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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经济论文范文第1篇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国际化的客观必要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国际化,既是认识、理解、尊重进而吸收国外经济理论的科学内容或合理成分的过程,同时也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推向世界,让世界各国认识、理解、尊重进而吸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成果的过程。当前,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正处于一个新的攻坚阶段,面对各种社会经济思想相互渗透和相互碰撞,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国际化具有现实必要性和紧迫性。
(一)打破西方经济理论话语霸权和扩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影响力
西方经济理论话语霸权,不仅表现在经济理论的学术研究领域,而且体现在国家经济政策措施和国际经济交往规则之中。在经济理论学术研究领域,是否符合西方经济理论范式,成了衡量经济理论规范性的重要标准;是否符合西方经济理论话语体系,成为国际社会经济学人进行平等对话和检验经济理论研究水准的重要标准。每年评选的代表国际社会经济理论研究最高水平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也主要以西方经济理论范式作为评判依据和衡量标准,其中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也都是西方经济学家或秉承西方理论思潮的经济学家。西方经济理论还不同程度地被许多国家用于寻求实现国家经济繁荣的理论支柱,甚至被看成是摆脱经济危机和医治经济病痛的灵丹妙药。不仅如此,西方国家还凭借其经济政治强权地位,依照其经济理论原则确立了一套逼迫国际社会被动接受的国际行为规则。中国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取得了令世界刮目相看的伟大成就。与此同时,根植于中国经济改革和建设实践沃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也取得重大突破,并得到不断丰富和完善。然而,国际社会中存在的西方经济理论话语霸权,加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走出去”严重滞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国际影响力十分有限,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国外经济学界研究中国经济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关注度。据《美国经济评论》的数据显示,在世界各国两万多名经济学家的研究领域中,仅仅只有50余名学者的研究领域涉及中国经济,仅占0 25%。[2]1不仅如此,西方经济理论话语霸权还体现为对中国经济学界形成了强大的影响力。对国内许多经济学者来说,言必谈西方经济理论及思潮成了一种时尚。客观地说,西方经济理论的引入和对其合理成分的借鉴,在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如果不加以去伪存真,简单模仿和照抄西方经济理论,跟在别人后面鹦鹉学舌,不仅难于避免使中国经济学术沦为当代西方经济理论的“学术殖民地”和“马前卒”,而且将影响和制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深入探索和发展,从而进一步削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影响力。正如打破西方的经济霸权,实现中国经济腾飞和扩大中国经济的影响力需要国际化一样,打破西方经济理论话语霸权,并从根本上打破国际社会经济理论研究领域长期存在的西方中心主义,扩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影响力也需要国际化。当今的中国和世界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这为我们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国际化,扩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影响力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机遇。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国际化,既要主动吸收和借鉴能够反映人类文明共同成果的现代西方经济理论中的合理元素,又要努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走出去”,积极对外介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成果,主动同国外经济学者就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展开平等对话,激发国外经济学家关注和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热情和兴趣,促进世界各国政界、学界乃至普通民众熟悉和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这不仅有助于打破西方经济理论话语霸权,扩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国际影响力,而且有助于促使国内经济学者自觉破除西方经济理论的教条主义迷信,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感召力。
(二)澄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及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性质认识误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经济理论,它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构成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指导下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其核心是要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经济?”和“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然而,国际社会(包括国内部分人士)由于缺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深入了解和把握,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性质等问题的认识上还存在不少误区。其中,不少人错误地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实际上就是现代西方经济理论,错误地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本质上就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甚至错误地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实质上就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道路。澄清国际社会的认识误区,需在进一步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加快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国际化步伐,让国际社会全面和客观地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本质属性。之所以有人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看做是现代西方经济理论,主要是基于这样一种逻辑:西方经济理论研究的主要是市场经济环境下的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问题,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不仅研究的是市场经济环境下的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问题,而且直接引入和吸收了西方经济理论的已有成果。产生这种错误认识的根源,主要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缺乏全面和深入的理解,他们看到的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现代西方经济理论的某些表象或形式上的相似之处,而没有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西方经济理论内在的和本质的区别。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国际化,全面、系统和深入地向国际社会介绍和传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内在属性,不仅能让国际社会知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理论源泉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及学说,实践基础是改革开放条件下的中国经济建设。[3]而且可使国际社会通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等有关理论的理解,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西方经济理论的根本区别。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活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实践基础。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还是深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推动中国经济建设发展的重要理论支撑。因此,要准确把握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性质,就必须深刻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实质。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误读和误解,特别是有意或无意地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曲解为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错误理解为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道路。除受制于根深蒂固的西方意识形态因素影响外,最根本的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不熟悉或不理解。因此,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国际化,让国际社会深刻理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对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的破除,而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和颠覆,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偏离社会主义方向滑入资本主义轨道。由此就能深入理解到中国经济发展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绝不是什么中国特色资本主义道路。
(三)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不断繁荣发展并使之充满生机活力
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不仅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需要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积极主动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和两个资源,充分发挥国际分工和协作优势,而且作为国家经济建设实践活动重要理论支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同样需要对外开放,走国际化的发展路子。当今世界,经济理论的传播和发展已呈现出国际化网络趋势,如果一个国家经济理论的探索与发展游离于国际化网络之外,闭锁于本国文化情境之中,拘泥于本国传统规范和情节,将难以在封闭的本国土壤中结出丰硕果实。开放性向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因此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就注定了不可能成为离开人类文明大道而自我封闭的理论。当然,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国际化,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开放性的理论品格使然,而更重要的是它能有力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不断繁荣发展,并充满生机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不是达到某个顶点而成为供人信仰的绝对精神,而是来源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并在经济建设实践基础上不断创新和发展的动态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生机和活力,不仅在于它能够适应不断变化发展的国内经济建设现实环境,而且在于它能够不断从外部获得滋生自己的丰富营养。“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只有在国际交流和彼此的丰富中才能得到长足的发展。事实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也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国际化。不但作为其理论源泉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和学说本身包含着外来的因素,而且在其发展过程中还学习和借鉴了当代西方社会发展经济的成功经验,以及产生于西方社会的经济学术思想的合理内容。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各国门户的敞开为经济理论的交流和丰富提供了有利条件。因此,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国际化,通过经济理论的国际交流汲取丰富的营养,能够有力地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繁荣和发展。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国际化,并不是生吞活剥、唯西方经济理论马前是瞻的所谓“与国际接轨”。应当看到,现代西方经济理论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反映了发达资本主义特殊的历史条件、价值体系和利益诉求,另一方面,它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总结,反映了现代化大生产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经济运行的某些一般规律。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国际化过程中,如果我们毫无保留地接受西方某些具有强烈意识形态特征和利益表达的经济学术思想,不顾其产生的制度背景、政治动机,不加分析和鉴别地照搬照用,就会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学术表现出强烈的依附性,进而丧失自身的特色,迷失社会主义的性质和方向,遮蔽真正的中国自身问题。因此,通过国际化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繁荣和发展,不能抛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不能偏离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不能离开中国的具体情况。“构建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科学现代经济学,只能依据由生产力水平最终决定的社会形态、文化形态、自然环境等因素构成的国情”。[4]也就是说,繁荣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我们只能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合理地借鉴并吸收现代西方经济理论中的某些科学成分。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国际化的路径选择
经过30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已逐步奠定了世界经济大国、政治大国和文化大国的地位。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国际影响力远不及中国取得的经济发展成就。当今国际社会,无论是经济理论的学术研究,还是院校的经济理论教学,抑或经济理论的政策应用,西方经济理论几乎牢牢掌控着话语权。为了扩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影响力,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繁荣发展,需要采取必要措施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国际化。
(一)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学术研究国际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学术研究的国际化,首先需要学会使用国际规范的学术话语,提高我们的学术研究水准。随着现代经济学的发展,经济理论的学术研究和交流已形成某些被经济学界普遍接受的国际规范学术话语。如果不熟悉和遵从具有普遍意义的国际规范学术话语,就易在经济理论的国际学术研究交流领域被拒之门外,从而丧失学术交流和平等对话的机会与权利。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国际规范学术话语等同于现代西方经济理论范式,也不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中学术话语的国际对接理解为对西方经济理论范式的简单模仿和照搬。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学术研究国际化过程中,我们既要学会使用国际规范学术话语,同时还必须继承唯物史观的经济分析范式。其中,“唯物史观的经济分析范式是进行科学经济分析应遵循的共同规范”。[5]目前,中国学者在国际经济理论研究领域发出的声音还十分微弱,这既有西方意识形态和语言文化霸权因素影响的原因,也有我们主观努力不够和研究水准不高的问题。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学术研究国际化,中国经济学者既要提出目前经济理论研究领域的前沿话题,还要不断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水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学术研究国际化,还需努力拓展国际性学术研究交流渠道。近年来,尽管国内有关单位组织国际性经济理论学术研讨交流活动,以及国内学者走出国门参与的国际性经济理论学术研讨交流活动日趋频繁,但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专门研讨的国际性学术交流活动并不多。另外,国内学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成果也主要在国内发表,能在国外发表的成果较少。即使少数在国外发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成果,也主要在是国外马克思主义或左翼刊物上发表。而国外学者研究的中国问题的经济理论,或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理解,也相当片面和不深刻。为了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能受到各国政界、学界和普通民众的关注,并使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有比较深入和客观的认识,国内有关机构需积极组织国际性的学术交流研讨活动,或积极主动参与国外有关机构举办的学术研讨交流活动,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同国外学者进行对话和交流。同时,积极鼓励和支持国内学者在国外刊物,特别是有较大影响力的权威刊物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成果,并鼓励国内刊物发表国外学者客观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有关成果。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工作者承担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国际化的重要使命,是实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国际化的重要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术研究的国际化,需要有一大批能够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国际化人才队伍。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工作者,可在国际学术交流中对包括某些热点、难点问题交换学术观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工作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方面形成的学术优势,可在国际学术交流中深刻阐述和表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同时也应当承认,国内许多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工作者的学术研究,同现代经济理论的科学性和规范性要求有一定差距,通常很难和国外经济学家进行平等对话。因此,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学术研究的国际化,需要加大培养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创新型研究的国际化人才队伍力度。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创新型研究人才,既要具备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又要接受良好的现代经济理论训练。他们能够融入到国际学术研究交流领域,可在国际学术交流过程中客观、准确地向外国学者介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学术前沿及学术热点,能帮助外国学者消除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误读或误解。
(二)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传播渠道国际化
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国际化,离不开一定的理论思想传播渠道。这方面,我们既要“借船出海”,积极利用国际学术会议、国际期刊、互联网等渠道,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走向世界,更要“造船出海”,努力构建自己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国际化专用渠道。如何充分利用好国际性的传播渠道,构建和拓展自己的国际化传播渠道,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国际化面临的重大课题。为加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传播国际化的领导、规划、统筹的力度,帮助国内有关机构和人员“走出去”进行交流和合作,可考虑成立部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国际化专门机构。比如,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部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国际化学术研究协调机构,承办或组织协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国际性学术研究交流活动,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优秀研究成果推向世界;在教育部成立部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国际化教学培训管理机构,指导和扶持国内机构和人员走出国门,对国外相关人员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进行培训,吸引国外有关人员到中国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培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和探索取得了重大突破,并形成了丰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成果,包括党的文献、学术著作、学术论文等。在国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成果难以形成同其应有地位相称的影响力,这其中有个境外出版发行渠道不畅问题。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理论学者在把国外尤其是西方经济理论学术思想及著述翻译成中文,并向国内进行传播作出了很大贡献,但在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翻译成外文并向世界传播方面做得还很不够。为此,中国经济理论学者需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外文翻译、境外发行和国际行销的自觉意识,不断扩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向外传播的力度,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影响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要走向世界,还需注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成果的国际发表,特别是要在国际权威刊物上,在公认的国际权威出版机构出版著作等,要努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科学研究跻身国际主流学术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国际化,还需要推进国内学术期刊的国际化。学术期刊是发表学术研究成果和进行学术研究交流的重要渠道,具有时效性强、前沿性强和成果量大等特点。推进国内学术期刊的国际化,需要鼓励国内期刊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使之由单纯国内学术交流平台上升为国际学术交流的平台。由于语言文字、研究范式、论文体例、运作资金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国内“走出去”的学术期刊,特别是能对国外学者和普通读者产生重要影响力的学术期刊非常有限,以至于国外学者和普通读者很难了解和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学术研究现状。因此,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国际化,就需要推进国内学术期刊的国际化,使国内期刊成为国外学术界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学术研究前沿成果现状,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动态的重要窗口。推进国内学术期刊的国际化,需要实现编辑惯例、文章体例、语言文字国际化,可适当邀请部分国外经济研究领域享有盛名的专家担任编委或审稿专家,创造条件进入国际检索系统,加大学术期刊网络信息化建设力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和高水平的国际名刊,从而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成果传播的国际化提供重要渠道。
中国社会经济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一、引 言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被誉为“中国奇迹”。“中国奇迹”出现的根本原因,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①。
从改革开放30年的实际进程看,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或模式,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世界的历史进程都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正在挑战以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经验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模式②。
美国普渡大学教授洪朝辉(chaohui hong)对中国发展模式的研究表明,中国近30年经济和社会的超常发展,已经导致某些西方主流理论不断被证伪。他用学术界对20世纪美国迅速崛起的研究类比今天中国经济发展的研究指出:当20世纪的美国快速崛起时,许多学者提出了著名的“美国例外论”,认为特殊的发展条件使美国走了一条不同于欧洲常态发展的道路,而当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获得成功时,所有不符合美国国情的传统理论和世界潮流都受到了质疑和挑战。洪朝辉指出,如果中国能够实现持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命运有可能像当年“美国例外论”一样,得到全世界的认可[1]。
2004年美国中国问题专家提出著名的“北京共识”试图概括中国的发展模式。认为“北京共识”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要、追求公正与高质量增长的发展途径,这种发展道路可以定义为:艰苦奋斗、主动创新和大胆试错,坚决捍卫国家和利益,强调发展的渐进性和累积性[2]。
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将对世界发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f·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预测世界未来可能出现的七大战略意外时指出,中国的发展可能引发的一个战略意外是“人们将许多不平等现象归咎于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全世界对这些不平等现象的不满,可能会将人们的注意力更多地转移到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从而结束美国的霸权地位”[3]。
国际学术界对“中国奇迹”的关注和解释,表明世界已经认识到中国的经济发展不仅使发展中国家获益巨大,中国特殊的发展道路和模式可能成为其他国家学习和模仿的对象。
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实践创新推动了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创新,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及其与实践创新的互动,也引领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化和发展。因而,理论创新不仅来源于创造“中国奇迹”的实践活动,也对“中国奇迹”的产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作为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理论总结和概括,中国经济学30年理论创新和发展具有独特的脉络、经验和原则,其中发展共识的形成和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和实践第一的科学研究方法,是中国经济学创新和发展的主题、逻辑主线和方法论①。
二、发展问题是中国经济学30年理论创新的主题
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回答中国经济要不要发展、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发展和如何发展,是中国经济学30年理论创新和发展的主题。经济学毕业论文范文
改革开放之前,贫困、落后和封闭是对中国现实经济发展状况的真实写照。而当时的理论界关注的却不是经济发展,而是阶级斗争。在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中,无视中国贫困和落后的经济发展现实,却从本本或抽象的原则出发,讨论和论证计划经济的优势所在和市场经济对生产力的破坏作用。1978年前后,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使人们开始破除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对中国所处的国际形势和经济社会发展现状有了全面而深刻的认识,发展经济,增强和提高综合国力,是顺应时展和改变贫困落后现状的唯一出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提出,是决定中国30年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两个重大历史事件,也是中国经济学30年理论创新的历史和逻辑起点。
以此为起点,中国经济学工作者以经济发展为主题,不断突破有关中国经济现实和发展的一系列教条主义思想和理论观点,开始了中国经济学30年理论创新的艰难历程。
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本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有三个方面的论述:第一,社会有机体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社会基本矛盾推动人类社会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形态发展,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所代替;第二,东方落后国家可以走与西方不同的发展道路,在特定条件下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第三,社会主义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而应当与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是不断变化和改革的社会[4]。马克思恩格斯从人类社会发展趋势角度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为我们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提出了方向。
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对于生产力水平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列宁从苏联的实际出发积极探索,提出“新经济政策”发展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总结出三点重要结论:一是社会主义是多样性的,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但走法可能不完全一样;二是社会主义不可能是纯而又纯的,必须在实践中不断加深和校正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认识;三是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应当利用市场、商品和货币关系,吸收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4]。列宁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对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与苏联不同,中国是在一个落后的东方大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以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艰辛而曲折的探索。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相结合,走出了一条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所以出现曲折,最重要的教训是脱离了经济发展这个中心或主题。邓小平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明确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从这个主题出发,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从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实际出发,党的十三大明确把中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界定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在这个阶段我国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明确了中国既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更是一个生产力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发展生产力和进行经济建设,是一切工作的中心。围绕着经济发展,根据发展生产力的要求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部分,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本质要求。
正是从发展这个主题出发,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本质和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属性的认识,才从思想上和理论上彻底解决了社会主义中国要不要发展的问题。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改革开放和发展理论的提出,则是回答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发展,如何发展,发展的动力在哪里和发展需要什么样体制和机制等一系列问题。
从30年中国经济改革和开放的实际历史进程看,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发展是硬道理这个发展主题从未动摇过,已经成为一个最基本的社会共识或共同信念[5]。每当改革和发展遇到新的问题和挫折时,我们总是旗帜鲜明地重申这个主题,强调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
无论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还是科学发展观,都是不同历史时期对这一主题的具体表达。
通过30年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实践,学术界对经济发展主题的理论认识也在不断深化。经济发展是一个复杂经济系统的演进过程,它涉及到诸如资源、要素、技术和知识积累、制度结构和组织等多种因素。更为重要的是,经济发展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变革,是打破均衡,实现经济从一种均衡到另一种均衡的过程。经济发展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会产生一系列的矛盾。经济发展不是为了消灭矛盾,而是创造使矛盾能够在一定的新的条件下统一和发展的条件。在某些条件下,某一矛盾的激化就会产生特定的现实经济问题,例如,“三农”问题、“经济过热”和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等问题。
以这些实际问题为中心,通过实践创新解决问题,对其中经验的总结和分析一直是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丰富来源。经济学毕业论文网
三、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的理论探索和创新
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始终围绕的中心是中国要不要发展,需要什么样的发展和如何发展。
前一个问题主要解决发展的方向性,后两个问题则是回答中国的经济发展究竟走什么样的道路。
经过实践的探索,中国找到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实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发展市场经济结合实践活动的理论探索和总结,是中国经济学30年理论创新的逻辑主线。
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中,最大的理论创新成果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从萌芽到创立和发展,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仅仅包括了它的创立、形成和发展阶段。对它的完整研究,还应包括对重要思想萌芽的历史追溯和新的发展阶段如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后向延展[6],其中的主体,是改革开放30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立和形成发展阶段。
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萌芽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针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对苏联模式及其理论提出了不同意见,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重要文章,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进行了初步的探索。
以孙冶方为代表的老一辈经济学家,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做出了积极的探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尤其是1956年到1959年关于商品生产、价值规律、按劳分配和速度与比例等问题的讨论,20世纪60年代初关于经济核算、经济效果和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的讨论,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思想萌芽,为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立、形成和发展,贯穿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经济改革和开放的实践活动,包括探索、创立和发展三个阶段。
20世纪70年代末到1992年期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阶段。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探索的轨迹,可以在党的历次重要会议文件中清晰看到。1978年的第三季度国务院务虚会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结合”。1982年9月的中共十二大会议进一步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984年10月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再次把社会主义经济确定为“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并提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确立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1987年10月的中共十三大明确提出要运用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两种手段,逐步建立“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机制。1990年底,邓小平针对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明确指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从理论上冲破了多年来对市场经济认识的思想束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这一阶段,学术界的争论和研究主要围绕着“计划与市场”以及姓“资”和姓“社”展开的,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探索和研究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在许多重大理论问题上取得了突破和进展。
例如,20世纪80年代初期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经济效果、按劳分配、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农村土地所有制等问题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对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国有企业改革、经济运行机制和运行模式、经济改革的整体思路、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等问题的讨论。
1992年到2003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和创立阶段。1992年10月12日,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1993年11月14日,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正式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把十四大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和原则具体化、系统化,勾画了新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大大推进了一步。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探索、创立和形成过程中,无论是政府还是学术界对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都达成了高度的共识。在理论研究上取得了丰富的成就:(1)确立了包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和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等在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2)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及其主体进行了深入的开拓性研究,形成了许多理论假设和规律性的认识。例如,股份制是公有制的重要实现形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转换经济增长方式等。(3)广泛地学习、研究、比较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试图开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的具体研究领域。为深刻地理解和认识市场经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经济学界以更加开放的态度,全面引进和学习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流派,有力地推进了中国经济学的国际化进程,并运用这些理论考察和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例如,通过引进和借鉴新制度经济学,开创了中国转型经济学的研究。这些研究和借鉴极大地丰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研究的视野和内容,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内容更加充实和完善。
但是在引进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成果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种新的西方经济学教条主义倾向。其中的主要表现是,从西方经济学的抽象原则出发,质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推崇以美国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理论研究中的文本主义倾向。
2003年之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进入完善和发展阶段。其标志是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体思路和措施,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纲领性文件。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阶段,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环境约束、对外技术依赖和自主创新能力缺乏等问题逐渐显现。社会上出现了对效率优先原则、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对外开放方向的质疑,亟需做出科学的解答。2007年党的十七大再次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发展必须以人为本,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的结合”等十个方面的结合,是我们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新的发展阶段所遇到的新的困难是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解决方向是必须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8]。十七大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等思想,成为今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新的研究课题。
2003年以来,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和完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在新的发展阶段,科学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和历史经验,系统提出和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要义和基本要求,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勾画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深刻认识到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新特征和新要求。(2)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和道路,提出了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新思想,强调自主创新和进一步对外开放,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有了更深刻把握。(3)针对新的发展阶段的问题和特征,重新审视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本质属性,分配原则和对外开放等一系列问题,并展开更加深入的研究和考察,取得了一系列新的研究成果[9]。
随着新的发展阶段对新的发展模式的探索,我们逐渐认识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体系,随着实践的发展和创新,这一理论体系也必然会得到不断丰富和完善。例如,随着经济发展的不断深化,“三农”和新农村建立、新型工业化道路、自主创新和建立创新型国家、区域协调发展、科学发展和和谐发展等重大问题陆续被提出,以这些实际问题为中心的实践创新,将为理论创新提供新的来源,并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新内容。
作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理论总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已经成为包括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分配理论、社会主义市场体制和市场体系理论、改革和经济转型理论、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理论和经济全球化与对外开放理论等内容在内的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回答了如何从中国的实际或具体国情出发,中国要不要发展,需要什么样的发展和如何发展的问题,并为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
四、实践第一的科学研究方法和破除两种教条主义总结
中国经济学30年理论创新的经验,我们发现:坚持正确的研究方法是理论创新的重要原则和保证。在方法论上,必须坚持实践第一的科学研究方法,反对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教条主义倾向。
在经济理论的研究中,始终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一种是经院哲学式的方法,它的基本特点是从抽象的原则而不是从现实出发,强调从概念到概念推演式的理论研究。因为这种方法脱离实际,往往从本本出发,形式重于内容,被称为教条主义的研究方法。另一种是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理论,并根据实践来检验理论。后一种研究方法符合人类的认识规律,是科学的研究方法。因为这种研究方法强调实践第一,理论来源于实践,被称为实践唯物主义方法。
在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三大特征之一,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要求。这一认识来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论断和苏联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经验。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设想随着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消灭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商品货币关系将退出历史舞台,社会生产的竞争和无政府状态将被社会化的计划经济替代。在列宁早期的理论著作中,也明确地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所有制联系在一起,把计划和市场经济作为两个对立的概念提出来,例如,1906年列宁就指出,“只要还存在着市场经济,只要还保持着货币权力和资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都无法消灭不平等和剥削。只有建立起大规模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一切土地、工厂、工具都转归工人阶级所有,才可能消灭一切剥削。”[10]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些经典论述,苏联建立起了计划经济体制。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中,同样也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只有以私有制为基础,才能发展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截然对立的,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开放之初,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和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对中国市场趋向经济改革开出的药方就是:私有化、私有化和再私有化。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坚持实践第一科学方法论的结果。透过前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创立和发展过程的描述,我们总结出实践第一科学研究方法的几个基本特征。第一,实践第一的科学研究方法要求经济理论工作者在理论研究中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以实践中提出的重大问题为中心展开研究,在回答重大现实问题中进行理论创新和理论发展。第二,正确地对待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不是简单的教义,它提供的是指导思想而不是现成的教条,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方法论。绝不能把马克思在某个阶段的具体论断作为研究的抽象原则去裁剪事实。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指导,联系中国的重大现实问题展开研究。第三,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同时,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尤其是当代西方经济学关于市场经济的优秀研究成果。第四,尊重前人,尤其是建国以后中国经济学工作者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理论成果,绝不应当忽视他们的研究,不能对他们的研究成果采取的态度。中国经济学家特别是改革开放理论的先驱者及其他们开创性的理论贡献,应当和政治家的英明决策同样彪炳史册[11]。
在中国经济学30年理论创新和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成果是破除两种教条主义的结果。“所谓两种教条主义,一种是迷信、空谈马克思主义,而不是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一种是迷信、崇拜西方发达国家的、反映资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理论,把西方某些学派、某些理论或者西方国家的政策主张奉为教条”[12]。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探索、创立和发展中,我们吸收了大量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成果。但必须明确的是,西方经济学存在着非科学因素,其对资本主义制度永恒性的强调,不可能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
五、创建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是经济学工作者共同的责任和使命
创建中国特色的经济学,为世界经济学的发展做出自己的特殊贡献,一直是几代中国经济学工作者的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或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成功及其对世界的影响,为我们创建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提供了机遇,几代经济学工作者对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探索也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来源。中国的经济学工作者应有强烈的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科学地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成功经验,积极挖掘前人的创造性思想和观点,吸收西方经济学的优秀成果,创建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根据中国经济学30年理论创新的实践经验,在创建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的过程中,应当解决好如下几个问题。
首先,建立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从研究对象的角度看,中国经济学不仅要研究资源的市场配置,更重要的是研究经济发展,尤其是在一个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实现快速的经济发展。中国的经济发展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不仅表现在发展程度上的区别,更重要地表现在发展的制度结构、发展形式、路径和民族特色等方面。这决定了中国特色的经济学存在着依赖创新的实践基础。实践是理论产生的本源,经济活动实践的不同或差异,必然表现在理论上。建立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的可能性主要表现为,中国30年的经济发展所积累的丰富实践经验,形成了有关中国经济发展的一系列理论判断和观点。只要经过认真的系统总结和艰苦的理论探索,就会把这些缺乏系统性的理论观点上升为逻辑一致的理论。
其次,伴随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尤其是更加深入地融入国际经济和社会,中国经济学不仅要吸收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学的成果,而且要把本土化的研究成果传播到世界。因而,中国经济学的国际化和本土化是两个并行不悖的趋势。在现实经济学研究和教学中,对中国经济学的国际化和本土化有两种不同的认识:一是强调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普适性,认为世界的经济学只有一个,那就是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国经济学的国际化和本土化就是西方经济学方法和原理在中国的应用;二是从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出发,强调中国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差异,主张经济学本土化的国际化或国际化中的本土化,坚持研究问题应当从中国实际出发,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坚持吸收世界一切经济理论研究的优秀成果为我所用,建立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我们主张第二种含义的中国经济学的国际化,其目的是建立中国自己的理论经济学体系。
第三,在创建中国特色的经济学过程中,我们强调思想来源的多元性,坚持吸收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但是根本的研究方法却是一元的,即实践第一的实践唯物主义方法。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市场趋向的,要建立和完善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西方发达国家有着丰富的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的经验和做法,因而,以发达的市场经济为研究对象的西方经济学有着科学的成分,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在建立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时,必须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成果,尤其是西方经济学关于市场配置机制等方面的科学认识。
建国以来,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和经济学工作者对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进行了科学的总结,构成了中国特色经济学最为重要的思想来源。这些重要探索包括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以及国内经济学工作者对经济转型方面的学术探索等等①。此外,中国的传统历史文化,尤其是五千年经济发展的历史及其经济发展思想,也将成为中国经济学创建的思想来源。
在强调思想来源多样性的同时,更要强调研究方法的一元性,即必须坚持实践第一的实践唯物主义方法。从实际出发,紧紧围绕着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现实问题,而不是从本本出发,是创建中国经济学最根本的研究方法。当然,这里强调的研究方法是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角度谈的,而不是指具体的研究方法。
第四,作为一门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经济学既是一套科学的分析工具,也是意识形态。中国要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建立一套与其相适应的新的意识形态,为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核心价值体系,这是中国经济学的基本任务之一。
第五,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和理论体系的创建,是一个长期的任务,绝不是一蹴而就的。以马克思创建政治经济学理论为例,1843年秋,马克思迁居法国巴黎,开始钻研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特别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直到1858年5月,马克思才写出了第一部经济学手稿,即通常所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59年,马克思利用这个手稿的有关章节撰写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此后,又先后撰写了第二和第三个经济学手稿。1867年,在这三个手稿的基础上,完成并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从开始研究英国古典经济学到创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先后花去了24年时间。中国经济学的创建可能需要几代经济学工作者的努力,任何功利主义的思想不仅不能加快反而会影响学术研究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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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经济论文范文第3篇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中包括文化理论，但由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理论框架主要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而不是由经济、政治和文化构成的，因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虽然对经济、政治都有过论述，也多次谈到文化问题，却缺乏系统的文化理论，甚至对文化这个概念的理解也不一致。例如列宁在多数场合把文化理解为精神性的东西，有时也理解为物质性的东西。十月革命胜利后，针对有些人认为“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列宁说：“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的人民呢？”在这里，列宁把文化水平理解为生产力水平。很多情况下文化与文明是不分的，既有精神文明、精神文化的概念，又有物质文明、物质文化的概念。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采取了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理论框架来考察中国社会，对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关系和文化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作了明确的规定，并对当时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现状和前景作了分析，其中对中国文化问题作了较详细的论述。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他接着分析了中华民族的旧政治、旧经济和旧文化，又专门论证了中华民族应该具有的新政治、新经济和新文化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他特别分析了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文化在政治和经济的推动下从旧文化向新文化演变的过程，最后得出结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新文化。”应该说，《新民主主义论》是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形成的标志。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不再用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理论框架来分析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我国理论界对于文化基本理论缺乏系统、全面和深入的研究，对许多基本问题的认识不是很清楚。改革开放以来，文化问题，无论是作为理论问题还是现实问题都受到广泛的关注。1991年，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用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理论框架来分析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他说：“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在总结贯彻执行基本路线经验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二条原则，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刻了。党的基本路线和这十二条原则，总起来说，就是要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以适应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然后，他分别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作了具体说明。他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明确地以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理论框架来阐释邓小平理论，分别详细地论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对每项建设都作了更为具体和详尽的说明。在“三个代表”中，同志把文化问题摆到了重要地位，把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应用于建党学说。在“七一”讲话中，再次详细论述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问题。实践是真理的源泉，运用一种理论往往会发展一种理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运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过程，也是发展它的过程。这种运用无疑会完善和丰富理论本身，也会使长期争论的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或澄清。同志把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运用于建党学说，提出“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论断，是一种理论创新。
如何理解先进文化的概念？先进文化的存在逻辑地蕴涵落后文化的存在，因为没有落后文化，也就无所谓先进文化。那么，先进与落后的标准是什么呢？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指出：“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显然，他是以时代的发展水平为标准来区分先进文化和落后文化的，主要是以社会制度为标准来划分的。这就是说，社会主义文化比资本主义文化先进，比封建文化更先进。但是，一个国家的具体文化现象是复杂的。社会主义文化与社会主义社会文化不能等同。中国社会现代文化除了反映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的先进文化，即社会主义文化，还有落后文化，即反映资本主义制度、甚至封建主义制度的文化。中国文化之所以是先进文化，在于它的主流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并不是说它是纯粹社会主义的。不仅如此，文化中还包含非意识形态的因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文化中的非意识形态因素（如科学技术、文化设施）则比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文化中的非意识形态因素先进。中国文化中的科学技术远不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先进。而且，即使就意识形态因素而言，社会主义文化是就整体上讲比资本主义文化先进。中国的先进文化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有中国特色”就准确地表明了这种复杂性，这是由中国社会主义尚处于初级阶段的国情造成的。
如何理解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呢？同志在“七一”讲话中对什么是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作了明确的回答：即“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个前进方向是由中国的先进的经济和政治决定的。先进的经济包括先进的生产力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先进的政治包括社会主义的国体和政体，就是这样的经济和政治决定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社会主义的。由于先进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建立健全，由于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不断成熟，由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不断完善，中国先进文化的主旋律，即社会主义旋律无疑也将日益壮大。“三个面向”，也就是现代化方向。中国现代文化不等于现代化文化，而是在向现代化文化前进之中。可以说，“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文化就开始了从传统文化向现代化文化过渡的过程，但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取得了真正向现代化文化前进的条件，改革开放以后才加快了建设现代化文化的步伐，现在不能说这个过程已经基本结束了。而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其内容是不断发展的，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更加突出、更加鲜明的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笼统地说，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也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兴旺发达和繁荣，也就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不断前进。
如何实现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呢？我们认为，同志根据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化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根据改革开放以来理论界的研究，提出了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必须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第一，文化的源与流的关系。文化的源头是各式各样的社会实践，是改造自然的实践、改造社会的实践、人的自我改造的实践，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实践活动中的创造，而各式各样的文化，包括中外古今的文化都是流，都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因此，正如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所说，繁荣社会主义文化要“立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必须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的要求，结合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积极进行文化创新，努力繁荣先进文化，把亿万人民紧紧吸引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伟大旗帜下。”总之，一定要使文化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为社会主义服务。如果离开社会主义建设谈文化，只是研究各种文化的关系，只关注不同文化的交流与交融，就会迷失文化建设的根本方向。文化之流是很重要的，但更根本的是文化之源，必须正确处理源与流的关系。
中国社会经济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 江泽民把社会主义本质与社会主义制度联系起来考察，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提出具有六点规定性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纳入社会主义本质，丰富了社会主义本质的内涵，实现了对社会主义本质论认识的重大创新。
1992年春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论述后，学术界围绕社会主义本质的内涵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江泽民2001年4月在全国社会治安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对社会主义本质作出新表述，明确回答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一系列问题，实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论认识的重大创新。
一
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过去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局限于制度特征上的把握。邓小平第一次作出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但从认识社会主义制度深入到揭示社会主义本质并非要撇开社会主义制度。江泽民明确地把社会主义本质与社会主义制度直接联系起来进行考察。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包括：“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其中未提及公有制、按劳分配等社会主义制度内容。有人认为，公有制、按劳分配不属于社会主义本质范畴，它只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有人认为，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替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主义制度论，不再强调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制度问题了。20世纪90年代关于社会主义本质与社会主义制度关系的讨论没有形成结论性的观点。
2001年4月，江泽民在全国社会治安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对社会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本质的关系问题作出了肯定性回答。他指出，“从本质上说，社会主义制度是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的社会制度。人类最终总要摆脱任何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而进入崭新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社会主义制度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制度，消除两极分化，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江泽民是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比较中揭示社会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本质联系的，其间“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制度与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三点规定性是对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直接继承，而新提出的“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三点新规定性则是从制度层面对社会主义本质论的丰富和发展。
社会主义本质不是先验的规定，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中，社会主义本质就已以潜在的形态生成和存在。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对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趋势的阐述实际上已包含了对潜在形态的社会主义本质的揭示。当列宁和毛泽东先后领导在俄国和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后，社会主义本质就由潜在的形态转变为实在的形态，内化于社会主义制度之中了。社会主义本质不可能抽象地存在，如果没有公有制、按劳分配等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就无从谈起，社会主义本质也就不能以实在的形态存在。江泽民在社会主义本质内容前面加上“社会主义制度”，就是强调社会主义制度作为社会主义本质前提的基础性意义。
二
传统社会主义观从社会主义理论原则出发，简单地把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视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脱离了不发达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束缚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未提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有人由此认为邓小平把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一起从社会主义本质中剔除了，其实这是很大的误解。江泽民社会主义本质论提出“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消灭剥削制度”，在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基础上阐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制度本质。
最近有学者指出，传统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无法解释当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现实，计划与市场、公有制与私有制不再是区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标志。邓小平把计划与市场从社会制度的本质中剥离出来，为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创造了条件；把生产资料所有制从社会制度的本质中剥离出来，为创立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理论创造了条件。在之后，众多国家的左翼政党和左翼学者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都从传统的体制特征本质论转变为价值目的本质论，即社会主义本质不是计划经济、公有制等体制特征，而是平等、消灭剥削等社会主义的价值目的。这种从国际视角对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认识作出的所谓深层思考是站不住脚的。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的确抓住计划和市场关系进行了理论创新，明确指出，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邓小平冲破计划经济姓“社”、市场经济姓“资”的束缚，实现了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思想解放，但他并未在剔除计划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特征的同时否定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邓小平指出：“我们在改革中坚持了两条：一条是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一条是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我们吸收外资，允许个体经济发展，不会影响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这一基本点。相反地，吸收外资也好，允许个体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也好，归根到底，是要更有力地发展生产力，加强公有制经济。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
随着改革的全面展开，国内外对我国的经济改革曾有两种评论：一种认为中国改革会放弃社会主义，另一种认为改革不会放弃社会主义。之所以出现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是因为我国的改革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纠正了非商品经济的社会主义观。正是在这种形势下，邓小平更加鲜明、突出地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1985年，他指出，对内搞活经济，是活了社会主义，没有伤害社会主义的本质。他在反复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时，得出了两个相互联系的结论：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富裕。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是体现和实现社会主义本质的制度基础，舍此，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就无从谈起。
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生产条件的分配，生产条件掌握在谁手里，是决定生产关系性质和社会性质最本质的东西，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江泽民认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出现的，是在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这个历史条件决定了我们在革命胜利后面临的经济社会发展起点比较低，建设任务异常繁重，需要进行长期努力。经济、文化落后的国情基础决定了我国要搞社会主义又不能搞单一的社会主义，只能确立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以公有制为主体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共存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发展之中。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剥削制度已被消灭；但因为非公有制还存在，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中仍存在剥削现象。江泽民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出发形成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把“消灭剥削”明确界定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消灭剥削制度”的现实要求，提出“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消灭剥削制度”、“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既符合社会主义最终目标，又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当前目标，使得社会主义本质论更切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
三
江泽民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纳入社会主义本质，丰富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把社会主义本质论与社会主义制度观联系起来把握，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首先，从经济一个层面理解社会主义本质转向从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三个层面理解社会主义本质，使我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更为全面。江泽民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有学者认为，江泽民从一个新的角度、以新的标准，给社会主义下了一个新的定义。他把社会主义定义为“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而“全面发展、全面进步”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要求。要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这一基本要求，不仅要大力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加强物质文明建设，同时还要求加强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把社会主义定义为“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与从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及建设层面理解社会主义本质是完全一致的。
其次，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纳入社会主义本质内涵，明确解答了社会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本质的全方位联系。2000年6月20日，江泽民在西北五省区党建工作和西部开发座谈会上强调：“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绝不能动摇，否则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和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就很难巩固和加强。”江泽民不仅强调“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是社会主义本质的经济制度要求，而且指出，“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政治、文化制度要求。他说，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是全国各族人民享有的最广大的民主，它的本质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和行使国家的权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什么时候都必须做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一起抓，既促进经济的发展，又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再次，江泽民为社会主义本质论增添社会主义制度内容，进一步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向。
1979年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阐述了社会主义的制度原则；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又指出，公有制和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制度原则的论断与他提出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构成了我们党的科学社会主义观。
中国社会经济论文范文第5篇
一、李达的历史理论及其对中国史学的影响
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有三李（、李达、李汉俊）并称之说。三李的学说各有特色。主要宣传了唯物史观。李汉俊以宣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见长，李达则以科学社会主义为切入点，比较系统完整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李达早年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就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和《社会问题总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个组成部分均有涉及。
李达在理论上的成就，以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最为突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他尤其注重对唯物史观的介绍。李达对唯物史观的认识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早在1918年秋至1920年夏，李达就翻译了荷兰人郭泰的《唯物史观解说》一书，他们专门写了《唯物史观要旨》一节作为全书的附录；《唯物史观解说》及其附录，对国人接受唯物史观起了启蒙作用。在1919年到1922年，李达发表《什么叫社会主义》、《张东荪现原形》、《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马克思还原》、《社会革命底商榷》等文章，宣传了包括唯物史观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李达认为，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原则有五条："一、唯物史观；二、资本集中说；三、资本主义崩坏说；四、剩余价值说；五、阶级斗争说"（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0-31页。）。在《马克思还原》一文中，李达论及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一、一切生产关系财产关系，是社会制度的基础，一切社会宗教、哲学、法律、政治制度等组织，均依这经济的基础而定。二、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至于一定程度时，就与现社会中活动而来的生产关系财产关系发生冲突。"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李达对唯物史观的理解还比较片面，但他把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首要原则，强调经济关系的决定作用，这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30年代初，他又主持翻译苏联哲学名著《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这部译著在中国哲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代表李达研究唯物史观最高水平的是他的两部专著：《现代社会学》（1926年版）、《社会学大纲》（1937年公开出版）。
李达的《现代社会学》，是一部全面系统阐述唯物史观和研究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著作，书中论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等唯物史观理论。就所论及问题的广泛性和内容的深刻性而言，代表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和运用所能达到的水平。李达的唯物史观一个最重要的特色就是：坚持唯物的一元史观，强调生产力对社会发展最终起决定的作用。李达认为，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而生产力又决定生产关系，因此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他具体论述说："社会之基础为经济关系，其上层建筑为政治法制及其意识形态，经济关系中之生产力苟有变动，则经济关系势必改造，因而政治法制及其意识形态亦必改造。"（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4页。）他还指出："社会生活之历程，即物的生产历程，完全受生产技术及生产力之支配。在物质的生产历程中，所谓精神文化，皆由物质的生产关系中产生，随生产力发达而发达，随生产关系之变迁而变迁。社会之进步，亦即生产力之进步。"（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58页。）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变化决定社会构造的变动。李达说："生产关系之成立，必与社会的生产力相适应。"（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5页。）"社会之构造，恒受生产力之状态所规定，而其形式之变化，又受生产力变化所规定。"（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9页。）李达进而指出，整个社会的发展都是由生产力所决定的："社会进化之原动力实为生产力，生产力继续发达，则经济组织继续进化，政治法制及其它形态亦随而继续进化。"（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44页。）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也不断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社会之进步，亦即生产力之进步"（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3页。）。总之，李达认为，人类社会的起源、社会之发达，都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由此可见，李达科学地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原动力。李达对生产力决定作用的强调，从根本上保证了唯物史观的贯彻，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在20年代，包括在内的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们多侧重从生产关系方面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李达则独树一帜，强调生产力的观点，弥补了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上的缺陷，是颇具远见卓识的。李达在强调生产力对社会发展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同时，又指出不可忽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所起的反作用。他说："倘生产力继续发展至一定程度以上，而生产关系阻碍其发展时，当时之生产关系势必改造，生产力始有发展之余地。"（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5页。）
《现代社会学》一书还对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这一重大历史理论问题作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论证。李达说："个人能创造社会之历史，然不能任意创造之，必也依据社会历史进行之途径，应时势之要求而创造之。故个人欲创造其自身之历史也，第一必在确定之前提与条件下；第二其结果又常由于多数人意志冲突而生。"（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44页。）这就是说，个人主观能动性发挥的程度能影响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但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是有限的，有条件的："此种影响增大可能性，恒受社会组织所拘束，恒受多数社会力所限制"。当物质条件还不具备，"个人无论如何努力，人群无论如何运动，社会之变革终不可期也"。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物质条件既备矣，个人或人群苟不努力以促成之，社会之变革亦不易实现也。"即是说，在社会变革中，个人和人群之努力也是很重要的，如果忽视社会变革中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以为可以坐等社会变革，则是对唯物史观的机械理解。李达注意把唯物史观和旧唯物主义区别开来，他一方面强调社会发展的经济动因，另一方面也十分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科学阐述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现代社会学》中有这样一段话，对唯物史观的众多理论问题进行了概括性总结："社会之革命的进化，依据二种现象而成。其一为物质的现象，由生产力之发达而成；其二为精神的现象，系受前者之影响，由社会的阶级斗争而成，两者同出一源，而其任务则分途并进。盖生产力之发达，则社会物质的基础势必发生变化，旧生产关系不能增进生产之利益，而成为生产力发达之障碍。政治法制等上层构造，已不适合于经济的基础，于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遂至互相冲突，同时经济上被压迫之阶级亦与经济上占势力之阶级，发生阶级的利害之争斗。此时生产关系苟不改造，则生产力不能继续发达，社会即无进化。"（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44页。）这段话精辟地论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以及历史发展的动力等重大历史理论问题。李达论历史发展动力问题，是从生产力和阶级斗争两个角度进行的，其中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是根本，阶级斗争在历史发展中起"人工的发动力"的作用。
应当指出，在《现代社会学》中，李达的哲学思想体系也有明显的局限性，他对辩证唯物主义论之甚少，还不能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一个整体进行研究；这表明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还未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
1929年李达撰写《社会之基础知识》一书，将唯物辩证法的原理运用到社会历史领域中，提出了"社会的系统观"的思想。李达强调指出，经济关系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社会是包括人类间一切相互关系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一切经常相互关系都以经济的相互关系做基础。"（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98页。）李达从经济的角度，分析了社会系统变化的原因。他说，社会系统变化的原因，"当求之于社会和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中"。可以看出，李达对经济关系在社会系统中的作用是十分重视的。《社会之基础知识》专门介绍了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内容，不过论述还较为肤浅。
在《社会之基础知识》的基础上，李达1935的写成《社会学大纲》。该书是第一部把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作为具有严密逻辑结构和历史证明的完整体系进行论述的著作，它将辩证法引入了历史认识，因而在历史唯物论方面较其以往论述更具深刻性。历史唯物论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李达论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对社会基本矛盾之间的辩证关系。李达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就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是因为人类社会的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取得物质的生活资料。在阐述历史唯物主义根本观点的基础上，李达进而论述了生产力与生产力之间的辩证关系。李达指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又对生产力有反作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既相互联系又相互斗争。他说："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对立的统一过程中，生产关系常对生产力斗争，而生产力对于生产关系占居优位。"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也是如此，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李达根据经典作家的论述，把社会存在概括为社会经济的构造，把政治法律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概括为社会的上层建筑之一和社会的上层建筑之二。李达说："与特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体，形成了社会的经济构造。这种经济构造，就是社会的基础"。上层建筑则包括两个部分："政治的法律的上层建筑，是社会的上层建筑之一"；"意识形态上的上层建筑，是上层建筑之二"。关于经济构造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李达论述道："经济构造是社会的基础，政治的法律的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都是树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并受这个基础所规定的。可是这两种上层建筑虽受基础所规定，而对基础却又给以一定的反作用。"但是上层建筑的这种反作用是有条件的，不可与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相提并论："上层建筑对于基础的反作用，从其发源与结果来看，是决不能与基础对于上层建筑的作用相同的。上层建筑反作用于基础的可能性，是由于上层建筑从基础得到的发展力量而来的。可是这些上层建筑反作用的结果，只在它没有和基础发展的倾向相矛盾之时，才能持久，才有意义。在相反的方向的反作用虽也能延缓并障碍经济发展的过程，但决不能变更这发展过程的倾向，而经济的必然性，结局是必须打开它的道路而前进的。"这些论述，充满了辩证法的思想。
《社会学大纲》把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系统论述。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第一次被当成一个有机整体被全面介绍。李达指出，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是相互联系的："历史唯物论如果没有辩证唯物论，它本身就不能成立；辩证唯物论如果没有历史唯物论，也不能成为统一的世界观。"也就是说，历史唯物论是立于辩证唯物论基础之上的；同样，历史唯物论的创立对于辩证唯物论的形成也是不可或缺的。李达说："只有彻底的把辩证唯物论扩张于人类社会或历史的领域，才能使辩证唯物论更趋于深化和发展，人们才能在世界变动的过程中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注：《李达文集》第2卷，第291-292页。）《社会学大纲》阐述了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基本理论和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把唯物的辩证法引入历史认识，指出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是包括史学在内一切学科唯一的科学理论和方法，这在史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对于清算当时中国史学界流行的唯心论、机械论等错误理论和方法，起了积极的作用。翦伯赞在批评史学界存在的忽视对历史进行哲学层次探讨的倾向时说，李达的《社会学大纲》"虽然不是一部历史哲学的著作，然而却是值得一读的。"（注：《李达文集》第2卷，第283页。）《社会学大纲》对于三四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形成起了促进作用。
《社会学大纲》始终强调实践的唯物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历史唯物主义中的重要作用。李达说，马克思、恩格斯把实践解释为历史上发展的物质生产和社会斗争，并把实践当作社会历史范畴，是感性的现实的人类活动，是唯物史观建立的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认识的方法又是实践的方法。李达认为，辩证唯物论不同于旧的唯物论，因为它是实践的唯物论。李达说："马克思把黑格尔辩证法中这个生动的实践的概念，拿来放在唯物论的基础上展开开来，引入唯物论之中，给唯物论以新的内容、新的性质。……马克思基于劳动--实践的意义之正确的理解，所以超出旧唯物论的界限，建立了实践的唯物论。"（注：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序。）《社会学大纲》精辟地论述了马克思、列宁关于科学的实践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首要作用。李达认为，实践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范畴，而且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当作劳动、物质的生产和社会斗争着的实践……不单是社会科学的范畴，并且是哲学的唯物论和范畴。"李达说，唯物辩证法作为科学的历史观和自然观统一的基础就是实践；马克思的"实践的唯物论，由于把实践的契机导入于唯物论，使从来的哲学的内容起了本质的变革"（注：《李达文集》第2卷，第57页。）。李达的这些精辟论述，从整体上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本质特性--实践性。
在认识论方面，李达既坚持实践的唯物论，又坚持辩证法。《社会学大纲》在探讨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同人类全部认识史的关系时，围绕着唯物论思想的发展与辩证法思想的发展这两条主线而展开。在唯物论思想方面，李达叙述了从原始唯物论思想的萌芽至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的出现，再到马克思的唯物论的产生，最后到列宁的唯物主义诞生整个唯物论思想的过程。在辩证法思想方面，李达分析了从赫拉克利特至黑格尔、再至马克思、列宁的辩证法思想发展的全过程。李达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对以往全部认识史进行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尤其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费尔巴哈的唯物论、黑格尔的辩证法的批判继承关系。
《社会学大纲》探讨了唯物辩证法的研究对象。李达指出："唯物辩证法是关于自然、社会以及人类思维的一般发展法则的科学"；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与形而上学的发展观是根本不同的；辩证法的发展观的特征就是认为，"世界是永恒运动的、永远变化的；一切运动形态都是转变的，一切存在物相互关联，世界各部分之间极其复杂的相互作用。"李达全面论述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和范畴；李达特别强调并突出了"对立统一法则"在唯物辩证法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李达阐发了列宁关于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核心的思想。李达说，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辩证法的根本法则，是它的核心。这个法则包摄辩证法的其余法则。这个根本法则，是理解其它一切法则的关键。他说，矛盾是辩证法的精髓；"统一物之被分解为对立物以及充满着矛盾的构成成分之认识--这是辩证法的精髓。"李达对列宁这些思想的阐发和在《矛盾论》中对列宁这些思想的阐发几乎在同一时期，都是国内较早阐发矛盾是辩证法核心原则的。李达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对列宁关于对统一规律在唯物辩证法理论体系中核心地位的具体闻发，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综上所述，李达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方面都有全面深刻的论述。他在历史唯物主义方面，突出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在辩证法方面，重视对立统一规律，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部分强调以实践为基础的能动反映论。李达的这些论述，构成了一个内容丰富、结构严整的思想体系。
《现代社会学》、《社会学大纲》等著作在当时产生了广泛影响。《现代社会学》自1926年出版至1933年，共印行了14版；1928年湖南零陵县署曾以"著有《现代社会学》，宣传赤化甚力"的罪名通缉李达。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现代社会学》的影响。1926年以前，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在中国虽然已得到传播，但这种传播还是初步的。在《现代社会学》出版之前。、瞿秋白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就力图用唯物史观分析、解释中国历史问题，但就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他们阐述还不够全面、准确。李达在序言中指出，《现代社会学》的写作旨趣即是："欲应用唯物史观改造社会科学之一尝试"。该书在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推进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特别是在历史发展的动力、历史发展的规律、阶级斗争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关系以及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等一系列重大历史理论问题都有独到见解。众所周知，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基础和方法指南；可以说《现代社会学》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初步形成起了重要作用。《现代社会学》运用唯物史观阐述了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侧重论述了社会的构成、社会和国家的起源和国家发展的具体历史形态。《现代社会学》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作了正确分析，在后来展开的关于中国性质问题和社会史问题的论战中，该书为进步学者寻求关于中国革命性质和前途问题的正确答案提供了有利条件。书中关于家庭、私有制、阶级、国家的起源的论述，对此后郭沫若、吕振羽等研究上古历史有启迪作用。《社会学大纲》影响更大。《社会学大纲》1937年公开出版后，高度评价说："这是中国人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注：《李达文集》第2卷，第60页。），该书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影响深远；对于三四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完善更是有着直接的影响。侯外庐先生赞扬《社会学大纲》说："就达到的水平和系统性而言，无一人出李达之右"。李达的这两部著作虽然不是史学专著，但书中所阐述的唯物史观和辩证的历史认识方法，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二、李达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及其影响
李达十分重视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由经济史而社会史，他最早按经济形态划分历史发展阶段。李达着重对中国经济史问题进行探讨，他的研究给1929年到1935年开展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和农村社会性质问题的三大论战以重要的影响。
（一）李达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1926年，李达在《现代社会学》中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作了分析，指出中国社会是"半封建"社会，是"帝国主义国家之半殖民地"，较早地正确揭示了中国社会性质。在1928年出版的《社会之基础知识》中，李达在分析社会状况的基础上，指出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任务。李达说："中国一面是半殖民地的民族，同时又是半封建社会。所以为求中国的生存而实行的中国革命，一面要打倒帝国主义，一面要铲除封建遗物，前者是民族革命的性质，后者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其必然的归趋，必到达于社会革命，而与世界社会进步的潮流相汇合。"（注：《李达文集》编辑组：《李达同志生平事略》，《武汉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这里，李达明确提出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此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民族民主革命。1926年，李达在《现代社会学》中，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唯物史观，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性质，并尖锐地提出了民族主义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1929年李达出版了《中国产业革命概观》一书。该书在分析中国经济结构的基础上，论证了中国近代社会性质。李达说，为了正确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就需要研究中国的经济状况；他在"编辑例言"指出："要晓得现代的中国社会究竟是怎样的社会，只有从经济里去探求。"李达认为，产业革命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现代中国的社会，已经踏入了产业革命的过程，渐渐脱去封建的衣裳，穿上近代社会的外套了，一切政治和社会的变动，都是随着产业革命进行的"。因此对产业革命进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凡是留心于国家改造的人们，必先依照这产业革命的经过，就中国经济发展的倾向作正确的分析，才能了解革命的理论，树立建设的计划。"（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8页。）《中国产业革命概观》大量援引社会经济史料，依据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说，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方面，对中国近代的经济状况及其发展趋势，作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和研究。李达全面地研究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分析了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发展趋势，认为中国社会正踏入产业革命的过程，向着近代社会方面运动。他说："数千年来的中国封建社会，自从前世纪中叶被国际帝国主义的政治力经济力侵入以后，就开始踏入产业革命的过程，渐次脱去封建的外衣，而向着近代社会方面运动了。"（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88页。）李达全面阐述了中国经济近代化的表现：农业、手工业出现破产趋势，农业人口减少，旧式手工业组织被近代工场所取代；出现了近代工业；中国自办了一批银行等等。李达指出，中国近代经济虽然已开始起步，但很柔弱，外国资本支配了中国的经济命脉。从中国近代工业来看即是如此，李达说："这类新兴工业，和中国的土地人口比较起来，还是在萌芽时期，中国的工业化，在国际资本控制之下，前途是辽远的。"（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92页。）中国银行业的情况也是如此，外国银行"几乎成了中国新式银行的总行"（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28-429页。）。由于国际资本的强大支配力，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至为有限。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一方面是在帝国主义的卵翼之下得到了相当的发展，同时又受国际帝国主义巨大的政治力经济力笼罩所支配，绝没有在它们的掌握中翻过筋斗的可能。"（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69页。）在对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演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李达考察了近代中国的性质。李达说，自鸦片战争以来，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逐渐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中国渐次脱去封建的外衣"，"而踏入初期资本主义时期"（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94页。）；另一方面，中国近代经济又越来越受到国际帝国主义巨大的政治力经济力笼罩所支配，中国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由此，李达作出结论：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李达认为，由中国社会性质的独特性所决定，中国的社会问题和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问题有很大的差异。他说："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的社会，半殖民地的资本主义发展，和先进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不同的特征，同样，半殖民地的社会问题的内容，和先进国的社会问题，也具有不同的特性。"（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93页。）
在分析中国近代经济发展迟缓的原因时，李达说，中国产业不发达的主要原因是"国际帝国主义之侵略，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的存在"（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89页。）。国际帝国主义的入侵对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了巨大的破坏作用，国际帝国主义从军事侵略到资本输入，进而通过控制封建主义势力而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封建制度对新生产力也起着阻碍作用："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的存在，是发展新式产业的碍阻"（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78页。）。总之，国际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是在中国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压迫日重，生产力已受束缚殊难顺利发展。"（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81页。）因此"封建势力若不扫除，封建制度若不廓清，中国产业就没有顺利发展的希望"（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94页。）。基于以上认识，李达说："打倒帝国主义的侵略，廓清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是中国革命的唯一对象，同时又是发展产业的唯一前提"（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88页。）；"要发展中国产业，必须打倒帝国主义的侵略，廓清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树立民众的政权，发展国家资本，解决土地问题"（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88页。）。李达依据他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提出了中国仍处在半殖地半封建社会的科学结论。李达的结论，不仅正确地指出了中国社会的性质，而且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
（二）李达对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必然要涉及对中国社会史的考察。30年代初，中国思想理论展开了关于中国社会史问题的大论战。这一论战主要围绕三个问题进行：一是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二是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奴隶制社会的问题，三是泰汉以后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李达参加了关于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李达是主张按经济形态划分历史发展阶段的。1919年他在《女子解放论》中即确认中国存在过原始社会。他在随后发表的《社会革命底商榷》、《中国商工阶级应有之觉悟》等文章认为周秦至清末是封建社会，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26年，李达在《现代社会学》中，运用唯物史观考察了人类社会经过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并展望了共产主义的社会形态。他特别表述了殷商是奴隶社会的观点。可以说，二十年代李达对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已初步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三十年代的社会史大论战中，李达又进一步论证了自己的观点。
对于亚细亚生产方式所相当的社会历史阶段及其特点的理解，论战中提出了多种看法。早在1926年，李达就在《现代社会学》第11章中说亚细亚生产方式是指原始的社会状态。后来他改变了看法。在《经济学大纲》中，李达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含有封建社会征的劳动力与生产手段的结合方法的意义"（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93页。）；在本质上"与封建的生产方法，并没有根本的区别"（注：《李达文集》第3卷，第105页。）；"只是封建的生产方法之特殊的形相，即是封建的生产方法的变种"（注：《李达文集》第3卷，第105-106页。）。李达的观点是否正确可存而不论，其意义在于批驳了那种把亚细亚生产方式视为独立于五种生产方式之外的特殊生产方式的论调，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五种社会形态的理论原则。关于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奴隶制问题。托派大多数人持否定意见。李达在《经济学大纲》中，从经济结构的特征等方面，论证了殷代为奴隶制社会。李达认为，由于各国的具体情况不同，奴隶制的形成也采取不同的路径；但是，"奴隶制是社会发达过程中所必须经过的阶段。世界任何民族的历史，都曾通过各种各色的奴隶制的阶段"（注：《李达文集》第3卷，第106页。）。
关于封建制问题，在二十年代初的《中国商工阶级应有之觉悟》中，李达指出，自西周至清末，中国为封建社会。在三十年代的《经济学大纲》中，李达又进一步阐明这一观点："中国的社会，由周代到鸦片战争时期，是属于封建经济的社会"（注：《李达文集》第3卷，第66页。）。他按经济形态把中国封建社会分为两段："这个期间，可以分为典型的封建经济时期和变相的封建经济时期，西周和东周时代属于前者，由秦汉迄于鸦片战争时代属于后者"（注：《李达文集》第3卷，第110页。）。
对中国的农村经济结构的变迁，李达也有探讨。在《中国产业革命概观》中，李达分析了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凋敝的状况。他说，中国进入产业革命时代以后，传统农业日趋破产，表现为大农降为中农，中农降为小农，小农降为佃农，荒地增加，农业人口减少等。
1935年，李达出版《社会进化史》，这是中国学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写作的第一部世界通史，书中从世界史的角度，对亚细亚生产方式、奴隶制、封建制等论战的主要问题，放在世界史的大系统中进行考察，反映了著者开阔的历史眼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