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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妈鸭仔》是一部有韩国“国民童书”地位的畅销经典漫画，陪伴着幼龄人成长，传达给孩子们勇敢冒险，保持善良，守护美好的精神，也给予大部分孩子面对未来的充足信心。《鸡妈鸭仔》由童书发展为了大银幕影片，倍受观众追捧，该电影画质风格清新雅致，观众观影时候能够感受真实的情感，融通流畅的感动情绪，还能让人放松心情，减少浮躁，褪去恶俗氛围，回归到一个挥洒热情，放飞心境的童幻世界。
另一方面《鸡妈鸭仔》“文以载道”，影片讲述了母鸡芽芽下的蛋被人类吃掉，失去母亲身份的它走到院子外面世界去的故事。在外面的世界里，芽芽遇见了野鸭，倒错的异类情感引出了逗趣的场景，野鸭留有一副流行偶像的刘海，具有风流大叔的韵味，着实让人觉得好笑，两位动物的情缘也引出了后面的鸡妈鸭仔的故事。
影片之中没有绝对的坏人，作恶者背后也有自己的小隐痛或生存问题，这点倒是跟韩国偶像剧的路数一致。弱势的边缘角色最后也有发光发热的天地，实现自己的理想。从这点上来看，《鸡妈鸭仔》不再是强调高大全的英雄形象，而是传达了弱势底层的一种内心强大的力量，一味地变得强大，未必是取得胜利的关键，或者说追求唯我独尊的超然胜利不再是生命的全部意义了。
中国神童范文第2篇
关键词：新媒介 儿童文学 游戏精神
儿童文学是具有独特艺术个性和审美价值的语言艺术，从内容、语言、文本体式到内在精神，体现了与儿童生活密切相关的游戏性，游戏精神是儿童文学重要的美学品格之一。随着电视、网络等新媒介的兴起和普及，影视、电子游戏中的技巧、方法及内容等也进入到儿童文学的视野，给儿童文学带来全方位的变化，在新媒介环境的影响下，游戏精神在儿童文学作品中也呈现出丰富的面貌和形态。从游戏精神的内涵入手，分析游戏精神的文本呈现形态，探讨新媒介时代游戏精神与儿童文学的关系，从而更好地推动儿童文学的健康发展。
一.游戏与游戏精神
游戏是儿童探索周围世界的一种积极活动，是儿童认识世界的手段和途径。游戏与儿童有着一种天然的亲和关系，儿童是在游戏中长大的，喜欢游戏是儿童的天性，游戏在儿童生理、心理和认知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儿童的生活中占有特殊的地位，毫不夸张地说，儿童对游戏的需要几乎比对食物的需要更为强烈，游戏是儿童生命历程中不可或缺的存在状态，伴随着儿童生命成长的全过程。因而，以反映儿童生活为主旨，以儿童为读者对象的儿童文学与游戏精神必然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关于游戏精神的内涵，国内外学者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并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对游戏精神做出了相应的定位和评析。自十八世纪康德认为艺术是一种自由的游戏之后，以游戏来解释艺术与审美成了西方美学的一个重要的传统。席勒、斯宾塞、伽达默尔、胡伊青加等从不同角度对游戏的内涵进行了解释，将游戏精神的价值意义延伸到了人类文明的各个领域。
在中国，班马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对游戏精神研究和论述最多的一位，在他的《游戏精神与文化基因》等三部专著中都有专门的章节从心理机制和审美的角度来切入“游戏精神”，对儿童文学的游戏性进行论述，他认为，“‘游戏精神’是‘玩’的儿童精神，也是儿童美学的深层基础”。此外，孙建江在《二十世纪儿童文学导论》、刘绪源在《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中也有关于儿童文学的游戏性的分析。刘绪源认为：“‘游戏精神’就是‘放手让他们自己去玩’。”孙建江认为“在儿童文学中，游戏精神的一个突出特点在于它强烈的幻想性。而这一点显然与儿童的游戏活动本身有着直接的对应关系”。黄晨也曾撰文发表过对“游戏精神”的看法。黄晨认为游戏精神是儿童的真正精神，在文本中包含两个层面的美学意义：一为显层面，具有游戏的外在特征，富有玩的色彩和功能，是游戏精神得以展露的物质基础；二为潜层面，揭示的是游戏的本质，即自由、力量和自主，表达潜隐的儿童生理和心理能量要求释放投射的愿望。近年来学者李学斌在论著《儿童文学与游戏精神》中深入探讨了“游戏精神”的现实内涵以及“游戏”对儿童精神人格建构与和谐身心发展的重要性。认为游戏精神的审美发生与现实效应之于儿童文学具有本体价值，倡示游戏精神乃儿童文学的核心价值。
结合上述对游戏精神内涵的理解和分析，可以看出，儿童文学把儿童作为主要的接受对象，儿童的游戏心理以及特殊审美机制，决定着游戏在儿童文学中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儿童文学从内容、语言、体式到内在精神，都体现了一种与儿童生活密切相关的游戏性。儿童文学所具有的对于儿童内在生命精神的理解和尊重等深层内涵，构成了儿童文学所独特的游戏精神，它既是一种天然的童年游戏趣味，也是一种高级的审美游戏，始终与游戏特有的快乐、自由的愉悦联系在一起，但又不仅仅是好玩、热闹、动感、轻松，实质上更是对快乐、自由精神和个体生命价值的追求。游戏精神能将儿童喜欢与文学品性统一起来，将儿童文学的诸多功能统一起来，因而，在儿童文学的创作实践中，游戏精神应该成为儿童文学存在前提和美学品格，成为儿童文学永恒的精神。
二.新媒介时代游戏精神的文本呈现形态
作为衡量儿童文学作品价值的重要指标之一的游戏精神，在具体的儿童文学文本中，在人物形象塑造、情节结构设计、语言组合运用、情境氛围的营造、荒诞、夸张、变形等魔幻手法的使用等方面显示出呈现形态的多元化，在新媒介时代更呈现出丰富的面貌和形态。综合起来，至少有以下具体的表现：
1.幻想、强化甚至夸大、变形现实故事里的小主人公能力，例如郑渊洁童话《皮皮鲁外传》中皮皮鲁乘“二踢脚”上天，把地球时钟拨快等荒诞举动。
2.虚拟故事或现实场景中的以弱制强，例如《猫和老鼠》中颠覆了以往的角色，占上风的往往是处于弱势的“老鼠”。
3.幻想奇游记、历险记、漫游记、奇遇记中主人公的冒险经历、神奇遭遇以及主人公在特定的场景的变异，例如《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中爱丽丝掉入兔子洞后的一次神奇之旅。
4.塑造力量超凡、足智多谋、精明强干、勇武过人的人物的形象，例如《吹牛大王历险记》中快乐的冒险家、吹牛大王闵希豪森伯爵、《杜立特医生的故事》中才能超凡的杜立特、《随风而来的玛丽波平斯阿姨》中智慧热情的玛丽.波平斯阿姨、《哈利·波特》中睿智宽厚的邓布利多校长等等。
5.推崇、欣赏、肯定现实性或幻想性顽童人物，例如《木偶奇遇记》中的皮诺乔；《长袜子皮皮》中的皮皮；《淘气包埃米尔》中的埃米尔
6.弱势的小主人公借助宝物实现愿望，例如苏联卡达耶夫的《七色花》中小姑娘珍妮手中那朵有七片不同颜色透明花瓣的花朵；洪汛涛《神笔马良》中的神笔；J·K·罗琳的《哈利·波特》中的飞天扫帚、隐身披风……
7.现实人物在幻想空间里的神通广大，无所不能。例如《哈利·波特》中像可怜的灰姑娘那样寄人篱下的哈利在霍格沃兹魔法学校里大战伏地魔。
8.现实人物的尴尬和洋相，如任溶溶《没头脑和不高兴》中“没头脑”和“不高兴”这对活宝的一系列童稚举动。
9.现实人物冲动、冒险、卤莽行事而遭遇挫折之后的顿悟。如杨红樱《淘气包马小跳》中的马小跳、班马《六年级大逃亡》中的李小乔等。
10.荒诞、滑稽、幽默人物及情景，如《“没头脑”和“不高兴”》中“没头脑”和“不高兴”这对活宝及一系列不谐调的想象场景和意象组合；张天翼的《大林和小林》中唧唧少爷与乌龟、蜗牛赛跑的情境等。
11.利用语言的变异和重组，创造极富幽默、滑稽、趣味的语言游戏，例如传统儿歌的“颠倒歌”《小槐树》、“绕口令”《四和十》、“连锁调”《做习题》等等。
12.伴随儿童游戏活动，直接表现“游戏精神”的歌谣，如传统儿歌的“游戏歌”等等……
正是儿童文学作品中弥漫着浓厚的游戏精神的氛围，使得儿童文学作品充满生气与活力，为儿童创造了一个真正属于他们的世界。深受不同时代，不同国别的儿童欢迎并永久流传。
三.新媒介时代游戏精神与儿童文学的关系
（一）游戏精神有利于促进儿童精神成长和身心和谐发展，更好地实现儿童文学审美娱乐功能
高尔基说过：“儿童文学是快乐的文学，一本正经地给孩子讲述儿歌和童话，孩子未必感兴趣，他们需要有趣的东西，这就要求儿童文学作品首先应创造出一种游戏的情境，并且孩子也并不一定去理解，而只是感受一种游戏的快乐，让孩子在有意无意、似懂非懂中获得儿童文化的熏陶，从而实现了知识的授予。”对于儿童来说，接受儿童文学首先是在游戏的快乐中实现的。在儿童文学这个充满游戏精神的世界中，儿童不再是被动地去聆听成人的教诲，而是自己去主动地体验属于自己的活动，去实现自己自由生命的梦想。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儿童对于眼前的现实世界，他们不能像成人那样去实际地改变它，因而常常感到压抑、不满足。但是儿童的心理中又有着强烈的“参与”愿望，他们渴望通过游戏活动来了解、改变现实世界，抛却心中压抑和成人世界种种既定的强大的异己力量而感受到的无奈。而儿童文学的游戏精神恰恰吻合了儿童读者这种强烈的“参与”愿望，给他们提供了体验空间，为他们创造了“参与”条件，使得他们在假定的艺术世界中实现他们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愿望，渲泄了心中受压抑的情感。与此同时，游戏精神中独特的美学品格还能诱发儿童读者的审美意识，满足儿童读者喜欢幻想、追求新鲜、变化、刺激的审美心理和阅读趣味。使儿童读者在一个个有别于现实的、能让儿童充分施展自己的狂野想象的空间里，构筑起幻想精神的家园，放飞想象力，从而在心理能量的释放中获得愉悦和欢快，获得一种心灵的补偿和替代性的满足。
（二）游戏精神使得更多的小读者亲近文学阅读
儿童文学是儿童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是培养未来一代精神健康成长的宝贵财富。然而，伴随着传播新技术的极大发展、信息时代的快速来临和消费文化浪潮的空前侵袭，电子媒介对的童年生活和儿童文学进行了全方位渗透，其中既有正向的审美生成和价值取向，也更有负面的心理影响乃至精神断裂。美国学者梅罗维茨认为，电子媒介文化对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它改变了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也模糊了儿童和成人的界限，使儿童“成人化”而成人“儿童化”。正如尼尔·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中所阐述的，媒介的高度发达和普及造成了成人世界对儿童世界的侵蚀，小读者日益被卡通片、视剧、MTV、网络小说所吸引，视听文化的易操作性、易选择性不可避免地抢走了小读者。新媒介时代给少年儿童的带来的最大负面影响是对少儿阅读的影响。电视、网络的出现使得许多少年儿童不再喜欢文学阅读，在嘈杂而拥挤的现代生活中，在海量信息与媒介轰炸的阅读语境下，一些中小学生连很多常见的汉字都不会写了，很多青少年已经失去了阅读体验，更谈不上从中得到快乐。然而，渗透着游戏精神的作品契合了小读者的游戏心理，让儿童张扬想象力、沉浸在丰富多彩的梦想里，在对富有游戏精神的文学作品的激情阅读中，儿童从现实生活的种种限制和束缚中逃避了出来，以游戏的方式超越了现实中的真实，消除了幻想世界与真实生活的界限。儿童以游戏者的身份，营造出一个主观自我的梦想世界或自由王国，并在这个儿童自己主宰的王国里，他们以游戏的形式反抗生命的束缚，释放内心的压抑感。渗透游戏精神的作品在和电视、网络等新兴媒体争夺读者方面，更是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使得更多的小读者开始亲近文学阅读。
（三）游戏精神与教育主义的完美融合——教育认知功能和审美娱乐功能的双向实现
游戏是儿童的天性，教育是对儿童进行精神塑形的重要手段，游戏与教育对儿童来说，两者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相互依存，相辅相成，永远无法分开。儿童既需要精神、理想、人格方面的教育，也需要快乐、无拘无束的游戏。将游戏作为教育的存在方式，使教育过程成为儿童生命表达的一个过程，有助于最大价值地发挥教育的功用。因此，儿童文学文本中的游戏精神与教育功能不是截然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的，富于游戏精神的儿童文学，既是儿童“玩”的天性的载体，又是对儿童进行道德教育的良好的资源。教育的契机隐含在自由自主、愉悦快乐的游戏因子中，渗透游戏精神的作品可以更好的实现教育功能。具有“游戏精神”的儿童文学作品，不仅能实现教育目的，还让孩子们在阅读中得到美的享受和无穷的乐趣，真正体现“儿童本位”的创作宗旨。游戏精神与教育主义的完美融合，是儿童文学中教育认知功能和审美娱乐功能的双向实现，也是未来儿童文学创作的必由之路。
儿童文学中的游戏精神，作为一种创作心态或思维特征，既是儿童文学作家创作时所拥有的一种心理状态和精神气质，也是作家童心创作的一种追求和美学目标。对于一个儿童文学创作者来说，能否把握住游戏精神并将之熔铸到作品中会直接影响到其作品的成功与否。因此儿童文学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应自觉地高扬游戏精神的美学旗帜，保持一种“游戏性”心态，以儿童为本位，关注和把握儿童独特的心理及思维，真诚地与儿童对话，以孩童的心灵及期待打动孩童，最大限度地避免创作的成人化倾向，真正实现儿童文学最本真的美学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游戏性是儿童文学不可或缺的元素，但失去了教育性的儿童文学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在快乐的阅读中享受到审美教育，是儿童阅读的理想境界。但过度强化游戏精神，甚至以游戏性遮蔽教育性，以快乐教育替代儿童教育，也有失偏颇。正如当下有些儿童文学作家为了取悦读者，过度膨胀儿童文学的娱乐、消遣功能，单纯地追求游戏性的热闹、快乐，刻意的幽默、过分的调侃和恶俗的搞笑，将快乐庸俗化，这是当下儿童文学创作中存在的令人担忧的问题。强调儿童本位，张扬游戏精神，并不意味着要追求一种纯感官化的热闹与快乐。因为游戏精神作为一种美学精神，它带给读者的不仅有快乐和热闹，而且应保持文学应有的庄重性和诗性。因此，要正确看待儿童文学的游戏精神，避免游戏性的极端化。
总之，对于儿童文学创作者来说，站在“儿童本位”的立场上，通过对游戏精神书写、表现和传达，创造出渗透游戏精神的有声有色、有情有趣的崭新世界，使儿童文学的游戏精神散发出独特的美学魅力，更是新媒介时代的不懈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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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神童范文第3篇
3月22日，罗马教皇方济各任命了八名委员组成一个委员会，就恋童指控提供意见，其中包括一名童年遭受神父的受害者。之前，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于2月报告，批评罗马教廷长期以来对神父案保持沉默。
受恋童丑闻困扰的不止罗马教廷，2月13日，英国首相卡梅伦的高级助手帕特里克·罗克也因卷入恋童案而被捕。无论是罗马教廷，还是各国的政客，恋童癖都是一个唯恐避之不及的禁忌。
即便是在《格雷的五十道阴影》作为虐恋圣经成为最受欢迎的枕边书的今天，恋童仍然是受多元社会一致诅咒的性禁忌。强大的社会压力将恋童者赶到了晦暗的角落，或者在伪装之下混迹在你我之间，只有偶尔出现个别恋童癖者触犯了法律才会被公之于众——作为社会道德正在堕落的证据。
最高贵的爱
不过，声讨恋童者的舆论在历史上并不总是占据主导地位，恋童曾是一种合法的行为，而且还受到过鼓励。
娈童恋是古希腊时代被当时社会所公开承认的一种社会关系，通常是由一名成年男性和一名青少年组建而成。这种关系存在于古希腊古风时代和古典希腊时代。确立这种关系的仪式可能起源于克里特岛，被认为是进入古希腊军事生活和宙斯宗教的入门仪式。
这在古希腊神话与传说中也有体现，有一天，众神之王宙斯发现自己爱上了少年伽倪墨得斯。于是宙斯抓走了他，将他囚禁在奥林匹斯山。为了让他保持如鲜花绽放般的美丽少年模样，宙斯又赋予了伽倪墨得斯神格……而在希腊诸男性神祇中，除了战神阿瑞斯之外都有娈童恋的描写。
深受希腊宗教影响的古希腊社会甚至鼓励娈童恋。柏拉图在记述苏格拉底和政客、将军、诗人间言行的《会饮篇》中就提出“成年男子和青少年男孩之间的爱”是“最高贵的爱”，代表长者之智慧与年轻者之美丽的结合。
斯巴达被认为是首个举行竞技运动会的城市和首批承认娈童恋合法的古希腊城邦之一。斯巴达人认为，一个成熟有阅历并且充满造诣的贵族是一个年轻人成长为自由公民的重要帮助力量。因此统治阶级的教育要求斯巴达所有贵族、自由公民之间必须有“娈童恋”关系。“爱者”负责年轻的“被爱者”的培训。在这里，“娈童恋”和军事训练紧密相连。这一点，在斯巴达及其他古希腊地区都有体现。在雅典与斯巴达的战争中，每场战斗开始前，他们都会向爱神厄洛斯祭祀。
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成年男女采用何种姿势都有教会出来干预指导，但是发生时的年龄问题反倒无人在意。1895年，英国大文豪奥斯卡·王尔德因“与其他男性发生有伤风化的行为”受审时（当时还未发明“同性恋”这样的词），与王尔德发生的美少年的年龄问题并未成为治罪的理由。
而王尔德遭审判时那句文艺青年喜欢摘用的“不敢说出名字的爱”，实际上是指年长男性和10来岁男童的结合，而非一般人理解的同性恋。——“那深沉的、精神上的爱慕是如此完美……当年长者拥有智慧，年幼者拥有生命的欢愉、希望和光辉，它就应该这样，这个世界却不了解它。这个世界只知道嘲笑它，并因它为人戴上枷锁。”
相比西方世界“不敢说出名字的爱”，中国古代对娈童的赞美则要公开得多，最著名的自然是南北朝时期梁简文帝萧纲的《娈童》，诗云：“娈童娇丽质，践童复超瑕。 羽帐晨香满，珠帘夕漏赊……揽裤轻红尘，回头双鬓斜；懒眼时含笑……”
今天，娈童已变成了一个动词，而“娈童”中的“娈”字原本是容貌美好之意。娈童之好不但在古代不是令人不齿的行为，甚至长期是社会风气。魏晋之前，君王权贵娈童的记载就多不可数，魏晋时，流风所及，娈童之好已遍及士大夫阶层。尤其清代，达官贵人蓄养相公之风一直绵延到民国初年。
从雅好到“危险的存在”
尽管恋童癖曾在历史上有过合法的地位，但是随着人们观念的转变，很快成了为人不齿的恶行。
古希腊赖以生存的城邦制一被毁灭，希腊的娈童恋旋即被视为肮脏下流的习俗。罗马帝国初期的历史学家塔西佗在《编年史》抨击这种“只重的、放荡的、不知羞耻”的“希腊习俗”败坏了罗马公民的道德。
基督教在欧洲崛起后也将恋童癖视为罪恶。第一批基督徒在《圣经》《哥林多前书》中记载了首批圣徒对此的谴责：“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的、拜偶像的、奸淫的、作娈童的、亲男色的……”君士坦丁一世将基督教确立为国教之后，基督徒道德取向更是影响了整个罗马社会，使公开的恋童癖自罗马帝国晚期直到19世纪转入地下，再也没有取得过合法地位。
而在娈童文化源远流长的日本，明治维新西风东渐后，从道德到法律都开始重新修正对娈童癖好的态度，到了1950年的《精神卫生法》颁布后，娈童之好已经变成了“危险的存在”，在中国，同样经历了文人雅好到“怪蜀黍”的观念剧变。
在中国宋代法律《庆元条法事类》中，和十岁以下发生“虽和同强”，也就是“虽然是‘和奸’（受害方‘同意’）但等同于”。由于宋代女性最低的婚嫁年龄为十三岁，因此，规定的年龄也较低。
而法律对娈童癖就要宽容太多，和男童发生“虽和同强”的法律条文要到清代乾隆五年（1740年）才正式进入法律。《大清律例·刑律·犯奸》中“恶徒伙众”例：“……如十二岁以下十岁以上幼童者，拟斩监候，和奸者，照奸虽和同强论律拟绞监候。……罪至斩决者，照恶徒生事行凶例发遣。”幼童的刑罚是“斩监候”，“和奸”幼童虽然是“和”但也同“强”，处“绞监候”。
到了1792年，英国的马戛尔尼使团第一次出访中国的时候，英国人眼里的恋童癖已成为一种让人无法忍受的犯罪行为了。英国人约翰·巴罗作为马戛尔尼使团的一员，发现：“这种令人憎恶的、非自然的犯罪行为在他们那里却引不起什么羞耻之感，甚至许多头等官员都会无所顾忌地谈论此事而不觉得有什么难堪。这些官员们都有娈童侍候……”
另外，清末民初，民间的笔记、小说对“娈童”的记述口吻也开始渐渐从歌咏、赞叹转为戏谑、抨击。这一方面是出于内忧外患下对西方文明的一种急切的吸收，另一方面是西方列强向清政府施压，最后使恋童癖和酷刑一样成为清末法律改革的一部分。
宣统二年（1910年）颁行的《大清现行刑律》，有关恋童的内容合成了单独的一条律例：“十二岁以下幼童因而致死，及将未至十岁之幼童诱去强行奸污者，绞决。其十二岁以下十岁以上幼童者，拟绞监候。和奸者，仍照虽和同强论律，亦拟绞监候。若十二岁以下幼童未成审有确据者，发烟瘴地方安置。”至此，“奸男童”和“奸”合并为一条单独法律条文。
恋童癖与儿童色情
尽管恋童癖早就远离了古希腊时的宽容年代，并且被法律严加管控，但并没有形成像今天这样强大的舆论压力，声讨恋童者舆论压力的形成是近二十年的事。
社会学家安吉拉·塞纳和克里斯汀· 塞古巴统计了美、法两国媒体十五年来对儿童性犯罪的报道后发现，在1995年之前，“Pedophile（恋童者）”和“Pedophilia（恋童癖）”这样的词几乎没有出现在诸如《纽约时报》、法国《世界报》等自由派媒体中。只有在1995年，随着网络开始大量接入普通家庭，儿童色情内容有了便捷的传播方式之后，对恋童癖的讨伐才真正开始，并在2002年天主教会爆出娈童丑闻时达到高潮。
技术进步导致的儿童色情制品的泛滥是恋童癖成为公众议题的主要原因。20世纪80年代后，家用影碟机、录像机、复印技术的发展与普及，使儿童色情制品开始广泛传播。而20世纪最后十年至今的互联网络发展，更推动了儿童色情制品的泛滥。不论是对男童还是对女童，影响和侵害程度都不是历史上任何时代可比。所以在北美和西欧国家，公众讨论“恋童癖”性犯罪话题时常常提起儿童色情制品话题，反之亦然。例如美国1977年《反儿童性剥削保护法》、1990年《儿童保护、康复及处罚促进法》、1994年《儿童待防制法》，都同时包含了惩治“恋童癖者”和“儿童色情物品制贩”的条文。
在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立法中，儿童色情是犯罪的雷区。不仅制作行为违法，仅仅持有儿童色情制品也构成违法。加拿大刑法规定，但凡相片、电影、录影片段，以至图像如动画，只要显示（或被描写成）一名18岁以下人士从事性活动，又或显示出性器官，均属儿童色情照。任何文字或图像鼓吹与18岁以下人士发生性行动，亦属违法。在台湾地区，单纯持有儿童色情物品者，第一次被查获，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得令其接受两小时以上十小时以下之辅导教育，第二次以上被查获，处新台币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
将恋童癖和儿童色情联系在一起并非无稽之谈。在美国，出版业受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条款的保护，包括《花花公子》和《好色客》在内的色情杂志曾几度赢得诉讼，得以刊登女性的照片。但是在1982年，美国最高法院审理的“纽约州诉菲波”案中，儿童色情物品被认定为不属于受法律保护的自由言论，原因是散布儿童色情制品之行为与儿童待有因果关系存在，制贩儿童色情物品也为恋童癖提供了经济上的支援与保障。
1990年，美国最高法院在“奥斯本诉俄亥俄州”一案中，判定俄亥俄州法律处罚持有儿童者不违反言论自由，理由之一也是有相当证据和先例显示许多恋童癖者利用儿童引诱其他儿童进行。
矛盾的恋童癖者
当恋童癖和儿童色情纠结在一起被公众视为洪水猛兽，恋童癖者也深陷舆论漩涡。
2002年，美英两国警方联手发动打击恋童癖犯罪的行动，仅在美国一地，就驱逐了英国籍恋童癖7000多人。2004年，北欧挪威、芬兰、瑞典、丹麦四国联手打击恋童癖犯罪，抓获数百人，百余人。
2011年5月1日，头目本·拉登在巴基斯坦被美国特种部队击毙，联邦调查局（FBI）随即在“十大通缉犯”名单中划掉了他的名字，取而代之的是时年30岁的前私立学校教师埃里克·贾斯丁·托特，一个涉嫌拍摄儿童色情照片的恋童癖者。
由于欧美对恋童癖犯罪的严厉打击，对这类问题不够重视的东南亚就成了“恋童癖者的天堂”。英国著名摇滚歌星加里·格利特和一帮恋童癖者跑到了柬埔寨，他们制造的丑闻让整个西方世界都知道柬埔寨是“恋童癖者的天堂”，以至于当时在金边的红灯区斯维帕克可以公开买卖女童和男童，而非政府组织对雏妓问题的突击检查总是被受贿的警察破坏。执法不严和对雏妓的现实需求，柬埔寨吸引了大量来自西方的恋童癖者。
这些恋童癖者在东南亚的寻欢行为强化了这一群体痴迷于侵犯儿童的印象，使恋童癖者们的处境更为恶化。
然而另一个事实也必须指出：并非所有的恋童者都会侵害儿童。数据告诉我们，每八个恋童者当中，只有一个在不同程度上实现过自己不可告人的欲望。欲望的自然性并不能说明实现欲望是合法的，但同样，先天造就的性幻想对象的差别也无法成为我们谴责恋童癖者的理由。更重要的是，这种先天形成的望造就了一个危险的边缘群体，而舆论又把这个群体推向日益晦暗的角落。黄楷翔在与不同的恋童癖的对谈中发现，恋童者感到自己与社会存在深深的断裂，当不断对抗自己无法选择的欲望成为恋童者必须终生面对的事情，社会除了否定与关押，并没有给这个同属于社会的群体更多的帮助。
“每当我关上电脑，我都会痛恨自己，为什么看到儿童色情内容会让我如此兴奋。而画面中的儿童不自知的参与，往往毁灭了他们的一生……我相信我最大的疑问可能永远都不会有答案——为什么我是一个恋童者？这就好像在探寻为什么一个人会是异性恋或者同性恋，我们并没有选择自己的性取向。如果我们可以——相信我——没人会选择自己的性取向指向儿童。” 恋童癖者大卫·戈德堡最终决定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我，一个恋童者》，希望社会能够向恋童癖者伸出援手。
难以取得认同的性取向
恋童者并没有完全被社会抛弃，针对戈德堡“为什么我是一个恋童者”的疑问，科学家们已经有了一些头绪：研究发现，恋童者的身材通常要比大众矮小一些、并有超过正常比例的左撇子，智商也比正常人要低，而且所喜欢的儿童年龄越小，则智商越低。另外，科学家还发现，恋童癖者的大脑中的“白质”也异于常人：简单地说，灰质构成大脑，白质在灰质之间传输信号。这意味着在看到儿童时，恋童者产生的而不是正常人所见到的。国际疾病与相关健康问题统计分类第十版（ICD-10）中也将“恋童”定义为“一种对儿童，通常为发育前或青春早期的男孩或女孩的性偏好”。这些科学研究都指向一个越来越被学界接受的结论，即恋童是一种天生的性取向。
不是所有的性取向都是天生平等的。在同性恋者婚姻运动蓬勃发展的今天，恋童仍然被视为一种病态，一种恶心的精神异常。在2013年5月，由美国精神病协会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DSM-5）中，第一次将恋童定义为一种“性取向（sexualorientation）”——前提是恋童的取向本身没有对本人造成精神压力，以至于不能正常行使社会职能，以及恋童者本人从没有在任何程度上猥亵过儿童，否则恋童就不再是一种取向，而是一种精神失常（disorder）。这几乎是DSM在歧视同性恋年代里给同性恋下的定义的翻版。在1953年出版的第一版DSM中，同性性取向被定义为一种“人格（sociopathpersonality disorder）”，如今同性恋早已经不被视作是一种精神疾病，那为什么在承认恋童是性取向的同时，为何还要保留“恋童精神失常（pedophilicdisorder）”这样的定义呢？
不过，即使是DSM-5将认定恋童是性取向限定在很窄的范围内，也无法被公众接受。反恋童癖情绪高涨的公众舆论将性取向这一定义视为恋童合法化的前奏，抗议声一时如山呼海啸。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美国精神病协会2013年11月发表声明，称“性取向”一说是一个“错误”，并将性取向改成了“性兴趣（sexualinterest）”。
历史的规律就是如此：从酗酒到青少年暴力，科学家们不断在在“堕落的行为”中找到生理学基础，道德再缓慢地接受科学证明了的事实。固然，如果生理学把一切罪恶解释为DNA、神经元和生物电的系统反应而忽视主观意志的作用，那么我们的整个道德和法律体系都有全盘崩塌的危险。
中国神童范文第4篇
我国较早系统、深入地论述儿童精神的基础性理论著作,当数刘晓东博士所著的《儿童精神哲学》(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该著作从个体精神发生的维度探讨儿童的精神科学,以人类文化史为立足点,将儿童凸显在历史、文化、人群之中,在诸多学科的理论背景下,通过审视不同维度中的儿童精神现象,完成了对于儿童精神世界的哲学把握。而《儿童精神:一种人文的表达》堪称是国内有关儿童精神哲学研究的又一力作。该书基于儿童精神哲学研究已有思想成果的启示与借鉴,同时又融入了作者本人所特有的经验积淀、生命感悟和缜密的哲思理性,循着一种新的文化视角和逻辑线索,将童年精神的宏阔景象与文化意蕴及其教育诉求呈现于读者的面前。作者以其敏锐的学术感知将自己的思考聚焦于儿童精神的人文品性,置儿童精神于人类进化与文化发展的广阔背景而予以整体观照。在哲学、人类学、生物学、文化学及心理学等多学科视野下,从儿童精神历史生成的逻辑演绎,到儿童精神基本特质的阐发及其与人文文化的品性比照,完成了儿童精神之人文性本质的论证。这既是对已有的儿童精神研究的进一步深化与补充,构建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认识与理解儿童的新的理论框架,也为我们树立“儿童教育在本质上就是一种人文化的教育”这一理念提供了最根本的观念前提和逻辑基础。书中对于儿童人文性精神之于个体、类、文化、教育的意义阐释,饱含着作者本人在现代文化与教育背景下倡导一种新的儿童观的殷切期盼和人文情愫。作者关于儿童人文性精神诸如原生性、混沌性、游戏性等特点的探索,不仅弥补了当前人文精神大讨论中对儿童阶段关注的不足,也为儿童教育的人文性复归提供了一种有益启示。
总体来看,《儿童精神:一种人文的表达》一书的特色可以从意义陈述和风格表达两个方面来考察。
一、意义陈述
作者将儿童精神世界的人文价值定位为儿童自身的情感、欲望、体验、幻想、志趣等内在精神与天性的一种自由表达与和谐发展,体现出对儿童本体意义上的人文关怀。在此基础上,作者呼吁教育工作者要改变过去教育“压迫”儿童的状况,实施人文化的教育,呼吁成人真正走入儿童的生活,真正体会与尊重儿童精神世界的人文价值。
在方法论意义上,首先,就人类整体的精神文化世界而言,作者在把握儿童精神人文性的同时,试图把握人类整体的精神文化世界的人文性,找到深入研究人类精神文化发展的新思路。黑格尔的精神进化论及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在方法论上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如霍尔提出复演论,来解释个体的心理发生。不仅心理学,其他人文学科也在自觉不自觉地把个体与类发生的一致性作为方法论原则,从爱德华 泰勒的《原始文化》到列维 布留尔的《原始思维》,这些著作都有将原始人与现代文明中的儿童进行类比的内容。《儿童精神:一种人文的表达》同样秉持了儿童个体与人类总体的“生成”学说,提出儿童精神是人类原始文化“活化石”的理论假设。可以认为,这种假设对于积极的、乐观的儿童观念具有重大意义。
其次,通过研究儿童的精神世界,能够进一步帮助成人找到反躬自身的新途径。作者认为:“向童年回归,向儿童学习,其实质就是为了克服现代人人文性缺失的精神异化,从现实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束缚中抽身而出,到儿童那里接受一种浪漫诗意和本真性情的精神洗礼。”这正如泰戈尔向人类所承诺的“上帝等待着人在智慧中重新获得童年”。当然,回归童年不是让成人回到生理年龄意义上幼稚的、不成熟的状态,而是让成人在世俗化的生活片段和场景中保留一些儿童精神层面的心灵和天性,穿越一些成人真实生活中的障碍,在诗意童年与生活现实之间随时化入化出,终生葆有一种本真的情怀和梦想的能力。童年的世界是充满诗情画意的神奇年代,童年就深藏在我们心中,我们应当用梦想挖掘它、发现它。异化了的成人生活尤其需要并且应该在童年的回忆中寻回一种久违了的精神家园,儿童的生命和儿童的精神世界值得我们成人来敬畏和赞美。
二、风格表达
该书作者本人学术性向浓,涉猎广博,研究基础扎实,在对儿童问题多年积累和思考的基础上,形成了比较稳定的研究方向和独特的表达风格。该书对儿童精神为什么具有人文性,如何体现人文性,及其文化上的价值和儿童教育的启示等问题进行了阐述。作者秉持学术立场,并最终以儿童教育的人文性精神与儿童人文性精神的教育这两个方面作为儿童教育人文化的基本命题,分别从其价值取向到其具体实践,从其课程设置又到其实质过程进行了探讨,以此试图为我国儿童教育人文化实施提供一种新思路。理论思维清晰、严谨,思辨色彩融贯于全书。
任何理论形态都有自己的发生历史,都有自己发生历史的积淀与浓缩,理论的建构依赖于历史,以历史为依据。作者能够敏锐地认识到,对精神现象的把握同样需要有一个广阔的生命科学背景,认同个体精神成长的历史与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是对应的,个体精神的发生是对类的精神的发生简约化了的重演。如刘晓东在《儿童精神哲学》所言:“儿童的生命宛若史诗。”儿童不只是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之上,还诗意地鱼游于历史的长河之中。儿童的游戏、儿童的梦想、儿童的艺术、儿童的思想、儿童的全部生活,都是描绘生命历史、精神历史的诗篇,儿童的成长是历代祖先血肉相连的进化历史的一个缩影。《儿童精神:一种人文的表达》就是以宏阔的历史视野,运用多学科的视角,首先探询个体与类发生的一致性原理,逻辑地推导出儿童精神发育与人类原初文化的人文性一致;进而通过对儿童精神与人文文化的对应性比较研究,寻求会通与契合的证据,作者从儿童精神的自我中心化到人文取向的自我意识,从儿童感知的整体混沌化到人文生成与承纳的体认性,从儿童潜意识化的精神到人文存在的隐喻性,从儿童生活的诗性逻辑到人文理解的性情化,从儿童的游戏精神到人文自由的永恒追求五个方面,论证了儿童精神与人文文化的品性一致。作者从历史中引出“儿童精神”,证明“儿童精神具有人文性”,落脚点在“儿童教育”上,从而概括出该书的核心观点,即儿童精神是一种人文性的精神。作者由此进一步指出,向人文性的童年回归便是克服现代人精神异化的有效路径,儿童教育也只有走人文化的道路才有可能促成儿童和谐健康地成长。
作者在追求缜密的逻辑言说的同时,在内容和表达形式上也在时刻关心着读者的感受,努力与读者达成同感。作为一部富有儿童人性关怀的人学作品,《儿童精神:一种人文的表达》在字里行间充溢着浓郁的人文情愫和对于儿童世界的眷恋与赞叹,不乏浸透浓厚乡土气息和童年梦想色彩的游戏、诗歌、童话、日常生活故事、猎奇的哲学发问等内容,弥漫着诗一般的童真与浪漫,灵性十足,富有感染力。
该书借助于对儿童精神的人文性的思考,尝试对儿童精神世界的文化解读和整体把握,丰富了我国有关儿童的理论。但这种理论绝非仅仅局限于学前教育的专业视野,同时也有助于读者重新思考和解释小学阶段有关儿童教育的现象和问题,对于基础教育,尤其对于有关低幼儿童教育的改革,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从学科角度看,该书也不只是一部儿童心理(哲学)或儿童精神哲学或教育哲学作品,它对于理解儿童美学、儿童文学、儿童艺术等也有可供参考、借鉴的启示。
目前,“关心儿童”“解放儿童”已经成为教育界的主流呼吁。呵护童心、善待成长是所有教师的本职工作,也是所有教师应有的人文情怀。儿童教育只有走人文化的道路,才能真正担当起呵护童心、善待成长的根本使命。这种使命需要呼吁,更需要践行。
中国神童范文第5篇
柔和的春风已经被孩子们的欢声笑语给赶走了，我们又迎来了六月，六月的第一天就是我们孩子们最快乐的节日了——六一儿童节！
这一天，我兴高采烈地来到了学校，今天下午就要举行全校文艺汇演了，我虽然已经练了好长一段时间，但是心里还是有点紧张，因为我们班表演的五个节目中我都参加了，我希望我能表演好，为班级争光。
到了下午，同学们都浓妆艳抹，个个精神抖擞，脸上的笑容就像一朵朵盛开的鲜花，是那样美丽。随着节目一个一个地进行，我的心都快跳出来了。我们班的节目马上就要开始了，老师让我们做好了准备，看着别的同学都站好了位置，我也就不害怕了。我们第一个表演的是大合唱《我们同在阳光下快乐地成长》，我们表演完的时候，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这给我们增添了许多信心。第二个节目是表演唱《一分钱》，我们几个同学在放学的路上捡到了一分钱，一起把它交给警察叔叔的事情。让我们知道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不能据为己有的道理。第三个节目是我们少先队员的队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当我们迈着坚定而有力的步伐走上台的时候，台下的掌声震耳欲聋，同学们发挥的也特别好，表演的干净利落，充分表现出了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气质，台下喝彩声一片。接下来我们表演的是舞蹈《洗手绢》，在舞蹈中我们懂得了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做，还要帮家人干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这才是新时代的接班人。随着音乐，我们跳起了又一个舞蹈，我们背上心爱的书包去上学，天天不迟到，做一个讲文明，懂礼貌的好学生。我们要发扬爱学习的精神，好好学习来回报祖国，让祖国的明天更美好。
我们班的节目表演完了，接下来还有很多精彩的节目，台上的同学表演得很认真，台下的同学也看得很仔细，时而发出欢快的笑声，时而发出阵阵的掌声。
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我们的校长走了出来。他要宣布今天的表演奖，以及一二三等奖，当一二三等奖都宣布完的时候，台下的欢呼声响成了一片，我们很失望，因为没有我们班，这时校长又开口了：“同学们，静一静，下面我宣布获得表演奖的是《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话音刚落，我们班的同学兴奋地从座位上跳了起来。在那时我想：有付出就一定会有回报的。
这是我过的最难忘的六一儿童节了！
儿童节的由来
每当“六一”国际儿童节的时候，孩子们都兴高采烈地欢度着自己的节日。那一张张笑脸，一阵阵歌声，都充满了幸福和快乐。但是你是否知道这“六一”节的来历？是否知道当年确定儿童节的时候，是因为世界上有无数的少年儿童在战争中被夺去了幼小的生命。
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42年6月，德国法西斯枪杀了捷克利迪策村16岁以上的男性公民140余人和全部婴儿，并把妇女和90名儿童押往集中营。村里的房舍、建筑物均被烧毁，好端端的一个村庄就这样被德国法西斯给毁了。
为了悼念利迪策村和全世界所有在法西斯侵略战争中死难的儿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贩子虐杀和毒害儿童，保障儿童权利，1949年11月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在莫斯科召开执委会，正式决定每年6月1日为全世界少年儿童的节日，即国际儿童节。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49年12月23日作出决定，规定6月1日为新中国的儿童节，同时宣布废除旧中国国民党政府1931起实行的4月4日为儿童节的规定。
目前，各国政府普遍关注儿童的未来，保护儿童的权益。联合国1990年通过的《儿童权利公约》，我国是参与制定国和签约国之一。在批准《儿童权利公约》的同一年，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这对维护少年儿童的权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为切实保障儿童健康成长，中国立法、司法、政府各有关部门以及社会团体都建立了相应的机构。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分别设有负责妇女儿童保障的立法和监督机构。国务院下设的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负责协调和推动政府有关部门做好维护儿童权益的保障工作，为儿童办实事。
各国儿童节习俗
俄罗斯
俄罗斯儿童的儿童节和国际完全“合拍”，就在6月1日。每当儿童节来临的时候，俄罗斯各地的孩子们都会兴高采烈地欢度自己的节日，还会表演一些民族歌舞，学校里则举行庆祝活动。
其实说起儿童节的来历，与俄罗斯有重要关联。1949年11月，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在莫斯科举行理事会议。为了保障世界各国儿童的生存权、保健权和受教育权，改善儿童的生活，会议决定以每年的6月1日作为国际儿童节。
日本
本是世界上庆祝儿童节次数最多的国家，他们一年要庆祝三次儿童节，而且庆祝方式十分有意思，充满了浓浓的日本风情。
3月3日女孩节这个节日是专门为小女孩设立的，每到这一天，家中有女儿的父母会在家里设置一个陈列台，台上放上穿着日本和服的漂亮女娃娃玩偶，作为给自己女儿的节日礼物。
5月5日男孩节节日当天，有儿子的家庭，门前都悬挂“鲤鱼旗”，表示鲤鱼跳龙门的意思。鲤鱼旗，用布匹或绸缎裁成“空心鲤鱼”，分黑、红和青蓝三种颜色。黑，代表父亲；红，代表母亲；青蓝代表男孩自己。家里有几个男孩儿，门口就悬挂几面青蓝旗。青蓝旗子越多，表示这家的哥们儿就越多。在日本人心目中，鲤鱼象征力量和勇气。
11月15日“七五三”儿童节在日本习俗里，三岁、五岁和七岁是小朋友特别幸运的三个年纪，所以每年的这一天，会专门为这三个年纪的孩子热闹地庆祝一番。这一天，小朋友会穿上的传统和服，还会背上一个画了松树、乌龟或鹤等图案的小纸袋，纸袋里装满了父母买的糖果和玩具。穿戴整齐后，父母会带小朋友上神社，祈求并感谢神明给小朋友带来健康和快乐。
韩国
韩国的儿童节于1923年，从“男孩节”演变过来的。也是韩国的公众假日，每年的5月5日。这一天，孩子们可以尽情享受欢乐，父母要给孩子准备他们最想要的礼物。很多孩子也会在这天穿上韩服，体验传统的韩国文化。
哥伦比亚
哥伦比亚将每年的7月4日定为儿童节。在这个节日里，全国的学校都要举行各种生动活泼的庆祝活动，儿童们还常常戴上各式各样的假面具，扮成小丑的样子在街头玩耍，十分开心。
巴西
巴西的儿童节在8月15日，这一天正好也是巴西的“全国防疫日”。所以，每到这个日子，各地的医生们都要为孩子们看病，还要给5岁以下的儿童注射预防小儿麻痹症的疫苗，表明政府十分关心儿童的健康。另外，巴西的“圣母显灵日”10月12日也往往作为儿童节，有一些庆祝活动。
瑞典
瑞典也把儿童节分得比较细，每年的8月7日是“男孩节”，又称为“龙虾节”，意思是鼓励全国的小男孩学习龙虾的勇敢精神。这一天，孩子们要打扮成龙虾的样子，表演一些非常活泼可爱的节目。
12月13日则是瑞典的“女孩节”，又叫“露西娅女神节”。露西娅是瑞典传说中专门保护女孩的女神，每到这个节日，女孩子都要打扮成女神的模样，为其他孩子做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