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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北京上演传统京剧《金钵记》，也就是我们熟悉的《白蛇传》，演出后受到各界人士的一致好评，有人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说此剧混淆概念。
文中抽出戏里法海和许仙的一句对话，批评作者没有划清被压迫者和压迫者的界限，完全是在替反动派唱颂歌。
此文一出，很多文艺老将说此人幼稚可笑，作者却不以为然。不仅没有责怪编剧，还认为编剧很有才华，并用自己的人脉提携了这位青年。
这个剧本的作者便是田汉，他的才华至今为人赞同，他的为人至今被人传诵，只是很多人不知道，一心为国才华横溢的田汉，在感情经历了无数波折。
他一生娶了四个妻子，要么早死，要么离婚，最后一位虽和她恩爱二十年，但也先他而去，导致他死时身边一个人都没有。
1898年3月，田汉出生于长沙东乡茅坪田一个农户家庭，原名寿康，乳名“和儿”。父亲是远近闻名的厨师，母亲在家操持家务，日子虽苦，倒也过得去。
田汉六岁开始上私塾，主要读些四书五经之类的传统书籍，这让他不仅有了深厚的文字功底，而且还擅长对对联。
有一次上课，先生为了考学生，出了一副对联：一筒篾黑的白炭，田汉想起自己当午饭的两条黄瓜，立刻对道：两条溜青的黄瓜。
老师一听，大为赞赏，田汉的名声就这样传了出去，渐渐传到当地的杨督学耳中。这杨督学不信这小孩会对对子，故意跑来刁难田汉。
他出的上联是：田家之子，聪明伶俐，头顶牛屎。田汉一听，不急不躁，摇头晃脑一番后，说出一副下联：县府督学，正直无私，身披羊皮。
如此机智的回答，一时之间成为了佳话。
田汉9岁时，父亲过世，母亲带着他和两个弟弟寄居到果园镇的舅父家里，主要靠母亲纺纱织布维持生计。
田汉小时候身体很不好，母亲听人说当和尚可以免灾，跟田汉商量以后去当和尚，他也没反对。可是到了舅父家后，看到表妹易漱瑜，他一下喜欢上了清新脱俗的小表妹。
田汉当即跟母亲说，我不要做和尚，我长大后要娶表妹。从那以后，他有好东西就送给表妹，表妹也喜欢跟他一起玩，二人的感情越来越好。
果园镇是当时有名的戏剧窝子，不管是湘剧、祁剧，还是，皮影戏、木偶戏等，所有传统戏剧都经常上演。
舅父喜欢他，便经常带着小田汉出去玩。每逢庙会，田汉就跟着舅父去看戏，最初看的都是皮影戏。那些幕后栩栩如生的彩人和小动物，总让他如痴如醉，这就是田汉接触戏剧的起点。
随后，田汉又开始看木偶戏、花鼓戏等传统戏剧，经常被戏剧里面浪漫的爱情故事和英雄行为所感动，也从心底佩服演员的精湛表演。
与其他小伙伴不同的是，田汉不仅爱看戏，看完之后还爱讲。每次看完戏后，他总是比划着说给其他小伙伴听，讲着讲着，就模仿演员表演起来。
有一次，他看完《西厢记》，回来模仿着表演给大家看，把周围的人一下看呆了。大伙的认可，让田汉更加大胆，甚至开始改编皮影戏。
另外一方面，戏看多了，他也开始有了独立的思考，他看到戏中有些英雄隐居，就在想，如果英雄都隐居了，谁来救这些穷苦人家呢？
田汉后来为革命拼命奔波大半生，或许就是源于儿时对这个问题的思考。
11岁时，田汉考进长沙一所高校读书，听说了黄花岗起义失败的消息。他与三个同学为纪念这次起义，用“英、雄、怀、汉”作为自己的名字，田汉的名字由此而来。
1912年，田汉考入长沙师范学校读书，因为家庭贫困，他买不起被褥蚊帐，校长徐特立知道后，立刻给田汉买齐了生活用品。
1916年，田汉读书中途回家，听说表妹要嫁人了，心里特别着急，于是去找表妹问个究竟，他可是早就跟表妹定了终生，也已经获得了舅父的许可。
原来，舅父虽然同意他们的婚事，舅母却觉得田汉家太穷，于是趁他在外读书，私自给表妹找了一户好人家。田汉求舅母无用，于是决定跟易漱瑜直接私奔。
不过，他们没有盲目流亡，而是先找了在上海工作的舅父。舅父于是给了女儿一笔钱，让他们一起去日本留学。就这样，田汉和未婚妻到了日本。
在日本，他阅读了大量文艺书刊，了解了欧洲近代剧，还参加了很多文艺报告会，看剧自然是家常便饭。
日本早期的文艺运动给了他很大的启发，他开始尝试剧本，写了一段时间就成了圈内有名的编剧，不仅能养活自己和家人，还经常招待朋友。
那时候，在日本留学的学生很多，大家经常到他家来聚会，郭沫若、蔡元培、洪深、徐悲鸿、章伯钧、傅斯年……都是他家的常客，这段经历让他在中国的文艺圈出了名。
可惜，易漱瑜并不爱读书，她的目的就是跟田汉在一起，可那时候，田汉每天忙着读书，写剧本，召开聚会，自然没有多少时间陪易漱瑜。
时间久了，易漱瑜心里难免失落，而且当时两人分开居住，易漱瑜就更孤单了。郁达夫知道他们两人的状况后，曾经调侃田汉，居然“睡在未婚妻身边读圣贤书”。
到日本第二年，两人听到了舅父被杀的消息，田汉立马跟易漱瑜完婚，发誓一生守护易漱瑜，易漱瑜的心自此安定下来。
因为出生书香世家，易漱瑜也颇有才情，两人回国后，一起创办了《南国》半月刊，那一段时间，应该是田汉最幸福的时光，夫妻和睦，创作也迎来丰收期。
接着，二人有了一个儿子，可惜易漱瑜生孩子时不幸落下病根，一直没怎么医治。当时二人经济也不是很好，外加田汉经花费巨资看戏，二人对这个病都没怎么在意。
后来，易漱瑜的病越拖越重，田汉一心创作和看戏，没有时间和精力照顾她，便把她送回了老家。直到易漱瑜病入膏肓，田汉才匆匆赶回了老家。
再见易漱瑜时，她已病至奄奄一息，最终死在田汉的怀中。临死前，易漱瑜不放心田汉和儿子，就让田汉娶自己的闺蜜黄大琳为妻。
1925年，《南国》期刊因为易漱瑜的去世而停刊，田汉万分悲痛，后来经常回忆，《南国》记录了他的美与爱、他的violin和rose（小提琴与玫瑰）。
那一年，上海新少年电影公司联系田汉，想把他的剧本《梵峨璘与蔷薇》拍成电影，田汉从此进入电影界。
梵峨璘就是小提琴的意思，代表艺术，蔷薇也就是现在的玫瑰，代表爱情，这部剧的主题就是艺术家的命运。此后，田汉的剧本主题都是艺术家的命运，一直写了半个多世纪。
按照前妻的安排，田汉娶了黄大琳，但二人没有感情基础，田汉又始终忘不了易漱瑜，二人的感情从一开始就不太和谐。
恰好在这段时间，另一个女人闯入了田汉的生活，他就是田汉的第三任妻子林维中。
易漱瑜死后，田汉写了很多悼念妻子的诗文，他曾经公开写道：“生平一点心头热，死后犹存体上温。应是泪珠还我尽，可怜枯眼尚留痕。”
如此凄婉的语句，打动了无数读者，其中就有林维中。
彼时的林维中，因为躲避家庭包办婚姻在南洋教书，看到田汉的悼妻诗后，出于同情给田汉写信，说自己愿意帮他照顾家人。
当然，那时的她，并不知道田汉已经再婚。
林维中的信打动了田汉，马上提笔回信，还寄去了自己的照片。随后，林维中也寄来了自己的照片。
在你来我往的书信中，二人的感情迅速升温。三年后的夏天，二人在上海第一次见面。
一个风度翩翩，一个风华正茂，两人一见倾心。彼时的田汉，正在筹钱创办南国艺术学院，林维中立马支援了500元。
这一次见面，林维中对田汉的痴迷程度更进一层，她自己坦言，如果田汉说桌子是方的，她一定会跟着田汉说桌子就是方的。
1929年，田汉跟黄大琳离婚，同时跟林维中商定，等她回国就完婚。只是这话没说多久，另一个女子又闯入田汉的生活。
当时，田汉在上海已经很有名气，他创作的舞台剧也迷倒了很多观众，很多学生慕名而来向他学习，其中不乏才华卓著的女学生。
有一天，一个女学生拿了一本小说《莫斯科》向她请教。这位女子风姿绰约、气质逼人，尤其是眉宇间透露出的英气，给田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看了她的小说手稿后，田汉禁不止被她的才情倾倒，连称此作品无与伦比，而这位女子同样仰慕田汉，二人开始了交往。
这便是田汉的第四任妻子安娥。在田汉的四个妻子中，安娥不仅最有才，经历也最传奇。
他们的见面就带着传奇色彩，当时安娥刚留俄回来，成了一名中共地下党，接触田汉是为了争取田汉。
在两人的交往过程中，田汉逐渐接受了进步的左翼思潮，二人的心灵越来越接近，爱情自然而然地产生了。
而当时的林维中虽然还在与田汉通信，但思想早已跟不上田汉，加上这时的林维中提出了让他还那500元钱，田汉的心顿时凉了。
在安娥的影响下，田汉的剧本主题开始转变，从以前的艺术家命运转变为社会问题。他们一起改编了《卡门》，直接在剧中召唤人们群众参加革命。
这样的戏剧自然遭到反动当局的查封，田汉被迫隐居。那段时间，安娥和田汉经常在一起探讨剧本，终于在一个雨夜完成了灵与肉的结合。
安娥随后怀孕，这本是一件好事，可这时林维中正好回来逼婚。处于两个女人中的田汉，万分痛苦，声称婚姻如套在脖子上的绳索，大大限制了自由。
好在安娥是革命女子，不会在感情上纠缠，她大度地对林维中说，我不要家，你和他结婚吧！
与田汉分开后，安娥生下了孩子，送到乡下给母亲抚养，还骗田汉孩子死了。随后，她把所有的热情都投入到革命中，在工作中与任光产生了感情。
与任光结婚后，夫妇二人合作创造了《渔光曲》，迅速火遍上海滩。任光后来去欧洲留学，两人友好分手。
但在安娥的心中，田汉始终是无法删除的记忆。同样，对于田汉而言，安娥也有着不可替代的位置。
1931年11月，林维中生下了女儿田玛琍。而他与安娥的儿子田大畏，也是出生在那年的8月。只是，因为母亲的不同选择，两个孩子出生后的命运完全不一样。
1935年，田汉改编的《风云儿女》上映，剧中的主题曲就是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这首后来被定为国歌的歌曲，一下成为了当时的流行抗战歌曲。
在这一年的春天，田汉因为参与左翼运动被捕，并且被押送南京，林维中四处找人营救，并带着女儿去监狱探望。
田汉特别感动，当即写下《寄妇》诗：“事到高潮翻觉定，人因患难倍相亲。衾香枕软何劳羡，每忆苏菲白发生。”
在监狱中，田汉经常听到看守们吟唱《渔光曲》，顿时勾起了对安娥的思念，于是写下了《狱中怀安娥》：“欲待相忘怎忘得，声声新曲唱渔光。”
这句诗被林维中知道后，嫉妒的怒火顿时在心中燃烧，想想自己与田汉同床共枕十年，还是无法抹去安娥在田汉心中的影子。
1937年，田汉出狱后回到上海，林维中出于嫉妒，也为着他的安全，再也不许他为抗日奔走了，二人的感情开始出现裂痕。
上海沦陷后，田汉启程去武汉，在火车上意外遇到安娥，得知他们的孩子还在，并且已经长到六岁，二人相拥而泣，埋在心底的感情再度复苏。
到武汉后，二人再次并肩战斗，组织剧团，写剧本，既是同志、战友，也是亲人。只可惜，林维中马上追来，见到安娥便大吵大闹。
当时的田汉，对两边都割舍不下，他爱安娥，但也爱与林维中的女儿，同时也感谢林维中那么多年的陪伴。
他天真地想，只要不离婚，两边都不用得罪。安娥自然不计较，林维中却一万个不愿意。
后来，田汉与安娥去台湾游玩，林维中随后赶到，田汉为了避免争吵，带着安娥躲开了林维中。林维中越发怒火中烧，心想你们不让我好过，我也不让你们好过。
她在台湾《新生报》给田汉写了一封公开信，同时见报的还有《安娥致洪深的信》和《林维中驳安娥致洪深的信》，文章一出，两岸舆论哗然。
事到如此，田汉终于明白，两边共存绝不可能，于是跟林维中提出离婚，林维中却以爱他为由坚决不同意。
绝望中，田汉只好用钱买断，最终，林维中获取500万赡养费而离婚。但林维中还是不甘心，她逢人便投诉田汉，甚至张贴传单谴责他与安娥。
正所谓爱之深恨之切，她见文艺界人士不搭理她，干脆跑到田汉住处，烧文稿，毁藏书，让田汉苦不堪言。
一时之间，关于田汉的传言遍布大街小巷，田汉不得已，只得发表万言字的《告白与自卫》，希望大家明白真相。
好在田汉与安娥，经历重重艰难最终走到了一起，二人结婚后，一起度过了20多年的光阴。1956年，安娥在工作中不幸摔倒，自此瘫痪在床。
1968年，田汉在文革中含恨而死，当时的安娥还不知情。她知道田汉的死讯以后，7年后也在唐山大地震后北京的混乱中离世。
1979年11月，迟到了11年的田汉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召开，文艺界人士纷纷到场，田汉的儿女也相继来到。
大家正沉浸在痛苦中，突然听到“哇……”地一声痛苦，抬眼一看是个白发妇人，原来是已至暮年的林维中。
她凄惨地哭诉着，我曾见过你失去她后的失魂落魄，却不见你失去我有半点伤心，我恨你，怨你，但永远放不下你。
很多知道他们经历的人都在场，目睹这一幕纷纷摇头，原来，田汉死了十多年，林维中依然没有放下当年的爱与恨。
不过，她的这一声痛哭，也为田汉与几个女人的爱恨情仇画上了句号。
多年后，田汉的儿子如此评价父亲：我父亲成也在太重情，败也在太重情。
是啊，戏剧家若不重情，如何写出千古绝唱，可戏剧家太重情，所见所遇人众多，感情岂可武波折？人生终是难两全。
—END—作者|伊兰微微责编|沐阳排版|李一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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