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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内容摘要：公共性是人与人之间共在共处、共建共享的特性，是文化的本质特征。文化公共性是社会和谐的重要机制保障。社会发展与巨变引发乡村文化价值冲突和认同缺失，乡村文化“公共性”在农村现代化建设中遭遇着消解的命运。理性面对和科学研究乡村文化“公共性”消解现象，探索和研究乡村文化“公共性”再造的意义及其原则，成为当代中国乡村文化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乡村文化 公共性 消解 再造
乡村文化“公共性”消解加剧
（一）乡村家庭结构解构
伴随着我国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乡村社会问题逐渐严峻。据资料显示，离婚率急剧上升、共有5000多万“留守”少年儿童、4000万人的空巢老人、4700万人的留守妇女（刘强，2012）。这是乡村传统家庭结构拆离、生活方式异化的现状。
农民的大规模流动，导致家庭离婚率攀升，部分县、乡农民离婚率已高出全国平均水平。“工业化和其他社会经济的变迁，使得家庭的生产功能等被剥离或削弱，成为一个脆弱的组织，从而降低了促使其成员产生认同的凝聚力，而离婚正源于家庭的衰弱，它不再被认为是个人生存所必需的”（文森特，帕里罗等著， 周兵等译，2003）。从社会发展角度分析，离婚的实质是传统乡村家庭影响力的减弱。
伴随着农民离婚率的急剧上升，传统家庭道德生活趋向瓦解，首先是孝道衰落，其次是性解放和性自由冲击着原本稳定的夫妻关系。传统农民婚姻家庭一贯的稳定形态、农民的性观念、婚姻观念、家庭观念和养老观念发生深刻变化。数千年来相对稳定的小农家庭受到剧烈冲击，在基础结构层面颠覆着乡村社会，乡村文化赖以繁荣和发展的根基—乡村家庭解构趋势加剧。
（二）村庄公共舆论瓦解
文化的每次变迁都在公共事务和私人事务的含义中留下一个新的积淀层。转型期我国农村文化变迁所遗留的“新的积淀层”，显然是乡村文化“公共性”的消解。
“舆论压死人”在传统的熟人社会发挥着规范人们行为的作用。一旦人们感受到了“人言”的“可畏”，舆论惩罚的威摄力就生效了，个体在公共领域做事情也就有了“分寸”。当下农村，话语由“原来的集体指向转换为个体指向，一切以个体自身的利益最大化为旨趣”（吴理财，2011），公共舆论逐渐去公共化，人们行为的影响越发显得乏力无效。
“没有了公共舆论，也没有了对村庄公共舆论的顾忌，村庄的公共性和伦理性不但日益衰竭，村庄本身也越来越缺乏自主价值生产能力”（吴理财，2011）。在认同日渐减弱的村庄，公共舆论失去了原有的震慑力，道德失范行为层出不穷：年轻人抛弃父母、虐待老人，村干部贪污成风与乡村“拳头势力”联合在一起，这无疑是乡村文化“公共性”式微或消解的最佳注解。
（三）农民互助精神减弱
改革开放以后，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及农村基层治理的重大变革，加速了传统乡村文化“公共性”消解，反映到个体身上就是公德的缺失。农民只强调个人的权利，却无视应有的义务与责任，最终沦为“无公德的个人”。“无公德的个人” 私欲的无限膨胀最终导致农村互助精神的减弱。血缘关系虽然在维持村落秩序方面仍有作用，但利益逐渐成为决定村民关系的最大砝码，利益作为影响村民关系的因素已超过传统因素。农民互助精神在乡村人与人关系的疏远与理性中淡化。
农民的功利化使得传统农民互助精神走向瓦解。由于各种理性计算因子渗透到农民的现实生活，促使其行为充满变数，而无法对农民互助的瓦解进行有效预期。在当下农村，无论是农业生产还是日常交往都难以形成有效合作，传统的农邻间互惠换工、帮工、互助形式已经不复存在，乡村人际关系变成了待价而沽的交易关系。同时，个人利益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公共事务陷入了“越是集体的越少有人关注”（吴理财，2012）的自利经济学陷阱之中。
乡村文化“公共性”消解是乡村农民互助精神减弱的关键因素。乡村文化失去了既有的内在聚合力，利益成为彼此联系的纽带，金钱逐渐成为决定人际关系的重要砝码。这种乡村社会的异化，实际上是乡村文化“公共性”消解的一种表征和映射。
（四）村庄共同体解体
在乡村社会转型之际，乡村日益凋敝。随着农民流入城市，乡村常住人口缩减，出现大量“空心化”村庄，留守妇女、空巢老人成为劳动的主力军。由于这部分劳动力文化素质偏低，且受传统观念影响，对运用新技术缺乏热情，致使新技术在农村推广较为困难，众多农村出现撂荒现象。
乡村作为社会共同体的色彩在人与人关系的疏远和理性化中逐渐淡化。乡村文化“公共性”消解使村庄很难在一个日益开放的社会中保持其稳定的吸引力，乡村社会凝聚力在不断消减，乡村文化缺乏活力与影响力。
乡村文化“公共性”再造的必要性
（一）传承中华文化的必然选择
伴随着我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乡村文化“公共性”消解加剧。从中国五千年乡村文明为根基来看这一历史趋势，“让农村消亡的中国城市化不是历史的必然，而是历史的走偏。我们正在终结的不是一个被定义为落后、愚昧的农村，而是正在斩断中华五千年文明之根”（张孝德，2011）。乡村文化是维持乡村秩序的基础，乡村文化“公共性”的消解使乡村秩序失去了理论基础，没有理论做支撑的乡村秩序是难以为继的。
“农村的衰败，不仅仅是资源的外流，更重要的还有既有伦理、价值体系的崩塌”（贺雪峰，2008）。如果放任乡村文化“公共性”消解，就等于自己割断了机体的大动脉，如此一来，就会动摇农村社会稳定之基，无异于慢性自杀。当下进行的农村文化“公共性”再造的实质，就是重新确认乡村文化在整个乡村社会的价值和地位。
（二）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整体竞争力的思想保证
家乡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关键词】乡土文化 中医药文化 中医药教育 高职高专
【论文摘要】中医药高专院校以培养乡土中医药人才为己任，在中医药高专因各种原因淡化传统文化教育的情况下，，指出中医药高专人才应具备一定的传统文化和医学人文素质。各地乡土文化是祖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富含中医药文化，中医药高专开展乡土文化教育有利于培养热爱家乡、热爱中医的实用中医人才。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华大地，每一方圣土都有着成千上百年的文化积淀，这些文化因素每时每刻都在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工作和学习。中医药文化作为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份，它自然而然地渗透于每一寸乡土。乡土文化与中医药文化有着密切联系，将乡土文化融入到中医药高职高专教育之中，有助于培养热爱家乡、热爱中医的实用中医人才。
1中医药高专以培养“乡土中医药人才”为己任
中医药高专教育的根本任务是为当地城镇社区和农村基层培养专科层次的实用中医药人才。中医药高专院校的多数学生从故乡来，学成后又回到故乡去反哺于故乡。所以，中医药高专教育主要是培养愿意到基层去，能为本土人民群众健康服务的“乡土中医药人才”，简称“下得去、用得上的中医人才”。
2中医药高专应加强传统文化和乡土文化教育
在高职高专教育强调“以就业为导向，理论知识以必需、够用为度，注重技能培养”的影响下，加上学制短，中医、西医两种医学交叉教学，生源素质较差等原因，中医药高专院校很少注重给学生喂养优秀传统文化的食粮，易使当代青少年学生错误地认为传统文化已经过时了，产生功利主义思想。尤其是在“就业就是一切”指挥棒的指挥下，有些中医药院校更是舍弃了“人文”传统，“把大学降低到市场经济的附属地位，市场需要什么，大学便做什么，一种产销对路，短、平、快的人才培养模式悄然形成”
医学是对生命充满人文关怀的科学和实践活动，医学科学发展的过程始终贯穿着人文精神，脱离人文关怀谈医学，学生就会成为医学匠人。中医药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脱离传统文化谈中医，学生很难真正理解中医，也就学不好中医。乡土文化是一个特定地域内发端流行并长期积淀发酵，带有浓厚地方色彩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乡土文化的地域范围放大到全中国，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从学习乡土文化入手开展传统文化教育和人文精神培养，学生易于接受。所以，不论课时有多么紧张，不论技能是多么的重要，传统文化和乡土文化教育对中医药高专来说是必需的。
3中医药高专开展乡土文化教育的途径
乡土文化教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将乡土文化教育列入人才培养方案，贯穿于教学之始终，分阶段实施是一条有效途径。由于中医药高专教育学制短、课时紧张，乡土文化教育的教学时间和教学形式可以灵活安排，可通过开设课程，组建兴趣小组，建立专题网站进行辅导，举办学术讲座、文化节和知识竞赛等多种途径实现。如我校在中医药类各专人才培养方案中列入《三峡文化与三峡中医药》这门课程，纳入大学生素质拓展计划之中，前4个学期均开设，每学期32学时，教师和教学时间不固定，灵活安排，重在营造学习氛围，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学生的方法，引导学生自学。
3. 1入学教育普及乡土文化，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1)开展乡情教育，强化学生热爱家乡之情。每个学生对家乡都有或多或少的认识，但由于当前我国基础教育对乡土文化教育的缺失，学生对家乡的了解多数是零碎的片断，不够系统全面;多数是直观的感受，缺少理性的思考。在新生入学前两周，学校结合军事训练的理论教学时间，用4-6个学时向学生讲解家乡的历史文化、发展现状、未来规划等，让学生了解家乡的发展历史，强化学生对家乡的热爱之情。如我校地处长江三峡库区，学生入学时就对学生讲长江文化、三峡文化、讲三峡库区沿线城市未来的发展，顿时使学生开拓了视野，对家乡产生了自豪感、认同感。
(2)开展本地中医药历史文化教育，培养学生热爱中医之情。中医药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各个地方乡土文化中富含中医药文化。学校通过系统研究整理后，在新生入学时开展1次本地中医药历史与来来的讲座，安排1-2次参观，如参观学校中医药博物馆、中药园、中医药专业实训室等，使学生初步了解中医药在治病救人方面的重要作用，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巩固学生的专业思想。如我校每年均安排中医药类专业新生参观校内富有特色的中医药实训中心、中医文化陈列馆、中药科技馆、生命科学馆、药用植物园，并讲解长江三峡地区中医历史文化，学生一开始便对中医药产生了强烈的求知欲和浓厚的学习兴趣。
3. 2深入探究乡土文化，提高学生职业素质
家乡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梁漱溟 乡村建设理论 本土精神遗产
梁漱溟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是思想家之一，其理论带有极其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个人烙印，是他那个时代（新旧交替、社会动荡）和他个人生活（家庭生活、文化背景）的一种反映。他对中国文化及其与现代化的关系进行了全方位思考，其理论涉及中西哲学、佛学、儒学、文化、教育、工业化、农村社会发展等诸多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梁漱溟不仅是一位作而论道的思想家，更是一为身体力行的社会活动家，尤其是他对自己乡村建设理论进行了多年的实践。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梁漱溟的学术创作和创造性的社会实践活动，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过早地结束了，当时对其理论的研究和批判基本上停留在政治意识形态方面。改革开放以后，梁漱溟重新活跃在中国的学术讲台，对其理论的研究也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之一。
20世纪20年代末,农村问题成为当时中国前途命运这个大问题的聚焦点。作为当代新儒家的开山人物, 20世纪中国最重要是思想家之一， 梁漱溟对中国文化及其与现代化的关系进行了全方位思考，其理论涉及中西哲学、佛学、儒学、文化、教育、工业化、农村社会发展等诸多方面，他不仅提出了乡村建设的理论,而且还躬身实践,先后三次在广东、河南、山东进行历时八年的实验。他领导的乡村建设运动以儒家文化的改造为核心,并力图实现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民主科学的结合，其理论带有极其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个人烙印，是他那个时代（新旧交替、社会动荡）和他个人生活（家庭生活、文化背景）的一种反映。
在与上个世纪相距近百年的当前，农村问题又再次成为焦点，而另一场或由政府主导，或由学者专家积极推动，为了区别历史上的乡村建设，而被命名为“新乡村建设”的乡村建设实验，再次轰轰烈烈地展开。在新世纪之初，中国现代化进程又处在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如何在借鉴国外经验教训的同时，挖掘和利用中国文化的本土资源，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一、梁漱溟提出乡村建设理论的原因及主要内容
梁漱溟领导的乡村建设运动以儒家文化的改造为核心,并力图实现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民主科学的结合,因他认为20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的崩溃源于中国文化的失败。而当年梁漱溟之所以提出自乡村下手, 是因为他认为乡村是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基础。“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基础的,并是以乡村为主体的，所有文化,多半从乡村而来,又为乡村而设———法制、礼俗、工商业等莫不是。” 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的根在农村，创造新文化就是要在老根上发新芽，因此最要紧的就是要救活旧农村。乡村建设的意义，除了消极地救济乡村之外；更要紧的还是在积极地创造新文化。因此必须把来自西方的“团体组织”和“科学技术”应用于乡村，构造新的社会组织，复兴农业，从农业引发工业，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才能完中国的文化重建和民族复兴。其理论力求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在学习外来文化的同时，珍惜并利用中国文化的历史遗产。
其乡村建设理论主要内容有如下几点：
第一、 以文化求政治上的出路
“严重的文化失调”,是中国政治找不到出路的根本原因。要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就得从文化入手。以文化为政治的根本,以文化求政治的解决,中国社会主要是个农业社会,即使有些城市也很难算得上现代化的都市,而遍布境内的无非是星罗棋布的农村。因此不能照搬西方文化的模式来构建未来的中国社会,即以现代的都市文明改造中国的传统乡村社会。对此,梁漱溟喜用“老根发新芽”的比喻来说明。就是立足于乡村,在重光中国传统文化“老根”前提下,吸取西方近代文化的长处,使中西文化得以融通,从而创造出一种更有生命力的“新芽”。这就是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宗旨:“当中国精神与西洋长处二者调和的事实有了时,就是一个新社会的实现,也是人类的一个新生活。”
第二 乡农学校的核心作用
乡农学校,是梁漱溟实现他的乡村建设理论的组织机构。这是一个集政治、经济、教育、军事于一体的组织,在这个组织中,既能使民众享受充分的民主,又可为每个人提供平等受教育的机会。照梁漱溟的想法,村学、乡学发展起来以后,不仅是个教育机构,而且从中形成乡村的基层政权组织。梁漱溟认为,村学、乡学可以创造出最合理的合作组织———合作社。合作社的种类,因生产和消费的需要而多样化,如金融、运销、林业、蚕业等。村学、乡学的经济作用,就是培养乡民的合作习惯,指导乡民进行乡村合作事业。合作社要引进各种新技术与新品种并大力推广之,乡农学校要向乡民传授各种生产知识,特别是机械知识以适应“新社会”的大机器生产。梁漱溟的乡村建设中的一切计划安排,全是靠乡农学校来推行的。在乡村建设中起核心作用的乡农学校,是以经过梁漱溟改造过的“旧道德”亦即“理性”为基石,又辅之以科学精神与民主思想。这是以文化为解决中国问题出路的所在,他希望在乡村建设的实践中,建立一种新文化。这种新文化的结构是“中国精神+西洋长处”。
家乡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 国家与社会、政治经济学、制度主义是中国乡村研究的三大分析框架。文章通过对三大分析框架下的中国农村研究进行梳理，认为三大分析框架能够较好地解释中国乡村治理的许多现象和问题，但同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从横向上看，三大分析框架缺少治理主体，未能从农民个体的角度深入研究乡村治理问题；从纵向上看，缺少时间变量，未能从动态的视角解释乡村治理的变迁问题。针对三大分析框架所面临的解释难题，文章试图从农民个体出发，从经济与社会视角出发，建构一个能够包含农民、村庄、社会（包括市场）、国家的分析框架——社会化小农分析框架，以此来解释中国乡村治理及其转型。
〔关键词〕 分析框架；社会化小农；农村研究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2）04－0089－08
①也有人将此理解为研究视角。对于什么是分析框架、研究视角、研究路径，现在说法比较多，而且经常混用。我觉得有必要做一些区分，我个人认为，应该是先有视角，然后在这个视角下使用或者创新分析框架，在框架下选择研究路径，研究路径可以理解为研究的逻辑。理论视野可以等同于分析框架。
〔基金项目〕教育部重大攻关课题“国家惠农政策的成效评价及完善研究”（10JDZ003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农村产权改革与新农村建设”（10JBZZ025）；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NET-10-0425）
〔作者简介〕邓大才，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 430079。
按照郭正林的研究，中国乡村治理的研究可以分为三大理论视野，即国家与社会、新制度主义、新政治经济学，其中国家与社会被其称为关系路径，〔1〕可他并没有说明理论视野和关系路径的区别。①笔者认为，郭正林先生的分类就是乡村研究的三大主流分析框架，它们能够较好地解释中国的乡村治理，但是三大分析框架只有治理载体，缺少治理主体——农民；只有国家和社会、制度和结构、经济和政治之间的关系，但是没有考察村庄政治主体——农民与社会、国家、村庄之间的互动关系。因此，笔者试图建构一个能够包含农民、村庄、社会（包括市场）、国家的分析框架——社会化小农分析框架，以此来解释中国乡村治理及其转型。
一、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
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经邓正来先生等人引进中国，即成为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学者最爱的分析工具，以此来分析中国的乡村治理和中国农村政治。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在中国农村的研究有三种模式：国家建构论、国家社会互动论和社会独立论，其中国家建构论居主导的解释地位。
国家建构论——国家进入社会，国家建构论采取一种自上而下的研究路径，国家是建构主体，居主动地位，乡村社会是建构客体，居被动地位，国家自上而下向乡村社会渗透，形成一种强国家—弱社会的格局。国家建构的研究又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美国学者杜赞奇为代表的国家渗透论。杜赞奇认为，20世纪前40年政府在国家建设过程中，国家权力不断下沉，向乡村社会渗透，但是权力下沉并没有带来预期的效果，乡村财力难以支撑一个直接控制乡村社会的官僚队伍，只能依靠乡村经纪人统治乡村社会，于是出现了“政权内卷化”的问题。杜赞奇建构了一个新的概念——“权力的文化网络”，他认为“权力的文化网络”是国家统治乡村社会的基础，也是乡村治理的基础，在权力文化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国家权力下沉和改变乡村治理结构势必会失败。〔2〕而中国1949年经过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之后，杜赞奇所谓的“权力文化网络”——水利组织、帮会、宗族组织、通婚圈、庙会等大多不存在。〔3〕因此，杜赞奇的国家建构及权力文化网络无法对中国当今的乡村治理作出有效的解释。
家乡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 现代性 多样性 悖论 乡村研究 乡村建设
在近代以来的精英分子看来，乡村问题是中国问题的关键组成部分，解决乡村问题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并为此开展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建设实践，迄今仍在进行中。由此取得的学术与理论成果异常丰硕。但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其间充满了困惑、争论乃至悖论，深深地制约甚至破坏着人们的乡村建设努力，其中许多成为一脉相承、迄今都无法摆脱的窠臼。更重要的是，此类现象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与反思。在乡村治理问题备受关注且热议不断的情况下，对此作一梳理与分析，探寻其突破路径，意义重大。
近代以来乡村建设的悖论与困境
中国的乡村问题开始受到社会各界、特别是精英阶层的普遍关注，缘于1930年代的乡村危机。自那时起，关于乡村问题的研究和乡村改造的实验与实践就从未停止过。①经过数代人的努力，乡村研究与乡村建设成就辉煌。但从长时段看，当下中国的乡村问题与数十年乃至近百年前相比，仍然存在着大量相似的问题：经济落后、人口过剩、灾害频仍，等等。原因固然很多，最关键的还是许多基本性的困境与悖论始终未能取得突破。其中，又以以下两点最具代表性：
第一，许多理论上的纷争一脉相承。曾有学者对近代以来思想界围绕中国乡村社会性质与乡村建设路径所做的种种研究，进行了详细梳理，并提炼出其中的“十大论争”，其中包括“失调还是适度：人地关系论争”、“集中还是分散：土地分配关系论争”、“紧张还是和谐：租佃关系论争”、“大农场与小农场的效率比较：经营方式论争”、“解体还是延续：家庭手工业论争”、“如何评价高利贷：金融论争”、“商品化的动力：市场论争”、“发展还是衰落：经济演变趋势论争”，等等。②以之对照当下思想界、理论界的关于新农村建设的种种讨论，其相似之处，绝非少数，且显然不能以社会的停滞来解释的。
第二，“因乡村建设而致乡村破坏”的悖论。“愚、贫、弱、私”③是近代以来多数精英分子对农民生存状态与思维特征的基本判定，并视此为乡村问题发生的根本。据此而开展的乡村建设也多把发展现代教育、增进农民合作作为其工作重点，然而成效显著者并不多见，适得其反者却层出不穷。例如，陶行知曾指出：“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他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造林；他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他教人分利不生利，他教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他教富的变穷，穷的变得格外穷，他教强的变弱，弱的变得格外弱”；教育学家古也曾批评说，乡村建设不但没有使乡村“变为西天乐园”，使村民们“变为快乐的活神仙”，反而使“农村的崩溃，农民的逃亡，乡村的破坏，更加厉害，乃至无法遏止”。如果说上述状况是因为当时的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动政府的统治，那么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农民情况应该有所好转，但事实却不尽然。比如，当时国家与乡村间的关系在一些地方甚至变得紧张，曾有人回忆说：“共产风刮得严重的地方，劳动力大量外流，耕畜家禽家畜大量宰杀，农具大量损坏，营养性疾病严重流行，土地耕作粗放或大量荒芜，产量一减再减”④；贫困问题一如既往，万里回忆其初任安徽省委书记时说：“全省28万多个生产队，只有10%的生产队能维持温饱”，农村问题特别严重，农民生活特别困难，“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⑤；特别是人口过剩问题比1949年前有过之而无不及。1980年来的农村经济改革显著地改善了农民物质生活条件，但发人深省的是此前人们就广泛议论的诸多现象仍然广泛充斥在当下乡村中。例如，现代教育的“离农性”决定了其不但未能解决乡村需求，反而销蚀了乡村原有的自然淳朴的文化气质，使其变得日益浮躁和功利；⑥现代文化在乡村的持续渗透，使其生态环境遭到前所未有的毁灭，乡民精神生活日趋荒漠化；⑦用意良善的新农村建设，在很多地方演变成强制农民集中居住的运动，使大量村落被夷为平地。⑧
这些现象，显然非精英阶层所愿，相应的反思也从未间断。但痼疾难除的事实又说明，只有从基本价值体系和基本制度构成（即源于百年前的中国现代性建设上）进行整体性反思与重构，才能克服这一悖论。
现代性与近现代乡村建设
关于现代性目前并没有一个相对一致的定义，但现代性必须通过现代化如工业化、城市化、科学化、国家民族民主化等历程发展出来，则可以视为一种共识。⑨就中国而言，1840年以后的社会发展根本上“就是个现代性的问题”⑩，且随着形势的发展，现代性追求成为中国社会的一种主导性话语（Discourse），“关于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主导理论，无论是批评还是服膺，均将西方发展模式置于支配西方和中国学界对现代中国史研究的核心诠释地位，以工业革命和民族国家的兴起作为现展的确定标准”。由此而催生的中国社会的巨大发展，无论如何肯定都不为过。但同样需要高度关注的是，正如许多学者已经指出，现代性“既有光彩夺目、让人肃然起敬的一面”，但也伴随着“难以下咽的苦果”，如两极分化、环境污染、人性异化、精神缺失等。而造成这一悖论局面的恰恰是现代性自身，即其价值体系的单一性与思维逻辑的断裂性。对此，学术界曾从多个层面进行过分析，例如，詹姆逊曾认为，现代性源于一种对传统和过时之物急剧增长的厌恶，是一个单维度的、没有任何历史性或未来性的概念；利奥塔认为，现代性是一种“元叙事”（或曰“宏大叙事”），即为某种制度乃至生活机会辩护的形而上学话语形式，是用强势话语来压制其他的弱势话语；哈贝马斯认为，它代表着一种面向未来的“时间意识”与“历史意识”，它通过“贬低直接相关的前历史，并与之保持一段距离，以便自己为自己提供规范性基础”等等。近代以来的中国乡村研究和乡村建设始终浸淫在现代性话语体系中，由此而确立的价值体系、制度安排与政策措施，自然亦无法避免其单一性以及由此而造成的种种畸轻畸重现象，特别是在以下两点上表现得最为突出：
第一，鲜明的精英色彩。这首先表现在精英分子们利用手中掌握的话语权对农民传统思想观念的长期批判。据笔者掌握的资料，这个批判最早可以追溯到晚清时期的洋务官僚身上，如张之洞等人就曾有“凡农家率皆谨愿愚拙”之说，此后各个时期的主要的政治与知识精英，如梁启超、孙中山、陈独秀、、胡适、梁漱溟、陶行知、林语堂等，都有相似的批评。甚至当下社会中那些致力于批判现代化道路的知识分子们，也深陷“现代性话语的霸权之中”，而无法摆脱“以己度人的精英意识”。与此相应，近代以来形形的乡村改造运动――无论是国民政府的减租、土地陈报和扶持自耕农运动，知识界的乡村建设运动，还是解放后的、合作化、化运动，乃至当下的新农村建设――都是由政界或学界的精英分子发动和组织的。
第二，鲜明的国家本位。这不但表现在近代以来特别是1949年以来的乡村建设主要是由政府主导推进的，更重要的是这些活动的深层价值取向是国家的而非乡村的，乡村是手段而非目的。例如，梁漱溟乡村建设实验的终极目的是“救活老民族”，即他反复强调的“求中国国家之新生命必于农村求之，必农村有新生命而后中国国家乃有新生命焉”，“从旧文化里开出新文明”，特别是还要以此开辟出一个“为世界人类所依归”的“正常形态的文明”。相似的逻辑在当下人的思想中亦有深刻反映，例如，贺雪峰关于“重建农村生活方式”的主张与实验固然是为了解决乡村的问题，但其更深层的目的是要使“农村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为今天已经走入迷途的资本主义文明找到新路，这条新路就是与古老的东方文明相联系，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与人和谐相处，人与自己内心世界和谐相处的中国道路”。温铁军建设“综合性社区合作社”的主张与实验，最终落脚点是培育“核心价值体系的新文化风尚”。相应地，在制度设置与实践上也表现出强烈的国家诉求。不但中国历来的乡村治理结构“从一开始就和当时国家体制要求分不开”，“都是为当时的国家政权服务的”，即使在当下的乡村，国家权力也是“占支配地位”的。
上述两种趋势的出现及不断膨胀，以及由此而形成的鲜明的城市化与工业化战略，决定了以现代性为中心构建的中国乡村研究与乡村建设体系，虽可为乡村问题的解决提供新思维、创造新契机，但其实际效果则未必尽如人们所设想。
双向城镇化应是未来新趋向
进一步说，现代性悖论的发生关键在其违背了事物发生与存在的基本逻辑。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在阐述其“实践理论”时曾指出，所有的社会都表现为“差异的结构”，不管是个体还是群体，都生存并存在于差异中，且由此而形成的关系空间是“个人或群体的举止行为表现的真正根源”。换言之，“‘差异’构成事物的本性”。但现代性的成长乃至膨胀恰恰是以忽略甚至是消灭差异性为前提条件的。这也说明，超越现代性，恢复和重建乡村生活的多样性，是突破上述种种窠臼的关键。其中，以下两点尤为重要：
第一，重新认识并准确把握乡村文化的生成逻辑及其意义。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到乡村文化的生存性意义。马克思曾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这一点，在作为社会底层的乡村表现得更为直接、强烈。另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到乡村文化的自然性意义。乡村是人和自然互动的第一场景，包括气候、地形、土壤、水文、动植物种群等资源存在状况与特点，决定着乡村社会的人口分布、集结方式、技术运用及其效果。
由此两点，决定了乡村文化的实践性、经验性、内生性特别是个体生命性特点，与精英阶层所倡导的学理性、先验性特别是民族国家性意义，有着显著差别。因此，乡村研究与乡村建设要真正落实到乡村本位，首先要在思想上确立三种观念：一是充分重视小传统存在的合理性、必然性、复杂性及其在乡村社会变迁中的决定性意义；二是承认乡民利益诉求的重要性；三是意识到任何文化都是一种曾经的生命智慧，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价值。
第二，建立多样化的乡村治理体系。据统计，截至2009年底，全国34170个乡（镇、办），67万多行政村，农村人口总数为7亿多。因此，只有建立多样而不是单一的模式，才能有效治理面积广大、差异巨大、人口众多的中国乡村。具体来说，又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实现行政体制的多样性。应该看到，目前政学各界所发生的种种争论，例如，乡村治理是采用“县政・乡派・村治模式”，还是采取“乡派镇治模式”、“乡派镇政模式”、“乡镇自治模式”，还是“乡治・村政・社有模式”，乡镇体制是需要“强化”还是需要“虚化”、“半自治化”乃至“取消”，等等，事实上都有各自的合理性，而非非此即彼的单选项。既要让已卓有成效的各种尝试如河北“青县模式”、浙江“温岭模式”、广东“蕉岭模式”和山东聊城“联村自治”模式继续存在，更要创造更多的新模式。
二是实现市场主体的多元性。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思曾指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而有效率的组织的出现就源于在制度安排上确立了所有权等制度。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也曾指出：“在自由契约下，自发出现的多样化制度是在不同条件下对各种复杂两难冲突的最优折中”。因此，未来乡村经济建设，必须以完善土地产权为中心，实现土地的自由流动，使大企业经营与小家庭耕作各得其所，相得益彰。
三是提升社会管理的开放性程度。目前，中国乡村普遍存在的“原子化”与“无序化”状态，与社会主体结构上鲜明的同质化与草根化特点有着直接的关系。而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从乡村内部来说是长期推行平均主义政策的结果，它削弱了主体间社会经济的差异性，瓦解了村落内联系的互补性和有机性；从外部来看，则与长期推行以城市化为中心的、城乡二元社会管理体制有关，它导致了乡村政治资源、经济资源与文化资源的大量流失，削弱了乡村的内部再生能力。改变上述状况，要以促进乡村社会主体的多元化与多样性为目的，提升社会管理的开放程度，特别是要深化城乡二元体制的改革，重点突破乡村与城市的壁垒，改革农村户籍管理制度，实现从身份管理向职业管理的转变，改革其社区管理体制，从单一土著村民的权力垄断向多元职业主体的权力共享，大力促进以民间为基础的城市产业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向乡村的流动。曾有学者指出，“中国是一个超大国家，不可能设想，这个国家的人全部居住在城市”，为此，要推动“双向”的城镇化，既要使“追求增加收入的农村人口可以流出”，也要鼓励热爱乡村生活的城镇人口“回流乡村”，以保持乡村的活力。对此，笔者深以为然。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华北乡村传统文化的近现代转型研究：以山东为例”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05CZS011）
注释
参见吕伟俊等：《山东区域现代化研究：1840～1949》，济南：齐鲁书社，2002年，第319～3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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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大国为何不能没有乡村”，《人民论坛》，2011年第28期。
参阅[美]劳伦斯・E・卡洪：《现代性的困境――哲学、文化和反文化》，王志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2页；陈嘉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5、36～40、2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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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德茂：《过失杀人、市场与道德经济：18世纪中国财产权的暴力纠纷》，张世明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226页。
[美]劳伦斯・E・卡洪：《现代性的困境――哲学、文化和反文化》，王志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293～295页。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单一的现代性》，王逢振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74～104、177～180页。
陈嘉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90～212、315页。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后民族结构》，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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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丁伟编：《中国民族性》，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刘旭：《底层叙述：现代性话语的裂隙》，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3～24页。
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2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73～577、499、560～568、614页。
贺雪峰：《乡村的前途：新农村建设与中国道路》，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3页。
赵凡：“寻找农村生态文明理念的落脚点――访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教授”，《中国国土资源报》，2009年12月18日。
马欣荣：“略论中国近代乡村治理结构转型的逻辑”，《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11年第5期。
卢玉玲、李松柏：“多元权威与乡村治理”，《农村经济与科技》，2011年第6期。
[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实践理性：关于行为理论》，谭立德译，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第36～37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1～32页。
[美]史徒华：《文化变迁的理论》，张恭启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第10～21、46～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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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才明：“乡镇治理模式：观点辨析及近期选择”，《求实》，2011年第8期。
陈晓莉：“功能转换与实现：多元化治理模式中的村级党组织”，《探索与争鸣》，201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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