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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黑龙江省教育厅2012年度人文社会科学（面上）项目计划（项目编号：12522123）
作者简介：张宏（1979―），黑龙江双鸭山人，文艺学博士，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文艺学基础理论和美学研究。
谈到审美意义上的“意象”和“意境”，这是中国传统诗学中重要的审美范畴，在我国文学史和艺术史上，无论是优秀的诗词曲赋作品，还是各类传统戏剧，都蕴涵“意境”“意象”的美。“意象”和“意境”在我国传统文论中源远流长，从先秦的《周易》《庄子》提出的言与意、意与象的关系问题开始酝酿，到魏晋至唐逐渐成形，到宋至清，这个理论开始成熟起来，对后来中国传统戏剧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自元明以后，“意象”和“意境”概念也逐渐从诗词拓展到中国传统戏曲领域，成为评价戏曲创作的重要标准，是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美学范畴。
一、曹禺对话剧“意境”美的追求
“意境”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以虚见实，以实见虚，虚实相生”，这是各类艺术都需要的表现方式。因为巧妙地处理虚实关系，是达到以少总多、以一当十的艺术效果的重要途径。如中国传统戏曲作品《打渔杀家》《夫妻观灯》，前一个剧的舞台上没有一点江水，后一个剧舞台上没有一盏花灯，全凭男女两个演员的动作和演唱，把观众带入遐想的境界，以实写虚，小小舞台容纳下了偌大的江上风波和灯市风彩，令观者满足。中国人在艺术中讲究“妙在无处”，这里的“无”，不是空虚无物，而是要起到“无中生有”之效，营造无穷变化和无限美妙，所以，人说“无画处皆成妙境”。中国传统戏曲中这种意境的创造无处不在，有时场上也要用到某些实物，如表演骑马时手里有马鞭，表演划船时手里有桨，表演饮酒时手里有杯子等，但对象的主要部分是被“虚”掉了，即骑马无真马，行船无真船，喝酒时杯中无真酒。例如《贵妃醉酒》中，杨贵妃饮酒时杯中便无酒，闻花时台上也没有花；《拾玉镯》中，孙玉姣刺绣时手中并无针线，喂鸡时台上也没有真的鸡；《三岔口》中两个人不过折腾了半小时，就等于整整打了一个晚上，时间也缩短了；《双下山》中小和尚趟一条小溪，提起裤腿，伸脚去试，使你感到溪水和冰凉的感觉都“虚”了出来；还有《十八相送》《穆柯寨》《思凡》等就不一一例举。著名学者钱穆先生说：“戏台无布景，只是一个空荡荡的世界，锣鼓声则表示在此世界中之一片喧嚷。有时表示得悲怆凄咽，有时表示得欢乐和谐。这正是一个人生背景，把人生情调即在一片锣鼓喧嚷中象征表出，然后戏中情节，乃在此一片喧嚷声中透露。这正大有诗意。因此，中国戏的演出可说是在空荡荡的舞台上，在一片喧嚷声中作表现。这正是人生之大共相，不仅有甚深诗意，亦复有甚深哲理，使人沉浸其中，有此感而无此觉，忘乎其所宜忘，而得乎其所愿得。”① （P.128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舞台上“一片喧嚷”的写意。曹禺本人有了更高的领悟，当然这已上升至“作者未必然，观者何必不然”的审美层面，从这个意义上说，曹剧中意境的创造还需要戏剧观众自己体味。
曹禺非常注重在他的剧本中营造意象和意境。他的意象融注着民族传统戏曲的意蕴，情感是有意象的情感，意象是有情感的意象。曹禺评价过焦菊隐戏剧体系，强调焦菊隐用尽毕生精力去研究和实验中国传统戏曲和中国话剧的意象与内在美感，创造出了富有诗情画意且具有民族情调的话剧。其实曹禺本人也在研究并实践着，他知道中国话剧意象和意境的创造必须立足于民族文化，融合中国传统戏剧的审美机制。
我们知道，意象与意象之间，因其组合关系、组合方式的不同，可以产生各种大于两个原素之和的新的质素，营造出不同的意境。剧本《原野》中仇虎在曹禺的意念中是个“原野的人”，带有原始的野性，就如同这片“原野”，“头发像乱麻，硕大无比的怪脸。眉毛垂下来，眼烧着仇恨的火。右腿打成瘸跛，背突起仿佛藏着一个小包袱。筋肉暴突。腿是两根铁柱。身上一件密结纽袢的蓝布褂，被有刺的铁丝戳些个窟窿，破烂处露出毛茸茸的前胸。”② （P.5 ）这是仇虎第一次出场，剧本展开的就是一片“原野”意象世界。《原野》序幕开篇写道：“大地是沉郁的，生命藏在里面。泥土散着香，禾根在土里暗暗滋长。巨树在黄昏里伸出乱发似的枝桠，秋蝉在上面有声无力地震动着翅翼。巨树有庞大的躯干，爬满年老而龟裂的木纹，矗立在莽莽苍苍的原野中，它象征着严肃，险恶，反抗与幽郁，仿佛是那被禁锢的普罗米修斯，羁绊在石岩上。在天上，怪相的黑云密匝匝遮满了天，化成各色狰狞可怖的形状，层层低压着地面。远处天际外逐渐裂成一张血湖似的破口，张着嘴，泼出幽暗的赫红，像噩梦，在乱风怪石的黑云层堆点染成万千诡异艳怪的色彩。开幕式，仇虎一手叉腰，背倚巨树望着天际的颜色，喘着气，一哼也不哼……”这里原野与仇虎交融在一起，浑然不可分了，这大地上的“原野”多少有了些人化了的自然。“原野”不仅是戏剧的背景，人活动的环境，它本身就和仇虎一样是一个独立的生命存在――是人的命运的神秘暗示：被压抑着的生命（巨树）永远不能满足的欲求，对于远方永远也达不到的自由天地的渴望（天际外），原野就是仇虎，仇虎就是原野，他出现在原始森林中，与这环境十分协调。仇虎身上涂上了一层原始的色彩，他的丑陋、凶狠、野性、狡恶、朴素与那片充满着“原始的残酷”，盘踞着“生命的恐惧”的原野浑然天成，从而完成了以高度具象的感性形式直接通向高度抽象的审美情感。仇虎行动中所表现出来的烈火燃烧般的仇恨，巨雷爆发般的力量，不可阻遏的反抗意志，咄咄逼人的威势和那炽热的，粗野的激情，这个“最原野”的性格只有在这个仿佛有鬼出没于其间的神秘恐怖的原野中的森林世界才能被容纳，以至创造充满活力的真正的生命，这是生命的强者的世界。
我们很容易忽略《原野》剧本中的一个人物――白傻子，他同样也和这原野意象异常调和，意味深长，他们也可看看作是重要的意象融合，形成了新的意境。他是随着“一种不可解的声音”――“漆叉卡叉，漆叉卡叉，漆叉卡叉，吐兔图吐……”，出现在我们面前，他一出场，就带有一种幻觉：“兴奋地跑进来，自己就像一列疾行的火车”；于是他“在通行大车的土道上奔过来，绕过去，自由得如一条龙”；他“横趴在枕木上，一只耳紧贴着铁轨，闭上眼，仿佛谛听着仙乐，脸上堆满了天真的喜悦，快乐地忘了一切”。这么个人物让我们有矛盾的感觉：从表面上看，他是个思维、心理、行为都不正常的“”形象，但往深处挖掘，他对心中的幻想的执迷，正显示了一种对生命的自由，对于天际外的未知生命、事物的执着的追求，他于是和前述自然生命获得了内在的和谐。剧作家借此来对人的本来面目被颠倒、错乱表示愤慨与嘲讽，于是，在原野背后，我们仿佛看到原始祖先们对那些不可理解的现象睁大了惊奇的眼。此外《雷雨》中“最雷雨的性格”的蘩漪形象与“雷雨”意象的交融，同样具有如此的审美魅力。
二、曹禺话剧对“意象”美的追求
曹禺主要的剧作都有那种涵盖全局主题的象征性意象。 例如《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家》等，它们是全剧剧情进展中抽象出来的，又在意韵与覆盖全局的整体性上带有强烈的象征特征。像表现人物性格意象，例如“最雷雨的性格”蘩漪，“最原野的性格”仇虎，以及机器匠“北京人”，神秘恐怖的“金八”等；像表现为场景、道具意象，例如“周公馆”（《雷雨》），“黑森林”“铁轨”（《原野》），“棺材”“耗子”“鸽子”（《北京人》），“合欢被”（《王昭君》），等等；像表现为气候与氛围的意象，例如“雷雨”前的郁热窒闷，“日出”时的浩荡的夯歌，“原野”的原始神秘，以及《北京人》中暮鸦聒噪，号音呜咽所烘托出的孤寂苍凉，《家》中春、夏、秋、冬的景物描写等。
在中国传统戏曲的意象创造上，传统剧作家们也极其重视情节意象的创造。所谓情节意象，就是戏剧中那些包容着人物、事件、场景、氛围等呈现出来的具有丰富深刻的意蕴和饱含深厚的内在激情的意象。例如汤显祖点评《红梅记》称赞其“境界迂回宛转，绝处逢生，极尽剧场之变”③ （P.132 ），孔尚任《桃花扇凡例》论中国传统戏剧创作“排场有起伏转折，俱独辟境界，突如其来，倏然而去，令观者不能预拟其局面”③ （P.321 ）。作为叙事性，以情节表意的戏剧，曹禺话剧情节意象创造却更多地被人们忽视，比如《原野》中瞎子摸“虎”这场戏：
焦母：你把手伸过来。
仇虎：（疑惑地）干什么？
焦母：好谈话，瞎子挨着手谈天，才放心。
仇虎：哦，您的那个老脾气还没有改。
焦母：没改。（凝望前面）
仇虎：您的手冰凉。
焦母：（神秘地）干儿子，你闭上眼。
仇虎：（望着她，猜疑地）我闭上了，干妈。
焦母：你没有。
仇虎：这次您猜错了，我是闭上了（睁着眼，故意地）
……
焦母：你瞧见了什么？
仇虎：（不觉四面望望）我看不见，您呢？
焦母：（慢慢地）嗯，我瞧见，我瞧见。干儿子，（森厉地，指前指后）我瞧见你身旁站着有两三个屈死鬼，黑腾腾。你满脸都是杀气。
……
仇虎：你还瞅见什么？
焦母：（放下手）我还瞅见你爹的魂就在你身边。
仇虎：哦，我爹的魂？（嘲弃地）那一定是阎王爷今天放了他的假，他看他亲家干妈直乐。
……
焦母：你满脸都是杀气，哦，我看见，雾腾腾，好黑的天。啊，我看见你的头滚下去，鲜血从脖颈里喷出来。
仇虎：（憎恨地）干妈，您这段话比我说的还不吉利。④ （PP.91-92 ）
这场戏矛盾冲突极为巨裂而又隐晦，焦母与仇虎这段长长的对话中，焦母无时不在警觉之中，她以关怀为名，阴一句阳一句的猜测，试探对方的心理状态，要从心理上压倒对方；仇虎表面顺着她一言来一语去，实质上一句句又顶了回去，双方把锋芒和刀枪夹在含蓄的对话中，表面上是极大的抑制，而怨愤的火花不断蹦跳出来，其实在这段情节意象中“极尽剧场之变”，揭示出两个人的舌枪唇剑无异于是一场灵魂的搏斗。此外还有“四凤跪誓”“喝药”“关窗”“李潘较量”“抓手捡花”“觉新与瑞珏倾诉心曲”等情节意象，同样都包含着如此审美意蕴。
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篇》中论述：“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提出“意象”的孕育和创造是“驭文”和“谋篇”的关键所在。从曹禺话剧意象的创造中，人们能感到传统审美观根深蒂固的承传性。而曹禺“意象思维”的独特性更重要，例如《日出》诗的意象：“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⑤ （P.286 ）朝霞满天，昂扬奋进的“日出”意象，呈现在人们心灵视觉上，一个生命浩浩荡荡向前进，洋洋溢溢充满宇宙的蓬勃壮丽奇观，隐喻作者对黑暗的诅咒，对“太阳”“春日”“充满欢笑的好生活”的憧憬。《雷雨》的创作也是如此，最初作者也只有几段不成形的情节（例如《雷雨》中的“跪誓”“喝药”“关窗”“相认”等）和几个人物，还有隐而不见却又左右摆布着人的命运的“残忍”“冷酷”的宇宙神秘主宰的象征――“雷雨”模糊影像。
1996年7月5日，著名学者曹剧研究专家田本相来到曹先生的寓所最后一次会面：“曹禺：是，有人说我是‘抄’外国人的东西，如果我是抄人家的，没有自己的创造，外国的好戏那么多，何必演我这个‘二道贩子’的戏。以我个人，还有田汉，夏衍，洪深，还有祖光，我们这些人来看，如果我们自身没有比较深厚的民族文学和艺术传统的熏陶，我们是啃不动话剧这块‘洋骨头’的。所以，我就对台湾的朋友说：不要跟着西方的各种主义跑，你永远也跟不上人家。要把脚跟扎实地站在中华民族的大地上，写出为中国老百姓所喜欢的戏来。”⑥ （P.175 ）
注释：
①钱穆.中国京剧中之文学意味[A].中国文学讲演集[M].成都：巴蜀出版社，1987.
②曹禺.《原野》序幕[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③隗芾，吴毓华.古典中国传统戏剧美学资料集[Z].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
④曹禺.《原野》第二幕[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⑤曹禺.曹禺剧本选[M].北京：文艺出版社，2000.
⑥田本相，刘一军.苦闷的灵魂――曹禺访谈录[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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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田本相.曹禺传[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
原野曹禺范文第2篇
【摘 要】曹禺在剧作中对人类生命的探讨是深刻的，他写出了生命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像人一样真正生活”是一种理想的生存状态，但它总受到来自现实社会规则的挑战。曹禺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将“生命意识”展示为生命中的压迫、生命中的失声以及生命中的反抗三个部分，由此对中国文化进行了一次深入的梳理，更重要的是他用自己对生命的态度完整地呈现了对生命的深入思考。 【关键词】曹禺；生命；压迫；失声；反抗中图分类号：I207.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06-0010-02曹禺是中国现代戏剧的奠基人，他的作品传达了对生命和灵魂的终极求索，其中《雷雨》《原野》《北京人》这三部代表作更是在整个中国戏剧史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们的经典性不仅在于体现了曹禺自身的阅历，更体现了他对生命细致的洞察力和深刻的理解力，尤其是对生命意识的探求。生命意识是指人在作为生命个体的过程中所包含的欲望、情感与理想，在曹禺的具体剧作中表现为：生命中的压迫、生命中的反抗和生命中的回归三个部分。曹禺剧作所蕴涵的探刻哲理在于：他以生命意识支持人对压迫的反抗，支持人性的解放和回归。用《雷雨》中所讲的“困兽的斗”可以很好地解释这种状态。一、生命中的压迫――以《雷雨》为例生命对自由的追求，在意识和行动两个层面都是人类的一大进步。然而，却出现了这样一个悖论：生命迫切地想要追求自由。只有摆脱封建伦理纲常等社会规则的压迫，才能为生命开辟出一方真正自由的空间。曹禺在创作《雷雨》时曾说：“隐隐仿佛有一种情感的汹涌的流来推动我，我在发泄着被压抑的愤懑，毁谤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①蘩漪在《雷雨》中承担了多重角色：她既是周朴园的妻子，也是大儿子周萍的继母和小儿子周冲的生母，在她身上我们看到了生命所受的沉重压迫。在传统的社会规则中，女人一直是男人的附庸。她们被困在父权、夫权意识色彩浓厚的封建伦理纲常中，《雷雨》中的蘩漪正是这个受害集体里的一个，她所受的压迫主要来自于丈夫周朴园。我们会不自觉地痛恨“他的不觉虚伪的虚伪，他的不觉自私的自私”②。在《雷雨》中，蘩漪面对沉重的压迫，其反应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隐忍与服从：周朴园当着全家人的面，耍统治者的威风，迫使无病的蘩漪上楼吃药。这样蘩漪就被迫成为了孩子们服从的“好榜样”，周朴园也体会到了统治他人精神的。第二阶段是轻视与讽刺：在鲁侍萍与周朴园重遇后，周朴园找大夫给无病的蘩漪看病。然而这次，蘩漪的态度由服从转为轻视，甚至嘲笑他说：“你简直叫我想笑。你忘了你自己是怎么样一个人啦！”并且无视周朴园的目光，径自上楼。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她作为生命个体的觉醒。第三阶段是反抗与爆发：蘩漪冒着雷雨跟踪她的情夫周萍来到鲁家，并把周萍锁在房中。《雷雨》对此时的蘩漪这样描写道：“颜色惨白，面部像石膏的塑像。高高的鼻梁，红红的嘴唇刻在脸上，如刻在假面上。她没有表情，她的眼睛烧着火。爱和恨烧尽了女人一切的仪态，她就像是厌弃了一切。”蘩漪在沉重的压迫下已经到达了生命的临界点，面对周朴园的质问，她第一次明确地拒绝：“不，我要一个人在这儿歇歇，我要你给我出去！”“不，我不愿意。听着，我不愿意。”蘩漪决绝的反抗意志将生命的本能体现得淋漓尽致。然而可悲的是，她在反抗中疯狂地破坏着一切，她想要得到的自由也被自己的复仇亲手毁灭。她做不成一个建立者，只能做一个破坏者，“是的，文明包含着对它们的不断否定。”③曹禺是一个对生命意识怀有极大热忱的作家，他带着悲悯的心描摹人物的内心挣扎，细腻深入地刻画人物的灵魂。即使蘩漪的反抗受到社会的批判，但她的反抗是站在生命立场上，对封建道德文明进行的控诉，其行为仍旧值得肯定。在他所处的时代，更多的生命像蘩漪一样遭受着沉重而无情的压迫，而冲破这种压迫也正是曹禺对整个时代的愿景。二、生命的失声――以《北京人》为例《北京人》中的曾文清是士大夫文化对于灵魂的腐蚀和扭曲这种现象的集中体现，我们从中看到了生命在沉重压迫下的失声。如果说曾皓、曾思懿已经习惯了戴着社会规则的镣铐，显示了传统国民的保守性的话，那么在曾文清身上，则更多地体现了生命的劣根性与惰性。在牢笼带来的安逸中，他们痛苦地清醒着，浪费着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忽视了对个性生命的张扬，忘记了作为独立个体的自尊。它制造孤独封闭而安逸舒适的生存空间，对人类造成潜移默化的影响和禁锢，如“温水煮青蛙”般让生命失声，导致人类对自我及他者生命的疏离，严重地扼杀了人性和生命意识。曾文清是传统文化的安逸牢笼中最清醒的人，从小在优渥、殷实的家庭条件下成长，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养成了封建文人的品性，是一个典型的传统知识分子形象。他沉醉于下棋、赋诗、作画，流连于北海和西山，养尊处优的生活让他失去了拼搏的生命激情，封建的理念与教条在他的生命中如蛆附骨、如影随形，加之他对爱情、婚姻、生活的不满以及如鸵鸟般埋头于自我“无用论”的麻醉剂中，他最终选择了自我毁灭，结束了短暂而悲剧的一生。他是曾家少有的清醒者，但在这种宝贵的清醒中却饱含了痛苦与无奈。曾文清缺乏强悍的力量来改变所受的压迫，所以即使决心去挣扎、反抗，也是如此苍白无力。他非常清楚自己的不足，但又无力冲破已经深入骨髓的压迫，于是陷入了无边的痛苦与懊恼之中。正如《北京人》所说：“我们成天在天上计划，而成天在地下妥协，我们只会叹气，做梦，苦恼，活着只是给有用的人糟蹋粮食，我们是活死人，死人活，活人死！”④几十年的封建教育，让他在面对生命中的压迫时只有逃避与沉沦，成为一个被封建礼教文化彻底“吃掉”的“活死人”⑤。曾文清是在新旧文化更迭时旧文化的代表，他身上体现出的封建文化素养越突出，就表明他所受到的压迫越深，更容易处于失声的状态。以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文明为本位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一直在左右着他的思想，支配着他的行动，让他无法拥有足够的意识和能力去保护和实现心中的自由与追求，只好在蹉跎岁月中清醒而痛苦地沉沦。腐朽僵死的精神氛围一点点地吞噬着人的灵魂，让生命在压迫中逐渐失声。三、生命中的反抗――以《原野》为例在《原野》的序幕中，曹禺写道：“大地是沉郁的，生命藏在里面。”这部作品不仅关注人的日常生活，更注意发掘生活的内在神韵和普通人生命意识的升华。作品中的仇虎与焦大星的矛盾冲突，在一定程度上象征着人类的原始活力与传统桎梏之间的反抗与顺从，直接指向几千年的“吃人文明”。不同的是，焦大星是一个已经被这种压迫完全侵蚀的人，而仇虎则是压迫尚未深入骨髓前用人类尚存的顽强生命力进行强力反抗的人。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仇虎有着至死未尽的生命火焰──反抗精神，正是它一直鼓舞人们走着反抗传统压迫的道路，体现着自己强烈的生命意识。值得玩味的是，《原野》既可以理解为平原和旷野，也可以理解为原始和野性，后者的理解主要体现在“仇虎”这一角色中。《原野》通过记叙仇虎的复仇过程和描述心理斗争来完成对他形象的塑造。从复仇过程来讲，复仇是推进整个叙事的最大动力，也推动了人物性格的塑造。仇虎的复仇可以拆分为对焦大星、焦母的复仇和对花金子的占有。花金子如一朵怒放的野花，对禁锢已久、初得解脱的仇虎有着致命的性吸引力，但花金子之于仇虎，最大的意义还是对整个焦家的复仇工具。“现在我先到你儿媳妇屋里当皇上去了！”这是仇虎在面对焦阎王遗像时放出的狠话。从心理斗争来讲，曹禺通过刻画深刻而丰富的善恶争斗使仇虎的人物形象变得立体饱满。仇虎具有生命原始的野性与反抗精神，很明显，曹禺在对封建思想大加挞伐时，对仇虎的这种原始反抗的精神持有憧憬态度。仇虎的复仇有内外两个动因。从外部动因来讲，他以焦大星为主要复仇对象，以焦母和花金子为辅助复仇对象，一步步从一个边缘人走向焦家的权力中心；从内部动因来讲，他的复仇心理由一开始的强烈，到杀人时的动摇，再到杀人后的恐惧与崩溃，这一系列的变化都将悲剧推向必然。所以仇虎在挣扎后的沉重一击，耳边响起的惨叫唤起了他对生命的渴望与珍视，再加上愚昧与迷信心理作祟，他在结果已经无法挽回后将自己关进了心灵的监狱，造成复仇的悲剧。在故事开始时，仇虎敲掉的是肉体的镣铐，但在复仇之后，他给自己戴上了永远无法挣脱的精神镣铐，将生命锁在一个永远无法解脱的轮回中。然而复杂的内心冲突与复仇过程的一让再让也显示了仇虎并未未完全泯灭内心的善良：仇虎原本想暗地复仇，被焦母发现后才被迫将复仇摆上台面；仇虎不忍直接告诉焦大星他与花金子的关系，用讲故事的方式委婉相告；直到复仇的最后一刻，他也想着让焦大星先发制人，以自卫的方式再进行自己的复仇。直到对大星来讲死亡已经由被报复变成主动解脱，仇虎才猛然怀疑自己复仇的意义。深重压迫下的反抗已经严重扭曲了仇虎的人性，善良与理智被复仇的一脚踢开。仇虎的复仇如愿以偿，这也确然是生命的胜利，但是复仇后的释然并没有如约而至，他生命意识深处的善良仍在，他对其他生命个体的尊重并没有因为复仇的结束而雪藏，反而因为自己生命愿望的实现，重拾了对他者生命的尊重，但是来自封建道德“吃人的本性”又必然使这生命走向注定的失败。四、结语曹禺在创作中一直带着对生命的终极关怀，正如他在《雷雨・序》中所说的：“我念起人类是怎样可怜的动物，带着踌躇满志的心情，仿佛是自己来主宰自己的命运，而时常不是自己主宰着。受着自己――情感的或者理解的――捉弄，一种不可知力量的――机遇的，或者环境的――捉弄；生活在狭的笼里而洋洋地骄傲着，以为是徜徉在自由的天地里，称为万物之灵的人物不是做着最愚蠢的事么？”他发现面对社会的残忍，人类或是顺从，或是失声，或是反抗，但在命运的不可抗力面前都无济于事。人类试图回到生命本身，却又陷入生命所受的压迫与发起的反抗这二者的夹缝之中。《雷雨》《原野》《北京人》这三部作品反映了曹禺对这些终极问题的思考，作品将观众放在上帝的位置，在冲突中展开人物的刻画，每个人物都带有鲜明的个性色彩。对生命意识的终极追索，有助于我们直面人生中的未知与惶惑，并且思考和理解个体与社会共同前行过程中所带来的种种矛盾与冲突，这也是曹禺戏剧给我们所带来的挖掘不尽的精神财富和人生宝藏。注释：①曹禺：《雷雨・序》，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页。②田本相：《曹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152页。③弗洛伊德：《文明及其缺憾》，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页。④曹禺：《北京人》，《曹禺戏剧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108页。⑤王兴平，刘思久，陆文壁：《曹禺研究专集》（上册），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539页。参考文献：[1]曹禺.雷雨・序[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2]田本相.曹禺传[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3]弗洛伊德.文明及其缺憾[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4]曹禺.北京人[M].曹禺戏剧集[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5]王兴平，刘思久，陆文壁.曹禺研究专集（上册）[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作者简介：李 娜（1994-），女，山西太原人，西南大学文学院戏剧影视文学专业，本科生，主要从事戏剧与影视学研究。
原野曹禺范文第3篇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朋友，
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辛苦了！
首先请允许我热忱地欢迎大家到曹禺故里——湖北潜江来参加中国（潜江）曹禺文化周的各项活动。我是一名青年志愿者，我叫--，大家叫我小--就可以了。很荣幸，这几天将由我为大家跟车服务，如果您有什么需要帮助，请与我联系，我将竭诚为您服务，但愿文化周的文化气息能给您留下深刻而美好的印象，但愿我的服务能给您带来欢笑和快乐。下面，我为大家简要介绍潜江的基本情况。
潜江之名，源于潜水，因境内有河道分流汉水入长江，取“汉出为潜”意而得名。沿历史长河上溯，潜江建立县制始于公元965年（宋乾德三年）。1988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撤县建市。1994年10月被列为省直管市。
潜江地处江汉平原腹地，是武汉城市经济圈的重要成员之一。市域总面积2004平方千米，人口101万，辖1个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6个管理区（农场）、4个办事处、10个镇、1个原种场。境内有全国十大油田之一的江汉油田和16个县团级农场组成的大型农场群。
潜江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早在公元前6世纪楚灵王建离宫——章华宫于潜江龙湾，使之成为重要的城邑，迄今已有2539年的历史。章华宫是至今我国发现最早最大的皇家园林，所在地“龙湾遗址”被列为国家十大遗址展示园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潜江人杰地灵，人才辈出，曾孕育了辛亥革命先驱李书城、中共创始人之一李汉俊、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监察部长钱瑛、当代文坛巨子曹禺、世界举重冠军关虹等名人志士。
潜江自然资源得天独厚。地上盛产粮油棉，地下富藏油气盐。潜江属平原湖区，境内一马平川，河渠交织，素称“鱼米之乡”，是全国商品粮、优质棉、商品鱼、速生丰产林等农业基地。矿产资源丰富，现已探明石油、天然气、岩盐、卤水地质储量巨大。
潜江水乡园林特色明显。境内湖泊星罗棋布，河渠纵横交织，树木葱郁遍野，城中有林，林中有城。著名作家碧野盛赞，“这是一座绿色的城”。东西城区隔河相望，绿色长廊、河堤林带妆点其间。潜江是“活化石”水杉的第二故乡，并建有原国家主席李先念题名的水杉公园。境内还有黄罗岗春秋楚城、明十号湖墓、曹禺纪念馆、森林公园、平原油田风光、返湾湖风景区、田关河风景区等名胜古迹和旅游景点。
潜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市域内，地方、油田、农场群三大版块经济相互促进，融合发展。现有全国最大的眼科用药生产基地“潜江制药”、亚洲最大的石油钻头开发生产基地“江钻股份”和“幸福实业”三家上市公司。以骨干企业为支撑，全市形成了油气开采、冶金机械、医药化工、纺织服装、农产品加工五大支柱产业。教育、科技、卫生、文化等各项社会事业全面发展，近十年来，先后被评为全国基础教育先进市、全国艺术教育先进单位、全国科技工作先进市、全国绿化先进城市、全国文化先进市、全国文物工作先进市和省级文明城市。1993年，被国家授予“中国明星市”的称号。
潜江人民的勤劳、勇敢、智慧形成了自己灿烂而独特的文化。“花鼓戏”、“花灯”是潜江的传统品牌。花灯艺术多次走出国门，受到了各国朋友的广泛喜爱。湖北实验荆州花鼓剧院更是因上演的《原野》、《家庭公案》等花鼓戏而享誉华夏，成为荆楚戏剧界的一朵绚丽的奇葩。
步入新世纪的潜江人民始终保持着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坚持走“一主三化”的发展路子，围绕建设“经济强市、文化名市、园林城市”的战略目标，着力打造“曹禺故乡、江汉油城、工业走廊、水乡园林”的城市品牌，加快推进富裕型小康社会进程，力争地区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2%以上，综合实力保持全省县市的领先地位，实现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把潜江建成文明、繁荣、富强的现代化城市。
举办“中国（潜江）曹禺文化周”，是潜江打好“曹禺”牌，建设文化名市的重要途径。曹禺是享誉世界的杰出戏剧大师，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开拓者，中国现代话剧的奠基人。今年是曹禺先生著名作品《雷雨》公开发表70周年，举办曹禺文化周活动，旨在缅怀曹禺先生对文学艺术事业的杰出贡献，弘扬先进文化，打造文化品牌，展示曹禺故乡潜江的文化魅力，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促进我市文化事业有大的发展、城市面貌有大的改观、招商引资有大的突破、知名度有大的提高。
“中国（潜江）曹禺文化周”由中国文联、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办，中国戏剧家协会、湖北省文化厅、湖北省文联、潜江市人民政府、江汉石油管理局具体承办，中央戏剧学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中帐跹芯吭夯熬缪芯克⒔阂帐踔耙笛г旱鹊ノ恍臁?BR 这次为期一周的文化活动，分为文艺活动、文化展示活动和经贸洽谈活动三大类。
（一）文艺活动方面2、曹禺戏剧精品展演。一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演第三代《雷雨》。共演出3场，11月30日、12月1日、12月2日晚上7点在潜江剧院演出。二是由湖北省实验花鼓剧院即潜江花鼓剧院演出曾两次晋京调演、获得中国戏剧“文化新剧目奖”的花鼓戏《原野》。共演出2场，11月30日、12月1日晚上7点在曹禺戏楼演出。
3、曹禺学术研讨会。11月30日上午9点在曹禺纪念馆举行。5、曹禺名著改编的电影电视展映展播。11月28日、11月30日、12月1日晚上7点在南门河游园西堤分别展映《雷雨》、《日出》等影片。7、闭幕式及大型团体操表演。12月2日下午3点在章华体育馆举行。
8、大型主题焰火晚会。11月30日晚上7点在曹禺公园举行。
（二）文化展示活动方面2、民间花灯艺术展。11月28日至12月1日晚上6点至10点，在东风路西路展出。
3、花卉根艺盆景展、曹禺文化书法摄影展。12月1日在老干部活动中心全天展出。
原野曹禺范文第4篇
阿瑟・米勒听到如此尖锐、残酷的批评，感到十分震动。湛蓝色的眼球在白炽灯下变成冷冰而颤抖的鸽子灰。他不知道该如何回应，嘴唇翕动了一下，又粘在干燥的牙上。
好在曹禺是得体的，他并没有定定地望着阿瑟・米勒，期待着他的回应。念完信后，他只是赞许地点点头，“实话！这是好朋友应当做的！千真万确！”
从世俗的角度而言，曹禺的晚年可谓五谷丰登：他的社会地位与物质条件使他过得相当安逸，他的才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承认。用当下最恰切的话来形容可谓“德艺双馨的老艺术家”。然而，作为一个剧作家，曹禺内心却经受着一生中最强烈又绵延的痛苦，他再也写不出激荡人心的作品了，这无异于鸟儿被剪掉双翅，鱼儿被刮去磷片。
1942年，可以看做曹禺作品的一个分水岭。之前，他像张爱玲一样被誉为少年天才；之后，尽管他笔耕不辍，得奖连连，却始终没有写出超越前半生的杰作。文化学者针对这种现象甚至特意发明了一个新词：“曹禺现象”，用以指代文坛上那些迅速崛起却又无疾而终的作家。
曹禺的女儿万方说，她亲眼目睹了一个有才华的人，当他的灵魂被扭曲之后，他会有多么痛苦。她说：“痛苦大约像是一把钥匙，惟有这把钥匙能打开他的心灵之门。然而他并不去打开那扇门，他只是经常抚摸着这把钥匙，感受钥匙在手中的那份沉甸甸冷冰冰的分量。”曹禺22岁就写出了《雷雨》，之后写了《日出》《原野》等。到了1949年，他进入不惑之龄，本应迎来创作高峰。这时候，忽然来了巨大的转变，他意识到自己是需要改造的。 “你想表达的都是要不得的，是这个时代和人民不需要的，要遭到唾弃，你的思想，你的情感都需要改造。”
解放后，他真心相信这些规则，毕竟他经历过那个黑暗的旧社会。
曹禺本名万家宝，1910年出生于天津一个“封建官僚家庭”。在影响曹禺内在艺术世界生成的因素中，最具决定性的是来自家庭的情感力量，主要是他的父亲万德尊。万德尊曾就读于湖北武昌的两湖学院和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后担任清朝天津直隶总督，又做过民国的官。清末民初的特殊时代使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士绅或官僚，军阀混战时，他退隐归家，过着寓公生活，平日就是与一帮朋友赋诗，写大字，抽大烟。
“我不喜欢我的家……沉静得像座坟墓似的，十分可怕”，“我一想到我的父亲，就恨他，但是我又惦念他”，曹禺曾经这样形容儿时的家庭氛围。他出生三天后母亲去世，由继母带大，生活算是富足优越：家中两栋楼房，雇佣了司机保姆奶妈等一千下人。他的成长经历也算顺利，初中进入南开中学，毕业后报送进入南开大学，因为不喜欢政治科，转学到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但生性敏感忧郁，外加家庭苦闷氛围，奠定了他的阴郁风格。曹禺回忆父亲曾经问他你小小年纪，哪来那么多苦闷？曹禺答：我也不知道我会有那么多苦闷，可我的确是苦闷的啊。
《雷雨》剧中塑造最复杂的人物“周朴园”，有说是以曹禺父亲的周姓朋友为原型，但这个形象与曹禺的父亲也有相似：他们都是中国历史上最特殊的一类人，曾经接受西洋教育，既是官僚又是资本家，最终又重新归于封建礼教。他们是中国1920年代至1930年代特殊时代下的产物。
在谈到写作意图时他说，《雷雨》是在“没有太阳的日子里的产物”。“写《雷雨》是一种情感的迫切的需要。”这“原始”的、“野蛮”的情绪，不仅仅要揭露现实，还有着“对宇宙间许多神秘事物的一种不可言喻的憧憬”。他这样如实解释着：“与这样原始或者野蛮的情绪俱来的，还有其他的方面，那便是我性情中燠热的氛围。夏天是个烦躁多事的季节，苦热会逼走人的理智。在夏天，炎热高高升起，天空郁结成一块烧红了的铁，人们会时常不由己地，更归回原始的野蛮的路，流着血，不是恨便是爱，不是爱便是恨；一切都走向极端，要如电如雷地轰轰地烧一场，中间不容易有一条折衷的路。代表这样性格的是蘩漪，是鲁大海，甚至是周萍，而流于相反的性格，遇事希望着妥协、缓冲、敷衍，便是周朴园，以至于鲁贵。”
现在，随便查找有关曹禺的资料，上面都会清晰地注明，曹禺是一个“左翼作家”。对于同时代的许多作家而言，许多人贴上“左翼”的标签不过是时事所迫，是时势造英雄。然而曹禺，是发自内心地拥护“左翼”。
凤子是20世纪20年代已经崭露头角的舞台剧女演员，她出演了中国话剧史上第一个《雷雨》中的四凤，第一个《日出》中的陈白露。凤子的外甥女姚珠珠说，通过戏剧，凤子结识了，她决定以剧场为战场，投身抗战和解放事业。凤子也与曹禺和老舍交情不浅。创作出《北京人》后，曹禺与“左翼”接近，一次在“国立剧校”校长余上沅家吃饭，一人问曹禺：“你怎么会喜欢共产党？”曹禺反问：“你怎么会知道我喜欢共产党？”
在田本相所著的《曹禺传》中记录了这个段子，总结说：“曹禺也免不了文人的清高，甚至还厌派斗争，但在他的内心，他厌恶的是，敬仰的是、徐特立那样的共产党人。他隐约地感到，是共产党真正在关心着他，那些年轻的共产党人在热爱着他、守护着他，使他在那暗夜中感到温暖和力量。”
万方曾经担任过《日出》电视脚本改编，进而分析，“从写于上世纪30年代的《日出》里，你就可以看出他当时作为一个热血青年，是真切地希望这个正在堕落的旧社会被彻底地摧毁。抗战期间与在重庆的见面，似乎让他改变了不少。他真心体认文艺创作要服务于某个更大的目标，尽管这个目标是什么，他并不清楚。”
1949年的开国大典，他居然是锣鼓秧歌队的一名指挥。缺乏条理、小脑不发达的曹禺竟然指挥着秧歌队，可见他对新社会充满了热忱。“”前，他意识到即使困惑，也应该试着调整自己去适应社会。他曾经接到过任务，让他写售货员，’他跑到一个小店去给人家打酱油卖醋，体验生活，但这对他是力不从心的。领导还要让他写抗洪，无果。
“”期间，上面要求修改《雷雨》，他二话不说，自己动手加强了鲁大海这个角色，以突出他身上的“阶级性”。然而在那个风雨如晦的时代，曹禺依然不能保全自己。从风光的剧作大师变成北京人艺的看门人。那些年，家门口则被张贴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污名，除了必须被关牛棚，扫大街，小孩子还用石头砸他。他就吃安眠药，想忘了这些，昏睡。曹禺怀疑自己“是我全错了，我痛苦极了”。和所有被整的文人一样，他也想过死，他向妻子方端祈求，“你帮我死了吧！你用电电死我吧！”他宁愿羡慕街道上随意路过的人，一字不识的人，没有一点文化的人。“他们真幸福，他们仍然能过着人的生活，没有被夺去一切做人应有的自由和权利。”
被之后，曹禺写作一部戏，叫《明朗的天》，写协和医院的一群知识分子接受改造，但写完了，却只令他徒生疑窦，“我也是个‘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那我怎么写别的知识分子改造好了，实在是捉摸不透”。翻案之作《王昭君》是派下的任务，用意在“歌颂我国的民族团结”。《胆剑篇》则是“集体创作”风行时，曹禺带着于是之、梅阡搞的。当时全国各个院团都在重写卧薪尝胆的故事，以落实中央的宣传政策，在“三年困难时期”里鼓动老百姓扎紧裤腰带。
这些新作在舞台上，均只是昙花一现。
万方说：“我爸爸不是一个斗士，也不是思想家，恰恰相反，他是一个很容易怀疑自己否定自己的人。”及至曹禺的晚年，初出茅庐的青年导演王晓鹰在介绍人的引见下找到了北京医院，提出想要重排《雷雨》。这个年轻人有个大胆的设想，要把鲁大海这个角色拿掉。“我爸爸一听，马上说‘好呀’。”
一句大快人心的“好呀”，多少实现了他未了却的夙愿――种自我否定的。晚年的曹禺想写一个主角是孙悟空的戏。孙悟空头戴紧箍咒，紧箍咒一念你就无法说真话，而且最后孙悟空被招安，封为“斗战胜佛”，慈眉善目地坐在那里，不再想原来的猴身。但直到曹禺去世，这个戏都没能写成。
“一种对灵魂的改造像是脑叶切除术，有时是极端的粗暴行动，还有就像输液，把一种恐惧的药液输入身体里。”万方的话剧《另一种毒药》的主人公正是从父亲曹禺身上幻化而来的。剧中人有过了不起的创作，后来创造力突然消失，但奇怪的是一顶闪光的帽子始终戴在他头上。在“”中，这顶帽子被揪下来，连同脑袋一起扔进了屎坑。不想“”结束后，帽子和头再次被按在了他的身体上。
他的知己黄永玉曾毫不留情地指责他“为势位所误”。他曾是中戏副院长，又是人艺的院长；既是人大代表，又是文联副主席。最高峰值期，他一共兼任十五份职务。曹禺的第一志愿肯定不是仕途，然而每次接到会议的电话，他就来了精神。他无疑是矛盾的，就像他明明讨厌实用主义，却一度在命题作文的圈地里跟自己较着劲。
一方面是公职在身，另一方面，大家伙都围着他。有时，参加完宴会，回到家，他就把外套往沙发上一仍，闭目，人好像被抽空了似的。万方就站在旁边笑。他也明白万方的笑。他心里对这种生活方式是不满的，所以大半夜他吃安眠药，把万方叫到他屋子里，跟万方说他要跳窗子。
这种生活让他那么痛苦，可是他又被吸引。万方讲：“如果他真的可以开始写一个大东西并以他的水平来完成，他可能就会有力气来推开这种生活，但当他做不到的时候，他的存在又必须有价值，其他的事情就只好来充当这些价值，但那又不是他最初想要的。”曹禺后来住院，巴金还说：“家宝，你心里是有宝贝的，你应该把你心里的宝贝掏出来。”
好在曹禺能听得进朋友的意见。摘掉头衔、推掉约稿之后的曹禺曾在北京医院的特护病房里呆了8年。这几乎是他一生中最舒适安逸的一段时间。他可以随意地读书、学习、写作。曹禺有很强的学习精神，他善于拥抱变化，并且深谙兼容并蓄之道。作为出生于上个世纪初的剧作家，曹禺和同时代的文人一样都有典型的两面性：既禀承儒家传统，又学习西洋艺术。他喜欢的作家是曹雪芹和关汉卿；看他的剧作，不管是《雷雨》，还是《北京人》，你都能感受到奥尼尔式的浓烈和契诃夫式的平淡。但是到了1942年，那个师承清晰，积累厚重，同时有着相当明晰和显著的现代性的曹禺不见了。一条断裂的峡谷赫然而突兀地横在那里。
在1949年后的创作中，曹禺笔下的剧中人不再有善恶互搏的复杂度，而把“是”“好”挂在嘴边，变得“高大全”起来。如果说这是奉命文学带来的弊端，那么关于《末代皇帝》的批评则让他彻底陷入虚妄。据曾经与他共同担任政协委员的一位舞蹈家回忆，政协会议上讨论尊龙主演的《末代皇帝》。曹禺对电影致以严厉的批评之词：过分同情溥仪，没有讲清楚封建王朝是如何没落，新中国又是怎样建立的，还不如官方版电视剧《末代皇帝》……坐在一旁的舞蹈家糊涂了：尊龙出演的溥仪不是个绝然的正面角色或负面角色，他是个可悲的人，他也值得同情，他手里攥着蛐蛐笼的样子，让人看到人性的复杂。这些不都是曹禺最擅长也曾经非常优秀地表达过的吗？年迈的曹禺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曹禺最后的日子里，始终没有离开过文学创作，自然主要是戏剧创作。老师手边一直有好几个本子，其中有活页本、小笔记本、学生用的横格本……里边的内容很丰富繁杂，有他的断想，有日记，有人物的对话，有写出的诗，更多的是他想写的剧本之提纲等。
有一次清早醒来，万方看到父亲满面是血，玻璃渣子插在头发里，样子骇人。因为夜里在药物的致幻作用下，他昏昏沉沉一头撞上书橱，自己却浑然不觉。
原野曹禺范文第5篇
关键词：曹禺 家长 文学形象
曹禺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重要的戏剧作家。他的剧本《雷雨》、《原野》、《北京人》等都是文学史上的力作，都以封建家庭生活为题材，成功地刻画出一系列封建家长形象，写出了这一系列形象的文化心态与性格特征。
曹禺剧作中的封建家长形象，如周公馆中的周朴园、曾公馆中的曾皓和思懿、高公馆中的高老太爷，他们是君临于整个家庭之上的统治者，专横恣肆，竭力维护和保持封建家庭的基业名声，运用封建礼教压迫青年人。他们虽然冥顽暴虐，却已色厉内荏，气息奄奄。曾皓说“我的前途就，就是棺材”，道出了他们共同面临死亡的绝望心态。下面先来分析一下这些封建家长的性格特征。
第一，虚伪是他们性格的主导面。
封建道德观念的实质就是在虚伪的外表下掩盖住最可耻的丑行和最肮脏龌龊的心迹。鲁迅《肥皂》中的四铭，一面下意识地想着用肥皂“咯吱咯吱的遍身洗一洗”的孝女，一面大谈维持风化，这就是中国传统封建道德的本质表现。
曹禺剧作中的封建家长们都是虚伪、自私、卑鄙、残忍的结合体。《雷雨）中的周朴园，“外表是一副道德面孔，是慈善家，是社会上的好人物”，热衷于维护自己的“体面家庭”，然而在他的“体面家庭”里，却发生了许多不体面、不道德的事。对繁漪、对侍萍都表现了他极端的“冷酷”和“专制”。对繁漪，他没有懂得她的苦，已深深感到了自己的孤独、寂寞和冷落，这是他内心极度虚弱的表现。在雷雨之夜与周冲的一段对话，更充分地显示了他内心的空虚和软弱。虽然他暂时维持着自己在周公馆中的统治地位，但在周围人对他的无言的沉默中，他感到了日益强烈的反抗，鲁侍萍的出现，更加深了他的危机感。
分析封建家长形象，我们会发现这类人物的个性与他们的“家”的个性特征有着惊人的一致性，他们是“家”的人格化的显现。
曹禺笔下的“家”，是一个罪恶的、令人窒息的樊笼。在《雷雨》中周萍出场时，曹禺这样介绍道：“于是他（周萍）要离开这个地方――这个能引起人的无边噩梦似的老房子，走到任何地方。”《雷雨》的另一重要人物繁漪，则总是感到这家里难以忍受的郁闷，渴望能逃出这可以闷死人的家庭。她声称周家十八年来的生活将她“磨成石头样的死人”。为了挣脱这难以忍受的郁闷，她不惜“将自己变成火山的口，热热烈烈地冒一次，什么都烧个干净，那时我就再掉在冰川里，冻成死灰，一生只热热地烧一次，也就算够了”。这种作困兽之斗、孤注一掷的心理正是长期遭受压抑的一种反抗形式。《北京人》中的曾公馆、《家》中的高公馆、“家”也是一个桎梏、一个樊笼的象征。生活在这些家中的青年人，都以挣脱这樊笼为最大愿望。例如：《北京人》介绍文清时，曹禺写道：“士大夫家庭原是个可怕的桎梏，他们的生活一直都郁郁不舒，如同古井里的水。他屡次决意跳出这狭窄的门槛，离开北平到更广大的人海里与世浮沉，然而从未飞过的老鸽简直失去了勇气再飞翔。”而在瑞贞的感受中，曾公馆是“幽灵似的门庭”、 “精神的樊笼”，“她无时无刻不在极度的压抑中讨生活”，同时渴望有朝一日能冲出“家”的围栏。
曹禺笔下的“家”表面是“钟鸣鼎食，诗礼传家”的显赫家族，但这样的家族内部早巳分崩离析，趋于衰朽没落。周公馆的畸形、病态的爱情毁坏了主仆、母子和兄妹的正常关系，形成了玉石俱焚的后果。曾公馆中充满了经济和精神的危机，翁媳、翁婿、父子、夫妻、妯娌之间没完没了的吵闹让人感到窒息和郁闷。高公馆到处是明枪暗箭，让人寸步难行，青年妇女连续不断地夭折，让人心酸。
曹禺说：“作为一个戏剧创作人员，多年采，我倾心于人物。我总觉得写戏主要是写‘人’，用在如何刻画人物这个问题上。”这可以说是他一惯的美学追求，也是他现实主义创作的核心。在刻画封建家长这群人物形象时，曹禺写尽了这样一个没落阶级的人情人性，揭示出“家”的象征和显现了人格化。但同时，曹禺注意到，他们又是一个个生命个体，又有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和情感品位。
第二，他们有自己的生存悲哀。
在《原野》中，焦大妈是一个恶老太婆，她对花金子的残忍令人发指。然而她也有令人同情的地方。风烛残年中的焦氏又老又瞎，孤苦伶仃。儿子焦大星是一个窝囊废，既怕媳妇又怕妈。媳妇根本不爱焦大星，也就无心守持家业，振兴焦家，对焦母，她只有彻骨的恨。最后，她惟一的孙子也在复仇中被误杀了，她求告无门，无处诉说，以至于失态地对白傻子哀叹起“娶了媳妇忘了妈”的人生境况来。
《北京人》中的曾思懿，十分狠毒。但真正掌握曾家，使曾家能够存活下去，还得靠她。然而，她苦心经营，却得不到别人的理解与支持。曾皓和文清恨她，江泰讽刺挖苦她，连她的儿子对她也冷眼相看。因此，这个人物在旧社会也有值得同情的地方。
第三，他们有情感的痛苦。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美好的话题，她超越任何阶级。作为剥削阶级的周朴园，他也曾有过一段美好真挚的感情，然而在封建家庭中，封建婚姻迫使他放弃了这段美好的情感。感情的失落，使他经常孤独寂寞，黯然伤神。三十年采，他只能在侍萍原先住过的房间里睹物思人，以弥补他现实感情的空白。曾思懿，表面上看她机关算尽，想夺取曾皓的钱和权，对自己的感情没有太多的企盼，其实不然。对她丈夫与愫芳之间的暖昧情感，她不仅是嫉妒，甚至是恨。曾文清临行时，愫芳交给他一封信，曾思懿设法拿到手以后，逼着丈夫当她的面退交愫芳，这表明了她对他们关系的嫉妒和愤恨。这样一种心理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她情感世界的贫乏，以及她对美好感情的向往。
第四，他们缺乏亲情的温暖。
人进入晚年，失去了青年人的热情，内心充满了年老的寂寞和孤独，这时渴望着家庭的温暖，尤其是儿女们的孝心，这是人类的天性。但在曹禺笔下数代同堂、诗礼传家的封建大家庭中，封建家长们却未能享受到儿孙福。
曾皓，在垂暮之年，只有善良的愫芳悉心照顾着他。曾文清整天懒得什么也不想做，根本就不会想到他父亲。曾思懿阳奉阴违，表面上孝顺公公，暗地里排挤曾皓。
因而，曾皓的心灵是冷寂的。就算是在最有“秩序”的周公馆，周朴园与他的儿子之间也缺乏一种温情。平时，周萍和周冲只会在有事请示父亲时才会去跟周朴园讲几句话，其余时间则躲避着周朴园。这使周朴园原本寂寞的心又添了一层冷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