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女性宣布自己怀孕的消息,上司一脚踢翻了垃圾桶

在《职场妈妈生存报告》一书中,美国社会学家凯特琳·柯林斯采访了135位中产阶级职场妈妈,发现妈妈们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女性想要感受到自己能够相对平等地兼顾有偿......

例如带薪家庭假、儿童保育协助、弹性安排工作日程、远程办公等工作—家庭政策在市场权利更大的员工群体中更为普及。这样的员工更多是男性,他们就职于大型企业和高收入行业。职场妈妈不仅比爸爸更少有机会享受家庭政策,而且更可能因为利用家庭政策而承受经济惩罚。研究这些现象的工作—家庭问题学者普遍认为美国对社会福利采取的自由市场方针已经失败。我们能看到失败的证据:母亲和儿童贫困率高,人员更迭比例高;已育女性就业率时高时低,职工疲惫不堪,工作时间极长。

有关幸福感的统计数据也反映了美国的工作—家庭政策方针是失败的。有孩子的家长幸福程度比没有孩子的人群低,所有西方工业化国家都是如此。但比较为家庭提供更多助力和资源的国家与没有提供什么帮助的国家,有孩子与没有孩子的成人所体验的幸福感的差距会不断缩小。在2016年一次面向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2个成员国的研究中,社会学家珍妮弗·格拉斯、罗宾·西蒙以及马修·安德森发现,美国父母在个人福利方面受到的惩罚是最多的,有子女和无子女人群之间的“幸福落差”是最为巨大的。换言之,美国缺乏支持的大环境意味着生儿育女的人相比其他有工作—家庭政策支持国家的父母要承受更多的税收和精神压力。

民意调查数据显示,如今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支持工作—家庭政策,包括带薪家庭假、全民学前教育以及加大有关收入平等和工作时长平等的法律的保障力度。较年轻的职工也很关注工作—家庭政策,他们更不愿意为了工作牺牲个人和家庭生活时间。但这些关注还没有促使联邦政策发生改变。

“我做的一切都不够好”



“有很多天,你会觉得自己既是个糟糕的员工,也是个糟糕的妈妈。”凯尔茜这么说道。我们当时坐在她家巨大的餐桌边,我们之间的桌上放着她的笔记本电脑、手机、耳机和平板电脑。那天凯尔茜远程办公,因为她需要挤出时间进行一场面试。凯尔茜是已婚的白人妈妈,从事商务管理,每周工作大约55小时。她和丈夫瑞安有一个1岁的女儿,名叫罗茜。我们在凯尔茜位于华盛顿市郊巴尔斯顿一个高档小区里挑高的联排别墅见面时,罗茜正在托儿所里。凯尔茜告诉我,她经常觉得自己很失败:“你会觉得,‘我做的一切都不够好。没有一件事是顺利的’。”像凯尔茜这样的美国妈妈表示她们对自己在工作和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感到巨大的愧疚和紧张,这种反应与我在联邦德国和意大利的受访者差不多。但联邦德国妈妈会批评过时的文化规则,意大利妈妈会指责政府,大部分美国人却只会怪自己无法“平衡”或者“处理”自己的责任。凯尔茜在有了孩子之后有意识地决定降低对自己的要求。我问她,在她看来美国妈妈是否有可能踏上职业巅峰。她说:

总的来说,可以的,但是……你需要面对的很多道坎可能不一定来自行业或者市场或者别人的期待,而是你自己给自己设下的。因为你有了孩子之后可能会变得情绪化一些。你不想错过孩子的每一场足球比赛或者钢琴演奏会,甚至你不愿意错过每天的睡前时光。我就不愿意。如果能先陪女儿睡觉,再坐晚上9 点的飞机去我需要去的地方,我是愿意的。有失才有得嘛,这是可以理解的,我能接受。你不会再觉得自己需要事事都做到完美。

凯尔茜认为妈妈们自己给自己设了很多坎——她们对自己做个好妈妈的高要求阻碍了她们追求事业进步。她表示这种要求对任何希望能够参与孩子日常生活的家长都是符合逻辑的。比如凯尔茜,她的问题不是给自己设了太多坎,而是怎么才能轻松跨过去。她的解决办法就是“找办法”和“自己做”,即便这意味着工作了一整天之后回到家把女儿送上床,然后再赶去机场搭红眼航班。凯尔茜不断提醒自己不必“事事都完美”,这也反映出她其实感受到了完美的压力。

当美国妈妈感觉到工作—家庭冲突以及压力时,她们经常会觉得都是自己的错。蒂安娜是非裔美国人,她有公共卫生的学士学位,一度在社区中做护工。但她觉得那样就没有足够的时间陪女儿,所以她最终选择了一份时间安排更好但收入低一些的行政工作,每周上班35小时。蒂安娜自责的压力不是来自长时间、高负荷的工作,她是自己入错了行:

我觉得我只是选错了行当……我应该一直当护士的,因为我喜欢在医院里工作,在医生办公室里工作。我就总是做了错误的选择,真是不知道哪儿不对劲。我当时就是太现实了。

蒂安娜认为她的工作—家庭冲突源于自己的错误选择,解决之道就是换工作—这也是我遇到的很多美国女性普遍的解决方法。

让很多妈妈感到愧疚的是她们热爱的工作会时不时地要求她们做出太多牺牲,最终遭殃的是孩子。比起漫长的工作时间、要求严格的雇主或缺乏职场支持,妈妈更多地生自己的气。劳伦是白人,急诊室医生,每周工作大约45小时。她有三个孩子,她的丈夫肯是一位全职爸爸。回想起工作中遇到过的一次惊吓,劳伦在我们的采访中哭了起来。那一次,她正在为一个艾滋病毒携带者的病人提供治疗时,有液体溅到了她的眼睛里,医院的传染病专家让她从那天开始不要再给最小的孩子哺乳。“大概有两个星期我都是哭累了才睡着的。我觉得天都要塌了。”对劳伦来说,这次事件“代表了我要承受的牺牲,而且是必须得去承受的。那实在太苦了”。劳伦面对的是一次艰难的交易:她可以保住工作,却不能继续哺乳—她认为这是对她孩子的伤害。让她最小的孩子从母乳改喝配方奶简直就是令人心碎的损失。

劳伦与我对坐在餐厅的桌边,眼里噙着泪回忆道:“最后,我觉得工作的好处显然还是比坏处多。但是当这个天平再倾斜一些时就真是太难了。”劳伦因为工作而暴露在艾滋病毒感染的可能之中,致使她无法继续哺乳,这让她感到极度愧疚和焦虑,因为她正在要求她的孩子冒着风险和牺牲包容她自己热爱的工作。劳伦承认有时候她会觉得这份工作的艰辛已经超过了她的家庭所应该承受的。尽管她希望自己能为女性树立起一个成功典型,但她也在想这会不会太自私了,反让孩子受到伤害。

我问劳伦急诊室是否会做出什么改变来努力提升安全程度,她告诉我她自己所采取的方法是:佩戴眼部护具,尽量站在门边以防被传染。不同于瑞典和德国的妈妈一般会确保自己能休一年育儿假,然后在回去工作之前给孩子断奶,劳伦却得在哺乳的时候就开始上班,于是将自己的孩子也暴露在急诊室那些病症的潜在威胁之中。

但劳伦只提到了她自己能做些什么来预防危险发生。她并没有要求工作单位提升安全措施,而是以一个母亲的身份努力确保自己的安全。劳伦觉得她没有在遇到艾滋病毒携带者时保护好自己。她觉得那是自己的错,所以她尽自己所能地采取各种措施确保这样的事情不会再次发生。

除了劳伦那种比较极端的职场顾虑,妈妈们还会因为每天琐碎的日常工作感到愧疚。我采访的妈妈告诉我,她们担心繁忙的工作安排和漫长的工作时间会妨碍自己成为好妈妈。阿莉是白人,已婚,作家,每周工作大约50小时。她解释说:

我的想法很复杂。比如我正在工作的时候,我就很想自己的孩子们。我每天往返工作地点单程就要一小时。有时候交通情况不好,单程就是一个半小时。如果我工作九小时,最近有时候要十小时,那我觉得我根本就看不到孩子们了。我觉得现在我的丈夫比我与孩子们更亲近。这让做妈妈的很难接受……我真的很想念陪他们待在家的时间。但我接受了这份工作。

阿莉夹在耗时的工作和做一个参与孩子们生活、一直出现在孩子们面前的妈妈的想法之间,左右为难。她为自己的丈夫竟然能与孩子们在一起更久而感到遗憾,这是符合逻辑的,因为在美国密集育儿的主力仍旧是母亲。阿莉并不置疑自己雇主要求她工作那么长时间的决定,而是自己承担起做下决定的后果:“我接受了这份工作。”图6.1显示,我采访的大部分女性每周都要工作超过45小时。

这些职场妈妈为自己无法取得“工作—家庭的平衡”而深感愧疚,而且她们通常觉得这样的结果都是自己的错。

“我是如此幸运”

我采访的美国妈妈觉得所有家务、育儿及工作都是只属于她们的责任。与欧洲女性不同,她们对让自己的伴侣、职场以及政府介入帮忙来缓解每日的压力和困难并没有多少信心。当妈妈们确实得到了任何形式的帮助时—无论是她们自己努力挣得的还是用钱买来的—她们都会使用诸如“真是非常幸运”或者“简直受到了特别优待”这样的说法。凯尔茜就说过:“我觉得非常幸运……我不知道产假原来那么难得,直到我有一次跟朋友聊天……才发现她正在休的三个月假是完全无薪的,因为,她们的带薪产假只有大概两个星期。”凯尔茜就职的公司以慷慨的工作—家庭政策出名,她休了四个月的带薪产假,这是非常少有的。享受更多工作—家庭福利的女性也反复说她们觉得自己幸运,无论这些待遇是正规的还是非正规的。

总的来说,德国、瑞典和意大利的妈妈都不曾提到“幸运”一词。她们的表述恰好相反。欧洲妈妈将工作—家庭政策视为她们应得的权利。而我的美国受访者从未表达过这种想法,只有少数几个提到政府应该推动“工作—家庭平衡”。总的来说,政府并不被看作为女性的家庭生活提供帮助的来源。当我问到政府应该再做些什么来帮助职场妈妈时,作家、两个孩子的妈妈阿莉说:“这是个好问题。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当然希望当孩子们回家的时候我已经在家等着了。但要改变我的工作日程安排,这就跟叫泰坦尼克号掉头一样困难。”阿莉觉得为了家庭调整她的工作时间是天方夜谭。然而斯德哥尔摩和柏林的女性普遍认为就该这么办,这是她们的权利。

华盛顿特区的妈妈也对善解人意、支持她们的老板表达了深深的感激。女性得到的这种“慷慨”往往是非正式的弹性时间。伊马尼是西班牙/非洲裔美国人,她在一幢办公楼担任物业经理。她的工作很紧张,每周大约要45小时,而且光是通勤单程就要两小时——也就是说一天有四个小时在路上。事实上我们找时间见面采访也很困难,因为她的工作安排太满了。最后伊马尼的丈夫同意去接孩子,这样她就能在下班后与我在她的办公室里完成采访。等我们谈完了,她开车回家的时候路上几乎已经没有人了。伊马尼告诉我,她负担不起把家搬到她上班的地方附近:

你可以想象的,我的工作快把人逼死了。我压力太大了,快要倒下了……我只能请求让我每周两天在家办公。那样就能减少很多负担,不用来来回回……让我好过很多。不然的话那种压力真是——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解释。压力太大了——我就好像是一根链条上关键的一环……我真的是被推到极限了……我是说我的身体也要不行了……我原本应该早上7 :30就到这儿的,但我从没能准时到过。不可预料的因素太多了。很幸运的是,我的上司、我们公司,还有这幢楼的人都还比较灵活……真是上帝保佑,实在是太好了。这是我在职业生涯中第一次觉得我终于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我能把事情做好,而且不是特别特别的让人无所适从。当然有时候也有些混乱。

伊马尼每周有两天可以远程办公,而且早上的上班时间也略做了调整,这减少了她的工作压力和精神压力。伊马尼并不因为老板给她很大的压力又要求她工作很长的时间而生气,她只感恩自己获得了一定的灵活度。

当自己的老板也有了孩子所以对她们表示“理解”时,我的美国受访者也会觉得自己很幸运。有一位妈妈说:“我很幸运是因为当时我在加州的老板自己有四个孩子,他也是个好爸爸,所以他给了我很多自由。”另一位妈妈解释说:“我们很幸运的,因为我们的公司是非营利性的,高层里很多人都有孩子。管理团队的所有人几乎都有孩子。他们能理解我们。” 

能在属于自己的办公空间里泵奶的女性也表达了大量的感激之词,因为她们知道这种私密性的办公环境并不典型。切尔茜是白人,每周工作45小时,在一家跨国企业担任销售管理工作。她表示:

我每天要泵两次奶。在这件事上我实在是太幸运了。我们公司里,在我这个级别就可以拥有自己的办公室。至少目前还有。因为我们就要搬去(一个新的)开放式办公室了,集体化办公。现在这样真是省钱,哪里都好。所以我很担心当我没有这个办公室了该怎么办。

法律要求雇主提供泵奶的场地和时间。这些感激背后其实是美国妈妈理应获得的合法权利。

妈妈若是刚好喜欢自己孩子的日托班,她们也会非常感恩。很多人都有亲身经历或是知道有朋友非常不喜欢自己孩子的托儿机构,这会让妈妈觉得自责和焦虑。已婚的白人妈妈阿什莉是一位秘书,她有两个女儿。她解释说:“我知道肯定有不合格的托儿所,但……我就非常幸运了。我女儿的两个老师都是很好的人,把孩子当作自己的子女对待,就好像一个大家庭一样。” 

美国缺乏国家层面的工作—家庭政策,因此加剧了女性由于种族和阶层而遭受的不平等待遇。在美国这个强调个人责任的文化环境中,当妈妈能够因为享受工作—家庭政策以及获得帮助而减少随之而来的愧疚时,她们普遍认为自己是幸运的、受到优待的。与欧洲的妈妈不同,能获得这些福利的妈妈不会说这是她们的权利或她们对此怀有期待。这种幸运的想法更像是女性在庆幸自己的特权,因为美国从制度上就不平等:有些女性——一般是白人、更富有的女性——更多地享有这些帮助,而其他的女性—尤其是少数种族/族裔的低收入女性—却没有。这是种族主义和阶级主义的后果。

这种想法也再次确认了妈妈认为这是优待而非权利——意味着她们一直身处于一个向她们灌输着这些政策和帮助本非全民可享的大环境之中。妈妈们将个人责任的理念内化了:她们相信工作—家庭冲突是她们需要自己去解决的问题。美国女性不期望遇到善解人意的上司、互相帮助的家人和弹性通融的工作。

作者: 紫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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