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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直接投资范文第1篇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产业结构优化
一、外商投资及产业结构分布状况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的规模不断扩大。截止到2005年底，全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55万家，合同外资金额约1.2万亿美元，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约6000亿美元。我国已连续12年位居发展中国家吸收外商直接投资首位。大量的外商直接对华投资为我们提供了必要的资金，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总体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经济中已经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虽然外商直接对华投资金额呈逐年递增趋势，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巨大的作用，但是随之而来我国的产业结构出现了一些问题，而外商直接投资在产业间分布的不均衡加重了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而且投资在各产业内部的分布也是失衡的，主要表现在投入在制造业的比重过大，上述情况使结构偏差变得突出起来，并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较大影响。
二、产业结构出现问题原因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多以小型化、低技术和劳动密集型为主要特征。一般而言，具有先进技术和长期竞争力的投资项目，都必须具有较大的项目投资规模。世界跨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的项目平均规模约为600万美元，而外商对华直接投资项目的平均规模与之相差甚远。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外商对华直接投资70%左右的项目均在100万美元以下，而1000万美元以上的大型项目仅占投资项目总数的4%－5%。在投资项目中资金密集与技术密集往往是紧密联系的。外商投资项目规模偏低既不利于规模经济形成，也制约了投资技术含量的提高，严重削弱了外商投资的技术转移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其突出表现为，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中劳动密集型项目居多，技术密集型项目较少。在我国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中，外商投资企业绝大部分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而在第二产业中轻纺、加工工业又占很大的比重。从我国三次产业结构的现状看，90年代以来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的比重升幅过大，第三产业的实际比重不合理下降，使结构偏差变得突出起来，并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较大影响。我国的产业结构偏差的加深，与外商投资过多地向工业部门倾斜有一定关系。我国吸收利用外资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基础设施发展不足的问题比较突出。
(2)外商投资在第二产业内部结构不合理，外商投资在制造加工业过多。投资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多，而资金密集型产业少；投资于一般技术多，甚至存在低层次的重复引进，而高新技术产业少。
(3)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是50%左右，发达国家是60%—70%，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在40%以上，我国是第三产业比重过低的为数不多的国家之一。
外商直接投资在产业结构上分布不合理的状况主要是由于外商与我国的目标与价值取向存在偏差。外资公司长期投资回报率高的产业，造成我国产业结构新的不合理变化。目前，跨国公司来华主要在制造业领域。由于绝大多数公司不向中国转让先进技术，所以所谓"世界工厂"只是"世界加工厂"。外资的进入并未直接地带动我国自主研发能力。并且，外商投资企业往往严密控制其技术尤其是高新技术的扩散，我国以市场换技术的目的并没有很好的实现。多年以来，我国主动让出市场份额换来的往往是二流、三流的技术，如果我国在技术上特别是具有战略意义产业的技术总是处于落后地位，我国将无法和国外竞争，也将危及到我国的产业安全乃至整个国家的经济安全。最后，外国直接投资很多是将其母国已经淘汰的产品生产或污染严重的企业转移到中国，给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三、优化产业结构的重要性
调整产业结构发展高新技术是迎接经济全球化挑战、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需要。当前，以电子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化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日益加快，国际竞争日益激烈。这已经使得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内容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们必须在工业化的同时推进信息化，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激烈国际竞争中，发达国家处于技术和知识供给的有利地位。他们不断加大高新技术产业的研究与开发力度，以保持竞争优势。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承担劳动密集度高、资源和能源消耗高、污染高、附加值低的“三高一低”类型产品的生产。这是对我们十分不利的垂直分工。不加速发展有优势的高新技术产业，我们就无法摆脱在国际竞争中的这种不利地位，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就会不断扩大。
而且我国2000年的人均GDP已达到八百四十美元左右。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历程来看，这样的发展水平已开始进入工业化加速发展和产业结构大变动时期。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传统产业生产能力大量过剩而高新技术产业的产品又需要大量进口的问题，必须靠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来解决。国际经验表明，经济增长的过程是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与升级的过程。一个国家对任何一种产业的需求都存在一定的极限。当一个产业的市场需求达到饱和以后，增长速度就会随着需求下降而下降，直至零增长，甚至负增长。如果不通过发展新的技术开发新的产业，进行产业结构升级，当现有产业的需求都达到饱和以后，整个经济就会出现停滞，直至萎缩。我国传统产业生产能力巨大，但生产手段和产品质量还较为落后，目前我国的大部分传统产业都基本达到了市场饱和的阶段，增长速度普遍下降，经济效益不高，因而只有加大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力度，加速传统产业的升级换代，才能提高经济效益，不断满足市场需求。
有关资料显示：美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高达75%，而我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仅33%。制造业在美国这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中，只占产值的14%，吸收11%的劳动力；而服务业的份额，占美国经济产值的60%，吸收了美国三分之二的劳动力。比起制造业来，服务业属于智能产业，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高，利润丰厚。而我国第三产业占GDP比重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科技资源不足，科技进步不够快，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最大的瓶颈、制约，也是结构调整必须加以克服的关键因素。发展高新技术，发展第三产业对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四、利用外资调整产业结构的建议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增强，科技革命迅猛发展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评判投资是否成功的标准由单纯的按数量转变为是否增强我国的技术竞争力。我国是否能够保持高速健康的发展，调整产业结构至关重要。而我国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产业结构层次低、竞争力弱。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必须提高产业竞争力。因此要积极调整现行的外资政策，加强外资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调，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外资产业结构的优化。在制造业中促进高科技新型制造业的外资投入，加速外资对传统制造业的改造；鼓励外资向第一产业流动；加速外资向第三产业流动。主要有以下建议：
(1)引导外商直接投资投向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我国农业，能源交通能基础产业发展滞后，严重困扰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引导外资投向基础产业和设施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为此，我们可以采取税收减免，适当补贴的方式刺激外商投资。
外商直接投资范文第2篇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 过渡性资本外逃 实证分析
资本外逃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经济现象，许多学者的研究表明我国在经济改革转型的过程中也存在着资本外逃，但与此同时又有大量的国际资本流入。在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过程中，外资企业往往能获得“超国民待遇”，因而并不能排除国内大量的资本流出后又假借外资的身份流入国内以获得政策优惠，我们称这部分外逃资本为过渡性资本外逃。过渡性资本外逃是国内资本对我国的内外资政策进行政策套利的结果，反映了我国对内资尤其是民营资本的政策歧视。但上述观点是经验分析的结果，本文采用实证方法来检验我国资本外逃与FDI的关系。
一、中国资本外逃的定义和规模
1.资本外逃的概念界定
目前学术界并没有一个对资本外逃统一的概念界定，金德伯格(Kindleberger，1937)提出的资本外逃的概念是“由恐惧和怀疑所驱动的资本流出”，是为了躲避战争风险或政治动荡而进行的异常的资本流动。卡丁顿(Cuddington， 1986)将资本外逃视为短期资本流出中的游资部分，是对投资风险高度敏感、流动性大的投机性资本。这两种定义都将资本外逃局限于短期资本，但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短期资本和长期资本的界限日益模糊。世界银行(1985)将资本外逃定义为“债务国的居民将其财富转移到国外的任何行为”，这就大大扩展了资本外逃的范围。
国内学者的研究中，对资本外逃的定义也多有区别。宋文兵(1999)认为在中国外汇管制的背景下，未经外汇管理当局批准或违背有关法律法规的国内资本外流，均应视作资本外逃，即国内投资者的非法资本外移。这种定义侧重于资本流出形式的合法性，但实际上资本外逃也可以假借合法的手段来将资本转移到国外。李晓峰(2000)将资本外逃定义为因恐惧、怀疑或为了逃避本国的异常风险或管制以获取较高的相对收益而产生的一种特殊的资本外流，资本外逃实质上是微观经济主体与宏观经济主体利益目标冲突的产物。同时他又将资本外逃区分为真实性的和过渡性的，真实性的资本外逃是因为一国政治经济环境或投资环境的恶化而产生的，是资本的单向转移，而过渡性资本外逃是由于居民和非居民存在着投资收益和风险的不对称性，一国居民先将资本流出后获得非居民的身份后又流回国内，因此往往伴随着大量的资本内流。
从宏观层面来看，资本外逃的危害在于减少了国内的生产性资本，国家没有得到这部分资本的利得与税收，长期资本外逃的存在显然是我国经济稳定运行的一个潜在风险因素。但同时也要注意到我国过渡性资本外逃的存在，这部分的资本外逃实质上是符合经济主体理性的政策套利，正确评估过渡性资本外逃对于衡量我国真实的资本外逃的规模和严重性有着重要的意义。在此，笔者将资本外逃定义为:经济人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和规避风险，违反中国外汇管制的相关规定，未向本国政府申报利润收益和缴纳税收的特殊的资本外流，而过渡性资本外逃是指资本逃出境外后又返回国内的部分。陈珍(2004)认为在我国的资本外逃中很大一部分是过渡性的资本外逃，它们又转化成FDI流回了中国，过渡性资本外逃与我国内外有别的政策优惠制度有强烈的相关性。在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大量的资本流入和流出同时存在，过渡性资本外逃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2.我国资本外逃规模的测算
由于资本外逃不可能有直接的数据，目前资本外逃规模的测算方法最主要有直接法和间接法。本文将使用这两类方法来估算我国的资本外逃数额，并检验其与FDI的关系，使得资本外逃与FDI的关系检验更有可靠性。
(1)直接法最早由卡丁顿(Cuddington， 1986)提出，他认为资本外逃是投机性的短期资本，可以将国际收支平衡表上国内居民持有的外国资产的变化来衡量资本外逃。他的方法是基于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误差与遗漏项”来计算资本外逃，认为该项目代表未记录的短期资本流动，具体的计算方法为:资本外逃=私人非银行部门的短期资本项目+误差和遗漏项目(1)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克拉森斯和诺德(Claessens and Naude，1993)在卡丁顿思想方法的基础上，对短期资本项目使用了不同的统计口径，也被称为游资(Hot Money)法:“游资1”= - [其他部门其他资本项目+错误与遗漏项目] (2)“游资2”= - [其他部门其他资产项目中的短期资本项目+错误与遗漏项目] (3)“游资3”=“游资1”-债券和公司股票的证券投资(4)计算结果如果为正值则代表资本外逃，为负则为游资流入。该方法的主要不足之处在于:(1)短期资本项目中也包含了一些正常的资本流出，如短期商业信贷;(2)该方法没有涵盖长期的资本流动项目，且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长短期资本项目越来越难以区分;(3)误差与遗漏项肯定也包含了真实的记录误差或时滞。虽然有这些缺点，直接法计算简洁，数据容易获得，不失为对资本外逃一个可行的估算方法。由于我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中没有“其他部门其他资产项目中的短期资本项目”一项，因此只能计算“游资1”和“游资3”的数额。计算结果如下表:表1 直接法测算的我国1982-2008年的游资规模单位(亿美元)数据来源:中国外汇管理局公布的“国际收支平衡表”。
由表1可以看出，在1982-2007年的大部分时间内，游资1和游资3同时保持正值，据此我们可以认为资本外逃确实是我国经济发展中长期存在的客观经济现象，且在2000年以前外逃数额逐渐增加。但2000年后，资本外逃额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表现为外逃数额有所下降和反复。
(2)间接法是世界银行1985年提出的，根据恒等式“资金来源=资金使用”，资金来源与使用之间的差额就被认为是资本外逃数额，世界银行具体的计算方法是:世界银行法:资本外逃=净资本流入(包括FDI的净值和公司权益的投资)+外债变动—储备变动—经常账户逆差(5)世界银行提出的方法从逻辑上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其缺陷在于其比较粗略，FDI和外债并不能代表所有的资本流入，资金的正常使用也不仅包括弥补经常账户逆差和增加外汇储备，资金的使用项目还应进一步细化。
在本文中，笔者使用牛晓健(2005)的基于间接法思路的结构法来测算我国的资本外逃。结构法将资本外逃分为非法方式的资本外逃、经常项目下的资本外逃和资本项目下的资本外逃三部分。
非法方式下的资本外逃就是根据世界银行法的思路，将资金来源项目减去资金的正常流出和占用项目，得到我国非法方式下的资本外逃。我国正常的资本流入项目有经常项目顺差、FDI、外国证券投资、外债和贸易信贷。正常的资金占用项目有国际储备的变动、存款货币银行的国外净资产的变动、企业和居民的外汇存款、B股资金占用和国内外汇黑市中流通的资金;正常的资本流出项目有对外贷款、我国向国外提供的贸易信贷及金融账户下我国的对外投资。
经常项目下的资本外逃主要是指通过贸易伪报关价格将资本转移出境，即通过高报进口、低报出口的方式与国外贸易商合谋将资金转移出去。以在我国对外贸易中最重要的中美贸易为例，中国统计的从美国的进口要远远高于美国统计的对中国的出口，而中国统计的对美国的出口要低于美国统计的从中国的进口，这说明我国的对外贸易中确实存在高报进口、低报出口的现象。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中美贸易统计上的巨大差异也和我国的转口贸易以及原产地规则的差异有密切的关系，必须将这两项因素剔除才能得到我国经常项目下的资本外逃。
资本项目下的资本外逃规模测算的总体思路是多利法(1987)。他将资本外逃定义为私人部门未向当局报告资产收入的国外资产，其主要思路是先求得总的资本流出，再减去正常的资本流出，就得到资本外逃的数额，他提出对正常的资本流出的估计方法是将申报的利息收入除以国际市场平均利率。在此，我们用中国对外投资企业申报的投资利息(利润)来倒算资本项目下的资本外逃，假定我国对外投资的企业能够获得国际基准收益率，根据对外投资企业申报的利润水平倒算出我国对外投资的真实数额，然后与国家批准的对外投资进行比较，其差额就是我国资本账户下的资本外逃的数额。
最后将三部分的资本外逃数额加总就得到我国资本外逃的总额，结果如下:表2 结构法对于中国1982-2008年资本外逃的总体测算单位:亿美元数据来源:表2我国以非法方式进行的资本外逃的测算(CFillegal);冯国钊、刘遵义，《对中美贸易平衡的新估算》，《国际经济评论》，1999年5-6期;《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各期;IMF，Direction of Trade Sta-tistics Yearbook(DOT)，1986，1995，2002，IFS，imfstatistics.org/imf/《香港经济年鉴》各期;《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hsh.com/indices。
二、流入我国的FDI的规模与构成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对FDI的定义为:一国居民(直接投资者或母公司)在其他国家进行的投资，这些投资涉及长期的关系并拥有长期的权益和控制权。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间的FDI呈快速增长的态势，与此同时，我国采取了一系列积极引进外资的政策，流入我国的FDI迅速增长。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国际收支平衡表》，我国吸收的FDI从1982年的4.3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923.95亿美元，成为全球吸收FDI最多的国家。
而我国FDI的来源也从侧面反映了我国FDI的真实情况，如表3所示，我国的FDI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和萨摩亚这三个离岸金融中心，将近占我国FDI总额的五分之一。众所周知，这些离岸金融中心自身的实体经济并不发达，而是利用税收优势和便利的金融服务吸引外国企业去注册，许多中国企业为了避税和资本运作而在这些离岸地区注册公司。而且，这些离岸金融中心对注册企业的管理极为宽松，又采取较为严格的为公司保密的措施，一些公司的控股关系错综复杂，这样我们就很难分清离岸地区FDI的真实资金来源(陈杰，2007)。另外，香港是我国FDI最大的来源地，由于香港在地理位置上与大陆最为接近，资金转移和人员流动也最为便利，不能排除香港的FDI中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大陆的资金。
表3 我国FDI的来源地及投资金额单位(亿美元)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5-2009.
三、资本外逃与FDI的关系检验
就资本外逃与FDI的关系，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从投资环境来看，当一国的投资环境改善时，资本外逃减少而FDI增加，当投资环境恶化时，资本外逃增加而FDI减少，即资本外逃和FDI成负相关(Cudding-ton，1987);二是从差别待遇来看，发展中国家为了吸引外资往往对境外资本采取优惠政策，造成居民与非居民的差别待遇，就形成了过渡性资本外逃的现象，这样资本外逃和FDI就呈正相关的关系(Khan，Haque，1985)。Kant(1996)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发展中国家，FDI内流总是伴随着资本外逃的减少，资本外逃主要是由经济环境的恶化引起的。结合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在国内整体投资环境不断改善的同时，也长期存在着内外资不公平待遇的问题，因此我国的资本外逃应当是两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王国林、杨海珍(2001)用计量检验方法表明中国的资本外逃具有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同的特点，我国的资本外逃与FDI之间存在高度的相关关系，且互为因果，认为中国的资本外逃主要是由内外资的差别待遇引起的，而不是由经济衰退驱动的。靳玉英(2003)的计量分析结果也表明我国的资本外逃与FDI为正相关，并认为这是由我国在样本期的宏观经济背景决定的，在我国储蓄大于投资的情况下，FDI是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载体，而资本外逃则是我国资本在国内资本市场发育不健全的情况下在国外进行分散投资。
本文用相关性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和主因子分析的方法来检验FDI和资本外逃之间的关系，资本外逃的数据是用上述游资1、游资3和结构法所计算出来的资本外逃数额。在对我国资本外逃与FDI的相关性检验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在1982-2008年期间资本外逃与FDI的相关性很低，与此前许多学者(王国林2001，靳玉英2003)的研究结果不同，笔者发现他们所用的数据为2000年以前的资本外逃测算数据，近年来我国资本流动方向的改变可能影响了与FDI相关性的检验结果。因此，笔者以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为界，将样本期间分为1982-1997年和1998-2008年两个阶段分别检验相关性。检验结果如下:从检验结果来看，游资1与游资3在第一阶段与我国的FDI有着较大的相关性，而在第二阶段三种方法计算出的资本外逃数额与FDI的相关性均较低，原因可能是近年来经济环境的变化。2000年以来我国出现了游资大量流入的现象，由于我们对资本外逃的估算是资本外逃和游资流入数额的净值，无法区分出纯粹的外逃资本，当流入的游资超过外逃的资本时就表现为负值，可能影响了与FDI的相关性。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是用来考察两个变量在时间上的先导滞后关系，即一个变量过去的行为是否影响另一个变量当前的行为。在此笔者运用该方法检验我国资本外逃与FDI时间上的先导滞后关系，如果过渡性资本外逃是我国客观存在的经济现象，那么我国的资本外逃应该在时间上对FDI有先导关系，因为FDI来源于外逃的资本，必然在时间上有滞后。具体的检验结果如下表。
表5 资本外逃与FDI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从上表的检验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出，在1-4滞后期时，游资1和游资3均是FDI的Granger原因;结构法测算出的资本外逃数额除在1阶滞后外也是FDI的Granger原因，因此我们认为我国的资本外逃是FDI的Granger原因。一般认为过渡性资本外逃要转换成FDI流回国内通常需要一段时间的时滞，与本文的计量检验结果相符合。检验结果表明我国资本外逃对于FDI的影响是单向的，我国FDI中一部分是源自于外逃的资本。
因子分析是将多个变量转换为少数几个独立的因子，以这些因子反映原始变量的大部分信息。笔者对我国资本外逃、FDI和外商其他投资(含外债)进行因子分析的结果如下:从上述因子分析的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出，在1982-1997年期间，游资法测算的我国资本外逃和FDI表现出明显的正相关性，而在1997-2008年期间相关性不显著，原因也可能在于近年来较为显著的资本内流。
四、政策建议
本文的实证结果发现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流入我国的FDI中其实有相当一部分是由过渡性资本外逃改头换面而来，对此有如下重要的政策含义:(1)我国需要尽快取消外资的超国民待遇，实现内外资企业的公平竞争。从本文的结论来看，过渡性资本外逃是构成了我国资本外逃的重要部分，流回国内形成又形成虚假的FDI，这部分的资本流动是没有实质效益的。通过取消对国内资本的歧视性待遇，可以减少资本外逃和虚假的FDI，使得我国的资本流动更能反映我国的真实情况，规范我国资本流动的正常秩序。
(2)改变盲目的引进外资的政策导向。在招商引资成为地方政府的一项政绩指标后，引进外资过程中出现了国内资本假借外资身份的情况，与我国招商引资的原意出现了背离。在我国国内资本过剩寻求投资渠道的情况下，资本并不是我国短缺的资源，如果引入的外资不能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水平，不能给我国经济带来良好的溢出效益，就没有必要给外资以优惠的政策扶持。
(3)尽快完善我国的金融市场，逐步推进资本账户的开放。国内资本市场目前还很不规范，金融产品还很不丰富，不能满足国内资本增值、分散风险的需要，国内资本势必要向国外分散投资以提高收益、降低风险。但在我国资本账户还不开放的背景下，国内资本只有通过各种不符合外汇管理规定的手段流出国外以寻求投资机会。因此，大力发展金融市场、推进资本账户开放是我国消除资本外逃的根本措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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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直接投资范文第3篇
本文在回顾已有文献和研究的基础上，从江苏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和技术水平的实际情况出发，基于江苏省1995～2009年的数据，通过建立技术进步效应模型分析了FDI对江苏省技术进步的影响，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意见。研究结果表明，FDI是江苏省技术进步的长期和短期原因，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江苏省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
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效应；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率
0 引言
外商直接投资（以下简称FDI）的技术外溢效应，指的是广义FDI内含的人力资本、R&D投入等因素通过各种非市场渠道导致其先进的生产技术、经营理论、管理经验等的非自愿扩散，以及由于FDI的进入加剧了当地企业间的竞争，从而促进了当地企业生产率的提高，进而对东道国经济长期增长作出贡献，而跨国公司又无法获得全部收益的情形。从经济学上而言，这是一种经济外在性的表现。
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分布极不平衡，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其次是中部地区，西部地区最少。江苏省是长江三角洲经济快速发展的典型代表，外资集聚，具有可观的发展前景，在引资规模、质量上具有举足轻重的经济地位。FDI是否在中国实现了技术外溢效应，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本土企业的技术进步？由此带来了激烈的争论，因投资环境、引用数据、选取地区等众多因素并未得到一致的结论。因此，本文在综合前人研究和现有文献的基础上，选取江苏省作为本次研究的代表，构建计量经济模型，运用经济计量学进行分析和检验，研究FDI对中国本土企业的技术影响，并在何种程度上促进中国本土企业的技术进步，针对计量结果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1 文献综述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逐步有国内外学者对FDI的技术外溢效应进行分析和研究。1974年，Caves首次提出了用于检验FDI技术外溢效应的模型，计量分析得出本土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与外资企业的进入程度存在正相关关系。然而对于FDI技术外溢效应的存在与否，国内外学者进行的实证分析有不同的结论看法。如Barry等（2001）考察爱尔兰制造业1990～1998年间的企业面板数据，发现大量的负溢出效应，原因归咎于东道国与跨国公司之间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过度竞争。
近年来，国内关于FDI技术外溢效应的研究也逐渐增多。大多数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存在FDI技术外溢效应。如何洁、许罗丹（1999）对中国工业部门FDI的技术外溢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外资企业对内资工业部门存在正向的溢出效应，并存在随着引资规模的扩大而加强的趋势。沈坤荣、耿强（2001）利用30个省市自治区的FDI总量与各省的全要素生产率作横截面的相关分析，得出了FDI与GDP的动态相关关系的结论：FDI占GDP的比重每增加1%，全要素生产率就可以提高0.37%。赖明勇和包群（2003）用1979～2000年的数据进行检验，认为FDI的技术外溢效应显著，但是具有一定的时滞。然而也有部分学者在对一些个别省份的研究中发现FDI存在技术溢出的负效应或者溢出效果不显著。如潘文卿（2003）对中国西部地区的实证分析表明，该地区外资引进不理想，FDI在西部地区产生了不太明显的负面效应。代峰（2005）基于广东省11个城市面板数据的研究，实证分析结果表明，FDI对广东省11个城市的技术溢出存在负效应。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不可忽略的是实证分析所选取的样本数据、计量模型、数据处理方法等各种因素，以及所选地区的引资特点、市场环境等差异，因此结果可能不尽相同。
目前，中国关于FDI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仍以全国层面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为主，近年来也相继出现了一些对具体省份的研究。但是国内关于此类研究涉及范围广泛，内容较为单一零散，在具体层面上的分析较为缺乏。如果忽视个体情况的研究，既不能全面深入认识和分析FDI的技术外溢效应，又不能因地制宜采取适宜的外资政策，因此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总体上，FDI促进了中国本土企业的技术进步，那么对于江苏这单一省份是否也存在这样的技术外溢效应？FDI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江苏本土企业的技术进步，本文将围绕此展开研究分析。
2 FDI对中国本土企业技术溢出的经验研究
2.1 江苏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和技术水平概况
1995～2009年，江苏省的实际外商直接投资总额达到1852.26亿美元。从外商直接投资总量上来看，FDI在江苏省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但从外商直接投资年增长率来看，FDI在江苏省总体上呈现正向增长，在部分年份增幅为负，其中2003年引用外资增幅最大，为上年的52.44%，而2004年FDI总量下降，增幅为负。总体而言，江苏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存在快速发展的趋势。同时，江苏省的经济始终以持续、稳定的趋势快速增长，综合实力不断增强，全省的GDP值呈现稳步提升。2009年，江苏省全员劳动生产率水平（人均GDP）为44744元，比上年提高12.9%，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存在很大的差距，仅仅够得上中等收入国家水平。总体上来说，江苏省的劳动生产率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远远落后，究其根本还是在于技术水平的落后。因此创新能力提升必须加大力度、加快步伐。近年来，江苏省取得的技术进步成果显著。那么呈现快速发展趋势的FDI与江苏省技术水平的提高是否存在关联呢？FDI是否江苏省技术进步的催化剂呢？本文将通过建立技术进步模型加以验证。
2.2 技术进步效应模型
1.计量模型设定
（1）索洛—米德模型
假设国民经济生产部门只有两种生产要素——劳动和资本，产出只受到这两种要素的影响，则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1）
其中，Y表示产出GDP，K表示总资产，包括外商直接投资，L表示劳动人数，A表示全要素生产率，衡量除了K、L两种要素外的其他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反映包括知识、人力资本、管理等在内的技术水平，用此作为衡量技术进步的指标。分别表示资本和劳动对经济增长的弹性。对式1进行转换，得到
（2）
用OLS（普通最小二乘法）对式3进行回归，求得α的估计值。在假定规模报酬不变的条件下，有。求得的参数估计值，即可求得全要素生产率A=。
（2）验证FDI与技术进步指标—A（全要素生产率）的长期关系
第一，为了避免因为时间序列的不平稳性而出现的“伪回归”等现象，运用ADF检验法对FDI以及A序列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其时间序列数据的平稳性；其次，检验FDI以及A时间序列的单整性。
只有在FDI与A时间序列是同阶单整变量时，才能进行协整，进一步检验FDI与A时间序列的长期关系，否则，协整不能进行。
第二，在满足协整的条件下采用E-G（恩格尔—格兰杰）两步法对FDI以及A序列进行协整分析，考察其长期因果关系。首先假设FDI（为表示简便，以下用字母Z表示FDI）、A均为d阶单整序列，可建立模型：
（3）
其中残差为。
第三，检验的平稳性。如果{}为平稳时间序列，则是协整的，两者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如果{}是非平稳的，则不是协整的，两者不存在长期关系。
（3）检验FDI以及A两者的短期因果关系
在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的条件下，为弥补长期静态模型的缺陷，须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来检验FDI的短期因果关系。对于具有协整关系的时间序列FDI，其误差修正模型为
（4）
其中，Ecm表示误差修正项，体现了对即FDI长期均衡关系的控制，一般条件下0
2.数据和变量的选取
本文选取1995～2009年江苏地区的数据为样本，其中GDP用江苏省的地区生产总值表示；FDI为江苏省的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对外商直接投资金额用当年的人民币对美元平均汇价进行转换；K用江苏省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表示，L用全省的从业人数表示。数据来源于江苏省统计年鉴。
3.计量回归分析
（1）利用统计软件Eviews5.0对式6进行回归分析，得到生产函数的估计式为：
（5）
从回归结果看，江苏省在1995～2009年期间全社会固定资产的投入的产出弹性为77.61%，从业人数的产出弹性为0.2239=22.39%，回归结果是显著的。依据，可求出全要素生产率。
（2）运用ADF检验法对FDI（以下用Z表示）以及A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其平序列的平稳性，并检验其单整阶数，检验结果见表1所示。
由表1的检验结果可知，在ADF检验下，{}、{}均为非平稳时间序列；{}为平稳时间序列，则为一阶单整序列，记为；也为平稳时间序列，即{}为一阶单整序列，记为{}～。
（3）在具备协整的条件下，进一步检验FDI与A时间序列的长期关系。对式3进行回归，得到估计方程为：
（6）
因此，得到残差为，对残差的平稳性进行单位根检验，得到ADF检验值=—3.8045，小于其临界值—3.1199（显著性水平为5%），因此拒绝原假设，不存在单位根，则{}为平稳时间序列。
也就是说，全要素生产率A与外商直接投资具有长期均衡关系。FDI每增加1亿人民币的投入，将会带来4.78*10-6个单位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即FDI对A的影响是正向的，即FDI存在技术外溢效应。
（4）短期因果关系分析
对式4短期因果关系进行回归分析，得到
式7说明在每一年，全要素生产率对其长期均衡值的偏离由71.78%得到纠正，全要素生产率在受到短期冲击后，将会很快回到其长期增长路径上去。
综上，在1995～2009年期间，资本投入产出弹性为77.61%。从业人数的产出弹性为22.39%，由此计算得出的全要素生产率A与外商直接投资具有长期均衡关系：FDI对江苏省的技术水平具有促进作用，即每增加1亿人民币的投入，将会带来4.78*10-6个单位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即 FDI存在正的技术外溢效应得到证实。在每一年，全要素生产率对其长期均衡值的偏离由71.78%得到纠正，说明FDI也是技术进步的短期原因。
3 结论和政策建议
实证分析表明，FDI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江苏省经济的发展，并且是其技术进步的长期和短期原因，但是技术外溢效果并非十分显著，这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数据限制，样本容量受限和数据处理方式问题；
二是产业分布不均，外商直接投资在江苏具有产业导向，主要集中在加工贸易上，技术含量较低，仍处于价值链的较低端，而且FDI在不同的产业中作用方向可能不一致，总体考察时可能会相互取消，由此也可能导致检验数值较小；
三是FDI在资产投入中的比重越来越小，在内外资企业中形成的正反馈机制中发生的作用减小，在一定程度上阻止和抑制了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
四是从FDI技术进步效应模型可知，江苏省的外商直接投资的确产生了一定的FDI技术溢出效应，但是溢出效果并非十分显著，效应较弱。加上近年来江苏省的FDI规模一直持续扩大，但在江苏省GDP的比重中却有逐年下降的趋势，说明在FDI在最近几年中的利用效率可能存在一定的问题。
目前，创新型江苏建设正稳步向前推进。但从整体上，全省科技水平还不够高，科技实力和发达省份相比仍有差距，实现“十二五”规划发展目标仍需继续努力。为了进一步提高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中国技术外溢效应，促进江苏本土企业的技术进步，提高其技术创新能力，结合江苏省当前的发展现状，应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善：一是有选择性的吸引外资，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性；二是提高本土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三是加强内外资企业的合作和交流；四是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推进自主技术创新；五是政府支持。政府更应该担任好“中介”这个角色：为内外资企业构建良好的沟通平台或渠道，实现信息共享，充分调动行业协会发挥其作用，采取一定的激励措施以促进内外资企业的技术合作或者技术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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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直接投资范文第4篇
大型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增加较快。在外商直接投资中，大型跨国公司占了绝大部分比重，所以外商直接投资实质上就是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截至2001年底，在世界500强中，除少部分跨国公司因为我国限制外资进入某些行业而不能投资外，几乎都在我国进行了投资，近400家500强共设立了3096个项目，这些企业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较多采取独资经营的方式。合资企业的中外方股权比例也在不断变化之中.一般公司初创时，中方占股与外方占股比例差别不大，在公司发展过程中，外方不断增资扩股，外方占股比例不断扩大，中方占股比例不断减少。
我国政府实行的一系列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再加上国内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中国投资环境日益改善，使得国内外环境有了相似性。在吸引外资方面，很多国家对外资或合资企业中外商的最高投资比例都作出了明确的限制，我国则不然。在1979年的《中外合资企业法》中，不但没有限制外资的最高比例，反而规定外商投资的比例不得低于25%。这大大提高了外商投资的积极性，同时引起了国内企业的不满；又因为优惠政策的扭曲性，也引起了部分外商投资企业的不满。进入90年代，我国的外资政策开始向国民待遇靠拢。
国内的经济体制改革，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国内的投资环境日益呈现出与国外的相似性，外商由刚开始对中国的不熟悉到日益了解，使得他们当初借助合资谋求发展到独资发展有了可能。
我国加入WTO后的全面开放，增强了外商投资的信心。入世后，WTO下的市场开放原则要求成员国通过谈判不断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逐步开放市场，使涉外经贸法规透明化，实行贸易自由化。被要求开放的不仅仅局限于较有竞争力的成熟行业，同时还包括那些脆弱的开放度小的行业，如金融、保险、零售业、电讯、中介服务等服务业，随着服务业领域的逐步开放，外商投资的范围将进一步扩大。入世后虽然外商投资的产业仍然将被分为鼓励、允许、限制和禁止四类，但是将明显加大对外商投资的开放程度，如修订后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就放宽了外商投资的股比限制。实际上在国家鼓励的产业中，外商投资业已不受股权比例限制。
外商投资企业技术保密性。从历史上看，美国的企业在进入东道国市场时，一直偏好建立拥有全部股权的子公司，其目的是为了控制关键的决策并保护其技术专利权。由美国的例子可见，只要跨国公司拥有各种各样可以带来企业优势的无形资产时，它们就会选择独资新建企业的方式进入东道国。这时以知识资本的形式存在于企业内部的无形资产可以很廉价地转移至国外的子公司，同时又可阻止东道国的投资者分享由这些无形资产所带来的垄断利润或租金。
合资企业的矛盾。采取中外合资方式，中外双方共同出资、共担风险。这样可以降低风险。但由于合资企业本身在文化观念和管理理念上就存在比较大的差距，再加上在经营过程中由于发展目标和利益的不同，不可避免的会产生矛盾和摩擦。这也是造成外资企业独资化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独资化的影响
外资企业独资化趋势的增强可以削弱本地企业的竞争力，避免本地企业垄断某一市场；可以为国内消费者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但是该趋势也会对我国经济产生一些负面影响。
独资化趋势的加强会使跨国公司挤占国内企业的市场份额，形成对市场垄断。跨国公司本身就具有技术优势和内部化优势，独资化或者控股可以使跨国公司完全按照自己的经营目标生产。它可以凭借自身优势，影响东道国市场集中度，在东道国市场竞争中形成垄断，对国内的产业构成威胁，严重的还会危及国家经济安全。外商独资化趋势的增强会影响我国产业结构的合理布局和调整。跨国公司以最大限度占领东道国市场，获取超额利益为目的来制定全球经营战略，它的全球经营战略并不关心对我国的经济结构和地域结构的影响。跨国公司往往选择有优势的产业和区域对东道国投资，这种选择性投资的结果往往会造成市场的局部集中，形成集聚效应。集聚效应会导致外商独资化趋势的增强，独资化又进一步加剧了集聚效应。这种产业或市场的集中，一旦关键部门或关键的市场资源被外资所垄断，就会影响我国的经济安全甚至国家安全。
跨国公司技术更难得，人才流失严重。在合资过程中，跨国公司往往对其最先进的技术有所保留，而是将最新技术转移给他们的独资公司。随着独资化趋势的加强和自有知识产权的保护，这种技术扩散的渠道被封死，减少了跨国公司先进技术的溢出效应。还有就是跨国公司由于自身优越条件，可以吸引国内高级人才，造成国内人才向跨国公司转移，不利于国内企业的发展。
外资对国内企业品牌的侵蚀。我国许多企业“国产品牌”意识淡漠，在合资时甘愿使用外方商标，或低估了自己品牌的无形资产价值，甚至无偿地把许可证给外国人使用。外商独资化后，这些企业便逐渐衰落，品牌也销声匿迹了。如无锡海鹰超声波有限公司曾经是一家在国产B超领域享有声誉的公司。1996年与GE合资后把所有的技术力量都调到合资公司去了，2000年该合资公司成为GE公司独资企业后，海鹰品牌也消失了。
应对外商独资化的对策
外商直接投资独资化趋势既然难以扭转，我们就应该给予高度的重视，采取各种对策使我国经济向着稳定、积极向上的方向发展。
在可控制、可监管的范围内适当扩大外债利用规模。因为我国借外债在规模上尚有潜力。外债规模通常是以偿债率为中心指标再加上债务率和负债率来衡量的，偿债率在20%左右、债务率在100%以下、负债率在20%-30%之间被认为是不影响国家经济安全。从1985-2003年的数据看，我国偿债率最高年份为1986年的15.4%，其他的几乎都在10%以下，平均偿债率为8.43%；债务率最高年份为1993年的96.5%，平均债务率为71.72%；负债率最高年份为1994年的17.1%，平均负债率为12.88%。这些都大大在我国的安全线范围之内，所以应考虑挖掘一下外债的潜力。
加强政府对外商投资的引导和监督。政府应对外资流向进行引导，应对一些投资巨大、技术不容易引进，依靠国内力量难以在短期较快发展起来的产业放开股权、规模等方面的限制，允许外商独资或合资经营；对于涉及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的产业，在吸引外商投资时，政府要在政策上增强国内企业的控制能力。在法律上运用有关外资企业的法律和“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来控制外资企业的垄断风险。
外资政策上，逐步取消外资的优惠政策，使内资企业享有同外资企业一样的政策。首先降低对外商投资企业的各种税收优惠政策，其次逐步扩大内资企业在进出口贸易和外汇管理方面的各种权利和自主空间。最后是使外资企业由“超国民待遇”向“国民待遇”发展，特别是加入WTO以后随着国民待遇原则的全面实施，我国对外商投资企业所实行的优惠政策要逐步淡化，以至最后取消，最终将以中性政策取而代之，营造外资、内资企业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
加强企业的品牌意识。中国企业在合资过程中要有自己的品牌意识，不能在引用外资时，因急于与外资合作或贪图一时利益而放弃了自己的品牌。这种目光短浅的行为长期发展必然会把自己灭掉，所以要在合作中时刻谨记品牌是企业的生命，坚决不能丢失自己的品牌。
外商直接投资范文第5篇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技术转移效应经济增长；对外贸易
中图分类号：F831．6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06)06―0066―05
收稿日期：2006-07―31
外商直接投资①中国一直呈现上升势头，这种良好的趋势有两层涵义：首先是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金额自改革开放以来基本保持了良好的增长速度：其次是来华进行直接投资的外商投资主体和投资项目总体质量也在不断提高。
一、中国引进直接投资及其技术转移
在世界经济持续低迷、跨国投资大幅下降的情况下，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保持较高水平，至今已连续12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位居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首位。
(一)中国在引进外商投资方面的概况 中国1993年成为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其中工业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产业，2002年甚至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在2004年全国合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项目数达到了43664项，比2003年41081项增长了约6．3％，而2002年则是34171项；2004年合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也猛增到1534．79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33．38％；2004年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是606．30亿美元，同比增长13．32％，我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仍然保持着良好的增长态势。截止到2005年初，全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直接投资项目数是508941个，合同外商直接投资金额10966．09亿美元，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5621．05亿美元②。
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一方面为中国经济注入了直接的资本投入，从而在外延上为经济产出的增长予以有力保障；另一方面国外直接投资的进入方式使得它能够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资金之外的国民福利增长(主要是技术转移方面的好处)，从内涵上为经济水平的提高提供强劲动力。在改革开放的早期，前一个作用一直是中国经济理论关注的重点，现在中国已经正式加入WTO，经济发展在全球化浪潮下渐渐从粗放的外延式扩张向精细的内涵式增长过渡。技术转移无疑是FDI对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内涵式支持的最重要内容。
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日本企业最理想的投资国中，中国一直排在第一位：美国公司最想进人的目标市场也是中国。近年来我国的经济保持着持续高速增长，这是对外资最具吸引力的因素。中国市场的两大优势――低劳动力成本和大市场，这也是吸引外资的主要因素。目前中国积极履行加入世贸组织承诺。开放了更多的领域，外商的投资的机会更多，外商直接投资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主要有以下特点。
1．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长期保持着稳定的增长。从1985年以来的近二十年中，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逐年上升，从未出现过下降的年份，只是年度之间的增长速度有些波动。
2．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引进外资中占绝对主导的地位。与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不同的是，我国利用外资一直是以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为主，外商直接投资在全部引进外商投资中所占的比重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1985年我国实际使用的外资总额为47．60亿美元，其中实际使用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为19．56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占外资总额的41．09％。到2004年，我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在实际使用外资总额中所占比重上升到75．42％①。
3．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的产业和空间分布日趋广泛，但工业一直是投资集中领域，东部是投资的主引入地。改革开放后的一个较长时期内，外商来华投资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省市，近年来外商直接投资则明显加快了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速度。从外商直接投资所进入的产业来看，对外开放初期主要是集中于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工业，随后逐步地加大在资金相对密集型行业的投资，比如近几年外商大规模进入我国的汽车工业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4一外商直接投资的内在质量显现出逐步上升的趋势。这一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近年来大型的跨国公司比如世界的前500强企业越来越多地选择到中国投资，与开放初期主要是中小型企业来华投资形成了明显的对比。二是跨国公司越来越多地把研究开发活动转移到中国来，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中国的R&D活动方面的支出越来越大。
(二)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转移效应 很多学者认为外商直接投资能给东道国带来资金之外的额外好处，这种好处大多是由技术转移导致的经济效率增长效应。譬如，Beata K．Smarzynska(2002)从企业微观层面进行实证分析，FDI确实在立陶宛存在通过技术转移导致的生产力溢出，并对这种由技术转移带来的生产能力溢出进行了量化分析，结果证明如果立陶宛的FDI流入增长10％，其技术转移能给本土企业带来0．38％的产出增加。Caves(1974)对澳大利亚和Blomstrm&Wolff’s(1994)对墨西哥的相关研究证明FDI能够通过技术转移产生溢出效应，使东道国本土企业的产出水平增加，从而使整个产业的产出能力提高。
从总体上说，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比中国本土企业要拥有更高的技术含量。大多数外商在技术、销售网络、出口等方面占有优势。当代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转移可以归纳为以下主要特点。
1．对外直接投资已经成为技术转移的最主要渠道，尤其是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目前已经成为东道国重要的技术革新动力。
2．技术转移的源泉归根到底是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在东道国产生技术转移的前提是其自身持续的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自主技术创新也是发展中国家引入外商直接投资期望产生技术转移效应的最终目的。
3．发达国家之间和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移是主流，也就是说技术转移既可以是水平的也可以是垂直的，但技术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逆向转移――即由技术相对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向技术相对较高的发达国家转移。
4．跨国公司成为当前世界上技术转移最重要的组织方式，跨国公司“技术转移内部化”是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技术转移的主要表现形式。
技术在转移的过程中会产生各种效应，其中包含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生态的等各方面的内容。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是否真的产生了技术转移(或
者说技术溢出方面的效应，是否带来了经济效率方面的进步呢?虽然已经有很多文献对这一问题作过方方面面的研究，但针对外商直接投资中与技术直接相关的因素对中国工业所进行的实证分析相对较少。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产业分布、行业分布和地域分布存在较大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很可能对技术转移效应产生地域上的重大影响。从东道国角度，以人力资本为依托的技术吸收能力是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转移效应的影响力与影响途径至关重要的因素。
二、外商直接投资及其技术转移效应对中国经济的两个主要贡献
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1999年的《世界投资报告》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发展主要有五个方面作用：一是扩大投资的来源，加快资本形成的速度。二是带来技术转移效应，提高东道国的技术水平。三是拉动出口贸易的增长，增强出口竞争能力。四是增加就业机会，并改变就业的结构。五是对生态环境保护起到一定的示范和促进作用。这里从利用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和对外贸易的贡献两个主要方面观察外商直接投资及其技术转移效应对中国经济的主要贡献。
(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总体特点是技术相对领先、投资效率较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外国直接投资及其技术转移效应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③。
1．外商投资企业工业产值对全国工业总产值的贡献。外资企业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比重，1992年为7％，1998年为24％．截止到2005年年初已占到1／3，工业增加值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28％。而本土企业的工业产值虽然比重有所下降，但其增长速度却也达到了历史高峰。
2．实际使用外资额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贡献。1992～2004年实际使用外资额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比重一直保持在10％左右，从1992年的7．51％上升到2002年的10．10％，2004年是9．9％④。这意味着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含量得到了一定保证，为其持续的技术转移效应奠定了基础。
3．外商投资企业上交的税收对我国工商税收的贡献。外商投资企业上交的税收占我国工商税收比重逐年上升，从1992年的4．25％上升到2000年的20．5％。2001年就已经达到2883亿元人民币，比2000年的2217亿元，增长了30．4％，占全国税收的19．00％。2004年初的统计显示外商投资企业缴纳税收额占全国税收总额更是达到了近21％⑤。以外商投资企业税收为主的涉外税收(以投资额98％以上为外商投资企业计算税收，不含关税和土地税)成为我国工商税收的主要来源。
表1分别列出了1999年度、2002年度和2004年度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几项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关的经济指标。可以看出，在1999年度外商直接投资受东南亚金融危机后续影响，虽然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中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相比1998年度出现了负增长，但在随后的几年中很快就恢复到原先的水平，到2002年度已经比2001年度增长了12．51％，外商直接投资在工业增加值和税收方面，无论是总量还是所占比重都有不同程度增长。
2004年固定资产投资中外商直接投资增幅达到了41．94％的水平，而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平均增幅也达到了25．8％，在工业增加值和税收总额方面，外商直接投资均显示出了对中国经济增长良好的促进作用。
外资在固定资产投资速度的加快，说明外资随着其投入产出效率的提高，其技术密集度也有所增加。这主要是因为随着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本土企业通过技术转移效应获得了好处，加上不同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之间的竞争，使得他们为了继续保持技术上的优势，必须进一步提高自身的技术含量。这一点在汽车行业比较明显，越来越多的外商投资汽车公司已经不仅是在中国生产一些在发达国家过时的低端产品，而是开始缩小中国分部与外国本部之间的产品技术落差，有的甚至已经开始同步进行。外商直接投资的固定资产投资在总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的比重保持了微微下行的趋势，基本保持在10％左右的水平。外资在我国工业产出、税收中的比重增加的同时，投资的比重却没有成正比地加大，这说明外资投入产出的效率在提高。这些都从一定程度上说明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转移效应得到了较好实现。
(二)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贡献根据中国学者赵晋平等人(2001)计量分析的结果，1980-1999年的20年间，在中国GDP年均9．7％的增长速度中，大约有2．7％来自于利用外资的直接和间接贡献，也就是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28％，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出口的迅速增长是其主要动力来源。根据国际货币基金会经济学家Wanda Tseng和Harm Zebregs(2002)的研究，中国在1990年代10．1％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中，直接外资所起的贡献作用在3％左右，即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30％左右，而同样认为其出口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
表2综合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几个方面的贡献，从连续的时间序列上我们除了能够更好地看出外商直接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产值和税收方面的贡献，还能够观察到其在出口中的重要作用。 从表2中看出，1993-2004年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出口总值占全国出口总值的比重持续上升．1993年外商出口就占了全国总出口的27．5％，到2004年上升到57．7％，而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年报2005年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总值达到4442．1亿美元，占总出口的58．3％。近几年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进、出口总值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都在一半以上；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进、出口总值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43．65％、30．20％．比全国进、出口总值的年均增长率15．43％、12．27％分别高28．22及17．93个百分点⑥。由此可见：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对外贸易的增长是我国对外贸易增长的重要源泉。
众所周知中国的出口增长成绩在全世界都是非常突出的，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全球市场上中国产品在二十余年的时间内之所以能够保持不衰的势头，除了成本方面的优势之外，不可否认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产品质量和技术含量的快速提升。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出口的持续增长仅靠成本来解释是说不过去的，其在中国进行生产所采取的技术水平不断提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本土企业在出口中所占的比重和增幅方面虽然表现没有外商直接投资企业那么出色，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成长速度也是惊人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与本土企业之间的竞争和各种方式的合作，使得技术在部门内和跨部门之间都得到了较好的转移效应，这种技术转移效应主要体现正是
他们(特别是本土企业)在总产值、增加值和出口方面的优良表现。
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出口的迅速增长主要是建立在中国劳动力低成本优势和相当技术水平支持基础上的。根据经济学一般规律，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小，所以外商直接投资企业近期的出口增长主要是依托技术水平的提升。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水平保持提升趋势是其技术转移效应实现的前提条件，所以外商直接投资出口的迅速增长暗示了技术转移效应的良好展开。而同期本土企业在外商直接投资技术转移效应的带动下自身的出口也得到了较好发展，无论是增长速度还是出口结构都有了明显改善。
三、结论
如何更加有效率地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课题。从宏观经济政策导向上看，中国的经济发展对资金的需要已经不再那么迫切，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动力也就开始转向对其技术转移效应的重视。随着WTO相关承诺的兑现。中国开放的市场经济制度会更加完善，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巨大吸引力还会在较长时间内保持。而在中国进行直接投资的主体也在悄悄发生变化，更加先进和规范的投资者日渐成为在华投资的主角，特别是具有更高技术含量的跨国公司对中国的投资兴趣有增无减。
在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具有越来越明显的技术转移的特征，通过分析可以发现代表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水平的资本和研发投入对中国本土工业企业已经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技术转移效应。而从更长时期看，作为考察对象的外商直接投资技术转移效应最重要的体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二是对出口的促进。对经济增长方面的贡献可以从固定资产投资、工业增加值和税收等内容可以看出，而对出口的促进则主要体现在占出口比例的不断增长。外商直接投资技术转移效应的实现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这种趋势得以继续保持乃至优化，外商直接投资有可能将会对中国经济发展做出更加显著的贡献。但从另一个侧面这也或多或少表明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隐患――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依赖性，外商直接投资在经济指标中的上升趋势既说明了通过资本投入和技术转移使得中国经济发展从中获益，也表明了它在国民经济中的影响力日益加强。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牵引力是公认的，而外商直接投资在出口中的强势表现实际上对中国经济提供了投资和出口的双重动力，如果这种趋势继续加强，随着中国经济中的技术水平提升，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转移边际效应逐步趋小，对东道国的经济控制力逐渐增强，外商直接投资有可能对中国经济产生破坏性作用，毕竟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的阴影还未完全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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