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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文化范文第1篇
英文名称：Chinese & Foreign Corporate Culture
主管单位：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
主办单位：北京市企业文化建设协会
出版周期：月刊
出版地址：北京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006-6462
国内刊号：11-3656/G0
邮发代号：82-70
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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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文化范文第2篇
【关键词】文化外交；中俄关系；文化影响力；政府文化外交；民间文化外交
当前世界政治和外交格局的急剧变化以及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发展，特别是后冷战时期国际社会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引发了人们从新的起点、新的视角去观察、探讨国家关系和世界政治。在这些跨国界的文化交流中，一部分是通过民间的渠道实现的，另一部分则是在国家官方途径下开展的，而且这部分比重在不断扩大，以至文化外交成为国家间外交关系的一种形式。近年来中国和俄罗斯两国国家交往活动日益频繁，而文化外交在两国的交往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功能。
一、文化外交的影响力
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它以一定的形式影响社会的政治与经济，然而它又来源于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和政治生活。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论述：“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是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那一定形态的文化又才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外交与文化的关系也一定相似于文化与政治的关系，外交是一种国家政治行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在于文化，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也在于文化。今天人们则把文化和外交结合起来，形成所谓“文化外交”，并且赋予它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从当代世界政治外交发展态势来看，文化外交是实现国家战略的重要手段，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即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国家的文化资源禀赋。
第一，文化影响力是一国开展文化外交的自然条件。一国文化外交是否能顺利达到预期目标，首先在于该国的文化影响力，它是该国的文化资源禀赋的表现形式。每个民族、国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都会产生丰富多彩的独特文化，随着时间流逝，这些文化被传承下来构成该民族或国家文化影响力的基本要素。
第二，一国开展文化外交的实力支撑是综合外交实力。要想把文化影响力优势转化为成功的文化外交实践，还要依赖于一国经济实力、政治实力以及军事实力的支持。文化影响力优势仅仅为国家成功实施文化外交政策提供了软实力条件，而经济实力、政治实力和军事实力等则是一国的综合外交实力，是一国的硬实力条件，对一国文化外交政策的运作具有绝对的支撑作用。
第三，外交执行力是一国开展文化外交的制度保障。达成文化外交的特殊目标，离不开高效的外交执行力这个制度的保障手段。如果外交上视线不清晰、判断不准确、决心不坚定，就是有再好的地理位置、再充足的食物、原材料的生产和供应、再多的人口数量和再高的人口质量等外交优势，都不能得到很好的发挥。
二、中俄文化外交的基础
中俄两国不仅要重视在经济和贸易方面的合作，更要重视在政治、外交和文化领域的交往与合作。中俄两国人民交往有着悠久的传统友谊，历史源远流长，交流碰撞中形成较多的相互认同和信任。从近些年中俄文化交流从而发展成为文化外交的历程来看，表现出许多特点。
第一，政府高度重视，用制度设计推动文化外交的顺利发展。20多年来中俄文化交流中政府始终唱主角，在科技、文化和教育等领域一直起着主导作用。1992年12月签订《中俄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2012年12月4日，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文化合作分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在俄举行。中俄双方在总结两国文化交流合作现状基础上一致认为，中俄国家间文化交流继续保持规模的同时，两国文化界人士的交往应不断深入，地方和边境地区文化交流要进一步发展。
第二，多方参与，使交流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展。中俄文化交流是具有广泛意义和全方位的：从内容方面看，它既包括传统意义上的文化艺术交流，还包括科学技术、医疗卫生、广告媒体、教育学术等领域的合作。2013年8月7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文化部承办的第四届中俄文化大集在黑河世纪广场盛装开幕，举办数十项文化经贸活动，受到两国民众喜爱的双边文化活动立足黑龙江省和阿穆尔州，聚焦黑河市和布拉戈维申斯克市，辐射中国和俄罗斯全境。
第三，搭建和完善平台，使交流合作落到实处。为促进和发展两国的文化交流合作，使各项协议落到实处，两国共同努力，为已签订的相关协议提供各种条件，搭建和完善各种平台。2013年7月8日中国文化部部长蔡武在北京与俄罗斯国际文化合作事务特别代表米哈伊尔·施维特科依会务，明确指出两国应充分发掘文化交流潜力，将人文交流纳入法制轨道。积极推动两国在文化产业领域开展合作，以文化促贸易，实现两国新的经济增长点。两国应加强政府层面交流，深入交流思想领域、政策制定、文化价值观等方面。中俄两应致力于扩大交流面，实现可持续发展，提升交流质量。
三、中俄文化交流的战略走向
2013年3月23日晚，主席同俄罗斯汉学家、学习汉语的学生和媒体代表的会见，以一席亲切的开场白拉开帷幕。说，“文化就像一个绵延不断的河流，源头来自远古，又由许多支流、干流汇合而成。文化交流是民心工程、未来工程，潜移默化、润物无声。”通观文化交流的功能和中俄近年文化交流的发展状况，我们认为，中俄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发展也仍有巨大的提升空间。
第一，文化交流的纵深化有待进一步挖掘。中俄文化交流范围不断扩展，已由传统文化领域向科技、教育、传媒等领域蔓延，形成良好态势。但就中俄文化交流中先进文化因素、历史沉淀因素、经济效益和社会影响等方面看，还需要进一步挖掘，力争多吸收，多利用。
第二，中俄文化交流中存在的不平衡现象有待克服。尽管中俄文化交流历史悠久，内容广泛，势头良好，但不可否认的一个局限性是两国文化交流合作始终存在不平衡现象。早在20世纪之前，中国只有很少的俄罗斯文化作品被介绍来，但中国介绍到俄罗斯去的文化作品则数量巨大。到了20世纪苏联时期，情况正好颠倒了过来。进入21世纪，再次表现出来中俄文化交流的不平衡性。因此，中俄文化交流的这种新的不平衡急需打破，要使更多的中国文化进入俄罗斯，实现新的平衡。
第三，要积极培养中俄文化交流中的管理人才。从中国的情况来看，近年来俄语没有像英语那样走入中国中小学生的课堂，俄语教学被严重忽视，从而形成了参与两国文化交流的基础性阻碍。
第四，要扩大民间文化交流规模，提高其文化层次。近年来基本上都是半官方或是官方性质进行中俄两国的文化交流，两国的民间文化交流还是受到一定的限制，两国边境传统民间交流，较少受到政府的支持。对于这种现象，应该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积极采取改进措施。
四、中俄文化外交合作的新契机
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今天，文化交流已经成为各国展示自己独特的文化价值理念及发展道路、制度体制、经济社会模式及其成果的有效外交方式。今年是中国全面落实中共“十”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中俄关系大有可为、实现更好更快发展的一年。一系列的双边活动和事件为两国的文化外交合作提供了良好的新契机。一是元首互访。应普京总统邀请，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对俄进行了国事访问，这次访问将为中俄关系的发展注入强大的动力，开启新的契机。二是务实合作。除了进一步对接中俄毗邻地区的开发战略，推进双方跨境基础设施建设。根据上述，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在双方的共同努力和两国民众的大力支持下，中俄一定能够不断地挖掘两国关系的巨大潜能，推动双方文化领域的全面深度合作并取得更多实际成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对外文化工作责任在肩，文化外交更是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1] 选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 第四届中俄文化大集构建跨境文化合作新模式[EB/OL].文化部网，2013-08-12.
中外文化范文第3篇
中国巨大的文化市场正迅速发展，其诱人利润的空间吸引着海外资本一一外资对中国文化市场的“攻势”已经在沿海城市天津、上海、深圳悄然启动了!
有关专家指出，外资的进入，相比“第一战场”（以制造业为主），“第二战场”（以服务业为主）的状况更加令人不安。因此，北京奥运会举办前夕的2007年，将是中国文化产业界演出排练的最关键年份，也是中国文化产业创新的一次历史性契机。
事实上，与其他许多国家和地区一样，中国文化产业主管部门已经着手应对海外资金的涌入。文化部部长助理丁伟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不拒绝海外资本的推动，但它选择的将是一条中国特色之路：中国将不断完善文化产业发展的法律、产业体制框架、投融资、税收、出口政策等环节，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功能。
外资将补充文化产业
中国拥有五千多年的深厚历史文化背景，从初开到现在的21世纪，中国文化都深受外国人士向往和爱慕。可是，中国文化产业的总产值，远逊于只有200多年历史的美国。
据估计，目前美国的电影及音乐媒体行业已成为美国第二大的出口板块，而美国统计局资料显示，每年全球收益超过559亿美元（约4472亿元人民币）。反之，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电影市场，各项收益于2006年是41亿元人民币，是前者的0.省略收购户外媒体公司股权以搭建户外广告业务平台，收购《电脑报》的部分广告和发行业务进军大众传媒领域，就是典型的案例。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入，中国文化产业海外融资的沉寂状态正在被打破，这主要是由于：
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方兴未艾，仍将吸引海外资本的投资热情。据估计，2007年中国文化消费的潜在需求将达到5500亿元人民币。如此巨大的文化消费需求孕育着广阔的商业机会。例如，数字电视、数字传媒、数字游戏等，正在成为文化产业的生力军。中国数字电视市场的正式启动，而数字电视业务发展空间将十分广阔，但前期也需要相当的资金投入。
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壮大，需要建立多元化的投融资体系。文化产业发展取决于文化产业政策，而文化投融资政策应是文化产业政策的核心内容。诚然，文化产业是一个内涵非常广阔的概念，既包括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发行、娱乐、广告等行业，也包括文艺演出、博物馆、图书馆等，因此也应当建立多元化的融资体系与之相适应。
对于图书馆等公益性行业或者涉及国家文化和信息安全的行业，国家财政应当成为主要的资金来源；对于电视广告、娱乐、报刊发行等行业，则应当由市场来取代行政化的资源配置。因此，发展壮大文化产业，要逐步形成以财政资金为引导、以企业投入为基础、以国有资本和社会资本共为主体、以股市融资和海外资金为补充的多元化文化产业投融资体系。
中国文化产业体制改革正在不断深入。中国文化产业体制改革的步伐正在不断加快。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已经拉开序幕，国务院颁发的《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中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规定（试行）》在文化投融资政策方面取得了重大的突破，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对文化产业进行投资经营。
外资渗透文化产业
近年来，外资对中国的资本处女地――文化产业领域蠢蠢欲动。据了解，外资潜入中国文化产业的方式无非就三种：一种是积极接洽要改制的国资文化企业，争取在适当的时机收购；二是与一些谋求发展的国资或民资企业组建合资公司，在中国发展；三就是巧立名目，用自己的方式获得某些特批，抓住一些法律灰色领域，先做了再说。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曾经下发《关于新华书店发行集团股份制改造的若干意见》，要求新华书店积极推进股份制改造，以应对未来图书市场竞争格局。
于是，谋购各地新华书店一直是香港和黄旗下TOM集团的重要战略。TOM集团曾找过浙江新华发行集团商谈入股事宜。但是浙江新华发行集团坚持控股权，双方因控股问题陷入停顿。
然而，TOM集团即使不再坚持控股，还是出现惨败的现象。如上海新华发行集团公开挂牌转让49%股权，TOM集团是最早提出竞标意向的外资企业之一。上海新华发行集团最后把49%的股份出售给国营企业上海绿地集团。
对新华书店关注近2年的TOM集团，最近似乎对新华书店已偃旗息鼓。不过它在竞投上海新华发行集团失利的同时，以1000万美元的代价收购了华谊兄弟35%股权。而华谊兄弟是目前我国内地最大的电影制作公司之一，占中国本地制作总产量近1/3。
TOM集团对新华书店的收购计划受阻，从而转向先入股民营电影公司，进而也在慢慢渗透入中国文化领域。
通过与国内相关企业的合资与合作，进而渗透中国文化产业，最典型案例是华纳兄弟。不久前，华纳兄弟国际影院公司、家乐福与成都财富中心正式签约，在成都开设一家投资超过2000万元的影院。
据介绍，影视制作的盈利点重要是三个节点：一个是制作，一个是发行，另一个就是终端影院。通过与国内相关企业的合资与合作，除了政策严禁的发行院线，华纳已经自上而下组建了自己的体系。
华纳在上海的总部已有包括家庭娱乐、电影发行、影院部门、电视发行等各个细分部门，几乎五脏俱全，显示出了对中国市场的巨大野心。
业内人士称，国内政策松到哪，国际影视巨鳄就把业务拓展到哪，一旦政策放开，它在各地的投资就能立刻串联起来，从制作、发行到放映都有一个自己的系统。
不久前，上海出现了一本新的时尚杂志《VOGUE》，这本杂志的出版人是康泰纳仕国际公司，其领导者是美国大名鼎鼎的纽豪斯家族，该家族有着百年传媒家族史。尽管在这本杂志的版权页上写着人民画报社和康泰纳仕国际公司出版，但是，所有对于这本杂志的宣传都是康泰纳仕国际公司主导，这也显示了他们在这本杂志出版中所占据的自由空间。
事实上，几乎进入大家眼帘的时尚杂志都是以合作出版的形式出现，这和一些图书的策划有些类似。
业内人士表示，很多畅销书事实上都是由民营公司策划，然后向出版社“买断”书号，最后自己或者通过合作的出版社发行。而通常一本书的最终出版需要三审，形式上民营公司把握前两关，最后一关交给出版社，出版社通过了就可以用出版社的书号发行了。出版图书都是文化公司自己做，最后一关所谓给出版社把关基本是形式上的。
据称，这种被禁止但是已经广为流传的形式已经盛行多年，像“穷爸爸、富爸爸”系列、“奶酪”系列都属于这个范畴。而这些民营文化公司的背后，也难保没有外资的投入。而这种渠道已经是变相地进入了出版行业，只是以做策划的文化公司、“合作出版”等名义合法化了。
在发行领域，除了TOM集团一直在竞购全国改制中的新华书店的股份，贝塔斯曼以网上书店的形式迅速在中国发展壮大。去年5月24日，它与辽宁出版集团一起投资成立了辽宁贝塔斯曼图书发行有限公司，按照该集团提供的新闻稿，它是我国加入WTO后，首批履行规范的审批程序后，第一家完全由国有资本与外资共同组建的图书发行公司。
而贝塔斯曼通过合资合作的方式，取得了进入中国图书分销市场的批发许可证。同业人员因认为其获得的应该只是部分地区的批发许可，所以对它的影响表示保留。但是贝塔斯曼得到的是全国总发权。而按照入世承诺，外资拥有总发行权的时间应该是2006年12月1日。
外资遭遇“本土狼”挑战
在外资巨头向中国市场高歌猛进的同时，民间传媒公司也不甘寂寞。近年来，民营资本不仅热衷于在电影、电视节目制作，而且在广告、有线电视网络等领域大力布局，并积极筹划通过多种方式上市。目前，光线传播、唐龙国际和星美传媒等民营资本在传媒领域中的投资链条已经日趋成熟，民营资本将会在节目制作、产品销售等领域占据一席之地甚至是较大市场份额。
据称，中国传媒产业中民营经济的力量，长期以来总是在资本、政策和传统势力的三座大山夹缝下寻找生存的空间。但是，这一局面将很可能因政策的利好而成为历史。
不久前，新华社全文播发了《国务院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简称《决定》），为民营传媒业的下一步全面、持续、稳定和加快发展送上了一颗定心丸。在这份《决定》中，国务院明确提出要鼓励民营资本进入文艺表演、电影电视剧制作发行等文化产业，支持民营资本参与部分国有文化单位的股份制改造。
有关专家表示，民营资本进入传媒业有着几大优势：1、灵活的体制。民营传媒有灵活的体制，注定了它在意识形态上不会受到太多的干预和限制，会有自己足够的发展空间。2、市场化动作。以观众为需求，以市场为导向，民营传媒企业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来进行运作。3、运营模式已现雏形。经过几年的市场洗礼，不服水土规模较小的民营传媒企业已经被淘汰，集各类服务为一体，民营传媒集团运营模式初现。
有研究表明，在其他条件给定的情况下，人们更倾向于消费本土文化或是与本土文化接近的产品。在进入中国的同时，外资不仅会遇到语言的天然屏障，还有适应本土文化的一个过程。而传统的国有资本在传媒领域目前虽然还是老大，但因其体制原因，在接受新事物和适应市场、快速灵活等方面都很欠缺。
例如，在新技术平台发展的背景下，星美、光线等民营传媒资本越来越看重网络电视、手机增值等业务的市场价值，并且率先在“电信+传媒”方面作出尝试。而这方面的尝试，国有体制下很难做到。
就在国务院对民营传媒业利好《决定》几乎同时，由文化部联合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等五部门共同公布《关于文化领域引进外资的若干意见》的文件，其中对外资可以进入的文化产业和“”作出明确规定，被允许的行业包括报刊分销行业、影院建设等，而此前在国内已被允许开放的电视、电影内容制作行业却被划入。
此前，国家广电总局连续公布的43号令和44号令曾被业界视为对外资进入中国电影电视业亮起了绿灯。其中43号令开放了电影制作业，允许外资在中国合资建立电影制作公司，而44号令则首次允许外资以持股49%的比例在国内合资组建电视节目制作公司。
当时，维亚康姆、华纳等国际影视巨头曾为这一开放的举动兴奋不已。不过，这种鼓励态度随后出现变化，国家广电总局先是表明外资在华设立合资影视公司仅限一家，刚刚公布的《关于文化领域引进外资的若干意见》又明确对此前已开放的两个领域打上“禁止”印。
事实上，民营资本和外资在电影产业领域的双重进入，使得中国电影市场的竞争格局逐步形成。从电影院线这一渠道的发展来看，外资虽然一直在从事国内的影院改建计划，但在院线组建的问题上，外资始终没获得批准，而民营资本在影院建设方面攻城略地。
民营资本与外资，大家都对投资电影院线兴趣浓厚，各自在跑马圈地。但是，从产业安全来看，外资一旦控制了电影播出的渠道――院线，也就意味着其电影产品到达观众已经畅通无阻。而对于电影这一意识形态性质的文化产品，国家有关部门对其监管的难度将大大提高。
中外文化范文第4篇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境内各民族文化及其与外来文化不断交流、整合和发展的汇萃。她的中和、兼容汇通等特质，使她能够以非排他性在其他文化区域中生存，并以其特有的中和气质向外潜移默化地渗透流传，既可以融合于其他类型文化之内，又可以和谐地独立存在于其他文化区域之间。中华传统文化的播迁，在世界文化史上别具一格。中华文化具有较强的涵化力和适应力，自秦汉开始不断向海外传播、移植，在东亚、东南亚文明史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近代以来这种影响辐及欧美。从文化播迁的角度来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即（一）中华文化的传播：“汉字文化圈”；（二）中华文化的移植：华侨文化；（三）中华文化的分异：华族文化。这三个阶段递相嬗变，各具特征。但第一阶段说的是在华侨出现之前的事，不在本文讨论之列。一中华文化的移植：华侨文化16世纪以后，华侨出国经商谋生逐渐增多，华侨聚居区星星点点散布于海外城镇。负荷中华传统文化的人口，通过自身的迁移与侨居，将中华文化移植异域，形成华侨文化，在东南亚各地及后来在美洲滋生蔓长。西方殖民者开始在东南亚建立其殖民经济体系，华商的中介、华工的拓荒在其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从而形成华侨出国的外部拉力。福建、广东沿海，海外贸易素有传统，不少人出国经商。在明清政府的海禁政策下，甚至出现一些海商武装集团，以武力为后盾经营中国与日本、南洋等地的海上贸易。同时，人口压力日渐增强，也驱动农民出海谋生。此外，朝代鼎革、政治动荡，也驱使一些军民出洋避难。在三佛齐（今苏门答腊），有几个华人海商武装集团，占地为王，如广东南海人梁道明，聚集数千闽粤军民，“雄视一方”（注：《明史》卷324，三佛齐传。）。今马来西亚沙巴的一个小港仍被称为“林道乾港”，相传为林道乾所部海商武装与西方殖民者遭遇败退留居之处。在爪哇，有广东及漳州人移居，在一片沙滩之地上建起“百货充溢”之贸易港口，遂名新村，《瀛涯胜览》“爪哇国”载：“至今村主广东人也，约有千余家。”（注：又参见《东西洋考》卷3，下卷。）柬埔寨有篱木洲，也是“华人客寓处”。印尼的巴达维亚、菲律宾的涧内、泰国大城的奶该、缅甸的八莫等地，都形成华人聚居区，巴达维亚、涧内华人曾达二三万人。早期华侨聚居区一度形成了颇具规模的自成一体的社区，华侨文化与土著文化、西方殖民文化并立。17世纪下半叶，明朝遗臣莫天赐开发今柬埔寨河仙，十分重视文化的传承，一时文风蔚然，几与中土媲美。（注：黄铮：《从〈嘉定通志〉看越南华侨的历史功绩》，载《印度支那研究》1980／12月增刊。）1777—1886年加里曼丹岛的兰芳公司，可以说是中国国家制度的海外尝试，其首领罗芳伯自号“大唐客长”，重视中华文化教育，远道聘请中国书生开设讲堂，免费教授。但在19世纪中期以前，明清政府将海外华侨视为莠民、弃民，不时实行海禁，不许华侨返回故乡。这使华侨出国时断时续，也使华侨不得不长期寓居异乡。在这种情况下，东南亚不少华侨聚居区，文化的传承缺乏连续性，中华文化的这些移植点多自然消失。一部分华侨，单身男性（此时绝少有中国女性出国）多与当地土著婚配，繁衍混血后代，衍生混血族群，形成杂交文化。例如，婆罗洲的杜孙人，自称系华人后裔，初来种植胡椒，招致中国亲友，纳杜孙妇女为妻，繁衍成混血的杜孙人。其所著衣衫，所戴金属装饰品均同中国，栽植稻谷纯粹华法，并保留有敬神焚香之俗。（注：李长傅：《中国殖民史》第三章。）南越的明香（明乡）人、缅甸的桂家、敏家，都是明军残部流亡国外的后裔，与土著长期融合同化，但仍保留汉族习俗和信仰。缅甸的桂家村寨，都有一间小庙和一尊神像，祭祀祖先，小庙中的文字全为汉字，直到近代，他们见到来自云南的商旅，都以老乡之情热心接待。菲律宾的伊戈洛特—华族（Igorrote-Chinese），是明末广东饶平籍人林凤所部“海盗”与土著杂居通婚的后裔，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自认为其后裔。菲律宾还有被称为“美斯提索”的族群，指华侨与土著的混血后裔，现在占总人口的5％，几乎完全被菲西社会所同化。印尼的土生华人，与新客华侨群体相对，虽已不懂华语，但仍保留若干独特的中国文化传统。海峡华人俗称峇峇（Babas），形成于18世纪，在政治上倾向于大英帝国，在种族上认同于华族，在文化与上多源于中国，生活习俗则融中、英、巫于一体。19世纪中期以后，华侨华人社会急剧扩大并发生深刻变化。五口通商，西方殖民者的经济侵略越来越强烈地冲击着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结构，尤其是在小农经济体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家庭手工业受到致命打击。广东、福建首当其冲，大量农民破产。其时正值东南亚殖民经济体系建立和发展时期，北美亦进入开发高峰，都需要大量劳动力。以契约华工为主要形态的中国移民就在这种内部推力与外部拉力的共同作用下形成大规模的出国潮，奠定了近代华侨社会的基础。华侨分布日益广泛，至二战前后，东南亚各地，如“千岛之国”的印尼和菲律宾，几乎每个岛屿都有华侨居住，绝大多数华侨则聚居于各大城镇，在城镇总人口中占有相当高的比例。1937年马来亚（包括今马来西亚的半岛部分与新加坡）华侨达210余万，占总人口的41.4％，其中新加坡占76.5％，而在马来半岛的21个重要城镇中，华侨人数超过居民总数50％的就有17个。曼谷在19世纪和20世纪30年代，华侨人口一直占全部居民的1／2至2／3。1937年，南越重要商业城市堤岸的华侨人口占全部居民的49％，在西贡和柬埔寨的金边，亦达30％左右。（注：转引自陈碧笙主编：《南洋华侨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02—205页。）珠江三角洲的广府农民则通过国际港口香港和澳门，远涉重洋，移徙到遥远的美洲及檀香山、澳洲。中国移民及其后代在世界各地城镇聚居，形成自成一体的华侨社会。亲带亲，友带友，由宗亲或同乡牵引出国，连锁式互相提携的移民形式造成同乡同族聚居同一地区的现象。如泰国、柬埔塞以潮州人为主，菲律宾则以漳泉人为主，北美以广府（珠江三角洲）人为主，檀香山以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人占多数。与此相关，华人的职业分布也往往带有地域性。亲友相帮共谋生计下的华侨，其职业分布往往是以方言群为主集聚的，如19世纪旧金山的进出口行业全部被三邑侨商所垄断鞯厍南匆鹿萑床僮菰谔ㄉ较厝耸掷铩＃ㄗⅲ郝罄袂骸洞踊鹊交恕兰兔拦松缁岱⒄故贰罚愀廴榈?992年版，第26页。）中华传统文化随着同乡同族聚居城镇的分布而移植异邦，并形成独有的特色。中国传统社会的同乡会馆、同业商会等民间组织也移植过去。以地缘纽带维系的同乡会馆、以血缘纽带维系的同姓宗亲会、业缘关系组成的行会与商会，以及各种宗教组织、慈善组织甚至秘密组织，普遍存在于每一处华侨聚居区。这些社团的活动能量和社会作用，远过于中国本土的同类组织。客居异国，人地生疏，华侨谋生有赖于同乡同族之间相互提携，守望相助。华侨面对的通常又是种族歧视的世界，而贫弱的祖国无力保护，华侨唯有抱成一团。作为所在国的外侨组织，在华侨与当地民族尚没有密切融合甚至是相对独立的情形下，华侨社团成为内部自助自保的具有一定自治性质的组织，华侨的生老病死都与侨团紧密相关。在新客华侨远涉重洋初抵异域时，侨团是他们的落脚点和中转站；侨团负责为之寻找、联系工作以资谋生。华侨之间出现矛盾由侨领调解和仲裁；华侨子女稍长送入侨团建立的义学和其他华校；病倒了有自己简陋的医院；生计无着时有慈善救济；身死异地，葬入义山，或运回故乡，如美洲的苦力华工遗骨，侨团组织船只千里迢迢运回故土安葬。在19世纪美国华侨社会中，会馆是权力机构，负有保护照顾同乡的责任。移民初抵，侨团派人接应到会馆登记注册，并暂时安顿下来，等待找寻、安排活计，淘金热期间还贷款资助乡亲前往矿区。回乡之前，也要经会馆查实已经偿清债务。（注：麦礼谦：《从华侨到华人——二十世纪美国华人社会发展史》，香港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29、32页。）侨领则极类似于中国基层社会的乡绅。在传统中国，科举及第、官品高低、土地的多少是人们社会地位高低的表征，乡绅是农村社会的无冕领袖。在华侨社会，官品、科举都与之遥远，唯有财富成为社会地位的标尺，商人遂成为侨领，他们的作用比传统社会中的乡绅更大，在某种程度上兼为华侨自治社区的“父母官”。会馆是华侨社会的中枢，严格说来，是华侨社会中各地域利益集团的组织，从而使华侨社会成为“帮”派林立的社会，也是华侨社会帮派争斗的根源。频繁激烈的内讧争斗，既是广东、福建农村宗族之间、村落之间、方言群之间械斗的海外延续，更表明华侨社会自成一个矛盾纷呈的社会，并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土著社会。如果华侨分散于土著人口之中，融合于土著社区，华侨之间没有利益冲突，就难以发生频繁的有组织的内部争斗。华侨华人方言群之间的这种帮派矛盾，盘根错节，直至今日也没有完全消失。华侨社会与当地主流社会隔离的相对独立性，使移植异域的中华文化得以原汁原味地保存。辛亥革命前，男子留辫，女子缠足，身着“唐装”（男子穿布纽襟衫和宽头裤，女子穿布纽斜襟），与土著的差异一目了然。饮食上，中式竹筷与西式刀叉、东南亚土著的手抓迥异，礼俗上的区别更为繁复。关帝、天后、观音、城隍等神庙和各族姓的宗祠，都随着华侨的而“落户”海外，丰富多彩的民间节日与庆祝活动也在海外展开。在价值观念上，最突出的就是血脉代续、香火延绵……。华文学校普遍兴起，初以私塾和帮立学校等形式存在，讲授四书五经，灌输中国传统价值观念。1902年槟榔屿创办中华学堂，除讲授现代新学外，其办学宗旨仍然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节。现代化学校从此逐渐增多，各地华校创办者都希冀：“他日斯文蔚起，人人知周孔之道，使荒陬遐域，化为礼义之帮。”（注：《椰荫馆文存》第2卷，第223页。）华文学校一直处于中国政府教育部的间接控制之下。至二战前趋于鼎盛，二战之后更达到高峰。在马来亚，1938年有华侨学校759所，大部分创办于二三十年代，学生9.4万人。1950年增至1648所，学生27.6万人。印尼学校1957年接近2000所，学生42.5万人。同一时期，泰国有华校426所，越南270所，缅甸250所，菲律宾149所。第一所华文大学“南洋大学”也于1956年在新加坡成立。华文报刊自19世纪后期率先在海外出现。至20世纪上半叶，东南亚、北美等地大量涌现。它们自视为中国报纸之列，报道祖国事件，关心中国政治，宣传中国文化，它们在维护中国认同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尤其是维新派与革命派，都以侨报为阵地，大开笔战，展开激烈的论争。强烈的中国政治色彩主导了侨报，增强了华侨“中国人”的意识。在移居国，华侨自视为飘零的过客，祖国和故乡才是他们的终身寄托。即使客死番地，也想托骨归乡，不能遗骨异地，否则就觉得背弃祖宗庐墓，数典忘祖。他们忍辱负重，胼手胝足，为的是在家乡建立和扩大家庭基业，期望有朝一日能够衣锦还乡。无论自己多么艰苦，他们都要将血汗钱寄回祖国的家庭，赡养父母妻子。经济条件许可便在家乡大兴土木，“大屋住人，祠堂崇祭，书斋设教，坟墓敬祖”，以实现光前裕后的传统理想。（注：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第118页。）优裕者关怀宗族乡梓，直至在国内举办公益事业，赈灾济贫，创立学校，兴办交通与实业。侨汇是华侨与祖国的一条经济纽带，据估计，1914年至1937年间，侨汇占中国国际收入的15.7％。（注：见《侨汇研究》，台北：侨务委员会研究发展考核处，1970，第14—15页。）战前厦门地区80％的家庭有赖于侨汇。在强烈的中国倾向驱动下，海外华侨社会与中国政治息息相关。1860年代以后，清政府改变了对侨民的态度，逐渐承认华侨为“大清子民”，“宣慰”、优抚、嘉奖，逐渐频繁。在不同程度上开始保护侨民的利益，1875年派遣驻美公使，随后在旧金山、纽约设立总领事馆，在檀香山等地设立领事。1877年在新加坡设立总领事馆，开明官员左秉隆、维新人士黄遵宪等出任总领事。他们具有强烈的振兴中华责任，在华侨中宣扬对祖国的效忠，传播中国文化价值观。并整顿侨团流弊，调解华侨社会内部矛盾，整合华侨社会。此时正值华侨出国的高峰期，新客华侨的大量涌入，华侨与祖国联系的加强，使中华文化在东南亚的移植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从此华侨社会与中国政治紧密联系起来，华侨民族意识萌发。20世纪以来，各地都成立了中华总商会，成为华侨社会整合的重要力量。维新运动失败后，康有为等流亡海外。继而，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在北美、日本、东南亚华侨社会中掀起更广泛的活动，保皇派与革命派在海外展开激烈论争，在华侨中激起强烈的中国人意识。在此之前，华侨社会是一个帮派的分裂社会，华侨活动局限于方言群内部，基本上只有“帮”的认同。论争使华侨意识到中国是一个整体，而不仅仅是闽南、潮州、广府、客家、海南等狭隘的地域和方言群。辛亥革命在华侨社会的深入展开，激发了华侨的中国认同和爱国主义精神。华侨或捐资捐物，或奔走呼号，开展各种革命活动，更有大批革命志士回国发动和参加起义，献身革命。孙中山高度评价“华侨是革命之母”。抗日战争爆发，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际，民族危机更将广大华侨推动到一个共同的旗帜之下，团结起来抗日救国，如火如荼，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悲壮史诗。华侨文化在特殊的政治生态环境下臻于极盛。中华文化在华侨社会中由此一步步走向深入，至抗日战争时达到顶峰。华侨的精神世界，完全是一个中国世界。有位印尼土生华人的话道出了广大华侨的心声：海外华人要依靠祖国才能取得在异乡的崇高地位，“土生华人必须协助中国，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中国身上。”（注：廖建裕：《林群贤传：印尼土生华人的政治与民族认同》，载《现阶段印尼华族研究》。）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中华文化向海外移植，在当地主流文化中形成以中国为认同取向、以儒家思想为价值体系核心的自成一体的华侨文化。二中华文化的分异：华族文化1950年代中期以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东南亚殖民体系崩溃，独立的民族国家相继崛起，对华侨纷纷采取强制的或温和的同化与融合政策。同时，中国大陆与世界的隔绝，使华侨华人与祖国的联系中断，中华文化的代续与传承深受影响。国内实行，中国政府不承认双重国籍，并鼓励华侨加入所在国国籍。华侨逐渐转变为华人（华族），即由OverseasChinese转变为EthnicChinese，中华文化在海外发生变异，由华侨文化转变为华人（华族）文化。这种转变也是华侨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19世纪的中国移民绝少女性，华侨社会基本上属于单身社会，因而具有强烈的流动性，侨居心态浓厚。或者华侨与土著结婚混居，衍生为杂交后裔，乃至被完全同化。20世纪初，女性移民逐渐增加，两性悬殊的情况开始缓和。这使华侨社会渐趋稳定，更重要的是形成纯华人血统后代，即“侨生”，他们的价值观念、经济利益与新客华侨有所不同，与所在国的关系更趋密切。土生华人，无论是侨生还是混血，随着他们在华侨华人社会中比例的不断上升，华侨社会受其影响愈来愈大，并逐渐发生演变。至五六十年代后，逐渐完成了从华侨向华人的转变进程。目前在东南亚十国中，共有华侨华人2000余万，其中华侨只有86万。以美国为例。19世纪美国华裔土生人数少，不足一成，并被视为次等华人。至1930年代中，土生华人已占半数。他们作为美籍公民，受美式教育，操英语，受美国意识形态影响较深。这样，在华侨华人社会里，出现深受美国生活方式和社会观念影响的社会成分，他们对中国传统思想日渐生疏。这个群体日益扩大着对华人社会的影响，推动着华侨华人融入主流社会。不过，二战前认同美国的土生华人，尽管他们几乎西化，但仍强烈地遭受到美国对少数族裔的不公正待遇，因此他们存在着矛盾心理，在美国化与中国化之间彷徨。战后，种族平等成为美国的国策，排华措施逐渐取消，华人在美国的地位提高，经济处境改善，接受美国文化较深的土生华人，推动着华人社会朝向同化于美国主流社会方向的发展，疏远了中国传统文化。华人入籍后，由效忠中国转变为效忠所在国，从中国侨民变为所在国的一个少数民族。从国家形态上来界定其民族属性，都是所在国的国民。从人种或血缘关系来界定其民族的自然属性，华族仍然是龙的传人；从社会文化方面界定民族的文化属性，华族文化仍具有以中华传统文化为基础、或在此基础上发生变化的文化体系和价值观念。这两个因素的存在，构成了华族作为一个民族赖以存在的共同文化心理和生理基础，决定了它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立存在。应该注意的是，中华民族既是一个文化范畴，也是一个政治范畴，因此，华族不属于这一范畴。同时，世界范围内也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华族，每个国家的华族是各自国家内的一个少数民族，各不相同。以中国为中心的文化观，在华人文化中已不复存在，因为华人在政治上已完全认同于所在国。不仅如此，华侨向华人转变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华人被主体民族同化融合的过程。华人在作为少数民族的演进过程中，致力于当地社会的整合。华人作为少数民族融于所在国的国家民族之中，在文化上则成为所在国多元文化的一部分，或者成为国家文化的边缘形态。侨居心态大大减弱，由落叶归根转变为落地生根。作为当地一个族群成为华人自觉意识。华人积极争取公正平等的地位待遇，反对种族歧视。他们主动融入主流社会，加强与友族的交流，自觉参政议政。华侨华人一向远离所在国政治，现在积极参政成为一大趋势。在美国，70年代以前只有极个别的华人精英单枪匹马进入政坛，此后参政成为全美华人的共识，开始采取联合行动。1987年，美国华人名流发表《政治宣言》，成立华裔政治委员会。马来西亚则有华人政党，马华公会有党员50多万，是第二大执政党，此外还有民政党、民主行动党、人民团结党、华人统一政党等。菲律宾前总统科拉松·阿基诺是闽南许氏华侨的后裔，她竞选总统时得到菲籍闽南人的大力支持。这种转变推动华人自觉探研自身的发展演进史，加强对华侨华人历史文化的研究，1963年，旧金山成立了“华人侨美历史学会”。八九十年代此类学会在世界各地大量涌现。如新加坡的南洋研究会、华裔馆，马来西亚的“华社资料中心”（1996年改为研究所），日本华侨华人研究会，北美20世纪中华史学会，欧洲的欧华学会等。国际性的组织则有“国际客家学会”、“世界海外华人研究学会”等。有关华侨华人的学术研讨会在各地相继举行，并举办各种展览及建立华侨博物馆。华文教育方面，华校的数量在二战后达到高峰。50年代后期开始，东南亚各国政府相继严格限制或禁止华文教育，华校规模、数量和学生数量锐减。更重要的是，教育的内容和目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华侨时代的华校，教育的内容与中国本土学校没有多大区别，主要是中国历史、文化、社会等，其目的是为了灌输中国价值观。华人时代的华校，实际上只是一种汉语培训，旨在培养学生能够运用和使用汉语进行交流，基本上只限于语言教学。在一些国家，即使这种汉语教学也不允许公开存在。1980年代以后，随着华语地区经济的相继起飞及东南亚华商经济的发展，华语的商业价值增强，华文教育作为一种功能性语言受到重视，在东南亚各国普遍复兴，不过这与1950年代以前的华文教育已不可同日而语。华侨文学，是中国新文化在海外的分支，可称为“漂泊文学”，反映了华侨在异国的失落心态，寄托着游子对祖国对家乡的深深眷念。华人文学，则仅含有对血统的认同和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好奇和想象。华侨华人社团也全面当地化，从侨民组织转为当地的国民组织，由战前华侨生命共同体转变为华人文化活动的组织。华人社团形式多样，百花竞放，学术团体、联谊会、武术团体、艺术中心、交流基金、中医中药团体、职业培训班……不一而足。传统社团内增设有妇女组、老年组、青年组。有的社团还发展实业，如马来西亚有“嘉应控股有限公司”、“马潮控股有限公司”等。活动内容多种多样，传统社团拓展服务面，直接服务所在国各族。马来西亚华族文化节组织者认为，只有建立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华人才能适应时代变革的需要。但并不是简单复制中华文化，而是要找寻华人传统文化的精华，并吸收、消化、融合土著文化和西方文化，加强各族文化交流，实现“马来西亚化”。应该指出的是，不管如何变化，华人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关系是割舍不断的。中国毕竟是华人祖先的国度，必然存在一种天然的亲近感，民族“根”的概念是人类的普遍心理现象。华人文化渊源于中华文化，对根的认同和文化源流关系、亲近关系，必然使二者藕断丝连。慎终追远，华人不仅在广东、福建等祖籍地开展联系，而且涌至其发祥地中原寻根祭祖。在某些地区，华人文化的中华色彩仍然浓厚，在特定的时代，中华色彩也可能回升。在新马华人社会，有华人说，来到这里，就像时光倒流，能够找到本世纪前期中国社会的某些传统。笔者耳闻目睹，深切感受到此言不虚。我有幸出席吉隆坡“广东义山一百周年纪念晚会”，节目内容虽不乏异国风格，但仍是以华人文化为基调。在美国华人社会，华人尽力融入主流社会，但隔阂与距离仍难以消失，他们因此自嘲为“香蕉人”——不管价值观念、内心世界如何美国化，外表黄皮肤黑头发始终改变不了，因此仍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异类，这种状况使他们不得不回过头来审视中华文化。世界各地的华族文化，是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融汇其他各种类型的文化，尤其是所在国本土文化和西方文化，在不同的自然的、人文的环境下生成和发展，因而丰富多彩、千姿百态。各国各地华族文化，在大体相同的起点上演进至今，形成异彩纷呈的局面，这取决于不同社会经济背景、文化氛围、生存环境造就的各自不同的发展历程。沧海桑田，文化变迁的丰富多样耐人寻味。（注：参见龙登高：《传承与分异：中华传统文化海外播迁散议》，载《东南亚研究》1996年第1期。）
中外文化范文第5篇
关键词： 对外文化教学 授课对象 中国传统文化
语言与文化密切相关，语言教学离不开文化教学。语言和文化是一种双向行为，既有输入又有输出。本民族文化的英语表达是传播本民族文化的一项必要能力，也是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中国对外交流的扩大，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尤其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更多地了解中国的优秀文化和传统已经成为一种潮流。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外语教师体会到，学习英语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使用英语传播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我们有责任在理解异国文化的同时，深刻地领悟本国文化，更好地向西方国家介绍和传播中国文化。用英语介绍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实现和世界的双向交流，使授课对象不仅能吸收中国文化的精华，而且更加深刻地理解：一切文化都铭刻着民族的烙印，人类文化的发展需要兼容并包，这样文化就会多姿多彩，更加繁荣。
在对外文化教学中，作为授课对象的学生，已经具备了较系统的西方文化知识体系，能从较深层次了解本民族思想的起源、风俗习惯、语言及其思维方式；而他们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则能从另一角度了解和审视自己，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以平和的心态去审视、吸收另一个民族文化的精华。
文化教学需要高文化素养的教师。教师不但要有深厚的语言功底，而且要有深厚的英语文化和汉语文化的修养，以及很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对外文化授课教师作为知识传授者，要传授给学生丰富、正确的文化知识，自己必须具备系统的汉语文化知识和很强的英语交际能力；同时还要具备大量的非语言知识，其中包括较为系统的中国文化知识，这是文化教学得以实施的客观前提。此外，教师还应当具有广博的异域文化知识，这样既能够使教师妥善处理在教学过程发生的文化冲突现象，又能通过文化比较强化本土文化的影响力。这些非语言知识是对外文化教学能够顺利实施的基本前提和保证。
提高教师的文化素养，教师除了自身应该多涉及中外文化知识，及时更新知识结构，提高英语实际应用能力外，也应该采取一定的措施，多渠道、多元化地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一方面要鼓励广大外语教师注意跨文化知识的应用研究，改变过去语言知识与文化知识教学脱节的现象，使外语教师实现由语言教学型向文化教学型的转变。另一方面有必要建立一种以提高中青年教师文化素养为目的的培训或进修机制，给现有教师补上相关的中、外文化课。还可派外语教师到目的语国家接触外国文化，直接体验目的语国家的民族文化，参与该文化，他们的亲身经历将有助于教师在教学中对东西方的风俗习惯、讲话规则、社交礼仪等进行比较教学。例如，dragon（龙）在西方文化中是指长着翅膀、口中喷火、有着长长尾巴的大蜥蜴，通常是邪恶、恐怖、飞扬跋扈的代表；在中国文化中则是民族的精神图腾，是吉祥和权力的象征，中国人也以“龙的传人”而自豪。
教学过程应引进多媒体。建构主义认为，知识的获得是学习者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文化教学的内容有相当一部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知识”，主要通过丰富学生的感性认识，要求学生调动自己的各种感官，去认识不同文化的差异，感受中国文化的奥妙。传统的书本加黑板这种单一的语言教学手段，很显然是难以达到如此效果的。多媒体辅助对外文化教学，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憾。多媒体教学可以为学生形成一个良好的语言氛围，创造逼真的文化环境，以达到我们原来传统教学手段所达不到的效果。
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选择合适的教学方式和正确的表达法。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根据学生的实际水平和接受能力选择合适的文化教学内容。中国的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教师在教学中可以充分利用这一有利的方面，促使学生对中国文化产生较为浓厚的兴趣。除了生动活泼的阐释之外，还可利用多种不同形式的教学，发掘学生的兴趣，寻找与中国文化因素相关的切入点，引导学生亲身体会或实践，使他们在接受文化知识的同时，激发其主动学习和参与的兴趣。
在对外文化教学中，培养授课对象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接纳，并且进行传播的目的是时代的要求。对外文化教学的重点之一，就是引导学生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进行文化的传播和渗透。文化教学应当贯穿教学过程的始终，并逐渐增强和逐步深入。对外文化教学中，教师对文化深度和广度的把握，有助于学生更好地了解和接纳中国文化。因此，对对外文化教师来说，文化阐释的过程也是对中国文化传统，以及诸多文化成果广泛深入学习汲取的过程，同时还是对广博且丰富的东西方文化进行比较和汲取的过程。因此，对外文化教学从一开始，就有必要重视并积极对教师进行中国文化的系统培训，提高他们的文化比较和传授能力，从而使学生接触到纯粹地道的中国文化。借助现代教学媒体的帮助，使文化教学生动形象地进行，最终使授课对象完成由中国文化的仰慕者到传播者这样一个角色的转变。
参考文献：
［1］王福祥，昊汉樱.文化与语言［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
［2］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3］崔淑慧.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渗透［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