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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范文第1篇
因为中国财政政策对不同地区的经济具有不亚于货币政策的影响，故而本文在构建VAR模型的时候，同时采用了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区域经济和区域物价水平等四个变量进行分析；并将样本区间设定为1979-2010年。在变量选取上，可以从金融机构贷款额、M0、M1、M2、拆借利率等货币政策工具中选取适合中国的货币政策变量。基于中国货币政策的实践经验以及数据的可得性，选取M1为货币政策变量。由于M1数据从1990年才开始公布，故而1979年至1989年的相关数据由M0代替。财政政策变量用中央政府财政支出增长率数据表示，并利用HP滤波处理之后得到的周期（Cycle）部分代替。由于货币、财政政策的目标为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所以用全国GDP和商品价格指数以及各省市GDP和商品价格指数作为货币、财政政策的最终目标变量。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选取1979-2010年的全国GDP、CPI、商品价格指数及M1、中央政府财政支出、人口数等全国年度数据；选取各省区的GDP商品价格指数、人口数等地区年度数据。GDP等样本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对相关变量进行如下处理：首先，利用1978年为基年的定基比商品价格指数作为物价指数，将M1、省区GDP、中央政府财政支出变换为实际值。其中对区域GDP数据取自然对数并求一阶差分，以得到平稳序列。为了剔除因人口增长快慢而扭曲的货币政策对区域经济的影响，以各省区的人均GDP作为区域经济变量数据2。其次，与大部分研究直接得到各省区物价指数的平均值不同，我们以各个地区的实际生产总值占四大地区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总和的比重为权重，计算得到加权平均后的各省市商品价格指数（以商品价格指数1978=100为基准来求实际值）。这一做法提高了物价指数的精确度。最后，对各变量的实际值进行平稳化处理。
二、平稳性和协整检验及格兰杰因果关系
（一）平稳性检验
利用VAR模型做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以及脉冲响应分析需满足序列平稳性条件，故利用ADF单位根分析检验各序列的平稳性。的单位根检验表明，财政政策变量（CZ）、货币政策变量、四大地区物价变量（SI_PR_DONG、SI_PR_DONGBEI、SI_PR_ZHONG、SI_PR_XI）、以及四大地区产出变量（SI_GR_DONG、SI_GR_DONGBEI、SI_GR_ZHONG、SI_GR_XI）取自然对数后的一阶差分值满足平稳性条件，且是一阶单整的
（二）协整检验
结合单位根检验和各个变量的图示，确定协整分析的常数项和时间趋势项；并利用AIC或SC最小准则确定最佳滞后阶数，对各变量进行协整分析。说明，经过对数变换后的地区人均GDP（LNGDP）、物价水平、货币和财政变量间只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因此初步判断货币、财政政策与产出和物价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
三、VAR模型及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一）VAR模型估计结果
对实证模型的选择，近似主题的文献较多采用VAR、SVAR、VECM等模型做实证分析。虽然这些计量模型均无法准确捕捉改革开放后30年中的区域经济结构与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的变迁4，但考虑到研究的可行性以及参照同类文献的做法有利于比较，故本文仍采用VAR模型做实证分析5。利用VAR（k）模型对货币量（M1）、财政支出（CZ）分别与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等不同区域的人均GDP及价格指数进行分析。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的不同k值采用AIC或SC最小原则确定，分别为3、1、1、1。表4货币量（M1）、财政支出（CZ）与四大区域产出及价格VAR模型估计结果注：估计结果下方的R-Squared值是单个方程的拟合优度。对货币量（M1）、财政支出（CZ）与东部人均GDP（SI_GR_DONG）、价格指数（SI_PR_DONG）四个变量之间的VAR（3）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前二个方程拟合优度稍小为0.72，后两个方程的拟合优度均在0.8以上，表明模型能较好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主要考虑后两个方程的估计结果。货币量（M1）、财政支出（CZ）与东北部人均GDP（SI_GR_DONGBEI）、价格指数（SI_PR_DONGBEI）四个变量之间VAR（1）模型估计结果表明，除了第四个方程拟合优度为0.73之外，其他三个方程的拟合优度均在0.5以下，表明模型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比较差。为了分析完整性，对东北、中部以及西部区域也进行脉冲响应分析。货币量（M1）、财政支出（CZ）与中部人均GDP（SI_GR_ZHONG）、价格指数（SI_PR_ZHONG）四个变量之间VAR（1）模型估计结果表明，除了第四个方程拟合优度为0.63之外，其他三个方程的拟合优度均在0.37以下，表明模型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比较差。货币量（M1）、财政支出（CZ）与西部人均GDP（SI_GR_XI）、价格指数（SI_PR_XI）四个变量之间VAR（1）模型估计结果表明，除了第四个个方程拟合优度为0.65之外，其他三个方程的拟合优度均在0.33以下，表明模型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比较差。不过，VAR模型相对不那么在意拟合度和系数的显著性问题。下面采用脉冲响应函数来描述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冲击，对各区域人均GDP和加权平均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造成的动态影响
（二）脉冲响应函数及累计脉冲响应函数的分析结果
在各VAR模型中，分别考虑狭义货币供应量（M1）及中央财政支出（CZ）变动在未来10年内对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等4大区域人均GDP实际值、关于货币政策区域经济效应，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四大区域在经历货币政策冲击之后，在第一年达到最大响应值，分别为0.020272、0.014757、0.014913、0.001565。从大小来看，“东部中部东北部西部”。从区域经济效应累计值来看，货币政策冲击产生后，东部、东北部、中部区域在第二年达到最大累计响应值，而西部则第一年已达到最大累计响应值，分别为0.031895、0.018998、0.022865、0.001565。按累计响应值大小来排序，也得到了“东部中部东北部西部”的类似排序。可见，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地区差异性并未随时间而有大的变化。另外，中国货币政策对西部区域几乎不产生影响。这点和Granger因果检验的结果是吻合的。关于货币政策区域物价效应，之前的Granger因果分析表明，在1%显著水平下，M1与中国各个区域的物价之间具有双向因果关系。而从脉冲响应分析结果来看，四大区域均在第二年达到响应峰值，分别为2.59148、2.136434、2.119478、1.789887。按响应大小来排序，为“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虽然货币政策区域价格效应也存在地区差异性效应，但是其区域价格效应差异远远小于区域经济效应。从上述脉冲响应分析结果可见，中国货币政策主要影响东部区域的经济和物价水平，其次为东北和中部区域，对西部区域的影响比较小。有意思的是，中国财政政策区域经济效应的大小排序恰好相反，为“西部中部东北东部”。并且财政政策达到响应峰值时间也属西部是最快的。不仅如此，财政政策累计效应也得到了“西部中部东北东部”的同样结果。可见与货币政策类似，财政政策区域经济效应的地区差异性也未随时间而起大的变化。综合来看，上述关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区域经济效应的地区差异性结果，为我们构建合理的且相互补充的财政、货币政策组合提供了许多的可能性。这一结论和格兰杰检验结果具有相互印证性6。关于货币政策的时差，在整个区域货币政策实施第一年达到效应峰值，除了西部区域之外，第二年累计效应达到峰值，第三年开始起效应变为负。财政政策效应在西部第一年、在中部第二年、在东北第三年、在东部第四年达到效应峰值。不难发现，虽然从财政政策效应的大小来看，西部区域效果最明显，但其效果保持的时间较短。这可能与中西部区域支柱产业不足、区域竞争优势较低、区域产业单一等原因有关；财政政策实施初期主要投入在基础实施建设上，因而实行初期效果较明显，但因缺乏强有力的产业支撑，其后续拉动经济的作用有限，导致了其效果保持的时间较短。因此，截至目前，通过财政政策尚无法充分弥补因货币政策实施所导致的区域经济差距。有效发挥财政和货币政策组合的效力，可能需要更为有力的产业政策的配合。
四、结论
货币政策范文第2篇
关键宇：货币政策，经济波动，利率管制
一、引言
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取得了快速的增长，与此同时增长并不平稳，出现了较大的经济波动，然而，中国经济波动的大起大落现象在1997年以后基本上没有出现，取而代之的是中国经济在此以后实现了平稳快速的增长，也就是说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出现了缓和化的趋势。那么，在这一过程中，货币政策作为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手段，对于稳定经济和降低经济波动是否产生了重要影响，是否降低了中国经济波动，这是一个值得分析和考察的问题。
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货币主义将货币因素看作是经济波动的核心因素，而圣路易斯方程的提出更是为此观点提供了经验支持，从此货币政策与宏观经济稳定之间的关系引起了广泛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出现了高增长和低通胀的现象，经济学家将这良好的经济表现与美联储正确的政策联系在一起，从而对美国经济稳定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例如，Cladda，Cdi，andCerder(2叩0)根据类似泰勒(1993)提出的美联储的利率规则——泰勒规则——为基础，估计了美国不同时期的货币政策规则，指出1979年以前美国经济不稳定的原因是因为此前美国的货币政策是适应性的而不是采用反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规则，而此后则采用了反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规则。
中国货币政策有自身的特殊性，不能简单的通过考察利率政策就能确定其操作方式，因为在中国利率还没有实行市场化，中国人民银行可以直接决定市场上最基本的利率，同时中央银行还通过调控货币供应量来实施货币政策，所以考察中国货币政策的变化与宏观经济波动之间的变化不能只考虑其中一个指标的变化与宏观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而应该结合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充分考虑利率与货币对中国经济主体行为的不同影响方式，从而建立一个反映这些因素的货币政策指标，并在此基础上考察其变化与宏观经济波动的关系。正是基于中国人民银行这种对利率和货币量的双重控制的现实，本文提出了反映这一现实的货币政策指标，并根据这一指标分析了货币政策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关系。通过分析发现：中国的货币政策虽然具有反周期的操作取向，但是货币政策本身却是造成经济波动的重要原因；中国自1997年以来宏观经济波动明显缓和化，其原因既包括基础因素冲击降低，也包括货币政策冲击的降低；中国货币政策在1997年以后有了很大的改善，主要是货币政策自身的波动减少了，货币政策更加稳健，不再像1997年以前那样在短期内出现巨大的变化。
本文以下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讨论行为基础；第三部分探讨在利率管制下产出波动与货币政策的关系，讨论货币政策冲击与产出波动的定量关系；第四部分从经验角度考察中国货币政策与宏观经济的关系；最后，第五部分总结全文。
二、微观行为基础
中国目前的利率还没有实行市场化，中国人民银行可以直接决定市场上的最基本的利率，当然，现在中国人民银行开始逐渐放开利率的管制，但是最主要的存款利率以及贷款利率的基本利率及变化范围还是由央行决定。在控制利率的同时，中国人民银行并没有简单地以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操作工具，而是宣称以名义货币总量作为货币政策的操作工具。那么，在名义货币总量和利率均由货币当局控制的情况下，显然这二者都是影响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中国人民银行可以通过调整这二者之间一个或两个变量来调控经济波动，下面结合中国货币政策这一特点来分析中国货币政策与宏观经济动态。
考察货币政策如何影响经济活动需要考察货币传导机制，而考察货币传导机制首先需要考察货币需求函数。货币需求函数形式可以表示如下：
(1)
其中lnMdt为t期名义货币量的对数，lnPt为t期价格水平的对数，lnYt为t期的真实产出对数，it为t期名义利率水平，即持币的机会成本，c，α，β为常数，并且α 0，β 0，这三个参数均为反映经济主体的偏好的结构参数。(1)式所表示的是货币需求函数，如果当名义货币供应量M由中央银行直接控制，并且货币市场是出清的，即货币需求Md等于货币供给M，那么，(1)可以表示为
(2)
通过对(2)式进行差分可以得到货币增长率m与产出缺口y、通货膨胀π以及潜在产出增长率g*的关系如下：
(3)
IS曲线反映的是在商品市场均衡条件下支出与真实利率之间的关系，一般而言，真实利率越高，投资成本也越高，消费的机会成本也越高，所以支出就会降低；反之则反之。产品市场出清要求支出与产出相等，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以产出缺口与真实利率表示的IS曲线其形式可以表示为：
(4)
其中πet+1为本期对下期通货膨胀的预期，ut是自发的需求冲击，为白噪声过程，φ是结构参数，并且φ 0。由于消费受到消费习惯的影响，过去的消费会对本期的消费具有正的影响，而投资由于技术原因往往具有滞后效应，所以在IS曲线中应该考虑过去支出对当期支出的影响。因此，符合现实的IS曲线应该为如下形式：
(5)
其中λ为大于0小于1的常数，当然λ也是反映消费者偏好和生产技术状况的结构参数。
以上分析了需求方面，现在来讨论供给行为，即讨论物价与产出或者通货膨胀与产出缺口之间的关系。反映产出缺口与通货膨胀关系的曲线是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线。在考虑不完全竞争市场和预期这些比较现实的条件后，Calvo(1983)在结合生产者的最优价格调整的基础上，提出了如下的菲利普斯曲线：
(6)
其中k是大于0的结构参数。(6)式所代表的菲利普斯曲线是在微观主体的最优行为基础上推导而来，因此可以克服Lucas(1976)所提出的对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的批判。
三、利率管制下的货币政策与经济波动的关系
以上简要地介绍了用于宏观经济分析的IS-LM-AS框架，虽然中国目前的利率没有市场化，但是中国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还是适合用这一框架来描述。首先，对于货币市场均衡而言，在利率市场化条件下，如果货币当局控制名义货币量，微观经济主体可以改变交易数量和价格以及改变货币需求量来影响均衡利率以实现货币市场均衡；而如果在利率非市场化条件下，货币当局控制名义货币量，微观经济主体可以改变交易数量和价格来实现货币市场均衡，这一关系仍然可以用(2)式和(3)式来表示；在这一情况下，如果Mt和it固定，那么Yt和Pt就必须调整，即如果产出上升，那么价格水平将下降。对于商品市场均衡而言，利率管制与否并不影响经济主体的优化行为，如果在预期通货膨胀没有变化的情况下，利率上升会导致真实利率的上升，从而降低支出；如果本期支出上升，而利率不变，那么预期通货膨胀将会调整，即预期通货膨胀上升；如果预期通货膨胀上升，那么当期支出会因为真实利率下降而上升；这与利率市场化情形下的情况没有区别，因此(5)式可以表示在利率管制条件下的商品市场均衡。菲利普斯曲线并不受利率是否由央行控制的影响，(6)式所代表的菲利普斯曲线能够反映中国生产者的最优地调整价格和产量的行为，而利率管制并不影响这一曲线的结构。
通过以上说明可以知道，虽然利率管制条件下，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与利率市场化情况下有一些区别，但是IS-LM-AS框架可以用来分析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同时，根据郑超愚(2002)对中国需求管理导向的小型宏观经济模型的经验考察，IS-LM-AS框架是可以作为分析中国宏观经济的基本框架，这一框架与中国宏观经济动态是相吻合的。现在分析由(3)式、(5)式和(6)式组成的动态系统对货币政策的变化是如何反应的。由于该系统由三个行为方程组成，并且正好有三个内生变量，因此，可以实现三个市场均衡，并且这个均衡是惟一的，即中国经济在利率管制条件下存在惟一均衡。由于(5)式中包含预期变量，所以利用菲利普斯曲线(6)式将预期通货膨胀消去得到产出缺口、利率和通货膨胀的关系如下：
(7)
(7)式显示了产出缺口与利率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即产出缺口与名义利率负相关，与通货膨胀正相关，这看上去类似于IS曲线，正是因为这种关系，许多人错误地将(7)看成是IS曲线。在对中国经济的进行动态分析或经验研究时，很多研究者将形如的曲线认为是IS曲线，这显然是不对的。从理论分析角度来讲，μt不是简单的需求冲击；从经验分析的角度来说，利用这种设定而得到的参数估计并不能正确反映经济主体对利率的反应程度，因为所估计的参数并不是IS曲线本身的参数。所以利用形如的曲线当作IS曲线进行经验分析是不可能避免卢卡斯批判的，而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理论结论与政策建议都是不可靠的。
利用(3)和(7)消去通货膨胀可以得到产出缺口与货币增长和利率的动态关系如下：
(8)
其中是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的组合，故也是为白噪声过程。
从(8)可以看出，产出缺口除了受到供给需求影响以外，货币政策——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利率水平及其变化——是影响产出缺口的重要因素。由于中国目前实行利率管制，中国人民银行可以通过对利率和货币总量的调控来实现其稳定经济的目标，这与利率市场化的情况存在很大区别，因为货币供应量的变化不会导致利率水平的变化，除非货币当局改变利率水平。
当货币当局增加货币而利率不变时，由(8)知道，产出在短期内会上升，由于故产出缺口会逐渐减少，最终产出回到潜在产出水平。当利率减少而货币供应量不变时，产出或产出缺口的变化取决于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β的大小，如果β大于1，那么产出不但不会上升反而会下降；如果β小于1，那么产出会上升；如果β等于1，那么产出没有变化。对于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β的大小许多经济学家进行了研究，一般认为其小于1，所以，利率下降会导致短期内产出增加，然后逐渐回到潜在产出水平。
以上分析了中国利率管制下的货币政策与宏观经济的动态关系，现在分析货币政策与宏观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在利率市场化条件下，某一时期利率上升或者货币供应量上升，我们可以认为实行了紧缩货币政策，但是在利率管制条件下则不能这样简单的判断，即不能简单地以货币供应量或名义利率水平作为货币政策的指标，因为在利率管制条件下，货币政策是利率变化与货币量变化的组合。从(8)式中可以看出，货币政策是通过mt-it+β(it-it-1)-αg*t这一复合变量影响产出的，因此任何导致mt-it+β(it-it-1)-αg*t变化的政策措施均可以理解为货币政策发生了变化。金融货币" 经济,金融货币-[飞诺网]
令mpt=mt-it+β(it-it-1)-αg*t，故mp是利率管制条件下的货币政策指标，那么(8)式变为，
yt=ayt-1+bmpt+vt(9)
令σ2y为产出缺口y的方差，这一指标可以表示产出的波动性，令σ2mp为货币政策指标mp的方差，σ2v为随机冲击v的方差，ρ为上一期产出缺口yt-1与本期货币政策指标mpt的相关系数，由(9)可以知道产出缺口的方差为：
(10)
从(10)式可以看出产出缺口的方差取决于货币政策指标mp的标准差σmp，随机冲击的标准差σv以及上一期产出缺口yt-1与本期货币政策指标mpt的相关系数p。产出缺口的标准差σy是随机冲击的标准差σv和相关系数p的增函数，但是产出缺口的标准差和货币政策指标的标准差之间的关系则比较复杂。由(10)可知产出缺口的标准差和货币政策指标的标准差之间的单调关系取决于下式
（11）
一般而言，相关系数p小于0，的符号不能确定，所以的符号也不确定，也就是说货币政策指标的标准差减少也不一定会降低产出的波动。如果即如果货币政策稳定经济的取向不是很明确，那么，货币政策本身会加剧经济波动而不是稳定经济。如果那么即如果货币政策具有很强的稳定经济的取向，那么，货币政策的强烈变化是为了应对经济波动而产生的，货币政策的变化有助于经济稳定。
由于货币政策面临不确定性和不完全信息，货币政策不能对当期的需求和供给冲击做出反应，所以货币当局往往采用反馈的货币政策规则，反馈的货币政策规则要求对上一期的产出缺口采用逆周期的货币政策，也就是
(12)
其中0＜θ≤1，θ反映的是货币政策反经济周期操作的力度，wt为白噪声过程，是货币政策因为非独立性等其他原因而对货币政策反馈规则的偏离。在(12)这一货币政策规则下产出缺口为yt=a(1-θ)yt-1+bwt+vt，在此政策规则下，产出缺口的方差为：
(13)
显然，在0 θ≤1的条件下，即随着货币政策反经济周期操作力度增加，产出缺口的波动性下降；另外，货币政策中由其他因素引起的政策冲击wt是影响产出缺口波动性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当货币政策专注于稳定产出，而不受其他因素影响，那么产出缺口的波动性就会降低。
从(9)式可以看出，如果货币政策是中性的，即mt-it+β(it-it-1)-αg*t=0，在这一货币政策取向下，货币政策仅仅满足潜在产出的需要，而不对产出波动进行任何逆周期的操作，那么，在这一政策取向下，产出缺口的方差为如果货币政策对稳定经济有贡献，那么即产出波动小于由于基本因素(fundamentals)冲击引起的波动；反之，则即产出波动大于由于基本因素冲击引起的波动。如果一种货币政策mp''''比另一种货币政策mp″有所改善，那么一定有
(14)
其中σ2v''''和σ2v"分别反映的是在实施货币政策mp''''和mp"时经济面临的基本冲击。由于在现实经济中，经济学家不可能像物理学家一样进行可控试验，因此考察一种货币政策与另一种货币政策在稳定经济方面的表现时，需要考虑不同货币政策所处的经济状况，具体而言，就是当时所面临的供给和需求冲击。正因为如此，比较货币政策稳定经济的效果时不能简单比较[σy(mp’)]2和[σy(mp")]2，还应该将反映不同政策所面临的现实差别考虑在内。
如果货币决策当局采用反馈规则，那么评判货币政策是否改善就可以直接考察货币政策本身。例如，如果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更强，货币决策当局更加严格地遵循货币政策规则，即σ2w越小，那么从(13)可以看出，由货币政策而造成的经济波动也就更小；如果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没有改变，即σ2w不变，那么货币政策反周期的力度越大，经济波动越小；当然，如果这两者均改变，评判货币政策只能采用(14)所示的一般判定方法。
四、中国货币政策与宏观经济波动的经验考察
(一)参数估计
以上从理论角度考察了货币政策与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现在需要结合中国的现实来考察1980年以来货币政策在稳定经济方面的效果及其是否有所改善。为了评价中国货币政策，首先需要对反映经济变量之间关系的参数进行估计。
本文分析所用的数据中名义GDP采用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中支出法核算的国内生产总值；货币供应量采用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IFS所提供的数据，并且采用以中央银行定义的M1代表货币总量；通货膨胀率是GDP缩减指数的变化率，GDP缩减指数通过计算得来，其计算方法为，t年的GDP缩减指数的计算公式为(t年的名义GDP/t年的真实GDP指数)／(1978年的名义GDP/1978年的真实GDP指数)，其中1978年的真实GDP指数为100；中国真实GDP缺口采用HP滤波得到，其计算方法为，由采用HP滤波(其参数λ=25)获得真实GDP对数的趋势值，真实GDP缺口就是真实GDP对数与其趋势值之差；利率采用税后的一年期银行存款利率，一年期银行存款利率rt是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居民一年期储蓄存款利率水平和执行时间加权平均而获得，计算公式为rt=∑(riΔti)／∑(Δti)，其中一年的时间度量按财务年度计算，即一年按360天计算，一月按30天计算。具体数据见附表。
现在对(2)、(5)和(6)式中的参数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下：
LM曲线估计结果如下：
（15）
IS曲线和菲利普斯曲线包含预期变量，所以对其估计需要采用GMM估计，IS曲线估计结果如下：
(16)
其中工具变量集合包括：产出缺口及两期滞后，通货膨胀及两期滞后，利率三期滞后，名义货币及滞后。
菲利普斯曲线的估计结果如下：
(17)
其中工具变量集合包括：产出缺口及滞后，滞后通货膨胀，利率和名义货币及滞后。
根据估计结果可以得到a=0.78，b=0.17，vt=0.17st+0.57ut。显然，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太大与理论不相符，因此按照一般的理论分析，将其设定为0.5比较合适。
(二)中国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稳定作用的经验考察
根据以上估计我们可以得到反映中国利率管制条件下的货币政策指标mpt=mt-it+0.5(it-it-1)-1.32g*t，代入历年的货币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利率变化和潜在增长可以得到历年货币政策操作的情况(见图1)。从图1可以看出货币政策变化状况，中国货币政策在历年中有较大的变动，最高年份和最低年份之间相差达到0.36，根据货币政策指标mp，是否大于0可以知道货币政策是否是扩张的或紧缩的，从图1中可以看出，20世纪90年代以前货币政策的扩张或紧缩力度都很大，以后就比较小了。
由(9)和(10)知道，经济波动由基础因素冲击和货币政策两种因素决定，通过对(5)式和(6)式的估计可以分别得到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而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的组合就是导致经济波动的基础因素(基础因素冲击和产出缺口见图2)。从1980年到2004年基础因素冲击的方差σ2v为1.81×10-4，而产出缺口方σ2r为8.27×10-4，根据(10)式可以得到货币因素对产出缺口的方差的影响为由此可知显然，货币政策冲击并没有降低由基础因素造成的经济波动，反而因为自身的波动造成了宏观经济的波动。如果没有货币政策冲击，由基础因素造成的产出缺口的方差为,由此可知货币政策冲击对产出缺口方差的贡献为44%。
1997年来中国经济波动缓和化，那么，这是货币政策改善的结果，还是基础冲击减少的结果，或者是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为此必须进行详细考察。为了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这里需要采用(14)式所提出的方法进行比较(比较结果见表1)。从表1可以看出，货币政策冲击和基础因素冲击均大幅度降低，基础冲击的方差下降87%，而货币政策导致的产出缺口方差下降了89%，因此共同造成产出缺口方差下降88%。同时，货币政策导致的产出缺口方差占产出缺口方差的比例也从44%下降到39%。由此可见，中国货币政策在1997年以后在稳定经济方面有了很大改善，尽管其改善没有提高到降低基础因素冲击的程度。
下面分析中国货币政策反周期操作的反馈规则。根据(12)式，反馈规则是货币政策对过去产出缺口的函数，由于政策时滞，在经验考察时，货币政策可能并不只是对过去一期的产出缺口做出反应，所以本文采用滞后三期进行回归，然而滞后两期的产出缺口和滞后三期的产出缺口的系数均不显著，采用逐步剔除不显著变量后，回归的结果表明只有滞后一期的产出缺口系数显著。故对估计参数θ的估计结果如下：
(18)
由此可以得到货币政策规则值，以及对规则值的偏离情况(见图3)。从图中可以看出货币政策对其规则的偏离程度越来越小，具有明显的时间趋势。令zt=w2t，通过与时间趋势进行回归可以看出zt具有显著的时间趋势(见图4)。货币政策对其规则的偏离越来越小表明货币政策更加关注经济稳定。
通过以上分析说明，中国经济波动缓和化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货币政策越来越稳定，货币政策对其规则的偏离程度越来越小，尽管货币政策的波动一直以来都是导致中国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经济波动缓和的原因是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基础因素冲击和货币政策冲击均减少了，货币政策冲击对产出缺口方差减少的贡献大约为45%。
五、结语
语本文根据中国利率非市场化的金融市场现实，结合中国微观经济主体的最优化行为，推导了中国宏观经济动态与货币政策的关系。中国的利率不是由市场决定的，中央银行可以通过调节利率和货币量中的任何一个或两个政策工具来实现其政策目标，所以中国的货币政策指标不能简单的采用其中一个来反映，而是一个包含这两者的复合指标。正是因为上述原因，本文根据利率和货币量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方式，提出了适合中国现实的货币政策指标——该指标包含货币量的变化，利率水平及其变化。
货币政策范文第3篇
2008年货币政策的转变反映出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和针对性明显增强。但在国际金融危机加速蔓延、我国资产市场大幅调整、经济景气度下降的情况下，如何抑制经济金融系统内在的紧缩趋势，促进货币信贷的稳定增长，仍是中央银行面临的突出问题。展望2009年，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将更加复杂，国内经济形势也更为严峻，货币政策面临的挑战更为巨大。
货币政策运行环境更为严峻
第一，国际经济金融环境存在继续恶化的可能。
尽管在次贷危机转化为国际金融危机后，各国政府、中央银行纷纷出台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特别是美欧出台了大规模的救市政策，主要央行还联手降息、注入流动性。但到目前为止，还未看到这场百年难遇的金融危机有出现根本性转机的迹象，其在2009年的走势仍存在进一步恶化的可能。
首先，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源于美国次贷危机，由于次贷衍生产品设计复杂、杠杆率极高，因此其风险之高、影响面之广难以预料。目前投资者对该市场的疑虑还没有消除，金融市场信心至今未见恢复，与次贷市场有关的任何负面事件都可能引起全球金融市场大动荡，并进一步加剧市场流动性紧缩。
其次，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不仅表现为流动性问题，还表现为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恶化和金融系统功能的严重损害，这个过程尚未见底。而即便这种情况不再恶化，在短期之内也很难恢复金融机构和金融系统的正常功能。
更为严重的是，金融危机已向实体经济发展，全球普遍出现企业和居民财富缩水、消费者信心不足、生产萎缩、就业减少的情况。美、欧、日等主要经济体已出现经济衰退现象。根据IMF和世界银行等机构的预测，2009年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将在2008年的基础上进一步走低，三大经济体经济不同程度地衰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也大幅度降低。经济形势的恶化反过来会进一步加重金融危机，造成恶性循环。事实上，这场危机虽然从表面上看是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但国际经济和货币体系不平衡才是根本原因。长期形成的国际经济和货币体系不平衡的局面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调整，因此，2009年全球经济将经历一个非常艰难的调整过程。
第二，国内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下滑的风险较大。
一是外需很可能进一步下降。这一方面是由于2009年世界经济增长速度会下降，国际市场需求会进一步减少；另一方面也是受美国财政赤字扩大的影响，美元可能继续走弱，将对我国出口形成不利影响。自2005年以来，净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都在20%左右，拉动经济增长2个多百分点。如果2009年净出口下降，无疑会对经济增长造成较大负面影响。并且外需下降的影响不仅仅只表现在净出口上，还会通过出口减少影响国内的投资和消费，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更大的影响。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外需求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非常大，对于2009年外需下降的不利影响不能低估。
二是投资较快增长的困难较大。尽管我国出台了4万亿的经济刺激方案，各地政府进一步加大刺激规模，2009年的政府投资会以较快速度增长，但民间投资存在减弱的可能。其一，由于2008年企业经营困难逐步加大，企业利润增幅大幅度下降，因此企业的投资能力受到影响，这无疑会直接影响到企业投资的增长。其二，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负面影响日益加重的情况下，投资者对经济前景看淡，也会影响投资增长。其三，近些年来房地产投资的快速增长一直是带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2008年，受房地产市场调整影响，房地产投资的增速已出现下降。2009年房地产市场调整能否结束、房地产投资能否恢复较快增长，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三是消费需求可能减缓。影响居民消费的最主要因素是收入，2008年城镇居民收入的实际增长率与前两年相比大大降低，农村居民收入虽然在前三季度加快增长，但四季度后，随着大批农民工返乡或工资降低、再加上猪肉等农产品价格降低，农民收入增长将逐渐减缓。从当前企业效益下降、就业困难、财政收入减少等情况看，2009年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率还可能进一步降低。除收入外，财富也是影响消费的重要因素。但2008年股市的深度下调已使很多居民的财富缩水，这将影响居民消费的增长。
此外，近两年消费结构升级加快，住房和汽车消费迅速增长是带动消费加快增长的重要原因。但近期居民住房和汽车消费增长放缓，消费结构升级步伐放慢，消费增长缺乏强有力的带动因素。这些因素没有对2008年消费增长产生明显的不利影响，一方面因为存在滞后效应，另外也是由于抗震救灾和奥运会刺激了消费增长。如果2009年不发生特殊情况，制约消费增长的因素会产生明显作用，因此2009年的消费增长形势不容乐观。
第三，需要防止价格水平进一步下降。
进入2008年四季度后，价格水平迅速降低。CPI的上涨率9月份为4.6%，10月份为4%，11月份又降到2.4%；9月份，PPI还高达9.1%，10月份则回落到6.6%，11月份进一步下降至2%，创31个月新低。影响价格大幅回落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降；二是在国内外供给因素的作用下，猪肉等农副产品价格下降；三是总需求迅速下降，致使供求关系发生改变。虽然2009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和我国农产品价格的变动存在不确定性，但短期内不会出现明显上升的情况。
目前美国已出现连续的物价负增长情况，其他发达国家的物价也在降低，需要关注国际价格水平下降对国内价格水平的影响。特别重要的是，我国总需求下降的趋势在短期内难以逆转，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持续下降，尤其是M1增速降到历史最低水平，这些因素都会对2009年物价水平产生较大的下降压力。
第四，金融风险将会增大。
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金融体系的直接冲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我国金融机构在国外投资受损，二是引起在华外资机构的连锁反应，三是引起国际资本流动的急剧变化。由于我国金融机构的对外金融投资相对较少，在华外资机构出问题的也不多，至今尚未出现大规模资本流出现象，因此，目前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金融体系的直接影响并不大。但是，如果2009年国际经济金融形势进一步恶化，国内经济困难进一步加大，则需要防范资本大规模流出的风险。
此外，国际金融危机通过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进而间接加大我国金融风险的问题不容轻视。在经济下行阶段，企业效益、居民收入和财政收入都会受到影响，致使企业、居民和政府的资产负债表恶化，进而导致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恶化。而且，由于连续下调存贷款利率，并在调低利率时缩小了存贷款利差，因此，银行的利差会缩小，使银行的经营和利润增长面临较大困难。2009年需要特别注意防范和化解这些金融风险。
货币政策面临两大挑战
第一，货币政策面临如何增强有效性的问题。
相对于抑制经济过热，促进经济增长对于货币政策更为困难。从理论上说，货币政策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存在局限性，并且对于货币政策能否真正促进经济增长一直存在争论。从目前各国的实践看，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通过放松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也不容易很快取得明显实效。从其原因看，货币政策传导不畅是影响货币政策效果的主要因素。货币政策要对实体经济产生作用，需要经过从中央银行到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再到企业和居民的传导过程。在目前国际金融危机产生很强传染效应的情况下，金融机构将会更加谨慎，金融市场的功能也会发生萎缩，企业及居民的信心与预期都会受到影响，这些都会导致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效率下降，影响货币政策的效果。2008年下半年后，我国货币政策逐步放松，但货币供应量仍持续下降，就反映出经济和金融系统内在的紧缩效应对货币政策效果的影响。2009年，如何抑制经济金融系统内在的紧缩趋势，促进货币信贷的稳定增长仍是中央银行面临的突出问题。
第二，货币政策面临短期任务与长期目标的协调问题。
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经济由于面临强烈的外部冲击而存在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滑的风险。但在我国经济长期存在结构不平衡问题的情况下，这是必须逐步加以解决的。如何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同时兼顾结构调整目标是货币政策需要关注的问题；如何在短期内扩大需求的同时防止造成中长期内过大的通货膨胀压力也是当前我国中央银行和世界其他国家中央银行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
五大货币政策建议
第一，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促进总需求较快增长。
尽管对于货币政策能否真正促进经济增长存在很大争论，但目前货币政策仍是各国重要的反周期手段。在我国总需求面临较大下降压力、价格在较低水平上还可能进一步走低的情况下，需要更大地发挥货币政策在短期内调节总需求的作用。要创造适度宽松的货币信贷环境，促进国内投资和消费的稳定增长，特别是要支持在国际分工中具有长期竞争优势的先进生产能力建设和最终消费需求的增长。要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稳定市场预期，促进对外经济的稳定发展。
第二，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足，促进货币信贷总量稳定增长。
要密切关注国际国内经济金融形势变化对银行体系流动性总量及分布结构的影响，加强对流动性的监测、分析，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适时适度调整货币政策操作。灵活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保证必要时及时向银行体系提供流动性支持，防止基础货币投放渠道受阻。通过可行措施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经济增长的信贷支持力度。灵活运用利率工具调节货币信贷需求，进一步加强本外币政策的协调，从供需两个方面促进货币信贷的稳定增长。
第三，进一步通过“窗口指导”和信贷政策优化信贷结构。
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原则，继续运用差别性货币信贷政策，加大对重点领域的信贷支持，促进信贷总量增长、结构优化和经济结构调整。加大对民生工程、“三农”、重大工程建设、灾后重建、节能减排、科技创新、技术改造和兼并重组、区域协调发展的信贷支持；有针对性地培育和巩固消费信贷增长率；适当控制对一般加工业的贷款，限制对高耗能、高排放行业和产能过剩行业劣质企业的贷款。
第四，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
无论是经济理论，还是目前各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都说明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密切配合对于促进经济增长、维护金融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应进一步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以提高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一方面，要根据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不同作用特点，进一步合理搭配使用货币政策工具与财政政策手段，以更好地促进总需求扩大；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和税收政策的刺激作用，带动银行资金加大对经济增长的力度。
第五，加强国际、国内合作，有效防范金融风险。
货币政策范文第4篇
1.存款准备金下调。2008年12月22日，人民银行宣布，从12月25日起，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这是从2008年9月份起第四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人民银行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商业银行体系创造派生存款的能力，并通过货币乘数的作用，使货币供应量大幅度地增加。
2.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向市场净投放资金。公开市场操作是中央银行吞吐基础货币，调节市场流动性的主要货币政策工具，通过央行与指定交易商进行有价证券和外汇交易，实现货币政策调控目标。2009年第一季度，央行向市场净投放了1492.25亿元资金，而在第三季度，央行共计向市场净投放资金4584.21亿元，为前6个月总和的1.34倍。
3.人民币贷款增加。2009年前二季度，中国人民银行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宏观调控的决策部署，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前三季度货币信贷继续保持快速增长，2009年1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1.62万亿元，增长21.33%，创出历史天量，而且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8.67万亿元，同比多增5.19万亿元。
截至2009年9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58.5万亿元，同比增长29.3%，增速比上年同期高出14.1个百分点；狭义货币供应量M1余额为20.2万亿元，同比增长29.5%，增速比上年同期高出20.1个百分点。存款保持较快增长，活期化倾向较为明显。
货币供应量对股票价格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是货币供应量增加打破原有资产组合均衡，改变了货币与股票等资产的边际效用比率，追求投资效用最大化的投资者会重新调整货币与股票等资产之间的比例，以提高资产的收益率。从风险角度来说，货币是最安全的资产，持有货币数量增加，从而安全资产比例提高，投资者将增加持有风险资产，以达到最佳的风险收益均衡，在风险资产供给数量不变的情况下，这将导致风险资产价格上升。因此，货币供应量的增加，股票价格将上升。二是货币供应量增加引起社会商品的价格上涨，上市公司的销售收入及利润相应增加，从而使得以货币形式表现的股利会有一定幅度的上升，使股票需求增加，从而股票价格也相应上涨。三是货币供应量的持续增加会引起物价上涨，物价上涨使人们产生通货膨胀的预期，而通货膨胀影响资金成本，由于物价与持币成本成正相关关系，即在一定基准利率下，通货膨胀水平越高，持币成本越高，这样投资者倾向于将货币投向黄金等贵重金属、不动产和短期债券上用以保值，由于股票具有一定的抗通货膨胀能力，股票需求量自然也会增加，从而使股票价格也相应增加。
二、宽松的货币政策下利率下调及其对股市的影响
2008年下半年以来存贷款利率都在下调。2008年11月27日下调存款利率，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下调至2.52%，相比2007年12月21日该利率高点4.14%，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下调了39.13%。
货币政策范文第5篇
《财经》记者 霍侃
面对冷热不均的经济数据,中国货币政策在此前数月大刀阔斧的调整之后,暂时陷入胶着。
新近出炉的2009年1月价格数据显示,通货紧缩的压力正在加剧――PPI(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同比增长已连续两个月为负,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涨幅虽仍在正值区域,但已连续九个月下降。有研究者更提出,通货紧缩已经出现。
然而,北方干旱和政府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等因素,预计对未来几个月的物价走势将有向上拉动作用;国际市场上,大宗商品价格在接近最低纪录后也显露企稳之势。同时,2009年1月信贷与货币供应量增长凶猛。
基于2009年1月经济数据得出的结论出现分歧。CPI和PPI下行,引发对通货紧缩的担忧,加大了降息的可能性;但货币和信贷增势的迅速反转,无疑将部分抵消降息的迫切性,并可能埋下未来通货膨胀的隐患。
《财经》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认为,目前经济数据忧喜交织、冷热不均,加大了政策的不确定性。综合来看,1月数据减弱了降息的压力,“然而,如何保持货币政策的前瞻性,对决策者是一个考验。”
通缩来了?
中国曾经历过谈“通货紧缩”色变的年代。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经济在1998年-2002年间,除了少数年份,呈现出物价下降、经济增长举步维艰的景象,到2003年才最终走出低谷。
从学理上说,通货紧缩较为公认的定义是物价水平持续下降,而连续两个季度可称“持续”;也有论者将经济衰退或货币供应量紧缩纳入判断标准。
国家统计局2月10日的数据显示,2009年1月CPI同比上涨1.0%,较上个月回落0.2个百分点,创31个月新低;PPI同比下降3.3%,比上月降幅扩大2.2个百分点,创82个月以来新低。
或许更值得关注的是,受需求放慢的影响,继PPI在12月出现负增长后,1月非食品CPI同比下降0.6%――由于2008年12月没有公布相关统计数据,这是2005年有非食品CPI统计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从价格走势来看,2008年11月非食品CPI为0.6%,比10月低1个百分点,按此推算,2008年12月该指标接近零或已经略为负的可能性较大。2009年2月CPI降为负值的可能非常大。
沈明高认为,受出口放慢和国内房地产市场调整的双重制约,PPI面临向下调整的压力,非食品CPI很可能在短期内继续向下调整,上半年通货紧缩的压力无疑是明显的。
同时,实体经济增长也不容乐观。2008年四季度,中国经济增长率出现了自2001年以来季度GDP增幅的新低――6.8%。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警觉。
“如果把通缩定义为物价下跌,并伴随经济增速放缓,那么现在已经出现通缩的局面了。”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主任祝宝良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作出如是判断。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在2008年12月经济数据后,对《财经》记者表示,12月PPI进一步大幅降至-1.1%,表明“通缩如我们预期出现”,为近六年以来第一次出现通缩。
1月数据后,哈继铭认为,通缩程度进一步加深,并维持2009年PPI同比变化率为-6.3%、CPI同比变化率为-1%的预测。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宋国青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更直称:“通货紧缩半年前就出现了。”他的理由是,CPI和PPI半年前就开始出现环比下降。
宋国青是较早提出中国经济本轮出现通货紧缩的学者。在2008年9月的一次会议上,宋国青提出8月开始CPI同比下行,这表明经济已经出现通货紧缩,或将很快走向通缩。他近日对记者表示,实际通缩程度比半年前的预期可能更严重。
但也有人对“通缩已经来临”持不同看法。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兼经济预测部主任范剑平即对《财经》记者表示,“并非所有物价下跌都叫通货紧缩”。他认为,通货紧缩是货币现象,是指由于货币投放过少导致物价下跌;目前PPI下跌不是货币投放过少引起的,而是前段时间大幅上涨之后的合理回归。
沈明高指出,物价下跌分两种情形,一种叫去通胀(disinflation),另一种才是通缩(deflation)。近来农产品价格特别是猪肉价格的下跌,主要是由于供给增加导致的正常调整,属于前者。非食品价格的负增长值得关注,但工业生产的快速调整导致的供给减少,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4万亿”投资,都会缓解价格继续向下的压力,不应在这些政策发生作用前,高估全年通缩的程度。
美林证券经济学家陆挺也认为,虽然CPI和PPI都将进一步下滑,但通胀率为负并不等于通货紧缩。他担心,“市场可能会被表面现象误导”。
陆挺表示,中国出现通货紧缩的可能性非常小,因为原油和主要金属的国际价格已接近十多年来的最低纪录,且最近渐趋稳定;中国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保障性住房投资,也将部分弥补私人部门投资的下降,对原材料价格起到支撑作用。
央行按兵不动
对通货紧缩是否出现及中国经济走势的判断,直接影响政府的宏观调控措施,尤其是央行的货币政策。
2008年12月的宏观经济数据公布后,市场出现了进一步降息以刺激经济的强烈预期,但央行一直按兵不动。2009年1月的数据,则加大了市场对于降息是否迫切、降息空间还有多大的分歧。
沈明高认为,非食品CPI下行增加了央行降息的可能性,但1月银行贷款爆炸性增长,无疑部分抵消了降息的紧迫性。
2008年11月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来,新增信贷同比增速从去年11月的16%增至12月的18.8%。2009年1月,人民币贷款增加1.62万亿元,同比多增8141亿元,信贷增速达21.33%,堪称“天量”。
银行新增贷款超预期反弹,或许是近期货币政策叠加效应的显现。自去年9月15日进入降息通道以来,央行已连续五次降息,一年期存款利率已下调189个基点,降至2.25%;一年期贷款利率累计降216个基点,至5.31%。
基于此,最近多家机构调低了对2009年降息空间的预测。
哈继铭认为,尽管通货紧缩仍是今年的主要风险,但已将央行后续降息幅度预期,从此前的半年内降息81个基点,修改为全年降息54个基点。他的主要理由之一,就是近期信贷爆发性增长,部分降低了继续使用大幅降息这一价格型工具以鼓励贷款的必要性。
国泰君安的研究报告也调整了对降息幅度的预测,认为年内最多还有两次降息,预计一季度降息的可能性不大,二季度、三季度将各降息一次。
不过,祝宝良表示,并不能认为货币供应量和信贷增长较快,降息就没有必要,因为中国的货币增长短期反弹,跟政策调控的关系更大,不完全是市场化利率调节的结果。他提出,“如果是市场利率下降的原因,可以认为市场已经活跃,没必要降息了”,但中国的情况更多是政策刺激和银行“早放贷、早收益”的商业行为的结果。
“从物价负增长、实际利率升高,导致企业不愿意投资的角度看,相应降息是必要的。”祝宝良说。
抛开专家们的分歧不谈,2月前两周央行的公开市场业务操作,或许传递出了近期降息可能性不大的信号。
2月2日至2月6日的一周内,央行结束了此前连续五周的净投放操作,通过发行三个月期央票300亿元及正回购1300亿元,回笼货币1600亿元;同期,央票到期60亿元,正回购到期500亿元,由于春节而顺延兑付的央票750亿元,因此货币投放共1310亿元,单周货币净回笼290亿元。
此外,央行通常通过央票发行利率引导市场预期,央票发行利率上涨或下跌分别被认为是加息或降息的信号。近期,三个月期央票利率和28天期正回购利率持续稳定,也反映出降息预期减弱。
央行行长周小川2月8日出席马来西亚央行活动期间也表示,中国央行将根据具体经济情况调整货币政策,利率调整并非惟一手段。
货币政策近忧远虑
尽管接下来几个月CPI和PPI还有较大的下行压力,但央行的货币政策选择不仅有此近忧,更有其远虑。
范剑平告诉《财经》记者,对于全球和中国,更需要警惕的是短暂物价回落之后的通货膨胀压力,因为全球央行都在大量发行货币,它们进入流通领域,在预期不好的时候会短期沉淀,对于物价的推动力量暂时体现不出来,“但一旦预期转好,这些货币就会卷土重来,推高物价”。
从物价走势来看,目前也存在不确定性。沈明高认为,在影响食品价格走势的因素中,受北方干旱和国家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的影响,粮食价格上半年存在着企稳并反弹的可能,而受供大于求的影响,猪肉价格仍可能在下行一段时间后企稳,全年CPI为正的可能性依然很大。
此外,有分析者提出,利率调整牵一发而动全身,不能仅以通胀为目标,还需考虑对人民币币值稳定和国际资金流动的影响。
哈继铭认为,美国已降至零利率,如果中国继续大幅降息,将对人民币造成一定压力,可能加剧资金外流。
2008年四季度,中国外汇储备增长已呈放缓之势。去年10月外汇储备余额出现2003年12月以来首次月度负增长,减少258.97亿美元。
因此,近期货币政策调整可能更多以数量型工具为主,价格型工具为辅。“降息更可能发生于未来信贷回落之后。”哈继铭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