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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考古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传世文献中有关燕囤地名的记载很少，难窥其全貌；但是考古出土的战国时期燕国文物中涉及地名的资料不少，因而为研究燕国地名提供了重要史料，本文主要利用考古文物资料，结合文献，考证战国时期燕国的相关地名，以补史书之缺佚。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普遍在边境地区设置“郡”，国都附近内地则设置“县”或相当于县一级的地方行政机构。清代以来，许多学者致力于战国至秦代的郡县制度研究，但是由于他们主要依据《史记》、《汉书》、《战国策》、《国语》以及古本《竹书纪年》等传世文献，而这些文献中有关战国时期各国设置郡县的记载既零碎又稀少，不足以了解各国郡县设置之详情，因此多年来对主要问题的研究进展不大。如钱穆的《史记地名考》，涉及燕国地名寥寥无几；缪文远先生考证出的战国燕国郡邑名称仅有25个，相对当时其他诸侯国来说，同样数量较少。然而近年来，考古出土的战国文物中涉及这一时期各诸侯国地理的资料较多，如战国时期的兵器、钱币、陶文、铜器铭文等等都有这方面内容；特别是战国古文字研究的进展，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有关战国时期各国设置郡县的确切例证，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文献史料的不足，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本文拟根据考古出土的战国时期燕国文物，主要是兵器、玺印、陶文和铜器铭文等文字资料，来稽考燕国地名，兼论燕国政区设置的相关内容。
考证如下：
文安：庄新兴主编的《战国玺印分域编》有战国时期燕国官印“文安都司徒”。文安，地名，战国时为燕境。此印表明燕国曾置文安都，西汉因之置县。《汉书·地理志》载，文安县属渤海郡。高明先生言：“故城在今河北文安县东北柳河镇，古城遗址仍在。”
涿：庄新兴主编的《战国玺印分域编》收录战国时期燕国官印“涿都司徒”。印文中之“涿”地，战国时期属燕。《韩非子·有度篇》：“燕襄王以河为境，以蓟为国，袭涿、方城，残齐，平中山。”即燕有涿地。西汉时期置涿县，《汉书·地理志》载，涿县属涿郡；注引应劭曰：“涿水出上谷涿鹿县。”
方城：罗福颐主编《古玺汇编》第0016号有战国时期燕国官印“方城都司徒”。先秦时期，方城不仅一地。如《左传·僖公四年》：“楚方城以为城”；《史记·秦本纪》：“齐、魏、韩共攻楚方城”；此乃楚之方城，应与此印无关。从此印风格可以判之，此方城为燕之方城。前述《韩非子·有度篇》：“燕……袭……方城”；又《史记-燕世家》：“王僖十二年，赵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燕之方城，西汉时期为广阳国属县。《正义》引《括地志》云：“方城故城在幽州国安县南十七里”，即今河北省固安县南。
柳城：1979年辽宁省朝阳市南25里大凌河东岸十二台营子村的战国墓遗址出土两件陶罐，肩部均戳印“酉城都王氏玺”。燕国有酉城，陶文“酉城都”表明，此地曾为燕国都邑。有学者认为，燕国酉城当为汉代辽西郡柳城的前身，酉、柳音近；又袁台子村有一处古代遗址，有大量战国至汉代墓葬出土，或可为证。《汉书·地理志》载，辽西郡西部都尉治柳城，或即建于战国时期燕国酉城旧址之上。
夏屋：罗福颐主编的《古玺汇编》第0015号有战国时期燕国官印“夏屋都司徒”。《史记·赵世家》载：“赵襄子未除服，北登夏屋，诱代王。”《集解》徐广日：“山在广武。”《正义》引《括地志》云：“夏屋山在代州雁门县东北三十五里，与句注山相接，盖北方之险，所以分别内外也。”按赵诱代王，夺地置代县，其地在今河北蔚县东北，与战国时期燕国上谷郡相近。夏屋在代县北，战国时期或属燕地，也在情理之中。
洵城：罗福颐主编的《古玺汇编》战国时期燕系玺印中有“洵城都司徒”，另曹锦炎《古代玺印》载战国时期燕系古玺有“洵城都丞”。洵，水名，源出今天津市蓟县北，西南流经北京市平谷县南，折向东南，经河北三河县东，至天津市宝坻县东北注入蓟运河。战国时期燕国有洵城，唐武德二年建置临洵县，其地在今河北省三河县东。
容城：战国时期燕系玺印有“容城都口左”。又1984年河南新郑市郑韩故城出土的战国时期陶盆有“容成”戳印文。容成，地名，《汉书-地理志》载涿郡属县有容城，其故地在今河北省容成县北十五里城子村。
徐无：高明主编的《古陶文汇编》有战国时期燕系陶文“余无都瑞”。“余”“徐”音形相近，余无即徐无，地名。据《汉书·地理志》载，右北平郡属县徐无县，“莽日北顺亭”。其故址在今河北省遵化县东部。
狗泽：20世纪80年代，在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四道湾子距燕长城13公里一处遗址中采集的陶片上发现“狗泽都”印文，极为罕见。狗泽都地望无考，或许该陶片出土之处即为狗泽都遗址，亦未可知。
泉州：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收录传世战国时期燕国兵器“燕王职戈”，其背面有铭文“泉州都口”。有关“泉”字，吴振武先生有具体考释，可从之。据《汉书·地理志》，泉州为渔阳郡属县，“有盐官，莽日泉调”。其地在今天津市武清县西。
阳安：辽宁省建平县水泉战国遗址出土陶片上有“阳安都王匀端”；又战国燕方足布有“阳安”布。陶文和币文正合，其地很可能就在陶文出土的建平县一带。叉据《汉书·地理志》，汝南郡亦有阳安县，在今河南确山县北，战国时期为楚韩交界之地，与此币无涉。
襄平：传世战国燕系古玺有“襄平右丞”；又燕方足布有“襄平”布。《史记·匈奴列传》：“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水经·大辽水注》：“襄平故城，始皇二十二年灭燕，置辽东郡，治此。”大量考古资料表明，燕辽东郡治襄平即今辽宁省辽阳市旧城区。
下落：战国燕系古玺有“疋蓉司马”。疋暮，地名。据施谢捷先生考证，“疋茖”即“下落”。《汉书·地理志》载上谷郡属县下落，“莽曰下，忠”，其地在今河北省涿鹿县。
安次：战国燕系复姓私玺有“安即生晨”。据施谢捷先生考证，“安即”即“安次”。《汉书·地理志》载渤海郡属县安次，其地在今河北省安次县。
安平：战国燕方足布有“宜平”，宜、安音义相近，或可通用，故黄锡全等先生释读为“安平”。《汉书·地理志》载辽西郡属县“新安平”，在今河北栾县西，战国时期属燕，据何琳仪先生考证，是为区别于河北省赵地“安平”(今河北安平县)而加“新”字。由此燕币可知，汉辽西郡新安平在战国时期为燕国宜(安)平。
鄚：1965年河北任丘古州分洪道出土战国燕系“莫”戈。“莫”即“鄚”，地名。《史记·扁鹊列传》集解：“鄚，县名，今属河间。”又《史记·赵世家》：“惠文王五年，与燕鄣、易。”集解引徐广日：“皆属涿郡，鄚，音莫。”《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三：“汉鄣县在任丘县北三十里鄚州城”，即今河北任丘市北35里鄚州镇。
渔阳：战国时期燕国早期兵器有“鱼阳铍”，上有铭文“王立子鱼阳卯，右军工师司马命治得执剂”，上海博物馆藏。《汉书·地理志》载，渔阳郡，“秦置”，郡治渔阳。由此铍铭文可知，渔阳之得名较秦更早，战国时期燕国已有渔阳郡。
此外，在传世战国燕系古玺中，尚有一批“都”字古玺，如“平阴都司徒”、“平阴都皇”、“日庚都萃车马”、“单佑都市玺”、“庚都右司马”、“徙都丞”、“闵阳都皇”等，以及山东邹城文管局旧藏“枝堙都右司马信玺”。这些地名都是燕国的地方一级行政单位，可惜地望无考。又战国时期燕国青铜器有武平钟，铭文“武坪(平)君器”。武平，地名，具体地望无考。武平君为燕国失载封君，文献无考。
战国时期，燕国的疆域大致包括河北省东部和北部，辽宁省南部及内蒙古南境。但传世文献记载的战国燕地名较少，目前依据文献资料可考者仅有“涿、方城、鄚、易”等不多的几个。上文已述，根据考古出土的战国时期燕国的古玺、青铜器、陶文等等文物材料及其铭文考证，目前可确知的燕国地名，具体地望可考者十七个：文安、涿、柳城、方城、夏屋、襄平、安平、阳安、狗泽、渔阳、泉州、洵城、容城、徐无、鄚、下落、安次；地望不详者六个：闵阳、枝堙、武平、平阴、日庚、单佑。当然，就燕国之疆域而言，其地方行政单位的数量远远不止此数，但因资料欠缺，其他地名目前无考。
战国时期各国设置的郡县，文献史料多有缺漏，有关燕国地名的记载数量很少，更是难窥其详。本文根据考古出土的战国时期燕国文物上的铭文补充了二十多个地名，或可稍补这方面的缺佚，同时也为研究战国至秦汉时期的地名沿革和郡县制变化提供参考资料。事实上，战国时期燕国的地名绝大多数都为秦汉郡县所继承，并为秦汉出土文物所证实，如天津市宝坻县秦城遗址出土的秦代“泉州丞印”印范，再如西安市相家巷出土的带有“徐无丞印”字样的秦代封泥，二者表明《汉志》中泉州和徐无等县的设置都可以提前至战国时期。此外，《汉书·地理志》中燕地的郡县名称在战国时期也多已出现，且名称并未改变，如文安、涿、柳城、方城、襄平、安平、渔阳、泉州、洵城、容城、徐无、鄣、下落、安次等等，这些过去均被认为是汉代所设置的县，现在都可以上推至战国时期，由此可补史料之缺憾。那些地望不详的燕国地名，在《汉书·地理志》中亦不见记载，估计应该是被裁撤省并了。超级秘书网
据文献记载，战国时期燕国地方一级行政设置应为“县”。比如《战国策·秦策五》：“赵攻燕，得上谷三十六县，与秦什一。”但是，从考古出土文物等实物材料来看，燕国的地方行政设置并不称“县”，而是称“都”，“都”就相当于县一级行政单位。例如前述战国时期燕系官印中大量存在有“都”字的官印，就是明显的证据；出土的燕国器物上的陶文和青铜器铭文中地名后多有“都”字也是实证，如陶文“容城都口左”、“余无都瑞”、兵器铭文“泉州都”等等。三者互证，说明战国时期燕国地方行政单位的名称应为“都”，而非“县”。此说可纠文献记载之误。
文物考古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传世 文献 中有关燕囤地名的记载很少，难窥其全貌；但是考古出土的战国时期燕国文物中涉及地名的资料不少，因而为研究燕国地名提供了重要史料，本文主要利用考古文物资料，结合文献，考证战国时期燕国的相关地名，以补史书之缺佚。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普遍在边境地区设置“郡”，国都附近内地则设置“县”或相当于县一级的地方行政机构。清代以来，许多学者致力于战国至秦代的郡县制度研究，但是由于他们主要依据《史记》、《汉书》、《战国策》、《国语》以及古本《竹书纪年》等传世文献，而这些文献中有关战国时期各国设置郡县的记载既零碎又稀少，不足以了解各国郡县设置之详情，因此多年来对主要问题的研究进展不大。如钱穆的《史记地名考》，涉及燕国地名寥寥无几；缪文远先生考证出的战国燕国郡邑名称仅有25个，相对当时其他诸侯国来说，同样数量较少。然而近年来，考古出土的战国文物中涉及这一时期各诸侯国地理的资料较多，如战国时期的兵器、钱币、陶文、铜器铭文等等都有这方面内容；特别是战国古文字研究的进展，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有关战国时期各国设置郡县的确切例证，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文献史料的不足，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本文拟根据考古出土的战国时期燕国文物，主要是兵器、玺印、陶文和铜器铭文等文字资料，来稽考燕国地名，兼论燕国政区设置的相关内容。
考证如下：
文安：庄新兴主编的《战国玺印分域编》有战国时期燕国官印“文安都司徒”。文安，地名，战国时为燕境。此印表明燕国曾置文安都，西汉因之置县。《汉书·地理志》载，文安县属渤海郡。高明先生言：“故城在今河北文安县东北柳河镇，古城遗址仍在。”
涿：庄新兴主编的《战国玺印分域编》收录战国时期燕国官印“涿都司徒”。印文中之“涿”地，战国时期属燕。《韩非子·有度篇》：“燕襄王以河为境，以蓟为国，袭涿、方城，残齐，平中山。”即燕有涿地。西汉时期置涿县，《汉书·地理志》载，涿县属涿郡；注引应劭曰：“涿水出上谷涿鹿县。”
方城：罗福颐主编《古玺汇编》第0016号有战国时期燕国官印“方城都司徒”。先秦时期，方城不仅一地。如《左传·僖公四年》：“楚方城以为城”；《史记·秦本纪》：“齐、魏、韩共攻楚方城”；此乃楚之方城，应与此印无关。从此印风格可以判之，此方城为燕之方城。前述《韩非子·有度篇》：“燕……袭……方城”；又《史记-燕世家》：“王僖十二年，赵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燕之方城，西汉时期为广阳国属县。《正义》引《括地志》云：“方城故城在幽州国安县南十七里”，即今河北省固安县南。
柳城：1979年辽宁省朝阳市南25里大凌河东岸十二台营子村的战国墓遗址出土两件陶罐，肩部均戳印“酉城都王氏玺”。燕国有酉城，陶文“酉城都”表明，此地曾为燕国都邑。有学者认为，燕国酉城当为汉代辽西郡柳城的前身，酉、柳音近；又袁台子村有一处古代遗址，有大量战国至汉代墓葬出土，或可为证。《汉书·地理志》载，辽西郡西部都尉治柳城，或即建于战国时期燕国酉城旧址之上。
夏屋：罗福颐主编的《古玺汇编》第0015号有战国时期燕国官印“夏屋都司徒”。《史记·赵世家》载：“赵襄子未除服，北登夏屋，诱代王。”《集解》徐广日：“山在广武。”《正义》引《括地志》云：“夏屋山在代州雁门县东北三十五里，与句注山相接，盖北方之险，所以分别内外也。”按赵诱代王，夺地置代县，其地在今河北蔚县东北，与战国时期燕国上谷郡相近。夏屋在代县北，战国时期或属燕地，也在情理之中。
洵城：罗福颐主编的《古玺汇编》战国时期燕系玺印中有“洵城都司徒”，另曹锦炎《古代玺印》载战国时期燕系古玺有“洵城都丞”。洵，水名，源出今天津市蓟县北，西南流经北京市平谷县南，折向东南，经河北三河县东，至天津市宝坻县东北注入蓟运河。战国时期燕国有洵城，唐武德二年建置临洵县，其地在今河北省三河县东。
容城：战国时期燕系玺印有“容城都口左”。又1984年河南新郑市郑韩故城出土的战国时期陶盆有“容成”戳印文。容成，地名，《汉书-地理志》载涿郡属县有容城，其故地在今河北省容成县北十五里城子村。
徐无：高明主编的《古陶文汇编》有战国时期燕系陶文“余无都瑞”。“余”“徐”音形相近，余无即徐无，地名。据《汉书·地理志》载，右北平郡属县徐无县，“莽日北顺亭”。其故址在今河北省遵化县东部。
狗泽：20世纪80年代，在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四道湾子距燕长城13公里一处遗址中采集的陶片上发现“狗泽都”印文，极为罕见。狗泽都地望无考，或许该陶片出土之处即为狗泽都遗址，亦未可知。
泉州：
鄚：1965年河北任丘古州分洪道出土战国燕系“莫”戈。“莫”即“鄚”，地名。《史记·扁鹊列传》集解：“鄚，县名，今属河间。”又《史记·赵世家》：“惠文王五年，与燕鄣、易。”集解引徐广日：“皆属涿郡，鄚，音莫。”《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三：“汉鄣县在任丘县北三十里鄚州城”，即今河北任丘市北35里鄚州镇。
渔阳：战国时期燕国早期兵器有“鱼阳铍”，上有铭文“王立子鱼阳卯，右军工师司马命治得执剂”，上海博物馆藏。《汉书·地理志》载，渔阳郡，“秦置”，郡治渔阳。由此铍铭文可知，渔阳之得名较秦更早，战国时期燕国已有渔阳郡。
此外，在传世战国燕系古玺中，尚有一批“都”字古玺，如“平阴都司徒”、“平阴都皇”、“日庚都萃车马”、“单佑都市玺”、“庚都右司马”、“徙都丞”、“闵阳都皇”等，以及山东邹城文管局旧藏“枝堙都右司马信玺”。这些地名都是燕国的地方一级行政单位，可惜地望无考。又战国时期燕国青铜器有武平钟，铭文“武坪(平)君器”。武平，地名，具体地望无考。武平君为燕国失载封君， 文献 无考。
战国时期，燕国的疆域大致包括河北省东部和北部，辽宁省南部及内蒙古南境。但传世文献记载的战国燕地名较少，目前依据文献资料可考者仅有“涿、方城、鄚、易”等不多的几个。上文已述，根据考古出土的战国时期燕国的古玺、青铜器、陶文等等文物材料及其铭文考证，目前可确知的燕国地名，具体地望可考者十七个：文安、涿、柳城、方城、夏屋、襄平、安平、阳安、狗泽、渔阳、泉州、洵城、容城、徐无、鄚、下落、安次；地望不详者六个：闵阳、枝堙、武平、平阴、日庚、单佑。当然，就燕国之疆域而言，其地方行政单位的数量远远不止此数，但因资料欠缺，其他地名目前无考。
战国时期各国设置的郡县，文献史料多有缺漏，有关燕国地名的记载数量很少，更是难窥其详。本文根据考古出土的战国时期燕国文物上的铭文补充了二十多个地名，或可稍补这方面的缺佚，同时也为研究战国至秦汉时期的地名沿革和郡县制变化提供 参考 资料。事实上，战国时期燕国的地名绝大多数都为秦汉郡县所继承，并为秦汉出土文物所证实，如天津市宝坻县秦城遗址出土的秦代“泉州丞印”印范，再如西安市相家巷出土的带有“徐无丞印”字样的秦代封泥，二者表明《汉志》中泉州和徐无等县的设置都可以提前至战国时期。此外，《汉书·地理志》中燕地的郡县名称在战国时期也多已出现，且名称并未改变，如文安、涿、柳城、方城、襄平、安平、渔阳、泉州、洵城、容城、徐无、鄣、下落、安次等等，这些过去均被认为是汉代所设置的县，现在都可以上推至战国时期，由此可补史料之缺憾。那些地望不详的燕国地名，在《汉书·地理志》中亦不见记载，估计应该是被裁撤省并了。
据文献记载，战国时期燕国地方一级行政设置应为“县”。比如《战国策·秦策五》：“赵攻燕，得上谷三十六县，与秦什一。”但是，从考古出土文物等实物材料来看，燕国的地方行政设置并不称“县”，而是称“都”，“都”就相当于县一级行政单位。例如前述战国时期燕系官印中大量存在有“都”字的官印，就是明显的证据；出土的燕国器物上的陶文和青铜器铭文中地名后多有“都”字也是实证，如陶文“容城都口左”、“余无都瑞”、兵器铭文“泉州都”等等。三者互证，说明战国时期燕国地方行政单位的名称应为“都”，而非“县”。此说可纠文献记载之误。
文物考古范文第3篇
党中央和国务院历来十分重视文物考古工作，早在50年代后期就确定了“重点保护、重点发掘，既对基本建设有利，又对文物保护有利”的方针。改革开放以来，更明确地提出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和“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考古工作方针和原则，为我国文物考古事业提供了正确的指导思想，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吉林省作为边疆近海省，是我国多民族聚集区之一。东南部邻近朝鲜、俄罗斯，是环太平洋文化圈的有机组成部分；西部松辽平原是欧亚草原文化分布的最东端。中部第二松花江流域，是长白山向西部平原的过渡地带。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地貌形态，吉林省的考古学遗存不仅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特点，也使得考古学研究带有强烈的民族性、边疆性，历来为东北亚各国所关注，是我国边疆考古的重要环节之一。
吉林省考古事业发展的春天，是随着文物考古队伍的形成、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建立而迎来的。
1950年，以裴文中先生为领队的东北考古调查团对西团山遗址的发掘是吉林省境内所进行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科学发掘工作，由此揭开了新中国考古发掘工作的序篇。20世纪50年代末期，吉林省博物馆内开始设立考古学专业研究机构，1964年省博物馆下设考古队。1978年，吉林省文物局正式成立吉林省文物考古工作队。1983年11月3日，省文物工作队和省考古研究室合并建成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负责吉林省境内的文物保护和考古学研究工作。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成立，进一步推动了吉林省文物考古事业的蓬勃发展。目前，全所编制64人，在岗职工70余人。现有研究馆员7人，副研究馆员11人。具有博士学位1人，在读博士生3人，硕士研究生9人，在读硕士研究生3人，其中具备国家文物局颁发的田野考古领队资格的业务人员10人。业务人员所学专业涵盖了考古学、历史学、文献学、科技考古等方面。
25年来，在国家文物局的大力支持下，在吉林省文化厅、吉林省文物局的指导下，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考古学研究和大遗址保护等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绩。
一、考古学研究工作
25年来，吉林省考古学研究工作大体可分为两个重要发展阶段：
1983～1997年，通过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基本摸清了吉林省考古遗存的分布情况，并通过对重点遗址的复查、试掘和正式考古发掘，初步建立了吉林省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为吉林省考古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次文物普查工作将省内文物遗存的数量由1023处扩展到6015处，并征集、采集了大量的文物标本，编写全省各市、县文物志48部，成为我国第一个将辖区内全部市县编撰完成文物志省份。编辑出版了《吉林省志・文物卷》和《中国文物地图集・吉林分册》。这项浩大工程的实施与完成，使我们对吉林省境内不同时期遗存的分布特点、遗址规模和不同文化的概貌有了基本的了解，为吉林省境内的文物遗存的保护与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91～1996年，在苏秉琦先生区系类型理论的指导下，吉林省开始深化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及两汉时期遗存的编年分期和专题研究。这一时期，发掘了吉林市帽儿山、和龙兴城、长岭腰井子、镇赉黄家围子、东丰西断梁山等重要遗址，结合普查所获取的资料，初步建立起吉林省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框架与编年。
1997年至今，考古所考古工作进一步蓬勃发展，将吉林省文物考古工作推向新的高潮，并取得了为东北亚地区学术界所瞩目的重要学术成果。围绕着高句丽文化起源、夫余王城探索、高句丽山城、渤海都城研究、金代城址研究而进行的万发拨子、揽头窝堡、汉书、干沟子墓群、六道沟铜矿址、西古城、八连城、敦化六顶山、龙头山墓地、二龙湖、东团山、丸都山城、塔虎城等的发掘，收获斐然。夫余考古、高句丽考古、渤海考古、金代城址研究体系逐渐形成。
2003年以来，伴随着高句丽遗迹和渤海遗迹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吉林省的文物考古工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国内城》、《丸都山城》、《集安高句丽王陵》3部考古专题报告的出版，不仅为高句丽考古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也使得我国高句丽遗存的基础研究在东北亚地区处于领先地位。2006年，《集安高句丽王陵》获得国家文物局“全国十佳文博图书奖”，2007年，《国内城》、《丸都山城》、《集安高句丽王陵》获得吉林省社会科学著作类一等奖。这3部考古学专题报告与已出版的《1997年吉林集安洞沟古墓群测绘报告》、即将出版的《吉林省集安高句丽贵族墓葬考古发掘报告集》、目前已完成基础工作的《鸭绿江右岸云峰水库淹没区高句丽墓葬调查发掘报告》、《中国出土壁画全集・吉林卷》将形成高句丽遗存研究的系列专题报告，加之目前正在进行的五项高句丽时期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发掘成果，预期在3~4年内我省出版的高句丽考古专题报告可达10部左右。渤海遗存考古发掘最新成果，以《西古城》报告出版为先导，敦化六顶山墓地、和龙龙头山墓地、珲春八连城遗址的专题发掘报告，将在3年内向社会公布学术成果，形成吉林省渤海遗存系列报告集。这些重要的学术成果，必将极大地推动东北亚地区渤海遗存研究。
近年来，为锻炼队伍，更好的向兄弟省学习，考古研究所积极组织业务人员参加国家大型工程项目的考古发掘工作。1999~2006年，承担了三峡库区国家A级发掘项目“重庆云阳旧县坪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出土了“汉巴郡忍令广汉景云碑”等一批重要文物，通过对县城四至、衙署和功能分区的认定，确认旧县坪遗址为汉－六朝时期的忍县城。2006~2007年，该所承担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京石段――河北省正定县“永安遗址”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湖北省十堰市“方滩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方滩遗址内发现的早商遗存，为该区域早商文化研究提供了一批重要的考古学资料。
25年来，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共发表各类考古报告、学术论文400余篇，出版各类专著30余部。
1999年“吉林通化万发拨子遗址发掘”荣获1996~1998年度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三等奖，被评为1999年中国考古十大新发现。2002年“吉林和龙西古城发掘”荣获2002年中国考古十大新发现。2007年“吉林云峰库区古墓群考古发掘”荣获2006~2007年度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三等奖。
为深化考古学研究，考古研究所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建所以来，与日、朝、韩等国国际间学术交流逾百次，自1983年开始出版《历史与考古信息・东北亚》，已出版48期，约960万字。信息主要以朝、韩、日、俄、美、英等关于东北亚地区学术研究论文为主，同时发表部分对相关国家学术研究概述类的文章。
二、文物保护工作
大遗址的保护与展示是考古学研究成果服务公众、服务社会的最佳途径之一。2002年以来，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省文化厅、省文物局的领导下积极参与吉林省境内高句丽、渤海遗存的大遗址保护工作，在考古调查与发掘、遗址勘测、编写大遗址保护规划等前期工作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取得丰硕的成果。
2000~2008年，吉林省陆续启动集安“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高句丽二期环境整治工程、高句丽时期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中，以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为核心的全省考古工作者在极短的时间内出色地完成了“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申报文本编写工作，调查发掘高句丽王陵12座、高句丽王城2座、高句丽贵族墓葬26座，发掘面积近两万平方米。编写出版《国内城》、《丸都山城》、《高句丽王陵》等3部考古专题发掘报告。考古研究所主要业务人员参与了遗址勘测、编写大遗址保护规划、制定文物本体维修方案、文物本体维修管理、工程验收、陪同联科文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委派的考察专家等多项工作。2004年，“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项目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由于在申报工作中的突出表现，2004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被吉林省人民政府授予集体一等功，另有8位同志立功受奖。其中，一等功1人、二等功2人、三等功5人。高句丽二期环境整治工程和高句丽时期全国重点文物保护项目启动后，省考古所的业务人员成为高句丽保护办技术组的核心力量，在5项高句丽时期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调查发掘中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果，全面提升了吉林省乃至我国在高句丽山城研究方面的学术水平，为高句丽遗存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近年来，各遗产所在地政府对高句丽遗存的大遗址保护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以发掘和研究成果为依托，努力为各地大遗址保护工作献计献策，积极参与相关大遗址的保护工作。在通化万发拨子、柳河罗通山城、辉南辉发城等遗址的编写遗址保护总体规划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使考古学研究成果服务公众、服务社会这一理念得到充分体现。
2004年，吉林省启动渤海重要遗址保护项目。为了全面了解6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内涵、年代、遗址总体布局、确定展示目标，为《遗址总体保护规划》和《文物本体维修方案》的编写提供充分依据。自2005年起，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始对敦化六顶山、和龙西古城、和龙龙头山墓地、珲春八连城、临江宝山―六道沟冶铜址、长白灵光塔等6处遗址进行全面勘测、调查与发掘。发掘工作历时3年，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果。在渤海都城址研究、渤海王室贵族墓丧葬习俗研究、渤海至金代采矿工艺、方法等方面均突破以往的学术认识，使我们对渤海遗存研究的总体格局发生了巨大转变。这一最新的研究成果，为遗址的保护范围，建控地带的划分，展示目标的确认，文物本体维修方案的制定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
为了全面提升吉林省的文物保护水平，近年来，考古研究所注重引进相关学科的专业人才。先后开展了冶金考古、体质人类学、动物考古、文物腐蚀与保护、石器微痕等多方面研究。在高句丽、渤海锻造工艺研究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合作，应用数码照相和计算机制图相结合的方法，对云峰水库淹没区高句丽时期中、小型积石墓的绘制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25年来，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每一次的进步和发展，取得的每一份成绩和收获，都与国家文物局、省文化厅、省文物局的正确领导密不可分，都是对所里每一位同志忘我工作和辛劳付出的真实回报，其中也蕴含着各兄弟单位、各市县文化（文物）局、全省所有文物工作者的无私帮助和大力支持”，考古研究所所长金旭东说，“同时，我们今天要更加铭记以王健群先生为所长的第一届领导班子、以方起东先生为所长的第二届领导班子、以王玫同志为所长的第三届领导班子为今天省考古研究所的发展与腾飞所付出的艰辛努力。我们更不应该忘记在东北亚学术界具有广泛影响的我所王健群、方起东、李健才、李殿福、姜鹏、陈相伟、刘振华、李云铎、王侠等老一辈的专家学者为我省高句丽、渤海及新旧石器等相关领域研究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文物考古范文第4篇
随着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的不断提升,我国文物保护工作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田野考古发掘作为文物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不断提升其文物保护技术水平,才能确保田野考古发掘工作顺利进行。作为一门综合性专业知识,文物保护技术包含文物制作、保护以及与防治有关的科学技术、材料性能、操作工艺和各种勘察、检测等。在保存过程中,文物往往受到多种因素的损坏,总体分为两类:一类是人为损坏。如古建筑、石窟寺等因维修不当或拆除无法恢复原有面貌,铜铁器、书画等由于保护力度不足产生破损等情况;二类是自然因素损坏文物,如风、雨等。自上个世纪初,田野考古学提出后,我国田野考古发掘工作就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最初田野考古主要是对地面遗迹、遗物进行勘察,并遵循地图展开调查,必要时,可依据调查结果,进行地图测绘,将其作为记录文件。随后,田野考古工作的中心开始转移,主要以发掘为主,并进行调查对象与范围的不断扩展,选用的方式也愈加完善。文物保护技术作为田野考古发掘工作的重要内容,只有提高其技术水平,才能确保田野考古发掘工作的顺利进行。
2田野考古发掘中文物保护技术分析
作为田野考古最重要及最常见的方式,在对田野发掘前,必须严格遵循发掘目的并和有关工作人员进行技术路线的设计,确保文物的安全性遗址发掘与墓葬发掘是田野发掘最常见的两种类型。“探方”法是遗址发掘的具体方式,也就是将发掘区进行多个相同正方格的划分,根据不同因素进行探方内文化层的设置,一般按照土质、土色及结构进行划分。发掘时必须遵循相应的顺序,如由上到下等。遵循由晚到早的原则对探方内每层下出土的遗迹,如灰坑、房基、道路等进行一个个的清理。发掘时应收集出土文物,如石器、骨器、陶器等。在发掘墓葬时,必须先对墓葬埋葬的土层进行确定,并对其形制、结构进行确定,随后将墓具、尸骨与随葬品进行清理。通过地层学与类型学方式的利用,可以确保田野考古发掘室内整理工作的顺序开展。首先选用合理的文物保护方式,分类、修复及统计获取的文物,可以通过相关文物保护技术,加大修复力度,并对文物年代、信息进行确定。在选用文物保护技术对田野考古发掘文物进行保护时,应重视修复技术的应用。在砖石结构田野考古发掘工作中,如出现整体歪闪现象,可以先进行定点、定期观测,如加固后已经稳定,就可以不再进行地基加固。当墙体出现裂缝等问题时,其保护方式可选用加箍、灌浆,并剔补砌体残缺位置,当不能进行剔补处理时可拆除局部或全部,并根据原貌进行重新刷砌。选用新材料与新技术进行文物修复工作,可以不对文物历史价值进行损坏,如文物的造型、材质、色泽及强度等,并具有可逆性等。本文主要以上蔡县积石积沙楚墓为例进行分析。郭庄楚墓在上蔡县大路李乡郭庄村,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蔡国故城距离3公里。作为西周时期一个重要的诸侯国,蔡国是周武王灭商后,叔度建立了蔡国。
因蔡国与楚国相邻,在被楚国吞并后,在这里中原文化和楚文化相互融合,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本文所介绍的郭庄楚墓,为战国贵族墓。在国家文物局的批准下,在省、市、县级文物部门的相互配合下,开始考古发掘郭庄楚墓。墓葬发掘分为两个,为1号墓和2号墓,两墓南北并列,墓向朝东。墓葬形制均呈土圹“甲”字形,墓上由夯筑封冢。主墓为1号墓,居位于南部,是一座大型积石积沙墓,地面残存封土厚2m,墓室口部东西长25m、南北宽17m、深约18m,墓壁接近垂直,在四角各有一条阶梯状的通道,形制十分特殊。墓室上部填7m左右厚的夯土,下部填厚度超过10m的纯净细沙,积沙之厚国内罕见。棺椁埋在积沙中,已朽成灰痕,并有塌陷现象。作为一座大型土坑墓,位于北部的2号墓位和1号墓的形状较为一致,封土厚4m左右。墓室东西长16.5m、南北宽11m、深约11m,填夯土。该墓与1号墓有一定的组合关系,为夫妇合葬墓。在地下环境中,文物经过长期腐化,逐渐与地下埋藏环境建立了一种平衡体系。地下埋藏环境基本上是一个大的缓冲体系,其明显的特征就是温度、湿度变化缓慢。地下环境中,在没有地震或其它地质变化的前提下,文物整体则具有较为稳定的物理性能,张力变化与体积变化并不明显。地下文物的化学性能与物理性相比具有较低的稳定性。地下文物内部因地下水和文物中涵盖的可溶性盐类相结合,将出现渗透、溶解、蒸发及结晶等现象,这种情况下将对文物造成极大的影响。地下埋藏的金属文物也会被慢慢地矿化,其原有的金属性能将逐渐消失,如因青铜器矿化将出现整体脆弱、易断等情况。通过对郭庄楚墓的发掘,为加大文物保护的力度,必须重视各种文物保护技术的选用。
文物考古范文第5篇
1926年2月5日，一位年轻学者告别除夕氛围中的京城，与著名考古学家袁复礼一起赶赴山西。这个年轻人，正是后来被称为“中国考古学之父”的李济。随后，他们经太原、介休，沿汾河南下，几经周折来到中条山下的西阴村，开始了第一次由中国学者主持进行的田野考古发掘。
李济认为，包括瑞典人安特生在内的许多考古专家，都在研究中国中原地区的文明，所以，中国考古学者必须迎面赶上。在谈到为什么要选择中条山来进行考古发掘时，李济表示：“只有这里最符合我们的选择条件……”
夏县西阴村
世界最古老的蚕茧出土
西阴村，是山西夏县尉郭乡一座不知名的小村庄，面向青龙河，背靠中条山，是难得的风水宝地。原住民们在这里安静地生活了数百年。
平静在1926年的秋天被打破。这一天，村民们看见村里来了好多人，这些人手里拿着各式各样的挖掘工具和测量仪器，嘴里还不断发出惊叹声。大家很诧异，忙去问领头的那个被称为“李教授”的人。李教授告诉村民，他们是考古队，准备在这里进行一次考古发掘。
慢慢地，世居此地的村民们认识到，这位李先生很有文化，能挖出地下的宝贝。但他们不知道的是：这位名叫李济的教授，在西阴村灰土岭铲下的这锹土，是中国考古学崛起的象征，而这次在西阴村的考古发掘，也是第一次由中国学者主持进行的田野考古发掘。
经过一个半月辛苦和紧张的挖掘，考古队认定：西阴村内有庞大的新石器时代彩陶文化遗址。大量文物也相继出土：釜、灶、夹砂罐、尖底瓶、直口或敛口钵、敛口瓮、缸、彩陶罐……
后来，李济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当我们穿过西阴村后，一大块到处都是史前陶片的场所出现在眼前。第一个看到它的是袁先生。这个遗址占了好几亩地，比我们在交头河发现的遗址要大得多，陶片也略有不同。他们随手采集了86片，其中14片是带彩的……”
这次考察，李济险些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劳累使他患上斑疹伤寒，沉疴不起，几经周折才捡回一条性命。不过，中条山并没有辜负李济的一片苦心——考古队在西阴村一堆残陶片和泥土中，发现了一颗花生壳似的黑褐色物体，后来发现，这其实是一颗被割掉了一半的丝质茧壳，虽然已经部分腐蚀，但仍有光泽，具有明显的人工切割痕迹。
主持发掘的李济对此十分重视，围绕着半个蚕茧，他先后请清华大学生物学教授刘崇乐进行鉴定，初步断定其为桑蚕茧，切割面是由锐利的刀刃所为。并鉴定那半个蚕茧确是一种家蚕，因此证明：中国人在史前新石器时代就已懂得养蚕抽丝。
有关中条山西阴村考古发掘出土了半个蚕茧的新闻报道，轰动了世界，后人凭借此也推断出一系列地理学答案：在原始社会，华南、华东，华北地区原始森林繁茂，给野蚕提供了极好的生存环境，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后，原始人已开始取蛹为食，扯茧为丝。西阴村的茧壳之所以被切割，可能就是这个原因……
从下川到清凉寺
中国最大的“地下宝库”
李济主持的西阴村发掘，只是中条山考古的序幕而已。经过几十年的考古研究之后，中国学者们认为：中条山是中国最大的地下宝库，用“满山文物，遍地黄金”来形容毫不过分。
中条山脉中最庞大的，是旧石器时代的遗址。资料显示，目前在中条山的南北两麓，都发现了为数众多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其中以处于中条山腹地的垣曲盆地最为突出，这里是山西乃至全国旧石器时代遗址分布最密集的地区之一。
位于中条山余脉历山脚下的下川遗址群，就是其中的代表。1970年，沁水县干部组织一次活动，进入中条山采集植物标本，在偶然的一次挖掘中，却发现这里的地下埋着一些石刀，而且越挖越多。当地干部震惊了，立即向山西考古研究所反应……经过专家发掘，一个庞大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出现了：下川地区方圆30公里范围内，密集分布着大量距今2.4万至1.6万年的遗址，出土的石器中，加工精致的细石器世间罕见，不仅有刀、锯、短剑，还有弓箭、标枪等投射武器……
即使在距今5000～4000年的龙山时代，大量当时的聚落和墓地也在中条山被发现。位于南麓的芮城清凉寺，就是这一时期的重要考古见证。
关于清凉寺遗址，也有一段机缘巧合的故事：20世纪70年代，有人在取土建房时挖出了一些石器和玉器，不过并没有引起重视，十多年后，又有人在该处土石作业，再次发现了大量的玉器，大家终于回过神来，这个庞大的遗址才重见天日——考古队共在此发掘出350余座墓葬，随葬品以精美的钺、多孔刀、璧等玉石器为主。同时，墓葬中还普遍发现殉人：有的殉人从姿势上看应该是被活埋；有的则被放置在墓主脚边，摆成跪姿，十分野蛮与残忍。当地围观村民纷纷感叹：我们原来睡在墓地旁边啊……
鉴于中条山在研究中国文明起源中的重要地位，国家博物馆等机构于2003～2006年，在其北麓地区展开了“晋西南聚落考古与早期国家与文明起源研究”，发现或重新确认了很多重要遗址，并选择绛县周家庄遗址进行了勘探和发掘——这处遗址壕内面积达300余万平方米，规模之大全国罕见。
中国社科院教授，二里头考古队队长许宏感叹：周家庄遗址和被推测为“尧都平阳”的襄汾陶寺文化城址，相隔约40公里，规模都堪称“巨无霸级”，它们一据涑水，一傍汾河，两河都是黄河支流；一靠中条山，一望塔儿山，两山属同一个地质构造带和成矿带，几乎就是中原文明的合订本……
文明起伏
商人东迁与太行崛起
尽管拥有如此庞大的文明体系，但也有学者通过研究遗址和出土文物，得出了一个令人感慨的答案：中条山文明在历史长河中，也经历过许多起伏，甚至断代过许多年。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从调查来看，商人东迁以及太行山文明的崛起是最主要的原因。
中条山的地理位置，对于商人而言是翦灭夏朝的关键，也是富强繁荣的基本。商人伐桀灭夏的战争，就是在中条山两麓同时取得胜利而成功的：他们控制中条山南麓的洛阳盆地，意味着“枭夏首级”；控制北麓的运城盆地，意味着“绝夏根基”。
在商朝建立之初，统治者对中条山的重视也足以证明以上推测：目前发现的商代城址中有将近50%集中在中条山两麓，位置多钳制着沟通晋豫的交通要道。1990年，当地人在中条山南麓的平陆前庄修路时，一锄头下去就挖出一批重要的商代早期铜器，其中1件铜方鼎通高达82厘米，是在都城遗址以外发现的商代早期最大的铜方鼎，专家推断属于王室重器，这也显示了中条山在商代早期的重要地位。
成也商人，败也商人。中条山文明因商人崛起，也因商人进入第一个低谷。研究考证，商代晚期，中条山被统治者忽视，东下冯、垣曲等重要城址，都在这一时期遭到废弃。随后，商代都城由中条山地区东迁至河南安阳，那之后在商帝国眼中，晋东南的重要性超过了晋西南，太行山的重要性也超过了中条山。
