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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应星不是新余人，却在任职分宜县学教谕时写成了蜚声中外的世界科技巨著《天工开物》，让新余名噪一时，也让新余城市文化有了依托。
宋应星生于明万历十五年（1587）。父亲一辈子没有功名，激发了宋应星的壮志雄心。万历四十三年（1615）秋，宋应星和大哥宋应昇赴省城南昌参加乡试，从1万多名考生中脱颖而出，宋应星名列第三，应昇名列第六。由于奉新考生中只有宋家兄弟二人及第，且名列前茅，故时人称为“奉新二宋”。乡试中举后，他15年内连续参加了6次会试，却都以失败告终。
6次会试均告失利使宋应星深刻意识到，实现救国济民的美好理想并非一定要靠科举功名，改良社会增强国力还要靠发展生产力，靠实实在在的科技知识，于是他转向实学研究。
崇祯七年（1634）至崇祯十一年（1637）是宋应星生命中具有转折意义的关键4年。崇祯七年，48岁的宋应星经吏部铨选赴袁州府任职分宜县学教谕。后来蜚声中外的科技巨著《天工开物》，正是他在分宜县学教谕任期内完成并刊刻出版的。
《天工开物》是一本图文并茂、行文却很严谨的科技著作。按“贵五谷而贱金玉”的编排体例，全书分上中下三卷，上卷介绍谷物豆麻的栽培、加工方法，蚕丝棉苎的纺织和染色技术，以及制盐、制糖工艺；中卷记载了砖瓦、陶瓷的制作，车船建造，金属铸锻，煤炭、石灰的开采与烧制，榨油、造纸的方法等；下卷主要描述金属矿物的开采与冶炼，兵器制造，颜料、酒曲的生产，以及珠玉的采集加工。书中既有大量确切的数据，还配有一百多幅生动逼真的插图。
《天工开物》对当时兴盛的手工业作了生动的叙述，如制糖业有专门的“糖车”，糖车的构造及各部件尺寸都进行细致的描述；纺织业有缫车、花机，并且政府在苏杭一带设立了织染局；金银铜铁等金属的开采、冶炼和加工相关章节中，还绘制了设备操作图。这些内容表明当时各项手工业的技术含量已经达到一个较高水准，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
写作《天工开物》时，宋应星生活窘迫。明朝官员原本俸禄微薄，宋应星当时又是没有品阶的县学教谕，加上家里的田产日趋减少，两个儿子均已长大成人，全家六七个人的日常开销全赖宋应星承担。他买不起珍贵的书籍和资料用来考证，想邀请同道中人一起讨论，鉴别真伪，也没有合适固定的场所。当时的图书出版没有官方专项经费资助，几乎都是自费，况且此类介绍科技知识的书都是埋首经史子集的秀才举子们嗤之以鼻的“雕虫小技”，根本没有潜在的受众和消费群体，也就意味着无利可图，书商们自然不会掏银子给他刊刻印行。也就是说，宋应星明明知道自己的心血之作别人未必买账，却一意孤行。他最后能在短时间内完成这部农业手工业技术集成式著作，完全是以超乎寻常的信念与毅力作为支撑。尽管当时形势已不容乐观，但他把目光投向未来，期望后人能理解他的良苦用心。
岁月流转。清初，《天工开物》刊行了数次，官修著作《古今图书集成》《授时通考》中都曾大篇幅转录或引用该书内容。乾隆年间大兴文字狱，文人噤声。当时为修《四库全书》而广征天下图书，出自明朝遗民之手的《天工开物》自然不在此列，并且之后再也没有人敢刊刻发行。富有意味的是，最迟在17世纪末，《天工开物》传入日本，并成为日本江户时代朝野关注的读物，对之后日本科技界和经济学界影响颇为深远。更有甚者，此后一百多年内，《天工开物》在东亚、欧洲等地被译成多国文字广泛传播，成为人类共享的精神财富。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读了《天工开物》法文译本后，称其为“权威著作”，英国学者李约瑟称宋应星为“中国的狄德罗”，盛赞《天工开物》为“17世纪早期的重要工业技术著作”，足见这部书的影响力。
目前，《天工开物》已成为世界科技名著而在各国流传，凡是研究中国科学文化史的，通常都会引用此书，而且对它给予高度评价。著名学者、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教授潘吉星就认为：“历史上只有《天工开物》第一次从专门科技角度，把工农业的18个生产领域的技术知识放在一起加以综合研究，使之成为一个科学体系。这是一项空前的创举。仅凭这一点，此书足以在中国科学文化史中居于重要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