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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考察报告范文第1篇
关键词：缙北文物勘查团考古调查古建筑 文化遗产保护史
中图分类号：TU-1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1004-8537(2009)02-0162-07
引子
2009年，我们即将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60周年华诞。
“六十载风雨砥砺，一甲子春华秋实”。中国社会的沧桑变革之间，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也走过了不平凡的发展历程。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同年11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成立，设一厅六局，其中文物局负责指导与管理全国的文物、博物馆，图书馆事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国民经济尚处于恢复时期，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规模及力度都相对较小，且多集中于北京等大城市之中。即便如此，国家还是对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给予政策上的积极关注与支持。
1949年12月24日，文化部文物局在北京召开文物管理工作会议，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副局长王冶秋邀请郭若、向达，梁思成、尹达、范文澜，邓拓、胡绳、马衡等著名专家、学者，征求讨论《为禁运文物图书出口令》、《为保护全国各地公私有古迹文物图书令》、《保护有关革命历史文化建筑物暂行办法》及《古文化遗址及墓葬发掘暂行办法》等文物法令实施的意见与建议；1950年5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规定古迹、珍贵文物、图书及稀有古生物保护的暂行办法，并同时颁布《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之调查发掘暂行办法》：又如，同年7月6日，政务院又颁布《为保护古文物建筑的指示》，其中明确规定“凡全国各地具有历史价值及革命史实的文物建筑，如革命遗迹及古城廊、宫阙、关塞、保垒、陵墓、楼台、书院，庙宇、园林，废墟，住宅、碑、塔、雕塑、石刻等等，以及上述各建筑物内之原有附属物，均应加以保护，严禁毁坏。”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早颁布的一批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政策法规性文件，对建国之初特别是在“”运动中保护古代建筑及其他重要文化遗产，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此后，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全面展开，国家财政经济状况逐步改善，相关文化遗产保护的政策体系得以逐步完善，与之相应的各级文化遗产保护机构在全国范围内初步形成，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也随之快速成长与发展起来，较大规模的考古及古建筑调查与研究工作在全国范围内扩展。以1950～1953年期间刊发在《文物参考资料》(创刊于1950年1月，至1959年1月改名《文物》至今)上的重要古建筑调查报告为例，计有：《东北古迹古物分布图》、《东北各省古迹名胜统计表》、《我局组织雁北文物勘查团调查山阴故驿古城遗址及京绥线古文物建筑》、《山西省各地文物古迹勘察报告》、《南京市及其附近的古迹调查报告》、《赴平原、河南、山东提选及考查文物工作报告》、《登封文物调查》、《重庆市一年来的文物调查》、《川北文物调查征集工作报告》、《川北乐山文物古迹调查保管工作报导》、《西北区古迹名胜及文物的调查》、《新疆伊犁区的文物调查》、《新疆考古报告》，《内蒙古自治区东部文物古迹调查记》等，由此可以管窥建国之初全国范围之内进行文化遗产调查的概况。
雁北文物勘查团成立背景
正是基于上述背景，1950年7月21日，由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及文物局负责组织成立的雁北文物勘查团，以其较大的规模与成果丰硕在当时颇为引人瞩目，成为建国之初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具有广泛影响的重要文化事件之一。
雁北文物勘查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组织的规模较大的关于历史文化遗产实地调查研究的工作团队，该团在调查结束之后发表的《雁北文物勘查团报告》也是建国以来正式付梓出版的第一部关于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的调查报告。
以雁北文物勘查团为契机 全国范围内的各类较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及发掘工作陆续展开 其中包括 1950年9月，中央文化部文物局组织东北考古发掘团，进一步发掘吉林西团山石棺墓；新组建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派出考古发掘团前往河南辉县，进行琉璃阁、固围村等地点殷商、战国及汉代古墓的大规模发掘(考古发掘延续至1952年，1956年出版发表《辉县发掘报告》)，南京博物院曾昭主持发掘江宁牛首山附近的南唐二主陵墓(考古发掘延续至1951年，1957年出版发表《南唐二陵发掘报告》)，东北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之前身)李文信主持发掘辽宁义县清河门辽代中期萧氏家族墓，故宫博物院陈万里等进行河南临汝古代窑址考古调查等。上述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的开展，对新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复兴与发展奠定了极为重要的基础。
人员组成及古建组考察内容
1950年初，当时的察哈尔省雁北专区山阴县古驿村之北，因水利基本建设开凿河渠时发现古城遗址，并采集有陶器及古钱币等文物。此事最初由察省文教厅报告中央文化部，因其所提交的报告不详，文化部故将其转回察省文教厅再为详细调查，察省文教厅遂派出专人前往山阴古驿，现场踏勘并撰写专门报告，上报中央文化部及文物局。经过论证，专家认为雁北山阴古城可能为汉初或战国遗址，有详加调查研究的必要。与此同时鉴于雁北专区的应县木塔，五台山佛光寺等重要古代建筑遗构在刚刚经历的战争期间曾遭受炮火之灾，保存现状及残损情况如何，当时来自各方的传说不一，也有必要进行详细的调查，因此，中央文化部文物局组织并邀请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考古室、北京大学工学院建筑系、清华大学国文系及文物馆，清华大学营建系，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故宫博物院，北京历史博物馆等机构，商请各方派出专家与文物局合作开展雁北地区考古及重要古代建筑的调查工作。
1950年7月21日，“雁北文物勘查团”正式成立，分为考古、古建两组时任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博物馆处处长的裴文中先生任团长，清华大学营建系刘致平教授、清华大学国文系陈梦家教授为副团长。考古组组长由陈梦家教授兼任，副组长分别由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研究员阎文儒、北京历史博物馆傅振伦担任，组员为宿白(北
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王逊(清华大学文物馆)：古建组组长由刘致平教授兼任，副组长分别由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及北京大学工学院赵正主教授与清华大学营建系莫宗江副教授担任，组员包括清华大学营建系的朱畅中，汪国瑜，胡允敬等三人；另有北京大学工学院的李承祚(至云冈因病返京)，故宫博物院的张广泉(至应县因病返京)，中央文化部文物局总务科的王守中、王树林等共计十六人。
雁北文物勘查团成立当日，即行出发 于当晚抵达大同。次日，全团先至云冈共同调查云冈石窟保存现状后，考古组与古建筑组即分途各地进行调查与勘测工作。迨至同年8月31日，考古组自阳高县，古建组自太原，石家庄返京，雁北文物勘查团此行的调查工作时间共计四十天，先后调查大同云冈石窟、山阴故驿村古城、浑源李峪村出土战国铜器遗址，阳高古城堡，广武古墓群，雁北及五台，太原，正定等地重要古建筑遗构二十余处，皆加以细致的测绘，摄影，记录，考察期间还进行了小规模的考古发掘工作。
以古建筑组为例，先后调查勘测大同下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大同善化寺(山门、大雄宝殿，三圣殿，普贤阁)，大同上华严寺大雄宝殿、应县木塔、应县净土寺大殿、朔县崇福寺弥陀殿及观音殿、代县报恩寺大殿，五台佛光寺东大殿及文殊殿、太原晋祠(圣母殿，献殿及鱼沼飞梁)、正定隆兴寺(摩尼殿，转轮藏殿及慈氏阁)，正定开元寺钟楼等重要遗构二十余处，主要对其保存及残损状况进行了详细的勘察、测绘与记录。古建筑组的刘致乎，莫宗江，赵正之等先生皆曾为中国营造学社的成员，1949年之前大都曾对上述古建筑遗构进行过调查、测绘与研究，情况比较熟悉。检阅收录于《雁北文物勘查团报告》中刘致平先生撰写的《古建组勘察综述》及《大同及正定古代建筑勘察纪要》，莫宗江先生撰写的《应县，朔县及太原晋祠之古代建筑》，赵正之先生撰写的《五台山》等调查报告，可以看出，在早年中国营造学社古建筑测绘与研究成果的支持之下，雁北文物勘查团古建筑组的考察目的及行程安排，重点放在对晋冀地区最重要古代建筑的保存状况及残损情形进行实地详勘，按照遗构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的重要性及残损程度，及时拟定保护目标及技术措施，以利按照轻重缓急尽快实施修缮保护工程，例如，《雁北文物勘查团报告》中刘致平，莫宗江、赵正之诸先生所撰调查报告，整篇尽量缩减了相关历史考证，形制特征、构造做法、附属文物等建筑历史与理论的研究内容，力求言简意咳，准确概括：与此同时，以上报告皆以大量的插图(多以中国营造学社发表的测绘图为底图标注，或以现场勾画的草图加以标注)、照片以及附表内容详细地描述，标注与统计所调查勘测古建筑的保存现状及残损情况，并进行较为系统的残损程度分类及工程量统计，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雁北文物勘查团此行针对实施古建筑修缮保护工程的考察目的及主要工作方针。在建国之初百废待兴的特殊历史时期，文化遗产保护只能寻找重点中的重点量力而行。因而国家在确定重要古代建筑修缮保护工程之前，态度非常慎重，必须要进行反复的勘察与论证。雁北文物勘查团及其调查报告无疑可视为当时文化遗产保护论证决策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并非仅以专家学者的纯粹学术研究为唯一目的。
雁北文物勘查团此行调查的多数重要古建遗构，以往中国营造学社在抗战之前皆曾经详细测绘，通过此次调查中发现的五台山佛光寺文殊殿金天会十五年重修题记，并与朔县崇福寺弥陀殿大木结构进行比较，较为准确地校正了中国营造学社调查时期对文殊殿始建年代的推论；而在佛光寺附近僧人墓塔调查及遗址的清理中出土的五尊唐代白石造像及彩塑残件，则被赵正之先生称为“意外的发现”，“不胜欣幸的收获”，这些白石造像经过与佛光寺东大殿内的唐代塑像以衣纹、铠甲、饰物等进行比较，确认为唐代作品。并推测与殿内旧存唐天宝十一年白石释迦坐像同属无垢净光塔，由此也确定旧传所谓的后汉皇帝刘知远陵墓实乃“大唐天宝十一载十一月十五日博陵郡邑县西子为国敬造台山佛光寺无垢净光塔”的遗址，佛光寺正殿内的供养白石释迦像最初的供养处也应为无垢净光塔，并非祖师塔。
根据《雁北文物勘查团报告》反映的情况，晋冀地区古代建筑遗构的保存现状及其保护建议引起国家的高度重视，并藉此选定山西、河北两省作为当时古建筑调查，修缮与保护的重点地区。为提高古建筑评估工作的效率，时任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先生指示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编订《文物建筑等级评定表》。1952年，雁北文物勘查团古建筑组结束考察并提交报告一年之后，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委派杜仙洲，罗哲文等为筹备雁北地区的古建筑修缮保护工程再次前往雁北，根据《文物建筑等级评定表》的具体评价标准撰写了《雁北古建筑的勘查》的考察报告，遂选定大同善化寺普贤阁和朔县崇福寺观音殿作为修缮保护的重点项目，修缮工程的设计文件批准后，迅即进行施工，对于其他适合，有能力进行重点修缮的古建筑遗构则提出建议和具体技术方法，并再次记录现状，提出短期修缮建议和长期修缮保护中需考虑的重要问题。
考古组调查内容
与古建筑组重点突出遗构残损现状的调查与勘测工作的现实性相比，雁北文物勘查团考古组的调查工作则更加注重区域性考古调查的系统性及考古类型分析，重点彰显雁北地区多种文化类型纵横交融的变迁历程。考古组报告分为《考古组旅行日志》、陈梦家：《雁北考古旅行的收获》，王逊《云冈一带勘察记》、裴文中：《大同云冈石佛窟对岸之史前遗址》、傅振伦：《山阴县城南古城勘察记》、阎文儒：《广武和古城堡的汉墓》、裴文中：《浑源县李峪村庙坡之彩陶文化遗址》，宿白：《浑源古建筑调查简报》等八篇，虽为简要的考古调查记录，雁北文物勘查团考古组开创性的重要发现及收获，始自史前时代，迄至汉魏，及至辽金，实为开创性的区域性考古调查。例如，实地调查云冈石窟，以及云冈附近高山镇的史前遗迹，开创建国以来云冈地区石窟寺及史前遗迹考古调查之先；关于山阴县故驿古城、山阴县广武及阳高古堡及古墓的考古调查，浑源李峪村史前陶片与石器的搜集等，陈梦家先生在《雁北考古旅行的收获》一文中有详细论述，本文不再赘述。上述报告运用关注文化构成的区域性与多种文化交融互动的学术视角，剖析雁北地区区域性文化遗产丰富多样性的源流及变迁的研究方法，不仅在当时具有相当的开创性，时至今日，也依然具有显著的特色及其重要的学术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分在雁北文物勘查团考古组的宿白先生，以《浑源古建筑调查简报》为题，对浑源县永安、圆觉二寺的寺史、殿宇(永安寺传法正宗殿)及寺塔(圆觉寺释迦塔)，碑碣匾额(大永安禅师铭)、佛
像壁画等内容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证研究，并对二寺的保护提出了简略的建议。季庚先生早年的这篇著作，广征博采，精于考据，与雁北文物勘查团古建筑组同仁的研究理路相比，则充分体现出其文科专业背景及学术专长。在调查及报告撰写期间，宿白先生多与古建组赵正之、莫宗江二先生通力合作，使这篇调查报告在建筑历史考证、形制特征、雕饰题材，壁画佛像诸方面得以博众长，兼容并蓄。
雁北文物勘查团的宝贵价值
诸如上述考古学与建筑历史研究之间良好的合作互动关系，则是建国初期各学科通力合作、打破门户主见学术风气的写照。正如郑振铎先生在为《雁北文物勘查团报告》作序所言：“(过去)有一部分所谓专家，学者们，往往是门户之见甚深的。谁掌握了‘材料’，谁就是‘权威’。彼此之间，互相嫉视，互相排斥，互相攘夺。彼此各有一个地盘，谁也不允许侵入。形成了各系各派，甚至形成了一种无形的‘门阀’。他们看不见全面，只见到一点一线，不能通力合作，不能彼此打通研究的范围，永远想不到学术是公开的，这在中国科学研究的发展上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并且把持着材料’并不进行研究，更阻碍其他专家学者进行研究。专家们采取了深闭固拒的态度，连望一望他们的‘材料’都是办不到的。至于各个学术机关的合作，那几乎是不可能了，他们是那么壁垒森严的各自独立工作着。但随着人民政权的建立，基本上已打垮了这种传统的不良的作风，干净地扫清了门户之见……一切研究的工作，都是为广大人民服务的，一切研究的结果，都是为广大的人民享用的；一切采集研究的成绩，都是要迅速而公开地传布于广大人民之间的，专家学者们之间，开始怀着坦白而公开的心情，彼此相互合作着，互相帮助着；代替了嫉视的，是亲切的友爱与热情：代替了排斥的，是高度的通力合作的精神，代替攘夺的，是彼此协商，彼此扶持，彼此批评的进步的方式。而各个学术机关也是充分表现着合作互助的精神，充分的对于应该合力以成的工作，无不协力从事，不分彼此，毫无人我之见存在，雁北文物勘查团的组织工作，便是充分地表现着这新的方向与新的作风…这个表现，正象征着新中国专家学者们无限光明的将来。“2008年12月19日，是郑振铎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日，作为晚辈后学，当我们缅怀这位对于新旧文化皆有建树的文化大家、新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与奠基人之时，西谛先生六十年前酣畅快意的文风与作风，中肯真诚的希冀与期望，犹言在耳，而我们做得怎样，又是怎样做的，述及于此，令人感喟!
结语
正如古代先贤所云：“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时至今日本文述及的雁北文物勘查团及其调查报告已经成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史研究关注的研究对象，而当年的考古发掘记录、古建筑勘测数据以及历史照片等，其中蕴涵的重要学术价值，也已今非昔比，不可同日而语。“六十岁一甲子”，新中国文化遗产事业的发展历程 凝结着老一辈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励精图治，跋涉开拓的挚爱深情，和无私奉献，也浸透着一代又一代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的心血和汗水，这是中国文化遗产事业生生不息，繁荣发展的精神动力和宝贵财富。
本文不揣简陋，通过梳理相关文献，钩沉历史，简要回顾了雁北文物勘查团的历史概况，并对其成立背景，人员组成，考察内容，调查报告等方面进行概略的述评。或可藉此为契机，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史研究，以及当下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与实践提供有益的参考与借鉴；也谨以此表达对新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开拓者，先驱者们的敬意。
附注：本文插图引自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局1951年出版的《雁北文物勘查团报告》；图片翻拍及相关文献的收集与整理皆承蒙《建筑创作》杂志社陈鹤、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图书馆理炎女士的大力协助，特此谨致谢忱。
注释：
本文系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2007年度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项目名称：辽代木构建筑大木结构研究。
1参见《文物参考资料1950创刊号～1953年第40号目录索引》，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所藏。
2 中央文化部文物局组织的吉林西团山古墓发掘工作，参加人员除领队裴文中外，尚有历史博物馆佟柱臣，地质调查所贾兰坡及沈阳博物馆李文信，东北师范大学杨公骥 李洵及吉林省文教厅赵儒林 王亚洲等共二十余人。
3 新中国成立之初，察哈尔省辖张家口，大同、宣化三市及雁北―察南―察北三个专区，共三十二县，1952年察哈尔省建制撤销，原察哈尔省辖区并入河北，山西二省。1949年设雁北专区专著驻大同市。辖大同、阳高广灵、灵邱、浑源、应县、怀仁、山阴、朔县、平鲁、右玉、左云等十二县，1952年雁北专区划归山西省管辖。
历史文化考察报告范文第2篇
[关键词]西康；彝区；考察；影响
西康省于1939年1月正式成立，它的出现代表了中国建省史上一段传奇历史的到来。西康所属地，包括康属、雅属和宁属（今凉山彝族自治州）。由于地处边疆、气候恶劣、人烟稀少所以又被称之为“川边”或“川地”。
清代，康藏区域居住的藏族同胞当时被划分为康、卫、藏、阿里四个部落。昌都察雅以东的喀木地区为康，丹达山以西，以拉萨为中心的达赖喇嘛所属地为卫，历史上又称之为“卫藏”或者“前藏”。以日喀则为中心的班禅喇嘛所属之地为藏，或被称之为“后康”。阿里则在最西部的边远山区。康、卫、阿里、藏四部互不统率，各自为营。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卫、藏以及阿里三部被统称为（亦今天的大部分地区）。然而康区则不包含在所划分的范围之内，[1]由于地处边区，交通极其不便，清朝统治阶级也逐渐忽略了对康区的统治，致使许多内地人只知道有藏而不知道康的存在。又由于两个地区的语言、文字、民俗大致相同，所以大部分人们都误以为出了康定地区便进入了。尤其到了近代，康、藏的不分也给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以及国内的一些民族分裂势力带来了可乘之机。一些有识之士鉴于“西康地居西隆，挟制三边，大为国防之重镇，小为滇蜀之屏障”[2]的军事地理位置，和西康地区丰富的物产资源，提出了“开发西康”这一重要举措。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大量国人开始多批次的进入西康彝区考察，如：以团队形式的，1937年马长寿率领的川康调查团、1941年曾昭抡为团长的川康科学考察团、1943年林耀华率领的燕大边区考察团等；以个人形式考察的庄学本、徐益棠、李仕安等[3]，考察内容涉及西康彝区社会各个领域。下面笔者就对国人考察彝区所留史料进行整理分析，简要梳理一下国人对彝区考察的主要内容，以窥视西康彝区的近代社会现状，以期对今天的民族融合提供一些裨益。
一、国人对彝区的考察
西康省地处我国南方，是内地与的交通要道。该地区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民族聚居地，其中主要以藏族为主，但同时也居住着许多其它少数民族。近代，随着西部开发战略目标的逐渐实现，内地各民族与藏族关系逐渐密切。人们对藏族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已经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然而由于历史和交通、信息等因素的影响，人们忽略了西康其它少数民族的发展历程，对这些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生活习俗都不甚了解。特别是地处大、小凉山的彝族同胞。国人对其了解更是微忽其微，可以称之为研究领域的“处女地”。而在帝国主义势力入侵后，各届政府鉴于此地重要的军事位置，国人逐渐进入了该区，开始了对未知领域的探索，并且对该地区的政治、文化、宗教、民族有了初步的了解。以下是各考察者对彝区考察所涉及到的几个主要方面：
1.对康区彝族的地区分布、名称和阶级的考察
入康考察者经过艰苦地实地考察后，对康区的彝族起源作了初步梳理。康区彝族主要分布在宁属，其中以大小凉山为主要聚居区。入康人员在考察期间多为研究居住在大小凉山的藏缅族系夷族文化。由于汉族人民对少数民族缺少了解，历史上多称广大彝民为“蛮子”、“倮”或“倮族”[4]。然而彝族并不这样称呼自己，他们自称其民族为NOSU，“黑夷”亦称曰NO。随着汉彝两族人民相互通好，交往的加深，汉人对彝族同胞的称呼也逐渐发生了变化，由起初的“倮”、“蛮子”逐渐转变为“夷人”或尊称为“夷家”。
在入康国人所存资料看来，康区彝族划分为两大类，即生夷与熟夷。生夷即是受汉族文化影响较少，迄今仍然存在宗法组织，维护有氏族部姓氏为卑位的夷族人民，我们可以将其细划分为“黑夷”（贵族阶级）、“白夷”（平民阶级）、“娃子”（奴隶阶级）三个阶级。考察者发现，夷族社会中有着严密的等级制度，“黑夷”是永久的统治者，而“娃子”则是“黑夷”的终身奴隶。“娃子”除了平时帮助“黑夷”做家务、下地劳作之外，其人生所有权也是“黑夷”财产的一部分。夷区存在这样一种等级制度，实际上是他们处于奴隶社会这样一种特殊的社会制度下的具体体现。而熟夷则是受汉族文化影响较为严重，生活与习惯已经汉化的一部分夷人。
2.对彝族社会生活各方面的考察
对彝族之氏族、家族制度的考察。据考察记载，夷族地区，氏族与家族是主要的成员单位。氏族主要是由同一血系的父系祖先延续下来的后裔组成，他们是夷家地区最有规模的组织。在氏族内部可以划分为许多支系，支系与支系之间又存在着不同。氏族之中存在一个领袖，他主要是以掌管氏族内部事宜，调节氏族内部纷争，维护本氏族的利益。氏族领袖掌握着该氏族的政治、经济、军事等特权，他在氏族中享有绝对的权威。经考察得知，夷族地区还存在一种比氏族更小的成员单位，那就是家族。家族是关系最为密切的亲属间组成的团体。一个氏族部落往往由若干个家族组成，一个家庭的成员主要包括一对夫妇，以及未婚的儿女。儿女长大成人后则离开家庭，自行修建房屋成立新的家庭。而在一个家庭中又存在主奴之分，那是由于“娃子”不被承认为家庭的组成部分，不在亲戚关系之内。
同时，考察者还对彝族住房及其周边环境、彝族人民的头饰、服装特点、彝族人民的劳动、就餐状况、彝族人民的婚姻与丧葬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考察。
3.彝区的风俗与文化
据考察者所留史料记载，彝族是我国历史悠久的一个少数民族，它在我国的历史上已经存在了上千年。彝族人民的聪明与智慧创造出了该地区独特的文化。他们的存在与发展为我国华夏文明的传承与延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据入康人员留下的史料记载，在彝族文化中，极其重要的纽带就是夷族人民历代以来形成的社会特点――“冤家”。在彝人中，冤家之间的打斗极为普遍。它不仅对该区政治、经济造成影响巨大，而且还影响着该地区的文化、教育、日常生活等诸多领域。家族与家族、氏族与氏族之间以及氏族支系之间，都存在着打冤家，它们已经成为彝族地区重要的一种文化枢纽。
4.彝区的宗教与巫术
入康人员经长期考察得知，彝族地区，宗教与巫术是分不开的。在彝区主要的宗教是佛教，（11）而迷信的主要表现形式则是巫术。宗教与巫术混为一体，二者互为发展。它们都是对付超自然的，两者没有明显的界限。
5.对汉彝关系的考察
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由于环境、文化的不同，民族间难免存在着斗争与磨擦。在汉族人民与彝族人民之间也同样存在着相互斗争与相互融合的历史阶段。
据考察者所记载，对汉彝之间的矛盾分析是：彝家地处高山地段，交通不便，人民生活困苦。且彝民体格强壮，善于骑射，掠夺成性，所以彝人频繁入侵汉族，时常攻城掠货，造成汉族地区严重的经济损失。而汉族地区不断派遣兵力给予回击，多次组织军队对该区人民进行围剿，这样更加深了两族人民的矛盾。从而汉彝边区居民无论是政府与政府之间，还是个人与个人之间都存在着磨擦与矛盾，关系较为紧张。
6.对彝区的自然地理作了考察
考察者们结合所学专业，对彝区的气候、地质、矿产、生物、农业等进行了考察。在彝区考察了煤矿区、铜矿区，还采集了各种各样的动植物标本。
二、国人对西康彝族考察的影响
到了近代，随着西康战略地位的凸显，开发西康提上了日程，国人开始陆续地进入西康考察，特别是到了20世纪30、40年代，国人进入西康考察达到了高潮期。伴随着对西康彝族各种考察成果的问世，西康彝族也逐渐被揭开了神秘的面纱。这些考察行为和成果对西康彝族，乃至整个西康，都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1.逐渐改变了西康彝区“文化边疆”的现状
“康、藏僻处西陲，中土之人，莫说发愿前往考察，退求其次，想读一本较为翔实的书籍，从而了解一些那边的情况，亦复难得。”[5]对于康藏，国人对其的了解尚且如此，更不用说西康彝区了。西康彝族聚居区大小凉山位于川康滇三省之交，“在国防的观点上说，她根本是中国的腹地，但十多年来国人之谈边疆问题的，都要提到大凉山，便使人们想到‘蛮荒瘴野’一类的字句，这完全是因了大凉山四周住有将近二百‘倮族’的关系。……她们一向保持其固有的文化，因之有称之为‘独立倮罗’的，有称之为‘中华民族之铁豆’，因为他们具有独特的文化，而这个文化用现代的眼光去看，又是落伍的，于是这块腹心之地，就被列入边疆了。”[6]由此可见，交通不便阻碍了国人进入该地区，阻断了民族之间的交流与沟通，使内地人对其无法了解，使西康彝区成了“瘴野”之地；而文化落后使西康彝区成了“蛮荒”之地，这样西康彝区也就被迫列入了中国边疆的范围之内。
在民国之前，“关于倮族的整个报告，不要说‘昔人载籍能明著罗罗之全部情状者，可谓绝无，’（刘文辉先生语）即在民族学较发达之现代中国，亦系仅有。”[7]因此，20世纪30、40年代大量国人进入西康彝区考察，在西康彝区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他们对西康彝族的政治、军事、民族文化等的考察，使这一神秘地带开始被国人所了解，这种“文化的边疆”现象因为其独特文化被国人所知晓而正在逐渐改变，转而成了抗战的重要复兴地之一。
2.考察成果具有很强的实效性，为当局治理西康宁属、治理西康提供了依据
国人历尽艰辛，克服重重困难，进入西康彝区考察，所获得的资料是珍贵的，是一部部实地考察的史料。林耀华就曾道：“凉山夷家是一部实地考察报告，依据作者亲自搜集的材料，叙述以家族为中心，当然关联到与家族有关的其他方面的生活，不是如此即将流于概况调查，不能深刻表现生活的内容。”[8]考察者们大多是怀着很强的时政感而去的，希望通过自己的实地考察能为当局或汉彝关系的改善起到促进作用。正如李景汉在《凉山罗罗的氏族组织》提到“时至今日，无论是为建国，是为学术，我们都迫切的需要裸的事实，作吾人理论的真凭实据。”[9]光电在给《大小凉山之夷族》题词时就道：“大小凉山有百万以上的彝胞，他们的心理值得同情，他们的前途值得重视。一切的设施，必须因时、因地、因人、因事，以收事半功倍之效。我认为《大小凉山之夷族》一书，是彝族实情的缩影，请拿来伦边政设计的重要根据吧！”[10]同时，光电在其著作《倮情述论》自序中也谈到写作目的：“即求国内人士之同情与纠正，作本人将来努力研究与工作南针，以期理论为工作之指导，宏其效用。工作为理论之实验，求其正确，而有裨边务之进步。”[11]可见，考察者们对西康彝区的实地考察，对当局治理彝区提供了真实可靠的史料依据，使当局能真正秉承因地制宜的原则，治理彝区、开发彝区，为建设抗战大后方提供了条件。
作为记者和民族工作者的庄学本于1938年11月至1939年7月，在宁属的十二个彝族村落考察后撰写了《西康夷族调查报告》，对彝族的政治、教育、交通、宗教、习俗等作了全面地介绍。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对此报告就曾提到：“余在民国十六年接防西康以后，即先以调查为重，以求知其情状，故在二十七年建省委员会接收宁属时乃惩前毖后，决取同化政策。……上海庄君学本对边地情状素极留心，足迹遍青康各省，前年赴宁属考察，初意本不在夷务，以其学养有素，对夷务独能深入，以八月所得，成夷务调查报告一巨帙，识见精到，叙述详瞻，循览既周，巨细毕见。其整理夷务两原则与军事政治文化各办法，尤与余若符契，得此而得治夷之道愈有以自信。”并责令刊印，出资流布，“其有裨于后之经边者当尤不少也”。[12]由此可见，各考察著作对当局治理彝区、开发彝区的重要性。
3.沟通了汉彝关系，消除民族隔阂，有利于民族团结，为当时抗战大后方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随着近代中国边疆危机的加深和西康地位的凸显，西康宁属这一资源丰富、民族关系复杂的地区在“开发西康”的大背景下其地位显得尤为重要。庄学本曾提到：“宁属宝矿蕴藏富厚，地面平广，气候温和，人口众多，已经一致公认。在现阶段他不仅是西康的生命线，尤其是抗战建国中的一个重要据点，所以夷务的处理，目前确是最重要的工作。”[13]由此可看出宁属在西康的重要地位，而宁属彝区的开发和民族关系的处理是其中最重要的工作，其关系到“抗战建国”的大局。李仕安也谈到“凉山夷务问题，不管在学术的研究上看，抑或在国家民族应该统一团结的观点上看，都是值得注意的问题，抗战期中，滇西、黔西相继吃紧的时候，敌人会一度挑拨西南夷族与汉族的感情”[14]，由此也可以看出，凉山彝务、汉彝民族的团结对抗战有着重要的作用。
而宁属彝汉摩擦自汉代以来，大小冲突几乎每代都有。这种摩擦的最大原因，据考察国人得知：即是民族间少有沟通，造成民族隔阂、民族歧视而来。[15]而考察者进入西康彝区考察，他们本着民族平等的原则，身体力行，在彝区与彝族同胞们建立起了良好的关系，构架起汉彝民族沟通的桥梁，同时各考察者对西康彝区考察后的各种著作、报告等对民族间的沟通和交流提供了条件，并在处理民族关系方面提出了一些建议和措施，正如《康藏行・序》里所言：考察者们“用正确观点，具体介绍千百年来被隔阂着西南大片土地，使我们由认识而重视，进一步担负起沟通开发的任务。”考察者们的考察行为和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民族隔阂，有利于民族团结，使其在面临外敌入侵时能共同抗敌，真正“以完成彝汉一家的大业”。[16]
总而言之，西康省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省份。它对于我国防御外敌的入侵，打击民族分裂势力，维护祖国统一，促进民族间的融合与团结，都起到了重大作用。而西康彝区是“开发西康”、建设“抗战大后方”的重中之重。19世纪30、40年代国人对西康彝区的考察，非常详细，涉及到西康彝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当局治理和开发西康，对建设“抗战大后方”，对西康彝区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等都有很大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在民族团结和“西部大开发”这一背景下，早期的考察成果有利于党和国家了解该地区的实际情况，根据这一实际情况，实事求是的制定科学合理的战略目标，真正实现民族的大团结与繁荣。
注释：
[1]傅嵩林：《西康建省记》，四川：四川官印刷局排印，1912年，11.
[2]杨仲华：《西康纪要（上、下）》，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4.
[3]详见：曹春梅.民国时期国人对西康的社会考察及影响[D].四川师范大学，2006年.
[4]李仕安：大小凉山与倮罗，边政导报，第13、14、15、16号合刊，1948年9月30日出版。
[5]谢天沙.康藏行.上海工艺出版社，1951年2月初版，1.
[6]李仕安：大小凉山与倮罗，边政导报，第13、14、15、16号合刊，1948年9月30日出版。
[7]徐益棠.《西康夷族调查报告》书评，西南边疆，第13期，75.
[8]林耀华.凉山夷家.商务印书馆，1947年5月出版，序。
[9]李景汉.凉山罗罗的氏族组织.边政公论，第一卷，第三、四期，23.
[10]毛筠如.大小凉山之夷族.1947年，四川省政府建设厅印行。
[11]光电.倮情述论.开明书店，1943年9月。
[12]庄学本，西康夷族调查报告，绪言，西康省政府印行，1941年5月。
[13]庄学本，西康夷族调查报告，西康省政府印行，1941年5月，173。
[14]李仕安：大小凉山与倮罗，边政导报，第13、14、15、16号合刊，1948年9月30日出版。
[15]参见：庄学本，西康夷族调查报告，西康省政府印行，1941年5月，171。
[16]庄学本，西康夷族调查报告，西康省政府印行，1941年5月，177.
历史文化考察报告范文第3篇
作为教学一个重要的环节，作业一直被认为是课堂教学的延伸和补充，是教师用来衡量自己教学效果的一种重要手段，也是巩固和深化知识的一种有效方法。现代的教学，越来越重视学生素质的全面提高，尤其是学生非智力因素的提高，而学生做作业的过程，也是培养其非智力因素提高的一个重要途径。但是在传统的历史教学中，作业的形式基本以机械抄袭和死记硬背为主，禁锢了学生的创新探究潜能，甚至有很多时候作业流于形式。因此，在新课程教学的实施中，作业的形式和作用也应发生相应的变革。
历史是活的，历史教育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让后人少走弯路，以史为鉴，指导未来，所以通过教学和作业方式的改进，使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使学生有按自己的独特角度审视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相对权力，将教科书作为学生研究的材料，创设多点“历史机会”，在布置作业时竭力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允许学生创造性的思考、评价、分析、总结能力，培养学生学会建构知识体系，学会整理、归纳、创新能力，培养具有综合素质的人才，真正完成历史学科独特的育人作用。
课题名称的界定和解读
《中学历史作业的创新研究》
关键词：中学历史、作业、创新
《中学历史作业的创新研究》是对反思现在历史教学中作业布置现状的基础上，结合教学实践对历史作业的实效性和创新性进行思考和优化改进，以期达到使作业真正起到培养学生能力。的目的。“作业创新”的探索与“实践效果”为研究的重点。
这次研究主要立足我校课堂观察合作体的研究实际，结合我所带班级在历史教学中的实践与思考进行研究，通过尝试性的改进历史作业的形式等实践，观察实施效果，同时结合一些教育专家的相关教学理论与经验，进行实践、探索和思考。
课题研究的步骤和举措
研究目标：通过对历史作业创新的实践，以期探究实现“逐步培养学生探究性阅读和创造性阅读的能力”、“多角度的、有创意的思考历史”的能力，力求通过科学的引导以期达到培养学生创新能力，提升学生综合素质，优化学生思维方式的目的。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过程中，不断反思和总结，以期形成比较成熟的教学思想。
研究方法：问卷调查、归纳分析法、案例分析、反思优化等方法。
研究步骤：本课题研究时间为一年，研究的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阶段：准备阶段(2018年7月——2018年9月)。了解国内外已有的关于本课题的相关成果，结合教学实际，设计本课题的研究思路，完成课题开题报告。
第二阶段：课题实施阶段(2018年9月至2018年1月)。通过自我教学实践，并与我校课堂观察合作体教师相互合作，设计问卷调查，了解学生对待历史作业的态度、设想、建议等，
根据学生的建议和教学内容设计新的作业类型，运用到教学实践中，总结梳理历史作业的类型，并在研究过程中以多样方式呈现研究成果。2018年1月30日前，及时上传研究中期报告。
第三阶段：总结提升阶段(2018年3月至6月)。将实践中的结论和思考进行整合，将实践过程进行整理、修改，在教学实践中不断验证、反思和完善，从而形成具有借鉴意义和推广应用价值的研究成果，并如期完成结题报告。
课题成果的预期和呈现
课题成果的主件为结题报告，同时应形成：
1. 关于“中学历史作业创新”课题研究的相关论文;
历史文化考察报告范文第4篇
关键词：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改革；路径探索
作者简介：黄诗玉（1959-），女，四川宜宾人，宜宾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四川宜宾644000）
基金项目：本文系宜宾学院2011年度教学改革立项项目“高校《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实践教学改革问题与对策”（课题项目批准号：JG112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2）07-0063-01
根据2005年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全国高校统一开设了4门政治理论必修课，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现已改为“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1]“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在这一次改革中走进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堂，怎样将学生中学时已经学过的这部分历史知识加深巩固，而又不能等同于简单的中学历史课的重复，这对承担该门课的教师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因此笔者探索走实践教学路子，培养学生动手、动嘴、勤于思辨的能力及提高其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本文拟就近几年对该门课程教学及改革的思考和实践所作的一些探索，进行分析整理，以求教于同仁。
一、“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设置的重要地位和现实意义
邓小平在《用中国的历史教育青年》一文中曾指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提出的理想与我们的不同。我们讲的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而他们却提倡资本主义理想……这个历史告诉我们，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青年人不了解这些历史，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2]“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设置的目的就是使学生们通过学习后，认识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其内在规律性，“了解国情、国史，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是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2011年10月18日，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更是突出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设置的现实意义。《决定》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要“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实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普及计划，加强重点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建设，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加强和改进学校思想政治教育”。[3]
《决定》还指出：要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所谓的文化自信，是要对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充分自信，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创造的革命文化要充分自信，包括从我们现在倡导的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一直到我们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红岩精神、抗震救灾精神，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造的革命文化，要充满自信。”[3]今天的大学生则是文化自信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以高尚的长征、延安、红岩精神塑造人，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光荣职责和使命。
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无疑是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鞭策，也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增强了教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二、“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改革路径探索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是在这一次改革中走进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堂，课时少，但又不能进行满堂“灌输”，走实践教学的路子势在必行。为此笔者作了以下改革。
1.课时分配和考核方式的改革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尽管课时少，每周只有两节，但笔者还是拿出一定的课时进行实践教学，因此在课时分配上：大部分时间为课堂教学，拿出三周安排学生实践教学；在考试成绩计算上，加大实践教学和平时作业的考核成绩比例，占总成绩的50%，期末考试占50%。
2.课堂教学内容改革
采取多样化的教学形式。一是专题讲解，由教师精讲；二是学生阅读文献分享，指定学生阅读《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每一章后的参考书目文章，如阅读梁启超的《变法通议》《少年中国说》，张之洞的《劝学篇》等，分享所阅读的文献产生背景、主要内容及自己阅读后的感想，由学生制作PPT上台讲2～3分钟，占平时成绩的10%。
3.实践教学路径的探索
（1）教师带学生外出红色教育基地考察。主要是由思想政治理论课学科组派教师带学生实地考察。一是到建川博物馆实地考察（中流砥柱馆、正面战场馆、不屈战俘馆、川军出川抗战馆等），使学生对中国抗战两个战场的作用和地位有进一步的深入了解。二是到李庄抗战文化中心考察，通过对内迁李庄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营造学社、中央博物院、同济大学，以及前来李庄的一大批文化人，如傅斯年、梁思成、林徽茵、罗哲文、李济、陶孟和、童第周、董作宾等学者考察（对他们在李庄治学等的考察，展示大师们丰富多彩的治学人生），让学生们了解中国抗战文化中心的形成和中国人文精神为什么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仍然得以传承。三是到重庆白公馆、渣滓洞考察，使学生们了解英烈们为信仰而捐躯的红岩精神。
这种实践教学的方式参与学生很有限，每个教学班选派1个学生为代表去考察，回来向全班宣讲，作考察报告。这是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一学期中组织1次，目的是利用红色资源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这一考察形式是将红色资源转化为教育资源的重要手段。
（2）学习小组进行近现代史相关课题研究的教学实践模式。课题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增强学生了解中国近现代史的信息和学术研究动态，调动他们学习该门课程的积极性，锻炼怎样做课题的能力，培养创新意识。实践教学中的创新做法有两点：
1）分小组完成课题研讨，每个学生落实承担一项任务。把学生们分成学习小组，大约10人1组，每个小组探讨研究1个课题。为了避免有学生搭便车的情况，要求每个成员都要承担一定的任务，对每项任务提出明确的要求。如要求确立研究课题题目的学生收集资料，为什么要探讨此课题，学术界对此课题有哪些不同的观点；对收集该题目的资料和图片的学生要求资料紧扣研究课题，资料丰富、来源真实可靠，注明资料出处；对撰写整个研究课题的讲稿的学生要求将资料、图片进行整理归纳，撰写内容逻辑层次清楚、有论有据，紧扣主题；对将整个课题制作成幻灯片的学生要求逻辑层次清楚、题目序号无错、色彩协调、图片美观；对代表本小组向全班讲解研究课题的学生要求表达能力强、逻辑层次清楚、普通话标准；对回答全班同学或老师对本课题相关的问题的学生的要求是（要了解本课题的更多资料，做好准备）回答准确，引用材料较多，准备充分。全班同学可以结合提问开展课堂讨论。实践教学实施后，收到比较好的效果。
学生课题实践研究考核检查方式：实践教学成绩共占40%。由学生完成部分和小组完成课题PPT两部分构成。每个小组派1人为全班同学展示其小组的课题研讨内容，占实践教学成绩的10%，个人承担课题研究任务占30%。
2）学生学习小组自选课题后做开题报告。在实践教学中也常遇到一些问题，即每个学习小组自选研究题目后直到期末上讲台展示课题课件时教师才知晓，其所选题目过大，逻辑性不强等问题呈现出来，且中途学习小组怎样开展课堂研究实际上处于无指导状态。教师分组布置实践教学任务后，怎样加强指导学生进行课题研究？为此笔者作了一个新的尝试，即每一小组选题确立后在全班作研究课题的开题报告。
每个小组派一人，将选题开题报告制作成PPT，上讲台作小组课题讨论的开题报告，其内容包括选题的意义、研究课题提纲及计划、小组分工情况等。
开题报告的目的有以下几个：一是教师对所布置的实践教学做一个初期检查，了解学生分工情况，防止学生没有开展工作，拖延至期末匆忙选题应付了事。二是教师对学生所选题目进行指导。如题目是否新颖，是否符合贴切实际，题目是否偏大，题目是否与其他小组重复等等。针对存在的问题教师提出有益的建议，如本期有的班级学生所选题目是古代史内容，远离“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目的，教师要指导学生换题目。还有的选题过大，都要求其换题目。
上述实践教学的尝试，使实践教学在教师指导下有序和保质保量完成，从而达到预期的实践教学目的。
三、结束语
高校“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教学改革起步不久，其实践教学的路径和模式是多样化的，为了适应国家和教育部以及新形势的要求，相关教师只有不断探索适合本校校情的实践教学路径，增强课程的感染力和说服力，才能应对新的挑战。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Z].2005.
历史文化考察报告范文第5篇
作为六朝古都，南京的文物可谓遍地都是，随便一锹挖下去都有可能挖到一座古墓。今年3月底，南京雨花区某施工单位在未经考古勘探发掘的情况下违规强行施工，导致5座六朝墓葬被破坏。不久前，南京市文化综合执法总队对六朝古墓被毁事件做出50万元的行政处罚。
“这也是南京针对破坏地下文物行为开出的‘史上最重罚单’。”7月4日，南京市秦淮区检察院检察长朱赫告诉记者，随着近年来南京破坏文物事件多发，南京市秦淮区检察院开始在保护历史文化方面下工夫。今年6月4日，秦淮区检察院牵头举办了秦淮区历史文化司法保护论坛。
“从今年开始，我们要努力打造秦淮区历史文化保护新高地。”朱赫告诉记者，目前，秦淮区检察院已成立夫子庙―秦淮风光带检察服务站，出台《服务夫子庙-秦淮风光带景区实施意见》，并搭建了一个多方参与的历史文化保护平台，使检察工作在景区立足生根。
文物破坏案件频发
“江南锦绣之邦，金陵风雅之薮”。南原秦淮区地处南京主城南部，自古以来文人荟萃，商贾云集，文化底蕴厚重，各类遗存众多，历史名人辈出，被誉为是古都金陵的起源，南京文化的摇篮。
2013年2月，新的行政规划后，原秦淮区与白下区合并，组成新秦淮区。原白下区坐拥各类古建筑、古遗址，历史文化也十分丰富。合并后，浓厚的历史文化成为新秦淮区的一大特色。据了解，新秦淮区现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60处，其中部级3处，省级17处、市级23处、区级17处。
“经过前期调研发现，这些历史文物的保护现状令人担忧，不仅破坏文物的现象偶有发生，还存在行政机关多头管理，违法行为管理职责不明、责任追究不力，历史文化街区改造中的职务犯罪常发，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不畅等多种问题。”朱赫说。
2009年8月12日，南京市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瞻园）门口一尊清代文物――石狮被东部路桥公司的施工车辆撞倒断裂，车辆驾驶员承担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
“这两起事故，我们检察院都直接参与事故处理，也发现在文物保护方面的一些问题。”朱赫介绍说，“瞻园石狮子受损事件”发生后，秦淮区检察院便发出了督促书。我们的办案人员发现，由于文物鉴定机构与司法评估资质脱节，导致江苏省内没有一家具有文物司法评估资质的鉴定、评估机构，“这不仅造成省内文物专家对我省文物司法鉴定无发言权，而且直接影响省内文物的司法保护效果”。
为评估被撞毁损石狮的价值，江苏省文物局出函委托江苏省文物保护专家组鉴定为明清时期文物。南京博物院为该石狮出具复原修复的经费概算为200970元，不包含文物损伤费。南京文物公司评估证明受损石狮目前市场价值估价为60-80万人民币，江苏省文物保护专家组进一步评估该石狮的价值损失至少应在40万元。
最终，南京市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最终按照江苏省文物保护专家对石狮的评估价值诉至法院，要求东部路桥公司赔偿文物修理费200970元，文物损失费400000元。
但在案件审理中，被告东部路桥公司对于原告提供的评估鉴定结论有异议，以“原告方的鉴定委托程序混乱，鉴定机构无相应资质”为由，申请对受损石狮的年代、市场价格、价值损失及修复费用进行重新鉴定，以明确原告的具体损失。
秦淮区法院同意被告东部路桥公司提出的重新鉴定、评估的申请。经查询江苏省高级法院关于评估、鉴定机构名册，未发现省内具有对文物进行司法评估资质的鉴定、评估机构。于是秦淮区法院指定并委托河南珍宝艺术文物书画司法鉴定所对受损石狮的修复费用、财产损失进行重新评估。由于该司法鉴定所为河南省司法厅批准设立，并报司法部备案，鉴定业务范围为：艺术文物司法鉴定和书画司法鉴定。该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结论为：受损石狮修复费用为15万元左右，文物损失贬值费应在20万元左右。河南珍宝艺术文物书画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被区法院作为定案依据。
2011年7月8日，秦淮区法院判决东部路桥公司赔偿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损失348000元。
“文物本身作为不可再生资源，其影响力、艺术性的损毁是无可挽回的。”“瞻园石狮子受损事件”中，两家文物鉴定机构的评估价相差了25万余元，让朱赫感慨万千，他意识到，强化文物和艺术品司法评估机构建设已刻不容缓。
2012年，一家公司的法拉利跑车在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南京中华门城堡上进行“漂移”，被媒体曝光后引起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响，经过调查，这项商业活动经过中华门城堡管理所的同意，但是未经过南京市文物局的审批。
此事引起了秦淮区检察院的关注，随向其主管单位发出了检察建议，要求立即停止可能影响文物保护单位安全的活动，及时依法处罚相关责任单位和人员，挽回国有文物损失。
“瞻园石狮子受损事件”和“中华门瓮城法拉利漂移事件”，都曾在当地引起过热议。历史文化保护的问题，也在这两起文物破坏案之后，进入朱赫的注意视线中。
现行历史文化保护的检察触角
朱赫考虑的首要问题是，作为检察机关，对于历史文化保护，他们能做什么。秦淮区检察院曾以夫子庙历史文化街区为样本，作了关于历史文化保护的检察保护调查。
对历史文化街区的检察保护，一方面体现在处理历史文化资源开发管理引发的纠纷案。调研显示，经过多年经营，夫子庙景区已成为秦淮区的品牌和形象，与此同时，由于各级行政管理部门存在职能衔接不畅等问题，导致历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中，各类民事纠纷和刑事案件不断发生。
据秦淮区检察院刑检部门统计，每年办理的涉及夫子庙等景区的刑事案件均在数十件以上，案件集中于盗窃、故意伤害、寻衅滋事、聚众斗殴等诸多方面，其中一部分案件是由于管理分散、执法力量不足、资源要素配置不充分造成的。如2012年11月的一个周末，马鞍山游客力某一家三口和上海游客相某一家六口，在夫子庙西牌坊大转盘处，为争抢出租车发生纠纷，在互殴过程中一人受轻伤。
历史文化街区改造过程中的职务犯罪案件，也是检察机关发挥作用的重点。据了解，近年来，秦淮区加强了对该区门东门西历史文化保护改造工作的力度，老门东、愚园、秦淮河河房等一批古建筑得到保护和修缮。国家为此投入了巨额资金用于文物保护的改善民生，但一些贪腐案件也因此滋生。
调研显示，近两年来，秦淮区检察院共查处了十余件拆迁和城建领域的职务犯罪案件，占整个区职务犯罪案件的一半以上。如区城镇综合开发总公司动迁员王某某贪污案，风光建设综合开发公司动迁科长杨某贪污、受贿案，红花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方某某受贿案，区拆迁办傅某受贿案，区房地产开发公司陈某某受贿案等，上述人员均是在拆迁过程中利用职务便利，贪污房产或者收受有关人员的贿赂。
“也有一些历史文化破坏现象，是目前检察触角很难延伸到的。”朱赫有些遗憾地说。
朱赫所指的主要是城市规划带来的历史文化破坏。据了解，南京明城墙内老城约为40平方公里左右，未改造的仅剩2平方公里左右，在城市现代化和老城改造过程中，城南的历史街区仍然面临被拆除的困境。
记者了解到，1994年后的七八年里，城南金沙井、百花巷等传统民居保护区被破坏，2006年至2009年，南京市政府着手对秦淮河沿岸的安品街、牛市-颜料坊、船板巷、钓鱼台、门东、门西、南捕厅等历史街区进行拆迁改造，先后拆毁颜料坊、牛市、秦淮河两岸大量珍贵的河房以及南捕厅不少历史建筑。
朱赫介绍说，从新的《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看，秦淮区仅有门东、门西两片传统民居群划作保护片区面积，还不到明南京城的几十分之一。“这样的保护范围和力度与南京历史名城的地位有很大的差距。同时，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丰富的地下文物遗存正受到严重威胁，一些部门和单位盲目施工，导致地下文物遭到破坏的事件时有发生。”
打造历史文化保护新高地
我国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起源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梁思成先生提出的保护古建筑物的位置部署秩序和整个文物环境的观点。随着改革开放，我国在重视历史环境保护的国际潮流影响下，保护古城的思想逐渐形成。
目前，我国逐步建立起了以文物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保护区为核心的多层次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和一套比较完整的关于文物、历史名城和历史街区保护的法律法规。而南京市作为国务院公布的首批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改革开放30 多年来，其对历史文化的规划与保护从未停步，1984 年编制了《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此后，又陆续制定出台了《南京城墙保护规划》、《南朝陵墓石刻保护规划》、《明孝陵保护规划》等8部规划，2010年又制定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为保护南京的历史文化资源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在秦淮区检察院郭月芳看来，尽管对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出台的规定不少，但法律保护整体现状令人担忧。她举例说，现行法规文件的内容往往以明确保护的对象、保护的内容与方法为主， 而对保护运行过程中具体管理操作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规划却十分缺乏， 如保护中具体范围的确定方式、保护管理的机构设置与运行程序、监督反馈机构的设置与运行程序、保护资金的来源与金额比例以及违章处罚规定等均无具体规范。
“这就放松了法规在执行过程中自由裁量的范围与尺度， 加上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本身涉及问题的复杂性， 造成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法规的执行存在相当大的弹性与出入。”郭月芳补充说。
“历史文化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保护，但近年来，检察机关如何更好地参与社会管理、提升执法公信力也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保护历史文化和检察职能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朱赫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