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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心得体会范文第1篇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问题和意识形态工作。指出：“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从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出发，抓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事关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全面实现。
一、做好意识形态工作要解决好“认识”问题
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做了深刻阐述。他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我们所从事的意识形态工作本质是政治工作，是做举旗帜、讲主义、述真理的工作，政治性、政策性都很强。只有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时时事事懂政治、讲政治，工作起来才能有方向、有立场、有主张、有底气。基层意识形态工作是意识形态工作的最前端，不断强化政治担当，落实政治责任，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当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者、推动者、执行者。
二、做好意识形态工作要解决好“内容”问题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是加强和改进意识形态工作，一是坚持用科学理论筑牢信仰之基。坚持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教育干部群众，真正成为主心骨，成为高阳的精神旗帜、明亮的前进灯塔。二是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塑造灵魂。以英雄模范、先进典型为示范引领，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立心立德、铸魂塑人。三是坚持用中华优秀文化滋养心灵。提炼具有时代意义和当代价值的文化精髓。
三、做好意识形态工作要解决好“方法”问题
意识形态心得体会范文第2篇
一、深刻认识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
强调，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认为，存在决定意识，意识是存在的反映。一方面，我们国家自改革开放以来积极进行经济建设这个主旋律是正确的，是所以工作的重中之重，国家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极大改善，都得益于我国经济的快速长足发展，这个中心不能变。另一方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包括政治和思想精神层面，有什么样的经济和物质水平，在国民意识形态领域就会有所折射和反映。不容忽视的是，在物质极大丰富的当今社会，在我国的部门地方和人群中，精神匮乏，甚至落后的情况比比皆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没有并驾齐驱，齐头并进。而上层建筑，比如精神文明和意识形态的不健康又会影响和反作用经济发展，起到阻碍作用，形成不健康和错误的价值观，如果任由其发展，会对社会风气造成污染。意识形态不禁对经济发展有反作用，对国家安全的影响更是不容小觑，错误思想理论一旦被居心叵测的人操控、形成声势，也会导致严重后果。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及“颜色革命”中，意识形态在推翻国家政权、改变社会制度方面，也成为推波助澜的重要力量。正因为如此，我们党坚持按客观规律办事，高度重视并积极开展意识形态工作。
二、意识形态需要与发展
一是传统意识形态夺取政权所需要的舆论和巩固政权所需要的舆论可能不一致。因此，传统意识形态是断裂的，具有滞后性。但是传统意识形态在国家权力面前，它是被动的，被选择的。二是传统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辩护色彩。就是为暴力辩护，为国家权力辩护。因此，传统意识形态又具有明显的依附性。
但是，随着资产阶级国家的兴起，意识形态发生了重大的历史转型。
第一次重大转型发生在近现代，其标志是意识形态成为新的国家制度形成、建立的前提。研究意识形态史的人都倾向于这样一个观点，就是把1776年美国立国看成是现代意识形态时代的元年。1776年7月4日依据启蒙思想的人权原则签署了《独立宣言》标志美国建国华盛顿1783年英国承认美国独立，而同一年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发表，标志着这一意识形态原则不仅为政治制度立法，也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确立了合法性。因为，它表明了现代意识形态的两个特点。一是现代意识形态成为一个权力建立、政权建设、国家制度建立的先导。即是说，现代意识形态成为立国的先导。二是现代意识形态成为国家权力体系的核心。即是说，它决定了权力的合法性，决定了国家的形象，决定了国家制度变革的原则和调整的范围。
第二次重大转型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至“冷战”结束，其标志是意识形态的主要作用方式由政治鼓动转向价值渗透、由诉诸逻辑力量转向倚重感性力量。就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而言，随着资本扩张驱动力的金钱本性显现，原来笼罩其上的“新教伦理”信仰激情逐步褪去，经由消费主义、“大众文化”和政治幻灭，其实现思想操纵的方式也就从激发未来的热情转向刺激商品消费和生活享受。这一转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已大致完成。这次转型表现为意识形态冲突主要由理论形态之争，向以价值观为内核的生活和消费方式的建构转化为文化战。
三、意识形态的与时俱进
社会的发展，国家的需要，意识形态必须与时俱进，指出，要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传教育，把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和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之下。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培育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
指出，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是宣传思想工作必须遵循的重要方针。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前所未有，必须坚持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激发全社会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关键是要提高质量和水平，把握好时、度、效，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让群众爱听爱看、产生共鸣，充分发挥正面宣传鼓舞人、激励人的作用。在事关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帮助干部群众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
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也一定能够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对我国传统文化，对国外的东西，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科学的扬弃后使之为我所用。
强调，对世界形势发展变化，对世界上出现的新事物新情况，对各国出现的新思想新观点新知识，我们要加强宣传报道，以利于积极借鉴人类文明创造的有益成果。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必须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宣传思想部门工作要强起来，首先是领导干部要强起来，班子要强起来。各级宣传部门领导同志要加强学习、加强实践，真正成为让人信服的行家里手。
意识形态心得体会范文第3篇
第一，深刻领悟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当前，国内外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复杂。从国内看，面对社会变革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人们思想活动的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理想信念缺失、思想道德败坏等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从国际上看，西方敌对势力长期把中国的发展壮大视为威胁，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呈现出长期性、复杂性、尖锐性特征。对此，强调：“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在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意识形态工作”。
第二，牢牢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加强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必须始终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正确政治方向。指出：“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为此，他特别强调：“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
第三，充分发挥意识形态工作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作用。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和灵魂。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中，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首先必须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指出：“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而且，“实际工作中，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这种状况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为了从根源上避免落入诸如修昔底德陷阱、意识形态终结论、文明冲突论等的误导，我国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当按照的要求，始终旗帜鲜明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在建设中国特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上下足功夫，以更好发挥意识形态工作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作用。
第四，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最深层的精神内核。指出：“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这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在新时代，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是实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大众化的关键路径，其目的在于增进群众认同、服务人民群众。在理论上，我们应当立足中国国情和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将“三个倡导”的核心价值观念作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阐释与创新发展。在实践中，我们应当不断将《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的要求落细、落小、落实，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的全过程，融入社会治理、舆论宣传、法治建设及群众生产生活实践的各个方位，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价值信仰。
意识形态心得体会范文第4篇
关键词：意识形态；变化；挑战；社会主义；价值共识；建构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3）05-0073-04
我国转型期经济成分、组织形式、社会结构等变化带来人们思想观念多样化，这种多样化态势必然在意识形态中得到反映，导致群体意识形态凸现，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空前复杂的情况和严峻的挑战。在此情势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共识的建构显得十分重要。
一、意识形态与核心价值共识的关系
1.意识形态与主流意识形态。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系统阐述了他们关于意识形态的基本观点。首先，指出“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属于“庞大的上层建筑”[1]的一部分；其二，强调“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2]就是说，意识形态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其三，阐明了意识形态具有阶级性，应当从物质利益、阶级和权力地位等关系来分析意识形态；其四，把批判性与建构性相结合，一方面批判了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另一方面指出了无产阶级有自己的意识形态。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意识形态是指某个阶级、阶层或集团在对社会经济状况、政治制度和文化生活等进行自觉反映时所形成的思想观念、价值体系、心理认知、精神指向和理论学说等的总称。它是一种由社会生活所决定的观念形态，体现着特定阶级或集团的核心利益与价值取向。
需要指出的是，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使意识形态运行方式发生了一系列变化。社会价值取向越来越从政治领先转向经济为重，从精神追求转向物质享受，从封闭单一转向开放多样，与之同步，意识形态也呈现出一种生活化的理论取向，日益向文化与日常生活领域渗透，越来越与经济相融合，在目标表述上更注重对现实的兼容性，其传播手段已信息化、网络化。所以，“目前有更多的学者开始强调意识形态不仅仅是一种观念体系和理论学说，更是一种具有强烈的实践指向的理论主张和发展战略；不仅仅是一种认知体系，更是一种为人类思想和行为定向的价值体系。”[3]它既可以通过高度系统化、理论化的形式呈现，也可以通过尚未上升到理论的感性意识或社会心理等形式呈现，通过其思想外化的方式构成人们生存的社会环境。
主流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的具有“整体思维结构”亦即理论化后的价值信念和思想体系。所以，“主流意识形态可以看成是一个民族或国家基本精神信仰与价值追求的核心体现，是引领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嬗变，引领社会文化和大众思潮，指导人的行为，维系社会团结与社会稳定的旗帜。”[4]在我国，目前的主流意识形态就是党和国家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及其相关的思想观念与价值体系。主流意识形态最基本的作用是社会引领与整合，即用自己的价值体系去主动引导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念与行为，去聚合人心民气，形成一个基于社会信任的统一局面。它具有导向性，为社会成员提供统一的价值目标、社会理想和行为指南，使社会成员和各个群体对现存制度的合理性、合法性和社会发展目标的正当性、正确性有一个清醒认识，对自己行为和价值取向的应然性有一个明确认识；它具有聚合性，通过广泛认可的共同的价值追求使不同的社会群体、社会成员之间消除隔阂、相互理解，如同社会黏合剂，把不同的阶层、社会集团或共同体的成员都凝聚起来，去除社会心态当中的躁动与不安，使之归于理性平和，进而建立社会信任；它具有规范性，在使社会成员相信现行制度是公平的基础上，去自觉遵守和维护现行制度和秩序，进而保持社会稳定。在意识形态领域变化多端的今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才能维护政治稳定，保障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
2.意识形态的内核：价值共识。意识形态是体现某阶级意志的特殊的观念体系，其特殊性就在于它是有关价值、信仰或意义的观念体系。加拿大学者克里斯托弗说得很明确：“当科学观念、公理、原理作为单纯的理论体系存在时，它们是科学而不是意识形态，一旦这些理论变成一种‘词尾带主义’（-ism）的抽象意义，它们就变成意识形态。”[5]意在影响与引领个体或群体价值观念的特质是意识形态与其他观念体系的根本区别。尽管有人把意识形态分为不同的种类――政治的、社会的、伦理的、知识论的等，但其核心内容就是为人们思想与行为定向的价值信念。在意识形态形成过程中，价值作为一种尺度或准则渗透到了意识形态的所有部分当中，决定着它们的内容和性质。比如以个人主义价值观为核心的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以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为核心的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就是说，价值体系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内核，对整个意识形态起着决定性作用，价值共识的构建是社会意识形态形成的核心。
何为价值？在哲学语境下，马克思指出：“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6]即价值的本质是现实的人的需要与事物属性之间的一种关系，价值是表示客体满足主体需要所具有的作用或意义。价值观就是人们关于什么是价值、怎样评判和创造价值等问题的根本观点，一方面表现为价值取向、价值追求，凝结为一定的价值目标；另一方面表现为价值尺度和准则，成为人们判断事物有无价值及价值大小的评价标准。在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往往就是一个阶级特别是统治阶级的价值、信仰或意义的表达。中国封建社会以“仁义礼智信”为主要内容的儒学作为国家核心价值体系，从精神、观念层面维护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秩序；西方资产阶级在反封建斗争中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核心价值凝聚人心赢得了统治，但在发展资本主义过程中又形成了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为实质内容的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作为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新生社会制度，在消灭剥削、实现社会平等诸方面取得巨大成功，并使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得到弘扬，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主流意识形态。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不断增强，价值观也呈现出多样化趋势，从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重大命题，到党的十强调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引领多元化的社会意识形态已成为我党的重要思想和任务。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是什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三个倡导”的提出已对此作了较明确的回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基本内容包括四个方面，实际上是从国家层面、社会层面、个人层面提出了明确的价值导向：国家层面解决举什么旗、走什么道路、实现什么目标的问题；社会层面解决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和风貌的问题；个人层面解决人们道德判断与行为规范问题。但核心价值体系是个比较抽象的整体系统，相对而言其核心价值观更能体现价值内容的观念简洁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与高度概括，党的十提出的“三个倡导”，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种开放性的新提炼，进一步体现了国家层面、制度层面、公民道德层面的价值取向：对国家而言，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正是全国人民的美好意愿；对社会而言，追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优良环境和秩序，顺应了人民群众的呼声与需求；对公民而言，要把“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作为个人立身之本，符合从古至今中国人追求的仁爱德义。“三个倡导”具有高度的包容性与自信性，体现了国家意志与个人价值的统一，先进性与广泛性的统一，中国特色与人类共性的统一；还体现了对原来意识形态观念的适当调整，增强了亲和力与普适性。虽然党中央没有明确表示这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它无疑已包含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要素，也是当今社会的价值共识。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过程就是核心价值共识的构建过程。
二、转型期我国意识形态的变化
1.群体意识形态凸现。由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在同一社会结构中所处的相对地位不同，因而价值信念与利益诉求也是不同的。在我国转型期，随着市场化、信息化、经济全球化、城镇化的到来，价值共识发生变化，不同社会阶层或群体的价值取向具有明显差异，群体意识形态凸现。
群体意识形态一般是指某个阶级、阶层、利益集团或社会共同体内部比较一致与稳定，且与主流意识形态有所差异的价值信念或思想观念体系，它可以理论化的观念体系和尚未上升到理论的感性意识或社会心理等不同形式呈现。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明确指出：“工人比起资产阶级来，说的是另一种习惯语，有另一套思想和观念，另一套习俗和道德原则，另一套宗教和政治。”[7]实际上肯定了在同一个时代存在着多种意识形态。西方学界也从社会学的视角对群体意识形态进行了研究。德国哲学家曼海姆在其《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书中提出了意识形态具有“特殊含义和总体含义”两种情形，前者是一种论战性、批判性概念，意在指明对方为保护自身利益提出的个体没有上升到系统理论层面的价值观念；总体意识形态“指的是某个时代或某个具体的历史――社会集团（例如阶级）的意识形态”，[8]即是某个集团具有“整体思维结构”亦即体系化的价值观念。迪尔凯姆在《社会分工论》等著作中从集体意识或集体表象的视角对群体意识形态进行讨论，他论述的集体意识由风俗、习惯、宗教意识和道德观念等内容构成，是尚未提升到理论体系层面的感性意识，实际上是群体意识形态的初级表现。这些论述都指向群体意识形态的内涵。
在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的冲突是始终存在的，无非强弱不同而已。改革开放前，我国曾追求过意识形态的完全一致，由于国家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政治上又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表面上群体意识形态不甚明显，但实际上并没有完全消除其他意识形态的存在。改革开放后人们思想从封闭到开放、从一元到多元，意识形态随之变化，群体意识形态凸现，尽管它们较多是通过尚未上升到理论的感性意识或社会心理等“初级形式”呈现的，但价值冲突已明显加剧。比如近些年持续高发，背后就有着复杂的意识形态争端：2008年云南孟连县发生的严重群体性突发“胶农事件”，两人致死，表面上看是警民冲突，实质上是胶农与企业的经济利益长期纠纷所引发的，是农民的利益诉求得不到解决，要求公平正义等价值意识的表现；2008年贵州的“瓮安事件”、2009年湖北的“石首事件”，虽然众多参与者在该事件中没有直接利益关系，但反映出参与群众思想观念上对官僚腐败与地方政府一些做法的不满与对立；各地因工业污染而引发的大规模环境，表现形式虽不同，但实质都是生态文明、环境保护意识的彰显与抗争。2008年拉萨“3.14”严重的烧暴力事件、2009年新疆的“7.5”暴力打砸事件，则说明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等意识形态在这些地区的存在。
为了深入了解社会民众的意识形态与价值共识，我们围绕着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对政体和改革现状的看法、人生目标与信仰等七个维度，在各地发放1300份问卷进行了调查与分析。结果显示：（1）总体而言民众的价值取向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比较一致。对核心价值体系四方面内容选择“完全认同”与“基本认同”这两项的比例都在77%以上，有90%左右的民众对我国现行政治体制持肯定的态度（十分拥护或基本拥护），有61%以上的民众认为我国改革开放成效显著，国力增强。可见，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有广泛的社会心理基础。（2）部分民众对核心价值存在着认知模糊、态度矛盾等问题，与主流意识形态有偏差。比如有三分之一的民众认为改革开放成效一般；信仰缺失严重，有23%的人信仰宗教，有41%以上的人是“无信仰”，有67%的人生活态度属于听天由命，奋斗目标是“挣钱过日子”的占了四成。（3）按不同人群进行统计与数据比较，发现不同社会群体的思想观念有明显差异，且有一定的规律性。经过对政治意识、国家意识、社会改革认可度、理想信仰与人生价值观、个人道德素养等方面比较，结果发现，在以年龄、性别等作区分的群体中，看法差异性并不明显；而在以职业、月收入作区分的群体中恰好相反，对大部分问题看法都存在较明显差异。也就是说，社会地位与生活水平的差异决定了各群体意识形态的差异性，高收入群体、国家公务员及事业编制或国企群体的思想意识，与低收入及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的思想意识比较，有着较大程度的区别。
2.群体意识形态呈现的规律性。第一，社会与经济地位的高低与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程度成正相关。由调查可知，无论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认同程度，还是其他方面，其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吻合度若按月收入群体区分，均是月收入5000元以上的最高，2000―5000元的其次，2000元以下的最低；若按职业区分，均是公务员及事业单位或国企最高，新经济组织或个体工商业者其次，外来务工人员和农民最低，几乎无一例外。就是说，经济收入与社会地位较高的群体意识形态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更为一致，而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外来务工人员与农民的群体意识形态则相对有差异（对整个群体而言）。第二，贯穿各群体思想意识的主线不尽相同。贯穿在公务员及事业单位或国企群体思想意识中的主线是基本的政治与社会认同感，他们对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对自己的职业角色与社会地位都有着较高的认同度，包括高收入人群，是改革开放的直接受惠者，社会认同感高，主人翁意识强，人生态度积极。而低收入人群、外来务工人员与农民群体，由于生活保障性较低，属于弱势群体，按照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他们更渴求的是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的满足，贯穿其思想意识中的主线是对社会公平与公正的追求，希望能缩小与“有钱人”的差距，过好自己小日子，对“理论”、“道路”不大关心，社会满意度相对而言不是很高，但同样希望社会稳定、国家兴旺。至于新经济组织、个体工商业者和中偏下收入人群，已成为目前社会十分重要的组成，有着很大发展潜力，贯穿该群体思想意识的主线是基本的社会认同感和对物质与精神（包括社会地位）能再上一个台阶的渴求，虽然政治认同感没有公务员等群体高，但渴望通过改革开放得到更大发展，思想意识与主流意识形态也比较吻合。第三，认同不平衡显示主流意识形态的理性权威不够强。调查数据还显示，民众对核心价值体系不同方面内容的认同存在不平衡，其中对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认为“十分必要”与“较有必要”的达到91.5%以上，对“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道德标杆”的认可度也较高，但对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与社会主义道路的知晓度与认可度相对要低。可见，民众对与自己的生活直接联系密切的内容以及有传统道德文化积淀的内容理解比较深刻，比如爱国主义传统；对比较抽象的内容及政治理论方面的认同度就相对要低。这既与受教育程度有一定关系，也说明主流意识形态的理性权威不够强，核心价值共识性还有差距。
3.群体意识形态多样化的成因分析。第一，阶层结构的变化导致了利益集团之间价值共识的冲突。转型期我国经济成份多样化，已形成利益分化明显的复杂阶层结构。一是出现了游离于公有体制之外的新社会阶层，总人数约 1.5 亿，他们掌握着雄厚的资本和技术，具有很大的能量；二是城乡结构迅速变化，下岗工人与农民工几乎同时出现，先后有2亿多农民离开农村，他们和下岗工人属同一阶层，都以劳动力作为主要的生存筹码，与掌握着资本与技术的新阶层形成了经济上、价值取向上的深沟。不同的阶层与利益集团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劳资双方的利益冲突直接反映到意识形态领域。第二，收入分配的变化与利益关系的重组造成了贫富群体意识形态的分化。随着分配方式的改革，城乡、区域和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基尼系数早已超过0.4警戒线，形成了以财富为代表的富人群体和以低收入为特征的弱势群体，而且这种贫富差距呈现扩大和稳定趋势，出现了阶层与代际的转移，各社会阶层利益关系日益复杂。有调查显示，下岗工人、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的政治心理表现出相当程度的消极性，甚至有被剥夺感。而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生活奢侈，把市场的趋利性带入了精神文化生活领域，加快了群体意识形态的分化甚至对立。包括享有国家稀有资源的国企在内的一些既得利益集团千方百计维护自己利益，强者越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不断上演。第三，社会组织方式的巨大变化使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力下降。社会人员流动加快，作为传统管理体制基础的“单位组织”能力弱化，原来的“单位人”已大部分变为现在的“社会人”，许多单位实际已成为一种经济利益主体；而且社会资源的拥有主体已呈多元化存在态势，国家对社会活动空间的控制不再是没有竞争性的，这都造成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与控制力下降。人们所处社会群体的价值取向与精神追求往往会成为该群体的心理共识，成为该群体主张其整体利益的合意工具，对个体产生极大影响。第四，各种社会文化思潮尤其是西方思潮的冲击带来了价值观念的变化。全球化与信息化使西方各种思想思潮与价值观蜂拥而至，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迅速得以传播，使社会主义主导价值观受到冲击。先后出现的“新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左派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怀疑主义”等社会思潮代表着不同利益群体的思想与价值追求，从不同角度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意识。市场经济本身又具有趋利性特征，其发展过程中带来的物欲膨胀、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等意识同样深刻地影响到人们的思想。这一切必然导致社会的文化心理发生变迁，但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却比较滞后，部分民众的价值取向陷入了混乱、迷惘、冲突之中。
以上诸原因导致民众对社会核心价值的认同出现差异，意识形态发生分化。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共识建构是应对意识形态分化挑战的根本对策。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共识建构的路径
“价值共识是指不同主体对价值（主要指公共价值）达成基本或根本一致的看法。”[9]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实质是价值共识的构建，关键是如何把理论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感性化的群体意识之中，最大限度地寻求思想共识，对核心价值达成一致看法。
1.确立社会主义价值共识的理性权威，凝聚核心价值。主流意识形态地位能否巩固，主要取决于它的理性权威。理性权威是指秉承这一意识形态的政治集团所具有的理论感召力或使民众信仰的能力，对民众而言就是政治上的高度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虽然是在实践活动基础上理性认识的产物，但要确立理性权威就必须把这种理性表达为公共理性，使民众理解为什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等内容，即认同社会主义价值共识的理论内涵，产生一种政治上的情感归属感。首先可运用事实比较的方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从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涣散状态中崛起，创造出令人瞩目的奇迹，特别是近30多年来发展取得的举世公认的成就，背后固然有众多的支撑因素，但其中最重要的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力量和坚持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种理论自信与道路自信要通过各种方式大力宣传，这是我们形成价值共识的政治正义。第二要以共同价值目标凝聚人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愿，要以建成“全面小康”共同体作为当前的核心价值，以公平正义、共同富裕理念彰显共同价值目标，为全国人民过上更加富裕、安定、美满的生活而奋斗，这符合各阶层的共同利益。第三要改进核心价值体系的叙述方式，变从上至下为从下至上，通过对话、交流，在民众中进一步凝聚与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的十提出的“三个倡导”为多元时代凝聚思想共识指明了方向，同时“倡导”的方式也表明核心价值观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系统，应该以“三个倡导”为基础在各群体层面进一步扩充新的核心价值元素，在此过程中确认核心价值理念。
2.筑牢社会主义价值共识的经济基础，追求共同利益。经济基础决定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实质表达的是利益关系，“一种意识形态，如果它不符合人们的利益和经验，就决不会成为这些人的意识形态。”[10]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表达的是最广大人民的共同利益诉求，只有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走共同富裕道路，才能保证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性质。形成价值共识的最大可能性在于公共价值的存在，公共价值可理解为广大人民的共同利益需要，民众只有从利益满足和情感归属中才能真正达成价值共识。尽管不同主体的利益需要是复杂的，但在各种利益矛盾中总是隐藏着共同的需要和利益，在经济成分、社会结构重大变化的今天，政府必须注重追求共同利益、满足共同需求，使每个人都能得到发展、获得幸福感，这也是社会主义本质所在。要以人为本，改善民生，加快发展，以社会公正、民生富裕来扩大社会共识，以共同的利益追求与共同富裕来消解群体的利益分歧。尤其要注重分配制度改革，切实解决一些领域分配不公问题，正确处理劳动与资本、城市与农村、政府与市场等重大关系，缩小贫富差距，这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稳定的根本举措。
3.重视社会主义价值共识的文化融合，寻找“重叠共识”。意识形态也是特定文化的反映，文化既影响人们的直觉和情感，也影响人们的语言与习俗，更影响人们的价值判断。事实上，无论是我国传统优秀文化，还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先进文化，都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有很多“重叠共识”。罗尔斯提出的“重叠共识”和哈贝马斯提出的“交往共识”，可通过文化的交往与交融来达成。要坚持融入性原则，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及世界先进文化的互动与融合，在文化融合过程中寻找“重叠共识”，并利用主流意识形态全面、深刻的宣扬及解释功能来凝聚价值观念系统，扩大核心价值体系的文化心理基础。同时，意识形态自身包含的价值观念也要借助文化内在的亲和力与渗透力传输给全体社会成员，所以要充分发挥各种传媒的作用，实现核心价值体系的通俗化与形象化，打造“文化代码”，形成强大的舆论氛围，对社会绝大多数成员产生吸引力与感召力。
4.构建社会主义价值共识的实践机制，达成行为契约。意识形态若仅仅停留在理论或宣传的层面，其社会作用是极其狭隘的，还需要实践机制的跟进，以达成行为契约。契约的本质是某些社会关系的规则制定，也就是一种规范。卢梭认为契约的结果体现的应该是“公意”（不是“众意”），是着眼于公共利益的共同意志。我们应着力构建能体现社会公平正义核心价值的实践机制或制度体系，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价值追求与基本要求去健全各种法规制度，改善社会环境，实现核心价值观向现实的转化，使意识形态回归生活世界。要完善各地市民公约、乡规民约和市场经济秩序，通过法律与道德两种途径，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作为日常行为的评价标准，转化为具体可操作的行为细则，成为人们工作生活的基本遵循。只有这样，才能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动权和话语权。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91-592 .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25.
[3]牟成文.群体意识形态的概念、特点和功能[J].江西师
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6）.
[4]云立新.论主流意识形态功能与社会冲突化解[J].江苏
社会科学，2011，（3）.
[5]克里斯托弗.领导哲学[M].刘林平，译.昆明：云南人民
出版社，1987：92.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3：406.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410.
[8][德]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M].黎明，李书
崇，译.上海三联书店，2011：56、57.
[9]胡敏中.论价值共识[J].哲学研究，2008，（7）.
意识形态心得体会范文第5篇
关键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综述；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d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2)02－0120－08
长期以来，意识形态研究是国内外社会科学研究中十分活跃的领域，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又是其中十分重要的方面。当前学术界，既有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意识形态理论的考察，又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理念的探讨；既有对历史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注，又有对当前全球化、网络化条件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探索。这些研究从不同的学科角度、不同的理论层面，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向纵深发展。
一、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思想研究
尽管马克思、恩格斯还没有提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概念，但是，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理论立场和原则性规定都是由他们确立的。尤其是马克思，作为意识形态学术史上的标志性人物，正是由于他的理论，意识形态才引起世界范围内如此广泛的关注，他的意识形态思想，一直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的焦点。国外学者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注，也主要集中在这方面。
(一)关于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论争
关于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界定，是探讨其意识形态思想必须考虑的首要问题。对此，俞吾金等提出：“总起来看，把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理解为否定性的概念，可以说是抓住了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根本倾向。”认为从根本上来说，“意识形态”在马克思那里是一个贬义的概念，其根本特征是用幻想的联系来取代并掩蔽现实的联系。p.c.罗兹也坚持类似观点，他在《意识形态概念和马克思的理论》中指出，“马克思已经把意识形态理解为‘虚假的意识’，也理解为‘形而上学’和‘宗教’的整个‘上层建筑’。”
杨生平等持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中性说，即相信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是一个描述性概念，认为马克思将“意识形态”理解为阶级利益的观念反映：“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则是指思想家们通过对特定社会关系反映后而建立的思想体系”，其本身并无褒贬之分。
侯惠勤则持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含义综合说，即认为马克思使用的意识形态概念，用在不同的地方表达不同的含义。他认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实际上有三种含义，即作为统治意识的意识形态、作为革命意识的意识形态和作为虚假意识的意识形态，既有中性用法又有否定性用法。英国学者汤普森则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分为论战概念、副现象概念、潜在概念，通过分析其具体使用时的特定理论背景，来说明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理解。
此外，也有学者对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做出其他解读。麦克里兰认为，意识形态概念在马克思那里远不清晰，这一概念的很多重要部分都没有明确的规定。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奥伊泽尔曼则认为，意识形态概念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的使用有矛盾之处，整个看来，他们是将意识形态作为贬义词去理解的，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在一定意义上将意识形态理解为社会意识，认为其反映某个阶级或社会群体的社会存在。
学术界在这一问题上的论争，反映出我们仍然没有准确把握住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的根本观念，因为“他的意识形态观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至少表明，以往研究中提出的一些颇具影响的看法，譬如‘意识形态’一向只是一个借以攻击论敌的标签或工具，譬如马克思著述中的意识形态概念是含混不清晰的，譬如他对意识形态的评论只是‘顺便提到的’、他‘从未进行系统的论述’，等等，这些‘成见’并不能成立”。
(二)关于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形成与发展研究
伴随着唯物史观的创立和发展，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也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对于这一历史过程，现有的研究一般都划分为三个阶段，但在具体的历史分期及每一阶段的历史定位上尚有分歧。
俞吾金的三阶段说是：1845—1856年为马克思意识形态学说的创立阶段，论述了意识形态的含义、本质和基本特征；1
857—1870年为马克思意识形态学说深化阶段，通过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被物与物之间关系所遮蔽的人与人之间的真实关系；1871－1895年为马克思意识形态学说得到完整论述的阶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以捍卫并发展。杨生平认为这种划分的理论依据缺乏系统分析，他将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1845-1856年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基本形成时期，1857年到19世纪70年代初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深化时期，而19世纪70年代到1895年则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系统化时期。
张秀琴则依据马克思对意识形态问题探讨深入的程度及概念表述的完整性，认为1840年到1844年是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与理论的萌芽时期，1845年到1866年为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正式形成时期，1867年之后则是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成熟发展时期。
英国学者jorge larrain则将马克思、恩格斯分开，认为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也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早期著作到1844年；第二阶段是从1845年到1857年；第三个阶段是从1858年到《资本论》的完成。实际上将马克思与恩格斯分开作为独立的思想主体来看待。
当然，在这种主流的“三阶段说”之外，还存在着其他的解读。葛晓梅就认为，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经历了一个酝酿与准备、形成与确立、深化与拓展的长期过程，它诞生于19世纪40年代中期，创立于1845年至1856年间，在1850年至60年代末得到深化，于1871年至1895年则得以继续拓展。王宏伟则在自己的硕士论文中，将这一过程分为哲学批判阶段和政治经济学批判阶段，时间上大致以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移居伦敦为界。
(三)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内容的探讨
对于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内容，学者们大都认为是与他开创的唯物史观紧密结合并以之为哲学基础的，其主要内容包括意识形态的产生与消亡、本质属性与基本特征、地位与作用，以及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之间辩证关系等问题。但是就各个具体方面的内容，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在某些方面甚至还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具体来说，周宏将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分为意识形态本质理论和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意识形态本质理论主要包括马克思对意识形态概念的把握、对意识形态起源和基础的探讨、对意识形态虚假性和综合性特征的描述、对意识形态功能和作用的阐述，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则主要探讨意识形态批判的历史渊源、历程、原则和方法。 在认真研究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含义的基础上，认为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首先分析了意识形态产生和消亡，在此基础上论述了跳出意识形态的前提和方法—_从唯物史观出发，考察人们的真实生活过程，通过实践改变其社会基础，最后则分别对意识形态的教化功能、维护功能及文化发展功能作出了阐释。
张秀琴将实践性作为理解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关键线索，基于此，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基本观点主要包括：“意识形态没有历史”，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没有绝对独立性，没有独立的发展和历史；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一方面通过制造社会的意识形态氛围起着“软国家机器”作用，一方面是各种意识形式构成的有机思想体系；作为“阶级社会维护意识”的意识形态，以阶级实践为自己使命，为统治阶级的实践提供思想指导；作为人类文化发展载体的意识形态，承担人类文化发展重要场所或载体的角色。同时也指出，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主要包括哲学批判、经济学批判、资本主义政治社会批判及全面的批判。
二、列宁意识形态理论的总体把握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概念和理论都是在列宁时期确立的，但是由于列宁去世太早，他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尚未完全展开，因此，直到今天，学术界对其意识形态理论还缺乏足够的重视，这方面的研究还远不充分，主要局限于对列宁意识形态理论的总体把握上。
还在上世纪90年代，俞吾金认为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意识形态学说的基本精神，并根据时代需要对意识形态含义作出新的说明，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自己的意识形态。列宁强调超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不存在的，主张对工人队伍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灌输”；提出“科学的意识形态”的新概念，强调了哲学上的党派斗争，重申了马克思主义与旧有的意识形态的区别；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方面，提出建设共产主义道德的伟大任务，强调发扬战斗的唯物主义精神，做好意识形
工作。
后来，郑永廷等人研究得出结论：列宁根据帝国主义时代的新情况、新特点，把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具体实际需要结合起来，在马克思意识形态学说基础上作出新的发展，提出了“科学的意识形态”新概念，阐述了科学的意识形态的灌输原理；列宁把理论斗争提高到政治斗争、阶级斗争的高度，阐明了革命理论的能动作用，无疑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意识形态理论的具体运用，是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学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深化和发展。
周宏强调了列宁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认为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方法与新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行科学的批判，主要内容包括列宁对资产阶级哲学意识形态的批判、对资产阶级政治意识形态的批判、对资产阶级宗教意识形态的批判、对“合法马克思主义”的批判。
林国标认为，列宁一方面继续坚持对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特别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否定和批判，另一方面则发展了意识形态概念的中立性含义，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科学的意识形态”，强化了不同性质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指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党性原则；强调了革命理论对实践的重要能动作用，提出向工人阶级灌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必要性及原则；在批判文化建设中的历史虚无主义的同时，阐明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及无产阶级文化的继承性。
直到最近两年，包毅才对列宁的意识形态观进行了相对系统的探索，认为列宁依据时代特征的新变化，对意识形态做出新的解释，将其作为维护阶级统治的思想体系，资产阶级有自己的意识形态，无产阶级也有自己的意识形态，进而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意识形态，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武器。他认为列宁通过提出意识形态党性原则、意识形态概念中性化、灌输论、意识形态继承与批判等，开创了意识形态发展的新境界，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也为后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邹放鸣则对列宁晚年的意识形态思想进行了梳理，发现列宁晚年基于十月革命后的实践，强调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放在文化建设上来，通过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为社会主义胜利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他认为，列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问题：发展教育文化事业，对知识分子采取正确政策，正确对待旧时代的文化遗产和国外文化，加强共产主义道德建设，推进文化建设。而列宁晚年的这种探索，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彰显了文化建设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性意义，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
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界关注的热点。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确定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决策后，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探讨更成为学术研究的前沿问题。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科学内涵和具体内容、它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的地位以及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等问题，学者们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学术界普遍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是应对新时期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新情况和新变化的需要，也是应对国际大环境出现新情况发生新变化的需要。胡映兰撰文论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发展，她认为十七大报告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了很多重要论述，提出了一些新论断，体现出党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重要地位的新认识，对其四个基本层面内容的新丰富，以及对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基本路径的新探索。
杨海英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的地位进行了阐述，他强调，反映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特征，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凝聚力量、鼓舞斗志、引领风尚，则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功能。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其鲜明的时代性、严谨的科学性、深厚的民族性、广泛的大众性，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要求，实现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创新。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
功能和作用是学术界讨论比较集中的一个问题。姜国俊、李建华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发挥重要功能，包括思想引领功能、文化创新功能、共识凝聚功能、利益整合功能以及制度调适功能。乔法容、赵增彦则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极富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具有指导功能、引领功能、整合功能和创新功能。高静文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定位为对社会主义价值基本看法和总体要求，因而在社会发展中有导向和规范功能、调节和协调功能、人格塑造功能以及定向整合功能。卢岳华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关键所在，它 们精神迷惘、加快社会发展、推动中华民族复兴中，能够积极发挥导向凝聚、主导控制、兼容整合、规范自律、教育矫正和支撑保障等诸多功能。此外，一些学者还就其某一方面的功能进行专门论述。比如，石国亮专门论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意识形态功能，余乃忠专门论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解释功能，吴晓璇专门讨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文化整合功能，网卢凤菊则突出强调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社会整合功能，嘴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研究则是学术界关注的另一个重点。李建华、牛磊等专门讨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可能性与现实性，认为在准确抓住社会思潮的本质、把握“引领”的正当性与可能性的基础上，贯彻以人为本原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能够有效地引领社会思潮。张晓永在论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必然性与可能性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路径和方法，指出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指导和教育社会思潮传播主体，规范和发展社会思潮传播载体。顾红亮则在方法论层面上思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问题，将“一致而百虑”看作主要的方法论原则，辩证地理解作为“一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作为“百虑”的社会思潮之间的关系。王秀阁则进一步从机制建构角度探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社会思潮的引领，她指出，有效的引领机制应该具备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疏导同质非主流意识形态、抗御异质非主流意识形态、整合与发展主流意识形态的功能，应该是一个纵贯引领始终、关涉引领各方的复杂系统，在机制建构上要注重其各项基本条件：充分认识其必要性、制定具体完善的政策、提高引领队伍素质、探索有效的引领方式等方面。
最近一年多来，学者们开始尝试从新的视角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有学者以公民道德建设的视角来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研究，有学者从文化领导权的角度进行研究，还有学者着手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等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研究内容更加丰富。
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创新性研究
所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创新性研究，主要是指在新的时代背景、新的世界局势和新的技术条件下，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研究。目前，学术界这种创新性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全球化、网络化条件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进行研究，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的意识形态建设进行探索。
(一)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
这一方面出现了不少比较优秀的成果。王永贵等人的专著《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在阐述全球化同样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意识形态斗争的变化，探讨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规律，探索和构建了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框架、发展思路和实践形式，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与时俱进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之核心，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是基础，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是重点，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保证，加快实施科学技术创新战略则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之支撑。
明栋才研究认为，全球化语境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遇到极大挑战，甚至遭遇危机，资本主义借机对社会主义进行全面打压。在此情形下，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显得十分必要，为此，需要坚持“一元主导，多元存在”的意识形态格局，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和主流地位，加强意识形态教育的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尤其要注重对青少年这一特殊群体的意识形态教育。
马振清以更为宽广的视野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分析，他
认为，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已经渗透到政治、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由经济力量的竞争引起的不同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较量，也将在相当长时期内存在。因此，必须把思想政治工作提升到战略地位，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以科学的政治导向策略，保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占主导地位，应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经济风险、政治风险，维护中国的文化安全。
刘霞、杨菲蓉则梳理了全球化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的哲学理路，要求坚持主导性与多样性的辩证统一，坚持继承与发展的辩证统一，坚持普世性与民族性的辩证统一，坚持科学性与阶级性的辩证统一。
(二)网络化条件下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
信息化、网络化的飞速发展，在给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带来新的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有关学者的主要关注点是如何应对这种挑战。吴玉荣是较早关注这个问题的学者，他认为信息化条件下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需要遵循与传统意识形态建设不同的原则，采取不同的方法。并且呼吁适应网络发展，要探讨互联网上意识形态建设的规律，在虚拟空间唱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旋律。
顾洪英全面地分析了信息网络化给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带来的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信息网络化条件下加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对策，即加强网上马克思主义理论阵地建设，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加强网上思想舆论阵地建设，形成积极向上的主流舆论；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唱响网上思想文化的主旋律；建立规范的网络信息传播秩序，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
杨立英、曾盛聪在《全球化、网络化境遇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一书中，在分析全球化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影响的同时，对网络化境遇下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他们分析了网络化的时代潮流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与挑战，探索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应对之策和自身发展之道，探寻了网络化境遇中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科学理念与方法，认为面临新的挑战，必须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意识形态建设的良性互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意识形态建设的良性互动、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与意识形态建设的良性互动，实现意识形态教育的现代性转换。
(三)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对加强意识形态建设提出新的要求，黄传新、吴兆雪等在《构建和谐社会与意识形态建设》一书中，以不断推进意识形态建设是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为主线，着重探讨了和谐社会视域中意识形态建设的内在规律和创新路径，揭示了意识形态建设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关联，归纳了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规律，进而提出要正确把握意识形态建设的科学性，充分体现意识形态建设的广泛性，努力增强意识形态建设的艺术性，切实提高意识形态建设的实效性，以适应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
许多学者从构建和谐社会与意识形态建设二者关系的角度进行了研究。杜敏、李英田研究认为，从理念价值意义上讲，和谐社会的提出本身就标志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拓展和延伸，这也决定了意识形态工作对于和谐社会建设发挥着综合性功能，着眼于 和谐社会这一目标，须在目标定位、内容任务、方法途径等方面对意识形态工作进行全方位的创新。肖应红则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我国意识形态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应当深入分析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遇到的挑战，在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同时，推进意识形态建设的创新，切实提高意识形态建设的实效性。王勇桂、邱斌一方面强调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另一方面则要求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推进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李方祥撰文指出，意识形态是国家政权稳定的思想基础，并且探讨了新条件下对党管意识形态原则的坚持与创新，论述了和谐社会意识形态建设的主要规律。
也有学者专门就其中的一个方面进行相对深入的探讨。张艳新等主要关注意识形态建设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王翠芳明确地论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意识形态的要求，刘梅则对如何在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进行了探讨。另外，吴俊清、刘瑞贤对和谐社会中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思想文化间的关
系进行研究，代玉启则总结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原则。
五、相关研究的不足及建议
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创立以来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进行了探讨，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这种研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还有着可以继续发掘的余地。
第一，现有的研究缺乏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准确把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内涵至今仍然没有明确的界定。学术界一直在热烈讨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问题，但其中最具前提意义、最具基础作用的问题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内涵却很少有人探讨，几乎所有的讨论都将其作为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相关研究都暗含着一个基本的假设，即大家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一概念究竟要表达什么含义都有着共同、清晰的理解。但实际情况远非如此。在各种具体的讨论、争鸣中往往会出现自说白话的情况，究其原因，固然有不同的学科背景、使用不同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因素，但更为根本的是，学术界在一些基本的问题上尚未达成共识，尤其是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概念的内涵尚无明确的界定，不利于研究的深入。
第二，一般介绍性研究较多而比较性研究、批判性研究、反思性研究较少。在涉及到对历史上各个国家、各个历史时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与实践的探讨时，往往只就意识形态本身进行叙述性研究，比如一般性地进行苏联历史上意识形态建设的经验研究。总结新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经验教训，却鲜有人将二者进行比较研究，由此总结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某些规律性认识。对社会主义发展历史中的某些意识形态思想只是一般地叙述，不能以批判的眼光对其中的发展变化和经历过的曲折进行重新的认识，难以对更深层次的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