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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1555-1636年)字玄宰,号思白、香光居士,上海松江人。董其昌出身贫寒之家,但在仕途上春风得意,青云直上。公元1589年,(万历十七年)三十四岁的董其昌举进士,开始了他此后几十年的仕途生涯。当过编修、讲官,后来官至南京礼部尚书,太子太保等职。他对政治异常敏感,一有风波,他就坚决辞官归乡,几次反复起用。
董其昌才溢文敏,通禅理、精鉴藏、工诗文、擅书画及理论。他是海内文宗,执艺坛牛耳数十年,是晚明最杰出、影响最大的书画家。董其昌的绘画长于山水,注重师法传统技法,追求平淡天真的格调,讲究笔致墨韵,墨色层次分明,拙中带秀,清隽雅逸。《画史绘要》评价道:“董其昌山水树石,烟云流润,神气俱足,而出于儒雅之笔,风流蕴藉,为本朝第一。”董的绘画对明末清初的画坛影响很大,并波及到近代画坛。一直以来,董其昌的作品都是海内外大收藏家寻觅的目标。
董其昌精收藏,曾珍藏董源4幅山水《潇湘图》、《溪山行旅图》、《龙宿郊民图》、《夏山图》,并以“四源堂”名斋,还有精选李思训《蜀江图》、《秋江待渡图》,董源《征商图》、《云山图》、《秋山行旅图》,巨然《山水图》,范宽《雪山图》、《辋川山居图》,李成《着色山图》,郭忠恕《辋川山居图》,江贯道《江居图》,赵大年《夏山图》,赵子昂《洞庭二图》、《高山流水图》,王蒙《秋山图》,《宋人册页》等18幅。从中可以看出,董其昌的收藏足以令其傲视当代。
董其昌的书法成就也很高,董的书法以行草书造诣最高,他对自己的楷书,特别是小楷也相当自负。董其昌虽处于赵孟頫、文征明书法盛行的时代,但他的书法并没有一味受这两位书法大师的左右。他的书法综合了晋、唐、宋、元各家的书风,自成一体,其书风飘逸空灵,风华自足。笔画园劲秀逸,平淡古朴。用笔精到,始终保持正锋,少有偃笔、拙滞之笔;在章法上,字与字、行与行之间,分行布局,疏朗匀称,力追古法。用墨也非常讲究,枯湿浓淡,尽得其妙。书法至董其昌,可以说是集古法之大成,“ 六体”和“八法”在他手下无所不精,在当时已“名闻外国,尺素短札,流布人间,争购宝之。”(《明史·文苑传》)。一直到清代中期,康熙、乾隆都以董的书为宗法,倍加推崇、偏爱,甚而亲临手摹董书,常列于座右,晨夕观赏。康熙曾为他的墨迹题过一长段跋语加以赞美:“华亭董其昌书法,天姿迥异。其高秀圆润之致,流行于褚墨间,非诸家所能及也。每于若不经意处,丰神独绝,如清风飘拂,微云卷舒,颇得天然之趣。 尝观其结构字体,皆源于晋人。盖其生平多临《阁帖》,于《兰亭》、《圣教 》,能得其运腕之法,而转笔处古劲藏锋,似拙实巧。……颜真卿、苏轼、米芾以雄奇峭拔擅能,而要底皆出于晋人。赵孟頫尤规模二王。其昌渊源合一,故摹诸子辄得其意,而秀润之气,独时见本色。草书亦纵横排宕有致,朕甚心赏。其用墨之妙,浓淡相间,更为绝。临摹最多, 每谓天姿功力俱优,良不易也。”据说,康熙还亲自临写董书,致使董书得以风靡一时,出现了满朝皆学董书的热潮。一时追逐功名的士子几乎都以董书为求仕捷径。 在康熙、雍正之际,他的书法影响之深,是其他书法家无法比拟的。
董其昌的书法,历来评说褒贬不一。褒者倾其溢美之词,清代著名学者、书法家王文治《论书绝句》称董其昌的书法为“书家神品”。谢肇称其“合作之笔,往往前无古人”。周之士说他“六体八法,靡所不精,出乎苏,入乎米 ,而丰采姿神,飘飘欲仙”。但对董其昌的批评者也很多,包世臣、康有为最为激烈。包世臣云:“行笔不免空怯”。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讽刺道:“香光(董其昌)虽负盛名,然如休粮道士,神气寒俭。若遇大将整军厉武,壁垒摩天,旌旗变色者,必裹足不敢下山矣!”
董其昌走上书法艺术的道路,出于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起因是在考试时书法不好,遂发愤用功自成名家。这在他的《画禅室随笔》有所记述,其中还自述学书经过:他在十七岁时参加会考,松江知府衷贞吉在批阅考卷时,本可因董其昌的文才而将他名列第一 ,但嫌其考卷上字写得太差,遂将第一改为第二,同时将字写得较好些的董其昌堂侄董源正拔为第一。这件事极大地刺激了董其昌,自此钻研书法。董其昌回忆说:“郡守江西衷洪溪以余书拙置第二,自是始发愤临池矣。初师颜平原 (真卿)《多宝塔》,又改学虞永兴(世南),以为唐书不如魏晋,遂仿《黄庭经》及钟元常(繇)《宣示表》、《力命表》、《还示帖》、《丙舍帖》。 凡三年,自谓逼古,不复以文征仲(征明)、祝希哲(允明)置之眼角。”这段话中可以看出董其昌几乎学习研究了以前绝大部分名家,从钟王到颜、柳,从怀素到杨凝式、米芾,直至元代的赵孟頫。
董其昌没有留下一部书论专著,但他在实践和研究中得出的心得和主张,散见于其大量的题跋中, 董其昌有句名言:“晋人书取韵,唐人书取法,宋人书取意。”这是历史上书法理论家第一次用韵、法、意三个概念划定晋、唐、宋 三代书法的审美取向。这些看法对人们理解和学习古典书法,起了很好的阐释和引导作用。董其昌一生勤于书画,又享高寿,所以传世作品很多,代表作有《白居易琵琶行》,《三世诰命》、《草书诗册》、《烟江叠嶂图跋》、《倪宽赞》、《前后赤壁赋册》等。
董其昌是中国书法史上极有影响的大家之一,其书法风格与书学理论对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明末书评家何三畏称董其昌的书法:“天真烂漫,结构森然,往往有书不尽笔,笔不尽意者,龙蛇云物,飞动腕指间,此书家最上乘也。”在赵孟俯妩媚圆熟的“松雪体”称雄书坛数百年后,董其昌以其生秀淡雅的风格,独辟蹊径,自立一宗,亦领一时风骚,以致“片楮单牍,人争宝之”,“名闻外国”,为中外文化交流增添了光辉。
“潇洒生动”的山水画他特别讲求用墨的技巧,水墨画兼擅泼墨、惜墨的手法,浓淡、干湿自然合拍,着墨不多,却意境深邃,韵味无穷;无须炫异矜奇,而真气横溢,充塞纸间。董其昌的设色山水,或用杨升没骨法,从彩笔代替墨笔,完成线条、轮廓、钩、勒、皴、擦,尽态极妍,不为刻画;或仿黄公望的浅绛法,参以赵大年、赵孟俯的青绿法,别树一格,层次分明,淡雅清新,生机盎然。
董其昌作画强调写意,使绮丽多姿的山水更富有浪漫主义的色彩。尤其是他兼长书法、诗文,每每绘完山水,题以诗文,行楷簇簇如行蚕,闪闪如迅霆飞电,全图诗、书,画相映成趣,和谐一致,更富有抒情意境。董氏的创作,因而成为文人画追求意境的典范。 如《遥峰泼翠图》,整个画面不过是干远景而已,笔墨也很简单,但神韵、骨力俱足。画面的前部作一隅坡脚,缀以数块荒石。坡脚上有三株老树,交错而立。中间一株是夹叶树,稍事勾勒,却枝叶备见;旁边两株的树叶,则充分发挥泼墨的作用,左以直抹示盘曲,右以横点示傲岸,浓淡相间,一派生机。画面上部以淡墨一抹而就,远山横贯,仅见轮廓隐人天际,山体却茫茫然,仿佛烟岚萦绕,雄浑无比。作者再用浓墨在一片淡远的景色中,染出几处高低错落的树叶,远近有致,层次丰富,烟云流动,充塞渚岸。左侧绘有小坡,坡上以横墨抹出数株直树。中间汪洋大水,不施笔墨,而万顷湖面浩瀚无涯之气势跃然纸上。此图长225厘米,宽75厘米,如此大幅立轴,只寥寥地布置些近树远山,就把握住整个画面峰遥、水阔、树翠的神情。这正是董其昌巧妙地运用“王洽泼墨,李成惜墨,两家合之,乃成画诀”(见图上自题)的结果。全幅似疏似漏,但没有照应不到的地方,用笔爽利遒劲,又含蓄灵秀,纯以墨色气势的润泽、醒目而动人遐思。如不是熟练地掌握“空处有画”的本领,就不会有这样高明的布局。有人认为这是董其昌从“宽能走马、密不通风”的书体结构中触悟而得,这并不是没有道理的。整幅立轴不设色,但面貌清丽,有咫尺千里之势,给人以远深宁静的感觉。
再如他暮年所作《关山雪霁图》,山峦林壑,绵延无际。右方重峦叠嶂,气势沉雄。中间幽壑重重,峭壁矗立,村落、丛林、流泉、山径,错落有致,杂而不乱;大江曲折跌宕其间,虽有干岩万壑,亦无窒碍不通的感觉。左方云烟弥漫,浸淫树石,路遥山重,隐人微茫,深远莫测,意味不尽。图中以渴笔钩勒峰峦山石,皴擦的运用极其准确、灵活,而线条流走轻快,疏密得宜。山冈陵石的凹凸明暗,则以横点巨苔,配上淡墨直皴的层层渲染来加以完成,技巧纯熟,无懈可击。意境朴厚深邃,很有“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诗意。全图用笔老辣生拙,骨力练达,墨气鲜润,绝去甜俗,以疏旷之笔,画出凝寒淡远的景致。卷尾数行行楷跋文,书体娟秀刚劲,更使此图富有书卷气,爽朗潇洒,自具风格。
董其昌《临柳公权书兰亭诗》,纸本。纵27.2公分,横1072公分。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此卷于明万历46年所书,时董其昌年64岁。其书艺已臻于成熟,故笔法流畅,气韵古淡潇洒,在董氏传世的书法中可为上品。
董其昌《杜甫醉歌行诗》,行书,绢本。横301厘米,昆山昆仑堂美术馆藏
《草书扇面》董其昌书。纵15.5公分,横47.7公分。荣宝斋藏。此帧扇面书法写的非常激越跳宕,技法娴熟。自署学杨少师(凝式),确有几分”神仙起居法”的遗韵。扇面纸熟,又有折痕,形式特殊,写好不易,董其昌是书扇老手,正利用了扇面的短处而变其长,出现的线条及墨色的变化别有意味。
《墨卷传衣图》轴,明,董其昌绘,纸本,墨笔,纵101.5cm,横46.3cm。
这是作者69岁时的作品。此图取倪瓒二段式构图,简远平阔。用笔秀逸率真,精妙地把握了水墨的浓淡、干湿变化,同时又以黄公望的枯笔短皴来勾擦山石,使笔致浑厚润泽又不失苍率之趣,此作堪称董氏晚年山水画佳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