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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的，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1923年7月19日早晨，周作人往鲁迅桌上拍下这封绝交信后便气冲冲转身离开了。
人世间的有些事就如宿命一般，鲁迅与周作人的分合也是如此。
很久以前，鲁迅与周作人两兄弟还在幼年时，母亲鲁瑞便请来龙师父（法师）给鲁迅和周作人分别取了一个法号。许钦文四妹许羡苏在转述鲁瑞口述的这段过往时说：
“龙师父给鲁迅取了个法名——长庚，原是星名，绍兴叫‘黄昏肖’。周作人叫启明，也是星名，叫‘五更肖’。”
鲁瑞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两个儿子竟会在数十年后，真如《诗经-小雅》里所说的那样：
“东有启明，西有长庚，两星永不相见。”
两人递了绝交信彻底绝交后，鲁瑞恍然想起龙师父当日为他们所取的法号，不禁仰天长叹：“冥冥中，天注定啊”！
鲁瑞更想不到的事还在后头：兄弟两绝交后，竟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途。
鲁迅一直是一个用笔革命的志士，而周作人却最终做了文化汉奸。
抗战爆发的1937年，鲁迅刚刚辞世不久。北京沦陷后，在所有文人纷纷撤出北平之际，周作人却选择了留守北平。
1938年8月4日，得知消息后的胡适以藏晖为化名，在伦敦写了《寄给北平的一个朋友》一诗，委婉劝谏周作人“识得重与轻”，立即离开北平不要做文化汉奸。
周作人在收到信后，回了一封信和一首诗，为了避免被日本人察觉，在这封回给胡适的信中，周作人称呼胡适为“胡安定先生”。
在9月21日周作人写给胡适的《苦住庵吟》诗中，他写到：
“老僧假装好吃苦茶，实在的情形还是苦雨，近来屋漏地上又浸水，结果只好改号苦住。……多谢藏晖居士的问讯。我谢谢你很厚的情意，可惜我行脚却不能做到，并不是出了家特地忙，因为庵里住的好些老小。”
这首诗虽然委婉，但意思却非常明确了，大意是：我周作人也想离开北平啊，可是我眼下这情形实在没办法啊，我这一家老小都还指着我活命呢…….
概括之就是：家累太重，南行有困难。
在诗的结尾处，周作人还说：“老僧始终只是个老僧”，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周作人虽然不离开北平，但我自己还是懂得民族大义的。
实际上，在当时的情况下，留在北平便是无视民族大义的表现了。
周作人在诗中所说的“家累”确实是实际情况，当时的他不仅要养活日本妻子羽太信子一家子，还要同时兼顾弟弟一家四口。如此重大的担子，也难怪周作人说“家累太重”了。
但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有“家累”的人实在太多了，相比周作人，朱自清、闻一多等当时也是拖着一大家子，但他们却力排万难在大后方坚持过来了。
所以，说到底，周作人不离开北平最主要的还是与他的个人操守有关。严酷的环境，恰是考验品德的最好时机。
周作人终究没有扛过考验。
最初，周作人也和自己在给胡适的诗中所说的那样：并不想做汉奸。但在经历了一次刺杀之后的1940年，他立马乖乖地当上了伪华北教育督办，成为名副其实的汉奸。
紧接着，1941年10月起，周作人兼任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1943年6月起，兼任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副理事长。1944年5月起，兼任《华北新报》经理和报道协会理事、中日文化协会理事。
自此，周作人便在文化汉奸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
这期间，周作人和日本妻子羽太信子等都过着相当安逸的生活。
任何时候，只考虑个人利益不顾民族大义、无视应有的社会担当，结果必然是走上道德绝路，历史上，这样的先例比比皆是。
周作人终究也为他的选择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1945 年底，周作人因汉奸罪而被依法逮捕，这年，周作人年已60岁。随后，国民党首都高等法院判处周作人有期徒刑十四年，褫（chi4）夺公权十年。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周作人给相关领导去了一封信，这封信，不用说，是为自己辩驳的。这封信最后被传到了领袖手中，领袖拿到信后说：
“ 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古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养起来，让他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
正是伟人的这一句话，周作人才得以被提前保释出狱并从此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编译工作。
对于这次法外开恩，周作人很是珍惜。但出狱后的周作人日子也并不好过，一个人终究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周作人也是如此。
背负着汉奸骂名的周作人，此后的余生大概只能用“苟活”二字形容了。
从1949年至1967年，长达18年的时间里，周作人一直过着“寒土”式的生活，人们几乎忘记了他，他的影响力，也几乎在大陆彻底消失了。
而与此同时，周作人还承受着生活上的极度清贫，贫贱夫妻百事哀，这期间，他与日本妻子羽太信子的感情也遭遇了各种问题。
1960年7月1周作人在日记中写到：
“拟工作因不快而止，似病又发作也。”
周作人所说的“病发作”，是指羽太信子经常性因猜疑等出现的病态的情状。打开周作人晚年的日记，关于记录羽太信子这类“又易作”，“宿疾又发也”，“又狂易大作”，“恶詈”或“独语”，或“语无伦次”等的情况比比皆是，每每此时，周作人都“甚感不快”，“又以不快止”，“不快殊甚”。
周作人还曾在日记中写下了：“真不知好歹”，“虽是病态，然破坏所有感情，不惜破釜沉舟，真‘恶魔’也。”云云，以发泄他无法遏制的不满。
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962年4月羽太信子离世。
这年的4月6日，羽太信子病重住院后，独自留在家里的周作人在当晚的日记中写道：
“灯下独坐，送住医院的人仍尚未回来，不无寂寞之感。五十余年的情感，尚未为恶詈所消失，念之不觉可怜可叹。”
羽太信子辞世后，周作人虽少了很多烦恼，但也真正体会到了孤独寂寞清冷的滋味。因为文化汉奸的骂名，周作人晚年素无朋友往来。生活上的清苦尚可忍耐，但精神上的寂寞却是最难守。
抱婴孩者为羽太信子
好在，他还有笔，可以偶尔写写画画，但他写下的作品，除了谈鲁迅的几本小册子与翻译的外国作品得以问世，其他一直未能出版。
作为一个曾经受过盛名的文人而言，其痛苦可想而知。
实际上，在当时的情况下，周作人几乎是被封杀了的。仅仅偶尔在海外，他才能听到一丁点关于他自己的评论和评价。周作人对这些分外关注和在意，1965年，他在给鲍耀明的信中说：
“知海外报刊时常提及鄙人，无论是称赞或骂，都很可感，因为这比默杀好的多。”
比死更可怕的：是活着被遗忘。晚年活着被划到社会边缘，直至被世人完全遗忘的周作人，不知是否曾为当初的选择后悔过。
1966年，一场特殊的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几近被人遗忘的周作人在此间再次被置身于政治漩涡之中。这一年，周作人年已耄耋。
他在惨被抄家后，被撵到一个小棚子里住，期间的悲惨境遇可想而知。第二年，在遭受鞭打后，周作人因不堪侮辱竟在不久后含辱离世了，享年82岁。
作为一个与鲁迅齐名的大文豪，周作人死后竟未引起外界的一丝丝反应。鲁迅、周作人研究者钱理群在讲述周作人死时的情景时说：
“除了家人，没有人向他告别”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家人”，不包括周作人的侄子：鲁迅之子周海婴。
当时，周作人过世后曾给周海婴寄去了讣闻，这一举动显然符合周作人生前的个人意愿。实际上，晚年致力于研究鲁迅的周作人，是抱着想与鲁迅及其后人重修旧好的想法的。
但最终，周作人的这一遗愿没有得到满足。
此时年已38岁的周海婴在权衡考虑再三后，没有出席周作人的追悼会。
这便也意味着：鲁迅与周作人的后代之间终于没有任何往来。
周作人的追悼会冷清至极，后世在评价中曾说：
“这位当年显赫一时的学人、作家，终于在寂寞中结束了他多辱的一生。”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相比之下，鲁迅的葬礼和周作人的葬礼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1936年，鲁迅先生病逝后，宋庆龄先生亲自主持葬礼，葬礼上为鲁迅抬棺的是巴金、矛盾这样的大佬级人物。
巴金和矛盾
而一路上为鲁迅先生送行的人，光大街上就有10多万人。无论棺木走到哪里，身后的人都会慢慢的跟在灵柩后边…….
鲁迅死后，各种悼念鲁迅的文章更是抢占了各报刊、杂志的封面。 郁达夫在《回忆鲁迅》的文章中写到：
“鲁迅的葬礼，实在是中国文学史上空前的一座纪念碑，他的葬仪，也可以说是民众对日人的一种示威运动。……所以当时全国所有的刊物，无论哪一种定期或不定期的印刷品，都充满了哀悼鲁迅的文字。”
相比之下，同是文豪的周作人死后，未免异常清冷了些。但在周作人孤寂告别人世数月后，台北的梁实秋还是写了篇题为《忆岂明老人》的文章，以示怀念，他在文中叹到：
“据悉，岂明老人(周作人先生)已于去年十一月作古。1946 年，周作人被带上国民党首都高等法院。之外，他的学养的风度仍令人怀想而不能自己。他一生淡泊，晚节不终，实在是至堪痛惜而无可原谅之事。”
梁实秋先生对周作人的评价，一度被认为是最中肯、全面的评价。
他的这段话也概括了周作人晚景凄凉的根本原因：晚节不保，说来，周作人之所以沦为汉奸致晚节不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周作人的性格决定的。
和鲁迅相比，周作人的性格明显更显懦弱且缺乏主见。这种性格特点与他早年的生活经历有关，周作人虽只较鲁迅小四岁，但他却因“长兄如父”思想的影响处处依赖哥哥鲁迅。
周作人上学时的吃穿用度，包括结婚后的部分生活费用，在很大程度上一直是鲁迅负担的。而他人生中的很多重大决策，包括选择从文等，也都是鲁迅帮忙做出的。
鲁迅的包揽，让周作人很自然地形成了依赖的个性。依赖本身并没有问题，但当依赖到一定程度时，在心理学分类上，它就可能导致“依赖型人格障碍”，而这种人格障碍，它势必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
依赖型人格障碍的典型特征便是缺乏自主性、创造性，委曲求全，逃避现状。
这类人群一般会选取强悍性格的人作为依赖对象，从这点来看，有依赖型人格障碍倾向的周作人，最初的依赖对象确系鲁迅无疑。但与羽太信子结婚后，周作人的依赖对象在几年后也随之发生了转变，慢慢由哥哥鲁迅转为了同样性格强悍的妻子羽太信子。
依赖的三大要素分别是：畏惧、信仰、利益。
周作人对羽太信子的依赖多是建立在“畏惧”和“利益”基础之上的。“利益”不难理解，夫妻的利益从来是一致的，重点来说说周作人对羽太信子的“畏惧”。对妻子畏惧有一个专有名词，叫：“惧内”。
而周作人的“惧内”是出了名的，周建人曾佐证说：
“早在辛亥革命前后，他（周作人）携带家眷回国居住在绍兴时，他们夫妇间有过一次争吵，结果女方歇斯底里症大发作，周作人发愣，而他的郞舅、小姨指着他破口大骂，从此，他不敢再有丝毫‘得罪’。相反，他却受到百般的欺凌虐待，甚至被拉到日本使馆去讲话。”
值得注意的是，周建人提到的事情发生于1911年前后，也就是说此时的周作人就已经非常惧内了，如此一来，周作人在与鲁迅同住八道湾时表现出依赖羽太信子，便也成了情理之中。
那么，周作人对羽太信子的依赖到了什么程度呢？
根据相关佐证，周作人大小事务全部交由羽太信子处理，自己几乎从不插手。对此，鲁迅还曾在日记中对此表达过不满。
在这种情况下，当鲁迅与羽太信子发生矛盾时，周作人选择站在妻子一边自然成了必然。
前文讲过，有依赖、缺乏主见本身并没有太大的问题，但当这个依赖对象会做出错误决策或者干扰做出错误决策时，这种依赖便会不可避免地变成灾难一般的存在。
与鲁迅决裂后，周作人在选择是否留在北平时，身为日本人的羽太信子肯定是支持他留下的。在这种情况下，本来就惧内有严重依赖的周作人的选择，自然和当初与鲁迅爆发冲突时一样了。
话说回来，腿长在周作人自己身上，他沦为汉奸的根本原因还是在自身，其他的因素，包括羽太信子等，都只是外因。
人说，选择决定命运。周作人两次选择，也决定了他一生的悲惨命运。
可悲，可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