束冷战。戈尔巴乔夫在1986年5月14日的讲话中，还呼吁国际社会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框架下加强合作，建议尽快和里根在欧洲任何一个城市举行会晤，希望在国际舞台上加强核能合作。戈尔巴乔夫采取了很多措施，急切地谋求与美国改善关系。
1986年10月，应戈尔巴乔夫的要求，戈尔巴乔夫与里根在冰岛的雷克雅未克会晤。戈尔巴乔夫同意接受美国的建议，即两国拥有同等数量的中程导弹，其余全部销毁;里根保证十年内不退出美苏两国于1972年签署的《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并在该条约允许的范围内从事导弹防御系统的研究与实验。苏联同意了美国提出的进行现场核查的要求，但美国拒绝了苏联提出的停止核试验的建议。1987年2月，戈尔巴乔夫同意将限制中程弹道导弹与限制太空武器分开解决。7月，他又接受“全球双零点方案”，即在全球范围内消除美苏所有中程、短程导弹。苏联不仅同意销毁部署在欧洲的全部中短程和中程导弹，还同意销毁苏联部署在亚洲的这类导弹，12月8日，苏美领导人在华盛顿签署了《苏联和美国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1989年12月，戈尔巴乔夫与布什总统在马耳他会晤，确认两国关系的对抗时期结束，不再视对方为敌人，苏方重申不再干涉东欧国家的内政;美国则宣布削减在亚太地区驻军的15%，撤销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销毁在欧洲的战术核武器等。
关于高尔基的故事范文第3篇
【提要】当你在决策的时候，如果你一时没有拿好主意或者没有好的想法，那么，你就应该去听一听别人的故事。当然，你也需要把你的故事分享给别人听。
奥斯汀，美国德克萨斯州的首府，德州大学的所在，也是众多高科技企业所在的高科技城，因濒临德州丘陵地形之起点，故又有“硅丘”（Silicon Hill）之称，与美国西部传统电子重镇硅谷相呼应。
2014年6月的前三天，阳光明媚，奥斯汀市因为是戴尔公司全球总部所在地，正在接待着来自全球各个国家的200多名优秀的女性创业者以及企业的重要管理者。中国代表团此次有10位女性企业家参与，为历年最多。她们在接下来的三天里，除了全程参与“第五届戴尔全球女性企业家高峰论坛”的讨论和互动外同时也分享了戴尔公司成立30周年的喜悦。
“勇于创新，直面未来”
30年前，迈克尔・戴尔先生在德州大学的学生宿舍里建立了戴尔公司，从此这个企业的DNA里被注入了企业家的精神。因此，帮助创业人士，特别是女性企业家们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成长，被视做戴尔的责任。本届论坛将围绕女性创业者及其企业对全球经济带来的影响展开讨论，其主题定为“勇于创新，直面未来，启迪全球企业家的故事和科技”，目标是要帮助参与论坛的成员持续发展其业务，成长成为商业领袖，希望通过展示当今全球创业者的诸多故事和技术来激励其他参与者。
“戴尔全球女性企业家高峰论坛”‘后简称DWEN’，是由戴尔与英特尔共同资助的一项全球女性社交平台，受邀者是来自世界各地的200多名优秀女性企业家、商界领袖和媒体代表。作为全球最为活跃的企业家社交平台之一，DWEN倡导来自全球的女性精英共同分享各自的成功经验和有益经历。而在现场短短的三天里，这种全球式的互动和分享，确实让与会者感受到了“讲故事”的力量，通过不同的创业和创新故事，女性领导力的力量充分显现。
智囊和戴尔一起来讲新故事
戴尔全球女性企业家高峰论坛参与者主要为女性创业者、企业首席执行官和尖端领导者。出席论坛的媒体人士，包括全球顶级出版物的高级代表，这些出版物包括《今日美国》，《快速成长公司》，《财富》，《CNET》，《企业家》，《PEGN》，《监护人》，《澳大利亚人》和《印度公司》等。而此次戴尔中国为何与中国的管理媒体《新智囊》合作推选企业家并参与互动分享？
戴尔公司自成立伊始，其创办人迈克尔・戴尔就把其塑造为一家坚持追求创业、创新和变革的公司；随着实力不断发展壮大，戴尔也在注重为坚持创业、创新梦想的企业家提供支持。在击退华尔街的收购企图之后，私有化的戴尔公司堪称“全球最大的创业公司”。这个过程中，戴尔特别关注女性创业者在成长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并搭建了“戴尔全球女性企业家高峰论坛”这个社交平台，让全球的女性创业者和管理者分享自己精彩的故事和经验、体会。
智囊传媒（THINKTANK）作为一家致力于为企业提供利益相关者沟通管理服务的机构，通过搭建利益相关者沟通交流平台，在沟通中产生价值、增益价值是其一贯的理念。旗下包括管理刊物《新智囊》在内的社会化媒体平台，更是广大管理者共同学习的读本以及沟通、交流平台。关注领导力的建设、关注管理者的实践以及关注组织的变革与创新，是《新智囊》的一贯主张。这与“戴尔全球女性企业家高峰论坛”的宗旨高度契合，也为本次合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作为全球最活跃的女性社交平台之一，“戴尔全球女性企业家高峰论坛”自2010年开始，每年6月举办一次。其宗旨在于为全球女性创业企业家提供管理、创业、创新经验沟通交流平台，提供业务发展机会、拓展市场布局视野，整合自身和社会的力量，帮助她们实现梦想与追求。
随着世界大踏步迈入互联网时代――“参与”、“分享”与“创新”的互联网精神已成为企业的时代特征。戴尔（中国）和智囊传媒将通过社会化媒体渠道，在自己的“朋友圈”中，寻找那些拥有故事、会讲故事、乐于分享和创新的女性精英，并推荐她们作为中国企业家代表奔赴美国德克萨斯州奥斯汀市――在论坛上，把中国的“创业、管理以及创新的故事”讲给世界，同时把全球女性创业的“精彩故事”以及相关研究成果分享给中国的女性管理者。戴尔（中国）和智囊传媒此次的合作，从不谋而合的思路，到利用社会化媒体的报名、推荐、分享故事，到通过众筹的方式筹集机票等一系列的动作，再到会中“微信朋友圈和微信语音现场直播”和会后的线下沙龙分享，本身也是一次有故事的创新！
“不确定时，去听一听别人的故事”
此次女性领导力峰会，主办方为参会者提供了多场论坛讨论，比如“开始您的下一次冒险：如何再次创业并再次取得成功”、“走入您的故事”、“合作关系：提高生产力和发展力”、“与顾客相关：如何做内容营销和传达社会故事”、“拥抱移动时代”、“直面未来：好奇心、可能性和远见卓识”，也包括“听迈克尔・戴尔和苏珊・戴尔讲戴尔基金会的故事”等等分享。其中，分享、创新、讲出你的故事是贯穿始终的主题。以下是其中几个比较有意思的女性创业故事和她们的心得。
用勇气挑战脆弱
一直以来，是否要把女性领导力单独拿出来说事，是个争议性话题。有观点说，领导力就是领导力，是以达成目标为目的领导和组织能力，不分男女，只看结果。但也有类似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领导力研究中心主任杨思卓教授这样的观点：男性领导力和女性领导力这种区分是有必要的，领导力是利用他人达成目标，而在这一点上，女性和男性是带有先天差异的。
在2014年戴尔全球女性企业家高峰论坛上，会议通过主题演讲、小组讨论和研讨会，探讨如何使女性及女性创办的企业获得更大的成功。而在这个过程里，我们也深刻感受到了女性特质在创业和创新的过程中的关键点，包括一些关键词。
最受欢迎的5大TED演讲者、美国最具影响力女性之一，也是休斯顿大学学者、畅销书作家布琳・布朗，在其主题演讲《勇敢：脆弱的力量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感情，育儿和带领的方式》中，她向与会者分享了她自己关于脆弱、勇气以及沟通的故事。在接下去的小组讨论并分享中，她提出了几个关键性问题：你最恐惧和担心的问题是什么？当你感到脆弱的时候一般最有效和有益的支持是什么？你认为一个成功的团队和组织最重要的关键词是什么？你是否愿意分享你舒服的事情和不舒服的事情？身边对你帮助最大的是什么人
作为中国企业家代表团小组，比较有意思的讨论结果是，作为公司老板的女性领导，在团队中更在意信任，更在意建设性的批评，而作为职业经理人的女性领导，则更在意团队中的每个人的专业能力，并且业务互补。在最重要的关系中，大家普遍认为，自己的另一伴的默契和支持非常重要。在最恐惧和担心的事情中，追求完美、时间不够用、没有时间思考，成为女性企业家最大的纠结。
在充分的分享和互动之后，布琳・布朗告诉全球女性：勇敢的开始，面对恐惧，释放情绪，接受并爱自己，拥有并愿意去展现自己的故事，你得负责去写这个故事的结局。没有什么可怕的，因为没有什么好失去的。
最好的分享是把它变成产品并且卖出去
在众多主题分享中一位十三岁的小姑娘伊莎贝拉的创业故事引人注目。她拥有自己的服装品牌，是一位服装设计师，并且利用互联网技术在网上销售她的产品。对于这样一位年轻的成功创业者，这个姑娘的分享简洁直接：“其实没什么，就是因为我想和我的朋友们分享，而最好的分享方式是把它变成产品并且卖出去。”这句分享，确实在提醒准备创业和正在创业、包括创新的人们：创业或许不需要更多的顾虑和更多的思考，行动才是最有效的。
“好奇心是最好的学习动力”
在“直面未来：好奇心、可能性和远见卓识”这个分享环节， Playducato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告诉我们，一个真正好的理念是创业的核心。“当你在决策的时候，如果你一时没有拿好主意或者没有好的想法，那么，你就应该去听一听别人的故事。”
的确如此，在此次高峰论坛的所见所闻，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这些来自全球各地的美丽女性们，自信、阳光、智慧、充满对未知领域的好奇、善于分享和沟通，无论在会场、餐桌、奔向某个目的地的车上，所有人无论认识与否，都能迅速进入一种分享和互动的状态。几十人甚至上百人同时在有克制的分贝下，伴着真诚的眼神、愉悦的笑容充分交流，谱写一曲又一曲动人的合唱，其景优雅且灵动，皆是美丽画面。
关于高尔基的故事范文第4篇
关键词：笛卡尔；普遍怀疑；方法论；心物二元论
哲学的发展是一个辩证的历史过程，是在不断的否定中彰显自身，从而不断实现自身的内在超越。即黑格尔所说的“事物自身否定自身”的矛盾本性在哲学发展进程中的具体呈现。在西方哲学思想的历史传承中，哲学本身的“自我否定”（矛盾）并不是存在于“物”（泛指一切对象）的绝对确定性当中，而是在对“物理”、“自然”的不断怀疑中达到形而上之境。如何实现对“物”的绝对确定性、普遍同一性追求式的认识？这种认识往往会与人自身的存在纠结在一起，似乎难以达到物自身的“绝对确定性”之境。这样一种问题意识，成为通贯西方哲学发展的一条思想主线，并在不同的历史时代被历史性诠释。这种问题意识在笛卡尔哲学那里，被以“思”形式透显为一种主体精神特征——即反思、怀疑的哲学精神及其二元的结构特征。笛卡尔（1596—1650），出生在一个法国贵族家庭。不但是哲学家，被称为“近代哲学之父”①，还是数学家和科学家，解析几何的创始人。本文拟通过对笛卡尔哲学精神及发展历程做以梳理、剖析，有助于我们对西方哲学传承脉络的领会和驾驭，对后来的哲学思想的嬗变及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影响。
一、笛卡尔对方法论的反思
笛卡尔生活在新旧知识交替的时代，他对各门学科都一一重新审视并加以评判。他质疑各学科的方法论，提出了“我们相信什么？”、“为什么相信？”等问题。笛卡尔正是从方法论的反思中，坚决反对旧权威，以摧枯拉朽之势批判了旧的经院哲学体系，为新兴自然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合法性、合理性、可能性。笛卡尔哲学冲破旧势力一切的藩篱，为新的哲学未来——理性时代到来确定了焕然一新的“游戏规则”。关于科学的分类，笛卡尔认为所有的科学门类统一的基础是哲学，“哲学是关于人所能认识的一切事物的完善的知识，既是为了指导生活，也是为了保持健康，发现各种技术”。他说：“哲学的主要功用乃是在于其各部分的分别功用，而这种功用，是我们最后才能学到的。”[1]119-120可知，在笛卡尔看来，整个哲学犹如一棵大树，树根是形而上学，物理学（自然哲学）是树干，其它学科都是树干分枝所结的果实，主要为医学、力学、伦理学等具体的应用学科。道德科学（哲学）是最高级、最完善的科学，它以全部知识为前提，是最优的智慧之学。笛卡尔说，“研究哲学以调节举止作风和指导生活，这比用眼睛引导我们走路更加迫切需要”。那么，哲学如何统一各门学科呢？笛卡尔认为，所有科学的真正统一性在于研究的方法，而不是在研究对象。哲学应首先研究科学的方法，为各门科学的统一提供一个标准。他说：“知道别人的意见不是科学，而是历史；一个人要独立思考。我们如何去把握清晰明确的知识，应该运用什么方法？”[2]308他说到，由于古代几何学和当代的代数存在明显的缺陷和狭隘的局限，晦涩并难以理解，故“应当寻求另一种包含这两门科学的好处而没有它们的缺点的方法”[3]364这种科学的方法，笛卡尔认为就是“普遍数学”（mathesisuniversalis）。所谓“普遍数学”的方法就是科学研究的方法。那么，数学是如何进行的，它应遵循什么方法？公理和自明的原则是“确然性”的知识，凡是听到或者能够理解的人都会承认是正确的。我们以此为出发点，推导出其它命题，如果推理的过程没有错误，那么，这种命题从逻辑上可以演绎出来，并且和公理和自明的原则一样是确实的。简单地讲，这种科学的研究方法，就是从公理和自明的原则出发，推导出比较复杂的命题，即直观的演绎。这种方法必须运用到哲学上。在此基础上，笛卡尔认为这种科学方法必须建立在五条逻辑规则基础之上，即：（1）清楚明白原则，凡是未经清楚明白地认识到任何真实的东西，绝不承认它是真实的；（2）分析推导原则，必须从一些绝对确实的原理、清晰明确的命题出发，经过分析，推导出同样确实的未知的新真理；（3）简单到复杂的原则，从简单的、感性的认识对象开始，经过整合逐渐上升到复杂对象的认识；（4）怀疑的原则，不能依赖他人的权威而接受真理，必须自己亲自去寻找；（5）普遍性原则，把所有可能情况全部罗列出来。从这五条逻辑规则可知，分析是必须的，分析的过程是从简单到复杂，经过整理综合，寻找到确然性知识的“阿基米德点”，进而获得普遍性的知识。这五条逻辑规则抛弃了感觉经验的迷惑，均建立在理性基础上，分析和综合都是理性方法。由此，笛卡尔提出的“我们相信什么？”、“为什么相信？”等问题得到完满的解答。在论证中，他认为数学方法是科学认识的基本方法。只有通过分析综合获得的理性知识是值得人们信赖的惟一可靠的东西。因此，以理性原则制定的“游戏规则”是人们获得“确然性”认识唯一正确的途径和方法。因此，笛卡尔深信不疑，只要经由数学方法出发，通过对理性能力的诉求和反思，就能评判和总结以往哲学的一切得失，从而，开启一条近代哲学新的“认识”之路。
二、笛卡尔的普遍怀疑精神
笛卡尔认为，只有那些确定无疑的东西（公理、自明的原则）才能作为真理性知识的可靠基础。因此，他以普遍怀疑精神审视了以往一切旧知识，并以此为出发点，试图建构一个新的知识体系。他把普遍怀疑的方法看成是为理性主义哲学大厦的开路先锋，是认识真理的起点和开端，终以实现哲学上的诉求。首先，笛卡尔认为所有的知识必须完全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才是可靠的，哲学才能成为“确然性”的知识，从而为科学知识提供可靠的基础。笛卡尔结合自身的奇异经历和体验，他以“梦境”为例予以论证说明。我们在夜里睡觉时“做梦”，在梦中映入我们眼前的东西好像是真实的，但是实际上那些东西无非是幻想的或者是不真实的。我们没有一个确切区分觉醒与做梦的客观标志，以致人们认为所描绘的这个世界只存在于自己的想象当中。往往在我们自己所熟知的事情上，常常受骗。笛卡尔从“梦境”中得到启示，他的知识体系必须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予以重建。笛卡尔是近代以来按照理性的“确然”性知识塑造自己的哲学体系的代表和开创者。笛卡尔说：“哲学之所以能成为科学的基础，正是因为哲学具有最高确实性，各门科学则通过演绎而有了这种确实性。”[4]28正是基于这点，笛卡尔认为，哲学的诉求就是探寻“确然性”知识，为理性知识体系提供一个可靠的“阿基米德点”。其次，笛卡尔把所有对象（包括客观、主观的）都表示怀疑，具有普遍性。第一，笛卡尔对客观感知到的周围世界表示怀疑。我们对感觉没有信心，因为我们常常被这些感觉所欺骗。我们无法知道真实的东西同这些感觉是否相符，因此感觉的不可靠性是明白无误的。故而客观感知到的周围世界是可怀疑的，它不可能为理性知识提供可靠的基础。第二，他对自己的身体活动也表示怀疑。来源于自身亲历活动好像是确定不可怀疑的，但是，我们在睡梦中对自身的活动亦有显示。如果有人试图用客观外物的是否存在，来区分梦境的感觉与真实的客观感觉，这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梦境的感觉和客观真实的感觉同人们的想象一样，都是不依赖外物的存在而存在。笛卡尔这种怀疑类似与《庄子》中的“庄周梦蝶”，不过笛卡尔不知道，否则他一定会予以借鉴吸收的。第三，数学的观念是清楚的、确定的，似乎是不可怀疑的。我们承认这样没有任何异议的表述：无论人们是醒着还是睡着，二加三总是等于五，一个三角形的三内角之和等于一百八十度。这样常识性的认识，似乎没有任何虚假和可怀疑的成份包含在其中。但是，笛卡尔认为，这种常识性认识是未经过证明、推理的印象而已。笛卡尔的怀疑是普遍的、彻底的，怀疑的精神是坚决的。数学的证明也可以怀疑，因为我们常常会看到有人在数学问题上陷入错误之境。在我们看来是错误的，他人却持肯定态度，认为是绝对确实的。笛卡尔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结果，知识可被怀疑，就是因为可能存在着一个“邪恶的精灵”。笛卡尔所构设“邪恶的精灵”的想象，似乎难以自圆其说。对于这一点，确实与他梦境经历和体验息息相关，他说到：“我的怀疑并不是由于漫不经心或轻率，而是有很强的、考虑成熟的理由的。”[3]368从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来看，笛卡尔所构设的“邪恶的精灵”所涉及的问题是一个十分严肃的形而上学的问题，是为“确然性”知识提供一个形而上的根据。西方哲学发展历史过程中，哲学家们都试图追踪思辨历史发展线索，来说明哲学思想的观点是怎样产生的，各种问题和提供的解答又是如何引起新的问题和不解，各个问题最后又是如何解决的，笛卡尔也不例外。自古希腊毕达哥拉斯的“数本原说”始，历代的哲学家都在追问有关数及数学的问题，比如：数先于客观事物而存在吗？数能否成为构成事物的基本单元？数的观念是如何形成？有无产生的客观外部原因？数的本身能否找到与客观现实的一一对应？数学的证明能否怀疑？等等诸如此类问题层出不穷。正是基于此，笛卡尔以“普遍怀疑一切”作为工具，试图寻找一个不证自明的方法。综上所述，笛卡尔普遍怀疑的方法就是对如何获得“确然性”知识进行严格的限制，必须排除那些感觉、梦境而使人迷惑的可能性，从而达到怀疑一切的力度。他怀疑的目的在于寻找一个“确实”的、“不证自明”的、无可怀疑的认识基础。他的普遍怀疑精神实质上是方法论意义上的反思和怀疑，并不是为“确然”性知识找到了形上的根据。那么，这个形上的根据到底是什么？笛卡尔怀疑一切，就剩下“思维能否怀疑自身？”这么一个怀疑。怀疑就是思考，思考必有一个思考者，故“我思故我在”。笛卡尔怀疑的最后是对思维着的我不怀疑。
三、“我思故我在”——笛卡尔哲学理论的支点
笛卡尔哲学思想是对中世纪以来的神学及经院哲学进行的一次深刻的反省和批判，即对客观世界存在真实性及如何获得“确然性”知识的一个反省。对于以往那些欺骗和迷惑人心的假信念、感性感觉，从内心深处进行了一次彻底地厘清和摧毁。在《致神圣的巴黎神学院圣师们》一文中，笛卡儿开篇明义地指出，“我一向认为，上帝和灵魂这两个问题应该是用哲学的理性而不应该用神学的理由去论证的主要问题。”[5]1也就是说，在笛卡儿看来，作为对诸如上帝存在这类普遍确定性的存在问题的证明，应当用思辨的形式而不是用非理性的信仰之形式予以完成，他把这种证明过程视为自己的哲学使命，并最终以六个沉思的方式完成了这一使命。任何观念对人们来说都是不确实的。笛卡尔说到：“于是我想我所看见的一切事物都是假的；我相信的我的欺诈的记忆所提供给我的那些东西，没有一件是真的；我想我没有感觉；我相信物体、形状、广袤、运动和位置不过是我心灵的虚构。那么，还有什么可以认为是真的呢？也许只是这样，世界没有什么是确实的。”[2]309但是，有一件事是真的、确实的，就是我的怀疑或思维，对此是不能有任何异议的，不能怀疑的。因为人的思维既可以怀疑客观的外在对象，又可以怀疑思维之内的主观对象。在思维者进行思维的时候，设想思维者的主体不存在，那么，怀疑就会无法进行，这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因此，要怀疑一切就必须要有一个本身具有思维的怀疑主体。主体“我”是确实存在的，是不可置疑的。所以，笛卡尔得出结论是：“我思故我在（Cogito，ergosum/Ithink,thereforeIam）”。从笛卡尔分析的思路可知，他不是从经验的心理事实出发得出的，而是从逻辑推论得出的。怀疑本身就意味着存在一个怀疑者，思维就意味着存在一个思维者，否则就无法进行下去。一个思维着的客观的东西（rescogitans）或精神的实体是“确然性”存在的，这在笛卡尔看来是一个就像数学概念中的公理、不证自明的命题一样。怀疑意味着思维，思维意味着存在，故“我思故我在”。笛卡尔的“思”对象是普遍的，不管是客观的、主观的，还是感性的、理性的，还是想象、感觉、情感的，正因为我“思”故“我存在”。笛卡尔对分析得出这个命题，感到欣喜而狂，正如“对一个循序渐进而进行哲学思维的人来说，这是首先出现、自明的命题”[2]310。笛卡尔认为，他找到了获得“确然性”知识，人们一直所追寻的原则——一个确实而自明的形而上学根据。“我思故我在”是真的、确实的，是清晰明白被人感知的。因此，我们能够确定这样一条普遍的“游戏规则”，凡是清晰明白的被人感知的，都是真的。故而，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原则自然而然就成为他的哲学理论体系支点而建构起来了。笛卡尔试图说明一个中心问题，普遍确定性存在的根基在于“我思”之中，“我思”就是自明，即思想的主体，对其自身存在的意识。亦即人的心灵对于自身存在的透露，这种自明是来自与我的“思”与“我”的一种关系。由于这种关系，“我思”与“我在”有了直接的沟通，即等同关系。倪梁康先生在《自识与反思》文著中，对此做了进一步的论证和说明。他认为，“我思故我在”命题中的“我思”包含着两种含义。首先，“我思”是主体自我意识；其次，“我思”代表一种反思的维度，是对认识对象的无穷的追问。统观笛卡尔哲学精神，对思维的直接认识，特征之确立并不代表笛卡尔的主要意向，以相反对思维之反思结构的确定和关注却在笛卡尔哲学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它们规定着对“我思故我在”的解释[6]56。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把握到两种解释笛卡尔的“我思”之确定方式可能性。其一，“我思”是人们思维能够直接感觉到的客观活动；其二，“我思”是通过“故我在”怀疑中而被自觉意识到的客观活动。概观这两种可能性，无论是那种解释方式，都共同肯定了一个前提：“我”作为意识的主体确定无疑。尽管严格看来，哲学中的“自身意识”和“自我意识”有较大的差别，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理解“我”作为主体在笛卡尔哲学中的形而上指向。尽管笛卡尔本人并未提出后来意义上的主体、客体概念，主客体对立的情形更是在康德之后的事情。笛卡尔本人所说“客观的”，也更是与观念的存在有关。由“所思”向“我思”的前置性追问，由此而引出的内——外感知及其对象的确立，或者说，自身感知——事物感知及其对象的确立，事实上已经对近代哲学问题做了一个基本划分。主体、主体性观念逐渐成为西方哲学的“基质”，也成为后来思考一切哲学问题过程中不可忽略的门槛。由“我思”而达到“我在”，其性质显然不是指身体的存在，因为在“我思”的当下状态中尚未考虑到身体存在的问题。因此“我思”应当是“思想”的存在，即“怀疑”的存在。“我思”的主体，是“自我”存在的意识或自明。“我在”使“思想”在“反思”的对象性中被安置。“我思故我在”，在主体意识的心灵深处架构起了普遍怀疑的大厦，一切确定性的东西只有在主体心灵深处才能获得完全性自立的前提。“我思故我在”是笛卡尔哲学的理论支点。正是基于此，他才开创了近代哲学新的起点。在这个命题中，人的认识主体因素被挺立起来，这是对以往的旧哲学及经院哲学体系的一次彻底颠覆。在认识过程，认识的主体必须在“我思故我在”理性原则下才能获得“确然性”知识。以“思”形式透显为一种主体精神特征，即反思、怀疑的哲学精神。对客观事物有“思”，是无法证明我的身体的存在。因为，我的思维本身是不同于我的身体的，没有身体思维也是存在的。笛卡尔认为，存在着两个实体：一个是心灵，一个是物质。心灵和物质是相互独立的两个实体，是彼此客观独立的存在，并没有相互作用。作为具有思维的人来说，是两个实体的结合。人的身体是物质，人的意识是心灵，这就是笛卡尔“身心二元论”。“身心二元论”原则的提出，实现了笛卡尔哲学体系由认识论转向本体论的思考，也为后来哲学关于身心关系问题留下了争论、诠释的空间。
四、笛卡尔身心二元论与理性主义的深层矛盾
关于高尔基的故事范文第5篇
打开丁丁的第一扇门
时间：1981-2008年
主人公：斯皮尔伯格
事件：拍摄《丁丁》的三次尝试
你来到1981年，你看到斯皮尔伯格，你看到他在乐此不疲地翻看着手里的漫画，你知道，他要拍摄这部电影，但如你所知，这一切并未成功，否则我们也不会等到今天了。你把时光拉长，往后，再往后，你看到他许多次动了拍摄丁丁的念头，2001年，2004年，2008年……
影像化第一劫
谈版权前埃尔热突然去世
1981年，斯皮尔伯格导演的《夺宝奇兵》上映之后，有许多影评人用法语写了不少关于《夺宝奇兵》的文章，斯皮尔伯格说：“TinTin这个单词在法语影评中出现的频率很高，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就叫助手翻译，这时我才第一次听说《丁丁历险记》。”即使看不懂法语，但漫画本身犹如电影分镜头式的画面很快吸引了斯皮尔伯格，光看画面他就能理解整个故事，斯皮尔伯格开始想把丁丁故事拍成电影。
《丁丁历险记》的作者埃尔热对之前两部真人版的丁丁电影不满意，据《丁丁：完全指南》一书的作者迈克尔・法尔透露，埃尔热认为斯皮尔伯格是唯一能把丁丁电影拍好的导演。
1983年，斯皮尔伯格约好了埃尔热见面谈电影改编版权一事，但在离约定的时间还有几周的时候，埃尔热就去世了，不过，斯皮尔伯格后来还是去了布鲁塞尔见埃尔热的家人，而埃尔热的遗孀芬妮最终也决定把电影版权卖给斯皮尔伯格。
影像化第二劫
非资深粉丝找不到丁丁的感觉
如今各种有关斯皮尔伯格与丁丁电影的文章，都会用到诸如“斯皮尔伯格是丁丁的大粉丝”这种说法，然而，各种细节表明，与其说斯皮尔伯格真的被丁丁的魅力所折服，倒不如说他觉得丁丁故事很适合他拍。
这种看法，基础来自于他那胎死腹中的1983年版丁丁电影。在从埃尔热的遗孀那里买到版权之后，环球影业决定投资拍摄，斯皮尔伯格也找了《E.T.》的编剧梅丽莎・马西森写剧本。梅丽莎最后交出来的剧本充满各种惊险桥段，但斯皮尔伯格感受剧本的直觉敏锐度真的是高于常人，他感觉很像幼齿版《夺宝奇兵》的故事，而他又提不出修改意见，最后只有放弃。因为他所得到的版权期限只有3年，时间一过，电影拍摄权又回到了埃尔热基金会手上。此后诸如克洛德・贝里、罗曼・波兰斯基等导演都想拍丁丁电影，但由于基金会认为两位导演无法像斯皮尔伯格那样承诺完全尊重原著来拍，所以丁丁电影也就一直没能问世。
影像化第三劫
筹拍后遭遇环球影业撤资
2001年，斯皮尔伯格又想起了丁丁。其实斯皮尔伯格这次筹拍丁丁电影的过程，也可以看出他真的不像传说的那样懂得丁丁的世界。
一直都传说斯皮尔伯格等了十几年才把拍丁丁电影一事提上议事日程，是因为他一直在等技术的进步。然而，1983年就已经筹拍过一次丁丁电影的人，怎么看都不能让人觉得他心中存有一定要电脑动画技术进步到某个阶段才把丁丁搬上银幕的执念。后来他打算拍摄的版本还是真人版，不过他想把小狗白雪用电脑动画做出来，为此去找刚做完《魔戒》的特效公司威塔，这时他遇到了真正的丁丁粉丝，彼得・杰克逊。
2004年，斯皮尔伯格去找彼得・杰克逊聊天的时候，杰克逊办公室的书柜上就摆了一套《丁丁历险记》漫画，这时他才知道杰克逊是资深丁丁粉。对于斯皮尔伯格打算将白雪做成动画，其他角色沿用真人的做法，杰克逊以资深粉丝的身份建议说，其实用《魔戒》中塑造咕噜的表演捕捉技术将丁丁电影做成动画版，才能真正表现出埃尔热漫画的精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