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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年8月24日)，一代文豪苏轼逝世于常州，距今已经整整900年了。历朝历代乃至当今的中国人都时刻怀念着这位文坛巨子，罕见的全才、奇才。他兼擅诗词文、书法、绘画的非凡才华，至今为人们所称羡；他颠沛流离的宦海生涯、浪迹天涯的人生经历，至今为人们所慨叹；他开朗豁达的胸襟、刚正不阿的气节，至今为人们所景慕；乃至他的传闻、轶事、佳话也是妇孺皆知。清人周启隽说得好：“先生蜀人也，生于蜀而不拘乎蜀，先生盖天下士矣。”[i]苏轼的故乡虽在四川眉山，然而苏轼也是常州人的骄傲。900年前，苏轼在常州与世长辞。从此，他的一腔浩然正气在江南大地上回荡。常州作为苏轼魂系江南的终老之所，他的足迹几乎遍布常州的各个角落，这正是“莹域所藏，寝庙所寄，虽非其乡而谓之乡人可也”[ii]。
常州为我国江南的一座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很早就有历史记载。自汉朝起，先后曾有毗陵、毗陵郡、晋陵之称。隋开皇九年(589)于常熟县置州，因县得名为常州，后移治于晋陵，废郡称常州，沿用至今。辖境相当今江苏常州市、无锡市及武进、江阴、宜兴等县地。苏轼与常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买田宜兴、仙逝常州，常州可谓是苏轼的第二故乡。
“吾归何处”
苏轼自幼才华横溢，至嘉祐二年(1057)一举进士及第，名震京师。从此宦海沉浮，屡遭不幸。在坎坷的仕途上走遍了天南海北的苏轼飘泊无归，已是“心如死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iii]，这使其不得不对自己归根何处及早进行周全考虑。苏轼在各地为官时均以体恤人民疾苦为己任，再加上他负有魅力的才华，乐观豁达的胸襟，热爱生活的本性使他无论官居何处，都深受各地人民的爱戴和崇敬。对将来卜居何处，他有太多选择，这与他随遇而安的个性是分不开的。
叶落归根乃人之常情，在初入仕途不久，他在《华阴寄子由》诗中就说：“三年无日不思归，梦里还家旋觉非”[iv]，可见苏轼对故乡的一片拳拳赤子之情。熙宁四年(1071)，苏轼因政见不和，出任地方官，通判杭州，与杭州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于是有卜居杭州之意，有诗云：“居杭积五岁，自忆本杭人。故山归无家，欲卜西湖邻。”[v]苏轼也曾任徐州太守，他在《灵壁张氏园亭记》中说：“余为彭城二年(徐州又称彭城)，乐其土风。将去不忍，而彭城之父老亦莫余厌也，将买田于泗水之上而老焉。”[vi]苏轼在“乌台诗案”中，也有“是处青山可埋骨”的感叹[vii]。后苏轼贬谪黄州，元丰七年(1084)移汝州团练副使，他于四月离黄州时作《满庭芳》云：“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万里家在岷峨。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viii]这首诗把苏轼历尽颠沛离难，渴望一个宁静港湾的心情表达得淋漓尽致。在以后的飘泊生涯中，苏轼还曾有卜居金陵、蒜山、汝州、庐山、惠州等地的打算，在其诗文中屡屡可见，但均未如愿。而买田宜兴、卜居常州也是他多年的愿望，并最终了却心愿，这也许是中国传统宿命论中最流行的一种说法——“缘份”吧。
“殆是前缘”
据《苏轼年谱》及其他史料记载，苏轼一生中出入常州多达十一次。其中路过常州，仅作短暂停留有六次，在常州停留较长，并有各种活动，留下不少诗文、佳话、遗迹的有五次。从熙宁四年(1071)仕途不畅到归老常州，消逝人寰，苏轼对常州青睐倍致。元丰七年(1084)十月十二日，苏轼撰《楚颂帖》：“吾来阳羡(即宜兴)，船入荆溪[ix]，意思豁然，如惬平生之欲。逝将归老，殆是前缘……”[x]。在《又送叶淳老》中也说：“阳羡姑苏已买田，相逢谁信是前缘。”[xi]可见一个“缘”字把苏轼与常州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早在嘉祐二年(1057)，苏轼金榜题名，进士及第，在琼林宴上与同科进士常州宜兴县的蒋之奇、单锡，武进县的胡完夫倾心畅谈，遂结成莫逆之交，并相约卜居阳羡。这可以说是苏轼与常州之缘的源头。继初次相约居常到苏轼首次过常相隔整整十四年。熙宁四年(1071)，苏轼因在朝廷政见不合，自京师通判杭州。在赴任途中，苏轼第一次路过常州，但却没有时间，似乎也没有心情到早已心有所属的常州游历一番，而是后来在杭州任上常来往于常州、宜兴等地，赈灾、救饥、访友、游览，常州等地遍布了他的足迹，更有大量佳作传世。特别是在熙宁六年(1073)，苏轼畅游常州阳羡，尽情领略清山秀水，与好友饮酒作诗，不亦乐乎。后于熙宁七年(1074)，苏轼在距宜兴县城五十里的黄土村买了一份田产，卜居阳羡之约初步履行，心情舒畅，遂寄友人诗曰[xii]：
惠泉山下土如濡，阳羡溪头米胜珠。
卖剑买牛吾欲老，杀鸡为黍子来无。
地偏不信容高盖，俗俭真堪著腐儒。
莫怪江南苦留滞，经营身计一生迂。
对此，周必大《省斋文稿》卷19《书东坡宜兴事》云：“公熙宁中倅杭，沿檄常、润间，赋诗云：‘惠泉山下土如濡，阳羡溪头米胜珠’。又有‘买田欲老’，‘地偏’、‘俗俭’之语，卜居盖权舆于此。”苏轼买田居常，也惹得章惇相约：“君方阳羡卜新居，我亦吴门葺旧庐……他日扁舟约来往，共将诗酒狎樵渔。”[xiii]然而苏轼并未能如愿所偿，因政治风云，官场动荡，展转颠沛又近十年。在经历了“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五年之后，苏轼于元丰七年(1084)获赦量移汝州，途中不惜路途遥远绕道来到常州宜兴，再次买田置房，为移居常州作充分准备，可见苏轼在历经磨难之后归常的迫切心情。后苏轼于赴汝途中两次上表乞常州居住，词意肯切：“臣有薄田在常州宜兴县，粗给饘粥，欲望圣慈，许于常州居住。”[xiv]金人赵秉文《题东坡乞常州奏草》云：“唐卢坦有言，凡居官廉，虽大臣无厚蓄，其能积材者必剥下以致之，……东坡奏稿以薄田粗给饘粥，乞常州安置，其后竟卒于常州，岂以田故邪?天留此二帖以警世贪饕之徒耳。然则无德而千驷者，亦可悲也夫!”[xv]“以薄田粗给饘粥”，真是一代清官，两袖清风。元丰八年(1085)，苏轼在南都(今河南商丘)接到了朝廷批准他常州居住的诏命。五月，苏轼作《归宜兴留题竹西寺三首》[xvi]，充分表达了他得以放归阳羡，归隐田园的喜悦之情：
十年归梦寄西风，此去真为田舍翁。
剩觅蜀冈新井水，要携乡味过江东。
道人劝饮鸡苏小，童子能煎莺粟汤。
暂借藤床与瓦枕，莫教辜负竹风凉。
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
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
但好景不长，元丰八年(1085)六月，在过了一段时间虽短但极其舒适的田园生活之后，苏轼受诰命复朝奉郎，知登州军州事，在常州“为田舍翁”的梦想又一次破灭。此后苏轼又在官场几经沉浮，晚年竟然垂老投荒，远贬惠州、海南数年。苏轼将全家安顿在宜兴，只有朝云和三子苏过同赴贬所。常州仍然是苏轼赖以存活全家的故地。
直至建中靖国元年(1101)，苏轼幸获大赦后，经过数年凄苦的海南贬谪，踏上归途，下决心定居常州。对此，费衮在《梁溪漫志》卷4中载苏轼语友人曰：“然某缘在东南，终当会合”。正象苏轼本人所说的“某缘在东南”，自从三十年前首次经过常州之后，九死一生，此时常州是其归老的最佳选择。周启隽说的好：“盖尝论之东坡赤壁，非不乐也而非其志；珠崖儋耳，非不安也而非其宜；金马石渠，非不欲也而非其处；惟阳羡之居，先生欲之志所存也，而安而乐焉。”[xvii]
“眷此邦之多君子”
自海南获赦北归之后，苏轼最终消逝人寰于常州顾唐桥北孙氏馆。“吴越之民，相哭于市，其君子，相吊于家；讣闻四方，无贤愚皆咨嗟出涕”，“满城(常州)上下，咨叹之涕”[xviii]。一代人杰与世长辞。凡事必有因果，苏轼选择常州为归老之所，不是无故而为，而是有诸多的缘由在里面。
1、苏轼自少就“奋历有当世志”[xix]，想成就一番事业。但名扬京师后，却因政见不合而屡受排挤，英雄无用武之地，满腹经纶也是徒劳。在种种无奈的情况下，苏轼疲惫不堪，他不愿继续在尔虞我诈的官场上摸爬滚打、勾心斗角。在北归途中，苏轼曾作《雨夜宿净行院》诗：“芒鞋不踏名利场，一叶轻舟寄渺茫。林下对床听夜雨，静无灯火照凄凉。”[xx]可见，苏轼对“名利场”——官场，已深感厌倦和畏惧。他毅然决定回归常州，与此有很大关系。
2、大凡古代的风流才子均乐山水之美，佳山胜水令其流连忘返，吟咏不已，甚至产生永居于此之念，苏轼也不例外。最初蒋之奇与苏轼的鸡黍之约即因蒋大赞其家乡山水之美而订。对此，明人吴宽有言：“盖嘉祐初，公登进士第，与同年蒋之奇联宴席。蒋，阳羡人也，谈及其乡山水之胜，遂有终老此地之约。”[xxi]后于熙宁六年(1073)，在好友的陪同下，苏轼畅游阳羡，秀美的山水，淳朴的民风，使苏轼为之感动。元丰七年(1084)，苏轼力请居常终如愿以偿后，直言“买田阳羡吾将老，从来只为溪山好”[xxii]。“溪山好”显然是苏轼居常的重要原因，看来苏轼是要在山明水秀的阳羡聊度余生了。对此，清人周煇也说：“东坡初入荆溪，有乐死之语，盖喜其风土也。”[xxiii]
3、“吾行四方而无归兮，逝将此焉止息”，“独徘徊而不去兮，眷此邦之多君子。”[xxiv]这是苏轼在常州为好友钱君倚作《哀词》时发出的感慨。苏轼一生好交游，由于其为人幽默风趣、豪爽正直，所以至友众多，常州人士就不下十多个。如钱安道、钱君倚、胡宗愈、蒋之奇、单锡、单锷、孟震、胡仁修等，在现存的苏轼诗词文中频频露面。前已述及，早在嘉祐二年(1057)，苏轼就在琼林宴上与同科进士常州宜兴县的蒋之奇、单锡，武进县的胡完夫等相约卜居阳羡。后来，蒋之奇等人果不食言，为苏轼在宜兴买田助了一臂之力。此后，苏轼又结识了报恩寺长老、滕元发、邵民瞻、蒋公裕等友人，均有诗文记载。
4、苏轼决计卜居常州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他与常州人民的深厚感情。政治上的波折大大缩短了苏轼与人民之间的距离，使苏轼成为处处体恤人民饥寒的父母官。在熙宁六年(1073)苏轼通判杭州期间，常州地区岁旱民饥，苏轼奉命前往常州赈饥。除夕之夜，苏轼为了不惊扰地方，竟泊舟常州城外，过了一个寒冷、孤寂的大年夜，并作《除夜野宿常州城外》二首来表达内心感受，其中一首云[xxv]：
行歌野哭两堪悲，远火低星渐向微。
病眼不眠非守岁，乡音无伴苦思归。
重衾脚冷知霜重，新沐头轻感发轻。
多谢残灯不嫌客，孤舟一夜许相依。
这样的父母官，哪个老百姓不崇敬，不爱戴呢?而其诗情之至深，清人查慎行在《初白庵诗评》卷一中说到：“每当孤舟旅泊，时披读一过，觉陇水巴猿，未是断肠声也。”元丰六年(1083)，苏轼上《进单锷〈吴中水利书〉状》，谓“苏、湖、常三州，皆大水害稼”，并“旧闻常州宜兴县进士单锷，有水学，故召问之，出所著《吴中水利书》一卷，且口陈其曲折，则臣言止得十二三耳。”[xxvi]可见，苏轼又在为常州的水灾而奔波，访贤纳士，真可谓人民公仆，难道不是现在许多政府官员的楷模吗?
5、晚年苏轼自海南北归，决计在常州度过余生，还因为他在常州已有薄田，可“粗给饘粥”，不至于忍饥受寒。另外，苏轼在贬谪惠州时，只带上了小儿子苏过，长子苏迈、次子苏迨已于宜兴安家。苏轼谪居惠州时，曾作《与曹子方五首》，其三云：“某惟少子随侍，余皆在宜兴。”[xxvii]此时，苏轼已将阳羡视为自己的故乡了。此外，当时苏轼举家已在舟上度过多日，正值六月酷暑，急需一个安息之所，不宜久留，要早作决定。
苏轼卜居宜兴，归老常州，这一切都不是一时的即兴之想。自首次路过至最终仙逝常州，苏轼始终与常州有特殊关系，对常州怀有亲切深厚的感情，这几乎贯穿了他的后半生。无怪乎宋人费衮说：“盖出处穷达，三十年间，未尝一日忘吾州者。”[xxviii]
“葬我嵩山下”
苏轼身后葬于河南汝洲郏县，而他既欲归老常州，又仙逝于此，为何未葬于常州呢?古人讲求忠孝两全，其父苏洵之墓已在四川，苏轼本应归葬四川，苏辙《卜居赋》也云：“念我先君，昔有遗言；父子相从，归安老泉。”[xxix]为何苏轼未归葬四川眉山呢?除因路途遥远以外，还有更重要的政治上的原因，与蜀中赵捻一案有关。赵捻本西南夷人，其父赵庭臣杀其族党，归降朝廷，赐姓赵。赵捻于绍圣元年(1094)擢进士第二名。《朱子语类》卷133说：“蜀中有赵教授者，因二苏斥逐，以此摇动人心，遂反。”结果 赵捻兄弟被诛，父母妻子皆被流窜，这当然是为苏轼兄弟帮倒忙。自岭南北归，任便居住时，苏轼便选定常州。若回故乡或回故乡安葬，必然给政敌以话柄。
为何选在河南呢?这是因为苏洵早有宿愿要迁居河南洛阳，“经行天下爱嵩岳，遂欲买地居妻孥”[xxx]，所以苏轼遵从父言，遗命把他葬于嵩山下：“公始病，以书属辙曰：‘即死，葬我嵩山下，子为我铭。’”[xxxi]再则，当时苏轼全家的经济条件也很窘迫，其子在苏轼过世之后，只有去河南颍州投靠苏辙为生。“东坡以病殁于晋陵，伯达、叔仲归许昌，生事萧然。公(指苏辙)笃爱天伦，曩岁别业在浚都，鬻之九千数百缗，悉以助焉，嘱勿轻用。”[xxxii]以此看来，苏辙在苏轼葬于何处问题上还是费了一番心思的。苏轼死于常而没有葬于常，对常州而言，难免有一丝遗憾。但因于此，苏轼更值得常州人民怀念。
“买田阳羡吾将老”，苏轼仙逝常州距今已900年了，这位几十年来一直在逆旅奔波、席不暇暖、过着流亡生活的蜀山游子，终将一代才子之灵气永留于江南这座美丽的小城。至今苏轼与常州仍前缘不断，他为常州留下了许多著名的诗篇，《咸淳重修毗陵志》卷23载苏轼有关常州的诗近二十首，为此志所载诗人的诗歌数量之首。清人阮升基赞叹道：“考公词翰所及，屡称阳羡，则阳羡境内何处非公吟魂浩气所往来耶?”[xxxiii]凡是苏轼足迹走过的地方，在民间都历代流传着对他的歌颂和传说。如今，还有多处有关苏轼的遗址胜迹供人们游览和瞻仰。如常州的苏文忠公祠、舣舟亭、洗砚池、藤花旧馆；宜兴的东坡海棠园、东坡书院等。此外，苏轼还留有许多轶闻、佳话，在各种史书、文集及方志中均有记载，为人们所传颂。常州人民将永远怀念这位伟人，常州就是一代文坛巨子苏轼的第二故乡!
[i]《重修东坡书院记》，《嘉庆重刊宜兴县旧志》卷10。清光绪八年刻本。清李先荣原本，清阮升基增修，宁楷等增纂。
[ii] 同上，卷4。
[iii]《自题金山画像》，《苏轼诗集》卷48，页2641。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2年版，下同。
[iv]《苏轼诗集》卷5，页224。
[v]《喜刘景文至》，同上，卷34，页1815。
[vi]《苏轼文集》卷11，页368。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下同。
[vii]《狱中寄子由》，《苏轼诗集》卷19，页998。
[viii]《东坡词编年笺证》卷2，页423。薛瑞生笺证，三秦出版社，1998年版。下同。
[ix] 在江苏宜兴县南，以近荆南山得名。上承永阳江，下注太湖。
[x]《苏轼佚文汇编》卷6，页2578
[xi]《东坡词编年笺证》卷3，页565。
[xii]《常润道中有怀钱塘寄述古五首》其五，《苏轼诗集》卷11，页553。
[xiii]《和章七出守湖州》题下“施注”引章惇寄诗，《苏轼诗集》卷13，页649。
[xiv]《乞常州居住表》，《苏轼文集》卷23，页657。
[xv]《滏水集》卷20，金赵秉文，四库全书1190册，页263。
[xvi]《苏轼诗集》卷25，页1346。
[xvii]《重修东坡书院记》，《嘉庆重刊宜兴县旧志》卷10。
[xviii]《亡兄子瞻墓志铭》，《栾城后集》卷22，页1410。曾枣庄、马德富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xix] 同上。
[xx]《苏轼诗集》卷43，页2368。
[xxi]《跋东坡楚颂帖》，《家藏集》卷50，明吴宽，四库全书1225册，页458。
[xxii]《菩萨蛮》，《东坡词编年笺证》卷2，页474。
[xxiii]《清波杂志》卷3，清周煇，四库全书1039册，页23。
[xxiv]《钱君倚哀词》，《苏轼文集》卷63，页1964。
[xxv] 《苏轼诗集》卷11，页533。
[xxvi] 《苏轼文集》卷32，页915。
[xxvii] 同上，卷58，页1775。
[xxviii] 《毗陵东坡祠堂记》，《梁溪漫志》卷4，宋费衮，四库全书864册，页718。
[xxix]《栾城第三集》卷5，页1523。
[xxx]《丙申岁，余在京师，乡人陈景回自南来，弃其官，得太子中允。景回旧有地在蔡，今将治园囿于其间以自老。余尝有意于嵩山之下、洛水之上买地筑室以为休息之馆而未果，今景回欲余诗，遂道此意。景回志余言，异日可以知余之非戏云尔》，《嘉祐集笺注》，页450。曾枣庄、金成礼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xxxi]《亡兄子瞻墓志铭》，《栾城后集》卷22，页1410。
南乡子苏轼范文第2篇
关键词:柔奴 容貌美 才艺美 品行美
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审美标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审美观,尽管审美会因人因时而异,但一些普遍的共同的美还是存在的,它不会因为时代的变迁而发生改变,也不会冈为欣赏者的不同而发生改变。不仅有共同美的存在,而且荧感也有共同性。所谓“美有同嗜然”,人人会心,古今同品。比如苏轼在《定风波》中刻画的人物柔奴就代表了古今、人人都认同的美。不仅在宋人看来是美的,在今天看来也是美的。柔奴这一典型形象的成功塑造,电使得作品具有了较高的艺术魅力、审美价值。
美和丑总是相对而言的。有的人外表很丑,但心灵很美,在文学作品中有外表丑陋内心美好的形象,比如《巴黎圣母院》中的敲钟人卡西莫多,外表奇丑,而心地却十分善良这是化“丑”为美。在文学形象中也不乏外表美而心灵丑者,如《红楼梦》中的王熙凤,外表美丽,内心狠毒,我们只能把她作为文学形象来欣赏,而不应向她的人品来学习。她还不能算作理想的美。如果单纯说一个女子的容貌美,似乎不足为奇。外表美是一种外在的美,一个人更重要的是内在的美,心灵的美,而柔奴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她不仅有美丽的容颜还有美好的心灵,是内在美与外在美的完美统一。下面我们就赏析一下柔奴体现的女性美之所在:
一、容貌美
一个相貌丑陋的人同然可以通过善的行为改变其形象,但不可甭认,一个人的外表美也是至关重要的,人们在相互不是很了解的前提下.第一印象占了很大的比重,影响到人的视觉,为什么青年人看起来比老年人要好,是因为年轻人的外貌年轻,肤色好,而老年人则饱经沧桑,面部多是皱纹,但老年人有丰富经验和远高于年轻人的智慧在苏轼笔下的歌妓舞女大多是美女,柔奴是其中之一。
苏轼《定风波》(氏羡人问琢玉郎)的原序:“王定国歌儿曰柔奴,姓宇文氏,眉目娟丽,善应对,家世住京师。定国南迁归,余问柔:‘广南风土,应是不好?’柔对曰:‘此心安处,便是吾乡。’因为缀词云。”这罩不仅谈到作者写作的背景,还谈到了柔奴美丽的容貌。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六月,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王巩字定国,从苏轼学为文,因收受苏诗而受牵连,被贬宾州监盐酒税。宾州即岭南地区,条件颇为艰苦。去时,王巩携歌女柔奴同行,三年后,北归,与苏轼一起饮酒,王巩出柔奴劝酒。苏轼遂作此词助兴,也可见柔奴的人格、苏轼的胸襟。
在宋代,有大量歌妓、舞女存在,这与统治者的倡导有关,官员司以妻妾成群,拥有歌女、舞女,供他们寻欢作乐。在这些女子中,不乏才貌双全者。有的还与主人产生了真挚的感情,终身与主人相随、相伴,与主人同甘苦、共患难。王巩携柔奴到岭南,则正是那个时代特有生活的真实写照。如果说在现代社会,有官员带歌女出游的话,完全是一种被人唾弃的行为,而在宋代,则截然不同,时代背景小同,对事情的理解也就相异了,歌女与主人相依为命、不离不弃、患难与共的可贵精神,是值得称颂的。而在词人苏轼笔下的女子,不仅外表灵巧秀美,而且才艺双全、具有令人赞赏的人品美,这是他们形象的一个普遍特点。词人在原序中提到“眉目娟丽”,是在赞美柔奴天生丽质、美貌绝顶、无与伦比。
“常羡人间琢玉郎,天教分付点酥娘。”这是词的第一句,作者并没有从正面描写柔奴之美,而是采用了虚拟的手法。“琢玉郎”,本指雕琢玉器的工匠,这里借指王巩这位善于相思的多情种子。“点酥娘”本于梅尧臣之诗,有“女子能点酥为诗”,这里借以夸赞柔奴的聪明才艺。“点酥”大概相当于现在的裱花工艺艺。‘分付”,即交付。这一整句是说羡慕你这位多情男子,老天交付给你一位心灵手巧的“点酥娘”来了。苏轼并没有对柔奴的容貌和身段作具体的摹写,而是采取了以虚驭实的手法,把一个上天交付给的冰清玉沽的美人摆在读者面前,给了读者充分想象的自由空间。
如果说这首词,只是在原序中偶尔提到对柔奴的直接外貌描写,还不足以说明苏词笔下女性美的一个显着特征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从苏词的其他词中加以印证。如:“眉长眼细。淡淡梳妆新绾髻”(《减字木兰花》[赠君猷家姬]),捕写一位侍女不着胭脂、淡妆素雅的自然之美。“眉长”、“眼细”、“淡妆”、“绾髻”无不显示出侍女的本色美,不加妆饰,她的美丽是原生态的、清新自然的,无任何人_[做作。而在《诉衷情》(琵琶女)巾的“肤莹玉,鬓梳蝉。绮窗前。素娥今夜,故故随人,似斗婵娟”,是从正面描写琵琶女的肤色白皙、鬓发俏丽,展示了琵琶女的外形美,结尾以月亮作衬托,更显出琵琶女天姿国色、美丽动人。其他如“云鬓裁新绿,霞衣曳晓红”赞美了舞伎的头发、衣着的和谐美,“寒玉细凝脂”是赞美妻子的容貌清秀。
苏轼笔下“塑造的女性清新自然而不艳丽妖娆,容貌秀丽而不妩媚,体现的是女性的本色美”,不同于温庭筠、柳永笔下的人工修饰之美。这跟作家不把女性当做观赏的对象,而是尊重女性,把女性放到了一个较高的层次,不无相关吧。
二、才艺美
“白作清歌吹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写柔奴能白作自演歌曲,清亮悦耳的歌声从她芳洁的口中传出,使人感到如同风起雪飞,使炎热的酷暑之地变为清凉之乡。使得政治上失意的词人由忧郁苦闷、郁郁寡欢、烦躁不安变得超然旷达、淡定安详。这是写柔奴的歌声产生的艺术效果,肯定了柔奴技艺的精湛。“皓齿”,即洁白的牙齿,是写柔奴的容貌美,当然作家本意并不仅于此,而是运用了通感的艺术手法,来展示柔奴的歌声之美。风起雪飞是视觉效果,而炎海变清凉,则是触觉的效果在起作用,使读者由视觉的感知转向了触觉的变化,以此来展示柔奴的歌声轻柔、舒爽,使人产生怡情悦性的审美享受。这有些夸张的意味,引起读者的无限遐思。而“言为心声”,歌声正是歌女柔奴内心世界的表达,是因为她的心情旷达,能与主人同甘苦、共患难的精神使然。反过来,这对于支撑、坚定王巩的生活和人生信念起到了关键作刚。
尽管说“所言之物,可以饰伪:巨奸可以有忧国语,热中人能作冰雪文。言之格凋,则往往流露本相:狷急人之作风,不能尽变为澄澹,豪迈人之笔性,不能尽变为谨严。文如其人,在此不在彼也”,是用于分析文学作品风格的,但是将这种观点运用于此,并无不可。柔奴自作的歌曲,相当于自己所写的东西。那么柔奴的歌声有其特殊的风格,是她性格、人品的展示。只有高尚的、真挚的情感才能打动人,这正说明柔奴的歌曲创作具有高度的艺术真实性。“诗品出于人品”,能写出这样好的歌曲来正源于她高尚的品行和真挚的情感。
苏轼笔下的女子不仅能歌,而且善舞,多才多艺。如“响亮歌喉,遏住行云翠不收”(《减字木兰花·庆姬》)来比拟衬托庆姬歌喉的响亮程度,能“遏住行云”,使飞鸟不停地展翅飞翔。也有善舞者,如“霜庭按舞月娟娟”
(《浣溪沙》[学画牙儿正妙年])写月夜庭院击节跳舞的小歌女的动人舞姿,“翠袖倚风萦柳絮”(《浣溪沙》[万顷风涛不记苏]),写歌伎的翠袖在柳絮般洁白、轻盈的雪花巾摇曳。她们有的还通晓乐器。如《鹧鸪天·佳人》中,“酥胸斜抱天边月,玉手轻弹水面冰”,写琵琶女高超的技艺。“长笛吹《新水》”(《菩萨蛮》[娟卷缺月西南落])是歌妓作别时吹笛以表达依依不舍之情。“玉笙不受朱唇暖,离声凄咽胸填满”(《菩萨蛮》)则显示了笙妓高超的吹笙技术。
总的来说,在苏轼的词中,这些女性形象不仅精通各种乐器,如琵琶、胡琴、笛笙,能演奏美妙动听的音乐,而且歌喉清丽、舞姿婆娑,尽管她们是歌妓舞女,地位卑下,但在苏轼的笔下却得到了应有的尊重,把她们当做艺术家来看待并加以歌颂。他融入其中,同情、理解她们的遭遇和不幸,并与她们产生了强烈共鸣,共同享受艺术带来的审美愉悦。
三、品行美
“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是写柔奴的北归。先勾勒出了她的神态容貌,“万里归来年愈少”,岭南的艰苦生活她甘之如饴,心情舒畅,归来后,更加容光焕发,更显年轻。“年愈少”未免有些夸张,但却是苏轼对柔奴不畏艰难困苦、历险若夷的由衷赞美。“微笑”,写出了柔奴在北归后对度过那段艰难岁月的一种超越、一种解脱,表现了豁达和乐观的人生态度,艰苦岁月没有把她击垮,反而更历练了她的性格,使她更加倔强坚强。“岭梅”,指大庾岭上的梅花,有较强的生命力,“笑时犹带岭梅香”,写柔奴与主人南迁而归,不但见不到颓唐之态,反而更加精神焕发,堪与岭梅相媲美。这也说明了柔奴的坚强意志,像岭梅斗霜傲雪。这一切为下文做好了铺垫。
“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词人先以否定句开头,事出有因,尽管苏轼当时还没到过岭南,但迁谪于此的文人对荒蛮的岭南早有叙述,故苏轼略有所知,所以对岭南的好坏提出疑问,“却道”,陡转而下,使得答句“此心安处是吾乡”,更显铿锵有力、警策隽永。一般的官员都害怕到岭南,所以苏轼对王巩和柔奴充满了敬佩之情。同时,也显示了柔奴的达观、聪敏的品性。
南乡子苏轼范文第3篇
关键词：词 苏轼 黄庭坚 北宋文人
苏轼对当时和后世文人的精神层面影响非常普遍。据南宋初朱弁《曲洧旧闻》载：“东坡之殁，士大夫及门人，作祭文甚多。惟李方叔文尤传。……此数句，人无贤愚，皆能诵之。”清况周颐也曰：“有宋熙、丰间，词学称极盛。苏长公提倡风雅，为一代斗山。黄山谷、秦少游、晃无咎，皆长公之客也。山谷、无咎皆工倚声，体格于长公为近。”苏轼的谐趣词风，可以说是开启了后代词人愈加注重“谐趣”的先声。在杨万里的《诚斋诗话》中曾记载：“山谷戏笔，尝书范文正公为举子时作《齑赋》，有云：‘陶家内，淹成碧绿青黄；措大口中，嚼山宫商徵羽。’吾州刘沆丞相微时读书山寺，寺僧请公戏作《偷狗赋》，有云：‘抟饭引来，犹掉续貂之尾声；索牵去，尚回顾兔之头。’常州人讳打爷，盖常有子为任伯，而其父坐罪当笞者，其子恐他人杖其父之重，而身请行刑，故有此讥。士人有戏作此赋者云：‘当年祖逖，见而知闻而知；後日孙权，出乎尔反乎尔。’”可见，黄庭坚也是有“谐趣”慧根的。黄庭坚非常欣赏苏轼，他曾作诗《次韵宋懋宗三月十四日到西池都人盛观翰林公出遨》“人间化鹤三千岁”，这个典故出自《神仙传・苏仙公传》，“汉文帝时苏仙公得道，死后化为白鹤，自后有白鹤来止郡城东北楼上。有人挟弹弹之，鹤以爪攫楼板书云：“城郭是，人民非，三百甲子一来归。吾是苏君弹何为？”还有“海上看羊十九年”，指的是苏武牧羊的典故。黄庭坚借助这两个典故来比喻苏轼像神仙一样超逸，苏轼像苏武一样贬谪黄州多年仍然忠贞不二。可见，黄庭坚对苏轼的倾慕之情极深。黄庭坚是苏门四学士之一，与苏轼既有亲戚之情，又有师生之缘，他对苏轼的继承可以说是深刻的。其在《题乐毅论后》中云：“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可见其始终不愿拾人牙慧，重复而为。但实际上，他的创作中却继承苏轼的谐趣之情，始终挥之不去理趣之意。所以陈师道《后山诗话》中推崇备至：“子瞻以诗为词，……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今代词手，唯秦七、黄九耳。”可见，对此中继承关系的肯定。
苏轼和黄庭坚并称“苏黄”，一个重要原因是苏轼和黄庭坚都将禅宗“游戏三昧”由人生引入到翰墨方面，他们诗词中谐趣分量大大增多。比如，苏轼诗集中仅诗题有“戏”字者就有93首，而黄庭坚诗集中诗题有“戏”字者更高达114首。同样，黄庭坚填词，后人多认为是信手而来、一时兴起而作颇多，艺术上似乎不够严谨，所以后人对诟病，认为其“亵诨”“鄙俚”。殊不知，这正是黄庭坚学苏轼谐趣词之处。
如黄庭坚《鹧鸪天・座中有眉山隐客史应之和前韵，即席答之》（黄菊枝头生晓寒）这首谐趣词尽得苏轼谐趣真传，也是为官被贬之后，在逆境中的旷达，借幽默谐趣来超脱苦难。其中的“黄菊枝头生晓寒。人生莫放酒杯干。”何其像苏轼《南乡子》中的“满院黄英映酒杯。”《劝金船》中的“杯行到手休辞却。”这种失意人生的旷达让人佩服。“风前横笛斜吹雨，醉里簪花倒著冠。”又与苏轼《南乡子》中的“破帽多情却恋头”异曲同工。同样用典，同样是反用典故，同样是令人忍俊不禁，一脉相承，嘲讽之中含有自我调侃。下阙“身健在，且加餐”，呼应着苏轼的“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减字木兰花》中的“海口如门。一派黄流已电奔。”这种令政敌都嫉妒的豪迈胸襟，令人钦佩。还有“舞裙歌板尽清欢。黄花白发相牵挽，付与时人冷眼看。”又是苏轼《浣溪沙》中的“人间有味是清欢”的现实翻版，继承衣钵之意呼之欲出。
再如黄庭坚的《定风波》（万里黔中一漏天）这首词写于黄庭坚逆境之中，和苏轼一样，调侃之中蕴含着旷达。“万里黔中一漏天，屋居终日似乘船。”颇像苏轼调侃子由的“宛丘先生长如丘，宛丘学舍小如舟。常时低头诵经史，忽然欠伸屋打头。斜风吹帷雨注面，先生不愧旁人羞。任饱死笑方朔，肯为雨立求秦优。”下阙“风流犹拍古人肩。”恰似苏轼《蝶恋花・送郑彦能还都下》中的“三十年前，我是风流帅。”一样，潇洒自得。苏轼《超然台记》说：“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玮丽者也。”黄庭坚也说：“若以法眼观，无俗不真。”这是二人在文学创作观念上的碰撞与交织。
南乡子苏轼范文第4篇
【摘 要】苏轼的词具有风格多变的特征，其笔下同一类意象所体现出的词之风格也是变化多端。本文拟从苏轼比较重要的作品中选取涉及“月”“雨”“水”三类意象的词作，浅探其人生境遇、人生价值观对于同一意象的不同折射，进而探其词作风格所受的影响。 【关键词】苏轼词；意象；风格；人生境遇；人生价值观中图分类号：I2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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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7-0125（2016）06-0237-02苏轼是宋代文学成就最为杰出的代表，其作品对当时存在的多种文体均有涉猎，其词作更是一扫晚唐五代以来绮靡浮艳的词风，突破了专写男女之情、离愁别绪的狭隘题材，通过“以诗为词”的手法将题材予以扩大。因此刘辰翁在《辛稼轩词序》中评价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此举有效地使词之地位得到提高，逐渐摆脱了“诗余”“艳科”之名。作为宋代词坛最具代表性的文人，苏轼词极具风格多变的特色。他虽被后世誉为宋词“豪放派”之鼻祖，然其作品却涵盖了颇多具备“婉约派”特色的词作，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其思婉转，其情甚哀，表达丝丝入扣。由此观之，苏轼词之风格特色，并不能单纯通过“豪放”“婉约”等标签加以划分、概括。由于苏轼是典型的“儒教饰其身，佛教治其心，道教养其寿”式文人，因此笔者认为，其词之所以呈现出风格多变的特色，离不开苏轼本人的人生际遇与多元的价值观。本文拟对苏轼词中“月”“雨”“水”三种意象进行分析，从其多元的价值观与人生际遇入手，探究苏轼在同一写作题材下产生的不同风格。一、“月”之意象的旷达与豪迈月亮作为一种经典的诗词题材，向来深受历代文人喜爱，月之阴晴圆缺总能使文人将人生际遇与之产生联想。苏轼也是一名咏月高手，据统计，苏轼词中涉及到“月”之意象的词共有88首，其中“月”之意象出现的频率更是高达121次以上。[1]在苏轼众多的咏月词中，最为世人所熟知的莫过于《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这首词作于宋神宗熙宁九年，彼时苏轼在朝堂上进退失据，外放至密州为官两年，逢中秋因感与苏辙分别六年未得团聚，遂写下此词。“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2]词的开篇直接以“明月”这一意象引出对于宇宙、人生的思考，而“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则是苏轼矛盾心理的真实写照，他既对“天上宫阙”即“明月”充满了向往，同时又对天上未知的世界充满了担忧，尽管观望明月令人心驰神往，但“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上片多为抒发苏轼对现实生活的感慨与迷茫，仕途上的进退失据使其萌发出“不如归去”的归隐思想。老庄思想对苏轼的影响颇为深厚，道家讲求个人对现实的超脱：“堕尔形体，吐尔聪明，伦与物忘，大同乎脘椤＝庑氖蜕瘢莫然无魂。”（《庄子・在宥》）苏轼也从中吸取了超然世外的处世态度：“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但尽凡心，别无胜解。以我观之，凡心尽处，胜解卓然。”（《论修养贴寄子由》）所以由苏轼思想观之，其道家思想超然世外的影响立即现于词中，“我欲乘风归去”正是他想要摆脱红尘俗世，实现自我超脱的真实写照。然而“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又为他在俗世的滞留提供了理由，羽化登仙固然诱人，但世俗的生活也令人迷恋，所以他才发出“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的感慨。苏轼毕竟是一个生长、熏陶于儒家文化中的士人，因此在词中关于月宫去留这一问题的踌躇，无疑是他对“出世”与“入世”这一人生矛盾所做出的简明考量，儒家有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世原则，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广大士子指明了一条可仕可隐的道路，所以苏轼虽然在仕途上处于劣势，看待前途的晦暗也萌生过“归去”的隐退想法，但最终入世的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下片主要抒发苏轼对人生的感想，他将中秋月亮的阴晴圆缺同人间的悲欢离合联系起来，在感念人生离合无常的同时，又将这一不可避免的矛盾上升到宇宙哲理的高度，发出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的感慨，表现出词人淡然旷达的心绪，也颇有道家超脱之风。而最后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则是苏轼乐观精神的体现，对于明月的爱能跨越时间、空间的阻隔，将分离两地的亲人朋友联结在一起，同时也传达了苏轼对普天下饱受离别凄苦之人的美好祝愿。如果说《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代表旷达超脱的“月”，那么《江城子・密州出猎》则代表着一种入世进取之“月”。此词作于苏轼密州知州上任期间，主要抒发了词人抗敌强国、肃清西北隐患的政治主张，词风刚健豪放、气势恢宏，充满了积极进取的精神。上片主要描绘了出猎时气势豪迈的场景，下片直抒胸臆，表达了杀敌报国的慷慨之情，“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作为千古传诵的名句，道出词人的安国定邦之志，其豪迈之情使之千百年来被世人列为豪放词之代表。二、“雨”之意象的超然与沧桑“雨”作为一种常见的自然现象，自先秦起就被文人锻造引入作品中，如《诗经》中的《豳风・东山》、《邶风・谷风》，可以说《诗经》是首次将“雨”作为一种文学意象融入诗歌中的作品集。苏轼作为一名天才词人，将“雨”之意象有机融入词作，并加入了自己的感思、价值取向，观之其词，遂觉风貌万千、才情逼人。《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作于宋神宗元丰五年，正值苏轼因“乌台诗案”贬谪黄州期间，此词描写了苏轼与朋友春日出游，醉归遇雨的场景，其间穿插了苏轼对于人生逆境的思考，在扩大词境的同时又体现了道家旷达超然的神韵。开篇“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穿林打竹声”运用通感的手法，通过描写雨声的扰人，从侧面渲染出雨势之大。其中以“莫听”“何妨”为妙处，一方面表现出词人不屑于外界干扰的淡然心绪，另一方面又体现出词人面对外界挑战的不惧与随和。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更是苏轼从容面对人生逆境，在坦然接受坎坷挑战的同时又以举重若轻的乐观心态去面对苦难的真实写照。上片显示出苏轼清旷超脱的胸襟，他以豪放坦荡之心怀面对人生的风风雨雨，其中不禁体现出他从佛教思想中汲取的“随缘自适、物我两忘、身心皆空的静而达的生活心态”。[3]下片的“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以其包含人生哲理的韵味成为了全词的点睛之笔，此句与庄子《大宗师》：“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4]之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二者都是以“忘”来达到解决矛盾的目的，并指出人要放下外界的纷扰，才能摆脱拘束、成全自我，得到解脱与自由，可见老庄思想对苏轼影响至深。《定风波》抒发的是勇敢面对人生逆境的旷达豪放之情，《满江红・怀子由作》所表达的则是无可奈何的沧桑之感，此词作于苏轼贬谪黄州期间，彼时苏辙正于济南任职，二人亦是多年未见。苏轼与苏辙感情深厚，“恨此生，长向别离中，雕华发”抒发了兄弟常年未得相见的苦闷，饱含了对弟弟的思念之情，“雕华发”又渗透着一丝叹年华飞逝、聚少离多的沧桑之感。而上一句“辜负当年林下意，对床夜雨听萧瑟”指的是苏轼在早年曾与弟弟苏辙约定，入仕之后要早日功成身退，携手隐居田园。然而这个愿望历经数十年而未达成，所以苏轼只能想象：“便与君，池上觅残春，花如雪”。此词由“对床夜雨”阐发了苏轼对兄弟的思念、对官场的厌倦和强烈的归隐之心、对人生流逝的伤怀，整首词透露出一股寄感遥深、沧桑无奈之情。三、“水”之意象的豪情与愁绪“水”在苏轼的笔下不仅变幻无穷，还被赋予了诸多宇宙人生之理。所以若要深入研究苏轼词的风格内涵，决计离不开对苏词中“水”之意象的探讨。在苏轼以水寄情的词作中，最有名的莫过于《念奴娇・赤壁怀古》。此词同样作于贬谪黄州期间，表达了词人怀才不遇、老大未成的痛苦，然其加入了苏轼对于人生、历史的思考探究，加之场景描写宏大，因而全词呈现出一种气势磅礴、雄浑豪壮的境界，本词也因此被视为苏轼豪放词作的代表作之一。开篇即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将奔腾的江水与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英雄人物联系起来，于时空上营造出宏大境界。“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与上一句“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交相辉映，顿时将场景转换至一千年前的赤壁战场，江山如画与英雄豪杰交织出的时势造英雄，为下片的展开作了铺垫。下片“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极言周瑜少年得志，婚姻美满，“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更是凸显出他在战场上风度翩翩、调度娴熟，进而表达出对于周瑜年纪轻轻就立下不世功劳的羡慕之情。“故国神游”则抒发了对于自身处境的感慨，念及周瑜年少得志，观及自身华发已生却依旧蹉跎岁月、毫无建树，不禁悲从中来。而“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终于使他释怀，只有江水与明月才是永恒的，一切功业人物都将随历史长河消逝。词中有苏轼政治理想成空的惆怅，但他将个人的得失融入历史与山河中，用历史的眼光看待人生，让庞大的宇宙历史将个人的愁苦消解掉。本词格调雄浑，境界阔大，将豪情与超旷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为词开辟出新的道路，在当时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蝶恋花・京口得乡书》中，苏轼所表达的则是深切的怀乡之情。“北固山前三面水，碧琼梳拥青螺髻”，江南风光固然美好，但却不是故乡，春光满目万花艳的盛景并没有使苏轼开怀，反而勾起了思乡之情，故而由“一纸乡书来万里。问我何年，真个成归计？”发出了诸多感慨，家乡寄来了一封信，问苏轼何时归家，然而苏轼并没有回答，而是报以“回首送春拼一醉，东风吹破千行泪”，这种不答之答比直接回答更具感染力，将他有家不能回的惆怅之情抒发到了极致，而绵绵的江流更似词人内心的一腔愁绪，怀着思乡之情奔流向东。综观之，苏轼词中的“月”“雨”“水”意象具有不同的象征意义，这与他的人生经历和价值取向息息相关。正是他将这些与自身密切相关的情思融入作品中，所以世人才能从苏轼词的同一种意象中读出不同风格，这也是苏轼作为一代词宗最重要的品质。参考文献：[1]周剑斌.苏轼词中“月”的意象探微[J].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5）.[2]唐圭璋编纂.全宋词[M].北京：中华书局，1999.[3]翟晴.儒释道三家思想对苏轼创作的影响[D].济南：山东大学，2010.[4]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61.作者简介：魏 琳（1992-）女，重庆渝中人，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唐宋文学研究。
南乡子苏轼范文第5篇
教学苏轼《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我没有停留在词意的理解上，也没有满足于表达词人达观的人生态度的讲解，而是促使学生由词到词人再到人生态度的深入阅读，积淀学生的人文修养。
师生共同理解了“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情”应当是“回去吧，不管是风雨也不管是晴天了”。这里表现的是一种不为外物所役的超然的心灵境界。接下来的问题是：归去，归何处去？是回到黄州的住处，还是苏轼的家乡呢？还是另有深意呢？问题的设计抓住了这首词的关键之处，抓住了这首词的灵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中有“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之句，表明了苏轼在“出世”与“入世”，亦即“退”与“进”，“仕”与“隐”的抉择上深有徘徊困惑的心态。说入世不易，出世则尤难。言外之意仍是说不能超脱回避现实，只能在现实中不断求索。《如梦令》（ 为向东坡传语）中写道：“归去，归去，江上一犁春雨。”好像有一种陶渊明“归田园”似的情景，而苏轼终是不自由，身不由己。《行香子》（ 清夜无尘）中“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同样表达了归隐却不能实现的心愿。所以，古今诗人中，苏轼最推崇、最心仪的就是陶渊明了。只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中有真味，欲辨已忘言”的陶渊明，才是苏轼晚年梦寐以求的知音。陶渊明宁肯回到田园去，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坚决从上层社会的政治官场中退出来，把精神的慰安寄托在农村生活的饮酒、读书、作诗上，在劳动中，在和农民的交往中，对生死问题和人生无常仍执着关心，无论人生感叹或是政治忧伤，都在对自然和农民生活的质朴和热爱中得到了安息。归耕农田，陶渊明找到了生活快乐和心灵自由的现实途径，但苏轼一生都没有走上这条路。在《满庭芳》中感伤唱道：“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万里家在岷峨。”陶渊明吟唱“归去来兮”，是何等快意，眼前就是一片光明和希望，从此就回到了自由亲切的田园，这里苏轼虽借此非常贴切地表达自己思归西蜀故里的强烈愿望，接着却哀叹，家在万里之外，我要回到哪里去呢？难道是陶渊明离家近而词人离家远就不能归乡吗？非也。苏轼靠科举为官，虽早有归隐之念，但身不由己，上命不可违，更何况他长期以来，仍在“待罪”之中，动辄得咎，自保尚不能够，哪里还有提出归隐的自由呢？苏轼与陶渊明的身世经历和时代毕竟不同了啊！“归去，归去，江上一犁春雨。”也不过是自己的贬谪之所——黄州罢了，而实际上也只是说说表达感情而已。即使人生晚年到了海南，与当地的百姓亲密无间地生活在一起，但那也不是自己的家乡啊。如果“归去”是像陶渊明一样要回到家乡，那哪里才是自己的家乡呢！苏轼不断追问：“此身如传舍，何处是吾乡！”陶渊明是迫于生计，辗转徘徊于为官和归乡之间，但毕竟有一个明确的归宿，苏轼的归宿又在哪里呢？他不断地思索感悟，最终在《定风波》（ 常羡人间琢玉郎）中表达出来：此心安处是吾乡。所以，李泽厚先生认为：苏轼一生并不退隐，也从未真正“归田”，但他通过时文所表达出来的那种人生空漠之感，却比前人任何口头上或事实上的退隐“归田”“遁世”要更深刻更沉重。因为，苏轼时文中所表达出来的这种“退隐”心绪，已不只是对政治的退避，而是一种对社会的退避：它不是对政治杀戮的恐惧哀伤，而是对整个人生世上的纷纷扰扰究竟有何目的和意义这个根本问题的怀疑厌倦和企求解脱与舍弃。这个整个人生空漠之感，无所寄托的深沉喟叹，使苏轼奉儒家而出入佛老，谈世事而颇作玄思。[1]但他毕竟没有又走进那种“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虚无，而是以一种“也无风雨也无晴”的达观沉静来看待外物看待一切。这种自我内在充实的精神世界，正是苏轼的经历和感悟的结晶。苏轼此时四十七岁，自从二十二岁进士及第，经历了丧母、丧妻、丧父的人生不幸，也经历了被诬外放、流宦各地的沉浮风波。而这次因“乌台诗案”经历生生死死之后的贬谪，经历了肉体的痛苦折磨，却磨砺了精神的升华。人到中年的苏轼已经阅尽人间沧桑，历经人生坎坷，他把儒家的“君子固穷”、“安贫乐道”的坚毅精神、老庄出世的超然态度以及禅宗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的观念有机结合起来，炼就宠辱不惊、履险如夷的人生态度，铸就了坚定、沉着、乐观、旷达的内在精神，养成了平和、淡泊、安详、从容、洒脱、坚忍的君子人格，东坡追求回归的是他自己的精神家园，他始终以脚踏实地的态度对待人生，以清醒智慧的理性精神阐释了“生命与死亡的意义”。[2]可见苏轼的“归去”是向自我心灵的回归，是自己为自己撑起了一片高远的精神天空，这才是对后人的最大启迪，也是最能让后人发出“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感慨的深邃之处，是后人汲取精神养料的深远源泉。只有读懂此处，读通苏轼的一生，才能发现苏轼的现代意义和价值，才会在阅读苏轼感悟传统中汲取营造现代自我精神家园的力量和营养。对学生而言，这关键之处的阅读，对阅读整个苏轼，都是一个崭新的视野。
中学语文阅读教学有效的文本细读，就是要求教师凭借自我的学养，借助他人的解读，潜心思考，读出心得体会，并结合学生的实际阅读能力，选准恰当的阅读视角，引导学生进行真实阅读，在此阅读的基础上，启发引导促进学生阅读不断深入，激活学生阅读的情感体验，不断开阔学生的阅读视野，逐步提高学生阅读能力，获得阅读素质，积淀人文素养，打好精神底子，让学生在真实有效的语文阅读中健康成长。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