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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群范文第1篇
关键词：企业集群；原因；竞争；成本；创新
一、引言
随着市场需求的多样化发展和技术的革新，许多产业正从过去那种标准化、大批量向现在“弹性专精”生产过程转变，这使得规模经济减弱，产业群处于领导地位。
在美国，有硅谷和128公路的电子业群、加利福尼亚的娱乐业群、西密歇根的办公家具业群、加利福尼亚的葡萄酒业群等。在德国，有索林根的刀具业群、图特林根的外科器械业群、韦热拉的光学仪器业群、雷姆沙伊德的工具制造业群。在法国，有巴黎森迪尔区的网络业群等。在中国，有浙江省温州鹿城区皮鞋产业集群等。
二、企业集群形成的原因
产业集群是指集中于一定区域内特定产业的众多具有分工合作关系的不同规模等级的企业与其发展有关的各种机构，组织等行为主体，通过纵横交错的网络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空间积聚体，代表着介于市场和等级制之间的一种新的空间经济的组织形式。
传统的生产方式是使用标准化的方法，雇佣廉价的劳动力，利用价格优势来生产商品。然而随着市场的由于变化莫测的市场环境和弹性专精的技术的发展，传统的生产方式的重要性下降，垂直一体化的效率下降，这给了高度专业的小企业带来了发展的契机。
主要依靠以信任为基础的合作的非等级制组织取代了等级制组织。柔性专业化为基础的产业集群显然更能适应市场的不确定性。威廉姆森(1975)则从市场与企业之间的中间组织角度进行分析：当不确定性、交易频率和资产专用性三者处在中间水平时，自动调节和强制调解会同时发生，形成一种中间组织形态，这种组织比市场更有效、比企业更灵活地协调生产。每个企业从事于产业链中的一个环节，这必然导致在生产上存在相互依赖的企业需要进行深度的合作与协调；企业在生产活动中依赖很多的资源，企业从企业外部获取资源需要同其它企业进行合作与协调，以降低竞争和市场的不确定性。
三、企业集群的竞争优势
同一产业相关的企业群居在一起，相互竞争和协作，对提高产业的竞争力有很强的促进作用。现代组织理论认为，产业集群是创新因素的集群和竞争能力的放大。波特教授认为，产业在地理上的集聚，能够对产业的竞争优势产生广泛而积极的影响。从世界市场的竞争来看，那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其产业内的企业往往是群居在一起而不是分散的。
国外对企业集群的竞争优势研究中，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主要有以哈佛商学院波特教授为代表，基于直接经济因素的企业集群竞争理论；另一方面以“新产业区”、“加利福尼亚”和“北欧学习型经济”这三个相似学派为代表，强调非直接经济因素重要性的企业集群竞争理论。从两大派系的研究中综合出企业群集的4个竞争优势：
（一）生产成本优势
企业聚集必然会是企业在地理位置上相邻，这些地理上位置相邻的企业可以合作进行生产和销售活动，比如一起大批的购买原材料，这不仅降低了原材料的价格，也压缩了运输的成本。而且通过建立的零售和批发市场也降低了群集内部的原材料价格和库存的费用。
通过专业化分工，每个企业专注于生产自己位于产业链上的一环，不仅满足了市场个性化和多样化的需求．而且企业可以根据生产的需要，通过建立网络关系进行交易，利用空间接近大大降低了每次交易的费用，同时共同的产业文化和价值观，有利于企业间建立以合作与信任为基础的社会网络，使双方容易达成交易并履行合约，还节省了企业搜索市场信息的时间和费用，有效地降低了交易成本。
由于地理位置相邻，相互之间进行频繁的交流就成为可能，为企业进行创新提供了较多的学习机会。尤其是隐性知识的交流，更能激发新思维、新方法的产生，当一个创造了一个新工艺的时候，会迅速的被其他的企业模仿。使集群内专业化小企业学习新技术变得容易和低成本。同时，建立在相互信任基础上的竞争合作机制，也有助于加强企业间进行技术创新的合作，从而降低新产品开发和技术创新的成本。
（二）“区位品牌”优势
企业通过集聚，集中广告宣传的力度，利用群体效碰，形成“区位品牌”优势，而这种优势是企业聚集区域中的所有企业共享的。一个企业要为人所知，广告的宣传必不可少。然而对于一些大型企业来说由于广告需投入大量的广告费用，这极大的减少了企业投入的积极性，对于中小企业来说，由于费用过大，他们无力承担，“区位品牌”优势使每个企业都受益。同时“区位品牌”与单个企业品牌相比，更形象、直接，是众多企业品牌精华的浓缩和提炼，更具有广泛的、持续的品牌效应。企业群集是相对稳定的，但是企业群集中的中小企业是不稳定的，每天都有新的企业加入，每天也有新的企业倒闭，区位品牌效应更易持久，但是单个的品牌效应难以持续，因此“区位品牌”对集群内企业是一种很珍贵的无形资产。
（三）市场优势
决定企业盈利能力的首要的，根本的因素就是一个产业的吸引力。对于高科技的企业集群而言，他们不仅仅通过技术上的革新来创造利润，而且他们通过企业群集效应，制定共同的一套行业标准，来巩固自己的垄断优势。在一些新兴产业中，例如，通信领域，倘若一个标准被大量的企业使用，并且得到公认，那么它就抢占了制高点。由于企业群集地理相邻，合作的机会很多，也很频繁，比较容易形成一套技术标准，而且在集群中也容易被认同。由于企业集群中大量的企业采纳了这套标准，集群的外部效应加大，卖出采用某一技术标准的硬件设备越多，那么需要编写更多的软件来支持这种设备，此时也会增加设备的需求量，这样能就进入了良性循环。
企业群集中的企业既是买方也是卖方，群集中的企业也需要大量的原材料，从这个角度来说，它是买方；但是企业群集中的产业也会生产产品来卖给客户，从这个角度来说，它是卖方。由于群集内的主导产业一般有较高的市场占有率，在购买原材料的时候可以联合起来大批量采购，而且这也原材料都是低层次的产品，所以它们的质量标准，规格和信号都是统一的，附加值比较少，可供选择的供应商很多，可以利用这个优势压低采购价格。企业群集中的大量企业将原材料加工成高质量的产品后，由于这些产品的消费者是比较分散的，而且这些添加了附加值的高级别的产品的供应商少，所以最终的产品可以卖出一个好价钱。
（四）创新优势
创新优势也是就非直接经济因素力量形成的竞争优势。
由于企业集群中的大量企业都是在地理位置相邻，而且这些企业联系紧密，有丰富经验的顾客在地理位置上集中。这不仅有利于高度专业化的技能和知识的积累效应，而且为企业提供了创新所需的物质基础和思想来源。由于地里相邻，企业之间沟通更加便捷，如现场观摩，面对面的交流，使相互学习更加方便。同时由于企业创新所带来的财富效应，给区域内的其他企业提供了直接的示范效应，激发其他企业的学习热情。
产业集群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在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的不同的阶段上，产业集群主体——企业通常会提出不同的政策需求，它的政策密度和广博性也有很大的差别。由于体制、制度和文化的原因，我国的政策供给存在明显的不足，表现为政策供给主体缺位、政策协调性差、集群文化薄弱等。因此为了促进产业集群的快速发展必须搭建一整套有利于企业集群发展的环境优化平台、信息服务平台、监控平台。
产业集群是指具有一定的产业链关系企业，依靠非特定合约，在一定区域内的集聚的现象。目前，关于产业集群研究的理论颇多，比较权威的理论有：弹性专业化模型、集体效率模型、钻石模型、全球价值链模型等。
迈克尔·波特提出的钻石模型，从宏观层次上研究产业集群的条件，认为集群成长需要生产要素、需求条件、关联与支持性产业及企业竞争与战略四大因素密切配合。政府在其间发挥综合作用。1985年，他又将一个产品概念的形成到进入最终消费的全过程纳入分析的视野，明确了产业集群的微观基础。以后几经发展，构成了全球价值链理论。弹性专业化模型则强调了企业内的专业化分工协作的重要作用。集体效率模型将其发展，从外部性的角度强调了企业群内外联合行动的重要性。
与以上西方学者的明确认识相反，在我国，学者和官员们的模糊认识甚至错误认识不少：有人将“扎堆”现象等同于产业集群，更多人看不到传统产业集群创新的客观条件，简单地套用其他国家的做法，一厢情愿发展高科技产业集群。为了促进产业集群的形成，研究基于产业集群的政策集群，尤其是中小企业政策集群是十分重要的。本文在此作一些粗浅的探讨。
一、产业集群的政策需求的基本特征
通常，人们从三个层面分析产业集群的条件：宏观层面上，它要求有规范的制度体系、一定的基础教育背景与人才优势以及技术基础，这些都是产业集群的基础条件；中观层面上，它要求政府采取特定的区域政策吸引专业人才和关联企业，促成高度灵活性信息流集群，提供各种专业化支持体系，帮助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微观层面上，它要求集群内企业之间彼此信任、协同行动，推进竞争，加强学习，鼓励创新，发挥互补效应，这是产业集群形成的直接原因。
在产业集群发展的不同阶段，政策需要的内容和力度是不完全相同的。通常，学者们将产业集群发展分为3个阶段。在每个阶段，对政策的需求如表1所示。
产业集群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地理范畴。而是一个产业经济学概念。因此，并不是在任何一个地域内都可以培育出产业集群。只有政府、社区、企业共同努力，在宏观、中观和微观上采取一系列自成体系又密切协作的政策体系——本文称为政策集群，才能培育出产业集群。
产业集群政策需求的主体是企业，主要是中小企业。其政策需求动机是二分的：一方面，为了促进企业的发展，迫切希望得到一些有利于企业自身发展的“个别”政策，希望政府和社区共同为企业“开小灶”；另一方面，企业也希望政府和社区共同为区域内所有企业创造良好的环境，促进企业价值链的形成。这样的政策需求动机是基于企业对自身发展环境和条件的深刻反思，其需求动机又表现出“大公无私”的特点。
政策需求密度的差异性是产业集群政策需求的重要特点。在集群的形成、发展和成熟阶段，中小企业的政策需求除了上表1显示的内容上的差别外，政策需求的密度也不一样。在筹建阶段，中小企业需要大量的政策引导和一些特殊的政策优惠，政策需求的密度是很大的；在发展阶段，中小企业的政策需要密度相对较低，信息服务、环境(经济的和社会的)整治和工作协调是政策的主要内容，大量的工作是企业自身针对产业链作出一些理性选择。在成熟阶段，企业的政策需求密度最低，政府的主要行为模式是逐渐退出。
政策需求的广博性和需求量。产业集群的政策既涉及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社会政治文化．又与地区的中观政策直接相连，更与企业制度和运行机制有直接的关系，主要包括：国家和地方的产业政策，地方的公共服务规范和相应的运行机制，企业间信息和交易平台，集群内的企业文化，企业制度及其运行机制等等。这些政策涉及面仍然比较广，政策需求量也很大。
产业集群政策需求的以上特点留给我们如下的启示：第一，产业集群的政策需求的内容广泛，且有明显的层次之分；第二，政策需求的最终目的是促进集群内所有企业的共同发展，但并不排斥少数企业可以获得先发优势，凭借独有的政策资源获得快速的发展机会；第三在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的不同阶段，政策需求的密度是不同的，内容也有较大的差别，它要求政府适时提供相应的政策，而且政策必须集群配套。
二、中国产业集群的政策供给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我国，产业集群的政策供给是欠缺的。首要的原因是政策供给主体缺乏。从发生学的角度看，产业集群现象通常是自发形成的，职业的经纪人在其间发挥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培育和推进产业集群的责任和任务历史地落到了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的头上。由于中小企业在产业集群的主体。探讨基于产业集群的地方政策供给问题，实际上就是研究地方政府的中小企业政策问题。
将地方政府放在国家行政管理体系的分析框架中．我们可以找到地方政府政策供给主体资格缺乏的症结。在计划经济时期，地方政府是没有决策的资格的，长期的无所事事也使它们丧失了决策能力，只能发挥“传声筒”的作用。在转轨时期，地方政府的决策权获得了制度保障，但实际上是无以实现的。因为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决策是要以“经济基础”为后盾的。两步“利改税”以及地方企业经济的持续滑坡使地方财力建立在一个极端不稳定的基础上。这就使得地方政府陷入两难选择：从根本上解决地方财力不足的问题，只能寄希望于企业的快速发展，而企业的快速发展需求政府作出较大的让步，至少在产业集群的形成阶段，政府必须作出一定的牺牲。在这样的两难选择中，理智的政府会以政府经费紧张换来企业发展的办法。问题就在于，在我国，更多的选择恰恰与以上选择相反：地方政府或者向企业作出空头承诺，或者直接向企业伸手，地方政府(官员)的“吃、拿、卡、要”之风盛行，各种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供给迟迟不能出台。
其次，产业政策的协调机制不健全，导致政策方向错位，政策功能耗散。产业集群所需要的政策功能的发挥依赖于政策目标的一致性。这就要求来自不同部门的政策彼此协调，密切配合。这种要求在我国是不容易满足的。首先，不同部门政策的约束条件不同，行政管理部门的政策约束来自上级行政主管部门的授权，经济管理部门受到自身财力和权限的制约，公共服务部门追求服务面的大小。不同的政策约束条件下的政策就会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其次，政出多门，互相不沟通，导致政策之间冲突，企业莫衷一是，大大降低了政策的权威性和有效性，甚至导致政策功能的整体丧失。
再次，企业竞争策略不当，企业独立意识过强导致政策定位错误。竞争中的合作是现代经济运行的重要特征。多年来，我国企业并没有充分认识竞争与合作的关系，将竞争看成是“你死我活”的争斗。为了赢得竞争优势，许多企业不惜采取最恶毒的手段：恶意并购者有之，以假冒产品坑害对手者有之，封锁技术秘密者有之……站在企业的角度看待以上的竞争策略，也许它们是正确的，但是，立足于企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以上策略的缺陷就十分明显了：没有合作的竞争，打败的不仅是对手，最终会拖累自己；没有远见的竞争策略，迟早也会将自己推入破产的境地。实际上，合作竞争策略不仅是企业自身发展之路，也是企业集群发展的重要手段。
最后，产业集群的制度文化基础薄弱。产业集群需要相应的制度文化基础，除了上文提到的合作竞争观念外，还需要倡导诚信经营、共存共享、冒险与创新等文化传统和行为准则。其中，诚信经营是合作的基础，共享才能共存，共存才能共同发展；冒险和创新才能为企业发展营造永恒的发展动力。营造这样的制度和文化基础，需要整体的思维和一贯的政策导向。
三、政策集群的效应分析
产业集群需要政策集群，产业集群的预期效应是十分明显的。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产业集群可以带来区域的核心竞争力。大量相关企业空间集聚所形成的本地化的产业氛围，是其他区域最难以模仿的，这就构成了区域的核心竞争力。广东的顺德、东莞等的玩具、食品、服装、电子、家电以及陶瓷等产业集群。浙江的义乌依靠劳动密集型的小商品生产、贸易与联托运企业集群，都是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企业集群能够有效地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上游企业之间、下游企业之间以及上下游企业之间交互过程不断推进产业的提升．而产业结构的升级又是保持集群长期竞争优势的关键。美国“硅谷”长期保持计算机行业领先优势便是例证。另外，集群的规模效应易得到政府政策的扶持，这也是维持区域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环节。如，在政府的扶持下，浙江嵊州领带业发展较快，成为我国领带产业的重要集群区域，甚至参与了国家领带标准的制定。
其次，产业集群给集群内的企业带来竞争优势。在纵向关系中，各种供应商——客户邻近带来的交易费用节约效应，使交易不确定性所导致的风险成本降低，也使集群内每个企业交易成本的降低而获得成本优势。在横向关系中，同行企业大量集聚使集群内所有的企业都获得了外部经济和规模经济带来的好处：企业的进入壁垒降低了，企业对原材料、资本、技能、劳动力的利用程度提高了。从战略上讲，企业的竞争优势会逐渐转化为价值链整体优势，给企业的未来发展创造条件。
再次，企业集群能够提高集群内企业的持续创新能力，并最终成为创新的中心。这一效应首先来自关联企业之间的充分信息流和相互学习。从内在机理方面看，主要是由“本地化”所产生的邻近效应和社会化效应的结果。所谓邻近效应，是指企业接近客户，从客户寻找创新源；集群内企业之间的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竞争，在合作竞争中不断创新；社会化效应是指企业之间良好的信任关系使企业能够以低成本进行创新。
最后，集群的辐射效应。产业集群带动临近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为了获得以上得效应，地方政府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政策，而且政策也必须集群。
四、中小企业政策集群模块设计
我们可以按照如下模块设计中小企业制度。
1．环境优化模块。该模块包括三个子模块：经济环境模块，政治环境模块和社会文化环境模块等。
经济环境模块的基本内容。第一，维护平等竞争，培育专业市场。分工的细化使中小企业专用性增强，这必然会造成集群系统的信息效率下降，进而导致整个集群的退化。为防止这种退化趋势发生，地方政府应制订保护平等竞争，限制垄断的政策，鼓励发展同行的多极平等竞争，严禁在一个专业内由独家或少数几家企业经营，并且鼓励集群内某些支柱产业适当地超比例发展，使其生产适当地过剩。通过这种措施，使许多特质交易(专用性)在地理上集中在一起，从而有效地减少其专用性，降低集群内交易成本，促进集群的发育。如，针对农村信息传输手段较为落后的特点，政府可以引导兴办专业市场，实现制造业小企业与商贸业小企业的专业化分工，使它们共享销售网络所带来的外部经济性，降低中间品交易的不确定性风险。第二，为中小企业建立与大企业的战略伙伴关系牵线搭桥。中外大量的产业集群的发展历史表明，中小企业的集群和长久的发展离不开大企业的帮助，建立与大企业的战略伙伴关系，既是中小企业的生存之道，也是产业集群的形成之理。中小企业与大企业的战略伙伴关系的种类可以多样化：以产品、销售、原材料供给、承包服务等中心可以组成多种多样的伙伴关系。从层次上看，可以是紧密的，也是是松散的。在众多的关系结构中，以新型零部件加工和服务为中心建立与大企业的网络状集群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因为这样的产业集群结构比较充分地尊重了中小企业的自主选择权，也构筑了与大企业的相对稳定的关系。地方政府应利用税收政策刺激大企业将“非核心资源”的生产制造环节甚至产品设计、售后服务等“外包”出去。大企业(在集群中通常称为核心企业)只需保留与经营人才、商誉和技术秘密有关的核心资源。在这方面，我国还存在明显的不足。长期以来，我们过分地强调大企业的“霸主”地位，大企业始终在向“大而全”的方向发展，多数的生产中间产品的中小企业难以进人大型企业的产业链。地方政府必须破除市场分割保护的旧观念，切实维护小企业的权益。要引导大中企业的技术改造项目和规模扩张围绕自身的核心资源来展开，而将一般的零部件及半成品，通过“外包”给中小企业，形成大中小企业的协作产业集群。第三，培育生产资料交易租赁市场，使集群内企业在生产资料使用上调剂余缺，资源共享。第四，积极引导和推动企业建立行业自律性社团组织，政府监管与行业自律并举，共同规范市场秩序，制止无序竞争。在组建方式上可以企业自发建立，也可以在企业自愿前提下，由政府协助组建。
政治环境模块的基本内容。政府机构转变职能，变领导为服务。必须建立一支高素质的行政管理队伍和健全的行政管理制度。这些制度必须与产业集群的其他政策形成默契，产生共鸣。
社会文化环境模块的基本内容。第一，要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为基础培养区域文化。中华民族有很强的以地域为中心的乡土文化传统，在人际交往中注重五缘(血缘、亲缘、地缘、行缘、学缘)。因此，在培养区域文化时，应着力以“举业兴家…‘立业为家”的乡土文化理念吸引区域内企业集聚起来，并以此留住人才，繁荣和发展集群区域。要积极引导人们的“缘”理念，倡导人们在社会交往和企业交易中重视承诺，严守承诺，逐步建立诚信的文化氛围和行为准则。第二，以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为基础，结合集群的内在特征，培养出有时代感的文化。倡导专业化、开放型的生产方式；鼓励人才流动；倡导风险、信任与合作。运用舆论的力量，大力宣传、引导集群文化的形成。政府职能部门与社会中介机构联合，对集群内企业进行公正客观的信誉评级，向集群内外公布，对信誉良好的企业大力推介，对信誉差的则给予警示。地方政府在必要时应介入，运用法律、行政手段等对危及集群整体的败德行为加以干预。
产业集群范文第3篇
一、担心落后的危机意识促使日本制定集群政策
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陷入停滞状态。而同一时期,美国经济在信息通信技术革命的推动下迅速复苏,获得了快速增长。欧盟许多国家实施了国家创新体系战略,产学官合作打造区域集群,极大地促进了科学技术的提高和区域经济的发展。韩国、中国等亚洲国家与地区的高速增长,吸引了大批日本企业投资,造成了日本地方的“产业空心化”,同时这些国家与地区采取赶追政策,缩小与日本在技术上的差距。这种局面使日本担心自己的国际地位,从而强化了提升国家竞争力的愿望。为了使日本在科技上占据国际领先地位,在产业上保持国际竞争力,日本借鉴了美国硅谷等的集群经验,制定了知识集群政策和产业集群政策。
二、集群政策是通过知识和技术的融合,增强国家竞争力的战略性规划
所谓知识集群,是以区域内拥有独创研究开发能力的大学科研机构为核心,吸引区域内外企业参与共同研究、建立新企业的技术创新系统。大学科研机构、企业、政府机构等通过项目的企划与立项、共同研究和学习交流,展开紧密、经常的合作,使大学科研机构的知识与企业技术融合,产生具有竞争优势的科研成果,进而围绕科研成果的产业化培育科技型企业,并且吸引相关企业集聚,形成产业集聚。文部科学省试图按照美国硅谷来打造知识集群,选择具有独创研究成果和能力的大学科研机构作为集群核心,在其科研成果的基础上,吸引产品创新型企业、创业支援机构等集聚,进而引发产品创新、工艺创新和新产业创出。
所谓产业集群,是指区域内的企业、大学科研机构、政府机构等,通过企业间合作、行业间合作和产学官合作,引发创新,形成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并以该产业为核心形成产业集聚的状态。产业集群政策是动用国家力量,推动区域的骨干中小企业有效利用大学科研机构的技术种子,形成IT、生化、环境、高端机械制造等产业集群,以增强国家竞争力的规划。产业集群和知识集群都是由企业、大学科研机构、政府机构等共同参加运作的创新系统。企业是核心,它与大学科研机构、同行企业、不同行企业以及政府机构进行合作,或共同研究开发,或共享资源,或互补资源,或结成产业链关系,通过一系列这样的活动,开发新产品,开拓新事业,强化竞争力,形成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并在其周围形成产业集聚的状态。
三、集群政策推动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发展
从科研成果中诞生新产业,是实施知识集群政策的重要目的。因此,知识集群政策强调创造颠覆既有理论的新技术,而不是成熟技术基础上的应用性开发。知识集群政策的领域多集中在生化、纳米材料、生命科学、环境科学、光电子、尖端系统集成电路这样的前沿领域。
产业集群创新的产生是一个比“技术创新”范围更广的概念,它不仅包括新产品、新工艺等技术创新,还包括新销售渠道、新物流方式、新管理模式等经营管理创新内容。集群参加者的合作不仅限于共同研究、学习交流,还包括销路开拓、融资、人才培养等内容。与知识集群政策相比,产业集群政策更加重视技术发明的市场价值的实现。如果说知识集群政策是打造技术创新型集群,那么产业集群政策打造的就是集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为一体的集群。
四、集群形成按照规划有计划、有差别地展开
日本把集群政策的实施周期定在15―20年,并为集群的每个形成阶段都制定了目标和预算。知识集群政策的第一期从2002―2006年,为培育阶段。该阶段的目标是形成知识集聚,也就是选择一批具有独创成果和能力的大学科研机构,以此为核心,吸引有志于技术创新的相关科研机构、科技型企业的集聚。在此阶段国家对参加区域每年提供5亿日元资助。共有18个区域实施了知识集群政策。知识集群政策的第二期从2007―2011年,为差别发展阶段。该阶段的目标是按照选择与集中原则,重点支持若干区域形成世界一流集群。因为经过第一期的实验,对各区域集群的发展状况有所了解,所以可从中筛选出最具实力和发展可能性的区域。国家在此阶段每年向每个参加区域提供5―8亿日元资助。9个区域实施了知识集群政策。知识集群政策的第三期从2012―2016年,为形成阶段。该阶段的目标是形成技术创新型集群。国家将根据集群发展的具体情况来决定投入资金。截止到2007年,在知识集群计划中诞生了2543项国内专利,429项国外专利,998件事业化成果(新产品、新企业等),2405篇国内杂志论文,4503篇国外杂志论文,与集群计划相关的成果所带来的收入达到了约212亿日元。
产业集群政策的第一期从2001―2005年,为启动阶段。该阶段的目标是以国家为中心启动20个集群项目,建设产业集群的基础设施――“看得见脸的网络”(即构建产学官合作关系)。产业集群的第二期从2006―2010年,为成长阶段。该阶段的目标是推进包括新产品等的开发和产业化、创业、管理创新在内的各项事业发展。产业集群的第三期为2011―2020年,为自律发展阶段。在该阶段国家将逐步减少对集群区域的财政支持,以期推动产业集群的自律发展。2003―2009年期间日本在与产业集群政策相关的措施上分别投入资金413、490、480、576、208、128、166亿日元。日本2009年实施着18个集群项目。共有10700家企业参与了项目实施,2450家企业、机构参与了项目支持,其中包括454所大学、研究机构提供研究开发的援助;790家贸易公司、大企业提供销售渠道;227家金融机构提供融资服务;975所地方政府机构、“产业支援机构”、商工会议所提业化服务。据统计,项目参加企业2005年的平均销售额比2000年增加了4亿日元,利润增加了3500万日元,与没有参加项目的企业相比,项目参加企业2005年的员工人数、销售额和当期纯利润分别高出8%、10%和1.5倍。
五、官民结合运作的管理体制保障集群的形成
知识集群政策和产业集群政策均在官民结合运作的管理体制下展开。①采取各区域提出集群计划,主管部门(文部科学省和经济产业省)审查批准后,提供补助金的形式。②各区域政府机构组织企业、大学、研究机构等进行讨论,根据当地的产业基础、技术基础和研发基础,制定集群计划,包括集群目标、研究开发课题、实施体制等。③各地设立推进机构(或叫做核心机构)来负责集群计划的实施。推进机构一般是公益法人和财团法人,既有政府事业单位,也有民间机构。推进机构下设专门的集群管理部门。该部门成员由当地产业、大学、研究机构和政府机构人员构成。④国家资金通过推进机构拨给相关大学科研机构和企业。⑤集群管理部门的主要职能是构筑产学官合作网络、支持产学官合作研究开发、支持创业等。采取的措施有构建产学官人际网络,召开研究会、交流会、成果会,相关信息,向参加大学、企业派遣技术协调员,支持产学官合作研发,通过孵化器设施、创业家培育设施支持创业等。
政府对集群形成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作为中央政府的职能部门,文部科学省和经济产业省根据国家战略的需要制定集群计划的标准,并有权审批各区域申报的集群计划,以此来引导集群的发展,保证集群的质量。为了保证审批的科学性、公正性,日本专门成立了由专家学者、政府官员组成的委员会来制订标准和审批计划,委员会名单、审批结果对外公开。为了保证国家资源的使用效率,日本还制定了严格、透明的评价制度,对所有项目不仅要进行“事前评价”,还要进行“中间评价”、“事后评价”。评价委员会成员由相关领域专家、企业成员构成,名单对外公布。评价委员会从项目目标及政策意义、项目目标的成果及实现程度、成果应用的可能性及波及效果、研发管理体制、资金及成本、对未来研发的影响等角度对项目进行定性和定量评价,评价结果向社会公布。这些评价并不仅是只讲成绩的官样文章,对各项目中存在的问题都做出了详细的质疑和坦率的批评。
政府还起着资金支持作用。国家为集群计划提供资金,用于合作研究开发、管理机构运营、交流活动等。然而,日本认为,集群还是应该由企业、大学科研机构自主运作,政府的作用不应超越“创造环境”这一边界线。因此,集群政策虽然是国家政策,但是其实施主要还是依靠民间力量。
产业集群范文第4篇
关键词风险投资产业集群机理
风险投资作为一种高风险的、组合的、长期的、权益的和专业的投资，近年来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推动高技术产业发展、支持创新者创业、帮助投资人取得较好回报等方面，都显示出其独特的作用。综观各国成功的风险投资业，可发现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大都以集群形式存在，像闻名世界的美国硅谷、英国剑桥科学园、台湾新竹科技园、日本筑波、印度班加罗尔等都是风险投资业高度集群的地区。如果说风险投资业的发展是一个被世界普遍关注的行业，那么它的集群发展则是一种新型的经济组织形式。尽管目前国内外许多学者对产业集群已作了深入探讨，但有关对风险投资业的集群现象却很少有人做过系统地研究。那么，是何种原因促使风险投资业也具有集群效应呢？本文对此将做深入地剖析，以期为我国风险投资的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有所启示和帮助。
1产业集群理论的阐释
产业集群始终是区域经济研究的热门课题，最早对其做系统研究的是以马歇尔为代表的传统工业区理论，该理论认为，某一区域集群同一产业的企业越多，就越有利于企业所用生产要素的集群。而生产要素供给越多，就会降低整个产业的平均生产成本，并且随着生产要素变得越来越专业化，生产也就越有效率。此外，此理论还把规模经济、地理、文化与政治等因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其形成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而这种环境反过来又会促进了企业及各种组织之间外部经济实现。
对产业集群的另一解释则是以中小企业合作竞争为基础的新产业区理论。该理论揭示了新产业区发展的内在动力及其区域社会经济特性，这种区域经济特征与当地社会共同体的功能分不开。在产业区内，人们有相同价值观，彼此相互合作与信任。该理论同样注重外部环境，指出企业之间应是完全对等关系，认为企业网络的形成及各行为主体在多边交易过程中的不断学习和积聚而使创新不断发展。波特也从创新角度对产业集群聚集现象进行了分析，其整个理论框架包括四方面：需求状况、要素条件、竞争战略、产业群，因为一个产业在国际上要具有竞争力，就必需具备这四个条件。
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理论则从经济地理的角度探讨了产业集群的动因，他将地理因素重新纳入到经济学分析中，并从贸易成本影响到企业的区位选择角度探讨了产业集群问题。他通过一个简单的两区域模型说明了一个国家或地区为实现规模经济而使运输成本最小化，从而使制造业企业区位选择市场需求大的地点。反过来，大市场需求又取决于制造业的分布，最终形成所谓的中心—边缘模式。但由于克鲁格曼只是通过产业内与产业间的联系来分析产业集群的动因，却未考虑其他环境因素，也就使得其结论的应用受到挑战。
2风险投资业的产业集群内在机理分析
2.1相互依存的产业网络体系
波特认为，任何企业都可由价值链的重组来创造低成本竞争优势。随着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由一个企业自身来完成整个价值链的创新，或者不可能、或者会产生较高成本。而风险投资又是一个涉及面相当广的复杂系统，其运作流程仅靠一个企业是很难完成的。如果主导型风险企业劝说其他企业加入，组成一个知识结构合理的团队，让其完成配套的技术创新，对风险企业和其他相关企业来说都可以获得降低成本的优势。正是这种专业化分工形成了风险企业相互依赖的网络产业群，其赖以存在的基础正是风险企业集群创造的总价值(VGi)与单个风险企业创造的价值(Vi)之差δ=∑VGi-∑Vi。其中，δ可视为风险企业由于地理接近而获得的外部经济，或是合作信任而使风险企业额外获得的知识溢出，其大小取决于网络中风险企业数量、专业化程度及创新质量。δ越大，企业集群就会越强大，也就会形成长期的多样化契约机制。这些契约可有效地降低成本，推动风险企业间的共同开发创新。硅谷的成功正是得益于其区域性的相互依存产业网络体系。它既有惠普、网景、英特尔、苹果等世界领先的主导性大企业，也有很多相互联系的小风险企业。截止1999年3月，人员不超过50人的科技风险企业占80％，约有4800家。正是由于这些大企业与成千上万的生生灭灭的小风险企业，才共同推动与保持了硅谷持续的竞争优势。
2.2高素质的专业人才
风险投资家几乎都强调人的重要性，人是第一位的，是投资成败的关键。风险投资家们常说：宁可投资一流的人、第二流的项目，而不投第一流的项目、第二流的人。这里的人力资源不仅包括熟练掌握技术、管理和金融等多门知识经验的风险投资专家，同样也包括生产、销售、技术、管理及售后服务等方面的专业人才。如果某区域有大量的专业技术人才，这个地区就会对需要此技术的风险企业产生巨大吸引力。同时，来自不同企业、不同产业或相关产业的企业以及同一企业内部的专业技术员工也可通过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交流与合作，相互传递信息和技术，从而加快新思想、新信息和创新技术的扩散，进而推动创新技术的产生和高科技企业的聚集。如印度的班加罗尔就是创新人才培养和储存的摇篮，它除了有10余家20世纪50年代就已赫赫有名的科研院所和大学外，还有近80所小型工程技术学院，每年能培养3万名工程师，其中1/3是各种软件人才。此外，海外印裔人口也有近2000万人，他们许多人将技术、资本、经验和创新精神带到了班加罗尔，有效地促进了印度软件产业的发展。
2.3充裕的资金支持
风险投资是一种高投入、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要想使风险企业快速成长，除了要受到人与技术的推动，还离不开充足的资金支持。因此，各国政府起初为了扶持风险投资业的发展，纷纷采取财政补贴和建立风险种子基金等措施，但政府的投入力度要受制于自身的财政状况，而且各地区又是有差异的，受惠对象也仅限于本地风险企业。而事实证明，政府参与风险投资并不是发展风险投资业的一条有效途径。为了获得充足的风险资金，各国政府相继都采取了很多优惠鼓励政策，并加强了资本市场的建设，使得风险投资的供给主体向多元资金投入型发展，美国就是一个典型实例。
2.4富于创新的人文环境
良好的人文环境是风险企业成功的关键。在充满创新文化的环境下，可摒弃传统企业模式，追求企业的人性化和个性化，极大地调动控制人力资本的寻常人。在存在“勇于创新、鼓励冒险、宽容失败、崇尚竞争、平等开放、知识共享、讲究合作、容忍跳槽、鼓励裂变”的创新文化气氛下，人们可以相互支持与合作，从而加速了新思想、新观念、信息和创新技术的扩散速度，节省了交易成本，最终使风险企业蒸蒸日上，脱颖而出。例如硅谷，上至高层管理人员、下至普通职工，每一个人都具有创新精神。在硅谷信息的传递比美国其他任何地方都快，许多工程师求职的信条是：富于创造力的小企业远胜过大企业。这也要归因于美国独特的民族气质，其核心就是“西部开拓”的创新精神，这种民族气质恰好与风险资本投资天缘巧合，构成了风险投资产业集群产生和发展的土壤。
2.5完备的中介服务体系
风险投资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投资，需要各方面专业知识的综合应用。作为风险投资活动的参与主体不可能是通才、全才，所以提供专业化服务的中介机构就成为风险投资正常运作不可缺少的条件。国际经验表明，中介机构既是风险投资运作之必需，也是知识经济时代专业化分工的结果。一个国家中介机构的健全是体现其风险投资业集群程度大小的重要标志，是风险投资顺畅循环、实现增值的重要保证。聚集可以使风险企业共享这些中介机构带来的外部规模经济性。硅谷之所以集群了很多风险企业，关键在于有比较完善的中介服务机构，它们为风险企业的集群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化保障。3风险投资业的产业集群模式
3.1产业关联型
产业关联型是指由生产的纵向和横向关联形成的风险企业集群模式。这种类型既有生产同类产品或处于相同生产阶段的同产业企业，又有直接具有上下游产业链关系、生产互补品、配套品或具有专业化服务性的辅助企业。尽管这类风险企业之间的关联错综复杂，但往往以具有直接上下游产业关联的少数几个企业为主导，其余企业或为其提供互补品或配套品生产，或为聚集区内所有企业作专业化服务。如计算机产业发展就须电子、软件、材料行业的强力支持，一旦它们都得到专业化发展，计算机产业的规模经营才得以实现。
3.2资源共享型
资源共享型是指企业受益于某一区域特有的公共资源而形成的风险企业集群模式。企业最初选址要考虑范围经济性，导致范围经济的共享资源包括产品原料体系、基础设施和信息服务体系等。许多同类或不同类的风险企业都有许多共享资源，这样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
3.3知识密集型
知识密集型是指依托高校、科研机构等形成的具有科技含量较高的风险企业集群模式。这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形成的极具有发展潜力的企业集群，美国的硅谷就是杰出代表。这种类型的企业集群有别于传统企业：一是所要求的科技含量较高，绝大多数都是高新技术企业；二是受技术创新、吸收和应用的影响比较大，受技术商业化程度的影响较高；三是风险企业的成长严重受技术生命周期和发展方向的影响；四是企业经营的高附加值和高风险并存。
3.4外力驱动型
外力驱动型是指在外生环境驱动下形成的风险企业集群模式。外生环境各种各样，形成的集群方式也形态各异。世界上的绝大部分高新技术产业区的风险企业都属于由国家的政策导向和行政部署形成的风险企业群，它们的集群起初并不是在专业化分工基础上形成的，而是政府的优惠政策和行政部署驱动起了很大作用；还有一类是基于投资来源国或地区与投资东道国或地区的双边经济贸易关系和文化而形成的风险企业集群。如我国港澳地区的风险投资集中在珠江三角洲，台湾投资集中于福建，日本投资则集中在辽东地区；再有一类是由大企业改造、分拆而形成的风险企业群。像日本筑波的风险企业就是典型实例。不管集群属于哪种形态，维持和决定集群持续发展的最终决定因素是风险企业的产业链，外生条件并不能长久地维系。
4我国风险投资的集群现状分析
4.1相互依存的风险企业网络体系并未真正形成
我国的风险企业大多是通过依靠提供土地、行政命令和优惠政策等措施而形成的空间集群。这种集群模式使得许多风险企业大都是因为外部的优越条件嵌入的，而不是依赖内在价值链自然衍生而形成的，这样企业间就难以形成依靠各自核心竞争能力相联起来的专业化分工协作的网络体系，最终导致企业集群“先天不足”，价值链整合力度不够、结构单一、企业关联度低、缺乏协同效应和植根性。随着改革开放的扩大，地区政策差距日益缩小，这种空间上的聚集就表现出很大脆弱性，当某一区域的土地成本、劳动力价格等区位优势及税收优惠政策发生变化时，这一区域内的一些风险企业就可能会向其他政策更优惠的地方流动。
4.2高素质风险投资人才的缺乏
风险投资是一种现代新型投资方式，涉及诸多学科的理论和知识，实践性极强，对人才素质要求很高，直接决定着风险投资的成败。而我国目前现状是，虽有大量科研成果，但缺乏既有技术、管理，又有金融等专门经验的人才对其商业化前景的准确评估，致使现在大部分风险投资基金不敢投出去。而科技人员虽然有创业热情，创新能力也较强，但他们由于缺乏管理和融资方面的知识和经验，也不能把科技成果真正产业化。外资和民间资本虽然有进行风险投资的意向，但由于相互缺乏信任，也很难找到可靠的人。所有这些都是长期以来我国缺乏高素质的风险投资复合型人才造成的。
4.3风险企业集群技术创新能力不强
对于产品生命周期短暂的高新技术风险产业来说，一个创新产品比较容易达到成熟阶段。当达到成熟阶段时，产品的利润就降低，竞争加剧。此时，企业要继续获得竞争优势的策略一般有差别化竞争和低成本竞争。低成本竞争可能会因其他风险企业更低的成本而使得该企业被淘汰，而采取差别化竞争的企业则必须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才能获得竞争优势。目前，我国的技术创新尤其是持续创新能力不强，大多数企业以引进国外成熟的高新技术为主是导致我国风险企业竞争力不够强大、资源配置不合理的重要原因。
4.险投资的资金来源渠道不畅
国际经验表明，风险资本主要来源于机构投资者和个人等多渠道的民间资本，政府作为公共事业的管理者，则着重通过制度安排来扶持风险投资。而我国目前风险投资规模较为狭小，资本来源过于单一，大部分靠各级政府和国有企业的直接投入获得。由于政府和国有企业资金运用的垄断性、来源有限性以及与风险投资本质的相悖性，政府的过度参与必将极大制约民间风险资本的发展。
4.5风险企业的中介服务机构不完善
风险资本从筹措、投入到退出都离不开中介服务机构，它是以消除投融资者之间的信息非对称为目的，提供资金供求双方的匹配、信息咨询、培训等服务的平台。目前我国虽然建立了一些中介机构，但大多数独立性较差、地方行政色彩浓厚、市场条块分割现象严重。一般中介机构都挂靠在行政机关、事业和企业主管部门等，很难保证人员、资金与管理等方面的独立性，势必影响执业过程中的公正性。此外，由于各类中介机构缺乏必要的行业自律管理和法规规范，导致中介机构降低职业职守，违规违法现象严重，从而削弱了其在社会上的中介地位。同时，在资本市场中，风险投资业务的法律地位和准则明显不足，相关法律尚未制定；各个中介机构还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执业标准体系，各地中介机构都按自行标准开展业务，形成了法度不一、各自为政的局面，从而导致中介机构缺乏信用认知性。
5对策与建议
（1）各级地方政府应从产业组织的战略高度，选择合适的行业，在公平、互利的基础上，引导风险企业走集群化的发展道路。政府应尊重集群的内生性规律，要注重某一区域内主导风险企业的培养，发挥它们的“羊群效应”，通过其产业环节的支解，衍生出一批具有紧密分工与协作关系的关联小企业，进而形成一个相互依存、密切联系的产业技术链，从而推动整个风险企业集群化的成长和网络体系的形成。
(2)风险投资产业集群的成功，人才无疑是第一大要素。为此，要通过实践，发现和培养有潜力的人才；要有计划地把国内有一定风险投资管理经验的人员送到国外发达国家培训；要聘用在国外从事风险投资的华人专家回国工作；尽快建立对风险投资家的激励约束机制。
(3)疏通民间资本转化为风险投资的渠道，实现由单一的政府投入型向多元化投入型发展的转换。为此，我国在目前法律体系的现状条件下，要尽快制定《风险投资法》，为风险投资机构的设立、运作与收益分配提供法律依据。
(4)完善风险投资的服务体系建设。尽快培育中性的风险投资中介机构行业协会，对各机构进行分工与协作，发挥其服务体系的整体功能。加强中介机构的自律建设。完善中介机构的外部法制环境，尽快出台和完善《证券发行和交易法》和《投资顾问法》等各种法律法规。加强从事中介机构人员的培训，提高他们的整体素质。加快各种信息服务业的建设步伐，形成全国统一的、与国际接轨的风险投资中介运作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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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群范文第5篇
摘要:我国旅游产业集群研究是旅游研究的前沿问题之一。近年来,我国旅游产业集群研究进展迅速,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通过对这些成果进行系统梳理,以期对旅游产业集群理论的研究进展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为进一步研究旅游产业集群提供参考。
关键词:旅游产业;产业集群;研究综述
一、文献回顾
自1990年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书中正式提出集群(Clusters)的概念后,集群被看作一种经济发展的思考方式。2000年秦立公[1]提出“培育生态系统型旅游企业集群”的对策,2003年3月袁莉等[2]在《旅游产业的聚集效应分析》对旅游集群进行了探讨。尹贻梅等[3]从旅游业是否具备集群的特征研究角度,认为旅游业具备集群存在的两个先决条件(聚集和产业联系),一是旅游目的地企业有明显的空间聚集特征,且在为旅游者提品和服务的过程中相互协作、发生密切的产业联系;二是旅游业具有创新性,并从集群产生的效应角度证明了如昆明、大连、深圳、桂林、杭州等已出现了旅游集群的雏形。飞[4]认为,从“游客需求精致化”、“自然资源型旅游地需要环境保护”、“旅游业中技术扩散和创新面对合作的要求”等旅游产业发展角度来看,在理论上旅游产业集群是可能存在的。
目前,对旅游产业集群存在性的研究,主要基于对集群理论和旅游产业的认识,以及从国外文献中引入国外案例展开的。学者们对于中国旅游产业集群存在地区是出于一种学术直觉得到的判断,也是基于中国旅游经济发展现状来判断的。在这两方面都没有进行实证研究,更没有可靠的第一手资料来论证。
二、旅游产业集群的内涵
学者们在认同“旅游集群是旅游相关的企业以及机构空间集聚现象”的基础上,根据各自研究的内容和对集群内涵的认识不同,形成了自己的旅游集群概念界定。鲁明勇等[5]在分析产业集群概念和旅游产业特点基础上,认为“旅游产业集群是围绕一定地域的旅游核心吸引物的一切行为主体相互结网和互动,组成的一个以企业为主的旅游服务体系,通过相互间的密切联系、协同工作,创新旅游服务,提高目的地竞争力”。麻学峰等[6]在研究武陵山区旅游产业集群发展的对策时,认为“旅游产业集群是以旅游核心吸引物为基础,围绕旅游六大要素,同时具有竞争与合作关系,且在旅游目的地区域范围内相对集中,有交互关联性的旅游企业和部门,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形成的旅游经济集聚现象”。
毛剑梅[7]根据对旅游业和制造业产业集群概念的比较分析,认为可把旅游产业集群定义为“以一个特定区域的旅游吸引物为核心,以开发旅游资源、发展旅游产业为目的,在业务上相互联系、相互竞争的旅游企业、相关企业、政府部门和非政府机构在地理空间上的趋向和集聚的现象”。尹贻梅[8]在探讨提升竞争力时,将旅游企业集群定义为“聚集在一定地域空间的旅游核心吸引物、旅游企业及旅游相关企业和部门,为了共同的目标,建立起紧密的联系,协同工作,提高其竞争力”。庄军[9]认为“旅游产业集群是一种现象,是旅游产业集聚到一定程度的结果,是大量与旅游者的旅游行为联系密切的行业或企业以及相关的支撑结构在空间上的集聚,并由此形成旅游产业核心竞争力和持续优势的一种现象”。
可见,学术界尚未达成较一致的概念界定。这些概念主要趋向于从集群主体、空间结构、行(企)业关系、集群功能等视角和层面来定义。但是旅游内涵本身宽泛,不只包括观光休闲度假,还包括商务会议、探亲访友等,由此确定的旅游产业内容也繁杂,在概念界定中并没有对其进行更明确的界定。
关于旅游产业集群的特征,部分学者直接引用了集群的特征。张建春[10]认为旅游产业具有明显地理集聚、专业化分工明确、经济联系密切、经济外部性等特征,刘恒江等[11]认为旅游产业既具有明显的地缘性、超越地理空间限制的跨区域延伸性、明显的产业关联性和浓郁的簇群文化氛围,又体现低生产成本优势、区域营销和品牌优势、市场竞争优势和区域创新机制等。鲁明勇等[5]结合旅游产业特点进行较深入分析,认为旅游产业集群是一种边界不明晰的价值链集群,具有资源依赖性。
颜醒华等[12]从集群内企业关系角度,认为旅游企业产业集群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1)产业集群成员之间的依存度比较高,合作的经营风险要比其他行业来得大。(2)集群通常有一个威信较高、实力较强的“龙头”企业或核心企业,它在集群经营决策和经营管理中拥有较大的发言权和影响。(3)集群成员可来自旅游系统内外部;集群企业横向合作的关联度及其协同效益可以分别通过诸如关联项目(或业务来往)的数量、企业应收账款、现金流量以及营业收入与利润增长指标综合来反映。(4)旅游企业产业集群必须拥有相对的稳定性,又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与“弹性”,其技术经济合作关系、“责、权、利”关系,需要根据集群的内部状况与外部环境进行必要的调整与优化。
张梦[13]将旅游产业集群分为资源依赖型产业集群和专业市场带动型产业聚群,认为资源依赖型产业集群的特征是:发生在旅游目的地;集群内的企业的关系主要不表现为垂直一体化基础上的物质联系;集群内企业的联系主要是信息联系,形成了以消费者为中心的价值网系统;由于旅游核心资源的非流动性,因此要求集群的管理体制主要是政府主导型的制度。专业市场带动型产业聚群的特征是:主要发生在客源所在地;集群内企业之间的关系建立在专业化分工的基础上,相互依赖性较强;群内企业之间是以电子商务为平台,形成批发、、零售的旅游网络;对集群区域来说,专业化的旅游市场提供了需求、技术等信息,同时又为其它要素企业提供了共享性的销售渠道,两者互相制约、互相作用,围绕专业旅游市场共同发展;集群的形成和发展主要依赖市场的力量。
对于旅游集群的特征学者各执己见,难以趋同。旅游产业集群是集群的一种,旅游产业集群必然具有集群的基本特征,除此之外,旅游产业集群应当有自身的特点。由旅游产业区别于制造业的生产与消费的同一性,产品的无形性,消费者参与性等服务业特征所引发的空间结构、行业间关系等特征,没有得到关注和表现。
三、旅游产业集群的类型
对于旅游集群的分类,大多根据旅游产业集聚现象出现的区域进行划分。张梦[13]认为旅游集群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资源依赖型产业集群,主要发生在旅游目的地;另一类是专业市场带动型产业聚群,主要发生在客源所在地。叶红[14]认为旅游产业区的形式有多种,分类的方式也不同,可以从所属领域、组织形式、经营类别、规模大小等进行分类,在文中主要按照集聚区主要依托的环境条件,将旅游产业区分为3类:城市型旅游产业区、景区型旅游产业区、社区型旅游产业区。邓冰等[15]归纳旅游产业集聚现象有主题公园、旅游度假村、环城游憩带、著名景点周围等类型。
张建春[10]认为,从区域层面角度将旅游集群有国家旅游集群、主题旅游集群和地方旅游集群三个不同的层次,根据旅游集群的特性,旅游集群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凸现了地理空间上的集聚特征,如分布于城市与目的地的娱乐、餐饮、宾馆及与其发生关联的其它部门或企业所组成的旅游产业集群,或由区域内高密度的其它产业融合渗透而产生的旅游产业集群。另一种类型的旅游集群形式主要是通过建立集中分布在一定地域空间上的专项旅游产品链而形成各类主题旅游集群。
庄军[9]将旅游产业集群的层次结构分为:(1)宏观旅游产业集群,是指关系国家经济结构的以游览娱乐业为核心业务领域的旅游产业集团和国家重点支持的旅游区。包括以游览娱乐业为主要业务领域的旅游产业集团,以旅游资源为基础,供旅游者进行旅游活动的特定区域和景点;(2)中观旅游产业集群,指在某一区域范围内,地理靠近区域的旅游协作以及旅游产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关联,包括地理靠近区域的旅游协作,旅游产业与其他产业的关联;(3)微观旅游产业集群,是指围绕一个或几个核心旅游企业形成的专业化供应商,如常见的餐饮一条街等。又认为旅游产业集群网络结构可分成区域关系网络、产业关系网络、市场关系网络和社会关系网络。旅游产业集群的市场结构又包括协作与竞争两种形式。国内对旅游产业集群的类型研究相对较少,这主要是因为旅游产业边界的模糊和内涵的复杂,使其在研究中要进行全面的较深入地划分具有一定的难度。目前主要基于某一种宽泛的维度来进行划分,并且维度相对较为单一,而结合旅游产业集群有重要影响的旅游资源特点和分布的分类没有看到。
四、旅游产业集群的结构
对旅游产业集群结构的研究大多在认同以旅游吸引物或旅游资源或相关企业为核心的基础上,形成“三层次说”“四结点说”“多层次说”。
麻学锋等[6],毛剑梅[7]认为旅游产业集群大体包括三个基本层次:处于整个旅游产业集群核心的应该是旅游吸引物及相关企业,第二层次是为旅游者提供行、游、住、食、购、娱乐等需要的旅游企业,包括旅行社业、餐饮和住宿业、交通业等。第三层次是目的地基础设施和对前两个层次起支持作用的供应者和有关组织、团体、机构等。胡芬[16]认为按美国区域学者马库森对产业集群的分类标准,旅游目的地旅游产业群属轮轴式旅游产业区,它以旅游业发展的物质基础——旅游资源的开发产业为轴心,在其聚集着旅行社、饭店、餐馆、旅游交通、商品零售、娱乐设施等服务性产业。在这些服务性产业,形成第三层次的补充性产业,如银行、邮电通讯、海关、公安、卫生保健、保险、建筑、房地产、媒体、园林、绿化、环保等。
鲁明勇等[5]认为旅游产业集群是由旅游基本行业集群、旅游直接影响行业集群、旅游间接影响行业集群、旅游引致影响行业集群四个结点组成的集群链,这四个结点,分别处于旅游产业集群的“核心层、核心辅助层、扩展层、扩展外层”。
袁莉等[17]采用“产业群”用语。认为以旅游资源为基础组建的旅游产业群,是实现规模经济或聚集经济的有效形式。这个产业群以区域内某一大型旅游资源企业为核心,在其外部形成多层次的产业群,并与其他产业群如农业、食品加工、专用设备制造、文化、体育、旅游出版物相联系。
此外,张梦[13]则在分类基础上进行研究,认为资源依赖型产业集群也是以经营特定地域空间的旅游核心吸引物的企业为中心,以地接社、酒店、餐饮、交通运输公司为主体,以保险、银行等配套服务企业为辅的面向游客需求价值链的产业集群。专业市场带动型产业聚群通常是以具有销售中介职能的大型旅行社企业集团为龙头,以众多中小旅行社企业(或特许经营加盟社)为主体,相关旅游要素企业为依托的产业集群。
可见,旅游产业集群结构的研究中主要从旅游产业集群产业关联的强弱或紧密进行分析,却较少关注旅游产业集群企业间所形成的网络结构,更谈不上各类旅游企业或机构在旅游集群中的角色定位以及信息和知识的传导渠道,而这些正是集群理论核心所在。
五、旅游产业集群的发展
(一)旅游产业集群形成机理
认为形成动力主要来自客源市场、资源禀赋等因素。景秀艳[18]通过对各种不同类型的旅游企业在区位选择上的分析,得出旅游产业聚集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取最大利润,促使其集聚的动力直接源于客源市场和旅游资源禀赋。邓冰等[15]认为影响旅游业集聚的因素有很多。在集聚的初期主要是自发集聚,与资源优势和交通便利有相当大的关系。在当前各地交通都趋于完善、资源对比弱化的情况下,影响旅游业集聚的因素主要包括资源禀赋、客源市场、交通区位、产业作用、政策作用等。张建春[10]认为旅游集群的形成主要是受旅游要素(客源市场、信息资源、目的地形象、企业品牌、人力资源等竞争要素条件)不断集聚的推动,在特定地域和具备一定的社会资本前提下形成具有一定规模和竞争力水平的区域旅游产业群体。
有的学者认为存在内生型和嵌入型两种情况,动因也不同。颜醒华等认为[12]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机制既有可能是自发、原生的,也有可能是人为孵化、培育出来的。自发、原生的产业集群形成与发展机制主要来自市场机遇、项目运营本身对企业合作所提出的要求,而人为孵化、培育的产业集群形成与发展机制,更多的是来源于当地政府各种相关的优惠政策与措施。叶红[14]在对产业区分类基础上分析认为,从城市型产业区发展的动因看,城市产业集聚主要动因是市场需求因素和许多“历史的偶发因素”。从景区的产业集聚形成的动因看,景区型集聚是一种“嵌入型”的企业集聚。制度性因素对景区集聚发挥了主要作用,是一种强制性制度变迁,而城市和社区型集聚则是一种诱导性制度变迁的结果。
此外,毛剑梅[7]认为集聚的规模经济与外部性是产业集群形成的根本原因。袁莉等[17]认为旅游产业群的形成是基于合作的需求,而它的形成又进一步促进了企业之间的相互合作,达到通过网络整合企业之外的生产要素,实现了企业的外部规模经济。牟红认为[19]旅游业产业集群的目的是利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而集群化的进入点是:先横向一体化,后纵向一体化。旅游业的产品是建立在产业链上的价值产品,其产业集群的建立必须从价值链的角度去形成联合体或积木式单体集团。
张梦[20]在对大九寨国际旅游区产业集群化发展状况进行分析基础上,得出发展存在的制约因素:区内企业低水平竞争和无序竞争的存在;企业间合作低,竞合关系不畅;集群创新能力较弱;区内企业抵抗市场风险能力较弱;区内企业间的相互信任度不高等。
由于对旅游产业集群类型划分的缺乏,旅游产业集群发展机理的研究也显得过于粗放。现有的分析主要源自于当前的旅游产业发展的内外部驱动力的理解,并没有根据旅游产业集群的发展划分阶段进行分析,也没有根据区域旅游产品类型和组合情况来分析形成机理。
(二)特定区域旅游产业集群发展研究
在研究地理范畴上具有一定差异。最大区域为西部地区的研究;其次是省域(直辖市)研究或相当于同等范围的特定区域研究如湘鄂渝黔边区,红色旅游区域等;再次,是某个城市范围的研究;最后是某个景区的研究,如首义文化园。在研究的地域上主要集中在西部和中部地区,其中王兆峰等人依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旅游产业集群实现区域旅游竞争力提升”,形成了一系列的有关湘鄂渝黔边区产业集群发展的学术论文,其内容包括发展战略、竞争力提升、保障体系、管理创新等。
特定区域旅游产业集群发展研究中,采用的研究范式分为两种,一种是发现和分析存在问题,再提出发展对策。杜宇等[21]对山西省旅游产业集群化发展研究较为典型,认为:(1)集群企业层面:集群核心产业的企业吸引力的范围明显不同,集群大中型企业和地方小企业具有双重封闭的二元结构等;(2)集群产业层面:集群核心产业和相关支持产业及实体的专业化分工协作的旅游产业网络尚未形成,产学研合作机制不完善;(3)政府层面的问题:政府缺乏对旅游产业集群的引导,政府服务缺乏针对性等问题。提出发展对策:(1)企业层面:加快旅游企业集团化进程,组建以名牌景区为品牌的旅游股份公司,大、中、小企业发挥各自优势,密切合作;(2)产业层面:促进旅游产业与区域产业整体协调发展,通过多种方式促进集群企业与大学以及科研机构建立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结盟机制;(3)政府层面:加强旅游产业集群的战略构想和规划设计,提高旅游区域经济产业集中度,鼓励与引导中介组织参与集群发展,加强中介服务,改善产业集群的发展环境。
另一类则根据特定区域旅游产业发展规划提出旅游产业集群发展构想,提出发展对策。麻学锋等[6]在武陵山区发展旅游产业集群的构架,王树雄等[22]在湖南旅游产业集群发展的空间结构构想,张金霞[23]对武汉旅游产业集群圈构想的基础上提出对策。综合如下:(1)树立区域观念;(2)建立制度环境,如创新体制,融资环境,信用环境等;(3)组建旅游企业集团;(4)构建旅游信息网络和营销网络平台;(5)建立人才职称体系;(6)打造旅游品牌等。可见,对于特定区域旅游产业集群发展研究的区域范围较宽泛。而研究区域的选择主要是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对于经济发达地区较少。研究范式方法采用中,发现问题——提出对策的方法更具有针对性和现实性,而构想——提出对策的方法,则停留在表层。
六、旅游产业集群的实证和定量分析
旅游产业集群的实证和定量分析相对非常少。张梦[20]在旅游产业集群化发展的制约因素分析中,对大九寨国际旅游区的企业集聚地理分布点间的距离和各类企业数量做了实证研究。叶红[14]对我国旅游产业区模式比较中,主要采用统计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史文斌,张金隆[24]建立了旅游产业集群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层次分析法和模方法对指标体系进行了量化,提出了基于模糊理论的旅游产业集群竞争力综合评价模型。杜莉[25]用旅游资源、旅游需求、交通网络、旅游地接待设施、企业互动和政策文化因素5项指标的加权平均值作为衡量一个地区是否适宜发展旅游产业集群的评价指标。并对长三角地区进行实证,认为其已具备了发展旅游产业集群的条件和基础。可见,旅游产业集群理论的构建,没有建立在扎实的实证基础之上,更没有形成定量分析的系统方法。
七、研究展望
1.需要建立某种概念体系,来规范涉及旅游产业集群的学术研究,使各自独立的研究能够交流到更加广泛的领域,并发挥其更大的应用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