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现代诗句范文第1篇
微风吹过，雨帘斜了，像一根根的细丝奔向草木、墙壁。
雨水洒下来，各种花草的叶子上都凝结着一颗颗晶莹的水珠。
雨如万条银丝从天上飘下来，屋檐落下一排排水滴，像美丽的珠帘。
窗外下着蒙蒙细雨，滴滴的小雨点，好像伴奏着一支小舞曲，我不禁被窗外的世界所诱惑。
雨珠顺着小草的茎滚下来，一滴钻到土里，又一滴钻到了小草的嘴里，找不到了。
雨点儿落在我的头上、身上，我仰面向上，闭着眼，张着口品着那点点雨珠，顿时，我觉得自己仿佛在细雨的浇灌下又长了许多。
雷声响过，大雨就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不断地往下落。
倾盆大雨下个不停，从房檐上流下来的雨水在街道上汇集成一条条小溪。
大雨疯狂地从天而降，黑沉沉的天就像要崩塌下来。
风追着雨，雨赶着风，风和雨联合起来追赶着天上的乌云，整个天地都处在雨水之中。
（转载自，请保留此标记。）雨，像天庭飘下来的千万条银丝。
毛毛细雨，悄悄无声地飘落着，像是无数蚕娘吐出的银丝。千万条细丝，荡漾在半空中，迷迷漫漫的轻纱，披上了黑油油田野。
天际边滚来了团团乌云，一瞬间倾盆大雨，从天而降。
如丝的小雨从空中降落，雨点是那样小，雨帘是那样密，给群山披上蝉翼般的白纱。
雨丝很细，很绵，像春天时空飘浮的柳絮
夏天的诗
雨水洗净盛夏的天空
微蓝泻露了一地的寂寞
铅笔纪录下那年的故事
别离场景老电影般回放
你说对不起我爱你然后落下泪
我不知所措更不了梦将残愁将驻
从你走后的第一个夏天
我就试着用最美的诗句记载关于我和你
无奈指尖冰冷
写不出温暖的话语
哦宝贝可是我还是不明白
不明白你为何选择离开 我是否继续等待
现代诗句范文第2篇
一是勤读。诗圣杜甫有句名言“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足见读书是下笔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多读书，读好书，陶冶自己的情操，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和文学积累，才能学写诗词，写好诗词。然而老年人来日苦少，想要读的书又实在太多，因此，可以选读一些唐、宋名家，如韩愈、李白、杜甫、白居易、柳宗元、欧阳修、苏轼、辛弃疾、范仲淹、李清照等大师的诗词作品。当然，能再涉猎一些先秦散文、汉代乐府、魏晋南北朝民歌，那就更好。建议大家还可读读经典读本，如《唐诗三百首》《唐诗鉴赏辞典》《唐宋家文抄》《古文观止》，以及宋代以来的诗话等。诚如先哲所言：“腹有诗书气自华。”多读书、读好书，可以帮助老年朋友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二是勤学。学习一点旧体诗的基本知识，即旧体诗的体制、声韵、格律等，对习诗者十分重要。诗歌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早出现的文学形式，但直到唐代，诗歌的体制才完备，呈现了律诗和绝句(称近体诗或格律诗)与古体诗、乐府并存。现在我们经常所写的诗一般是律诗和绝句，因而习诗者对“律”“绝”二体尤应熟悉。
律诗每首8句，每句5个字的称五律，7个字的称七律；双句押韵，一韵到底。律诗的第三与第四句、第五与第六句必须对仗成联，如杜甫的五律《春望》中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对仗句读来朗朗上口，感染力强，使作品增色不少。
绝句每首4句，也分七绝(每句7字)和五绝(每句5字)；双句押韵，一韵到底。绝句一般不对仗，但也有诗人把4句合成两联，依然精妙绝伦。如杜甫的“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两两对仗，极为工稳。四句四景，美不胜收。
在旧体诗创作中，押韵是十分重要的部分，正如俗话所说“无韵不成诗”。我们现在作诗用韵，仍然用南宋平水人刘渊所总结的“平水韵”。应该注意：近体诗只押“平声韵”，我们在创作时，不要忘记这点。
在习作旧体诗时，还会碰到一个困难，这就是声律，即通常所说的“平仄”。汉语有四声，古代四声为“平、上、去、入”。“平”属平声，“上、去、人”为仄声。作诗用字构句，平仄交错，形成特定的模式，以规范体制，增强抑扬顿挫，使之更富乐感，读起来流畅上口，且易于记忆。
现代诗句范文第3篇
[关键词]嵇康；四言诗；《幽愤诗》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16—0074—02
嵇康（224～263），三国时曹魏文学家，“竹林七贤”之一。嵇康的文学创作主要是诗歌和散文。他的诗今存50余首，有四言、五言、六言，亦有骚体、乐府。四言诗尤为独步当先，无论表现手法，还是语言的运用，都显示出对《诗经》传统的继承与嬗变。
西汉时，四言诗其实已经发生变化，并为了适应秦汉以后的语言发展而不断地进行体式的自我调整。要考察四言诗，除了依据《诗经》体四言的特征以外，还应该虑及汉魏两晋四言体式的新变，才能确切地说明四言诗为什么在两晋极盛之后突然走向衰亡。①
四言诗成为《诗经》的主要形式，与周代到春秋中叶汉语处于由单音节词向双音节词过渡的特殊阶段有关。由于单音节词的大量存在，《诗经》体四言诗需要借助叠字和虚字才能构成四言句的二二基本节奏。其诗行构成是两个四言句一行，而且大多数是两个四言句才能形成语法结构完整的句子。与此相应，四言诗的体式构成需要在各种四言典型句式中寻找序列的规律，才能形成整篇的流畅节奏感，笔者将这种句式排列规律称为“句序”。②但是从两汉到魏晋，四言诗除了一部分继续延用《诗经》雅颂体的句式以外，有相当一部分句式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这就是由原来的两句一意变成了一句一意，单个四言句就可以形成独立的语法结构。而与《诗经》典型句式相近的仅两句：“嗟我何人”、“以治天下”。③这类对偶的出现正是四言单句语法独立的结果，都是逐句押韵，两句一转韵。而《诗经》的押韵全都是两句一韵，因为两句才能构成意思完整的整句。四言出现句句押韵的现象正是单句语法意义独立的表现。
汉代时候，四言诗就已有衰亡趋势，而嵇康却选择了四言。这是由四言的本质决定的。四言本身四字一顿，节奏鲜明，简单明快，因为其单纯而有天籁的意味，犹如儿歌，易于表达人内心最本真的东西，与嵇康率真任性的性格有一定关系。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玄学的影响，崇尚简约、务求雅致的时代背景也促使高古雅正的四言体的重兴。
嵇康继承了《诗经》的语言传统，对汉语的声调韵律也了然于心。叠字、双声、叠韵在嵇康四言诗中出现的频率也很高。嵇康又并非对《诗经》盲目地模仿与套用，他在吸取《诗经》优秀传统的同时，又能广泛融合时代特色，使诗歌无论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绝不是对前代经典的纯粹复制。在四言中创造性地加入了骈偶的句式显得风格清峻，而且把《诗经》中的赋、比、兴的艺术手法承袭运用到自己的作品中并得到突破。
嵇康现存诗53首，其中尤以四言成就为最。他的四言诗或清淡遐远，或慷慨豪迈，或愤郁悲怆，情感极为丰富。在四言诗中，《幽愤诗》又是最具代表性的篇章，同时它也是嵇康所有诗作中成就最高的一首。
《幽愤诗》可分为三层。第一层，作者先叙述自己幼年时期的不幸遭遇及青年时期的思想追求。其诗曰：
嗟余薄祜，少遭不造。
哀茕靡识，越在襁褓。
母兄鞠育，有慈无威。
恃爱肆姐，不训不师。
爰及冠带，凭宠自放。
抗心希古，任其所尚。
托好老庄，贱物贵身。
志在守朴，养素全真。
作者幼年失怙，遭遇不幸，在母亲和哥哥的养育之下长大成人。然而母兄二人慈爱有余而威严不足，使作者养成了狂放任逸的性格，“抗心希古，任其所尚”。在思想上，作者笃信老庄，他自称“托好老庄，贱物贵身”，因而有了“志在守朴，养素全真”的人生追求。作者在青少年时期就表现出了与社会格格不入的思想性格特征，放任不羁，崇尚虚无。这就为下文叙写自己不为社会所容，终遭迫害埋下了伏笔。
曰予不敏，好善暗人。
子玉之败，屡增惟尘。
大人含弘，藏垢怀耻。
民之多僻，政不由己。
唯此褊心，显明臧否。
感悟思愆，怛若创痏。
欲寡其过，谤议沸腾。
性不伤物，频致怨憎。
昔惭柳惠，今愧孙登。
内负宿心，外恧良朋。
仰慕严郑，乐道闲居。
与世无营，神气晏如。
咨余不淑，婴累多虞。
匪降自天，实由顽疏。
理弊患结，卒致囹圄。
对答鄙讯，絷此幽阻。
实耻讼免，时不我与。
虽曰义直，神辱志沮。
澡身沧浪，岂云能补。
第二层，诗人叙述了遭到邪恶之人的陷害而身陷囹圄的经过，抒发了积于内心的愤慨之情。这一层是全诗的重点部分。首先，诗人痛悔自己没有看清吕巽的本质。虽然因不识吕巽本质，使诗人“怛若创痏”，但“显明臧否”之心却不能改变。接着，诗人又阐明自己本是“欲寡其过”、“性不伤物”的，却仍遭到“谤议”、“怨憎”。而司马氏统治集团的伪善与残暴早已使诗人愤怒不已，在诗人的周围，聚集了一大批不满司马氏统治的名士，他们以放荡不羁的行为，犀利尖锐的文章对虚伪的名教礼法及司马氏统治集团进行攻击。
出于对司马氏统治集团的愤怒，诗人又想起了古之贤者柳下惠和今之名隐士孙登。诗人悔恨自己没有听取孙登之言，早隐世避祸。而今身陷囹圄，他更是愤怒不已，对狱吏的审问不屑对质，表现出他纯正高洁的情操。
嗈嗈鸣雁，奋翼北游。
顺时而动，得意忘忧。
嗟我愤叹，曾莫能俦。
事与愿违，遘兹淹留。
穷达有命，亦又何求。
古人有言，善莫近名。
奉时恭默，咎悔不生。
万石周慎，安亲保荣。
世务纷纭，祗搅予情。
安乐必诫，乃终利贞。
煌煌灵芝，一年三秀。
予独何为，有志不就。
惩难思复，心焉内疚。
庶勖将来，无馨无臭。
采薇山阿，散发岩岫。
永啸长吟，颐性养寿。
以上为第三层。诗人抒发自己失去自由、有志不能实现的感慨。他不能像鸣雁那样振翅高飞，只能“奉时恭默，咎悔不生”。越是痛悔，愤怒之情就越强烈。
这首诗，作者以自叙的方式从襁褓写起，直叙至眼前，叙述中又间有抒情，一唱三叹，感慨颇深，愤怒之情溢于言表，正如诗题所书“幽愤”。从写法上看，所述感情由“幽”而起，渐起渐愤，于平缓中见急促。同时，在诗中，诗人还一再用典，以表明心志。在诗中，嵇康敢怒敢言，情真词切，是其四言诗的代表作。其诗的独特之处就体现在对传统的突破与艺术的创新结合。
现代诗句范文第4篇
著名诗人艾青认为：诗，如一般所说，是文学的顶峰，是文学的最高样式。然而，诗歌，连同她最为虔诚的追随者，就像被历史流放的囚徒，带着完美的躯壳与昔日的辉煌的身姿，于人烟稀少的顶巅独自起舞。曾经是民间歌谣《诗经》的广为传唱；曾经是流落湘楚大地的屈大夫的爱国浪漫主义的浅斟低唱；曾经是南北朝民歌的一枝独秀；曾经是诗国高潮中李杜的豪放洒脱、狂傲独立、浪漫仙性和现实主义、沉郁忧民；曾经是两宋词盛的体格神致，而今，她仍以一种决然的姿态，歌颂人们的喜怒哀乐、爱恨情愁、故国民情 因为，诗歌是，曾经是文学艺术中最为古老的文体，所以，今日我也作为一个诗歌爱好者就近体诗的格律谈谈自己的小见。
近体诗是指唐代形成的古典格律诗（排律除外），篇有定句，句有定字，字有定声，韵有定位。近体诗也称今体诗，它包括五言、七言两种形式的律师和绝句。近体诗是由古体诗演进过来的，故它们之间也有一定的关联。就押韵来讲，古体诗允许换韵（换句押韵）而近体诗不允许，古体诗押韵不分奇偶句而近体诗一般是偶句押韵（第一二句可押也可不押），古体诗平仄声均可押而近体诗一般押平声韵。从上面可以看到近体诗押韵的要求比古体诗更为严格。近体诗与现代诗也有许多不同点，新诗形式相对较自由、内涵较开放的。
诗是由有灵性的文字拼凑而成，但也不是随意的排列，它是有一定规律的，这种规律通常叫做诗的节奏，也就是近体诗的格律。诗的节奏的主要作用是增强诗歌的美感，就如李商隐的诗来说，他的许多诗都很难懂，但即使不懂诗的内容，当你反复品读时，那节奏和声律也会使你陶醉，觉得诗写得很美。郭沫若对诗歌的节奏如是说：节奏之于诗是它的外形，也是它的生命，我们可以说没有诗是没有节奏的，没有节奏的便不是诗。
近体诗从篇章结构的表层上看，篇有定句，句有定字，字有定声，韵有定位。字句的形式有严格的限制，使它不像现代诗那样的杂乱和随心所欲，所以从根本上就奠定了它高贵典雅的基础。而句子内部结构的千变万化，精炼浓缩，字字都体现出作者的心血。近体诗的格律主要在押韵和平仄上完美的体现出来。押韵可以造就诗歌鲜明的节奏，读起来保持音韵和谐，朗朗上口。近体诗的偶句必须押韵，并且中间不可换韵，要求一韵到底。第一句与第二句间可押韵也可不押韵，奇局不押韵。韵脚一般分平声韵和仄声韵，但近体诗一般押平声韵。近体诗除了在押韵上有特殊的规定，平仄也不能随意。通常把阴平和阳平称为平声，上声和去声称为仄声。格律诗所规定出的平仄长竿，保证每句诗都是平仄合理搭配的，读起来抑扬顿挫非常好，具有其它任何诗体所不能比拟的优势。它对每句尾字的要求最严，绝不允许出现一个字的错音，这尤其是现代诗所不具备的。另外不允许“三仄尾”和“三平调”的出现，更保证了每一句后半部分的音韵协调性。平仄中还有三条规律——1、同句交替：以五言为例，第一个节奏用“平平”，则第二个节奏必须用“仄仄”，第三个节奏又要用“平”，反之亦然；2、上下句相对：如第一句为“平平仄仄平”，对句就要为“仄仄平平仄”；3、上下联之间平仄要相同。近体诗上下句的遣词也一般要对仗，如：“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中，“星”对“月”是天文相对，“野”对“江”是地理相对，而“垂”对“涌”、“平”对“大”、“阔”对“流”，也都是在词义上属于相同类型的动词。
很久前就这篇文章就一直在我心中酿蕴，今天终于圆了心愿。年轻人中，虽然大部分都喜欢看武侠、玄幻、言情等小说，但我一直对诗歌的喜爱不动摇，尤其对近体诗钟爱。有人说诗正在消亡，正在人民的生活中退隐，读诗的人也都只是那些写诗的人。这个问题我非常清楚，但我永远不会放弃，永远不会对诗歌失去热情，同时我也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喜欢诗歌。
现代诗句范文第5篇
中古文人诗兴起以后，由于对诗歌特质的理解的偏差，出现一种语意繁复的壅塞现象，妨害纯净的诗境的形成。从南朝至唐对此现象的清除过程，也就是中国古典诗歌发展为高度自觉的艺术创造的过程。以语言浅显、意境明净、韵味悠长为特色的盛唐诗歌便以此为前提而产生。
【关键词】 南朝至唐代/诗歌艺术/壅塞现象/诗境的构成/创作与阅读
南朝诗歌在中国诗史上的意义，近些年来逐渐得到较多的肯定。在追求“新变”的时代风尚下，南朝诗人作出了各格各样的尝试，从而为诗歌艺术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其成败得失中所积累的经验教训，也成为唐诗在艺术上的大幅跃升的基础。但由于将唐诗的成就放在与南朝诗歌相对立的地位上加以描述的态度由来已久，迄今对自南朝至唐代诗歌艺术发展具体过程的研究并不能说是充分的。本文即试图就其中的一个问题稍作探讨。
一
关于本文的论题，首先想提出两个有趣的例子。
一是谢灵运的《登庐山绝顶望诸峤》诗。此篇《艺文类聚》所录为如下六句：
积峡忽复启，平涂俄已闭。峰峦有合沓，往来无踪辙。昼夜蔽日月，冬夏共霜雪。
这实际是类书中常见的片断摘录，但明人钟惺、谭元春编选的《诗归》却作为完篇来看，并对其篇制短小的特点大加赞赏。对此，同时代的周婴在其《卮林》卷七“诠钟”一节中给予了辛辣的讥刺：
《诗归》载谢灵运《登庐山绝顶望诸峤》诗云……。钟云：六句质奥，是一短记。谭云：他人数十句写来，必不能如此朴妙。又云：如此大题目，肯作三韵，立想不善。诠曰：江淹《杂体诗》注（按指《文选》注）引谢《登庐山诗》曰：山行非前期，弥远不能辍。但欲淹昏旦，遂复经盈缺。盖即是篇发端也。不经昭明所选，代久篇残，何知“霜雪”后更无数十句乎？耳目难遍，胸臆易生，亦论古今之一大病也。又康乐游览诗绝无寂寥数语者，读其集自得之。[1]
此篇残文，《北堂书钞》尚另存“扪壁窥龙池，攀枝瞰乳穴”二句，在“积峡”句前。逯钦立氏《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所录，即是以上几个部分的合并。
钟、谭所论，从学问上说固未免轻率荒疏，但就诗歌鉴赏而言，人们或许不难发现：他们误认作完篇的片断，确实可以视为一首不错的短诗；尤其是，如将现存的另六句加在前面，诗不是变得更好，反而变得更糟了。如周婴所说为“是篇发端”的四句，只是作者对其游览经历的一个交代，实无诗意可言。
另一例是东晋释子帛道猷的《陵峰采药》诗，梁释慧皎《高僧传》卷五《道壹传》所录如下：
连峰数千里，修林带平津。云过远山翳，风至梗荒榛。茅茨隐不见，鸡鸣知有人。闲步践其径。处处见遗薪。始知百代下，故有上皇民。
逯钦立氏《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收录的也就是这一种。其实据宋孔延之的《会稽掇英总集》和张淏的《会稽续志》，这诗后面还有四句：
开此无事迹，以待竦俗宾。长啸自林际，归此保天真。
而白居易《沃洲山禅院记》（沃洲山是道猷栖居之处，在今浙江新昌）中提及这首诗，却仅有四句：
连峰数千里，修林带平津。茅茨隐不见，鸡鸣知有人。
又宋施宿等《嘉泰会稽志》所载与之相同，唯“千里”作“十里”。明杨慎《丹铅总录》评述说：“此四句古今绝唱也，有石刻在沃洲岩。按《弘明集》亦载此诗，本八句，其后四句不称（笔者案，《弘明集》实未载此诗，杨氏盖误记）。独刻此四句，道猷自删之耶，抑别有人定之耶？”
杨慎疑四句的一种或出于帛道猷本人删改，是无根据的臆测；套用周婴的说法，晋代文人也没有这样写诗的。至于改定者是白居易还是之前另有其人，则不可知。但经此一改，诗显然有了一种“唐韵”；称之为“古今绝唱”或觉夸张，置于晋、宋时期，却实是难得的佳构。
诗当然不是说短的总比长的好。但上述二例却明白地揭示出：某些在诗人看来是必要的表达。却使诗意受到了破坏；从较为完美的结构来看，那些表述是多余的。这里存在着一种我称之为“壅塞”的现象，它妨害诗意的纯净和意境的形成。而这种现象在晋宋诗中相当普遍，许多诗虽不是说像上述二例那样经过简单的删削就能发生显著的改变，但其毛病则属于同样性质。仍旧拿大诗人谢灵运来说，其名作《登池上楼》的开头，“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薄霄愧云浮，栖川作渊沉。进德知所拙，退耕力不任。xùn＠②禄反穷海，卧疴对空林”，整整八句，虽不乏修辞之美，意蕴却非常单薄，节奏也因而显得拖沓。清人汪师韩在《诗学纂闻》中专门列举了大谢诗中众多的“累句”、“鄙句”，不少与此有关。而从齐梁到盛唐诗歌的发展变化，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对这种“壅塞”现象的清除。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并不只是关于诗歌应如何写得简洁的问题。所谓“壅塞”现象的产生，大抵并非缘于诗人的才力上的欠缺，而是缘于他们对什么的诗才是真正的好诗——用理论化的语言说，即对诗的特质——的理解上存在着某种偏差；这种偏差又并非是个人性的，而是具体时代性的。追求诗的艺术特质，使诗更成为“诗”，这本身构成了一个文学史的过程。
二
建安以前的诗歌，以歌谣为主流，包括《古诗十九首》一类，实亦是类似歌谣的作品。这类诗歌抒发的感情是公众性的，不是有鲜明的个人特征。自建安文人诗兴起以后，情况开始改变，诗歌与诗人独特的人生经历发生密切的关联，诗人在这里更多地表达了其个人化的生活内容、思想与情感。上述变化使得中国古典诗歌艺术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其内涵深化了，面貌也变得丰富多样；但我们所说的诗意壅塞的现象却也是与之相伴而生的。
歌谣大抵集中于情感的直接抒发，它或许常有稚拙、粗糙的成份，语言一般却是清浅明朗的。而文人诗由于作者多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并且以诗歌为表现此种素养的场所，其语言在转向精致、典雅、华丽的同时，每有繁复累赘的情形。大概而言，建安诗歌虽已渐超华美，但尚多歌谣气息，至晋宋诗中这一问题就变得突出了。名诗人中，像陆机、潘岳的“缀辞尤繁”（《文心雕龙·熔裁》）、“缛旨星稠，繁文绮合”（《宋书·谢灵运传论》），颜延之的“若铺锦列绣，亦雕缋满眼”（《南史》本传引鲍照语），谢灵运的“冗长”（萧纲《与湘东王书》）而“颇以繁富为累”（钟嵘《诗品》），可以代表总体的时尚。这一现象的直接原因，可以说是由于文人对辞藻的耽迷和炫耀才学的心理。丰富而华美的语言，成了他们的精神性的装饰。
但所谓“繁复”、“冗长”不只是表现于藻饰。若以潘、陆、颜、谢这几位在《文选》中最受重视的晋宋诗人为代表，可以看到他们的诗作出现了大量的叙述与议论性的内容。无论是就自己的某一种人生经历、生活遭遇发表感慨（如潘岳的《河阳县作》之类），还是记一次游览的过程（如谢灵运众多的山水诗），都要依着事件、思绪或两者交杂的线索，从头到尾一一道来。像前面提及谢灵运《登庐山绝顶望诸峤》诗的开头，就是交代他怎样游庐山、游了多久。确实，谢灵运不会像钟惺他们误认的那样，凭空地从“积峡忽复启，平涂俄已闭”下笔，因为游庐山作为他生活中的一桩事件，那样写是不完整和不明不白的；也可以确信，这首诗正如周婴所推测的那样，不会在“昼夜蔽日月，冬夏共霜雪”结束，因为他还没首对这次游览作出具有思想性、哲理性的结论。我们再用一首完整的诗作例子：
江南倦历览，江北旷周旋。怀新道转迥，寻异景不延。乱流超孤屿，孤屿媚中川。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表灵物莫赏，蕴真谁为传？想像昆山姿，缅邈区中缘。始信安期术，得尽养生年。（《登江中孤屿》）
谢灵运诗典型的形态便是如此，起因、过程、结论，都是不可缺少的。
上述以叙述和议论相结合的诗，形成一种非常明显的线型结构，它的中心线索便是作者本人的行动与感受。在这种诗里，我们时时感受到诗人的在场。换句话说，诗人充分地占据了诗歌的空间。再以前面提及的帛道猷《陵峰采药》诗为例，在开头“连峰数千里”以下写景的六句中，我们尚未强烈地意识到诗人的身影和意志的存在，从“闲步践其径，处处见遗薪”开始，他清楚地出现了；而到了“始知百代下”等末尾六句议论之笔，诗人最终彻底实现了他对诗歌空间的占有。
这里隐涵着更深的和更具有诗学意义的问题：当诗歌趋向个人化以后，诗人与他的作品到底构成什么样的关系？诗人对他的作品拥有多少权利？诗歌的艺术个性应该怎样理解？
诗是什么呢？如果诗只是诗人个人行动和思考的记录，它本不需要这种特殊的高度美化的语言形式；如果诗是一种为了表现情感而精心制作的艺术品，诗在写作时就隐涵了对阅读的期待并且一旦写出就不再属作者个人所有，那么诗人就不能够过度地占有诗歌的空间。
由于未能找到恰当的概念，我想把诗歌的空间称之为一种虚构性的公共空间也许是合适的。读者对一首诗歌感兴趣，是因为在它的特殊的语言形式中包含了能够激发我们自身情感的东西；凭借着对语言的感受能力和已有的生活经验，我们享有一首诗并在其虚想的空间中体会到具有无限可能性的生命的某一种状态。虽然一首诗被写出是基于作者的情感经历，但在阅读中它成为我们的经历；诗歌中必然包含着诗人所经历的某些生活事件的细节，但只有这种细节有益于诗境的构成时，它在诗中才有存在的价值；也许我们会因为对于诗的兴趣而关心作者，但终究谢灵运遭迁斥的牢骚或李白喝一次酒花了多少钱那是与我们无关的事情。所以，当诗人在诗中过度凸显其自身的存在、过度占有诗歌的空间时，就已造成了对阅读的排斥。正是那些不能引发读者的兴趣而仅与作者有关的叙述、仅属作者的议论，造成了诗歌的闭塞感，令诗境显得阻隔狭隘。所以像帛道猷那首诗，若以白居易所录四句成篇，就有可能成为或接近于“古今绝唱”；若以《高僧传》所载十句成篇，则已是稍含佳句的平常之作；若以《会稽掇英总集》所载的十四句成篇，那真是不可忍受。
至于说诗歌的艺术个性，那根本上是指诗人独特的创造性而言，它虽然跟诗人独特的人生经历有关，却并不是由于记录了这种经历而形成的。
美国著名美学家苏珊·朗格在《情感与形式》[2]一书中曾以韦应物的《赋得暮雨送李曹》诗作为例证来来阐发其符号学美学理论，但她的某些分析用在这里也是颇为合适的。原诗如下：
楚江微雨里，建业暮钟时。漠漠帆来重，冥冥鸟去迟。海门深不见，浦树远含滋。相送情无限，沾襟比散丝。
苏姗·朗格强调说，即使是从脱离了原来诗律的译文来看，“这也是一首诗，而不是关于李曹离去的报导。诗中所提及的事物，构成了一个全然主观的境况，而常识意义上的诸多事宜（疑当译为‘事项’）如友人所往、行程几何、何以成行以及偕谁而行等等，则被彻底芟除。洒落在江上、帆上和遮挡视线的树上的微雨，最后化作流淌的泪珠。”她说，其中一切都是“诗的因素”，“在整个诗歌中，没有不具情感价值的东西，也没有无助于明确而熟见的人类情境之幻象的东西。了解更多的情况，譬如实地了解所提及的地点，进一步考察李曹某人的生平及品格，或者注明诗的作者以及作诗的环境，对于形成那种幻象毫无裨益。这类补充只会以不相干的信息将描述生活的诗的意象弄得杂乱不堪。”
虽说苏珊·朗格似乎并不懂中文，但她对《赋得暮雨送李曹》一诗的诠释却是不错的。像这种带有纪实因素、社交功能的诗（它记录了一场实际发生的送别活动，并作为朋友间友谊的传达和纪念而促进了相互间的关系），在中国古诗中为数众多。但作为诗而言，它必须成为艺术的构造，必须避免以朗格所说的“不相干的信息”填塞在要求纯明的诗境里。当然，这是艺术上已高度成熟的唐诗，中国古典诗歌还要经过一段行程才能抵达这里。
三
从南朝到唐代，诗歌艺术最重要的发展就是不断探寻完美的表现形式，努力创造纯净明朗而又内蕴丰厚的诗境，就是更明确地把诗当作艺术品而不是当作向社会传达个人信息的凭借。人们在理性上的认识也许并没有那么清晰，但创作活动却有力地趋向于此。
与此相关的一个变化，首先表现于对诗歌语言的要求上。从沈约提出“文章当从三易”即易见事、易识字、易读诵（《颜氏家训·文章》），谢眺主张“好诗当圆美流转如弹丸”（《南史·王筠传》引），到萧绎以“吟咏风谣，流连哀思”为“文”的表征（《金楼子·立言》），萧子显将“言尚易了，文憎过意”、“不雅不俗，独中胸怀”作为理想的诗歌的条件（《南齐书·文学传论》），齐梁文人对晋宋诗歌过度趋向书面化的典雅繁褥的语言风尚作出了反拨。这方面的问题多年以前我和贺圣遂合作的《谢灵运之评价与梁代诗风演变》一文中曾有过论析[3]，兹不赘叙。须稍加说明的是，齐梁尤其梁代诗歌重新向歌谣汲取养分、向浅易流畅的语言风格靠拢，却也并非是回到歌谣的路子上，而是追求浅易而又精致、既不同于口语又不同于书面语的特殊的诗歌语言。这种追求经过后人的不断努力，其最终效果充分地展现于唐诗之中。
同时诗歌也在逐渐减少妨害诗境形成的过度的叙述与议论，并摆脱以作者实在的行动与思考为中心依次叙述和议论的线型结构。
议论的减少在写景诗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与谢灵运同时代的鲍照的诗中，已经很少有抽象哲理的阐发，有时虽用某种人生感慨作为诗的结束，也只是一发即收。像《行京口至竹里》诗，在描绘寒冬时节旅途景色和旅行生活的艰辛之后感慨说：“君子树令名，细人效命力。不见长河水，清浊俱不息？”其情绪完全是自然涌发后出，所以它可以给读者某种触动，却不会造成诗意的封闭。而在谢眺诗中，常常连这种明显的感慨也很少。据叶维廉《中国诗学》[4]介绍，日人网佑次在其《中国中世纪文学研究》一书中对南朝山水诗中描写与陈述句的比例作了一番统计，得出的结论是山水诗总体上趋向于纯粹的写景。其书一时未能找到，此处转录叶氏书所作的“抽样举例”，大体可见其概况： 作者
诗
写景行数 陈述行数
湛方生 帆入南湖
4
6
谢灵运 于南山往北山…… 16
6
鲍照
登庐山
16
4
谢
游东田
8
2
望三湖
6
2
沈约
游钟山之二 全景
范云
之零陵郡次新亭 全景
王融
江皋曲
全景
孔稚
游太平山
全景
吴均
山中杂诗
全景
山水诗转向纯粹的写景，并不一定意味着哲理内涵的消失，而只是取消了由作者强加给诗歌也是强加给读者的关于“意义”的限定；换句话说，这是对诗的闭塞状态的打开。优秀的诗人尽可以在纯粹的写景中直接通过意象的喻示，令读者自行寻获诗人未尝言说的哲理。到了盛唐时代，王维就成为这方面最杰出的代表。譬如《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声。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空山之中虚渺的人语之声，黄昏时候透过深林在青苔上暗淡的浮动着并且正在静静地消逝的阳光，引人渐渐沉潜到世界不可言说的幽深之处。
诗歌中抽象议论和解说的减少，其效果是显而易见的，而叙述的减少，其意义则容易被忽视。实际上，尽管诗歌大抵是因诗人的情感受具体生活事件的激发而写成，不能完全避免对事件的交代，但在抒情诗中夹杂大量关于自身行为的叙述，就会强行牵制读者的视线、思绪，妨碍他借诗激活自己的情感。其对诗境的破坏同样是严重的。像谢灵运《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的开头：“朝旦发阴崖，景落憩阴峰。舍舟眺回渚，停策倚茂松。侧径既究窕，环洲亦玲珑。俯视乔木杪，仰聆大壑淙……”这还是交杂着写景的纪游之作，但诗人一心要把自己的行动过程说清楚，我们的视线只能随着他的行动急促地转换，无法感受景物的氛围并展开想象，所以只能以比作者更匆忽的态度从那些语辞上滑过。正如前言，诗歌应该是公共空间，当作者的对之占有过度时，读者就会放弃它。
南朝在这方面带来显著变化的诗人应首数谢tiǎo＠③吧。他的诗总是将叙述的成分尽可能减少，而最佳的写法是将必要的叙述融化在景物描写中。像《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的开头：“江路西南永，归流东北骛。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至于《和王中丞闻琴》则是更纯粹的诗境，一切可有可无的说明与交代全都省略了：
凉风吹月露，圆景动清阴。蕙气入怀抱，闻君此夜琴。萧瑟满林听，轻鸣响涧音。无为澹容与，蹉跎江海心。
之后何逊诗也是沿着这方向发展的。他的《望新月示同羁》开头四句完全以写景代替叙述：“初宿长淮上，破境出云明。今夕千余里，双蛾映水生。”两个月夜，既各自为一美景，又在对比中暗示了时间的流失和旅程的漫长。唐代诗人对谢tiǎo＠③、何逊格外赞赏，正是因为他们在一些关键性的诗歌要素上为唐人开了先路。
至于诗歌结构的变化，律诗的形成也许是最好的说明。而一般谈到律诗形成的过程，常常只是由声律、平仄着眼，这其实是远远不够的。
众所周知，在永明声律说初兴之际，所谓“新体诗”是没有长短规定的，但渐渐地、自然而然地，格律诗向着八句为一首的篇制靠拢，到了梁代简文帝时间，五律的体制已基本定型[5]。在没有预先约定、也未有谁特别提倡的情况下，律诗以八句一首有什么根据呢？研究者提出过各种意见。但有一个道理是至为简单的：以南朝诗人普遍认可的各种要素的结合为准，八句一首的体制最能体现恰当和均衡的美感。依惯例，律诗的首尾两联为不对仗的散句，中二联为对偶句（当然有例外）；散句的一联，二句间形式关系松散而意思连贯，常常二句构成一个完整的长句；对偶的一联正相反，二句间形式关系密切而意思各自独立，各为一短句；散句和对偶句在传达和表现上各有所宜。这样的四联组成了在变化中求得均衡的完美整体。如果是六句一首，对偶句与散句的关系无论怎样都会失衡；如果是十句一首，将会出现三联对偶，而由于对偶句中联与联、句与句之间的意义联系不紧密，诗会显得松散。总之，律诗的文字格式极其精致，再加上严格的声律，遂成为高度形式化的诗型。
这和本文的论题是有关的。首先，一种高度形式化的诗型，在未被运用于写作之先就强烈地预告了诗作为精美的艺术品的性质，它对实用性的写作意图具有抵抗力；其次，在这种短小精致的诗型中，过度的叙述与议论不能被容纳；再次，它也自然而然地消解了过去诗歌中常见的诗意连绵承接而下的线型结构。在不能够任意延展而又需要表达丰富的生活与情感内容的情况下，诗人通常会在律诗的联与联之间、句与句之间采用跳跃式、并列式的连接。留下大量的空白，则需要读者依赖诗句的内在关系以及诗句所提供的暗示去想象。以何逊的《日夕出富阳浦口和朗公》为例：
客心愁日暮，徙倚空望归。山烟涵树色，江水映霞晖。独鹤凌空逝，双凫出浪飞。故乡千余里，兹夕寒无衣。
中间对仗的两联是并列的，它和首尾联之间情绪或者意义上的联系很不确定。在不同的读者那里，可以产生不同的感受。这一类诗的流行，当然会对改变人们对诗歌的理解，对清除诗歌的壅塞现象起到很大作用。
壅塞是由作者对诗歌本文的强烈占有欲造成的，那种情形下作者至少是不自觉地相信可以凭借愈多的语辞说出愈多的东西。而壅塞的消除则意味着诗歌更为自觉的艺术化过程，在这过程里诗人通过减少语辞来增加诗歌的空间。伊瑟尔认为作品的意义实是本文和读者相互作用的结果，是“被经验的结果”而非“被解释的客体”[6]，对抒情诗来说，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信的。
南朝诗人在上述各方面所要追求的目标到唐代才真正得到充分实现。在盛唐，出现了许多语言浅显、意境明净、韵味悠长的杰构，被举为“兴象玲珑”。但人们也不应忘记文学史上的重要演变是很长的过程。
四
需要说明的是，前面所作的论析是以短篇的抒情为主要对象的（这类诗也是中国古典诗歌中最重要和最精致的部分）。就在格律诗兴起的同时，也发生了诗型的分化，不同的诗型各自分担起不同的功能。拿何逊的诗集来看，其中写得短小的一部分成为律诗的刍形，而另有一些较长的诗篇则保存着叙述和议论的成分。用后世的分类来看，这就是五律和五古的区别。而后来长篇的五古将纪事、写景、抒情、议论混融一体，又自有特色。不过，从南朝到唐代诗歌类型的分化及与之相应的功能的分化，是需要另做文章来说的问题，这里无法说下去了。
【参考文献】
[1] 《丛书集成初编》本，四库本无此文.
[2] 刘大基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3] 《复旦学报》1983年6期.
[4] 三联书店，19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